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溝:美國傳播學者蒂奇納（P. Tichenor）、多諾霍（G. Do -百科知識中文網

研究概說

知識溝假說產生於美國社會對於平等教育機會的呼籲之中。20世紀60年代，美國政府提出通過大眾傳播手段改變貧困兒童受教育的條件，《芝麻街》節目是其中一項重要的項目。後來發現該節目對貧富兒童都產生了良好的教育效果，但是對節目接觸和利用最多，產生最好效果的仍然是富裕家庭的兒童，因此它不但沒有縮小不平等，反而擴大了差異。

1970年，蒂奇納、多諾霍和奧里恩等人通過《大眾傳播流動和知識差距增長》一文提出了知識溝假說。

對該假說持相反觀點的艾蒂瑪等人於1977年提出了“上限效果”假說，認為大眾傳播帶來的是知識溝的縮小。

1974年，卡茨著眼於新傳播技術的發展，提出了“ 信息溝” 理論。

主要內容

蒂奇納（P.J.Tichenor）的“ 知識溝” 理論認為，“由於社會經濟地位高者通常能比社會經濟地位低者更快地獲得信息，因此，大眾媒介傳送的信息越多，這二者這間的知識鴻溝也就越有擴大的趨勢。”大眾傳播的信息傳達活動無論對社會經濟地位高者還是社會經濟地位低者都會帶來知識量的增加，但由於社會經濟地位高的人獲得信息和知識的速度大大快於後者，隨著時間的推移，最終結果是兩者之間的“ 知識溝”不斷變寬，差距不斷擴大。

“ 知識溝”不斷變寬，差距不斷擴大

除了接觸媒介和學習知識的經濟條件外，蒂奇納認為，還有五個因素是造成“知識溝”擴大的原因：

第一，傳播技能上的差異。

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具有較強的理解能力和較大的閱讀量，這有助於他們對公共事務或科學知識的獲取。

第二，知識信息儲備上的差異。

從先前的大眾傳媒和正規教育渠道得來的知識越多，這些見多識廣的人，對新事物、新知識的理解與掌握也就越快。

第三，社會交往方面的差異。

“ 教育通常意味著日常行動圈子較大，參與更多的社會團體，人際交往更多，由此擴大了與他人討論公共事務話題的機會。” 社交活動越活躍，交往的範圍越廣，獲得知識信息就越快、越多。

第四，對信息的選擇性接觸、接受、理解和記憶方面的差異。

對信息的選擇性接受和記憶，可能是態度與受教育程度綜合作用的結果。大眾媒介的研究始終發現，人們往往以符號（既有信仰又有價值觀）的方式解釋記憶信息。也就是說，個人生活的水準、層次與大眾傳媒的內容越接近，對媒介的接觸和利用程度就越高。

第五，發布信息的大眾媒介系統性質上的差異。

迄今為止，傳播有一定深度的關於公共事務和科學知識的媒介主要是印刷媒介，其客群主要集中於高學歷階層。這與當今的廣告不同，科學知識、公共事務和新聞一般重複較少，而重複有利於社會地位低的人群對話題的學習與熟悉。

“ 知識溝” 理論是關於大眾傳播與信息社會中的階層分化理論

“ 知識溝理論”認為，在操作上，“ 知識溝”假設至少可以用以下兩種方式表達：

第一，經過一段時間，文化程度高的人，對媒介大量報導的話題知識的獲取速度，比文化程度低的人快。

第二，在特定的時間裡，經媒介大量報導的話題知識獲取與教育程度的相關性，比未經大量報導的話題高。

“知識溝理論”認為，當上述五大因素中的一個或多個因素起作用時，社會經濟地位高的階層都處在有利的地位，這是造成“知識溝”不斷擴大的根本原因，“知溝”也就尤為明顯。因此，當大眾媒介2媒介流量繼續增加時，傳播技能、知識儲備、社會交往、態度性選擇都在一定程度上發揮作用，“知溝”也隨之加深。

出現原因

知識溝理論的出現，20世紀60年代，美國政府為回應社會上要求教育機會平等的呼聲，拍攝了一部電視教育節目《芝麻街》，該節目作為政府學前啟蒙項目的一個嘗試於1969年播出，目的是為那些家庭貧困兒童提供學前啟蒙教育的機會，縮小貧富兒童學前教育的差距，以緩解兒童由家庭經濟狀況而造成的受教育機會不平等。但結果卻事與願違，《芝麻街》播出後，對貧富兒童所產生的教育效果都非常良好，但是經過調查後卻發現，富裕兒童對節目的收視率要遠高於貧困兒童，而其教育效果也要好於貧困兒童。

1970年，蒂奇諾等人在大量實證調查的基礎上提出了“ 知識溝” 理論：“由於社會經濟地位高者通常能比社會經濟地位低者更快地獲得信息，因此，大眾媒介傳送的信息越多，這兩者之間的知識鴻溝也就越有擴大的趨勢”。貧富兒童在學習能力和學習成績上的明顯差距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也就是說，家庭經濟條件好的兒童常常是在進入國小之前就接受了良好的學前教育，而那些家庭貧困的兒童在學前沒有錢請家庭教師，沒有錢購買啟蒙讀物，進入國小後，二者在學習能力和成績上自然會產生明顯的差距。有關研究證明，這種差距隨著年級的上升而不斷擴大，從而導致升學率、學歷甚至將來的職業和社會地位上的兩極分化。面對上述情況，一股要求實現教育機會平等的社會呼聲不斷高漲。在當時這種強大的社會壓力下，美國政府出台了一項“補充教育計畫”，試圖通過大眾傳播和其他手段來改善貧困兒童接受學前教育的條件。通過製作兒童啟蒙教育的電視系列片，利用電視媒介來緩解貧富兒童接受教育機會不平等的問題就成為“補充教育計畫”的一個重要項目。於是，針對這一目的製作的《塞薩米大街》（又名《芝麻街》）電視系列片應運而生。

然而，在對該系列片播放後的實際效果的研究中發現，在貫徹這個意圖方面的目的並沒有達到，這一舉措失敗了。《塞薩米大街》播出後雖然對貧富兒童都產生了良好的教育效果，但總的實際效果卻是擴大了貧富兒童之間在學習能力和成績方面的差距。因為對節目接觸和利用最多的還是那些富裕兒童。

這部以緩解受教育條件不平等為目的的電視系列片，播出後的實際效果表明，在現代社會，大眾傳媒將同樣的知識或信息傳送到每一個家庭和每一個角落，人們在接觸和利用傳媒的機會上並不存在平等與否的問題，然而它所帶來的社會結果並不是如此簡單。對此，美國傳播學者蒂奇納為主的“明尼蘇達小組”在一系列實證研究的基礎上，於1970年在《輿論季刊》上提出了“知溝理論”。

理論評價

蒂奇納提出的“知識溝”理論的積極意義在於，它揭示出造成“知識溝”的根源在於人們的社會經濟地位高低不同。
日本學者兒島和人認為，在社會信息化過程中，“知識溝”的存在是一個事實，它不僅表現在貧富階層之間，而且會廣泛地表現在性別、年齡、職業、行業、群體、地區、民族、國家以及文化之間。這些或許是蒂奇納和卡茨曼在分析“知識溝”的原因時所忽略的一個方面。
關於艾蒂瑪等人所提出的“上限效果”理論，一些學者認為，個人在一段時間內追求某種特定的知識的過程中，這個“上限”可能是存在的。但在一個人一生追求知識的整個過程中，這個“上限”是否存在還是一個問題。如果“認為通過大眾傳播的‘知識平均化’效果可以消除社會‘知識溝’，實現普遍社會平等的觀點是很幼稚的”話，那么，“上限效果”理論正從反面說明了“知識溝”理論的正確性。
為了縮小“知識溝”，有許多學者提了兩個方面的對策。
第一，從硬體方面，必須對不發達地區或低收入者階層制定特殊的扶持政策，例如對一定收入以下的家庭或地區實行價格優惠，以推進硬體在全社會的普及程度。
第二，在“軟體”方面，必須提高社會成員的“媒介使用的能力”。此外，還有學者提出要充分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要激發他們強烈的欲望，培養他們的勤奮、持之以恆的意志品質。如果他們沒有強烈的求知慾望，沒有勤奮、持之以恆的意志品質，僅僅把電腦、電視等傳媒當成娛樂消遣的工具，縮小“知識溝”的目的是難以實現的。
與“知識溝”理論持相反意見的是J.S.艾蒂瑪等人提出的“上限效果”理論。該理論的中心內容是：個人對大眾傳播的信息傳達的需求並不是無止境的，都存在著一定的上限。雖然由於個體的社會經濟地位不同，達到某一上限的速度也有快有慢，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地位高者與地位低者都會先後獲得飽和，最終結果是兩者之間的“知識溝”不斷變窄、變小。

與數字鴻溝的關係

關於數字鴻溝的研究皆聚焦於數位技術的接入和使用上，即所謂的第一道和第二道數字鴻溝。對數字鴻溝的這兩個維度的研究，的確較為清晰地勾勒出了數位技術的分布和套用不平等的社會景象。然而，一個更為重要的問題，即數位技術接入和使用上的鴻溝，是否導致了人們知識上的鴻溝，卻被研究者們忽略了；在信息社會，這直接關涉到個人與社區的生存和發展。考慮到數位技術的接入和使用鴻溝對社會的影響往往被研究者視為是理所當然的，且從未被納入到相關研究設計中這一事實：

（1）由網際網路的接入差異可預測人們政治知識的獲取

（2）由人們對網際網路上政治信息的使用可預測其政治知識的獲取。

（3）網際網路使用比網際網路接入能更佳預測人們政治知識的獲取。對一個在美國進行的全國性調查數據的再分析，結果在不同程度上支持了上述三個假設。

研究發現為“數位技術的分布和使用的不公帶來了不利的社會影響”這一論斷提供了經驗證據，譬如，知識溝便是這種負面社會影響的一個方面。更重要的是，相對於網際網路接入而言，網際網路使用對於人們的知識獲取有更大影響。因此，在網際網路接入日漸普及的今天，有關政策應對人們的網際網路使用予以更多關注。此外，就傳播理論而言．知識溝一方面可被視為是數字鴻溝研究的一個方向．是一個介於接入溝、使用溝和其他社會不公之間的中間變數；另一方面，藉助於對數字鴻溝的研究，知識溝研究亦有了不斷發展的潛能，在各種影響知識溝的因素之中，新媒介技術成為一個顯著影響和型塑知識溝的變數。在這樣的意義上，可將數字鴻溝理論與知識溝理論貫通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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