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控制

媒介控制

媒介控制是考察外部制度對傳媒機構及其活動的影響和傳媒機構內部控制對信息的生產,加工和傳播活動的制約。

名稱:媒介控制

媒介控制媒介控制

媒介控制是考察外部制度對傳媒機構及其活動的影響和傳媒機構內部控制對信息的生產,加工和傳播活動的制約。

概述

媒介控制是這樣一個概念:在發達工業社會中,大眾媒介已成為意識形態,成為維護國家統治的合法性的基礎;通過傳播上的操縱和欺騙,大眾媒介不僅極為有效地清除了社會文化的否定性,甚至系統地清除了孕育批判性和否定性的家庭環境對兒童的影響,最終造就單向度的人和社會。

一,國家和政府的政治控制
1,規定傳媒組織的所有制形式
2,對傳播媒介的活動進行法制和行政管理
對傳媒的創辦進行審批,登記;分配傳播資源;對媒介活動進行多方面的監督管理等.
3,限制或禁止某些信息內容的傳播
(1)與國家制度和意識形態有關的內容
(2)國家安全及國防機密
(3)名譽侵權和隱私侵權
(4)淫穢和非法出版物
(5)對公眾利益和社會文明風氣有害的其他內容
4,對傳播事業的發展制定總體規劃或實行國家援助.
二,利益群體和經濟勢力的控制
1,在社會主義制度下
2,在資本主義制度下
壟斷資本控制傳播事業的方式主要有三種:
(1)壟斷
(2)對公營傳播媒介的活動進行干預
(3)廣告或贊助
三,廣大客群的社會監督控制
1,個人的信息反饋
2,結成客群團體,以群體運作方式對媒介活動施加影響.
3,訴諸法律手段
4,通過影響媒介的銷售市場來制約媒介活動
媒介控制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

起源

在西方學術史上,“傳播批判研究不是特指某一體系分明的研究派別,而是包含了許多不同的流派和主張”[1]。但是,在眾多的流派中,法蘭克福學派無疑是這類研究中歷史最久、影響最大的一個學派,而且也是對傳播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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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對大眾傳播給予最多關注和研究的一個學派,其研究成果往往也是其它流派的理論源頭。

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研究中,有很多內容與傳播有關,因為他們深信傳播對獲得生存是十分必要的。該學派的學者班傑明(WalterBenjamin)阿多諾(TheodorWAdorno)、霍克海默(MaxHorkheimer)、馬爾庫塞(HerbertMarcuse)、洛文塔爾(LeoLowenthal)等,均在不同時期對大眾媒介(特別是電影和廣播等)和文化工業進行了深入的分析批判。這些研究成果,被傳播研究的先驅之一拉扎斯菲爾德(PaulLazarsfeld)在《關於管理的和批判的傳播研究》(1941)一文中,稱之為最早的“傳播批判研究”。[2]這些傳播批判研究,主要體現在作為媒介組織的文化工業和大眾文化兩個方面,其論述涉及媒介、傳播者、媒介產品、客群及傳播體制等問題。在對這些不同問題的研究中,對媒介及其控制的問題的研究在其整個大眾傳播研究中占據了重要地位
因此,批判理論所持的是一種超越現實甚至是抗拒現實的立場和態度,並“有一種希望受挫和遭遇困難的意識,......不信任‘中間路線’的思想或話語的‘整體化’模式”[6],但關心社會上的各種不平等現象,關心各種社會的文化的甚至心理的衝突,試圖以一種現世烏托邦來糾正現實社會中的一切不公正現象。同樣,在傳播批判研究中,法蘭克福學派的理論家想要做的,也是試圖在閱讀、審視、評判媒介產業和傳播文化的過程中,分析揭示“病態的”、“畸形的”西方社會的本質和對立力量間的潛在鬥爭,以及將媒介塑造成意識形態工具的合法化社會基礎,並為他們重建理想化的媒介圖式提供證據。
大眾傳播媒介通過對內容、語言和過程的操縱,最終達到社會意識一致化和思想規範化,即最終達到了操縱、控制的目的。法蘭克福學派認為,“一致化”和“規範化”,就是個人和社會承認既定意識形態的權威,並使自己的思想和行為服從於這種意識形態的支配。不過,“服從”並不等於“同意”。但是,恰恰在這種意義上,媒介才真正體現了它的意識形態威力,即它不僅能控制人的思想,而且能滲透進人的心理結構,改變人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使人徹底失去內心的獨立與自由,從而自願地愉快地接受這種控制和操縱。

經典解讀

馬萊茨克大眾傳播場模式由德國學者馬萊茨克於1963年提出,在其《大眾傳播心理學》一書中對各因素有詳盡討論。

馬萊茨克大眾傳播場模式套用了“場論”的研究思想。“場”本是現代物理學的一個概念,它是指從環境與物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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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係上去把握物體的特徵及環境的特性。場論是勒溫在研究群體動力學提出,已經發展成為社會科學的一種研究方法,強調環境內複雜的因素和變數相互之間的影響。大眾傳播場就是大眾傳播過程中諸種社會關係的群集和總和,他認為無論是傳播者還是接受者的行為,都是在一定的“社會磁場”中進行的,而在與社會的互動中顯示其傳播的性質和作用。

馬萊茨克進一步列舉了影響傳播者行為的有關具體因素:1、來自社會環境的約束。社會道德規範、社會文化規範和法律起著控制和制約傳播者的作用。2、來自受傳者的約束。民眾的輿論反映出對傳播者的態度。3、來自媒介組織的約束。各種大眾媒介組織的宗旨、所有制形式和政策不同,而所有這些,對傳播者個人來說都是重要的環境因素。4、來自工作群體的約束。大眾傳播者總是在一個群體工作,他的自由在某種程度上受到工作群體的規範和價值觀的限制。來自傳播者的個性結構和自我形象的約束。

網路媒介與媒介控制

網路媒介的產生和迅速發展,改變了傳統媒介的客群地位,客群獲得了更大的自主性。在傳統媒介與網路媒介轉換過程中,客群獲取較大的自主性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首先,從信息的獲取來看,客群從被動的信息接受者轉為主動的信息尋求者。

在網路傳播中,客群的自立性大為改觀,不用像看報、聽廣播、看電視那樣等著報社、電台、電視台把有限的信息送到眼前,客群可以按自己的需要和時間安排去找、去選取。“客群”從信息的被動接受者轉為信息的主動尋求者。在網路媒介傳播過程中,客群真正可以實現“拉”出想要的信息。其次,從客群參與傳播過程的情況來看,客群從單純的信息接受者轉為既是信息的接受者,又是信息的傳播者。 按照傳播理論,一個完整的傳播過程包括從信息+傳者—)客群,再由客群反饋信息的主過程。“所有的信息交流都不是傳播者向受傳者傳送信息的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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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過程,而是傳播者與受傳者之間相互作用的信息過程。這個相互作用的信息過程主要是通過信息反饋來實現的。”缺少了客群信息反饋,傳播過程無法完整。

在網路媒介中,客群不再只是純粹的接受者,同時還是傳送者;他們不僅是事後的說話者,還是即時的發言者。這種雙重身份的角色使客群的自主性得到充分實現。對於網路客群而言,反饋信息則易如反掌。電子郵件、聊天室、論壇公告板等方便快捷,可以暢所欲言,而且傳遞及時。客群可以自由使用自己的言論權、表達權、監督權。“在網路中,每個人都有可能不受政治、意識形態、技術、文字和邏輯能力、經濟能力的嚴格限制,真正實現個人的表達自由和言論自由。”
最後,從客群獲取信息的方式來看,客群從單一方式接受信息轉變為多功能綜合方式獲取信息。就客群獲取信息的方式而言,傳統媒介由於受技術的影響,客群只能使用單一的方式獲取信息。客群在接受信息時,讀報紙,只能通過眼睛看報紙上的文字;聽廣播,只能靠耳朵來接收信息;看電視雖可以綜合視、聽來分享信息,但對文字的閱讀就相對減弱。從這個意義上講,客群自身的感覺器官無法同時被調動起來,這就影響了客群接受信息的自主沖生。
網路作為新一代傳媒,聲音、文字、圖像、視頻、色彩等多種手段綜合於一體,大大開闊了客群的視聽界,並使客群眼耳並用,接受更多的信息。網路媒介的這一優點使客群在接受信息時各種感官都能積極調動起來,他們獲取信息所渴望的滿足感也會充分實現。在傳統的大眾傳播媒介中,傳播過程始終受“把關人”的信息把關,“而處於信息傳播終端的客群只能接受‘把關人’的信息控制。相對於‘把關人’的強大意志,客群處於被動的信息容器的地位。”在網際網路時代,這種情景並沒有因為客群自主性增強和地位提高而改變。

在巨觀上,政府在網路信息傳播中也起著把關人的作用。信息的傳播行為是由網站和客群互動來實現的,表面上政府對信息的“把關”功能有所淡化,事實上政府所淡化的是對信息的直接控制力,而對信息的間接的巨觀控制卻沒有減少。為了在網路這樣一個全球化環境中保持自身的地位,充分利用網路這一新型媒介,政府就會採取一些策略,比如制定相關的網際網路法規、擴大國內主要媒體的影響等等,來表達政府的意圖和意見,以控制信息的傳播。政府還會以資金、政策給媒介以扶持,以某種方式介入微觀的“把關”中。因此,在網路傳播中,把關人仍從巨觀和微觀兩方面對客群產生影響,可以這么說,網路媒介對客群的控制不但沒有減少,反而還會隨著信息量的增加,控制越來越多,只是這種控制在網路傳遞信息量大、客群可以自由選擇信息的事實掩蓋下變得越來越隱蔽、不易被人發現。

第五媒體與媒介控制

確切地說,目前可行的對第五媒體媒介控制的力量主要來自兩方面:國家相關管理部門的政策約束和監督管理;行業內的技術及資費控制。然而現階段,這兩方面在具體實施過程中都無法充分發揮作用,這也是現實困擾的根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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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任何領域來說,相關的政策法律規範不僅是對其本身的約束也是確保行業有序運營的保障,第五媒體也不例外。第五媒體起於通信領域,歸於傳媒領域,且必定不會止於此。因此,通信行業的基本政策對第五媒體來說是基本層面的法律規範,第五媒體業務領域中的一切活動都要首先遵從現有通信行業的有關規定。畢竟,從現實及未來的發展趨向來看,基礎通信業務和移動增值業務都是第五媒體實際運營的主體模式,可以說,通信領域特性是第五媒體天生具備的,也是其基本屬性。而傳媒化運作之後,原有的移動通信產業在回歸傳播領域的本源的同時,其整體運作將更加規範及充分。傳媒屬性是第五媒體的重要屬性,它決定了整個產業的運作思路和方向,因此,不僅要制定基本的媒體業務規範,更要從產業整體進行媒體化的規範管理。需要注意的是,出台第五媒體的法律規範必須要從通信及傳媒兩個角度入手考慮,不可割裂。在政策法律規範方面,現實的情況卻始終處於一種缺失的狀態。已經出台的法律及政策僅是針對某方面問題或某項業務而言,如針對垃圾簡訊、不法簡訊的處罰規定等,這些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而對第五媒體業務整體的政策法律規範的出台還尚屬未知,由此,面對電信市場運營中存在的諸多漏洞,面對即將到來的3G時代,國家政策相關管理部門業已投入積極的研討之中,希望能夠儘快出台完整有效的管理方案,從而使得對第五媒體實施媒介控制成為現實。

媒介控制與戰爭報導

1.以書報檢查制、通道控制、信息控制或施加壓力來實現國家權力;2.意見領袖可能會設定爭論的主題或成為提供信息者;3.記者的傾向和文化層次;4.新聞業的操作規範;5.媒體的經濟壓力,包括行業競爭和廣告收益;6.主管部門或業主;7.輿論,曾把它看作一個“尋求依賴的變數”,但它對新聞生產可能有自身的影響,甚至影響戰地新聞士氣報導的基調

首先,控制輿論的戰略得到發展,以塑造輿論的積極行動為宗旨,強調宣傳更甚於書報檢查制度。其次,“內部戰線”的動員還包括更重要的自願行為——整體戰爭的外部文化是一種參與文化,而對整個國家的強烈情感能在相當程度上減輕政治多元化和民族感情的散淡這兩個弱點,這一點在一戰中表現得尤為突出。戰爭期間,國家與人民的關係得到發展,它不再是最初的國家對人民的鎮壓而代之以合作。

二戰以後,隨著核武器的出現,整體戰爭顯得不那么現實。局部戰爭的新時期到來了,並由朝鮮蘇伊士危機發端。儘管如此,從整體戰爭而來的對戰爭的認識,仍然延伸出一個廣闊和空間。隨後而至的戰爭在它們的前期,呈現的是二戰的典型重演。來自於整體戰爭的文化和局部戰爭的政治現實之間的衝突導致了戰時傳播的很多矛盾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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