組成部分
《自己的園地》共分為三個部分,第一輯為“自己的園地”,前已說過,這是周作人文藝批評觀的總括,第二、三輯為“綠洲”和“茶話”,是周作人文藝批評觀具體套用的範例。兩者雖然類似,但略微有點區別,前者更接近於文藝批評,後者則類似於茶餘飯後的談天,有書話的味道,在具體的寫法上則是多抄書,然後由此闡發開來。這種寫法似乎可以看作是周作人“文抄公”寫法的發軔,其中期散文創作的特點即由此而肇始也。兩個版本
《自己的園地》其實有兩個版本,一是1923年9月北京晨報社出版社的“晨報叢書”之一種,二是1927年2月上海北新書局出版的重新編訂的本子。兩者的區別是晨報本除了“自己的園地”、“綠洲”外,還包括二十篇雜文,即《文藝批評雜話》《地方與文藝》《三個文學家的紀念》《詩人席列的百年忌》《森鷗外博士》《有島武郎》《日本的諷刺詩》《希臘的小詩》《兒童的文學》《呂坤的演小兒語》《讀童謠大觀》《送愛羅先珂君》《懷愛羅先珂君》《再送愛羅先珂君》《懷舊》《懷舊之二》《學校生活的一頁》《山中雜信》《夏夜夢》《娛園》;北新版則刪去了這些雜文和舊序、代跋,新補入的“茶話”乃是1925年10月至1926年8月周作人在《語絲》上發表的系列文章。作者簡介
周作人,現代散文家、詩人。文學翻譯家。原名柵壽。字星杓,後改名奎緩,自號起孟、啟明(又作豈明)、知堂等,筆名仲密、藥堂、周遐壽等。浙江紹興人。魯迅二弟。1901年入南京江南水師學堂。1906年東渡日本留學。1911年回國後在紹興任中學英文教員。1917年任北京大學文科教授。主要著作有散文集《自己的園地》、《雨天的書》、《澤瀉集》、《談龍集》、《談虎集》等。特點
在現代文學史上,周作人恐怕是第一個將科學方法引入文藝批評領域的第一人,在《自己的園地》中,周作人運用了精神分析、性心理學知識,對一些文藝作品作了中肯而科學的分析,如郁達夫的小說《沉淪》甫一問世,即遭到道學家的一片噓聲,是周作人第一個站出來運用精神分析的方法,指出《沉淪》表現的不過是“青年的現代的苦悶”,是“一件藝術的作品”,如果用舊道德的標準評判之則顯然不對。對於周作人的知遇之恩,郁達夫是心存感激的,乃至於在周氏兄弟失和後,與魯迅關係十分密切的他仍然與周作人保持著親密的聯繫,甚至於在其後來出版的《達夫代表作》扉頁上鄭重地寫道:“此書是獻給周作人先生的,因為他是對我幼稚的作品表示好意的中國第一個批評家。”
1920年,不滿20歲的詩人汪靜之的詩集《蕙的風》出版,也遭受到了新舊道德家的合力圍攻,又是周作人第一個站出來為其辯護,他運用性心理學知識,第一次將“情詩”與“淫詩”區分開來:
情詩可以冶艷,但不可涉於輕薄;可以親密,但可流於狎褻;質言之,可以一切,只要不及於亂。這所謂亂,與從來的意思有點不同,因為這是指過分,——過了情的分限,即是性的遊戲的態度,不以對手當作對等的人,自己之半的態度。簡單的舉一個例,私情不能算亂,而蓄妾是亂;私情的俗歌是情詩,而詠“金蓮”的詞曲是淫詩。
依這個標準,周作人大聲讚嘆《蕙的風》里的“放情地唱”是“詩壇解放的一種呼聲”,他說,“倘若大驚小怪,以為‘革命也不能革到這個地步’,那有如見了小象還怪他比牛大,未免眼光太短了”;舊道德所批評的“舊道德上的不道德”正是我們應該大力提倡的新道德。在《自己的園地·愛的創造》中,周作人更是直接撕下道學家的偽善面孔,指出他們所恪守的“舊道德”無非是變態的性心理而已:
道學家本來多是“神經變質的”(neurotic),他的特徵是自己覺得下劣脆弱;他們反對兩性的解放,便因為自知如沒有傳統的迫壓他必要放縱不能自制,如戀愛上有了自由競爭他必沒有僥倖的希望。他們所希冀的是異性一時不慎上了他的鉤,於是便可憑了永久不變的戀愛的神聖之名把她占有專利,更不怕再會逃脫。
在《自己的園地》中,除上引諸文運用性心理學知識科學地批評文藝外,周作人還自覺地運用人類學的一些方法,解釋文學作品,如《文藝上的異物》等雖然在書中所占比例不大,卻對他產生了極大影響,周作人後來在《我的雜學》中單列“人類學”為其畢生所學之一,足見他的重視了。
前說《自己的園地》一輯中某些篇章“顯現出作者興趣的斑駁龐雜”,推而及之,這話用來概括全書也很恰當。《自己的園地》中所批評的文章涉及小說、詩歌、歌謠、日記、寓言,兒童文學、民俗學、性心理學、人類學、語言文字學等等,不可謂不廣矣。周作人一生淵博蕪雜的知識和多方面的興趣,在這裡已經顯現出來。
評論
《自己的園地》呈現的是作為文藝批評家的周作人,雖然周作人一再淡化自己作為文藝批評家的身份,並在《自己的園地·舊序》里特別聲明這“並不是什麼批評”,但這不過是自謙之詞耳,殊不知隨後他說的“我相信批評是主觀的欣賞不是客觀的檢察,是抒情的論文不是盛氣的指摘”——即是批評之言了,周作人之所以這么說,乃是強調自己的批評觀不同於他人,是“主觀的”、“抒情的”、“自己的”賞鑒,而非“客觀的”、模式的、“指摘的”檢察,哪怕這種批評看起來多么淺薄粗鄙,也值得提倡、嘉許:
我們的思想無論如何淺陋,文章如何平凡,但自己覺得要說時便可以大膽的說出來,因為文藝只是自己的表現,所以凡庸的文章正是凡庸的人的真表現,比講高雅而虛偽的話要誠實的多了。
在與書名同名的文章《自己的園地》中,作者將“自己的表現”概括為“自己的園地”:
所謂自己的園地,本來是範圍很寬,並不限定於某一種:種果蔬也罷,種藥材也罷,——種薔薇地丁也罷,只要本了他個人的自覺,在他認定的不論大小的地面上,用了力量去耕種,便都是盡了他的天職了。在這平淡無奇的說話中間,我所要特地申明的,只是在於種薔薇地丁也是耕種我們自己的園地,與種果蔬藥材,雖是種類不同而有同一的價值。
這裡特彆強調了“自己”的意思,即“本了個人的自覺”,自己“認定”,“盡了他的天職”,只要是我們憑藉了個人的力量去耕種——即使種的是“薔薇地丁”這樣毫不起眼的“凡庸人的真表現”,仍然具有和“果蔬藥材”一樣同等的價值。對“自己的園地”的強調乃是為了說明文藝創造要“表現自己”、“尊重個性”,保持“藝術的獨立性”:
依了自己的心的傾向,去種薔薇地丁,這是尊重個性的正當辦法,即使如別人所說各人果真應報社會的恩,我也相信已經報答了,因為社會不但需要果蔬藥材,卻也一樣迫切的需要薔薇與地丁。
從這種前提出發,我們不難理解周作人為什麼對於強權之於文藝的粗暴干涉,反應是那么激烈了:
倘若用了什麼名義,強迫人犧牲了個性去侍奉白痴的社會,——美其名曰迎合社會心理,——那簡直與借了倫常之名強人忠君,借了國家之名強人戰爭一樣的不合理了。
而對於因此而孕育出的一味迎合讀者庸俗心理的文藝作品,即使極受大眾歡迎,周作人仍然判其文學價值“可以直等於零”,他指出:
文藝是人生的,不是為人生的,是個人的,因此也即是人類的;文藝的生命是自由而非平等,是分離而非合併,一切主張倘若與這相背,無論憑了什麼神聖的名字,其結果便是破壞文藝的生命,造成呆板虛假的作品。《自己的園地·文藝上的統一》
同時,周作人告誡“文藝上的統一”絕非可能,“希望大家捨棄了統一的空想”,聽任“各派自由發展”,“去各行其是的實地工作,做得一分是一分,這才是充實自己的一生的道路”(《自己的園地·文藝上的統一》)。在上引篇章中,周作人反覆強調的“自己”、“尊重個性”等等這些理論,一言以蔽之,不過是“自由”二字也,在周作人看來,只有提倡文藝上的“自由”,尊重創作規律,保持其獨立性,文藝方能朝著健康、繁榮的方向發展。
周作人所提倡的文藝上的獨立自由,反覆強調要扼守住“自己的園地”,其特別、超人之處除了指出藝術的創作規律是“自由,尊重自我”外,就是主張文藝批評上的“寬容”了。其實“寬容”和“自由”歷來是一對孿生姐妹,如影隨行。如果“自由”,肯定“寬容”,反之,如果“寬容”,則大抵“自由”。所謂“自己的園地”,並非故步自封,只承認“自我”,不承認“他我”;只認可自己的“薔薇地丁”,不允許他人“藥材果蔬”的存在;只允許自己提倡的作品問世,不容許“文藝上的異物”的生長。實際上,周作人所說的“自己的園地”包屬種類很多,“範圍很寬,並不限定於某一種”,對於思想上的“定於一尊”,他是非常反對的,在與弟子俞平伯商榷詩歌觀的文章《自己的園地·詩的效用》中周作人說:“君師的統一思想,定於一尊,固然應該反對;民眾的統一思想,定於一尊,也是應該反對的。在不背於營求全而善美的生活之道德的範圍內,思想與行動不妨各自自由與分離。”在《自己的園地·文藝上的寬容》中,周作人則進一步指出這種“定於一尊”不寬容思想產生的深刻原因是因為“文學家過於尊信自己的流別,以為是唯一的‘道’”,“主張自己的判斷的權利而不承認他人中的自我”。
眾所周知,中國新文化運動是在“民主與科學”的兩大號召下進行的,以破壞一切舊文化舊禮教為目標,新文化人士為了儘快占領陣地,橫掃腐朽的封建文化,言論不免有偏頗處,如魯迅1925在給《京報副刊》“青年必讀十部書”開列的書單中說的:“從來沒有留心過,所以現在說不出。”觀點就值得商榷,不過在隨後的附註中他交代了這么寫的緣由:“但我要趁這機會,略說自己的經驗,以供若干讀者的參考——我看中國書時,總覺得就沉靜下去,與實人生離開;讀外國書——但除了印度——時,往往就與人生接觸,想做點事。中國書雖有勸人入世的話,也多是殭屍的樂觀;外國書卻即使是頹唐和厭世的,但卻是活人的頹唐和厭世。”魯迅說:“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少看中國書,其結果不過不能作文而已。但現在的青年最要緊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麼大不了的事。”不難看出,其著腳點是關注當時中國的現實,而非具體的個人修養,故而言論故意偏激些,以期達到迅速摧毀封建勢力,喚醒國人的目的。在革命時期,這種過激的言論有其重要意義,然而倘若過了頭,成了一統的思想,其他皆被斥之為“反動”,以至於成為鉗制個人思想自由的桎梏,則顯得非常可怕了,半個世紀後的“文革”就是最好的例子。
事實上無論是魯迅,還是周作人,在同封建復古勢力作鬥爭的同時,對於“革命文學”都保持了相當清醒的認識,如魯迅在《上海文藝之一瞥》里就批評了“革命文學”提倡者惟我獨尊的偏激態度:“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都得死,令人對革命只抱著恐怖。”而在周作人那裡,則提出了“寬容”的文學觀,強調文學的獨立性,提倡思想自由,在《雨天的書·黑背心》中,周作人說:
我覺得中國現在最切要的是寬容思想之養成。此刻現在決不是文明世界,實在還是二百年前黑暗時代,所不同者以前說不得甲而現今則說不得乙,以前是皇帝而現今則民眾為主,其武斷專制卻無所異。我相信西洋近代文明之精神只是寬容,我們想脫離野蠻也非從這裡著力不可。
周作人相關著作
長期以來,周作人在中國文壇上可謂是寂寞的,在辭世後相當長的時間中,他的作品幾乎被人們所遺忘,但這絲毫不影響他現代散文開山大師的地位。本集精選了周作人生平書稿、散文及翻譯著作等,旨在揭開塵封的歲月,為今天的讀者們呈現出一篇篇平和寬容、樸實有諧趣、飽含難以言說的美的知堂真味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