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柳宗元（773年－819年），字子厚，唐代河東郡（今山西省永濟市）人，唐代著名文學家、哲學家、思想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和韓愈同為古文運動的領導者。著名作品有《永州八記》等六百多篇文章，經後人輯為三十卷，名為《柳河東集》。因為他是河東人，人稱柳河東，又因終於柳州刺史任上，又稱柳柳州。
創作背景
《江雪》——柳宗元唐貞元二十一年（805年）正月二十六日，唐德宗崩，皇太子李誦即位，改元永貞，即順宗。順宗即位後，重用王伾、王叔文等人。二月，封王叔文為翰林學士，任度支使、鹽鐵轉運副使加戶部侍郎；王伾任左散騎常侍和翰林學士；韋執宜任尚書中丞和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相當於宰相。柳宗元由於與王叔文等政見相同，也被提拔為禮部員外郎，掌管禮儀、享祭和貢舉。此時，在王叔文周圍還有許多相同政見的政治人物，包括韓泰、韓曄、劉禹錫、陳諫、凌準、程異、陸質、呂溫、李景儉、房啟等人，他們形成了一個政治集團。
由於順宗在即位前就患中風症，不能親理朝政，因此王叔文等掌管朝政，並積極推行革新，採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史稱永貞革新。主要採取的革新措施有，抑制藩鎮勢力，加強中央的權力；廢除宮市，罷黜雕坊、鶻坊、鷂坊、狗坊、鷹坊的宦官（稱為五坊小兒）；貶斥貪官污吏；整頓稅收，廢除地方官吏和地方鹽鐵使的額外進奉，並試圖收回在宦官和藩鎮手中的兵權。
《封建論》王叔文等的改革措施觸犯了藩鎮和宦官集團的利益，王叔文的獨斷專行和打擊異己，又在大臣中間樹立了敵人，後來，王叔文又與藩鎮交惡。由於王叔文的權力來自於皇帝，而皇帝又中風失音，只能通過一牛氏昭容和宦官李忠言來傳達意見，所以隨著順宗的病情加重，以俱文珍為首的宦官集團，朝臣聯合外藩劍南節度使韋皋、荊南節度使裴均、河東節度使嚴綬聯合反對改革派向皇帝施加壓力，要其引退。
永貞元年（805年）四月，宦官俱文珍、劉光琦、薛盈珍等立廣陵郡王李淳為太子，改名李純。五月，王叔文被削翰林學士一職。七月，宦官，大臣請太子監國。同月，王叔文因母喪回家守喪。八月五日，順宗被迫讓位給太子，史稱“永貞內禪”。李純即位，即憲宗。憲宗一即位就打擊以王叔文和王伾為首的政治集團。八月六日，貶王叔文為渝州（今重慶市巴南區）司戶，王伾為開州（今四川省開縣）司馬，王伾到任不久後病死，王叔文不久也被賜死。
原文翻譯
《封建論》自然界果真沒有原始階段嗎？我沒法知道。人類果真有原始階段嗎？我也沒法知道。那么，（有或沒有原始階段）哪種說法比較接近事實呢？我認為：有原始階段這種說法比較接近事實。怎么知道這一點呢？從“封國土、建諸侯”的封建制就可以明白。那種封建制，經歷了古代賢明的帝王唐堯、虞舜、夏禹、商湯、周文王和周武王，沒有誰能把它廢除掉。不是不想把它廢除掉，而是事物發展的趨勢不允許，這種形勢的產生，大概是在人類的原始階段吧？不是原始階段的那種形勢，就沒有可能產生封建制。實行封建制，並不是古代聖人的本意。
人類在他的原始階段跟萬物一起生存，那時野草樹木雜亂叢生，野獸成群四處奔走，人不能象禽獸那樣抓撲啃咬，而且身上也沒有毛羽來抵禦嚴寒，不能夠光靠自身來供養自己、保衛自己。荀卿說過：“人類一定要借用外物作為自己求生的工具。”借用外物來求生的必然會相爭，爭個不停，一定會去找那能判斷是非的人而聽從他的命令。那又有智慧又明白事理的人，服從他的人一定很多；他把正確的道理告訴那些相爭的人，不肯改悔的，必然要懲罰他，使他受痛苦之後感到懼怕，於是君長、刑法、政令就產生了。這樣附近的人就聚結成群，分成許多群以後，相互間爭鬥的規模一定會大，相爭的規模大了就會產生軍隊和威望。這樣，又出現了更有威德的人，各個群的首領又去聽從他的命令，來安定自己的部屬。於是產生了一大批諸侯，他們相爭的規模就更大了。又有比諸侯威德更大的人，許多諸侯又去聽從他的命令，來安定自己的封國。於是又產生了方伯、連帥一類諸侯領袖，他們相爭的規模還要大。這就又出現了比方伯，連帥威德更大的人，方伯、連帥們又去聽從他的命令，來安定自己的老百姓，這以後天下便統一於天子一人了。因此先有鄉里的長官而後有縣的長官，有了縣的長官而後有諸侯，有了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了方伯、連帥而後才有天子。從最高的天子到鄉里的長官，那些對人民有恩德的人死了，人們一定會尊奉他們的子孫為首領。所以說封建制的產生不是聖人的本意，而是形勢發展的必然結果。
堯、舜、禹、湯的事離我們很遠了，到了周代記載就很詳備了。周朝占有天下，把土地象剖瓜一樣分割開來，設立了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分封了許多諸侯。諸侯國象繁星似地羅列，四面遍布在大地上，集結在周天子的周圍，就象車輪圍繞著中心運轉，就象輻條集中於車轂；諸侯聚合起來就去朝見天子，分散開來就是守衛疆土的臣子、朝廷的捍衛者。但是往下傳到周夷王的時候，破壞了禮法，損害了尊嚴，天子只得親自下堂去迎接朝見的諸侯。傳到周宣王的時候，他雖然倚仗著復興周王朝的功德，顯示出南征北伐的威風，終究還是無力決定魯君的繼承人。這樣日漸衰敗下去，直到周幽王、周厲王，後來周平王把國都向東遷移到洛邑，把自己排列在諸侯同等地位上去了。從那以後，問周天子傳國九鼎的輕重的事情出現了，用箭射傷天子肩膀的事情出現了，討伐天子大臣凡伯、逼迫天子殺死大夫萇弘這樣的事情也出現了，天下大亂，再沒有把天子看作天子的了。我認為周王朝喪失統治力量已經很久了，只不過還在公侯之上保存著一個空名罷了！這豈不是諸侯勢力太強大而指揮不動，就象尾巴太大以至搖擺不動所造成的過失嗎？於是周王朝的統治權分散到十二個諸侯國，後來又合併為七個強國，王朝的權力分散到陪臣掌政的國家，最後被很晚才封為諸侯的秦國滅掉。周朝敗亡的原因，大概就在這裡了。
秦朝統一了全國後，剖分諸侯國而設定郡縣，廢除諸侯而委派郡縣長官。秦占據了天下的險要地勢，建都於全國的上游，控制著全國，把局勢掌握在手裡，這是它做得對的地方。但沒過幾年便天下大亂，那是有原因的。它多次徵發數以萬計的百姓服役，使刑法越來越殘酷，耗盡了財力。於是那些扛著鋤木棍被責罰防守邊境的人們，彼此遞個眼色就聯合起來，怒吼著匯合成群，奮起反秦。那時有造反的老百牲而沒有反叛的官吏，老百姓在下怨恨秦王朝；官吏在上懼怕朝廷。全國四面八方互相配合，殺郡守劫縣令的事情在各地同時發生。錯誤在於激起了人民的怨恨，並不是郡縣制的過失。
漢朝統一了全國之後，糾正秦朝的錯誤，沿襲周朝的封建制，分割天下，分封自己的子弟和功臣為諸侯王。但沒有幾年，為了平息諸侯國的叛亂便聞命奔赴鎮壓，以至連救死扶傷都來不及，漢高祖劉邦被圍困在平城，被飛箭射傷，如此衰落不振達三代之久。後來由於謀臣獻策，才分散削弱諸侯王的勢力並由朝廷命官管理諸侯國。但是漢朝開始恢復封建制的時候，諸侯國和郡縣各占一半疆域，那時只有反叛的諸侯國而沒有反叛的郡縣，秦朝郡縣制的正確性也已經明白清楚了。繼漢朝而稱帝的，就是再過一百代，郡縣制比封建制優越，也是可以知道的。
唐朝建立以後，設定州縣，任命州縣的長官，這是它做得正確的地方。但還是有凶暴狡猾的人不時起來叛亂、侵州奪縣的情況出現，過失不在於設定州縣而在於藩鎮擁有重兵，那時有反叛的藩鎮將領而沒有反叛的州縣長官。郡縣制的建立，確實是不能改變的。
有的人說：“封建制的世襲君長，一定會把他管轄的地區當作自己的土地盡心治理，把他管轄的老百姓當作自己的兒女悉心愛護，使那裡的風俗變好，把那裡的政治治理好，這樣施行教化就比較容易。郡縣制的州縣地方官，抱著得過且過的心理，一心只想升官罷了，怎么能把地方治理好呢？”我認為這種說法也是不對的。
周朝的情況，毫無疑問地可以看清楚了：諸侯驕橫，貪財好戰，大致是政治混亂的國家多，治理得好的國家少。諸侯的霸主不能改變亂國的政治措施，天子無法撤換不稱職的諸侯國的君主，真正愛惜土地愛護人民的諸侯，一百個中間也沒有一個。造成這種弊病的原因在於封建制，不在於政治方面。周朝的情況就是如此。
秦朝的情況，也完全可以看清楚了：朝廷有治理百姓的制度，而不讓郡縣專權，這是正確的；中央有管理政務的大臣，不讓地方官自行其是，這也是正確的。但是郡縣不能正確發揮郡縣制的作用，郡守、縣令不能很好地治理人民。殘酷的刑罰、繁重的勞役，使萬民怨恨。這種過失在於政治方面，不在於郡縣制本身。秦朝的情況便是這樣。
漢朝建立的時候，天子的政令只能在郡縣推行，不能在諸侯國推行；天子只能控制郡縣長官，不能控制諸侯王。諸侯王儘管胡作非為，天子也不能撤換他們；侯王國的百姓儘管深受禍害，朝廷卻無法解除他們的痛苦。只是等到諸侯王叛亂造反，才把他們逮捕、流放或率兵討伐、以至滅掉他們。當他們的罪惡尚未充分暴露的時候，儘管他們非法牟利搜刮錢財，依仗權勢作威作福，給百姓造成嚴重的傷害，朝廷也不能對他們怎么樣。至於郡縣，可以說是政治清明、社會安定了。根據什麼這樣講呢？漢文帝從田叔那裡了解到孟舒，從馮唐那裡了解到魏尚，漢宣帝聽說黃霸執法明察審慎，漢武帝看到汲黯為政簡約清靜，那么就可以任命黃霸做官，可以恢復孟舒、魏尚原來的官職，甚至可以讓汲黯躺著任職，委任他只憑威望去安撫一個地區。官吏犯了罪可以罷免，有才幹可以獎賞。早上任命的官吏，如果發現他不行正道，晚上就可以撤了他；晚上接受任命的官吏，如果發現他違法亂紀，第二天早上就可以罷免他。假使漢王朝把城邑全部都分割給侯王，即使他們危害人民，也只好對它發愁罷了。盂舒、魏尚的治理方法不能施行，黃霸、汲黯的教化無法推行。如果公開譴責並勸導這些侯王，他們當面接受，但轉過身去就違反了；如果下令削減他們的封地，互相串通聯合行動的陰謀就會遍及侯王各國之間，那么大家都怒眼圓睜，氣勢洶洶地反叛朝廷。萬一他們不起來鬧事，就削減他們的一半封地，即使削減一半，百姓還是受害了，何不把諸侯王完全廢除掉來保全那裡的人民呢？漢朝的情況就是這樣。
今天國家完全實行郡縣制，不斷地任命郡縣長官，這種情況是肯定不能改變了。只要好好地控制軍隊，慎重地選擇地方官吏，那么政局就會安定了。
有人又說：“夏、商、周、漢四代實行封建制，他們統治的時間都很長久，而秦朝實行郡縣制，統治的時間卻很短。”這更是不懂得治理國家的人說的話。
魏繼承漢朝，分封貴族的爵位仍然實行封建制；西晉繼承魏，因襲舊制不加改變，但魏和晉都很快就衰亡了，沒聽說有國運長久的。現在唐朝糾正魏晉的過失改變了制度，享國已近二百年，國家基業更加鞏固，這與分封諸侯又有什麼關係呢？
有人又認為：“治理商、周二代的是聖明的君王啊，他們都沒有改變封建制，那么，本來就不應當再議論這件事了。”這種說法大大的不對。
柳宗元商、周二代沒有廢除封建制，是不得已的。因為當時歸附商朝的諸侯有三千個，商朝靠了他們的力量才滅掉了夏，所以商湯就不能廢除他們；歸附周朝的諸侯有八百個，周朝憑藉他們的力量才戰勝了商朝，所以周武王也不能廢棄他們。沿用它來求得安定，因襲它來作為習俗，這就是商湯、周武王不得不這樣做的原因。他們是不得已的，並不是什麼大公無私的美德，而是有私心，是要使諸侯為自己出力，並保衛自己的子孫。秦朝用廢除分封諸侯的辦法來作為制度，是最大的公；它的動機是為私的，是皇帝想要鞏固個人的權威，使天下的人都臣服於自己。但是廢除分封，以天下為公，卻是從秦朝開始的。
至於天下的常理，是治理得好、政局安定，這才能得到人民的擁護。使賢明的人居上位，不肖的人居下位，然後才會清明安定。封建制的君長，是一代繼承一代地統治下去的。這種世襲的統治者，居上位的果真賢明嗎？居下位的真的不肖嗎？這樣，人民究竟是得到太平還是遭遇禍亂，就無法知道了。如果想要對國家有利而統一人民的思想，而同時又有世襲大夫世世代代統治他們的封地，占盡了諸侯國的全部國土，即使有聖人賢人生在那個時代，也會沒有立足之地，這種後果就是封建製造成的。難道是聖人的制度要使事情壞到這種地步嗎？所以我說：“這不是聖人的本意，而是形勢發展的結果。”
作品賞析
《封建論》—柳宗元評傳柳宗元從天地、國家之初的演變，到政治體制的形成，並歷數分封體制下的種種弊病，然後與郡邑制進行比對，認為要實現天下的長治久安，就必須要有一個適合於人才生長和脫穎而出的環境，即形成一個“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的流動機制，從而郡縣製取代分封制是社會發展的大勢所趨。
對於歷史上的幾種分封制觀點，柳宗元逐一進行了批判與剖析，認為夏商周漢並非因“封建而延”，秦亦並非“郡邑而促”。一是夏商周漢將天下分與部分開疆拓土的功臣與王親國戚，主要是當時形勢之所趨，而並不是聖人之意；二是分封制下諸侯們並非個個就是賢德之人，如東周與漢初的天下紛爭，無一不是分封的侯國所引起。
分封制的弊端有三，一是削弱了中央集權，使朝廷的良好政令無法在諸侯國中施行；二是諸侯們“繼世而理”與“世食祿邑”，朝廷對其“奸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於民者”無可奈何；三是國家機器已被諸侯們瓜分，聖賢之人就是“生於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而代之而起的郡縣制恰恰克服了這些問題，它可以使“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時時保證有才能有智慧的人脫穎而出，進入到國家機器之中，使得天下百姓得以安居樂業，使得國家社稷得以昌盛繁榮。柳宗元的郡邑之贊，可謂是一言中的。放眼當今世界，雖有個別國家仍舊沿世襲之舊習，卻已是鳳毛麟角，少而又少，大凡講求民主的國家無一不是在走郡縣體制之道。
關於是分封諸侯，還是實行郡邑，自漢以來，議論者不乏其人，尤其是有唐一代，論爭更為激烈。《唐宗室傳贊》曰：“唐興，疏屬畢王。至太宗時，與名臣蕭瑀等喟然講封建事，欲與三代比隆。而魏徵、李百藥皆謂不然。顏師古獨議建諸侯當少其力，與州縣雜治。由是罷不複議。至名儒劉秩，目武氏之禍，則謂郡縣不可以久安，大抵與曹、陸相上下。而杜佑、柳宗元深探其本，據古驗今，而反覆焉。”
關於柳宗元在《封建論》中認為“公天下之端自秦始”，而程敦夫則認為：“封建，古之良法，錯出於傳記，寧知非聖人之意哉？……蓋成王不以代之嗣為可廢，周公不以害己之親為可絕，聖人意以公天下也。柳子不知焉！……彼其淺中狹慮，期有以度越前人，設為夸言，不自知覺。殊不知公而不私者，乃所以為聖人意也。”何為“公天下？”程氏認為：封建，“聖人意以公天下也”，這種觀點魏之曹元首、晉之陸機等早就提及，並遭唐代魏徵、杜佑批駁。杜佑明確指出：“建國利一宗，列郡利萬姓。”於此，程氏與子厚，孰“不自知覺”耳，讀者自然明了。
黃唐認為：“以封建非聖人意歟？則《易》於‘比’言親諸侯，於‘豫’言利諸侯……列爵分土見於《書》，諸侯之地序於《禮》，不能錫命諸侯刺於《詩》，安得聖人之意不在是乎？以郡縣不可革而行之理且安歟？則二漢《酷吏傳》、唐《酷吏傳》，讀之令人拂膺，安謂不可革而治安實賴乎？大抵有聖君有善治，則諸侯得人，守令亦得人。非聖君無善治，則諸侯不為用，守令亦不為用。人無賢不肖，顧所駕御者如何耳。為治者，奚必執子厚之說泥一偏之見哉！”黃氏認為，封建還是郡縣，均無不可，關鍵在於聖君，在於駕御者如何。言之似乎在理，但縱觀古今，在分封世襲制下，究竟產生過幾位聖賢天子與明智諸侯？在此我認為聖君不可得的世道里，一個好的制度或體制顯然更為實惠與實在。“篙生麻中，不扶自持；白砂在捏，與之俱黑。”在好的體制下，不肖者雖不能成為聖賢，但至少不能成為殘害百姓的暴君。因此，柳宗元的立論不僅有其前瞻性與科學性，而且還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的一個千古玄奧。
《東坡志林》曰：“昔之論封建者，曹元首、陸機、劉頌，及唐太宗魏徵、李百藥、顏師古，其後劉秩、杜佑、柳宗元。宗元之論出，而諸子之論廢矣。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范太史《唐鑒》，亦以公之論為然。以謂後世如有王者，擇守令以治郡縣，亦足以致太平，何必封建哉？又武威孔氏曰：韓退之文章過子厚，而議論不及。子厚作封建論，退之所無……故吾以李斯、始皇之言，柳宗元之論，當為萬世法也。”
章士釗於《柳文指要》中說：“子厚之論封建，不僅為從來無人寫過之大文章，而且說明子厚政治理論系統，及其施行方法之全部面貌……封建雖經秦皇大舉破壞，而其殘餘形象及其思想，乃如野火後之春草，到處叢生。是必須有秦皇第二出現，制與情全出於公，而以人民之利安為真實對象，從思想上為封建餘毒之根本肅清，此吾讀封建論之大概領略也。”章士釗先生的評語雖留有一定的時代烙印，但其對子厚文章的推崇卻盡見真情。
上世紀70年代初期，周一良的《讀柳宗元〈封建論〉》、左成文的《關於柳宗元的〈封建論〉》、黃素芬的《柳宗元的〈封建論〉及譯文》等文章相繼在《北京大學學報》、《遼寧大學學報》、《廣西師範大學學報》等刊物發出，形成過一次《封建論》討論的高潮。其後，雖未再進行過集中討論，但反思、述評之文，時常見諸報端。
如錢伯城在《讀〈封建論〉》一文中認為：“柳宗元寫這篇文章，將封建制與郡邑制（即郡縣制）相比，論證封建制是過時的制度；同時，以此表達他的政治觀與歷史觀。他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唐初以來關於封建制與郡縣制利弊得失問題的爭論，基本上已經平息。唐太宗以後幾代皇帝，不再提這個問題。偶爾還有主張恢復封建制的論調出現（如學者劉秩見武氏之禍，而說郡縣不可以久安），也微不足道。韓愈常有與柳宗元論題相同而論點各異的文章，但沒有寫過關於封建制問題的文章。愛作‘韓柳優劣論’的人便說：‘韓退之文章過子厚，而議論不及；子厚作（封建論），退之所無。’（柳集補註引宋孔平仲說）其實，這正反映了當時這個問題已不存在多大的爭論，有識之士（包括在位的皇帝和當政的宰相）已認識到郡縣制已不可能再向封建制逆轉。韓柳所處時代，藩鎮割據，節度使父子相承，朝廷鞭長莫及，形成了小封建的局面。韓愈同柳宗元一樣，是中央集權制度的積極擁護者，當然也是不會贊成恢復封建制的。《封建論》首先提出，封建制的建立，不是出於聖人的本意，而是迫於‘勢’，即形勢。這形勢是政治形勢。柳宗元所說的聖火，不是儒家所尊崇的孔子那樣的聖火，那時儒家還沒有出現。”（《讀書》雜誌1997年第5期）
萬昌華在《郡縣制度評價理論述評》一文中認為：“郡縣制實行以來，歷經褒貶。在第一期論爭中，以唐代為高潮。柳宗元等人持完全肯定的態度；與之相反，朱敬則、孫樵等人則認為郡縣制度禍害社會，流弊頗深。明末至清中葉是論爭的第二期。顧炎武、黃宗羲等人從天下長治久安的高度，提出了地方官專任等限制皇權的社會權力結構新模式。然而，他們仍未脫離秦代以來或言封建、或言郡縣的窠臼。戊戌變法以來，論爭進入了第三期，時人引入了憲政、聯邦制等新型社會權力架構思想，對郡縣制進行了更高層次的闡釋，章太炎、梁啓超、毛澤東等人提出了改造中國舊有社會行政結構的一些新思想，但因社會環境、思維角度的不斷轉換，他們的一些重要見解並非一成不變。透視歷代有關郡縣制的討論，有助於人們總結經驗，深入思考轉型時期的制度創新問題。”（《文史哲》2002年第3期）
廖劍鳴在《郡縣制與〈封建論〉》一文中認為：“分封制的出現是歷史的必然,郡縣製取代分封制,也是歷史的必然。郡縣制深藏玄機,但必須有《封建論》提出的政治措施、軍事制度和用人制度的配套、按照《封建論》深化對郡縣制生存、發展規律的認識去辦事,郡縣制才能發揮巨大的優越性,起到促統一、反分裂,推動社會進步和國家富強的偉大作用。”（《湖南科技學院學報》2005年第7期）
作品評價
《封建論》中國歷史上圍繞著“封建”與“郡縣”之優劣利弊，自秦以降就多有討論。至唐代，柳宗元著《封建論》，影響巨大。蘇軾曾評論道：“宗元之論出，而諸子之論廢矣，雖聖人復起，不能易矣。”然而，有清一代，柳宗元的《封建論》卻招致諸多批評，其間實有加以探究之必要。
一、“柳子之論封建，辨矣，惜其未知道也”
袁枚是柳氏《封建論》的批評者之一。袁枚並非認為封建可行於當世，他和柳宗元的分歧在於：柳宗元認為封建不僅勢不可行，道也不宜行。袁枚則認為，封建是“道可行而勢不可行”，故批評說：“柳子之論封建，辨矣，惜其未知道也。”那么，袁枚說的“道”究竟是什麼？他說：“先王有公天下之心而封建……故封建行而天下治。後世有私天下之心而封建……故封建行而天下亂。無先王之心，行先王之法，是謂徒政。”可見，“公天下之心”就是袁枚意識中的封建之“道”。他認為，封建雖然不可行於今日，但封建之“道”，亦即先王的“公天下之心”，仍然是可行於今日的。
有清一代，像袁枚這樣從“公私之辨”的立場來批評柳氏《封建論》者頗有其人。在儒家話語中，公代表公平、正義與多數人的利益，私則代表非正義與少數人（或統治者個人）的利益。柳宗元說：湯、武之不革封建，是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己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換言之，柳宗元認為，雖然秦始皇實行郡縣制的主觀意圖是為私，但郡縣製作為一種制度，是代表大多數人的利益的，所以，“公天下之端自秦始”。王夫之也贊成這個觀點。他說：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罷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有學者評論說，夫之此論，頗類似黑格爾“最大的罪孽反而最有益於人類”的警句。批評柳氏《封建論》的清代人多以君主的動機與行為是否合乎儒家仁義、愛民的根本原則作為公、私的標準。如顏元就是從這一角度來批評柳宗元的。他主張“非封建不能盡天下人民之治，盡天下人材之用”，譴責“後世人臣不敢建言封建，人主亦樂其自私天下也，又幸郡縣易制也，而甘於孤立，使生民社稷交受其禍，亂亡而不悔，可謂愚矣”。他說，“秦人任智力以自雄，收萬方以自私，敢於變百聖之大法，自速其年世，以遺生民氣運世世無窮之大禍，祖龍之罪上通於天矣！”在顏元看來，郡縣制是君主自私天下的器具，實行的結果則是生民社稷受禍，因此，“文人如柳子厚者，乃反為‘公天下自秦始’之論，是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可勝嘆哉！”李福孫在駁柳宗元“秦之失在政不在制”之說時指出：“秦始以宇內自私，廢封建，置郡縣，使不得世其土地爵祿，而為一己之私，有守宰之任，驟更數易，繁冗難行，至於二世遂以滅亡。不特失在於政，亦其制之未善也”。“而柳子反以為公”，乃“一偏之見”。從君主“自私”的動機來否定郡縣制的合法性，實際上亦是用儒家的內聖道德準則，來凸現對專制君主的批判。
二、“柳子之論……徒知前世之害，而不知前世之為利者大”
柳宗元在《封建論》中力陳封建之害：周代實行封建制，諸侯強盛，尾大不掉，“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從而埋下“周之敗端”。“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導致數年之間，叛亂四起，且“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他在論郡縣制之合理時說，秦朝實行郡縣制，“攝製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為得也。”儘管“秦郡邑而促”，但咎在人怨，失在於政，不在於制。漢代諸侯國叛亂時，“有叛國而無叛郡”，後來由於實行了郡縣制，地方得到有效治理，“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唐代時，“桀猾時起，虐害方域”，但也是“有叛將而無叛州”，因此，“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
清人卻認為，封建並非有害無利。李富孫指出，秦以封建為郡縣，是“矯一時之弊而適貽後世之害”。他認為周代實行分封，“諸侯可驕不可叛，故周室得以久安”。“新莽篡亂”之後，劉秀以長沙定王之後“崛起南陽，削平天下，卒成中興之業，分封之效亦可見矣”。即便是在唐代，“安史之亂不鏇踵而敗者有三鎮以平之”，而唐中葉以降不並於吐蕃、滅於黃巢，也全賴藩鎮之力。因此，李富孫說，“柳子之論，直一偏之見，徒知前世之害，而不知前世之為利者大。既昧前世之利而不知後世之為害更深。”陸世儀和袁枚對封建、郡縣的利弊則有著更為深刻的分析。陸世儀說，封建得失之辨，柳子厚之言，雖有可采，但立意偏頗。他認為：“古之為治者，治心、治身、治家、治國、治天下，一而已矣。自秦以吏為師，始有所為吏治，漢復以蕭何繼之，於是吏治二字，至今習以為固然，莫能破其局者，皆自變封建為郡縣始。不行封建，吏治不可得而去也。不去吏治，三代不可得而復也。”這是一段頗為重要的議論。所謂“治心、治身、治家、治國、治天下，一而已矣”是儒家一以貫之的主張，而“以吏為師”則是法家的核心政治路線。所謂“吏治二字，至今習以為固然，莫能破其局者，皆自變封建為郡縣始”，正說明“百代皆行秦政制”的政治事實。而他所呼籲的去吏治、行封建，復三代，亦正是要用儒家政治顛覆“習以為固然”的法家政治。值得指出的是，陸世儀所主張的“封建”，並非原始形態的封建，而是要取封建之利，去封建之害。如，他主張“郡邑之爵祿權位，當悉如古封建”，“但當易傳子為傳賢”。而“賢者居位”，亦儒家核心政治理想之一。袁枚則指出：封建制下，“親親也，尊賢也，興絕國也，舉廢祀也，欲百姓之各親其親，各子其子也”。郡縣制下：“寵愛子也，牢籠功臣也，求防衛也，其視百姓之休戚，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也”。兩者之間的差異，實際上正是儒法兩家政治理念的不同。更重要的是，袁枚強調，實行封建制，如果天子不仁，“千八百國中，苟有一賢君，則民望未絕。”湯武之前例可見。這實質上帶有以政治多元來對抗君權至上的意味。劉紹玢也客觀地說，“封建郡縣，均有善不善焉。”封建制下，“其國則勢分，勢分則力小，力小則易制，且私其土，子其民。夫孰不盡心者，非甚不肖，斷不敢自暴其所有”。其不善在於封國勢力發展後，不貢不朝，爭為雄長；郡縣制之善，在於無封建制下的尾大不掉之弊，其不善則在於由於實行流官制，“數歲而一遷，或半歲而一易，所到之處，卒難洞悉風土人情於旦夕。”等到熟悉了情況，意欲有為，而“差替之命已至”，“以故視其地若郵舍，馭其民若路人，民亦見是官之不常，止求貌承，承於一時，誰肯服化於永久。一旦王室衰微，土崩瓦解，無團結之心。”因此，他主張：“仍郡縣之制，師封建之意，亦曰久於其任而已。”“苟得其人，則必任以數十年之久。”這一主張與顧炎武等相呼應，寄寓了分權於地方的政治意圖。
三、“柳子不知今，並不知古”
柳宗元的《封建論》，往往引史為證，闡發郡縣論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清人批評《封建論》則謂柳宗元“不知今，並不知古”。柳宗元說，封建者繼世而理，聖人生於其間，無以自立於天下。袁枚則舉孔孟之際遇駁斥說：孔、孟之不能自立，是因為他們的主張不能被接受而不是封建為梗。相反正由於封建之制，孔、孟才能夠遊說列國，“而諸侯敬，弟子從，則聲名愈大，千萬年後猶知遵奉為師”。如果孔、孟生於郡縣之世，科舉不第，“則侷促一邦，姓氏湮沉，亦‘遁世無閟’已耳，安見其有以自立於天下耶？”而且，孔、孟之刪“六經”，垂俎豆，傳食諸侯，“雖無以自立，而有以自顯者，封建力也。”這種從政治格局多元導致文化空間拓展來論證封建制之利，是袁枚之新見。又如，柳宗元說：“封建，勢也，非聖人之意。”袁枚則說：“封建，非勢也，聖人意也。”他列舉上古以來的種種創製，以為“皆一聖人開天獨倡，非仗從諸侯助也，亦非聽諸侯百姓之自為謀也”。“故井田、學校、軍政、宗法，其事皆因封建而起，謂封建非聖人意，勢也；然則井田、學校、軍政、宗法，亦非聖人意，勢乎？”李富孫說：“柳子曰：‘封建非聖人意。’然聖人治天下之大法，惟有封建、井田。武王未下車而封異姓，周公吊二叔而建親戚”，他們對封建之所以極為關懷，“蓋以此為安天下之本，而聖人深意之所在也。”他們如此強調“封建，非勢，聖人之意”，其意圖在於將“封建”神聖化，並以此來凸現郡縣制違背聖人之意的歷史本質。
社會意義
後人無意去分辨袁枚、陸世儀等批評《封建論》的議論有哪些是正確的或不正確的，更關注的是，袁枚等人批評柳宗元、批評郡縣制的表象下掩蓋的現實關懷。頗有意味的是，雍正皇帝是郡縣制的堅決維護者，他曾在雍正七年秋七月丙午的諭旨中，全面論證了郡縣制之合理性，謂“唐柳宗元謂公天下自秦始，宋蘇軾謂封建者爭之端，皆確有所見而云然”。他還斥責陸生楠曰：“其論封建之利，言詞更屬狂悖，顯系誹議時政。”可見清人關於封建的議論，絕非發思古之幽情，或單純的復古、泥古，而是帶有深刻的社會政治意蘊的。
詩歌評價
毛澤東《七律·讀〈封建論〉呈郭老》
毛澤東（1973年8月）
勸君少罵秦始皇，
焚坑事件要商量。
祖龍魂死秦猶在，
孔學名高實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
《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讀唐人封建論，
莫從子厚返文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