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服飾理論基礎
遠在民族學作為獨立學科出現之前，世界各國就有許多關於不同民族情況的記錄。古埃及第19王朝的金字塔中繪有埃及人、亞洲人或閃米特人、南方黑人、西方白人等族的圖象。巴比倫、亞述、波斯等古代帝王的銘文，也有許多民族情況的記載。在西方被稱為“歷史之父”的古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所著的《歷史》中，以大量篇幅敘述了希臘、波斯與西亞各國的地理、歷史和風俗習慣， 是研究這些地區民族學的重要資料。 雅典歷史學家色諾芬的《希臘史》一書，也有關於小亞細亞和外高加索各族人民的論述。古羅馬獨裁者G.J.凱撒的《高盧戰記》和古羅馬帝國史學家C.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亞志》兩書，有大量的關於古代高盧人和日耳曼人的記載。至中世紀，在一些學者、旅行家、僧侶和商人的著作中，有關於歐洲、地中海沿岸、東亞和南亞各民族的記述。特別是義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的遊記較詳盡地記載了中亞、中國各地區和南亞各族人民的情況。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有著豐富優秀文化遺產的國家,從出土的殷商（公元前1766～前1122）甲骨文中,可以約略地了解到當時的一些民族名稱，以及他們的生活、禮儀、祭祀和戰爭等情況。春秋、戰國(公元前770～前221)時期，關於各民族的歷史傳說和風土習俗的記載更為豐富。秦漢（公元前221～220）時期中國形成了統一的多民族的國家，司馬遷(約公元前145或前135～？)幾次遊歷全國各地,進行實地觀察,蒐集了大量資料，包括中國境內若干民族的情況，編入其名著《史記》中。後來歷代官書都按此範例編纂，因此有關漢族和其他各族的資料，在二十四史中都占有一定地位。一些學者早就開始撰寫各類有關民族的著作。漢、唐時代(公元前206～906)的《吳越春秋》、《越絕書》、《華陽國志》、《蠻書》等，即著名幾例。以後歷代的地方志、族譜家傳以及文人的遊記、筆記和文集，也描述了各族人民的生活和風土人情。歷史上許多建立過國家或有自己的文字的少數民族，還用本民族文字或漢文記載了各自的歷史和文化生活。此外，中國各族人民很早就同四周鄰國各族人民有友好往來，對於北方、東鄰以及西部絲綢之路上的國外各族，史書都有所記載。東晉僧人法顯於公元399～412年遍訪印度、斯里蘭卡、爪哇島等地，遊歷30餘國，寫成《佛國記》。唐高僧玄奘在印度、巴基斯坦、 尼泊爾等地鑽研佛經十餘年， 撰寫了《大唐西域記》。明代三保太監鄭和於1405～1433年間,7次下西洋，遠航非洲東岸、紅海、伊斯蘭聖地麥加以及南亞、東南亞30多個國家，隨行人員馬歡著《瀛涯勝覽》、費信著《星槎勝覽》、鞏珍著《西洋番國志》。這些都是研究亞、非古代國家史地和民族情況的重要資料。
在15世紀末至17世紀西方所謂的“地理大發現”時代，各國的歷史學家、地理學家、旅行家、航海家、探險家、傳教士等，對所見到的各地區各民族的風貌作了報導和記載。18世紀開始出現了一些民族學先驅的著作，如法國天主教神甫 J.-F.拉菲托著的《美洲野蠻人的習俗與古代習俗的比較》(1724)，認為當代印第安人與亞、歐一些古代具有高度文化的各族之間，在生活方式和風俗習慣上有許多相近的地方。18世紀中葉至末葉，由於啟蒙運動的開展,又正處在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的前夕,一些先進學者特別是啟蒙學派的代表人物，為了論證他們對於人類社會原始狀況的見解，廣泛地利用了美洲、大洋洲和非洲各族人民的民族學材料。但是，民族學成為一門獨立學科，並提出自己獨特的研究對象、任務和方法，還是在19世紀中葉以後。
19世紀中葉是西方資本主義發展的“黃金時代”。一些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向世界各地區尋找原料和市場。為了擴大殖民地，統治當地的國家和民族，必須研究殖民地各民族的社會情況。在長期積累資料的基礎上，為適應當時的需要，民族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正式產生，並得到迅速發展的機會。西方主要國家紛紛建立了專門從事民族學研究的組織，如1839年法國的“巴黎民族學學會”，1842年美國的“美國民族學學會”，1843年英國的“民族學學會”，1869年德國的“人類學、民族學和原始社會協會”等。這些機構陸續組織了一些考察隊或探險隊，到殖民地和邊遠地區的落後民族中進行調查研究，除了詳細記錄各族人民的現實社會現象、生活方式和文化習俗等之外，還蒐集了各種文物作為研究資料。此後，實地調查或田野工作逐漸成為民族學的主要研究方法，從蒐集和展出民族文物發展到建立民族學博物館，也成為民族學研究的一個組成部分。
產生
就在19世紀中葉，先後出現了一批專業民族學家，他們在以C.R.達爾文為代表的生物進化論的影響下，提出人類社會與文化的進化思想，從而被稱為進化學派。 主要代表人物有： 美國的L.H.摩爾根、英國的E.B.泰勒、J.F.麥克倫南和瑞士的J.J.巴霍芬等。他們認為各民族社會和文化發展的程度儘管不同，但都遵循著相同的途徑前進，都經歷過或將經歷大體相同的發展階段。K.馬克思和F.恩格斯讀過這派學者的很多著述，對他們的立論題材有不同程度的褒或貶，但對其認為社會向前進化發展這一共同點，都採取了稱讚的態度。馬克思主義的民族學的建立 理論基礎 馬克思早在19世紀40年代，為了研究資本主義制度，闡明資本主義必定滅亡而社會主義、 共產主義必將代之而起， 就著重探討了前資本主義的社會經濟形態。正如恩格斯所說，馬克思研究任何事物時都考慮它的歷史起源和它的前提,這樣才能了解社會現象全面的發生髮展過程。1845～1846年馬克思和恩格斯合寫的《德意志意識形態》，敘述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論證了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社會意識，闡述了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發展的客觀規律。他們還提出決定人類歷史關係的三個因素：第一，生產物質生活資料是一切歷史的基本條件；第二，人類滿足需要的活動和已經獲得的為滿足需要所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第三,人類自身的生產,即增殖。後來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1884)第一版序言中,再次強調了這個理論,並將其歸納為歷史中的決定性因素是兩種生產，即生活資料以及生產工具的生產和人類自身的生產亦即種的蕃衍的唯物主義原理，並在全書中貫串了這一根本觀點。馬克思在1859年發表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對歷史唯物主義的實質下了經典性的定義。Β.И.列寧指出，在這篇序言中，馬克思對運用到人類社會和人類社會史的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作了周密的說明。馬克思、恩格斯所創立的唯物史觀是建立科學的民族學的理論基礎。
馬克思、恩格斯關於民族學的研究和著述 馬克思從創建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第一天起，對於民族學的著述,特別對人類原始時代的歷史,就予以高度的重視。馬克思對受到侵略、壓迫和歧視的民族，如諸猶太人、波蘭人、愛爾蘭人、印度人、中國人等，都寄予無限的同情，並用階級觀點闡明了民族和民族問題的實質。馬克思在1879～1882年間，發現了許多研究原始時代的有價值的民族學論著，經過他分析摘錄的目前已知的有摩爾根。J.B.菲爾、H.J.S.梅因、J.拉伯克、J.W.B.莫尼、R.梭姆、E.霍斯皮塔利爾和Μ.Μ.科瓦列夫斯基等人的著作。馬克思最讚揚摩爾根的論述，認為《古代社會》（1877）一書尤為重要。摩爾根是進化學派的傑出人物。他把物質生產的發展和技術的進步看作人類社會進化的原因，指出了氏族制度（見原始公社制）在原始社會中的核心作用，它的共產制的性質，並談到了當時社會的未來改造，從而達到了自發的唯物主義的結論。馬克思將《古代社會》一書作了詳細摘要,調整了書的結構,補充了必要的材料，加上重要的批語和評註，從而大大地提高了摩爾根著作的價值。馬克思的《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摘要》及馬克思若干篇民族學筆記（見荷蘭L.克拉德的《卡爾·馬克思民族學筆記》）是馬克思主義民族學的光輝論著。
恩格斯發現了馬克思對摩爾根著作的十分詳細的摘錄，寫信給德國K.考茨基說：“摩爾根在他自己的研究領域內獨立地重新發現了馬克思的唯物主義歷史觀，並且最後還對現代社會提出了直接的共產主義的要求。他根據野蠻人的、尤其是美洲印第安人的氏族組織，第一次充分地闡明了羅馬人和希臘人的氏族，從而為上古史奠定了牢固的基礎”。（《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 4卷第443頁）恩格斯認為有必要寫一部專門著作,聯繫唯物主義的歷史研究得出的結論來闡述摩爾根的研究成果及其全部意義，並把這看做是執行馬克思的“遺言”，於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就在1884年問世。他根據馬克思的摘要和批語,摩爾根提供的事實資料,加上自己對歐洲古代一些民族歷史所作的研究和新補充的材料,對原始社會的產生、發展和滅亡的規律,做了透徹闡述，特別著重在經濟方面的論證。恩格斯所詳細論證的是原始時代人類社會的產生、發展和崩潰的過程及私有制、階級和國家出現的歷史，但他的主要目的卻在於指出當代階級社會必然將被改造成未來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這是社會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馬克思和恩格斯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原則，依據大量的民族學資料寫成的民族學論著，為馬克思主義民族學的建立奠定了基礎。
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留下了寶貴的民族學遺產，樹立了研究原始社會的光輝典範。恩格斯還著重提出：隨著奴隸制的出現，發生了社會大分裂，分為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而這種分裂繼續存在於整個文明時代,古代奴隸制、中世紀的奴隸制和近代資本主義的僱傭勞動制是文明時代的三大時期所特有的三大奴役形式。這些論述為民族學研究指出了方向，對不同時代的不同民族社會進行具體的分析和比較研究應是民族學研究的任務。馬克思、恩格斯的學生和戰友、法國工運活動家P.拉法格用大量事實所寫的《財產及其起源》(1895)，是比較優秀的民族學作品。
蘇聯的研究成果 在列寧、И.Β.斯大林領導時期,蘇聯民族學家在一些比較重要的領域裡，做出了一定的成績。它表現在：①把原始社會史作為民族學中的一個重要部分，是蘇聯民族學的貢獻。蘇聯民族學家和考古學家一起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分析，認定原始社會是人類歷史的開端，廣泛地把世界各國有關部落和部族的材料結合起來，比較科學地表達了原始社會發展的圖景。②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重視歷史民族學的研究。他們組織了大規模的綜合調查隊，把民族學和人類學、考古學調查緊密結合起來，寫出了若干有價值的專著和調查報告。③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對所蒐集的世界各洲民族志的材料進行了綜合研究。
西方流派
西方民族學首先創立的是進化學派，已如前述。當時社會進化論思想的流行，尤其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所支持的摩爾根的學說，引起了資產階級的恐慌。西方一些學者千方百計尋找論據企圖證明私有財產和資本主義制度的永恆性，極力否認人類社會發展的普遍規律。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40年代，許多反進化論的流派便應運而生。傳播學派 最初出現的是傳播學派，又分成德、奧文化圈學派和英國傳播學派。前者以德國的R.F.格雷布納、奧地利天主教神甫W.施密特等人為代表。他們認為人類的創造能力極其有限，每一種文化都是在一個中心地區一次產生，然後傳播開來。後者以英國的G.埃利奧特-史密斯及其學生 W.J.佩里為代表。他們宣稱各種高級文化因素都是從世界文明的發源地和中心尼羅河傳播出去的，宣傳泛埃及主義。由於這種理論缺乏科學事實根據，後來沒有被人繼承下來。
歷史學派 繼傳播學派而起的是美國的歷史學派,創始人為F.博厄斯（舊譯鮑亞士），其他代表人物都是他的學生，如A.L.克羅伯、R.H.羅維、E.薩皮爾、C.威斯勒、A.A.哥登衛塞等人。博厄斯主張單純地描寫具體的文化和傳播過程，不作理論概括。他的門徒公開打出反對進化論的旗幟。羅維寫的《原始社會》（1920）全面否定和攻擊摩爾根的進化學說；他寫的《國家的起源》(1929)直接反對恩格斯關於國家起源的論述。該學派雖然對傳播學派也採取批評態度，但基本上接受傳播理論，因此，學術界一般把傳播學派和歷史學派合稱為文化歷史學派(Cultural-Historical School)。
社會學年刊學派 產生於法國的社會學年刊學派，與傳播學派差不多同時出現。 主要代表人物有É.迪爾凱姆和M.莫斯。迪爾凱姆於1896年在巴黎創辦《社會學年刊》，因此被稱為社會學年刊學派。儘管該學派不象文化歷史學派那樣激烈地反對進化論和馬克思主義，但他們的理論基礎是哲學家A.孔德的實證主義，因而還是與馬克思主義相抗衡的。
功能學派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英國出現了影響頗大的功能學派，主要代表人物是B.K.馬利諾夫斯基和A.R.拉德克利夫－布朗。該學派不重視研究各族人民的歷史，強調深入民族社區作全面的現狀調查，大力訓練和派遣學生們分赴各殖民地作田野工作。在理論上他們強調文化的功能作用，認為每一種文化之所以存在，在社會生活中必有它的用處,一個民族社區就是一個整體,必須在這個整體的立足點上來考察它的全部社會生活，而生活的各個方面又密切相關。功能學派的理論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的中國民族學產生過較大的影響。
心理學派 20世紀30年代，美國歷史學派中分化出心理學派。主要代表人物是博厄斯的學生R.本尼迪克特和M.米德等。他們認為個人的心理活動決定文化和社會狀況。先進民族的優良心理素質創造高級文化模式，落後民族的不正常心理素質只能造成落後的文化模式，因而後者必須在前者的幫助下改變自己落後的文化模式。這一學派雖然口頭上反對基於外表體質形態不同而產生的種族主義，但實際上主張心理上隱存著民族的優劣差別，也是一種種族主義的觀點，因而也被稱為種族心理學派。
蘇維埃學派蘇聯民族學中的一個學派。20世紀20年代末產生，而形成為一個具有自己研究對象和特點的獨立學派則是在30年代後期。其奠基人為民族學家Д.Н.阿努欽和Л.Я.什捷倫別爾格等人。阿努欽主張將民族學、人類學和考古學結合成“三位一體”，於20世紀初自成一派。他的學術思想對後來蘇聯民族學的發展影響頗深。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各類新思潮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西方民族學出現了一些新的變化和發展。首先,在對待馬克思主義和進化學派的態度上有所變化，一些進步的民族學者認識到，要想把馬克思主義與民族學分裂開來是不可能的。於是出現了研究馬克思主義的著作和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論述民族學問題而產生的各種新思潮，諸如聯邦德國以H.馬庫塞為代表的“法蘭克福學派”思潮， 法國以M.戈德萊厄為代表的 “結構馬克思主義學派”思潮，美國以M.哈里斯為代表的“文化唯物論”思潮和以R.墨菲為代表的“社會生活辯證法”思潮等。同時，也不象從前那樣公開反對進化學派了。在美國還出現了維護進化論的新學派，美國民族學界曾為摩爾根恢復名譽，甚至把他奉為美國民族學之父。一些學者把馬克思、恩格斯和摩爾根有關民族學的著作，重新編訂、校正、注釋出版，有的還寫了長篇導論。西方民族學出現的這種變化，正是馬克思主義越來越深入人心的表現。
其次，戰前的那些老民族學派大多衰退下去，代之而起的是新的沒有定型的學派或思潮。主要有以下幾種：
結構主義學派 以法國C.萊維-史特勞斯為主要代表。他把結構語言學的音位分析法運用到民族學研究領域。通過分析自然現象之間結構關係的途徑，來推導社會現象之間的結構關係。英國學者E.R.利奇也是這個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60年代後期到70年代初期，該學派的影響達到高峰，後來逐漸有所下降。
新進化學派思潮 以美國民族學家L.A.懷特、J.H.斯圖爾德等為代表。他們為摩爾根等人的進化論學說進行辯護，並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觀點，如懷特的普遍進化論和能量說，斯圖爾德的多線進化論等。
文化相對論學派思潮 以M.J.赫斯科維茨為代表。他認為一個民族的文化，離開了自己的民族和時代，就失去了任何意義，任何具體文化的一切現象都是孤立自在的，不會重複，各具特點，因而不同民族的文化無法比較，各個文化之間沒有任何共同之處，更談不上有共同規律。一切民族文化的價值都是相對的。
新心理學派思潮 這是美國60年代以來掀起的小規模心理人類學復興運動的產物。代表人物有J.懷廷、I.L.柴爾德、R.A.萊文等人。他們在老心理學派研究文化與人格的基礎上又有了一些新的發展，提出了所謂“認識人類學”。該派思潮目前在美國有一定的勢力，是值得注意的傾向。
這些學派、思潮除了結構主義學派很有影響外，其他基本上局限在某一國家或某幾個民族學者的範圍內，而且各人的觀點也不一致。這種不統一的現象也正是戰後西方民族學的一大特點。
西方民族學發生的這些變化，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世界局勢發生的深刻變化在學術研究中的反映。由於民族運動的深入發展，擺脫殖民統治而獨立的國家和民族越來越多，他們反對曾為帝國主義殖民政策服務的民族學家再對他們進行調查，使西方民族學遇到了困難和威脅。上述變化正是西方民族學對付危機的應變想法和措施。
西方民族學在中國的傳播 到20世紀初葉，民族學作為一門學科始被引進中國，而且譯名很不統一。1926年蔡元培發表了《說民族學》一文，介紹這一門學科的內容和意義，倡導在中國開展民族學研究。他從1928年任中央研究院院長之後，就組織力量開展研究工作，先後對廣西瑤族、台灣高山族、黑龍江赫哲族、湖南苗族等進行實地調查，並取得了一定成果。當時出現了一批著名的民族學家，如林惠祥、凌純聲、陶雲逵、徐益棠等。
西方民族學最初介紹到中國的主要是進化學派，翻譯出版的有摩爾根、泰勒等人的著作，在學術界產生了一定的影響。隨後，傳播學派、歷史學派、社會學年刊學派等相繼傳入。傳入比較晚的是功能學派，但其影響較大。有些大學開設了民族學課程。20世紀三、四十年代，民族學研究者們曾分別深入少數民族地區和漢族農村作實地調查研究，出版了一些專著和報告，迄今還有參考價值。1934年冬,由於全國各地區學者們的努力,成立了中國第一個民族學會。抗日戰爭期間，許多民族學學者集中在西南地區，對當地各民族進行調查研究，並辦有刊物，發表不少民族學方面的文章，在社會上產生了一定影響。
新中國的民族學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馬克思主義的民族學已傳入中國。1924年，蔡和森編寫出版的《社會進化史》實際上是介紹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的全部內容。 3年後，李鷹揚又把這部書譯出，譯題為《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之起源》。郭沫若根據恩格斯和摩爾根有關原始社會史的基本理論，於1929年撰寫《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對中國古籍中的記載，包括原始社會和奴隸社會加以闡釋。按郭沫若的說法，這本書“可以說就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的續篇”。這些譯著對宣傳馬克思主義起了一定作用。但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一切進步思想都受到國民黨政府的壓制和排擠，而西方資產階級民族學反而占了上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情況迥然不同。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創立了毛澤東思想。而在統一的多民族的國家裡，民族研究必須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原則。因此，新中國的民族學的發展道路是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全國各族人民的革命和建設實踐密切聯繫著的。如是，新中國的民族學有其重要特色:①它繼承的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的民族學,同時對西方資產階級民族學也加以研究，批判地吸取其中有用的東西；②它為革命實踐服務，為各民族的發展進步和廣大人民民眾的利益服務。
新中國的民族學的研究在實踐中得到發展並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為少數民族的識別工作貢獻了力量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國民黨政府實行大漢族主義的民族壓迫和歧視政策，抹煞少數民族的存在，加深了民族間的仇恨和隔閡。不少民族被迫更改、隱瞞自己的民族成分，因而當時無法確知中國究竟有多少民族。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廢除了民族壓迫制度，各民族獲得平等地位，許多以前不敢說明自己族名的民族，現在敢於公開其民族成分，要求成為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員。在1954年普選中，自報的民族名稱有數百個。
為解決數百個名稱是否都代表單一的民族的問題，中國共產黨和政府提出了民族識別的任務。民族學工作者和其他科學工作者，特別是語言學工作者協作，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民族形成的原則，對全國提出新的族名的地區和單位進行調查研究。基於全國民族識別工作的成果,國務院先後公布了中國共有55個少數民族,加上漢族總共56個民族。通過科學研究和民族自願原則決定民族成分，是中國民族研究工作的創舉，從而引起了國際民族學界的廣泛注意並得到了較高的評價。
大力進行少數民族社會調查 進行實地調查或田野工作，是民族學研究的基本方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民族學工作者參加了人民政府組織的各種訪問團或工作隊，到少數民族地區了解各少數民族社會經濟的發展階段、階級狀況以及民族之間的關係，作為進行民主改革以及制訂民族政策的科學依據。1956～1958年，全國有關省、區前後組織了16個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組，在地區調查的基礎上，進一步開展社會歷史調查研究工作，參加調查的除民族學工作者外，還有歷史學、語言學、考古學等學科的科學工作者共達千人。中國民族學的特點之一，就是把民族學研究與歷史學研究密切結合。各調查組從1959年起陸續撰寫少數民族簡史、簡志和自治地方概況三套叢書書稿,整理調查資料300多種。1979年，由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領導，組織了“民族問題五種叢書”編輯委員會，陸續編寫並出版各種叢書，介紹了中華民族歷史文化是各族人民共同創造的，各族人民在祖國大家庭中互相依存、誰也離不開誰的真理。 五十年代後，形成的八桂學派（BaguiSchool），是指由長期生活和工作在“八桂”這一地域的以“壯學”為研究對象的學者群體形成的一個“地域性學派”。從“八桂學派”的形成和發展階段以及學派成員對壯學研究主題的側重面而言，一般分為“黃派”、“覃派”、“壯醫藥派”、“文藝派”等支派或流派。開派領袖為中國現代民族學奠基人之一的黃現璠。該學派學者對中國少數民族之一的壯族的研究，貢獻最大、最多。
研究少數民族社會性質 這是民族學研究的一大課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由於歷史的原因，各少數民族存在著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占全國人口6%的少數民族，保留著各種不同的社會形態。總的說來，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後，大約有30多個少數民族，共3000多萬人，保存著封建地主經濟，其中有些民族在不同程度上產生了一些資本主義因素。另外還有一些少數民族保留著更落後的社會經濟形態,其中約400萬人保存著早期的封建制度亦即封建農奴制,約100萬人保存著奴隸制度，約70萬人保存著原始公社制或原始公社制的濃厚殘餘形態。
民族學工作者研究這一課題取得的突出成就是，以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發展階段的理論去判斷各民族的社會發展進程，勾畫各民族社會經濟文化結構的歷史斷面，並分別不同情況決定各民族向社會主義過渡的不同方針與方式。這些研究成果為制定民族地區的政策提供了依據。例如關於新中國成立前保存有原始公社制殘餘的少數民族向社會主義直接過渡的方針，即是根據列寧關於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性質的政權後，落後民族在本國先進民族幫助下，經過一定發展階段可以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的論述確定的。對存在奴隸制、農奴制的地區，採取“和平協商”方式改革，在廢除奴隸主和封建主所有制前提下，對其上層採取贖買政策，即在消滅這些剝削階級的同時，對個人採取團結、教育、改造的方針。對改革其他少數民族地區存在的半封建制、遊牧地區的封建制的政策，也是以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發展的理論為依據提出的。在少數民族地區的民主改革、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貫徹這些方針政策，取得了偉大勝利。
新中國民族學研究也走過一段曲折道路。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中，民族學學科被否定，研究工作陷於停頓狀態。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民族學和其他學科一樣，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1980年，中國民族學研究會正式成立，以後歷年召開全國性的大國小術討論會，民族學研究者發表了大量研究論文和專著。中國社會科學院和一些省、自治區社會科學院相繼成立了民族研究所，其中包括民族學研究室或民族學研究組。廣州中山大學於1981年成立人類學系，包括民族學和考古學兩個專業；中央民族學院於1983年成立民族學系，專事培養民族學人才。民族學研究呈現出一派朝氣蓬勃的景象。
新中國的民族學研究的目的，是為祖國的統一和民族的團結服務，為全國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務，為中國共產黨的民族工作服務，當前更著重為少數民族地區的四個現代化服務。與此同時，民族學作為一門研究民族的學科，除研究國內的少數民族外，還應該研究漢族，並開展對國外民族的研究，以促進對各國民族情況的了解，加強友好往來。
根據當代科學研究發展的趨勢，各學科之間交叉研究的問題越來越多，關係也日益密切，甚至許多問題必須由有關學科的專家合作研究。民族學對各民族的社會經濟結構、政治制度、社會生活、家庭婚姻、風俗習慣、宗教信仰、語言文字、文學藝術、道德規範、思想意識等等，都要全面加以探討。這樣，民族學同社會科學的許多學科以及自然科學的一些學科，如地理學、生態學、體質人類學、考古學、歷史學、語言學、社會學、經濟學、心理學、宗教學、藝術文學等，都發生交叉或邊緣關係。各學科間通力協作，共同研究，不僅可以解決彼此間交叉的問題，而且對本學科的發展也將起新的促進作用。
參考書目
[1] 馬克思：《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摘要》，人民出版社，北京，1965。[2]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北京，1972。
[3] 摩爾根著,楊東蓴、馬雍、馬巨譯:《古代社會》（新譯本）上、下兩冊，商務印書館，北京，1977。
Marvin Harris, The Rise of Anthropoloɡicɑl Theory,New York,ThomasY.Crowell Co.,1968.
Lawrence Krader,The Ethnoloɡicɑl Notebooks of Kɑrl Mɑrx, Van Gorcum ＆ Comp. B. V. -Assen, The Netherlands,1974(2nd Edition).
[4] 林耀華：《民族學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北京，19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