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概況
漢武帝推恩令推恩令下達後﹐諸侯王的支庶多得以受封為列侯。《漢書.王子侯表》所記載的王子侯﹐大部分是在元朔年間受封的。由於實行推恩令﹐河間王國先後分為茲﹑旁光等十一個侯國﹐淄川王國分為劇﹑懷昌等十六個侯國﹐趙王國分為尉文﹑封斯等十三個侯國。此外﹐城陽﹑廣川﹑中山﹑濟北以及代﹑魯﹑長沙﹑齊等諸侯王國也都分為幾個或十幾個侯國。按照漢制﹐侯國隸屬於郡﹐地位與縣相當。因此﹐王國析為侯國﹐就是王國的縮小和朝廷直轄土地的擴大。這樣﹐漢朝廷不行黜陟﹐而蕃國自析。其後﹐王國轄地僅有數縣。
主要內容
推恩令允許諸侯王推“私恩”把王國土地的一部分分給子弟為列侯，由皇帝制定這些侯國的名號。按照漢制，侯國隸屬於郡，地位與縣相當。因此王國析為侯國，就是王國的縮小和朝廷直轄土地的擴大。推恩令下後，王國紛請分邑子弟，“於是藩國始分，而子弟畢侯矣。”朝廷“不行黜陟而藩國自析”。武帝以後，王國轄地不過數縣，其地位相當於郡。這樣，諸侯王強大難制的問題，就進一步解決了。
關於“推恩令”，據《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載：主父“偃說上（武帝——引者）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強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為淫亂，急則阻其強而合從以逆京師。今以法割削之，則逆節萌起，前日晁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余雖骨肉，無尺寸之地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不削而稍弱矣。’於是上從其計”。《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序》載：武帝“制詔御史：‘諸侯王或欲推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條上，朕且臨定其名號。’”《漢書·武帝紀》載：元朔二年，“春正月，詔曰：‘梁王、城陽王親慈同生，願以邑分弟，其許之。諸侯王請與子弟邑者，朕將親覽，使有列位焉。’於是藩國始分，而子弟畢侯矣。”《漢書·景十三王傳·中山靖王劉勝》中說得更清楚：武帝“用主父偃謀，令諸侯以私恩裂地，分其子弟，而漢為定製封號，轍別屬漢郡。漢有厚恩，而諸侯地稍自分析弱小雲”。
推行目的
推恩令公元前127年（漢武帝元朔二年），漢武帝採納主父偃的建議，頒布“推恩令”，規定諸侯王除以嫡長子繼承王位外，可以推恩將自己封地分給子弟，由皇帝制定封號。使諸侯王多分封子弟為侯，使王國封地被分割，以進一步削弱諸侯王國勢力；其次建立中朝削弱相權，鞏固了皇權的神聖地位；
“推恩令”是漢武帝時期思想變革與政治變革統一的標誌。它表明：漢武帝不僅正式採用了儒家思想治國，而且取得了成功，從而完成了漢代分封制向郡縣制的過渡。
國之亂後，中央政府決定消減諸侯國的實力。漢武帝即位後的第三年冬天，開始實行“推恩令”計畫，當時諸侯王的子弟眾多，但是只能有嫡長子一人繼承王位。如果以推廣皇帝恩澤的名義把土地再分封給諸侯的子弟，那么看起來是皇帝厚待他們，實際上卻使每個封國的面積都化整為零，漸漸縮小，再也不足與中央朝廷抗衡。
並且，“推恩令”的整個過程都清楚明白，有案可查，不象“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誰——是田蚡還是董仲舒提的建議，武帝採納了沒有，詔令何在？一千年來，雖經眾多學者反覆考證，但至今仍是一筆令人迷茫費解的糊塗帳！
影響：王國越分越小，中央集權加強。
主要措施
建中朝，設刺史，漢武帝能用推恩令解決王國問題的原因：景帝削藩奠定了基礎，漢武帝時國家實力強大，其措施行之有效。
影響
漢武帝採納主父偃的“推恩令”是中國傳統文化反思的科學基點
推恩令相關書籍漢武帝時期，中國古代思想、政治發生了巨大變革，這些變革承上啟下，對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具有決定意義。後來，人們研究和反思漢武帝時期的這些變革時，往往都以“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為基點。對此，在《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子虛烏有》（1）一文中已指出，這是不對的。那么，這一基點在哪裡呢？應該就是漢武帝採納主父偃的“推恩令”。
教育意義
“推恩令”告訴我們：漢武帝時期思想變革與政治變革是統一的
推恩令的相關記載書籍過去，“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說在說明漢武帝時期的社會變革時，只側重思想領域，忽視政治領域，這很容易造成兩者的脫節，從而使人模糊對這段歷史的認識。只有從“推恩令”出發，才能把兩個變革聯繫起來，才能說明二者的統一性。
關於“推恩令”，據《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載：主父“偃說上（武帝——引者）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強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為淫亂，急則阻其強而合從以逆京師。今以法割削之，則逆節萌起，前日晁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余雖骨肉，無尺寸之地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不削而稍弱矣。’於是上從其計”。《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序》載：武帝“制詔御史：‘諸侯王或欲推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條上，朕且臨定其名號。’”《漢書·武帝紀》載：元朔二年，“春正月，詔曰：‘梁王、城陽王親慈同生，願以邑分弟，其許之。諸侯王請與子弟邑者，朕將親覽，使有列位焉。’於是藩國始分，而子弟畢侯矣。”《漢書·景十三王傳·中山靖王劉勝》中說得更清楚：武帝“用主父偃謀，令諸侯以私恩裂地，分其子弟，而漢為定製封號，轍別屬漢郡。漢有厚恩，而諸侯地稍自分析弱小雲”。
“推恩令”是漢武帝時期思想變革與政治變革統一的標誌。它表明：漢武帝不僅正式採用了儒家思想治國，而且取得了成功，從而完成了漢代分封制向郡縣制的過渡。
並且，“推恩令”的整個過程都清楚明白，有案可查，不象“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誰——是田蚡還是董仲舒提的建議，武帝採納了沒有，詔令何在？一千年來，雖經眾多學者反覆考證，但至今仍是一筆令人迷茫費解的糊塗帳！
“推恩令”告訴我們：武帝時期政治變革的意義遠遠超過思想變革
政治是思想的本質。思想變革是政治變革的要求和反映，並以政治變革為依據，最後為實現政治變革服務。因此，政治變革遠比思想變革重要。
漢武帝時期思想變革的提出，是漢初同姓王分封制走向腐朽，歷史再次呼喚“削分封，行郡縣”的結果。漢初的同姓王分封制，是劉邦當年在平定異姓王叛亂時，刑白馬盟誓所確定下來的一種分封政體，這種政體對西漢初期的政權鞏固起過積極作用。但是，隨著社會的發展，它的弊端也逐漸顯露出來，就是各同姓王亦蠢蠢欲動，不服中央統治。正如文帝時賈誼所說：“臣竊惟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傷道者，難篃以疏舉。”“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今或親弟謀為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下之勢方病大褺．．．．．．失今不治，必為錮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為已。”（2）他首次提出了“削藩”；後景帝時晁錯亦堅決主張削藩；武帝初期，王臧、趙綰“議立明堂以朝諸侯”，田蚡“絀抑黃老崇尚儒學”，也都是從不同角度，用不同方法，試圖解決這一問題，結果都失敗了，只有主父偃的“推恩令”才獲得了成功。因此，“推恩令”所解決的問題，是文、景兩世長期沒有解決了的大問題。
推恩令的影響過去，史學界一直講秦漢，不講西楚，這不僅不符合歷史事實，而且忽視了西楚政權的歷史意義，即它是中國古代分封制向郡縣制過渡中，復辟與反復辟鬥爭的關鍵一環。劉邦在打敗西楚後，實行的雖也是分封制，但他的分封制是以血緣關係固定的。血濃於水，這是西漢初期能贏得短期安定的重要原因。但分封制不符合中國歷史發展已成定局，劉邦在當初分封時就對這一點有所覺悟，他曾拊吳王濞的背說：“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者，豈若邪？然天下同姓為一家，慎無反！”（6）他死前作的《大風歌》（7）也很悲涼。因此，“推恩令”所解決的問題，是一直困擾中國封建社會前期的根本問題。
同時，“推恩令”還奠定了後來幾乎整個中國封建社會的體制基礎。中國封建社會後來的多數時期，如東漢、西晉、隋、唐、元、明、清等，政體上實行的都是郡縣制。郡縣制的發明權雖是韓非、李斯、秦始皇等，但作為一種穩定的政治體制，卻是從漢武帝開始才鞏固下來的。
由此可見，漢武帝時期政治變革的意義遠比思想變革重要。然而，這一重要性只有從“推恩令”出發才能認識到，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說對此是個盲點。
“推恩令”告訴我們：武帝最崇尚的儒學不是《五經》，而是《孝經》
過去，“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說認為，漢武帝最崇尚的儒學是《五經》，這不是對的。
漢武帝崇尚儒學是真，但他最崇尚的儒學是什麼，要聯繫當時的政治變革來回答。《五經》在漢武帝初期雖炒得凶：置《五經》博士、舉行《五經》策問等，但《五經》沒解決漢武帝初期的政體問題。如前所述，漢武帝初期政體問題的解決，採納的是主父偃的“推恩令”，“推恩令”的主旨是“孝”或“孝治”，“孝”或“孝治”不出自《五經》。《五經》雖也講“孝”，但只是將“孝”作為倫理道德，從未將“孝”作為治國思想。“孝”或“孝治”出自《孝經》，如《孝經·三才章》說：“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孝經》過去曾託名孔子，但孔子從未將“孝”正式作為治國思想。把“孝”升華為治國思想，是《孝經》破天荒的發明。《孝經》產生於先秦，作者已不可考，學術性質屬儒家，是儒學的一個旁支。
漢代統治者重視“孝治”由來已久。劉邦當年做了皇帝後，為了表示“孝”，尊其父為“太上皇”；惠帝時，首次表彰“孝弟力田”（8）；文帝時，據說即置《孝經》博士，這是儒學中較早置博士的一經；還搞過“舉孝授官”（9），這也是漢代以“孝”治國的最初償試。緹縈上書救父時，文帝為其“孝”所感動，曾專門下了個“除肉刑詔”（10）；武帝繼位後，元年即表彰“孝子順孫”，說：“今天下孝子、順孫願自竭盡以承其親，外迫公事，內乏資財，是以孝心闕焉，朕甚哀之”（11）；七年，“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12）；十二年，正式把“舉孝廉”確定為用人制度：“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13）；十四年的“推恩令”，表明漢武帝以“孝”治國的成功。
漢代尊儒的口頭禪是：“孔子說，‘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14）這說明《孝經》是整個漢代治國理民的行動綱領。兩漢也都標榜“以孝治天下”。《孝經》在漢代是必讀經，《五經》不是必讀經，《五經》只需分科選讀，《孝經》則是人人要讀。不只文官要讀，武士也要讀，東漢光武建武年間即正式下詔，要虎賁士也必須通《孝經》。漢代不只京師設《孝經》師，地方庠序也必置《孝經》師，還曾征天下《孝經》師入京講習。“舉孝廉”一直是漢代用人制度，如《續漢書·百官志》說：“漢制以《孝經》試士。”漢代皇帝從惠帝開始，前面都加個“孝”字，如“孝惠”、“孝文”、“孝景”、“孝武”等。漢代一直表彰“孝弟力田”，用“孝”來調節家庭糾紛。如《後漢書·仇覽傳》注引《謝承書》載：“元人羊兇惡不孝，其母詣覽言元。覽呼元，誚責元以子道，與一卷《孝經》，使誦讀之。元深改悔，到母床下，謝罪曰：‘元少孤，為母所驕。諺曰：“孤犢觸乳，驕子罵母。”乞今自改’。
推恩令的現代演繹由此可見，漢武帝所崇尚的儒學主要是《孝經》。然而，只有從“推恩令”出發，才能真正認識《孝經》在漢代儒學中的主導地位和作用，“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說對此亦是盲點。
“推恩令”告訴我們：武帝不僅是“崇尚儒學”，而是“儒術合流”
過去，“罷黜百家獨尊儒學”說認為：漢武帝時期的思想變革，就是“獨尊儒術”，這是不對的。
漢武帝時期的社會變革，本質是政治變革，即由分封制向郡縣制過渡。這種過渡包含了兩種思想：一是郡縣制思想，二是如何過渡到郡縣制的思想。這兩種思想都是出自儒家嗎？回答顯然是否定的。因為儒家向來都主張分封制，從未主張過郡縣制，如孔子說：“興滅國，繼絕世，興逸民。”（16）就是說，郡縣制的思想不出於儒家，儒家只是提供了如何過渡到郡縣制的指導思想。應當承認，郡縣制思想也是一種重要的政治思想，即政治思想中的制度思想，制度思想甚至比其他政治思想還重要。“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說的一個理論誤區，就是忽視了制度思想也是一種政治思想。
郡縣制思想出自先秦百家爭鳴的哪個學派呢？傳統上認為是法家，其實不準確。應為術家。筆者認為，術家是先秦百家爭鳴中的一個獨立學派，可是從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論六家要旨》起，就一直被歸入了法家，這是個錯誤。事實上，術家與法家有質的不同：1、二者的治國思想不同。法家主張法治，即以法為政治思想；術家主張術治，即以術為治國思想。法治講求公開性；術治則具有陰謀性，隱秘性。如韓非說：“術者，藏之於胸中，以偶眾端而潛御群臣者也。”“而術不欲見”，“用術，則親愛近習莫之得聞也，不得滿室。”（17）雖然法家也講術，但只是將術作為策略思想，不是根本政策。術家也講法，但不是將法作為根本的治國思想，而是在術指導下的一種統治工具，即法制。2、二者的法律思想不同。法家主張法律公平；術家則認為，既然法律是君主手中的二柄之一，就可以根據自己的好惡隨意論罪，如“重輕罪”、“厚賞重罰”、“連坐告奸”等，即是術家較為典型的法制思想。3、二者的政體思想不同。
法家主張分封制，如《經法·國次》說：“國失其次，則社稷大匡。奪而無予，國不遂亡。不盡天極，衰者復昌。誅禁不當，反受其殃。禁伐當罪當亡，必虛其國。兼之而勿擅，是謂天功。”“故聖人之伐也，兼人之國，墮其城郭，焚其鐘鼓，布其資財，散其子女，裂其地土，以封賢者，是謂天功。”術家如李斯、秦始皇，堅決主張郡縣制。4、二者的思想政策不同。法家保護言論自由，如“子產不毀鄉校”（18）；術家則主張思想專制，如李斯“焚書”、秦始皇“坑儒”。5、二者的君權思想不同。法家只主張加強君權；術家則主張絕對君權，或絕對中央集權，如“三綱”的原型就出自《韓非子·忠孝》的“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天下亂，此天下之常也。”6、二者的階級屬性不同。法家是領主階級的改革派，產生於春秋中後期，早期代表人物如晉國的范宣子、趙鞅、鄭國的子產、鄧析等；後期如李悝、慎到等，代表作是《經法》。術家產生於戰國後期，是儒士階層的激進分子，屬新興官僚地主階級，主要代表人物如申不害、吳起、商鞅、韓非、秦始皇、李斯、蘇秦、張儀等，代表作是《申子》、《商君書》、《韓非子》、《戰國策》等。法家在中國古代只是在極暫短的時間裡起過作用，如春秋中後期晉國范宣子“作刑書”、鄭國子產“鑄刑鼎”，漢初的“黃老之治”等。不過，自田蚡“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法家在中國封建社會後來的一千多年的時間裡便中絕了。
術家則自戰國後期以來，直至中國改革開放前，一直是中國學術界的一個十分強勁的學派。術家對中國古代學術的最大貢獻，就是發明了郡縣制，郡縣制也是術家與法家的根本區別。因此，郡縣制的發明權屬術家。
由此可見，漢武帝時期的思想變革，根本不是“獨尊儒術”，而是“儒術合流”。即儒家的政治思想與術家的體制思想的結合。
這裡為什麼叫“儒術合流”，不叫儒家對術家思想的吸收呢？因為：1、有個程度問題。儒家把術家的根本思想搬來了，若僅僅吸收，是對術家的不公，有貶低術家在中國古代學術史上的地位與作用之嫌；2、有個平分秋色問題。前面講過，在整個政治思想上，體制思想甚至比其他政治思想還重要，體制思想至少應占政治思想的一半；3、有個發明權和著作權的問題。郡縣制的發明權和著作權屬術家，雖然術家在古代對此未申請專利，但這是無可爭議的。因此，筆者認為用“儒術合流”來概括較為合理。
“儒術合流”只有從“推恩令”中才能反映出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說對此是不可思議的。歷史饒有風趣的是，提出“推恩令”的主父偃，《史記》說他早年“學長短縱橫術，晚乃學《易》、《春秋》、《百家言》”，他本人就是“儒術合流”的化身。正因為如此，他才能幫助漢武帝成功地實現了分封制向郡縣制的和平過渡。
“推恩令”告訴我們：武帝時期的“儒術合流”是中國封建社會前期百家合流中的“有機合流”
過去，“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說認為，先秦學術的主要特點就是百家爭鳴，這是不對的。實際上，百家爭鳴只是先秦學術的前期特點，從戰國後期起，中國古代主要表現為百家合流。百家合流比百家爭鳴還重要，爭鳴只是探討問題，合流才是試圖解決問題，只有百家的有機合流才是最後解決問題的根本途徑。百家合流是百家爭鳴的結果。百家爭鳴表明：參加爭鳴的任何一家學說，都有極大片面性，無一能單獨解決中國古代的社會問題，要想解決問題，合流勢在必行，所以在戰國後期，幾乎所有先進的思想家都認識到了百家合流的重要性。如荀子，他雖然“隆禮”，但對“法”的評價卻很高，以致後來有人否認他是儒家，認為他是法家，唐代韓愈為此專門著文為其辯護，但仍認為他“大醇而小疵”（19）。這是不懂百家合流的緣故。戰國後期的兩個官辦學術中心，“稷下學派”與“呂不韋門客集團”，他們的學術路線也主要是百家合流。“稷下學派”的遺著《管子》和呂不韋主編的《呂氏春秋》，就是百家合流的產物。過去，人們都認為《管子》混入了其他學派的作品，不妥。實際上，它是當時各家參加稷下學術討論的論文彙編；人們都認為《呂氏春秋》是雜家，也不妥。它是首次系統研究百家合流的嘗試。術家是百家爭鳴最後產生的一個學派，在術家那裡，百家合流的思想一開始就體現得較突出。術家雖然極力反對儒家，但卻口口聲聲講法，張口閉口“法術之士”，以致後人誤將術家歸入了法家。術家脫胎於法家，搞的百家合流，主要是“術法合流”。
漢初的“黃老之治”，傳統上將其概括為道家，這也欠妥。“黃老”雖然哲學上都是“道”，但政治思想卻歸屬兩個學派：《老子》的政治思想是“德”；《經法》、《十六經》是“法”，所以“黃老之治”本質上是“德法合流”。而且漢初的“黃老”，不僅是“德法合流”，還吸收其他學派的許多有益成果。正如司馬談在《論六家要旨》中所說：“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攝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這不是典型的百家合流嗎？
百家合流，從理論上來講，任何兩個學派或兩個以上學派的思想的結合，都可以叫百家合流。但不是所有的百家合流都是“有機合流”。所謂“有機合流”，就是這種合流不只具有理論意義，而且具有實踐意義，即能成功地解決中國古代社會面臨的主要問題。前面所舉的荀子、“稷下學派”、《呂氏春秋》、“術法”、“黃老”等學派的百家合流，就不是有機合流，因為它們在實踐上最後都失敗了。只有漢武帝的“儒術合流”是成功的，因為它們勝利地實現了中國封建社會前期兩種體制的順利接軌，是百家合流中的“有機合流”。不過，這種“有機合流”還要進一步分解：是儒家的什麼思想與術家的什麼思想的合流？前面講過，漢武帝所崇尚的儒學主要是《孝經》，所採納的術家思想主要是郡縣制，因此漢武帝時期的“儒術合流”確切地說，應叫“儒孝與術體的合流”或“孝術合流”。
“推恩令”告訴我們：百家的“有機合流”是武帝以後中國學術發展的科學途徑
過去，“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說認為，漢武帝以後的中國古代學術就是“獨尊儒術”，這是不對的。漢武帝以後的中國學術既不是“獨尊儒術”，也不是一直為“孝術合流”。“孝術合流”只適合於漢代，只有兩漢才“以孝治天下”，用人為“舉孝廉”，後世無“舉孝廉”制。後來，由於中國各封建王朝所處的歷史時期不同，所遇到的問題不同，治國思想也不一樣，這就要求學術界不斷地對百家進行新的有機合流。因此，百家的有機合流是具體的、歷史的，不是一成不變的。
中國古代封建社會，漢以後是晉。晉上承曹魏，下接六朝，統一時間較短。但晉在學術上與漢有根本的不同。雖然這段歷史時期中國長期處於分裂狀態，統治思想也比較雜，但在百家合流上主要表現為德道與儒的合流，或叫“德儒合流”，即老、莊的德治思想與儒的合流。這時社會的主導思想是德道家，基本經典是《三玄》——《老子》、《莊子》、《周易》，其學術特色為“玄學”。德道家為什麼要合流儒學呢？因為二者的政治思想很接近，如孔子也講“德治”，並且體制思想相同，都堅持“分封制”。魏晉南北朝在治國實踐上的最大變動，就是恢復了分封制，以及確立了用人制度上的“九品中正”制。
隋唐的百家合流與漢很接近，都是“儒術合流”。古人說“漢唐經學”，就是憑直覺認出了漢唐時期在學術思想上的同一性。但隋唐與漢在學術上還有一定差別，就是隋唐的儒學主要不是“孝”，而是“仁”。“仁”既是孔子在春秋後期創立的一種政治學說，也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不過“仁”在孔子那裡只是提出了基本構想，最後是由孟子完成的。孟子將仁正式概括成了“仁政”。什麼是“仁政”呢？孟子認為“仁政”從根本上說，是要從經濟基礎上做起，即實行“均田”。孟子理想的“均田模式”是“五畝之宅，百畝之田”，後來還據此設計了一種“井田制”。過去，有人認為隋唐的“均田”制來自北魏，但事實上這種“均田思想”的發明權是孟子，而且孟子還將它定為孔子“仁學”的根本內容。中國古代統一中央集權制只有唐代貫徹了“均田制”，所以只有唐代儒學才是正宗的儒學。
漢武帝宋明的百家合流又與漢唐、魏晉不同。傳統上說宋明理學，就是朦朧地看出了理學與經學的差別。事實上，理學的主導方面不是儒學，而是術家學說。理學的政治思想，是經漢初董仲舒進行“術儒合流”的“三綱”。筆者早就指出，董仲舒不是儒家，“三綱”也不是儒家思想，“三綱”的發明權是先秦術家韓非。理學雖以儒家文獻為經典，把《十三經》改編成了《四書》、《五經》，但它突出了秦代“術儒合流”的《大學》、《中庸》，將其列為《四書》之首；並且通過注釋方式，把術家思想全部注入了儒學中，即傳統上說的“不是我注《六經》，而是《六經》注我”。從理學開始，人們讀經不是讀經本身，而是重點讀注，“皓首窮經，旨在窮理”。理學雖強調科舉，但此時的科舉已經完全僵化，因為理學占據了它全部的靈魂，“八股”就是宋明科舉的主要特點。由於理學的性質是術家，所以明清大興“文字獄”，“文字獄”就是術家思想專制的沉渣復起，明代的“文字獄”，甚至株連到了儒家宗師孟子。
如明代開國皇帝朱元璋在洪武五年翻閱《孟子》時，他不懂要主要看注，而是錯誤地去讀了原經。當他讀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若寇讎”等句時，便大發雷霆，罵道：“這老兒倘活到今日，朕非嚴辦不可！”下令將孟子牌位從孔廟中撤了出去。（21）洪武二十七年，朱元璋又下令刪《孟子》，除去了其中與“三綱”等思想相矛盾的85條語錄，餘下的編為《孟子節文》，科舉取士以《節文》為主。（22）宋明在治國上的另一大變更，就是把“術治”制度化，如宋代的“文人帶兵”、“兵無常帥，帥無常兵”等制度；明代的“錦衣衛”和“東廠”的克格勃統治等。在理學中，孔子被主要安排到了信仰領域，孔廟只不過是個偶像群，幾乎整個政治思想都被術家所獨占，宋代開國宰相趙普的“半部《論語》治天下”，就充分說明了儒學只剩了一個空殼。可是，理論界至今仍將理學當作儒學，真是荒天下之大謬！
“推恩令”雖然沒有具體解決後來中國封建社會的所有問題，但它確為後來學術發展昭示了一條科學的道路，就是要對百家繼續進行新的“有機合流”，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只能把中國歷史引向謬誤。
“推恩令”告訴我們：中國傳統文化的反思不著眼於“百家合流”，就會犯路線或方向性錯誤
既然中國古代學術發展的自然歷史進程是“百家合流”，那么，我們今天反思傳統文化就應著眼於“百家合流”。
第一，只有從“百家合流”入手，才能了解到古代各個時期的學術特點。戰國中期以前為“百家爭鳴”，戰國中期以後為“百家合流”，秦是“術法合流”，漢初“黃老之治”是“德法合流”，漢武帝以後兩漢為“孝術合流”，魏晉為“德儒合流”，隋唐是“仁術合流”，宋明為“術儒合流”。
第二，只有從“百家合流”入手，才能了解中國古代學術的基本結構。中國傳統文化，從整體來看；信仰領域基本為儒家所占，道與釋只是偶爾短時在某些地區或方面取得支配地位；政治領域，主要是術、儒兩家，術的比重不比儒小，二者幾乎平分秋色。其間法、德等學說只是在短時期內起過某些作用；哲學領域，主要是道家的“道”。陰陽家幾乎沒有獨立的體系，理學的“理”也主要從改造“道”發展而來。先秦墨家脫離了中國封建社會的經濟基礎，一直沒有起過主導作用。
第三，只有從“百家合流”入手，才能真正弄清儒學在傳統文化中的地位與作用。儒學在古代幾乎從未單獨起過作用，它必須要用術家予以補充，或去補充術家。傳統上將漢武帝以後的學術都稱作儒學，是從信仰上著眼的，這不科學。若從信仰著眼，單純的孔子偶像能說明什麼呢？
第四，只有從“百家合流”入手，才能突出術家在中國古代學術中的重要性。術家的郡縣制幾乎一直是中國封建社會的政體思想，術家的其他政治思想在秦和宋明亦一直是社會的主導思想。因此，術家在中國古代思想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僅次於儒家。不過，術家作為一個學派由於早先打法家旗號，後來打儒家旗號，一直被理論界所忽視，這是個大錯誤。不了解術家，就不懂中國傳統文化的本質，同時也不能真正弄懂，傳統上憑直覺早就感知的“歷史封建王朝都‘陽儒陰法，儒法並用’”（實際應為“陽儒陰術，儒術並用”）的奧秘所在。
第五，只有從“百家合流”入手，才能認清儒術是一家。中國古代學術一體化以後，其表現不是“儒術合流”，就是“術儒合流”，二者緊緊相聯，密不可分。儒學的倫理政治，沒有術家的陰謀與殘忍永遠無法實現；術家的陰謀與殘忍只有披上儒學的仁孝外衣才有實踐價值。向東去的路與向西去的路是一條，道德的反面是陰謀，陰謀的反面是道德，在中國沒有“法治”的古代，正是二者的互動作用，才使中國封建社會得以運行與發展。
推恩令中國傳統文化，既是古人留給我們的寶貴遺產，又是東方的“斯芬克斯之迷”。不是中國人科學地揚棄傳統文化，就是傳統文化在不斷地吞噬中國現代文明。中國人科學地反思傳統文化已刻不容緩。“文革”的失誤早已從政治與學術上宣告了所謂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說的反思方法之荒謬，在傳統文化的反思走入死胡同的今天，我們何妨改從“百家合流”的途徑之一試。歷史的起點與邏輯的起點是一致的，而中國古代“百家合流”之最早的有機合流——漢武帝採納主父偃的“推恩令”，不正是這一新途徑的真正入口和科學基點嗎？
註：
（1）（3）拙作：《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子虛烏有》，載《南京社會科學》1993年第6期；《中國古史分期新探》，載《南京社會科學》1990年第1期。
（2）（8）（9）（10）（11）（12）（13）《漢書》：《賈誼傳》；《惠帝紀》；《文帝紀》；《刑法志》；《武帝紀》；《武帝紀》；《武帝紀》。
（4）（5）（6）（7）《史記》：《秦始皇本紀》；《秦始皇本紀》； 《吳王濞列傳》 ； 《高祖本紀》 。
（14）《孝經·鉤命訣》 。（15）《後漢書·向栩傳》。（16）《論語·堯曰》。（17）《韓非子·難三》。
（18） 《左傳》襄三十一年。（19）《韓昌黎集·讀荀子》。（20）《貞觀政要·論封建》。
（21）全祖望：《鮚埼奇亭》第35卷。（22）劉三吾：《孟子節文題辭》。
相關信息
漢武帝的思想及推恩令對中國的影響
中國最早的監察局：
推恩令記載一是豪強占田超過了限制數量，而且恃強凌弱；
二是郡守不遵守詔書、法令，欺壓百姓，橫行地方，貪污腐敗；
三是郡守審判案件不體恤百姓，草菅人命，隨意賞罰，被百姓所嫉恨；
四是選拔任命官吏不公平，排斥賢能之人，任用小人做官；
五是郡守的子弟們仗勢欺人，郡守也為子弟向下屬求情，使下屬枉法辦事；
六是郡守不忠於皇帝，而是和地方的豪強們勾結，搞權錢交易，損害國家利益。
從上面六點來看，對中國產生了很深遠的影響，加強了中央集權，完成了統一中國的大業，也給今日的中國提供了借鑑。如各地的省長、省委書記，無不類似於那些刺史的角色，部分地方稅務上繳國家，政治統歸於中央集權。國家經濟命脈的鹽業、鐵、煤炭等歸國家統一管理，銷售。實行貨幣由國家來鑄造等，在今天的石油、鋼鐵、鹽業、貨幣等也能看見漢武帝時期的影子。
既這是武帝時期封建國家運用行政的手段來干預市場、調劑物價的重要措施。平準就是由中央大司農的屬官平準令來負責京城和其他大城市的物價平抑工作。在豐收的季節，因為糧食價格比較低，為了保護農民的利益，由國家以高價來收購，等到第二年糧食貴時，再由國家平價賣出，達到平抑物價的目的。這使大商人們失去了囤積居奇、牟取暴利的機會，同時也穩定了國家的政局。這與我們的計畫經濟是何等的相似。
推行告緡令。武帝推行"算緡"，這是向商人徵收的一種財產稅，規定商人們都要向官府申報自己的財產數，然後根據財產徵稅，每二千錢徵收一算，即一百二十錢。但商人們為了少交或者不交，就隱瞞不報或者少報。所以，武帝又下令實行"告緡令"，即鼓勵人們告發不遵守"算緡"的人。告發的人可以得到被告發商人財產的一半作為獎勵。這也許是我們今日納稅制度的最早模式吧！
採用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一思想體系深入到每箇中國人的骨髓中。
建立了太學，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官方辦的學校。
建立樂府，這種詩歌形式是中國文學發展的一個重要階段。
推恩令的現代演繹開闢了絲綢之路溝通了中亞文明和東亞文明的交流，之後的1千多年時間裡一直是中國與西亞、歐洲的文明交流的主幹道。佛教的傳入；造紙術、指南針的傳出等等。這與我們對外開放的外交政策又是一致的。
難能可貴的是知道自己做錯了，能夠改正，並下了《罪己詔》，在他人生的最後幾年，恢復了國力，使國家走上了良性循環的正軌。
毛澤東是把漢武帝研究透了的統治者，不能否認毛澤東在其治國策略中向武帝學了不少經驗。而毛澤東也是一代偉人。他們是影響中國歷史發展的領袖人物。
漢武帝和秦始皇一樣都統一了中國，將大片土地納歸中國版圖，武帝是秦始皇事業的繼承者和發揚光大者。對中國的思想、文化、政治制度、疆域的影響延續了兩千多年。
歷史記錄
關於“推恩令”，據《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載：”主父偃說上（武帝——引者）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強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為淫亂，急則阻其強而合從以逆京師。今以法割削之，則逆節萌起，前日晁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余雖骨肉，無尺寸之地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不削而稍弱矣。’於是上從其計”。《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序》載：武帝“制詔御史：‘諸侯王或欲推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條上，朕且臨定其名號。’”《漢書·武帝紀》載：元朔二年，“春正月，詔曰：‘梁王、城陽王親慈同生，願以邑分弟，其許之。諸侯王請與子弟邑者，朕將親覽，使有列位焉。’於是藩國始分，而子弟畢侯矣。”《漢書·景十三王傳·中山靖王劉勝》中說得更清楚：武帝“用主父偃謀，令諸侯以私恩裂地，分其子弟，而漢為定製封號，轍別屬漢郡。漢有厚恩，而諸侯地稍自分析弱小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