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徵符:象徵符（symbol）是一種由其解釋者產生的符號，作為它與之同義 -百科知識中文網

介紹

人類傳播是一個以信息為媒介的社會互動過程。社會信息是由符號和意義構成的，而人類區別於動物信息活動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人類能夠使用象徵符來傳達象徵意義，因此，人類的信息傳播活動也可以作為象徵性社會互動來把握。

象徵能力是人類獨有的能力。象徵行為，指的是用具體事物來表示某種抽象概念或思想感情的行為。在文學中，作家們經常通過某種具體形象來表現與之相似或相近的觀念和思想，或寄託某種特定的情感，採用的就是象徵手法。

這種象徵行為，是通過使用象徵符來傳達象徵意義來實現的。象徵符是具有雙層意義的符號，第一層是符號的字面意義，第二層則是符號的類比或聯想意義。象徵行為的特點，就是使象徵符的第一層意義向第二層意義發生轉化，這種轉化取決於兩者之間的類比關係，即它們之間必須有某種類似性。這種類似性並不是直接的和絕對的，而是基於社會生活的聯想或想像。象徵行為具有智慧性、社會性和約定性，在許多場契約時也具有價值性、動機性和行為取向性。

象徵活動是推動人類社會進化、發展和變革的重要機制。關於人的象徵行為和象徵能力的考察有著悠久的歷史，特別是在詩學或文學創作領域，這種探討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但是，關於象徵與現實社會生活、象徵與人類傳播的關係的研究，卻是在進入20世紀以後才開始的，這些研究與象徵性互動理論的出現有著密切的聯繫。

人類的象徵行為：用具體事物來表示某種抽象概念或思想感情的行為。

通過使用象徵符來傳達象徵意義的：“人”佩帶的飾物、月餅、鞭炮……

傳播

象徵性互動理論（symbolic interaction theory）的倡始人是20世紀初的美國社會心理學家G·H·米德，他去世後出版的論文和講稿集《精神、社會與自我》（1934年出版）對這一理論的形成產生了重要影響。20世紀60年代以後，美國學者H·R·布魯默、T·西布塔尼、R·H·特納等學者進一步發展了這一理論。象徵性互動理論把人看做是具有象徵行為的社會動物，把人類的象徵活動看做是一個積極的、創造性的過程，是人類創造出廣泛的文化的一種活力，認為研究象徵行為不僅對揭示人的本質，而且對理解現實的社會生活都具有重要意義。

根據布魯默的說明，象徵性互動理論的核心問題是考察以象徵符（尤其是語言）為媒介的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關係，它有三個基本前提：（1）人是根據 “意義”（關於對象事物的認識）來從事活動的；（2）意義是在“社會互動”的過程中產生的；（3）意義是由人來“解釋”的。因此，意義、社會互動、解釋，是象徵性互動理論的三個主概念。

象徵性社會互動，指的是人與人之間通過傳遞象徵符和意義而相互作用和相互影響的過程。由於象徵符與意義是一個統一體，所以有的學者將象徵性社會互動稱為符號互動，也有的學者稱為意義互動。象徵性互動是揭示傳播這一社會過程的一個基本概念。

象徵性社會互動，首先是一個互動雙方通過象徵符來交流或交換意義的活動，被交流或交換的意義，對傳播者而言是他為發出的符號賦予的含義和對符號可能引起的反應的預想；對受傳者而言是他對傳來的符號的理解、解釋和反應。因此，傳播過程中的意義，在本質上只有通過交換才能成立，才能產生社會互動的效應。象徵性社會互動通常具有賦予行為動機和確定行為取向的功能。

意義的交換有一個前提，即交換的雙方必須要有共通的意義空間。共通的意義空間有兩層含義，一是對傳播中所使用的語言、文字等符號含義的共通的理解，二是大體一致或接近的生活經驗和文化背景。作為社會互動過程的傳播，意義交換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擴大傳播雙方共通的意義空間，加深對方的了解和相互了解。

意義交換作為互動性傳播活動，在社會生活中起著重要的作用。庫利認為它是人與人關係賴以成立和發展的機制，米德認為它是個人與社會之間相互作用的紐帶。根據米德的觀點，人的“自我”意識就是伴隨著意義的傳播活動而形成的。他認為，自我是“主我”（I）與“客我”（Me）的統一，前者是個人的主體意識，後者是從周圍觀察到的他人對自己的態度、評價和角色期待。“客我”意識只有通過與他人的意義交換（即傳播）才能得到的，“客我”和“主我”的對話和互動形成統一的社會自我。自我的形成是個人的社會化過程，即個人適應社會的過程，但形成後的自我反過來也會積極地作用於社會。換句話說，即“個人一旦參加了保障社會秩序和社會整合的協作性社會關係，就可以作為能動的主體參與新的社會秩序和社會關係的創造”。個人必須適應社會，同時又是社會創造的主體，這一點體現了個人與社會的相互制約關係。

從唯物主義觀點來看，象徵性社會互動雖然交換的是精神內容，但它是建立在人類豐富的社會實踐的基礎之上的。沒有生產勞動，沒有體現在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領域中的社會實踐，人們也就無從抽象出意義，更談不上意義互動。意義互動是在社會關係中產生的，它既是社會關係形成的紐帶，又反過來體現了社會關係。

文化

美國文化人類學家C·吉爾茲曾經給文化下過這樣一個定義：所謂文化，即“人類為了傳達關於生活的知識和態度，使之得到傳承和發展而使用的、以象徵符形式來表現的繼承性的觀念體系”。（C·吉爾茲《文化的解釋學》）這個定義，強調的是文化的符號性和象徵性。

文化的象徵化並不僅局限於消費領域，現代社會的政治領域、經濟領域以及生活與娛樂領域也都充滿了新的象徵符以及新的象徵意義。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可以從兩個方面去尋找。第一，追求新事物、新意義是人類的一種基本價值。“新”意味著“創造性”、“時代性”和“個性化”，而這些永遠是人們追求的價值和目標。第二，現代傳播媒介和信息技術的普及為眾多的人參與象徵符創造和傳播提供了條件和手段。

象徵符的不斷創造和更新體現了社會的進步與活力，但象徵符過濫提供和過頻變動也會造成意義、價值和規範的流動化和無序化，使社會成員的認知、判斷和行為產生混亂。日本傳播學者林進認為，象徵體系的改造以漸進的方式為宜，過激的變動或完全的更新會導致“傳播過程的斷裂”，引起各種各樣的社會問題。

符號是人所創製的，因而對符號的選擇與使用是隨意且主觀的。正如古地庫恩斯特和金（Gudy kunst and Kim）所說：“在符號與所指物間並沒有天然的聯繫，這種聯繫是人們主觀賦予的，並且因文化而異”。這裡首先對“文化”的概念做個界定。“文化”一詞，在不同的科學領域有不同的解釋。文化是符號化的，且具有象徵性。在人類傳播活動中，不同文化的人們可以藉助不同符號的組合與交叉運用，形成不同的符號系統，傳遞符號與所指，表達與內容之間的不同關係。

中國人過西方節日更注重符號層面的東西，而過中國傳統節日更注重儀式層面的東西。相對於儀式而言，符號更易於跨越空間進行傳播。這是因為符號易於複製，並且大量複製時每一次複製的邊際成本非常低。另一方面，符號相對簡單，便於辨識和記憶，易於認知和理解。就拿聖誕老人這一聖誕象徵符來說，白鬍子、紅衣服、胖乎乎的、坐著馴鹿拉的雪橇，這一形象很容易記憶。一個從沒有聽說過聖誕節的中國人，在接觸一兩次之後也會印象深刻。

象徵符的便於傳播性還表現在符號的可延展性。就像一個企業的logo，可以印刷在產品包裝上，可以放在電視廣告中，可以用於胸卡、信封、名片……等等。西方節日豐富的象徵符也被用於各種場合，例如聖誕節的符號體現在燈飾、玩具、賀卡、flash動畫、軟體的聖誕皮膚、個人空間的聖誕背景等。

符號

從理論上講，按照任何確定的標準都可以對符號進行分類。在符號學思想史上，符號學家們以自己獨特的視角，按照各自不同的標準對符號進行了形形色色的分類。其中皮爾斯關於符號的三分法思想，影響最為深遠。雖然他所運用的分類標準前後曾多次改變，而且他的符號分類系統也沒有最終完成，但這並不能抹殺他對符號學尤其是符號分類理論所做出的巨大貢獻。在皮爾斯的符號三分法中，最重要的還是把符號分為圖像符、指索符和象徵符三大類。由於這一分類體現了符號的不同表征方式，因而最有價值、最為實用，影響也最為深遠。

象徵符的符號形體與符號對象之間沒有肖似性或因果相承的關係，它們的表征方式僅僅建立在社會約定的基礎之上。例如語言就是典型的象徵符。語言與它所表征的對象之間沒有什麼必然的聯繫．用什麼樣的語言符號來表征什麼事物，僅僅建立在一定社會團體的任意約定的基礎之亡。不同民族可以有各自不同的約定，從而形成不同的語言符號系統，例如漢語、英語、阿拉伯語、愛斯基摩語，等等。與之相關的文字、手語、旗語、鼓語等也都屬於象徵符。一些抽象的概念、情感等，本來就很難找到可以模仿或直接聯繫的感性特徵，因此也多用象徵符來表征。例如玫瑰花是愛倩的象徵，鴿子是和平的象徵，紅色是喜慶的象徵，白色是純潔的象徵，國旗是國家的象徵，城徽是城市的象徵，圖騰是氏族的象徵等。其他諸如姿勢、表情、動作、衣著、服飾，以及方位、數字等，只要把它們與另一事物人為地約定在一起，並得到一定社會群體的認可，它們都有可能成為象徵符。

在人類的符號活動中，對象徵符的運用和討論最為普遍，以至許多人把“符號”（sign）一詞狹義地理解為“象徵符”。

示例

2004年中國亞洲杯的官方會徽：以龍為象徵符
亞洲杯會徽是以龍為象徵符，寓意了與時俱進的古老中國在新世紀不斷提升的國際地位。

龍代表了力量、活力、熱情、無懼，以及專注，正體現了亞洲杯這一亞足聯頂級賽事所應有的特徵。

作為亞洲最重要的足球賽事舉辦國，中國採用龍作為亞洲杯賽的圖示，龍象徵一個成長著的偉大國度的民族傳統和抱負。勇猛、精力充沛、富有活力、無所畏懼與專注都是龍的本色，象徵著亞洲杯精神，也是有資格進入這次賽事總決賽的每個國家隊所具備的特質。

圖示時飛舞著的龍捕捉火球的形象，這個動作代表每個亞洲國家的夢想——經過一場又一場的拼搏後，最後驕傲的舉起代表無限光榮的亞洲杯。圖示的圓周動感設計象徵不朽的信念：無論賽場內外，平衡、和睦、永恆惡化目標都是成功的關鍵。

整個會徽的結構顯示了亞足聯對其新的品牌標示的高度重視，為了全面提升亞足聯的品牌知名度，該會徽包括了亞足聯的英文縮寫，以強調亞足聯對其各項賽事的會徽的所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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