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恩格斯的媒介觀
《傳播理論》一書有這樣的回顧：“20世紀最重要的知識流派之一就是以馬克思主義為基礎的社會理論。這一理論運動始於卡爾.馬克思主義（KarlMarx）和弗利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Engels）的思想，它包括幾個關係鬆散的向社會統治秩序發起挑戰的理論，幾乎所有社會科學的分支，包括傳播，都受到了這一思想路線的影響。”馬克思主義不僅是社會科學的燈塔，而且是傳播理論的寶庫，遵循馬克思、恩格斯的媒體觀和新聞觀進行媒介批評，要以馬克思主義作為分析的指南，同時還需防止只承認某些過時的觀點或迴避一些非常有實踐意義的理論原則。
運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和方法，觀察、分析媒介現象，是開展媒介批評的理論基礎。媒介及其新聞活動是社會生活的產物，同時又是社會生活的一部分。馬克思認為，社會生產資料所有制性質決定社會的本質，經濟是一切社會結構的基礎，並決定政治建築和思想關係。一定的生產力發展水平，要求建立一定的生產方式和一定的社會形態，在每一社會形態中，經濟基礎決定國家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的性質，即決定這個社會的精神生產為誰服務。馬克思說：“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有什麼性質的物質生產方式和物質文明，就有什麼陽性植的精神生產和精神文明。我們觀察媒介現象，首先不能到政治和精神生活中去尋找它的根源，而主要是到物質生產方式及其變化中去探尋。媒介行為和記者的報導視角，在一般情況下不是自身的衝動，而是社會經濟關係及由此產生的政治關係相互作用的結果。媒介批評家如果看不到媒介背後的經濟變動的影子，只到思想根源中去診斷思想病變，就顛倒了社會的有機結構。
新聞媒介反映的一切現象，都來自物質生活和社會關係的現實狀況，當我們批評媒介的時候，如果忘記了這種反映與被反映的內在聯繫，就把媒介行為孤立地視為一種“純粹的意識形態”，即脫離社會經濟形態的、孤立的主觀意識。“如果物質生產本身不是從它的特殊的歷史的形式來看，那就不可能理解與它相適應的精神生產的特徵以及這兩種生產的相互作用。”因此，一方面要擴差媒介如何被物質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所決定，另一方面還要考察新聞媒介及信息傳播是否適應物質生產方式、以及如何反作用於社會的物質生活。媒介行為是社會意識形態的擺線之一，由生產方式賦予它一種特殊品格，即由經濟關係決定媒介代表哪一部分人的利益。在西方，脫離這一點去評價媒介的種種表現，往往把欺騙人民的報導視為人民的福音，把代表少數人利益的媒體視為大眾的喉舌、社會的天平。
馬克思、恩格斯論證了每一社會形態中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是由生產方式的性質決定的。這是因為，人類自進入階級社會以來，從事物質生產的資料和從事精神生產資料都掌握在經濟上、政治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手中。在資本主義社會裡，資產階級不僅掌握著土地，機器、資本等物質生產資料，而且掌握著出版社、印刷所、報紙、廣播、電視等精神生產資料。如果這些傳播手段和媒介由少數掌權者說了算，人民被排斥在支配權以外，那么，正像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樣，“一個階級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物質力量，同時也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著物質生產資料的階級，同時也支配著精神生辰的資料，因此，那些沒有精神生產資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統治階級支配的。”新聞媒介只有擺脫少數人的武斷控制，真正被人民支配，它才不能變成少數人統治多數人的工具。
馬克思、恩格斯在肯定生產方式的性質決定意識形態的性質的同時，又充分肯定意識形態對物質生產和社會發展的巨大反作用。他們認為，這種反作用從總的看錶現在阻礙或是推動物質生產和社會的發展。反動的腐朽的意識形態起著維護舊的生產方式，阻礙生產力發展和社會進步的作用。反之，先進的、革命的意識形態則促進舊的生產方式滅亡，幫助新的生產方式誕生、鞏固和推動生產力的發展。
媒介作為信息的載體絕不是無生命的東西，它是人們精神生活和理性追求的產物，體現為思想探索與鬥爭的過程。在這探索和鬥爭中，新聞媒介是最卓越的認識工具，無疑要成為社會文化教育的槓桿。為此，馬克思說：“使報刊變成人民的文化和精神教育的強大槓桿的，正是報刊可使物質鬥爭變成思想鬥爭，使血肉鬥爭變成精神鬥爭，使需求、欲望和經驗的鬥爭變成理論、理性和形式的鬥爭。”這就是媒介的意識形態的反作用。觀察新聞媒介的全部活動，從它的精神價值和理性運動出發，才能對它的社會功能看得更清楚，更深刻。但是，記者們或媒介評論家越來越傾向把媒體視作一種信息工具，忽視它的思想屬性和色彩。不錯，新聞媒介是一種信息傳播的工具，但它的靈魂卻是思想與理性的抗爭。人類面對複雜艱難的生活旅途，特別需要思想的力量，媒介總是提供這種力量，同時也提供欺騙的、誘惑的壞思想。馬克思關於“文化和精神教育強大槓桿”的結論，是對新聞媒介功能的科學概括，媒介批評把這一節落看作“媒介理性”的透視鏡，使人們看到媒介如何推動人類的精神變革以及由此帶來的經濟巨變。
馬克思關於媒介的最著名的論斷，莫過於提出“報刊的內在規律”說。他強調，“要使報刊完成自己的使命，首先不應該從外部施加任何壓力，必須承認它具有連植物都具有的那種為我們所承認的東西，即承認它有自己的內在規律，這種規律它不能而且也不應該由於專橫跋扈而喪失掉。”媒介的內在規律是任何個人、政治組織和強大的權力不能改變的，但由於種種原因總是有人不斷把自己的一致強加給媒介，所以，世界上各種媒介不斷出現謬誤、信息陷阱和荒唐的思想。規律被歪曲，錯誤便接踵而至，這是規律不可抗拒的懲罰性反應。這也為媒介批評提供了連綿不絕的靶子。批評遵循的最高準則，無疑是馬克思的“內在規律”說，拋棄媒介的內在規律去評述媒介與新聞現象，真正意義上的批評也就消失了。
媒介的這種內在規律是什麼？這又十是複雜的問題，但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卻論述得非常完滿。按照馬克思、恩格斯的論證，主要內在規律就是：
（一）人們總是需要新聞，需要前所未聞的訊息：
（二）日本報刊和諧地融合了人民精神的一切真正要素，是人民日常思想和感情的表達者；
（三）少發些不著邊際的空論，少合些高調，少來些自我欣賞，多說些明確的意見，多注意一些具體的事實，多提供一些知識；
（四）報刊要“根據事實來描寫事實”，“最高的力量，即訴諸既成事實的力量”，人民的信任是報刊的生存提出；
（五）報紙文章不能耽誤時間，“它們擱得越久，就越失掉現實性”；“時事性文章，如果收到以後不馬上發表，就會失去任何價值”；
（六）報刊始終是在形成過程中，在報刊上永遠也不會有終結的東西，只要報刊有機地運動著，全部十室九會完整地被揭示出來；
（七）出版法是出版自由在立法上的認可，自由是出版物的正常狀態。“每個人都可以不經國家事先許可自由無阻地發表自己的意見，這也就是出版自由”；
（八）“絕對放棄政治是不可能的；主張放棄政治的一切報紙也在從事政治。問題只在於怎樣從事政治和從事什麼樣的政治”。
（九）“黨首先需要的是政治機關報”，黨刊的任務是組織討論，論證、闡發和捍衛黨的要求，“黨的領導畢竟有某種形式上的權力來監督黨的機關報”；
真正理解了媒介的上述內在規律，就能正確地認識媒介，有效地透視新聞傳播的現狀和社會意義。在這九條規律中，前一條構成後一條的前提，後續規律在前提規律制約才能發揮作用。任意地、孤立地強調這九條規律中任何一條，而取消其它規律的作用，都會導致媒介的變質。媒介批評的健康發展離不開馬克思主義的媒介觀，而這一媒介觀的各個結論是統一的，割裂它們的聯繫，片面地強調一兩個觀點而否定其他觀點，都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褒瀆。
麥克盧漢媒介觀
馬歇爾·麥克盧漢是西方傳播學的巨匠，他的成名作《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問世之後，在整個西方乃至全世界引起了強烈的衝擊。我想，這本著作之所以引起世人的關注，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是麥克盧漢提出來的新穎的學術觀點，其中包含有媒介觀、傳播觀、社會觀等；二是他的研究方法。他的方法和西方科學研究、實證研究的傳統背道而馳。他反常的研究方法，可以概括為：探索而不做結論，定性而不定量。
本文主要圍繞麥克盧漢在《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中提出的新穎的媒介觀進行分析。
麥克盧漢認為媒介即是訊息指的是媒介對個體和社會的影響源於新的尺度的產生；任何一種新的媒介都要在我們的事務中引進一種新的尺度。並指出，任何媒介的訊息是由它引入的人間事物的尺度變化、速度變化和模式變化。一種新媒介的出現總是意味著人的能力獲得一次新的延伸，從而總會帶來傳播內容(訊息)的變化。
這個新穎的觀點和以往傳播學家提出來的媒介理論觀點大相逕庭。一般人把媒介看作是工具或傳播通道，往往關注媒介傳遞的內容是什麼，並從媒介傳遞的內容出發來分析個人與社會發生變化的原因。
而麥克盧漢認為媒介帶給個人與社會的影響並不在於媒介傳遞的內容本身，“鐵路的作用，並不是把運動、運輸、輪子或道路引入人類社會，而是加速並擴大人們過去的功能，創造新型的城市、新型的工作、新型的閒暇。無論鐵路是在熱帶還是在北方寒冷的環境中運轉，都發生了這樣的變化。這樣的變化與鐵路媒介所運輸的貨物或內容是毫無關係的”，①“媒介的內容或用途是五花八門的，媒介的內容對塑造人際組合的形態也是不能為力的。”②
相反，他認為能對個體和社會發揮塑造和控制作用的在於媒介自身。例如他通過分析精神病學家J.C.加羅瑟斯的《非洲人的精神健康與病變》一書，指出“從西方輸入的技術力量如何在偏遠的叢林、草原和沙漠中起作用”，③“文字環境把加納土著拽出集體的部落社會，使他擱淺在個體孤立的沙灘上。”④循著這種思路，麥克盧漢就要求媒介研究不僅要考慮其傳遞的內容，還要考慮媒介自身及其賴以運轉的文化母體。
麥克盧漢的這種觀點使我們研究媒介的思維方式由平面思維進入到立體思維，從微觀思維進入到巨觀思維，由單一片面思維進入到全面思維。這種研究問題的視角方法有助於我們能更科學地尋找個體心理和社會變化的原因，從而制定出比較客觀準確的解決問題的對策。
沒有一種媒介能夠獨立存在，一種媒介總是充當另一種媒介的“內容”。媒介之間只有進行相互作用才具有自身存在的意義，例如文字的內容是言語，正如文字是印刷的內容，印刷又是電報的內容一樣。而言語的內容是實際的思維過程，而這一過程本身又是非言語的。
這種觀點使我們對媒介的疊加與融合有了更進一步的理解，兩種媒介雜交或交匯的時刻，是發現真理和給人啟示的時刻。由此，我們可以進一步思考：如果將新近出現的幾種新媒介技術按照上述思路融合在一起，可以開發出另一種新型的媒介技術，從而具有更強的功能。
麥克盧漢在書中從理論和套用兩個層面、微觀和巨觀兩個角度對媒介進行分析。其中他在套用篇里分析了從古到今的26種媒介。這26種媒介分別是口語詞、書面詞、道路與紙路、數字、服裝、住宅、貨幣、時鐘、印刷品、滑稽漫畫、印刷詞、輪子腳踏車和飛機、照片、報紙、汽車、廣告、遊戲、電報、打字機、電話、唱機、電影、廣播電台、電視台、武器、自動化。他對什麼是媒介並沒有一個嚴格的界定，無法使我們感知媒介到底以什麼樣的標準來界定。
實際上，對於媒介有必要下一個嚴格的定義，這對進行相關的媒介研究、媒介分類有重要的意義。
麥克盧漢認為，“熱媒介只延伸一種感覺，並使之具有‘高清晰度’。高清晰度是充滿數據的狀態”⑤，“熱媒介要求的參與程度低；冷媒介要求的參與程度高，要求接受者完成的信息多。”⑥並且他指出收音機、電影、照片等是熱媒介，而電話、電視、卡通畫等是冷媒介。按照麥克盧漢的觀點，熱媒介延伸一種感覺，那么電話、卡通畫應該是熱媒介，他們分別延伸了人的聽覺和視覺。電影不僅延伸了人的視覺而且也延伸了人的聽覺，應該是冷媒介。
按照以上的邏輯分析，明顯麥克盧漢對於冷媒介和熱媒介的界定與其所舉的例子有矛盾之處。這就顯示他對冷媒介和熱媒介概念的模糊性，因此他下的這兩個定義不具有科學性。
新媒介的產生並不僅意味著一種新工具或新技術，而且是一種社會“新尺度”的創造，這種創造意味著新的社會內容。例如，在印刷媒介出現之前，人際傳播往往是直接地和面對面地進行的，而印刷媒介則突破了這種時間和空間都十分有限的傳播方式的限制，促使人們去解讀和思索更為精密和複雜的印刷符號。而電子媒介的普及，則更是導致了全球生活的革命性變化。麥克盧漢的這一觀點富於啟發性地揭示了媒介的重要作用，但又將這種作用作了過分渲染。
麥克盧漢認為媒介的魔力在人們接觸媒介的瞬間就會產生，正如鏇律的魔力在鏇律的頭幾節就會施放出來一樣，並斷言：任何媒介都有力量將其假設強加在沒有警覺的人身上。那么面對媒介的強大控制力和塑造力，人們應該怎么辦呢？我們一般的想法是變換使用媒介的方法，在改變媒介的內容上下工夫。可是麥克盧漢卻認為這是“技術白痴的麻木態度”，⑦因為“媒介的‘內容’好比是一片滋味鮮美的肉，破門而入的竊賊用它來渙散思想看門狗的注意力。媒介的影響之所以非常強烈，恰恰是另一種媒介變成了它的‘內容’”。⑧誠然，麥克盧漢的媒介的內容是媒介的觀點有一定道理，但憑此判斷人與社會在媒介影響下的無能為力顯得有些武斷。因為一種媒介如印刷刊物的內容是文字信息，雖然文字信息的載體是另一種媒介即麥克盧漢所謂的媒介的內容是媒介，但以文字為載體傳遞出的信息、表達的思想卻是可以讓人們學會思考、保持警惕、辨別好壞是非。
麥克盧漢對現代傳播媒介的分析深刻地改變了人們對20世紀，當然也包括21世紀生活的觀念特別是當代青年人的觀念，他所預言的地球村在今天的社會已經變成了現實。
在麥克盧漢看來，“地球村”的主要含義不是指發達的傳媒使地球變小了，而是指人們的交往方式以及人的社會和文化形態的重大變化。交通工具的發達曾經使地球上的原有“村落”都市化，人與人的直接交往被迫中斷，由直接的、口語化的交往變成了非直接的、文字化的交往。而電子媒介又實施著反都市化，即“重新村落化”，消解城市的集權，使人在交往方式上重新回到個人對個人的交往。“城市不復存在，惟有作為吸引遊客的文化幽靈。任何公路邊的小飯店加上它的電視、報紙和雜誌，都可以和紐約巴黎一樣，具有天下在此的國際性。”⑨麥克盧漢時間和空間的區別變得多餘。這種新興的感知模式將人類帶入了一種極其融洽的環境之中，消除了地域的界限，文化的差異，把人類大家庭結為一體，開創永恆的和諧與和平。舊的價值體系已經崩潰，新的體系正在建立，一個人人參與的新型的、整合的環球村即將產生。事實上，這種環球村已經產生。麥克盧漢的“地球村”理論，是全球化理論的萌芽，對後來研究全球化的學者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新媒介觀
在傳播技術日新月異、生活價值觀多元化的時代，需要一種全新的媒介觀來指導前景不明的傳媒實踐。
很難構想，全國各地的讀者都會跑到北京的西單圖書大廈來購買圖書。任何一種商品在現實空間中為方便它的消費者購買，都有自己可以到達的最大商業半徑。一般而言，在特定範圍內，某個商品的消費者是有限的，越是個性化強的商品，它所擁有的潛在消費者越少。然而，商家需要為銷售商品支付運營成本（房租、人力成本、管理成本等）。這一現實決定了工業文明時代的商業運營模式只能是大數法則，即銷售大多數人需要的產品。
資訊時代的商業模式已發生明顯變化，像噹噹這樣的網上書店、美國蘋果公司創辦的網路單曲下載店，商業半徑是無限大的，卻無須支付大量門店的營業費用，像單曲下載這樣的電子產品，發行成本、生產製造成本也能極大程度地降低，只要支付藝術家的著作權費即可。這為商家銷售少數人需要的冷門商品提供了可能。雖然銷售量處於頭部的暢銷品對商家而言仍很重要，但過去那些銷售量小但品種繁多的尾部產品現在也變得同等重要，它一樣會為商家帶來利潤，且不比頭部產品少。
顯然，技術進步為媒介的個性化提供了條件，傳媒領域呈現出個性化、海量化、碎片化、草根化的發展趨勢。新媒介觀雖然不甚明朗，但它的大致輪廓已依稀可見。
傳媒人的媒介觀與倫理觀
有關新聞倫理和職業操守的一個重要問題，是如何平衡新聞從業者的專業角色與其他社會角色之間的利益衝突。和其他行業一樣，從業者對待在履行專業角色時所引發的利益衝突的態度，往往和其對於自己所在行業的社會角色和社會功能的認知有關。因此，在這個意義上看，新聞從業者的媒介觀與倫理觀是有一定相關性的。一、對媒介社會功能的認知在西方當代新聞理念中，基於對大眾傳播媒介社會功能重要性的不同看法，大體可概括為兩種衝突的方向：其一是“中立”（neutral）模式，它基於自由報刊理念，強調媒介傳遞社會信息、監測社會環境的功能，認為媒介是社會生活的感測器，記者是社會發展的旁觀者，只應該客觀中立地報導事實。其二是“參與”（participant）模式，即站在報刊社會責任理念的立場，強調媒介的選擇、守望和詮釋功能，認為媒介是社會進步的推進器，記者是社會發展的參與者，應該積極主動地傳達出社會不同階層的聲音、協調現代社會各方利益、推動社會進步。①西方傳播學者曾將被許多從業者認定的媒介功能一一列舉出來，讓不同的受訪者來判定其重要程度，藉此來探討記者對媒介“中立”或“參與”角色的價值觀究竟如何。結果發現，多數記者持“參與”的媒介觀，比較強調新聞的調查、分析和解釋，以及媒介推動國家政策發展和為社會提供文化教育的功能；但同時也有一半記者認為顯示媒介“中立”功能的，如媒介傳遞信息是否迅速及時和事實內容是否準確也相當重要。②這顯示出一方面以獨立報刊思想為基礎的自由主義的媒介觀，在西方記者當中具有普遍的影響力，另一方面，多數記者也並不局限於此，而是傾向於社會責任論對自由主義報刊理論的修正。參照西方學者已有的研究，結合中國媒介現實，我們同樣設計了一組有關媒介角色與社會功能的問題讓受訪者自行判定其重要程度。結果發現，認為是最重要的前兩個選項為媒介“中立”的社會功能，而且，所有選項中被普遍認為比較重要的7項社會功能（重要指數超過4，意為“非常重要”或“重要”）當中，有4項為“中立”的社會功能，依次是“迅速為大眾提供新信息”、“依據事實報導新近發生的事件”、“報導最大多數民眾感興趣的新聞”和“報導可靠信息與阻止流言傳播”；而“參與”的只有3項，依次是“幫助人民實行輿論監督”、“成為人民喉舌”和“對複雜問題提供分析和解釋”。這與西方現有研究成果的結論是有所不同的。可以說，大多數新聞從業者目前比較傾向於“中立”的媒介觀，即認為媒介最重要的社會功能是迅速提供新信息、依據事實進行報導，但我們也必須注意到，排在第3位的是“幫助人民實行輿論監督”，這是調查所顯示的被新聞從業者認為是有關媒介“參與”的最重要的社會功能（參見表【1－1】）。【表1－1】您對新聞媒介下述社會功能的重要性看法如何？（1表示“非常不重要”，5表示“非常重要”） 總體 報紙 電視 廣播a）迅速為大眾提供新信息 4.61 4.57 4.76 4.58b）依據事實報導新近發生的事件 4.49 4.4 4.68 4.72c）報導可靠信息以阻止流言的散播 4.07 4.02 4.21 4.08d）對複雜的問題提供分析與解釋 4.01 4.02 4.11 3.73e）對決策中的政策展開討論 3.57 3.56 3.59 3.51f）對政府的政策作出解釋 3.85 3.81 3.91 3.95g）幫助人民了解黨和政府的政策 3.95 3.91 4.03 4.02h）引導公眾輿論 3.96 3.92 4.08 4.02i）幫助人民實行輿論監督 4.16 4.09 4.25 4.3j）成為人民的喉舌 4.05 3.98 4.2 4.15k）推動社會改革 3.96 3.91 4.07 3.98l）聲援社會公益團體 3.21 3.11 3.57 3.25m）報導最大多數民眾感興趣的新聞 4.09 4.08 4.24 3.95n）提高民眾的知識與文化水平 3.58 3.57 3.57 3.45o）為民眾提供娛樂和休閒 3.65 3.62 3.8 3.48p）質疑並批評政府官員的言行 3.34 3.31 3.34 3.4q）質疑並批評企業的言行 3.39 3.36 3.42 3.48r）質疑並批評社會團體的言行 3.25 3.22 3.33 3.28在這裡，我們看到不同媒介的從業者對新聞媒介社會功能的重要性，看法略有不同，電台從業者認為新聞媒介最重要的社會功能是“依據事實進行報導”，而電視和報紙從業者認為最重要的是“迅速報導”，觀照中國新聞媒介的現實，其間的差別我們可以理解為是從業者對報紙和電視新聞報導時效性進一步提高的期待，而相對於報紙和電視而言，廣播新聞的時效性近年來是比較好的，“真實可靠性”的問題就凸顯出來了。在後續補充進行的深度訪談中，我們發現，有關“中立”或“參與”的媒介觀，顯示出的與西方同行的差異，主要源於長久以來中國新聞媒介由於過份強調其宣傳功能，以及在此前提下新聞從業者對現實的干預，而在客觀上極大地弱化了新聞媒介迅速及時地傳遞信息、監測環境的基本功能，因此，受訪者認為，目前對於新聞媒介的社會功能的認知，應該先正本清源，回溯到對新聞媒介迅速及時、客觀全面報導新聞事實的最基本功能的認同上，才能真正推進新聞媒介在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發揮更為積極的作用。離開對這一最基本功能的認同，媒介的“參與”便不是真正意義上的“選擇、守望和詮釋”，而是對社會現實的主觀干預和建構，其危害是不言自明的。若與“97調查”的結果相比，在新聞媒介社會功能重要性的排序上，“迅速為大眾提供新信息”均居重要性之首；而“依據事實報導新近發生的事件”、“幫助人民實行輿論監督”、“報導最大多數民眾感興趣的新聞”和“報導可靠信息與阻止流言傳播”、“成為人民喉舌”和“對複雜問題提供分析和解釋”的排序分別從“97調查”的第3、4、9、8、7、10位，上升為本次調查的第2、3、4、5、6、7位；而在“97調查”中居第2位的“幫助人民了解黨和政府政策”、居第5位的“引導公眾輿論”和第6位的“推動社會改革”則在本次調查中分別下降為第10、第8和第9位。這也從另一個角度說明，中國新聞媒介已經逐步擺脫了單一的宣傳功能，新聞傳播自身的規律在從業者中已經得到了充分的重視（參見【表1－2】）。【表1－2】“對新聞媒介社會功能重要性的看法”與“97調查”對照： 02調查總體 97調查總體a）迅速為大眾提供新信息 4.61 4.63b）依據事實報導新近發生的事件 4.49 4.45i）幫助人民實行輿論監督 4.16 4.42m）報導最大多數民眾感興趣的新聞 4.09 4.11c）報導可靠信息以阻止流言的散播 4.07 4.27j）成為人民的喉舌 4.05 4.35d）對複雜的問題提供分析與解釋 4.01 4.09h）引導公眾輿論 3.96 4.41k）推動社會改革 3.96 4.38g）幫助人民了解黨和政府的政策 3.95 4.48f）對政府的政策作出解釋 3.85 4.08o）為民眾提供娛樂和休閒 3.65 3.45n）提高民眾的知識與文化水平 3.58 3.85e）對決策中的政策展開討論 3.57 3.67q）質疑並批評企業的言行 3.39 3.10p）質疑並批評政府官員的言行 3.34 3.05r）質疑並批評社會團體的言行 3.25 2.96l）聲援社會公益團體 3.21 3.36二、對新聞職業倫理與職業道德的認知對於新聞從業者來說，關涉職業倫理的第一個問題是與訊息來源的關係。事實準確可信是新聞報導需要遵從的重要原則，為此記者不僅需要從訊息來源處儘可能準確和充分地獲得相關事實信息，也需要在報導中儘可能地披露訊息來源的身份以強化信息的可信性。但是，在很多涉及敏感話題的採訪中，訊息來源往往以記者承諾在報導中不披露其真實身份為提供相關信息的前提。新聞從業者面臨更複雜的倫理困境則是新聞報導的公開性與報導所涉及的個人的隱私和組織的保密制度之間的矛盾。這一切，除了法律的保障之外，更多的時候，是需要新聞從業者根據其職業倫理觀，視所處的現實情境作出判斷。在這裡，新聞從業者的主觀理念和自律，就顯得格外重要。在調查中，我們列舉了一些在新聞界實際操作中存在的為采寫新聞而使用的接近訊息來源和獲取相關信息的方法和手段，發現比較能夠被接受的做法依次是：與同行交換採訪資料、為別的新聞媒介寫稿、糾纏訊息來源直至獲得需要的信息、隱藏身份進入被訪單位以獲得被訪者不願公開的信息；而最不能夠被接受的做法依次是：未經許可而使用被訪單位的機密檔案、允諾不透露訊息來源的身份卻不遵守承諾、未經許可使用私人檔案。這說明在關乎保護個人隱私、尊重組織的保密制度等方面，以及利用同行之間交換採訪資料來確保報導真實全面，新聞從業者是比較有共識的，這一點，和西方記者的觀念非常接近。③但是，對於西方記者來說，無論何種形式的“暗訪”，總體上都不大被認同，而這一點，我們的受訪者大多持“說不清”的態度，這個問題將是今後一段時間新聞界需要從觀念上進一步梳理的問題（參見【表2－1】）。【表2－1】下面是新聞界存在的一些采寫新聞的方法，您認為新聞工作者能不能採用這些方法？（1表示“絕對不可接受”，3表示“說不清”，5表示“絕對可以接受”） 總體 報紙 電視 電台f）與同行交換採訪資料 3.73 3.63 3.93 3.82h）為別的新聞媒介寫稿 3.28 3.28 3.03 3.65d）糾纏訊息來源直至獲得需要的信息 3.11 3.1 3.03 3.1l）隱藏身份進入被訪單位以獲得被訪者不願公開的信息 3.06 2.97 3.21 3.35j）未經被訪者的同意暗中錄音、拍照或錄像 2.7 2.48 3.33 3.15i）直接採用被採訪單位準備的稿件 2.56 2.59 2.25 2.88a）用錢來獲取機密訊息 2.39 2.32 2.54 2.59m）以煽情手法處理新聞 2.35 2.33 2.53 2.23c）假扮他人獲取資料 2.19 2.14 2.26 2.38g）引用其他傳媒報導而不註明出處 2.16 2.09 2.31 2.23e）未經許可使用私人檔案 1.67 1.6 1.66 2.08k）允諾不透露訊息來源的身份卻不遵守承諾 1.66 1.66 1.64 1.75b）未經許可而使用被訪單位的機密檔案 1.65 1.6 1.76 1.82有關新聞職業倫理與職業道德的另一個重要範疇，是“利益衝突”的問題。它包含了新聞從業者是否能夠保證自己不為一己之私而損害新聞業的崇高地位、是否能夠不因個人利益或社會壓力而背離對職業的忠誠、是否能夠在任何環境任何條件下始終將專業責任置於個人利益之上等一系列建立在專業主義理念基礎上的道德信條。曾有西方學者在實證研究中把“利益衝突”具體化為來自採訪對象的免費饋贈、從事記者職業以外的兼職、來自上司、廣告客戶和政府有關部門的外在干擾等等，5在中國新聞改革的過程中，有關“有償新聞”、“拉廣告”、“兼職”等問題，已經引起業內各方的高度重視。在《中國新聞工作者職業道德準則》出台10年之後，我們的調查發現，就新聞工作者是否能夠接受“新聞來源單位安排的免費旅遊”、“新聞來源單位贈送的禮品”和“被訪單位的現金饋贈”的問題，大多數被訪者持“非常不同意”或“不同意”的明確態度，但對於是否能夠接受“被採訪單位或個人的招待用餐”，則態度比較中立。但是，儘管新聞從業者自身在職業道德認知上具有明確的正確態度，同時我們也發現，仍有多數受訪者認為這些現象在新聞界是比較普遍的。這與“97調查”的結論——新聞職業道德“觀念和行為的反悖”是非常類似的。此外，被訪者總體上對新聞工作者“為自己的版面或節目聯繫贊助”的認同度要比“為自己的單位聯繫廣告業務”要稍高，但對這兩種情況在新聞界是否很普遍的看法很接近，都比較中立。這也與“97調查”的結論很類似。我們必須注意到，在“97調查”的5年之後，對於來自採訪對象的“免費饋贈”這類本應在道德認知上很清晰的問題，被訪者總體上的“同意度指數”竟然都略高於“97調查”，有關“現金饋贈”和“免費旅遊”是否在新聞業內很普遍的“同意度指數”也略高於“97調查”。這種退步不得不令人深思。在我們後續補充進行的深度訪談中，部分受訪者認為，近幾年“有償新聞”之風一方面確有所好轉，另一方面“有償”的方式卻比幾年前多樣，如“免費旅遊”較5年前為盛，涉及金額也大大提高，這種現實會造成從業者在職業道德上的“負疚感”減輕，因此表現在對這一類問題的看法上，認同度略有升高並不奇怪。與“97調查”的結論分析類似，受訪者認為，有償新聞禁而不止，並非單純的從業者職業道德和職業素養問題，其中關係到新聞媒介運作機制的深層次原因，是無法迴避的（參見【表2－2－1】、【表2－2－2】）。【表2－2－1】你是否同意下述做法（1為非常不同意，3為中立，5為非常同意）： 總體 報紙 電視 電台 97調查總體新聞工作者可以接受被採訪單位或個人的招待用餐 3.32 3.36 3.29 3.26 3.22 新聞工作者可以接受新聞來源單位安排的免費旅遊 2.72 2.78 2.5 3.06 2.27新聞工作者可以接受新聞來源單位贈送的禮品 2.71 2.77 2.52 2.97 2.41新聞工作者可以接受被採訪單位的現金饋贈 2.17 2.2 2.02 2.44 1.81【表2－2－2】你是否同意下述現象在新聞界很普遍（1為非常不同意，3為中立，5為非常同意）： 總體 報紙 電視 電台 97調查總體新聞工作者可以接受被採訪單位或個人的招待用餐 3.89 3.89 3.84 3.83 3.92新聞工作者可以接受新聞來源單位贈送的禮品 3.55 3.58 3.28 3.69 3.56新聞工作者可以接受新聞來源單位安排的免費旅遊 3.43 3.5 2.98 3.59 3.08新聞工作者可以接受被採訪單位的現金饋贈 3.3 3.29 3.17 3.41 3.09在問及新聞從業者是否可以“為企業擔任公關”、“為企業製作商業廣告”和“在政府或非盈利團體兼職”的看法上，大多持“不同意”或“非常不同意”的態度，也並不認為這些現象在新聞界很普遍，且多項“同意度指數”較“97調查”有所下降。這至少說明新聞從業者對待兼職、尤其是從事商業性質的兼職工作，是不認同的。但是，我們同時還發現，儘管《中國新聞工作者職業道德準則》明確規定“新聞單位不得用新聞形式做廣告，不得向編採部門下達‘創收’任務，記者編輯不得從事廣告或其他經營活動”，但是受訪者在“拉贊助”和“拉廣告”的問題上，認識並不特別清楚，儘管現實情形較“97調查”略有好轉，但觀念上幾乎沒有什麼差距，和“97調查”一樣，總體上對這兩個問題持中立的態度（參見【表2－3－1】）。【表2－3－1】你是否同意下述做法（1為非常不同意，3為中立，5為非常同意）： 總體 報紙 電視 電台 97調查總體新聞工作者可以為自己的版面或節目聯繫贊助 3.05 3.05 2.84 3.34 3.09新聞工作者可以為自己的單位聯繫廣告業務 2.83 2.86 2.46 3.2 2.89新聞工作者可以在政府部門或非盈利團體兼職 2.74 2.78 2.74 2.64 －新聞工作者可以參與為企業製作商業廣告 2.23 2.2 2.05 2.54 2.37新聞工作者可以為企業擔任公關工作 2.17 2.21 2.05 2.38 2.03在涉及與廣告客戶的關係時，新聞從業者顯示出了比較高的獨立性，總體上不認同“新聞工作者應該主動淡化不利於廣告客戶的新聞”的做法，儘管和“97調查”差不多，對於在新聞界這種情況是表示還存在的，受訪者總體傾向於比較中立的態度。而對於“新聞工作者應該主動淡化不利於政府的新聞”的做法，同意度指數略高於“廣告”，總體上也比較贊同這種情況在新聞界普遍存在的看法（參見【表2－4－1】。【表2－4－1】你是否同意下述做法（1為非常不同意，3為中立，5為非常同意）： 總體 報紙 電視 電台 97調查總體新聞工作者應當主動淡化不利於政府的新聞 3.14 3.1 3.4 3.17 －新聞工作者應當主動淡化不利於重要廣告客戶的新聞 2.48 2.6 2.4 2.48 2.46三、簡短的結論綜上所述，新聞從業者對新聞媒介社會功能的看法，總體上持比較“中立”的媒介觀，他們更關心新聞報導的新鮮、真實、迅速，也更關心媒介檢測社會環境的重要功能是否得以實現。與“97調查”相比的差異，體現出中國新聞媒介社會功能的拓展，及其對新聞從業者媒介觀念的影響，為媒介進一步朝向符合新聞傳播客觀規律的方向發展，奠定了積極的思想基礎。同時，隨著中國社會民主與法制建設的不斷完善，新聞從業者在職業倫理上已經形成了尊重他人隱私、尊重社會其他組織的規範、尊重同行勞動的基本共識。但是，我們也十分遺憾地看到，在《中國新聞工作者職業道德準則》出台10年後，新聞從業者的道德觀念和道德自律方面，仍然存在相當模糊的認識。在中國新聞改革進程中，新聞從業者在媒介觀與倫理觀上呈現出來的矛盾和衝突，是亟待關注的重要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