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周作人俞平伯往來書札影真》一九九九年六月，北京圖書館出版社依據倖存的周作人、俞平伯往來書札手跡，出版了裝幀設計十分考究、書品實屬上乘的彩色影印十六開本《周作人俞平伯往來書札影真》。其中上冊收《周作人致俞平伯書札》一百九十三封，下冊收《俞平伯致周作人書札》一百六十封，均按寫作時間順序排列。其中周作人書札的全部和俞平伯書札的絕大部分均寫於二三十年代，屬於劫後餘灰，因此，這些書札對於現代文學研究的史料價值就是不言而喻的了。書前尚有二位作者的親屬合寫的《序》，書後有出版社的《出版後記》。看得出這是一部經過精心策劃、設計、編排、印製的書，印數只有六百八十冊，肯定會受到藏書家的青睞。
出版後記
值得注意的是，此書的《出版後記》中說：「為編輯此書，我們作了認真細緻的考證工作。……但囿於編者的識見及許多客觀因素，其中一些書札的年代斷定是否準確，還有待廣大讀者指正。」我想：這是很多著作後記中都有的謙詞，事實上很多書都是無可挑剔的。此書恐怕也不例外。待通讀全書後，筆者方知《出版後記》中的話是由衷的，書中確實存在年代斷定不準確之處。
相關信件
上冊《周作人致俞平伯書札》中的第三封信，便是月份推斷錯誤的一例。原信錄下：
平伯兄：
讀《野有死麇》討論，覺得你的信最有意思。陶淵明說「讀書不求甚解」，他本來大約是說不求很懂，我想可以改變一點意義來提倡它，蓋欲甚解便多故意穿鑿，反失卻原來淺顯之意了。適之先生的把解作門帘，即犯此病。又他說此詩有社會學的意味，引求婚用獸肉作證，其實這是鄭《箋》的老話，照舊說貞女希望男子以禮來求婚，這才說得通，若作私情講似乎可笑，吉士即然照例拿了鹿肉來，女家都是知道，當然是公然的了，還怕什麽狗叫？這也是求甚解之病。但是死鹿白茅究竟什麽意思，與這私情詩有什麽關係，我也不知道，不能臆說，只是覺得舊說都不很對而已。匆匆，不盡。
作人白十八日
信末只署「十八日」，沒有年月，正文中將其編排在了一九二五年春季，《序》文中也說周致俞「第三封是一九二五年的春季十八日」所寫。其實，這是錯誤的。我們知道，俞平伯談《詩經·野有死麇》致顧頡剛的信寫於一九二五年六月九日，發表在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五日《語絲》周刊第三十一期，同時還發表了胡適、顧頡剛討論《野有死麇》的信，總題目為《〈野有死麇〉之討論》。周作人致俞平伯的信，顯然是讀了《語絲》周刊發表的《〈野有死麇〉之討論》後所寫，，這就是說周作人的信不可能寫於春季，而是寫於一九二五年六月十八日。據粗略統計，在《周作人致俞平伯書札》中，將一九二五年的信誤編入一九二六年的，有四封；將一九二六年的信誤編入一九二五年的，有兩封。
另外，在《序》文的結尾處，引用了周作人為俞平伯裝裱成冊的《苦雨翁書札》第三冊的題跋：「不知何年何月寫了這些紙，平伯又要裝裱成一冊帳薄，隨手塗抹，殃及裝池，其可三乎。因新制六行書，平伯責令無可抵賴。但我想古槐書屋尺牘之整理，蓋益不可緩矣。」查閱《周作人俞平伯往來書札影真》上冊書末的周作人手跡，發現這段引文中有三處錯誤：「帳薄」手跡作「賬簿」，「平伯責令無可抵賴」手跡作「平伯責令寫一張裱入，亦舊債也，無可抵賴」，「蓋益」手跡作「蓋亦」。其中漏文之誤實系節引，只在「平伯責令」和「無可抵賴」之間加個省略號即可。看來對這些細節的地方，責編也疏忽了。
在《周作人俞平伯往來書札影真》下冊：《俞平伯致周作人書札》中，年代斷定不準確之處也不鮮見。如書末倒數第五封信，便是年代推斷錯誤的一例。為敘述方便，也將原信錄下：
知堂師：
許久未修箋候，春來維起居康宴。頃奉賜書，談及《紅樓》，如得晤對，欣慰欣慰。官板《石頭記》殊未愜人望，誠如尊言。事實上且未規規矩矩照錄程乙本，實用的亞東本而塗上一些程乙的色彩耳。做工作者為湖畔詩人汪靜之，渠對北地言語風俗豪不了解，自屬難怪，唯有些注本來不錯的卻改錯了，未免說不下去。其說明中關於作者卒年及族籍採用「華宗」汝昌之說，亦系錯誤的。在《光明日報》明日始刊的「文學遺產」間周刊，平及所中敝同寅王佩璋女士均將有文論列，未知能邀鑒否。「舊時真本」《紅樓》的系續書之一，決非原作。續閱微筆記殆非紀氏手書，所示甚是。汝昌君亦好奇之過耳。平前作《紅樓夢辨》行世以來殊為寥落，惟聞某君曾以之博取法國博士功名，尚屬有用。於五○年友人紹介改名「研究」出版後，忽銷行至兩萬許，誠非始願所及。其中論證強半陳舊，殊不敢以塵尊覽。蒙
擾反愧甚。近作《紅樓夢隨筆》多則，即應《大公報》潘君之屬。如他年匯成小冊，當以呈正。匆覆，敬候
著安
學生平伯啟上二月廿八日
分析
這封寫於「二月廿八日」的信，目錄中將其編排在「一九五一年」，此信實寫於一九五四年二月二十八日。理由有四點：其一，信中談到汪靜之整理校訂的《紅樓夢》一書，是一九五三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此為建國後的第一部官版《紅樓夢》，俞平伯、啟功等均曾應邀校閱此書。至於周作人能夠見到此書，最早也得在一九五四年初了。其二，信中談到「明日始刊」的《光明日報·文學遺產》雙周刊上，將有俞平伯與王佩璋論《紅樓夢》的文章發表。我們知道：《光明日報·文學遺產》副刊創刊於一九五四年三月一日，一九五四年剛好是平年，俞平伯的信寫於一九五四年二月二十八日，次日即為《光明日報·文學遺產》始刊日，發表了俞平伯的論文《曹雪芹的卒年》。事實與信中所談完全吻合。其三，信中談到《紅樓夢研究》出版後已銷行二萬餘冊。《紅樓夢研究》是一九五二年九月由棠棣出版社出版的，至一九五三年十一月《紅樓夢研究》第六版出版，總印數已達二點五萬冊。由此可知，俞平伯的信不可能寫於一九五一年。其四，信中還談到近應香港《大公報》編輯、記者潘際約稿，作《紅樓夢隨筆》多則。此為一九五三年末的事情。自一九五四年一月一日起，《紅樓夢隨筆》已開始在香港《大公報·新野》副刊連載。總之，信中所談的每一件事情，都明確告訴我們：它是一九五四年的事情，而編者竟莫名其妙地把它編在了一九五一年內，豈不怪哉！
據分析，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初，俞平伯致周作人的信均稱「豈明師」，自一九三二年底始改稱「知堂師」。所以，如果在眾多稱呼「豈明師」的信中摻入一封稱呼「知堂師」的信，往往就要考慮它的年代斷定是否有誤。如：第五十三至五十四頁的一封稱呼「知堂師」的信，本寫於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九日，卻被誤排在一九二八年內，致使它被夾在數十封稱呼「豈明師」的信中，孤立無援。相反，在眾多稱呼「知堂師」的信中摻入一封稱呼「豈明師」的信，也同樣有編排錯誤的可能。如：第二○三至二○四頁的一封稱呼「豈明師」的信，本為一九二六年的信，被誤排在一九三六年內，致使它在眾多稱呼「知堂師」的信中，顯得很孤單。據粗略統計，在俞平伯致周作人的一百六十封書札中，存在年代斷定、編排錯誤的有二三十封。至於「附註」中把周作人的筆名「啟明、豈明」和馮文炳的筆名「廢名」，都說成是他們的「字」，把廢名與馮至合編的《駱駝草》歸為「周作人主編的周刊」等注釋之誤，就不再一一列舉了。
評價
印刷裝幀如此精美、考究，價目如此昂貴的書，竟然出現那麽多不該出現的錯誤，做為資料書使用，它的可信度就會大打折扣；如果只將它做為花瓶一樣的小擺設，存之鄴架，供人觀賞，又讓人覺得太可惜了。其實一部書的使用價值和觀賞、珍藏價值就如同魚和熊掌，本來是可以兼而得之的，之所以未能如願，欠缺的只是「認真」二字。
讀後感
書札多是二、三十年代所寫，正值新文學運動蓬勃發展時期，記載了這一時期文學界的有關人和事，故有歷史資料價值。書札還涉及到《野有死》、楊貴妃之死等文學問題的討論，他們對此都發表了各自的意見，今天看來，仍有參考價值。一般地說，名人的隱私，常常成為讀者獵奇追蹤的對象，其中又以日記、書信為最，因為它們不是為了公開發表，不必裝腔作勢。我讀《周作人俞平伯往來書札影真》，就禁不住拍案驚奇，最大的奇有二：一奇師生情誼之深，二奇文人情趣之濃。
俞平伯1916-1919年在北京大學讀書時，周作人早已在那裡任教，二人是師生關係。中國的傳統則更注重尊師愛生，因為“師”是排位於“天、地、君、親”之後。出身於讀書世家的俞平伯，受其薰陶，承其禮統，始終以“知堂師”稱呼周作人，執弟子禮甚恭，即使老師有一段不光彩的歷史，亦不失其禮。更可貴的是，俞平伯對老師的信札，那怕隻言片語，都極為珍視，他把1924-1932年周作人給他的190多封信，裝裱為3冊，請老師為之題跋，永久珍藏。而周作人對學生也平等相待。人們都知道，周、俞二人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有影響的知名作家，看了這些書札還應該知道，在師生關係上，他們二人也堪稱典範。
周作人在北京八道灣，有一個“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的寓所，即“苦雨齋”，它是當時文學界名人經常雅集的地方，從書中收錄的一張照片上我們看到，除苦雨齋主人外，在座的有：錢玄同、黎子鶴、馬季明、劉半農、徐祖正、俞平伯、沈尹默等。而跟苦雨齋主人通信的名人就更多了，包括蔡元培、胡適、孫伏園、朱自清、葉聖陶、馬敘倫、鄭振鐸、顧頡剛、馮文炳等，在周、俞二人的通信中，常常看到這些人的名字，出現最多的，大概要數錢玄同了。早在日本東京留學時期，錢玄同就同周氏兄弟等人一起，在《民報》社內，聽章太炎講解《說文解字》。大概因為同出章氏門下的緣故吧！在周、俞二人通信中，凡“疑古公”，“疑古翁”、“疑古老爹”，或直呼“老爹”者，指的都是錢玄同，雖多系旁涉，然其性格活靈活現，躍然紙上。如周在一封信中說：“星期四苦雨齋夜談，我提議可以邀疑古公來，因為否則酒菜未免多餘，而且缺少健談的人，亦稍稍冷靜也。”
信中出現最多的另一個人是廢名，即馮文炳。1987年秋，有一老和尚去北京海淀的萬國公墓，向李大釗墓敬獻花圈，並低聲吟喔《感懷》絕句一首：“臨陣脫逃解甲兵，只留清白不留名；砍頭燒戒一樣痛，有臉敢來見先生”。這位老和尚就是廢名，“五四”時期進步的熱血青年，活躍的新派作家，曾師從李大釗、錢玄同，後趨向消沉，幾度出家為僧。晚年去拜謁李大釗墓，明顯帶有自責懺悔之意。20年代末，周、俞二人通信時，正是他決意去留之際，如周1928年信中說：“廢名君現仍在八道灣，因為他忽然又決心不南鏇了，仍有上西山去修道之意，大約此新老闆如肯給他寄一點錢來，就將入山去矣”。信中常出現的“常出屋”即是廢名的外號。
周、俞通信，雖系師生，然並不一本正經，沒有什麼一邊師道尊嚴，一邊畢恭畢敬，而是直抒胸臆，幽默風趣。俞請周作序，周覆信云：“即以其人之”紙，還致“其人之身”。周得一“齊東陶父”的白文印章，印在給俞的信中，旁邊寫上“借他人的圖章，蓋自己的信紙”。
二人通信內容多評論詩文，品賞書畫，傳遞信息，交換心得，切磋琢磨，互贈詩詞，以及約會、赴宴、出遊、行禮等，都屬文人情趣之類，讀之令人神爽，心嚮往之。比如，他們發現有好的郵票，便互相贈送，周給俞贈過日本、英國、捷克郵票、俞也有過回贈。
通信所用信箋，既有榮寶齋、清秘閣刻印的彩色信箋，也有曲園、苦雨齋、煅藥廬等自製信箋。至於書法，周多為蠅頭行楷，隨意寫來，不拘一格，一以貫之。俞則變化不拘，時而正楷，時而行書，時而草書，均功底深厚，揮灑自如，有歐體遺韻。在使用印章上，二人略有不同。俞平伯一般只署名，不簽印，有時鈐印也是極其例外，但如書奉詩詞，則必蓋印無疑。而周作人，對印章似乎情有獨鍾，每封信上，名章、閒章、邊款等，往往同時使用，琳琅滿目，相映成趣。據我不完全統計，周作人所用印章，不少於50種。
周作人相關著作
| 長期以來，周作人在中國文壇上可謂是寂寞的，在辭世後相當長的時間中，他的作品幾乎被人們所遺忘，但這絲毫不影響他現代散文開山大師的地位。本集精選了周作人生平書稿、散文及翻譯著作等，旨在揭開塵封的歲月，為今天的讀者們呈現出一篇篇平和寬容、樸實有諧趣、飽含難以言說的美的知堂真味散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