簡介
知堂書信作者：周作人。素麵朝天的集子，她淡藍色的封面上除卻列印書名、著者、編者和出版社之外，一幅並不美觀的夜航船占據大半位置，似乎訴說著主人的樸素和低調。首篇《山中雜信》娓娓道來，不飾繁華而風軌自遠，大巧若拙而意韻悠長，仿佛天籟灌耳，又似禪家棒喝。
名人點評
相見一笑泯恩仇
筆者先前曾讀過一篇文章，說假如周氏兄弟健在，當會“相見一笑泯恩仇”。不過，竊以為以魯迅“決絕”的性格和精神（更不必說他會想像到周作人後來的“下水”），這委實是一個難字。那么，反過來說，周作人則會如何呢？此後讀華夏出版社１９９４年出版的《知堂書信》，見編者在“前言”中說明：“（其中）有幾篇書信含有對魯迅、許廣平、郭沫若等人的攻擊言論，本書均予刪殳”。粗讀時為之甚感可惜，然讀畢全書，才懷疑那“均予”兩字似是“均未”的誤植，因為周作人對乃兄的“攻擊”，可見書中其致江紹原、曹聚仁、鮑耀明等先生的信函，如稱魯迅“精神異常”、“思路之紛亂”、“普羅首領”以及“近又聞將刊行情書集，則幾乎喪失理性矣”等等（所謂“情書集”，即指《兩地書》），而所謂“幾乎喪失理性”，不久之後他又在《書信》的序中借了兼好法師的話說“人們活過了四十歲，便將忘記自己的老醜，想在人群中胡混，私慾益深，人情物理都不復了解”，雖然這也是用來自嘲的。
以翻譯為煮字生涯的年代
周作人後來在相對平靜、以翻譯為煮字生涯的年代，對魯迅的怨恨並未隨時間的消逝而消解，這可見之於他曾是那樣地熱讀和稱道曹聚仁的《魯迅評傳》。這部傳記，有先生曾稱：“解放後最好的一部魯迅傳，是曹聚仁的《魯迅評傳》，可惜不是在大陸寫的，是在香港寫的，也是在香港出版的，直到九十年代才在大陸出版。”曹著《魯迅評傳》，時下大陸已有新版了，當年的出版者以及如今的眾多看客都稱道它是所有魯迅傳記中“最具個性”的一部，且在同類著作中“有無法企及之廣度和深度”，這倒令人想起當年聶紺弩見曹編《魯迅》新書廣告時的表情：聶先生“發出一種會心的微笑：‘曹先生又在那裡演他的拿手好戲了！’”原來，逸興遄飛，“聽濤軒”中“一把并州快剪刀”，曹先生“編這種書他已是斫輪老手”，而這本《評傳》，讀上去也頗有“編”的味道，至於它讓周作人看好的理由，恐怕是其中評述傳主的思想“根本是虛無”，知堂先生與曹先生遂引為同調。是書，曹先生還以為魯迅為“同路人”，不把魯迅視為神而視之為人，這是甚好的寫作姿態。不過，識人不易，何況魯迅夫子沉潛莫測，一不小心，則會有盲人摸象之虞。這又譬如曹先生自己，自識為虛無主義、個人主義，實則一熱誠愛國的書生，當年的聶先生不免看人走眼，以為“觀人於微，他今天的‘呢呢喃喃’，我們早在他自比烏鴉的時候就看出了”，如今思來，那是凱歌行進中詩人們擁抱太陽、歌頌戰士而一面倒，其為“歌德派”，於是疾首“烏鴉”的聒噪，並誓死捍守魯迅的精神，於是不免大張撻伐於曹先生，遂有聶先生名篇的《論烏鴉》、《從陶潛說到蔡邕》、《關於知識分子》、《天地鬼神及其它》等，以及討伐之作的《從沈從文筆下看魯迅》、《魯迅的褊狹與向培良的大度》等。
一瞑之後言行兩亡
正是當年魯迅的警覺，所謂“一瞑之後，言行兩亡，於是是非蜂起”，曹先生不甘束手被罵，亟言在魯迅研究界，“聶紺弩、王士菁、鄭學稼顛倒黑白，亂說一陣”（其實這幾位不能相提並論，如鄭著《魯迅正傳》，妙處是在張揚傳主的所謂“二重人格”）。後來曹先生評判雜文作家，不無幽怨地說：“那些提倡魯迅風的，就沒有一個懂得從容不迫的氣度，尤其是《野草》半月刊那一群人，幾乎可以說是非魯迅風的”，其中“尤其如聶紺弩、秦似的雜文，一味叫囂，一種粗獷的氣息，內容實在貧乏得很，簡直沒有一點魯迅的風韻”，而“依草附木，借魯迅以自重的那一群人之中，黃蘆白葦，一望無餘，比較有成就倒還是孫伏園和許壽裳”。（見曹聚仁：《文壇五十年》）卻說曹著《魯迅評傳》得到周作人的讚賞，曹、周遂為知交，兩人書信中便有提及魯迅言動“做作”、喜“唱高調”等（如“必讀書”問題），周作人甚至嘲笑上海虹口公園魯迅墓前的塑像，以為那是對死者“最大的侮弄”，且調笑死者“紙糊高冠”、“頭戴紙冠之形象”等，這些話，其實原來是高長虹“攻擊”魯迅的語言，當時魯迅索性用了“楮冠”和“楮冠病叟”的筆名，而當時周作人和高長虹也交過手，高長虹因與魯迅反目，筆鋒連帶到周作人身上：“魯迅去年不過四十五歲，豈明也大抵在四十上下，如自謂老人，是精神的墮落”，又譏罵周作人也有“酋長思想”、“自謂老人而無老人的寬大，乃有婢妾之嫉妒”、“空談寬容而實不能實行寬容”、“空談民主而實沒有看見過人類的痛苦”、“裝名士之醜臉，吐詼諧之笑話”等。當時周作人揣度自己被罵的原因，以為“高長虹是什麼人，我不很知道，因為我只見過他一次，通過三五次信，但是他罵我的原因我是明白的，就是因為我沒有恭維他”，於是，他頗為大度也不屑地回敬道：“長虹先生的文章我大抵看見，但我並不想來回罵他，更何至於以醋呀，晉人呀，不先生呀，疑威將軍呀等的暗箭去罵他呢？”然而，想不到歷史的場景一變，他竟拾起當年論敵的余唾，去“攻擊”自己的亡兄了。
一點小小的筆誤
曹著《魯迅評傳》，公道地說，是有其長（如姜華先生在《文匯讀書周報》上的評價，是“把魯迅當作有血有肉的活人來描畫”等），亦有其短（即“編”的痕跡過重），而圍繞這部書的故事（所謂“書話”），乃有上述之一二。最後，提及曹著《評傳》，其中略有小疵，如書中說及馬珏，一說是馬衡的兒子，一說是女兒，都不對，應是馬幼漁的女兒。曹先生是報人出身，作文不免蕪雜，再如他的《雜文集》（三聯版）中，稱教育家戴伯韜是陶行知之子（《不除庭草齋夫陶行知》），顯系筆誤（上海版《聽濤室人物譚》訂正過來了），又說江亢虎（字紹銓）之弟為江紹原，二江，一個是江西人，一個是安徽人，這也是一點小小的筆誤。
看晚年周作人對現代名人的評論
謎一樣的人物
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周作人確實是個謎一樣的人物。早年他思想激進，提倡“思想革命”和“人的文學”；中年後，思想卻漸趨消沉，追求閒適，以寫“草木蟲魚”自娛；後來又“落水”附逆，淪為漢奸。這是謎。他曾與魯迅兄弟怡怡，後來卻失和反目，老死不相往來。這又是個謎。周作人作為新文化運動的一員主將，人們在評價他的文字時，往往以“平和沖淡”視之，但，就在這“平和沖淡”的文字背後，卻包含著許多他對現實與歷史的批判。只是他常能控制住自己的筆端，使之不過分張揚，所以不易為有些讀者所察覺，因此，給人以溫文爾雅，超然物外之感。
《日記與尺牘》
因為他的附逆，在解放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周作人研究”一直是個禁區，也因此，我對晚年周作人所知未詳。最近讀了黃開發先生編注的《知堂書信》，使我對晚年的他有了較多的了解。特別是該書收錄的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他寫給曹聚仁與鮑耀明的一批書信，不僅透露出他晚年生活的窘困，同時還對一些現代名人進行了評論。這，尤其令我感興趣。周作人曾在《日記與尺牘》一文里說：“日記和尺牘是文學中特別有趣的東西，因為比別的文章更鮮明的表出作者的個性。”由此，也可反映出知堂晚年的一些真實心境，這是在他的文章里所不易讀到的。
《魯迅評傳》
對於魯迅，知堂在1958年重讀了曹聚仁的《魯迅評傳》後，去信說：“魯迅評傳現在重讀一過，覺得很有興味，與一般的單調者不同，……雲其意見根本是虛無的，正是十分正確。因為尊著不當他是‘神’看待，所以能夠如此。”在同信中，他對上海的魯迅塑像發議論道：“死後隨人擺布，說是紀念其實有些實是戲弄，我從照片看見上海的墳頭所設塑像，那實在可以算作最大的侮辱，高坐在椅子上的人豈非即是頭戴紙冠之形像乎？” 1962年，他在看了鮑耀明寄來的林語堂文章後，回信道：“至說魯迅文人成分多，又說非給青年崇拜不可，看似不敬卻也是實在的。蓋說話捧人未免過火，若冷眼看人家缺點，往往談言微中。現在人之捧魯迅，在上海墓上新立造像，--我只在照相上看見，是在高高的台上，一人坐椅上，雖是尊崇他，其實也是在挖苦他的一個諷刺畫，即是他生前所說思想界的權威的紙糊高冠是也，恐九泉有知不免要苦笑的吧。”
《京報副刊》
1925年，《京報副刊》請當時的名人為青年開必讀書目，魯迅也在被請之列。然而，魯迅是不贊成為青年開必讀書目的。1966年，知堂與鮑耀明談起這件事時，說道：“‘必讀書’的魯迅答案實乃他的‘高調’--不必讀書--之一，說得不好聽一點，他好立異鳴高，故意的與別人拗一調。他另外有給朋友的兒子開的書目，卻是十分簡要的。胡適之提倡‘少談主義，多談問題’在‘每周評論’上展開討論過，那時反對的方面記得有李大釗，而他並不參加。後來說他曾反對胡適等有功，與李大釗並重，這也是追加的神話罷了。”
私塾教育
知堂與魯迅自小受著同樣的私塾教育，在魯迅的引導與幫助下又去南京讀書，再後來去日本留學，二人可謂其情怡怡，他前期所走的也幾乎是與魯迅一樣的人生道路。後來卻反目成仇，“互為參商”。應該說，他對魯迅的感情是很複雜的，他主張把魯迅不當“神”而當人看，應當是不錯的。但為了紀念魯迅而塑其像，也非不可以。而知堂對此卻幾乎至於嘲弄，這就顯得有些過火了！也許是私人間的信札往還，因此可以“放肆”地一談。
許廣平
而對許廣平的態度，他也充滿鄙視。1961年，他在給鮑耀明的信中就許廣平《魯迅回憶錄》一書評論道：“她系女師大學生，一直以師弟名義通信，不曾有過意見，其所以對我有不滿者殆因遷怒之故。內人因同情於前夫人（朱安）之故，對於某女士常有不敬之詞，出自舊家庭之故其如此看法亦屬難怪，但傳聞到了對方，則為大侮辱矣，其生氣也可以說是難怪也。來書評為婦人之見，可以說是能洞見此中癥結者也。”在給鮑的另一信中又說：“那篇批評許××的文章，不知見於什麼報，所說大抵是公平的。實在我沒有什麼得罪她的事情，只因內人好直言，而且幫助朱夫人，有些話是做第二夫人的人所不愛聽的，女人們的記仇恨也特別長久，所以得機會來發泄是無怪的。”另外，據舒蕪先生《周作人對魯迅的影射攻擊》一文所載，知堂在文章中對魯迅與許廣平的結合也多有譏諷，甚至還不點名地批評魯迅此舉為納妾。
周建人
對於周建人，他也似有頗多不滿，說：“內人之女弟乃我之弟婦，亦見遺棄（此系帝國主義分子之故），現依其子在京，其子以抗議故亦為其父所不承認……”信中所提“其子”系指周豐二，為周建人與羽太芳子所生。據周海嬰先生《魯迅與我七十年》一書的有關記載：周建人於1936年回北平為母祝壽，在八道灣，周豐二突然從內屋衝出手持軍刀，口稱為母親抱不平，向周建人砍去，被眾親友奮力奪下，因此周建人與王蘊如憤然回滬。該書還記載，在解放後，知堂還為羽太芳子捉刀寫訴狀，由周豐二出面狀告周建人“重婚”，後經法庭詳細調查，狀告理由不成立，同時法庭宣判周豐二與周建人脫離父子關係。由此二事稍可看出知堂對乃弟的不滿來。
《國難聲中懷知堂》
解放後，郭沫若的一些表現確為很多人所不齒，他勤走“南書房”，被有些人譏笑為“胡笳十八拍”。周作人在評論溥儀的《我的前半生》一書時順帶說道：“其實八股功夫頂好的自然要算郭老了。”而在另一封給鮑耀明的書信里，他說得更為露骨：“書（指趙聰的《五四文壇點滴》）中對於郭公表示不敬，此已漸成為一般的輿論，聽中學教員談起，現在大中學生中間有一句話，說北京有四大不要臉，其餘的不詳，但第一個就是他，第二則是老舍，道聽途說，聊博一笑耳。個人對他並無惡感，只看見“創造十年”（？）上那么的攻擊魯迅，隨後魯迅死後，就高呼‘大哉魯迅’，這與歌頌史達林，說‘你是鐵，你是鋼’，同樣的令人不大能夠佩服也。狂妄之言，不足為外人道。”此時的周作人已是個政治賤民，曾經為輿論大肆渲染的“二堂晤語”及郭氏名文《國難聲中懷知堂》俱成往事了。據我所知，解放後他們幾乎沒有任何交往，想想郭氏對魯迅的前倨而後恭與對自己前熱而後冷，怎不叫苦雨齋主人心有戚戚焉！？
林語堂
對於曾為《語絲》社同道的林語堂的評論，他可能是在讀了林的《記周氏弟兄》一文而發的。大概林語堂在文中捅到了他的痛處，林在該文中說：一，“作人太冷，所以甘作漢奸”；二，“所寫文章，專抄古書，越抄越冷，不表意見。”；三，“（沈兼士）跟我談周作人在北平做日本御用的教育長官。他說我們的青年給日本人關在北大沙灘大樓，夜半挨打號哭之聲，慘不忍聞，而作人竟裝痴作聾，視若無睹。”對於作漢奸事，知堂一再申明“不辯解”（其實，他是辯解的）。他在1965年4月給鮑耀明的信中，針對林語堂的第二點反駁道：“語堂系是舊友，但他的眼光也只是皮毛，他說後來專抄古書，不發表意見。此與說我是“文抄公”者正是一樣的看法，沒有意見怎么抄法……”過了幾個月後，他又借別人評林語堂發議論道：“語堂與梁實秋皆系美材，亦同犯才子之毛病，蓋才子到老輒有倚老賣老之病，亦即是才盡也。”再過數月，知堂得知林去香港的訊息，又挖苦道：“林語堂來港不知何事，他近來的文學活動我也毫不知道，想還寫文章賺英美人的錢吧。”看知堂對林語堂的評價似乎有些泄私憤的味道了。
梁實秋與林語堂
知堂雖說梁實秋與林語堂一樣屬才子，但卻也肯定梁的成就，他說梁實秋在沒投台灣前“有可取的地方”，並認為“十三妹論他比創造社的人要好，可謂有見識的話。”同時，他認為徐志摩也“有可取的地方”，這可取的地方是什麼呢？也許他認為是徐的散文方面吧。知堂曾在《志摩紀念》一文里說：“散文方面志摩的成就也並不小，據我個人的愚見，中國散文中現有幾派，適之仲甫一派的文章清新明白，長於說理講學，好像西瓜之有口皆甜，平伯廢名一派澀如青果，志摩可以與冰心女士歸在一派，仿佛是鴨兒梨的樣子，流麗輕脆，在白話的基礎上加入古文方言歐化種種成分，使引車賣漿之徒的話進而為一種富有表現力的文章，這就是單從文體變遷上講也是很大的一個貢獻了。”雖然當時他也肯定了徐的詩歌。但他晚年卻說：“敝處適有《猛虎集》一冊，系徐志摩所著，此人大有名望，《五四文壇點滴》大為賞識，但我因不懂新詩，故看不出好處來，留在我這裡沒有用處……”知堂說自己“不懂新詩”大約只是謙詞，而“看不出”徐詩的“好處來”也許是真的。這是他為文的狡猾處也未可知。
陳獨秀
知堂擅長此類春秋筆法。如談到老友沈尹默的書法時說：“偶檢故紙，於其中得沈尹默寫的‘苦雨齋’扁額，……此系大約三十年前之物，其時沈君尚未成為海上書家，其字似亦更有趣……”沈書出之於王右軍，有人評其書謂之“媚”。也許知堂當時已看出端倪，以為不及三十年前了。有趣的是知堂的老友陳獨秀也對沈書頗有些非議，他曾給臺靜農的書札中說：“尹默字素來工力甚深，非眼面朋友所可及，然其字外無字，視三十年前無大異也。”知堂以為沈的書法後來退步了，而陳獨秀以為沈書沒有進步，這也是件有意思的事。
知堂與胡適的交往
說及唐弢，他道：“今日見到唐弢氏，在領導青年人改寫現代文學史，其思想似頗寬大，想能做出更好的文學史來。”文學史而靠“做”！真是令人啼笑皆非，嘆服於知堂文筆的高妙。在評論上世紀二十年代，曾與周氏兄弟打筆仗的陳西瀅時，他說：“陳西瀅亦是頗有才氣之人，唯以卿誼之故，乃以‘正人君子’自命，參加‘女師大’一役，妄費許多力氣，亦深可惜也。”在提及蘇雪林時，他說蘇的《周作人先生研究》一文“最有內容”。知堂與胡適的交往，在《知堂回想錄·北大感舊錄七》里已有所述及，但也只是記實而少評論，而在晚年的書信中卻有些評價。1962年，他在給鮑耀明的信中這樣評價道：“胡博士亦非可全面抹殺的人，所云學者成份多，亦是實話……”1965年又道：“胡君的確有他的可愛處，若其喜談政治（當初卻以不談政治為標榜），自然也有他的該被罵的地方，唯如為了投機而罵之，那就可鄙了。我與適之本是泛泛之交（尋常朋友），當初不甚熱烈的捧他，隨後也不曾隨隊的罵他，別人看來或者以為是，或以為非，都可請便，在我不過是覺得交道應當如此罷了。”當年大陸學界“批胡”之風尚勁，知堂依然堅持己見也屬可貴了，亦可看出他對胡適感覺不壞。他同樣感覺不壞的還有蔣夢麟。1964年，當他得知蔣在台灣去世時，他回信給鮑說：“蔣君雖是紹興人，但我不很熟習，他的政事我也不甚了解，只是個人對於他的印象卻是不壞的，因為他還是講信用，也就是還不勢利，即為他以校長資格從雲南拍電報，叫我照管北大校產，勝利後給我出證明……雖本是他的責任，但是在別人卻早已賴掉了，他卻沒有這樣乾，覺得還有古道可取。”
《憶豈明老人》
說到蔣夢麟“講信用”“不勢利”，倒想起他罵羅家倫和傅斯年來了。在1964年致鮑耀明的信中，知堂曾稱他二人為“狗腿”。據梁實秋《憶豈明老人》一文的《後記》里轉引南宮博的一段話：“我曾寫過一篇題為：《先生，學生不偽！》不留餘地指斥學界名人傅斯年。當時自重慶到淪陷區的接收大員，趾高氣揚的正不乏人，傅斯年即為其中之一。我們總以為學界的人應該和一般官吏有所不同，不料以清流之命的傅斯年在北平接收時，也有那一副可憎的面目，連‘偽學生’也說得出口--他說‘偽教授’其實已不大可恕了。”從該文的描述來看，知堂罵羅、傅二人為“狗腿”也就不足為怪了。其實，早在1950年，知堂就對這二位《新潮》社的主將進行了批評。他在《<新潮>的泡沫》一文中說：“羅家倫不失為真小人，比起傅斯年的偽君子來，還要好一點。羅是公開的國民黨，傅乃標榜無黨派，以‘社會賢達’的頭銜出現，替蔣二禿子出力更為有效，所以羅只配稱作幫閒，而傅實在乃是幫凶了。”另外，該文中還記述了羅家倫的一則“趣事”：“羅雖是文化運動出身，可是很有點鄙陋，錢玄同見過他的西文名片，寫作羅斯福羅，每相見的時候，常要叫這個名字，開他的玩笑。”
周門四弟子
知堂對其弟子沈啟無的評價也是罵。沈為“周門四弟子”之一，後來被逐出師門，知堂曾發《破門聲明》散發給一些朋友。不特此也，知堂在以後的文章中也屢屢影射沈。1944年還寫有《遇狼的故事》一文並收入《苦口甘口》，晚年所作《知堂回想錄》也全文轉收，可見他對此事何其耿耿於懷。有人說，逐他是因為周在遇刺客時，沈在場說自己是客人而引起周后來的惱怒。但知堂在給鮑耀明的信中卻說出了真正的理由，他道：“尚有一人則早已絕交（簡直是‘破門’了），即沈啟無是也。其人為燕京大學出身，其後因為與日本‘文學報國會’勾結，以我不肯與該會合作，攻擊我為反動，乃十足之‘中山狼’……”
《源氏物語》
嘗讀周作人文集，知道他對豐子愷翻譯的日文《源氏物語》頗不以為然，大致說豐子愷日文水平淺陋。在他給鮑的書信里也有記載。他道：“承示豐子愷君擬譯源氏，所謂老而益壯，亦可佩服，但恐未必適宜……豐君譯有啄木小說集，其中はしゃぐ一語有誤譯處，因之不免對於他稍有疑問耳。”1950年，上海《亦報》連載周作人的《兒童雜事詩》，豐子愷為全部七十二首詩中的六十九首配了插圖。但他對豐子愷的畫，也同樣地表示不大滿意。後來，他在給鮑耀明的信中說道：“豐君的畫，我向來不甚贊成，形似學竹久夢二者，但是浮滑膚淺，不懂‘滑稽’趣味……”而在談到陳師曾的“書畫刻印”時，他以為“都有功夫，即是所謂有書卷氣，也就是沒有市儈氣也”。
另外，知堂的書信里還提到了陳垣、陳寅恪、馮沅君、潘家洵、胡蘭成等人，大多只是實錄而未作評論。但知堂卻稱胡蘭成為“君”，這，倒是令我有些詫異的。晚年的周作人不僅生活窘困，大概其精神也頗為悽苦。曾經馳騁文壇的驍將，如今卻淪落為政治賤民，只能靠買文翻譯賺錢度日，好在他還有曹聚仁、鮑耀明等的幫助與接濟，這樣一來，不僅解決了一些生活上的問題，還可以對他們臧否時賢，或許稍可舒解心中的苦悶。但隨著文革的即將爆發，知堂也將被這股洪流淹滅以結束他謎一般的人生。而他留給後人的大概也不僅僅是惋惜與遺憾吧。
周作人相關著作
| 長期以來，周作人在中國文壇上可謂是寂寞的，在辭世後相當長的時間中，他的作品幾乎被人們所遺忘，但這絲毫不影響他現代散文開山大師的地位。本集精選了周作人生平書稿、散文及翻譯著作等，旨在揭開塵封的歲月，為今天的讀者們呈現出一篇篇平和寬容、樸實有諧趣、飽含難以言說的美的知堂真味散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