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由來
人類文明是由大陸文化和海洋文化共同構成的。海洋文明一詞最早出現在李二和《舟船的誕生》一文中,後被國內外學界陸續引用。
海洋文化與大陸文化是相互影響、相互融合、相互促進的。中華古代文明,就是由大陸文化和海洋文化融合而成的。陸上的火與石斧創造出了舟船,舟船的水上活動又推動了大陸文化的發展。獨木舟出現在新石器時代,是人類文化發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產物,它不僅體現了人類生產力的發展程度,以及整個社會科學技術的發展水平。而且為人類海洋文化的發展,開闢了一個嶄新的紀元。
人類的特性,就是對未知世界的探求與渴望。
人類對水的依賴是如此的強烈。只要有水流經過,人類就會逐水漂航。古埃及的尼羅河文明;兩河流域文明及古代中國的黃河、長江流域文明,莫不緣此而生。同樣,在海洋上,只要有海島(在人們的視野)出現,人們就會乘舟船逐島而去,從而建立起陸海之間的文化交往。古代中國的文化,就是這樣被一步步傳播到世界各地的。
中國不僅是一個國土廣袤的大陸國家,黃河、長江做為母親河哺育了中華民族並使中國以其古老的文明著稱於世;中國同時又是一個具有漫長海岸線和遼闊海洋的海洋國家。偉大的中華民族同地中海國家一樣,都是人類海洋文明的重要發祥地,內涵豐富的海洋文化,是人類歷史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中華民族不僅早在7000年之前就創造了輝煌的航海歷史,而且遠在7000年頻繁而漫長的航海中,把最早的人類文明、古代文化和科學技術帶到了美洲和世界各地(李二和《中國水運史》緒論)。
這是由世界各地先後出土和發掘的大量的、歷代文物及世界各國各領域的專家學者對歷代古文獻資料的研究,包括多次有關中國海洋文化的國際學術研討會結果所達成的共識。
在我國浙江餘姚縣的河姆渡遺址,出土了五支木槳。其中一支殘長為62.4厘米,殘寬為10.8厘米;另一支殘長為92厘米,殘寬9厘米。經碳14測定,五支木槳距今年代為7000年左右,屬母系氏族社會遺物。同層出土的還有近百種動植物和帶有榫卯和企口板結構的房屋建築所用的木料遺存,還有炭化稻粒等。這證明,漁獵和採集在當時的經濟生活中,仍然起著十分重要的輔助作用。河姆渡遺址位於杭州灣以南的寧紹平原,姚江從遺址的西部和南部流過,南為四明山,與河姆渡隔江相望。遺址海拔僅3—4米,在古代可能是一片汪洋或低洼的沼澤地。值的特別注意的是,在出土木槳的槳柄與槳葉結合處,陰刻有弦紋和斜線紋圖飾。由此證明,如此雕工精細的木槳,決不是最原始的,當有一個漫長的發展和演化過程。那么原始木槳的出現,應當更早一些,可能在8000年左右(李二和《中國水運史》第1章中就作了大膽的推論)。無獨有偶,同樣是在浙江杭州,在蕭山跨湖橋新石器遺址,又出土挖掘出了一隻獨木舟。經碳14測定,這隻木舟的距今年代為7500—8000年,這恰與我們在《中國水運史》中的推斷相吻合。應當說這是一個驚人的發現,這是我國迄今發掘到的一隻最早的獨木舟(李二和《海上七千年》)。
那么,人們不僅要問:舟船的起源到底在何時?誰是舟船的發明者?
這在古代浩繁的典籍中,說法卻不一。
《山海經海內經》中說,番(凡)禺始作舟。《墨子》說,是巧垂。《呂氏春秋》卻說是舜的臣子虞姁(於許)。《發蒙記》中又說是舜的另一個臣子伯益。《世本》中又說,是黃帝的兩個臣子共鼓、貨狄。《易經·繫辭下》說:“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說黃帝“劊木為舟,剡木為楫,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
另外,我國遠古文獻中對舟船的記載也很多。《世本》中,有巴人乘土船浮夷水(今清江)之說;《爾雅·釋水》:“庶人乘泭”、“並木以渡”;《國語·齊語》中說“方舟設泭;《越絕書》中說“方船設泭,乘桴洛河”;《論語·公冶長》說:“道不行,乘桴浮於海。”等都是古代對舟筏的記載。
馬克思曾說:“一般說來,勞動過程只要稍有一點發展,就已經需要經過加工的勞動資料。”而“火和石斧通常已經使人們能夠製造獨木舟。”古代中國舟船文化的史實恰恰證明了這一點。《世本》說:“古者觀落葉以為舟”;《淮南子》說:“見竅(翹)木浮而知為舟。”“浮”的現象和概念賦予了人們美好的想像;導致人們去“刳木”,使其變輕易浮,從而產生了獨木舟。
但不管怎么說,無論是誰發明的,無管是怎樣一種說法,它都是古代勞動人民勤勞和智慧的結晶。獨木舟的出現,直觀地說明了古代中國人民在舟船科技與海洋文化方面非凡的發明和創造力;她擴大了人類的生存空間,同時也揭開了人類水運歷史的序幕、揭開了舟船文化和海洋文化的序幕。
近年來,我國和世界各地出土的有關與中國古代舟船文化有關的文物、歷史遺存越來越多。
除了浙江河姆渡遺址出土的7000年前的雕花木槳,和杭州蕭山跨湖橋遺址出土的8000年前的獨木舟,在江蘇武進出土的戰國時期的特大獨木舟,至今陳列在中國歷史博物館中。還有福建泉州出土的宋代沉船等,都分別訴說著古代中國的航海技術和發展水平。
那么,舟船文化的發生與發展,是不是一件獨立的事情?當然不是。她既是人類生產力發展水平的重要標誌,又直接推動著人類生產力的發展與提高,幾乎影響了人類所有科學文化的繁榮與發展。
在長島縣廣鹿島吳家村,出土了“杯底舟形器”;丹東東溝縣馬家店後窪濱海的新石器遺址中,出土了距今6000年前的仿舟陶器,同時還有伴出的骨魚鉤、骨魚叉和重達兩公斤的石網墜,以及距今5000年前的鯨魚頸椎骨等。1976年,在遼東半島大連沿海的郭家村新石器遺址中,也出土了仿舟陶器;1973年,湖北宜都紅花套還出土了距今5600多年的陶船。在浙江吳興錢山漾遺址中,出土了一隻距今為4700年前的青楓木木槳;在陝西寶雞北首嶺,發倔出了一件船型彩陶壺,上面繪製有展開的精密網紋。這當然是古人用船拉網捕魚的又一物證。迄今為止,光是在武昌、漢陽等地就發現了數千處新石器文化遺址,其出土的文物大多與舟船、水和海洋有關。
位於南部渤海水域的山東長島縣,更是海洋文化的搖藍。這裡發掘出土了從舊石器到鐵器時代的一系列重要文化遺存。其中新石器時代遺址有33處。在黑山北莊遺址中,發掘出兩座四五十人的合葬墓,一座以海螺鋪身,顯然為海洋葬俗。裡面出土的彩陶以紅花黑彩的波浪形紋為主,當與水居有關。更有大量的貝殼和魚骨。所有出土的文物,無不反映出我國母系氏族社會,漁獵生活重要的社會特徵。
基本簡介
生命的起源一直是科學家們研究的課題海洋。
在科普紀錄片《走進霍金的宇宙世界》里講到,人類的起源是源於海洋里出現了胺基酸這一種物質。
水是生命活動的重要成分,海水的庇護能有效防止紫外線對生命的殺傷。大約在45億年前,地球就形成了。大約在38億年前,當地球的陸地上還是一片荒蕪時,在咆哮的海洋中就開始孕育了生命--最原始的細胞,其結構和現代細菌很相似。大約經過了1億年的進化,海洋中原始細胞逐漸演變成為原始的單細胞藻類,這大概是最原始的生命。由於原始藻類的繁殖,並進行光合作用,產生了氧氣和二氧化碳,為生命的進化準備了條件。這種原始的單細胞藻類又經歷億萬年的進化,產生了原始水母、海棉、三葉蟲、鸚鵡螺、蛤類、珊瑚等,海洋中的魚類大約是在4億年前出現的。
海洋是生命的搖籃,它為生命的誕生進化與繁衍提供了條件;海洋是風雨的故鄉,它在控制和調節全球氣候方面發揮有重要的作用;海洋是資源的保護,它為人們提供了豐富的食物和無窮盡的資源;海洋是交通的要道,它為人類從事海上交通,提供了經濟便捷的運輸途徑;海洋是現代高科技研究與開發的基地,它為人們探索自然奧秘,發展高科技產業提供了空間。
海洋文明,是人類歷史上領先於人類發展的社會文化。文明,則按《辭海》的解釋是:"指人類社會進步狀態,與'野蠻'的相對"。而廣義的文化概念,是指人類社會所創造的一切,包括器物、制度和精神文化。具體的講,海船、航海、有關海洋的神話、風俗和海洋科學等都是海洋文化。海洋文化與海洋文明有著很大的區別。海洋文明的二個基本特徵是:一是必須要領先於人類社會的發展,二是這種領先必須主要得益於海洋文化,而不是其它文化。也就是說海洋文明是指在人類歷上諸多方面領先人類社會發展的文化。
但是,靠近海洋,不等於就有海洋文明。即使有較發達的海洋文化,也不一定是海洋文明。古埃及靠近海洋,但其文明主要得益於尼羅河文明。古巴比倫也靠近海洋,但其主要得益於兩河文明。中國有漫長的海岸線,也創造了豐富的海洋文化,但也算不上海洋文明,而是地道的黃河文明,即大河文明。日本與海洋的關係密切。也不能算是海洋文明,只是中華文明的一部分。
在世界歷史上,真正能算得上是海洋文明的代表性國家就是古希臘,夠得上大河文明的代表性國家就是古代中國。其它國家都不具備條件。後來的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法國、德國、俄羅斯、日本、美國等,從嚴格意義上講都不具備海洋文明的代表性國家。他們充其量是海洋大國,雖然也產生了輝煌的海洋文化,但不具備代表性的海洋文明的國家。海洋文明的剛性條件:一是社會必須是開放性的;二是必須是文明古國;三是各種文明可以相互轉換;四是擴張是溫和的人性化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殖民主義擴張和帝國主義的占領;五是在政治、經濟、文化、思想、藝術方面有系統的成果以及與海洋有關的神話、海洋遠航的手段等。本來中國可以具備海洋文明國家的條件,但海洋文明不連續。所以古希臘最具代表性。
古代希臘地處地中海東部。它的地理範圍以希臘半島為中心,包括愛琴海諸島、小亞細亞西部沿海愛奧尼亞群島以及義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島等。它的自然地理條件是多山環海,地勢崎嶇不平,僅有若干個小塊平原,但又多為關山所阻隔。土地不適合種植糧食作物,而適合種植葡萄和橄欖。海岸曲折、島嶼密布。海產資源比較豐富。
古希臘的氣候純屬於地中海氣候,溫和宜人。特殊的地理條件,對古希臘的經濟、政治、文化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關山所阻隔的小塊平原,造就了典型的"小國寡民的城邦",也決定了古希臘人只有通過商業貿易才能維持其生存和發展,而這種貿易只能是海外貿易,這又決定了古希臘人工商航海業居主導地位的民族特性。
古希臘商業航海貿易遵循"以平等交換"為原則的商業行為。加之,商業貿易的發展要求自由的環境,進而又促使古希臘人"平等觀念"的形成和民主政治的建立。古希臘"小國寡民的城邦"意識,一旦人口的增加而無法負荷時,古希臘人就自然而然的到海外去拓展,開展頻繁的航海貿易活動。航海使古希臘人練就了勇於開拓,善於求索的民族性格。造就了開拓、求索的民族精神,同時創造了輝煌燦爛的海洋文化,並使希臘成為西方文明的旗幟和搖籃。這一切都與古希臘的自然地理、生存環境有著密切的關係。
古希臘海洋文明,實際上是一種綜合了古代東西方文明諸因素之後而發展起來的新型海洋文明,它對以後地中海地區及整個世界歷史的發展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具體表現在政治、經濟、文化、思想、藝術、神話傳說及航海技術和手段等方面。
一種文明在地理位置上靠近海洋,甚至有比較發達的海洋文化,並不一定是海洋文明。古埃及靠海,但其文明的發展主要得益於尼羅河;古巴比倫也靠近海洋,但其文明的發展主要得益於兩河;這些都是不爭的事實。中國古代文明的發展,得益於海洋的不多,儘管中國有漫長的海岸線,也創造了豐富的海洋文化,也算不上海洋文明。古代日本文明與海洋的關係遠比中國文明與海洋的關係密切,然而其文明程度卻遠不如以長安為中心的中華文明,所以也不能算是海洋文明。太平洋諸島的土著文化,其文化與海洋的關係雖然十分密切,也創造了一些海洋文化,但卻落後於時代的發展,當然更算不上海洋文明。所以,靠近海洋,有海洋文化不一定就能發展成海洋文明。
中國東部
基本概述
在中國境內泰山並不特別高大,才1千多米,為什麼它會是中國古代最神聖的具有人文價值的大山?從大汶口文化或許已經奠定其神聖地位。東部地區新石器時期主要由大汶口文化和龍山文化先後組成。
在山東西南與河南比較接近的地區發現了一個滕州遺址,“早於大汶口文化的類型,該類型與後來發現的裴李崗文化有相似之處”。這不奇怪,從地形圖上看,那是兩處最近的“島嶼”,他們之間應該曾經是一片“湖海”。我們或許需要猜測兩地之間是通過舟船之類的工具達到交流的才正確。
蘇北淮安的青蓮崗文化遺址也有一些自己的特色,時間上早於龍山文化。
迄今為止已經發掘了100處大汶口文化遺址。這些遺址儘管出現於魯東、皖北甚至豫中,但其核心分布於山東、蘇北。並且這些遺址多為墓地,而非居住地。
我對於大汶口文化以及它前後和周圍的東部文化的總結是:偏于海洋特色。並且之所以多發掘有墓地而不象仰韶那樣有許多的居住地發掘,原因是他們更多地生活在船上,船就是他們的居住地。或者他們的房屋就建立在水上或水邊,這一生活方式決定了他們的居住地會在發現機率上少於仰韶文化,墳墓就不同了。即便在上個世紀,在新中國成立之前,許多漁民除了必要的採購以及埋葬親人他們幾乎是拒絕上岸的,與岸上的人們幾乎成為兩個不同的民族。遠古時期肯定也有這樣的一個群體,為什麼如此,或許沒有道理,只是傳統,也或許深有道理,比如躲避各種可以想像的危險。當然,也不要誤以為大汶口文化是純粹的海洋文化,他們也發展農業,任何一個謀求發展的群體在當時肯定已經意識到農業的不可或缺,所以他們最有可能整體是“兩棲”群體。
根源回答
大汶口人到底來自哪裡?這個問題重大而敏感,因為它意味著對東部文明根源的回答。
“嚴謹根據對大汶口和西夏侯遺址(山東曲阜)人口的一項研究而推斷其居民為玻里尼西亞人種,而與同時代的仰韶居民有著顯著差異。”但也有中國學者不同意這個結論。玻里尼西亞人是一個擅長航海的民族,否則他們就不會居住在太平洋上的小島之間。實際上我還認為這個民族與後來中東崛起的海上民族或者腓尼基人有著密切的關聯,這是後話。再聯繫到北京山頂洞人中的拉美尼西亞女人,這個推斷就顯得更有道理,因為拉美尼西亞基本上就在玻里尼西亞文化圈內。也就是說,無論山東大汶口文化還是北京山頂洞人看來有可能是同源的玻里尼西亞人,或者換句話說,他們都在一個更為廣泛的“南島文化”範疇內。也就是說,中國的南部與東部地區,在早期更多接觸了或者根本就是一種海洋背景的“南島文化”。後來的漫長歲月里又加入了其它多種文化色彩,最終穩定沉澱於“三代”。而三代的直接根源卻在中東。
在過去的數千年中,我相信生活在海洋上的這些人們融合、分化形成了一些新的民族與文化,有些群體甚至消失不見完全被包容在另外的文化色彩之中。比如“三代”就是一個典型,他們不是單純的一個民族或一種文化的結晶,我們最終只可以分析出其中的一兩個方面,由於資料的缺乏做全面的總結很困難。
單一說
在這裡請允許我做一個小小的補充。我一直比較接受人類起源“非洲單一說”,當然包括南島人(含玻里尼西亞人)也是從非洲出去的。
在第四紀冰川期包括中國在內的區域人類活動絕跡了大約4萬年,而這個時期太平洋上的玻里尼西亞人卻因為生活在赤道附近一直生活得自由自在,他們以那些溫暖的島嶼為根據地獲得了長足的發展。在1萬多年前冰雪融化期間,他們可能花費了幾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時間游弋到當時臨海的北京山頂洞,其部分後代也分布於相距已經不遠的山東泰山一帶。台灣在這條交通道路上起著舉足輕重的中轉作用。有許多的研究者認為台灣是“南島文化 ”的發源地,可能就與這個重要作用有關。由於中國大陸文明交流與衝突大大高於台灣,所以最初的南島文化作為最底層在大陸被徹底掩蓋,我們容易看到的是後來人群帶來的影響。台灣的“南島文化”成分因為相對“純淨”而為大家所易見。
影響
對於日後中國形成決定性影響的大汶口文化有人給分為這樣三期:公元前4300-公元前3500,公元前2900之前為二期,公元前2400前為第三期。在最後這期中出現了西夏侯等遺址,黑陶開始出現,玉鉞與石鉞出現,並且一些大家熟知的斧頭與太陽月亮的組合符號同時出現。
這一時期以赤峰為核心的北方紅山文化與大汶口應該有接觸,並且時間越近我認為紅山與大汶口愈加靠近,他們相互有過更多的影響。我更偏向於把紅山的前後分為兩個階段,前期與仰韶有聯繫,後期與沿海的東部有聯繫。
南部江蘇吳縣一帶的崧澤、馬家浜、杭州灣的河姆渡、良渚等也做類似考慮歸納,他們通過大汶口而與紅山文化發生聯繫。東部沿海一條線。
都有牽連
以上東部地區很可能與南島文化都有牽連。所以在近1萬年的時間內,到底是中國大陸發展了南島文化,通過台灣回饋給太平洋中的南島人,還是南島人不斷向東亞北方遷徙發展,這確實是個問題。但重點是要認識到,大約從龍山文化開始,東部文化就逐漸被新的文化層所復蓋,這擾亂了我們的視線。
假如說紅山文化中有鷹崇拜,那么南方河姆渡文化里則似乎出現了鳳文化。一直延續到今天的中國龍鳳文化從根源上似乎與西北仰韶文化鮮有關聯。也就是說,在中國一直聲名顯赫的仰韶文化很可能由於被東部文化替代,尤其是被奠定了中國文明根源的“三代”復蓋,今天中國人所繼承的很可能更多不是仰韶文化,而是東部海洋文化。當然,這個說法相當武斷,但確實值得提出來。龍風文化到底起源何在,還是個謎。
文化象徵
黑陶作為龍山文化的象徵,似乎除了西北仰韶哪裡都有出現過,包括南方的大溪以及後續的漢水屈家嶺,河姆渡就更是“以黑陶為特色”(張光直語)。這都說明了中國東部南方與東方的某些統一性,以及他們與西北地區的分別。
張光直先生說:“到公元前4000年左右,黃河下游沖積扇已基本形成,隨著其邊緣地帶地面豁縫逐漸縮小直至最後消失,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之間的陸路交往就必然便利了”。“有確切無疑的跡象表明,大約在公元前4000年代,無論南方和北方,這些有特色的文化都開始了一個進程。在該進程中,文化間的聯繫得以加強,其時間在北方為隨後的1000年,而在南方則為隨後的1500年至2000年。這些地域文化向外擴展,彼此間確確實實地進行接觸,在文化上相互作用,並從實質上表現出相互作用日趨加劇的跡象……”。
意義
注意一下南北兩地的不同時期或許是有意義的。它或許暗示了我們某些基本條件上的必然,比如交通工具的這個時間的改進甚至出現。為什麼南方會晚1、2千年,他們在等待什麼?我認為可能是一種舟船大車。也可能是青銅器的出現有利於南方茂密森林的開墾。
張光直先生認為這些不同的新石器時期的文化區域在“相互作用”之下成了“相互關聯的文化”。對於這個相互作用的時空概念,張先生認為是“在公元前4000年代開始形成,範圍是北起遼河流域,南到珠江三角洲和台灣,東起東部沿海地區,西到甘肅、青海和四川……,所有的地域文化在形成被秦漢王朝所統一的中國歷史文明的過程中肯定發揮了作用” 。
起源說
張先生儘管是一位中國文明獨立起源說的支持者,但是他是一位明顯有著開放與發展眼光的人。他時時看到新材料的湧現對於史前老的假說的衝擊。我不得不說,在這裡張先生表達了中國後來的文明就起源於以上提及的新石器時期文明的傾向,這個認識是有一定局限性的。張先生如大多數中國文明獨立說者一樣,只看到了中國本土完整的“序列”,並陶醉於這些“序列”,但對於新內容的注意不夠,比如馬車的引進,青銅器冶煉技術的引進,瓷器(非陶器)在商朝的突然出現,文字在後商的突飛猛進,對於這些關鍵的文明元素都沒有足夠的重視。最重要的是,中國文明獨立說的前提是建立在DNA技術套用之前中國也有猿人進化為中國人的幻想基礎之上。當我們把人類的起源定位於非洲單一起源說之後,許多推論勢必發生了動搖。但張先生並沒有看到今天DNA的研究成果,所以他已經沒有機會更改他的結論了,這很遺憾。但張先生的視野始終是開放的,我始終感受到了這一點,並且受到他這個精神的鼓勵。
在過去的上萬年里,應該源源不斷地有外部的人出於各種各樣的原因來到中國,定居下來,他們帶來的文明與本土產生的文明一直在進行交流和本土化。新石器時代早期的人們奠定了部分的中華文明,但並不是全部,因為帶來新文明的“三代”還沒有到來。
大汶口之後的龍山文化開始了,同期比較著名的還有南方杭州灣附近的良渚文化。良渚文化的黑陶以及那些獨特的帶有大眼睛(或大耳朵)的玉石紋飾都說明了它與龍山文化或者商文化的直接關係。
一個特點
良渚文化的一個特點是那些精良的玉器。東北的紅山文化是另外一個以玉著名的區域。儘管從文飾上還看不出來兩者有什麼關聯,但是同樣熱衷並擅長玉石雕刻都讓人猜想之間是否有著深層關聯。由於紅山文化在前,良渚稍後,在考慮到氣候在那個時期發生了氣溫下降之後,這一猜想就更顯得合理。當然,我不認為這是一種純粹的遷徙,更大的可能是一種融入交流。
整體看下來,實際上中國東海部地區都有十分明顯的玉傳統,而中國西北地區卻似乎只盛行陶文化。這是中國新石器時期東西部比較明顯的一個差異。
三代文明
龍山文化挾裹著“三代”文明。
龍山時期一些遺址開始廣泛出現於平原地帶,說明大海消失了,沼澤也已經開始縮小,越來越多的人移居到中原。突然多出來的這些土地使整個東亞看起來與以往有很大的不同。埃及與兩河流域出現了許多發達的王國,中東那些具有戰略眼光的野心勃勃的政治家不會不關注到東亞長出了一塊巨大的肥肉。而更多的商人甚至商業大家族已經為此做好了準備。
考古顯示,在大約5000年前東亞開始文明加速,這裡的社會生活即將發生一些質的改變,其中一個標誌是“矛頭和箭頭的數量卻異乎尋常地多”。暴力與戰爭開始正式登場。
文明因素
這時期一些新的文明因素又在出現。比如良渚文化中著名的內圓外方的玉琮就沒有人找出起源,甚至至今沒有人講出它的確切含義是什麼。那些奇特的面貌造型也是突然出現的,並且一出現就是很成熟的摸樣,沒有什麼過渡。他們來自哪裡,也沒有人解釋。但是這些遺址位於海岸邊的事實還是給了我們許多想像的空間。
在中東比較輝煌的兩河流域和古埃及確實沒有發現類似的玉器,但是中東卻流行天圓地方的宇宙觀,至於具體的這些玉器屬於哪個文明,我想不一定是著名的大的文明版塊,完全有可能是一個小的分支,甚至是一個在過去幾千年裏海平面波動中已經沉入海底的文明。我們不能抱定每個文明一定能夠找到起源的信念,儘量尋找起源當然是應該的。
起源
黑陶文化的起源也是個問題。在中國的東部從南到北幾乎都有黑陶,甚至台灣的鳳鼻頭
文化也有黑陶。但是比較肯定的是,除了中國之外中東附近包括印度也有零星的黑陶發現。既然這些疑問都產生於中國的海邊,我想還是應該把這些疑問交還給大海。
一位名叫“余以為”的網友在《蘇三客廳》看到我以上的議論後發言:
一:中國東部、南部、東南亞、印度南部,都是黑陶文化區,連成一大片。黑陶伴隨著濕地農業,彩陶伴隨著旱地農業,這兩種文化在石器時代交流不多,井水不犯河水,黑彩分明。
側重討論
既然想討論海洋文化,建議側重討論黑陶文化圈。
二:你說過“太平洋尼格羅人直到商朝晚期都出現於河南的平原上”,他們是比黃色人種更早到抵達東亞的澳洲人種,他們相對現代後來的東亞人既不外來的,也沒有遷移走,而是被吞沒了,在周邊民族的基因里還有較多遺存,比如日本、通古斯和藏族。
動力
三:雅利安人東進的動力主要是,西歐還是大片原始森林。森林和沙漠一樣不適合新石器農業,不可能大規模繁殖。西歐在銅器時代才逐漸發展,鐵器時代才繁榮的。新石器時代,人類對付森林,不是用石斧,而是用火。太潮濕的地方,森林是燒不起來的,所以西亞、北非、中亞、印度和中國北方這些看起來有點乾旱的地方,反而是最適宜新石器農業(水稻除外),中亞也可以。公元前2000年,適逢氣溫下降,中亞農業衰敗,西歐雅利安人改良了馬,從定居畜牧改為遊牧生活方式,既有遷徙速度,又有戰鬥力,又能適應較貧瘠的草原環境,所以在很短時間裡就替代了早期已經衰落了的定居半畜牧半農業印歐人。所以青銅器早期,整箇中亞遍布雅利安遊牧人,直到東方的蒙古人種也學會了遊牧方式,雅利安人又找到地理條件更優越的殖民地——伊朗、印度和歐洲,才半推半就地把中亞北部讓給了突厥人。雅利安的東進和突厥人的西進,隔絕了中國和西歐的聯繫,所以我們才會對漢語和英語相似之多覺得不可思議。
課文教案
教材解讀
本課主要的教學內容是“海外殖民”、“城邦政治”兩個子目。從經濟物質和政治文明上詮釋“海洋文明”的古希臘和古羅馬的特點。而這一特點又是地理環境所導致的。而希臘的城邦體制是黑格爾所言的歐洲的“精神家園”。黑格爾強調“自由、雄偉、美麗”的希臘精神讓歐洲人油然而生“家園之感”。並且為後續主題章節中的希臘文化的講授作了鋪墊。(希羅多德、柏拉圖、陪審團、學園、亞歷山大里亞博學園等子目)
教學設計
當我了積累教材文本的解讀後,將要依據的是高一學生的認知水平、情感心理、價值取向,設計成如下的教學方案:導入:用《錢伯斯世界歷史地圖冊》中的“希臘和腓尼基在地中海地區的殖民地”一圖製成看板,請學生讀圖辨別腓尼基和希臘的殖民地。形成腓尼基的海外殖民地分布在北非和西班牙的南岸。其中的迦太基發展成西地中海的霸國,成為古羅馬的強勁對手。希臘的殖民地分布在西西里島、義大利的南部和法國的南岸,其中馬賽是其前哨,這一地區因而被稱為“大希臘”。最後又在黑海找到了一片“自由地”。希臘人形象地把地中海比喻成一個大池塘,希臘人則是生活在大池塘周圍彼此呼應的大青蛙。接著用《錢》書中的“公元177年圖拉真去世時的羅馬帝國”一圖,將極盛時期的羅馬帝國與公元前3世紀的羅馬予以對照,讓學生得出在海外殖民過程紅古羅馬與希臘不同,古羅馬是從一個點逐漸發展起來的,用戰爭的手段,用征服的手段把羅馬逐漸擴大成為地跨三洲的大帝國。如果說希臘的精神在於文化,在於自由,在於民主的精神,那么羅馬的精神的特點就是行動。再以時間的維度展示2000BC、700 BC ~500 BC、400 BC ~44 BC、177年間腓尼基人、希臘人、羅馬人的海外殖民。
如此遍布地中海的海外殖民地是如何取得的?是什麼原因推動如此規模的海外殖民?殖民給海洋國家,特別是希臘帶來了什麼?
教師指出腓尼基人採取的是航海貿易,希臘人更多的是移民建立子邦,而羅馬人依賴的是武力征服。
學生會指出由於人口的壓力所致,還有沒有其他原因?教師分析:除了全體居民抽籤強行外,欠債破產的人外出闖蕩者有之;政治失意的人被迫出走者有之;經商擴大的人開拓市場者有之。最主要的因素是地理環境所致。
在學生討論的基礎上,教師歸納:在這場殖民浪潮中最突出的是希臘融合了東方文明;構成了地中海貿易圈;鑄成了希臘的國魂:勇於開拓,善於求索;加強了歐洲各地的交流;緩解了希臘城邦內部的矛盾。傳播了希臘文化,自“新月灣”兩河流域文明、愛琴文明,經希臘文明的傳承清晰可辨:從東到西轉移展開,地中海漸行漸寬。
海外殖民
課本的引言“希望你在路途中得到一杯水。”……凸現了腓尼基、古希臘、古羅馬的海外殖民的首要因素是地理環境。課本從時間的緯度,地圖冊從空間的緯度展現了:自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2世紀初,圍繞在地中海周邊的揚帆遠航,開拓疆土。腓尼基的殖民主要是在北非,最著名的是迦太基。希臘的殖民主要是西西里島和義大利南部以及黑海周圍。羅馬的殖民擴張使地中海成為它的內湖。腓尼基採取的是航海貿易,希臘更多的是移民建立子邦,而羅馬依賴的是武力征服。特別是希臘人在這一過程中融合了古埃及、兩河流域的文明,傳播了希臘文化,熔鑄了希臘民族的性格,促進了地中海各地的交往,形成了希臘化時代。從而為黑格爾所言的歐洲的“精神家園”打下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城邦政治
在希臘的殖民點是希臘本土母邦的複製。希臘的曲折海岸線、多岩石少平原的地貌造就了遍布於希臘的近200餘個方圓幾十里的城邦。這樣的城邦歷經梭倫、伯里克利的手培育起雅典民主政治的體制。梭倫改革打下雅典民主政治了基業,伯里克利改革把雅典民主政治推向了高潮。亞里士多德考察了150個城邦,寫成了名著《政治學》。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的“伯里克里演說詞”歸納了民主制度:“它不是從別人那裡模仿出來的,是自己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只能供別人仿效而不是雅典仿效別人。”這篇演說詞充分反映了對人民,對普通人的尊重,讓普通人參與政治生活。整個講的是人民的利益,尊重人民的意見,由於課本中“梭倫改革”、“伯利克里改革”的內容付諸缺如,宜補充材料說明上述改革的背景:發生在希波戰爭和伯羅奔尼撒戰爭期間。雅典的極盛與戰爭聯繫在一起。改革的內容:“主權在民”、“輪番為治”。由此得出雅典的民主是很粗糙原始的。它是一種“直接民主”,民眾說了算,往往演變為“多數暴政”,蘇格拉底之死就是例證。但是,雅典民主制度卻是歐洲文明的源泉之一,這是矛盾的,也是辯證的。
希臘的殖民點是母邦複製而成的子邦。希臘本土的城邦(The City-State)是如何產生的?
呈現“希臘地貌圖”:海岸線曲折,多山地岩石,少平原空間,希臘的地理條件有助於她成為一個開放的、富有開闊想像的地方;城邦是自然形成的,它們按照自己的條件生活,每個城邦都是一個“自由”之鄉,相互之間是獨立的,原始的“民主”便誕生在這種得天獨厚的環境裡。這樣的地理環境是在政治上是不易統一的,近200多個城邦,方圓幾十華里,堪稱為“滿天星斗”、“小國寡民”。
政治體制的形式有幾種?學生會指出僭主、寡頭、民主政治三種。教師要指出具有代表性的是被稱為智慧的雅典——“民主政治”、勇敢的斯巴達——”“寡頭政治”。雅典孕育了歷史上最為發達的民主政治。公元前594年梭倫改革奠定了雅典的民主政治基礎:1廢除債務奴隸。2按財產的多寡劃分公民等級和分配公民權利。3設元老院和400人議事會——“梭倫船上的兩支錨”。4首創陪審法庭。接著,伯里克利的改革把雅典的民主政治推向了頂點:1設立公民大會(500人)——最高權力決策機構。2抽籤產生城邦官員。3就任公職享有津貼。4十八歲男性有公民權。4貝殼(陶片)投票放逐。
就上述改革措施分別提供相關材料,用PPT形式再現雅典民主政治的景象。具體如下:
陶片放逐法:雅典每年舉行特別公民大會,用陶片或貝殼作為選票決定民主威脅者的命運。如某人得票超過6000,將被流放國外10年,但其家人不受牽連,本人也在流放期滿後恢復公民權。這是一種以民主方式反對民主敵人的有效方法。
公職人員的資格審查:公民大會每年召開40次,其中10次的固定議題是審查公職人員的任職表現,就其去留問題進行表決。這意味著一個公職人員在其一年任期內要經歷10次民眾性的資格審查。其餘30次大會分別為國務和公民的個人申訴。
公民大會的辯論:公民大會的最重要的程式是就某項議案展開辯論。雅典人認為繁瑣的辯論雖然延長了決策時間,但可避免魯莽行事帶來的災難。為保證辯論的效率和秩序,雅典人擬訂了一整套辯論的章法。雄辯地演說有賴於豐厚的學養,因此激烈的辯論促進了對知識的崇敬與演說術的發展,雅典成為語驚四座的大演說家輩出的古代國度。
500人會議成員的產生:經抽籤選舉產生,名額按每個基層單位的公民人數,按比例分配。30歲以上的公民一生可當選兩次,每次任期一年。這表明一個雅典人自18歲成為公民起,要參政12年後才具備擔任公職人員的資格。
陪審法庭:法庭審判員從30歲以上,無公共債務和犯罪前科的公民中產生。審判員6000名,一般由500人組成一個法庭,分理各種訴訟。這是世界上最大的法官群體。
再補充顧準在《希臘城邦制度》一書的敘述:“直接民主制度惟有在領土狹小的城邦中才有可能。進城參加公民大會可以朝出暮歸,相互間又比較熟悉,政務也比較簡單,易於在公民大會中討論和表決。公民軍是自備甲冑武器和馬匹。可見,城邦制度和直接民主兩者是互相依賴,互為條件的。……雅典的民主生活又使得議事會、陪審法庭和公民大會成為說話的藝術即雄辯術的廣闊用武之地。雄辯術使一個普通公民成為民眾的領袖。在這種情況下,雅典總的學術文化十分活躍,雅典公民在政治生活中獲得了廣泛的支持,希臘各地的知識分子也群趨雅典。”
在此基礎上,請你談談對雅典民主政治的看法(得與失):在整理學生回答的基礎上,教師歸納:
民主政體的發源地
顛簸曲折不斷創新的產物
直接民主:集體管理運作的民主
粗糙原始:男性公民的民主
多數暴政:多數人也會犯錯誤,真理有時在少數人手裡。?
主權在民:每個人都以主人翁的態度行事就會高效.?
輪番為政::既是統治者,又是被統治者的構想?
運作方式:法治基礎上集體管理的差額選舉制、任期制、比例代表制、議會制等。
最後小結:城邦民主政治激發了公民的積極性,促進了雅典經濟和文化的繁榮。在後續章節目中我們會學習有關燦爛的希臘文化。而本課所學的海外殖民導致手工業、商業、航海業的發達,為城邦政治奠定了物質基礎。這是我們對這一課的整體把握。(發放修昔底德的“在伯里克利葬禮上的演說詞”中英文對照材料,供學有餘力者拓展學習參考。)
南海一號
“折戟沉沙鐵未消,自將磨洗認前朝。”“南海一號”為上世紀80年代發現於陽江海域的宋代沉船,是目前世界上發現的最大宋代船隻。雖然是一個軟弱的朝代,宋朝畢竟擁有人類歷史上最龐大的帆船艦隊和商船船隊,頻繁遠航曾經到過至阿拉伯。失落中原的南宋是中國歷史上唯一將海上貿易提到前所未有地位的朝代,中國由此進入海外貿易的黃金時代。從“南海一號”上被打撈起來的文物,可以看到當時中國在世界海上貿易中的地位。但是有人說,根據當時在船上發現的文物,“南海一號”可能是元代沉船。不管是宋代還是元代的,其後幾百年,有鄭和下西洋,七次遠航由於一味炫耀國威,勞民傷財,停止了向海洋進發的腳步。這以後,是長達幾百年的沉寂和閉關鎖國。直到1840年,在西方人的堅船利炮下,國門被迫打開。又經過了多少年,中國人民才知道掌握制海權的重要性。這以前,幾乎全部人都把眼光投向陸地,從來沒有認真審視過藍色的海洋,以致海洋探索很少,在上世紀初痛失台灣。
二十年前中國水下考古正處在起步階段,無力獨立打撈。幾年時間裡,游弋在中國南海的英國探險家門撈到沉船上的中國寶物之後揚長而去。在南中國海被盜取的,不僅僅是中國的沉船,還有中國的歷史記憶和民族尊嚴。而今天,中國的海洋文明,在這個新的世紀重新起航。
見證“南海一號”沉睡八百年後的重生。在“南海一號”打撈現場附近,可以看到高高的吊塔塔尖,這證明中國正在重視海洋這一塊以前經常被忽視的區域,中國的海洋實力已經不能讓人再漠視了。這是國內發現的第一個沉船遺址,正如專家們所說,它“意味著一個開始”。中國打撈起來的不僅僅是一艘沉船,更是一段歷史,還是一種重新得到重視的海洋文明。這只是廣東海上絲綢之路的一部分,也許它還會延伸到更遠的地方。
中國水下考古第一代專家們感嘆,為了“南海一號”的出水這天,他們已經等了整整20年了。那么和他們相比,從看到這則新聞,知道“南海一號”開始,我們等待的只是幾天。這艘沉船的謎底還無法徹底解開,只知道那一天大概是在宋朝或者元朝,“南海一號”的在海底等待,等待拯救,或者等待死亡,等待永久的消失。幸好,在海底沉睡將近千年的時刻被人發現。“南海一號”和宋朝的復亡告誡我們要重視海洋這塊寶地。對一個國家來說,內政清明,外交和睦,富國強兵,提高綜合國力才是最重要的。
海洋學相關知識(八)
海洋科學是研究海洋的自然現象、性質及其變化規律,以及與開發利用海洋有關的知識體系。下面讓我們來完善與海洋學相關的詞條,以此來更加深入的了解海洋學的相關知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