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談龍集》《談龍集》是周氏1918-1927年間的一些集外短文的結集，據自序所言，“將其中略略關涉文藝的四十四篇挑出，另編一集，叫作《談龍集》。”而另外百餘篇“關涉人事”的，則收在其姊妹篇《談虎集》中。
周作人稱《談龍集》為“論文集”，並沒錯，這也是他作為一個理論家的重要作品，但就文體而言，其實還是文藝隨筆性的雜文。有篇《揚鞭集序》，是給劉半農的新詩集作的序，周氏和劉半農是北大的同事，都是新文化運動的推動者，“也是《新青年》上做詩的老朋友。”周氏對劉半農的新詩評價頗高：“那時做新詩的人實在不少，但據我看來，容我不客氣地說，只有兩個人具有詩人的天分，一個是尹默，一個就是半農。”
《談龍集》里還有一篇是說《憶》的裝訂的。《憶》是俞平伯的詩集，朴社出版，全部影印作者手跡，並配有豐子愷十八幅插圖。和劉半農的《揚鞭集》一樣，《憶》也是線裝本，據說頗為當時上海的進步青年所不齒，以為是“陳屍人的裝束”（唐弢《線裝詩集》）。不過周氏卻對此大加褒揚，“這詩集的裝訂都是很好的”，“從春台借了《憶》來看的第二天，便跑到青雲閣去買了一本來，因為我很喜歡這本小詩集”。
周氏意猶未盡，說“我還希望用木刻才好”，因為“石印總有點浮光掠影”。30年代還真有人去嘗試，卞之琳的《音塵集》、林庚的《冬眠曲及其它》，都是在琉璃廠的文楷齋木刻雕版刷印的。這是題外話了。
《談龍集》四十四篇，雖說都是“略略關涉文藝的”，話題卻較為散漫，後來周作人檢點“我的雜學”，就是以《談龍集》為代表的。甲申正月，頤園記。
編輯推薦
周作人一九二七年日記有雲:“九月中,以日本小說集《兩條血痕》及論文集《談龍集》予開明,先收百元。”一九二七年十二月《談龍集》由上海開明書店出版。本集的話題,乍看似乎要比《藝術與生活》和《自己的園地》之“自己的園地”一輯散漫零碎一些,實際上內容相當寬泛,涉及方面很多,所展現的視野更為廣闊。作者後來總結的“我的雜學”,相當一部分即體現於《談龍集》。
序
談龍集近幾年來所寫的小文字,已經輯集的有《自己的園地》等三冊一百二十篇,又《藝術與生活》里二十篇,但此外散亂著的還有好些,今年暑假中發心來整理他一下,預備再編一本小冊子出來。等到收集好了之後一看,雖然都是些零星小品,篇數總有一百五六十,覺得不能收在一冊裡頭了,只得決心叫他們“分家”,將其中略略關涉文藝的四十四篇挑出,另編一集,叫作《談龍集》,其餘的一百十幾篇留下,還是稱作《談虎集》。
書名為什麼叫作談虎與談龍,這有什麼意思呢?這個理由是很簡單的。我們(嚴格地說應雲我)喜談文藝,實際上也只是亂談一陣,有時候對於文藝本身還不曾明了,正如我們著《龍經》,畫水墨龍,若問龍是怎樣的一種東西大家都沒有看見過,據說從前有一位葉公,很喜歡龍,弄得一屋子裡儘是雕龍畫龍,等得真龍下降,他反嚇得面如土色,至今留下做人家的話柄。我恐怕自己也就是這樣地可笑。但是這一點我是明白的,我所談的壓根兒就是假龍,不過姑妄談之,並不想請他來下雨,或是得一塊的龍涎香。有人想知道真龍的請去找豢龍氏去,我這裡是找不到什麼東西的。我就只會講空話,現在又講到虛無飄渺的龍,那么其空話之空自然更可想而知了。
《談虎集》里所收的是關於一切人事的評論,我本不是什麼御史或監察委員,既無官守,亦無言責,何必來此多嘴,自取煩惱,我只是喜歡講話,與喜歡亂談文藝相同,對於許多不相干的事情,隨便批評或注釋幾句,結果便是這一大堆的稿子。古人云,談虎色變,遇見過老虎的人聽到談虎固然害怕,就是沒有遇見過的談到老虎也難免心驚,因為老虎實在是可怕的東西,原是不可輕易談得的。我這些小文,大抵有點得罪人得罪社會,覺得好像是踏了老虎尾巴,私心不免惴惴,大有色變之慮,這是我所以集名談虎之由來,此外別無深意。這一類的文字總數大約在二百篇以上,但是有一部分經我刪去了,小半是過了時的,大半是涉及個人的議論;我也曾想拿來另編一集,可以表表在“文壇”上的一點戰功,但隨即打消了這個念頭,因為我的紳士氣(我原是一個中庸主義者)到底還是頗深,覺得這樣做未免太自輕賤,所以決意模仿孔仲尼筆削的故事,而曾經廣告過的《真談虎集》於是也成為有目無書了。
《談龍》《談虎》兩集的封面畫都是借用古日本畫家光琳(Korin)的,在《光琳百圖》中恰好有兩張條幅,畫著一龍一虎,便拿來套用,省得托人另畫。——《真談虎集》的圖案本來早已想好,就借用後《甲寅》的那個木鐸里黃毛大蟲,現在計畫雖已中止,這個巧妙的移用法總覺得很想的不錯,廢棄了也未免稍可惜,只好在這裡附記一下。
民國十六年十一月八日周作人,於北京苦雨齋。
書摘
今年裡恰巧有三個偉大人物的誕生一百年記念,因此引起了我的一點感想來。記念,—一就是限定在文藝的國土內,也是常有的事,即如世間大吹大擂的但丁六百年記念,便是其一。但是現在所說的三個人,並非文藝史上的過去的勢力,他們的思想現在還是有生命有意義,是現代人的悲哀而真摯的思想的源泉,所以更值得記念。這三個人是法國的弗羅倍爾(Flaubert),俄國的陀思妥也夫斯奇(Dostoievski),法國的波特來耳(Baudelaire)。
弗羅倍爾的生日是十二月十二日,在三人中他最幼小,但在事業上卻是他最早了。他於一八五六年發表《波伐理夫人》,開自然主義的先路,那時陀思妥也夫斯奇還在西伯利亞做苦工,波特來耳的《惡之華》也正在草稿中呢。他勞作二十年,只成了五部小說,真將生命供獻於藝術,可以說是文藝女神的孤忠的祭司。人生雖短而藝術則長。他的性格,正如丹麥批評家勃蘭特思所說,是用兩種分子合成:“對於愚蠢的火烈的憎恨,和對於藝術的無限的愛。這個憎恨,與凡有的憎恨一例,對於所憎恨者感到一種不可抗的牽引。各種形式的愚蠢,如愚行迷信自大不寬容,都磁力似的牽引他,感發他。他不得不—件件的把他們描寫出來。”他不是厭世家,或虛無主義者,卻是一個愚蠢論者(Imbecilist),這是怎樣適切的一個社會批評家的名稱呵!他又夢想斯芬克思(Sphinx)與吉邁拉(Chimaira)——科學與詩——的擁抱。自己成了冷靜而敏感,愛真與美的“冷血的詩人”。這冷血的詩人兩個字,以前還未曾聯合在—處,在他才是初次;他不但不愧為莫泊桑之師,也正是以後與當來的詩人之師了。
我想新詩總是要發達下去的。中國的詩向來模仿束縛得太過了,當然不免發生劇變,自由與豪華的確是新的發展上重要的原素,新詩的趨向所以可以說是很不錯的.我不是傳統主義(traditionalism)的信徒,但相信傳統之力是不可輕侮的;壞的傳統思想,自然很多,我們應當想法除去他,超越善惡而又無可排除的傳統,卻也未必少,如因了漢字而生的種種修辭方法,在我們用了漢字寫東西的時候總擺脫不掉的。我覺得新詩的成就上有一種趨勢恐怕很是重要,這便是一種融化。不瞞大家說,新詩本來也是從模仿來的。他的進化是在於模仿與獨創之消長,近來中國的詩似乎有漸近於獨創的模樣,這就是我所謂的融化。自由之中自有節制,豪華之中實含清澀,把中國文學固有的特質因了外來影響而益美化,不可只披上一件呢外套就了事。這或者是我個人的偏見也未可知,我總覺得藝術這樣東西雖是一種奢侈品……
周作人相關著作
| 長期以來，周作人在中國文壇上可謂是寂寞的，在辭世後相當長的時間中，他的作品幾乎被人們所遺忘，但這絲毫不影響他現代散文開山大師的地位。本集精選了周作人生平書稿、散文及翻譯著作等，旨在揭開塵封的歲月，為今天的讀者們呈現出一篇篇平和寬容、樸實有諧趣、飽含難以言說的美的知堂真味散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