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瀾

范文瀾

范文瀾(1893年11月15日-1969年7月29日),初字芸台,後改字仲澐(另一說字仲潭),浙江紹興人。歷史學家。曾在南開大學、北京大學、國立河南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中國大學、輔仁大學、中原大學等校任教。 他主編《中國通史簡編》,並長期從事該書的修訂工作,還著有《中國近代史》(上冊)、《文心雕龍注》、《范文瀾史學論文集》等。

基本信息

人物經歷

早年求學

1893年11月15日生。他出身於世代讀書的家庭。5歲至13歲入私塾並受教於父,14歲入縣高等國小堂,1909年入上海浦東中學堂(今浦東中學新建教學樓命名為“文瀾樓”以示紀念),一年後轉杭州安定中學堂至1912年畢業。1913年進北京大學文預科,次年考入文本科國學門,受業於著名學者黃侃(季剛)、陳漢章和劉師培;從黃侃學《文心雕龍》。校長蔡元培,文科學長陳獨秀。1917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後赴日本留學,曾任蔡元培私人秘書。

高校任教

范文瀾 范文瀾

1918年 ,經許壽裳介紹,到瀋陽高等師範學堂任教。從1920年到1925年先後在河南省衛輝一中,天津南開中學、南開大學任教。1925年,五卅反帝愛國運動興起,范文瀾參加了天津人民民眾的遊行示威等活動。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不久失掉聯繫。

1927年,在北京會見李大釗。范文瀾常在課堂上講共產主義,天津警備司令部要逮捕他,經校長張伯苓協助,於是年5月離開天津到北京。下半年起,在北京大學、師範大學、女子師範大學、中國大學、朝陽大學、中法大學、輔仁大學任教,最忙時每周上課30小時以上。這時,范文瀾與個別黨員以及黨所領導的團體——教聯、左聯、互救會發生聯繫。

1930年9月,閻錫山派兵查抄范文瀾住宅,搜出《紅旗》等書報檔案,指為共產黨而逮捕,經人營救獲釋。暑假後,為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國文系主任。11月,周樹人(魯迅)至北京,在范文瀾家中與左聯等團體的代表會談。1933年暑假後,為女子文理學院院長。1934年暑假後,又被反動派逮捕,經蔡元培等人營救獲釋。1935年,在中法大學任教。1936年,在河南大學任教。

抗日救亡

“七七”事變後,在黨的領導下,范文瀾創辦抗戰講習班,親自上課,積極從事抗日救亡活動。1938年6月,開封淪陷,隨河南大學轉移到雞公山一帶。不久,與黨取得聯繫,在遂平創辦抗日訓練班,又隨新四軍在信陽一帶開闢游擊區,又在第五戰區抗敵工作委員會做統戰工作,長期奔波於桐柏山中。1939年9月,在竹溝鎮加入中國共產黨。

1940年1月,到達延安,為馬列學院歷史研究室主任。1941年,為中央研究院副院長兼歷史研究室主任。1943年,在中央宣傳部工作。 范文瀾因工作調動,於1946年4月到達晉冀魯豫邊區,任北方大學校長。1947年,兼歷史研究室主任。1948年7月,北方大學與華北聯合大學合併為華北大學,吳玉章為校長,范文瀾為副校長兼研究部主任、歷史研究室主任。1949年,隨華北大學遷至北京。參加中華全國社會科學工作代表會議籌備會。9月,由該會推選,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

1942年發表《論王實味同志的思想意識》(《解放日報》1942年6月9日)1948年8月,范文瀾被任命為中原大學校長,雖先後因病、因另有重任,未能到校視事,但一直和學校領導機構保持著聯繫,具有一種特殊的精神影響力。他為中原大學兩周年所寫紀念文章中祝願學校“在現有基礎上,加速地充實並提高”,“建立起一個新型的正規大學”,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建國之初

1950年,華北大學歷史研究室改為中國科學院中國近代史研究所,范文瀾為所長。1951年,中國史學會成立,郭沫若為會長,范文瀾為副會長,主持日常事務工作。1954年當選為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1956年當選為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1959年,當選為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又當選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三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1965年,當選為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1969年,當選為中國共產黨第九屆中央委員會委員。1969年7月29日逝世於北京。

主要成就

著書經歷

著作 著作

范文瀾在 私塾讀書時,就已經讀了《四書》、《五經》和《泰西新史攬要》等書。他尤愛讀《禮記》“大同之世”、陶潛《桃花源記》。還瞞著塾師和家長,偷閱中國古典小說。中學時代,課外喜讀翻譯小說中的《魯賓遜漂流記》、《國粹學報》上章炳麟等人的文章。大學時代,從劉師培治經、陳漢章治史,黃侃學文。常讀《新青年》。在南開大學任教時,應顧頡剛之約,組織朴社,出版書刊。1925年出版的《文心雕龍講疏》,是范文瀾的第一部學術著作。1926年,出版了《群經概論》。1931年,出版了《正史考略》、《文心雕龍講疏》改為《文心雕龍注》,於1936年出版。從范文瀾早年三部學術著作看出,他文學、經學、史學都很精通。

范文瀾還於1929年編過一本“消遣苦悶的歲月”的資料書——《水經注寫景文鈔》。於1935年寫過一本宣傳愛國思想的通俗讀物——《大丈夫》。以上這些書,還都是他接受馬克思主義以前的作品。《中國通史簡編》和《中國近代史》上冊,是他以後半生精力撰寫出來的兩部重要著作。

范文瀾到延安後,開始撰寫《中國通史》,以“為某些幹部補習文化之用”。當時擬定“略前詳後,全用語體,揭露統治階級罪惡,顯示社會發展法則等幾條”。作為準繩。上冊(上古到五代)於1941年出版,中冊(宋遼到清中葉)於1942年出版,下冊只完成鴉片戰爭到義和團運動部分,題名為《中國近代史》上冊,於1946年出版。而上、中冊合稱《中國通史簡編》。

學術思想

范文瀾 范文瀾

范文瀾這種實事求是、力戒虛誇的態度著名學者韓儒林先生曾將范文瀾為學的態度概括為:板凳須坐十年冷,文章不寫一字空。這是對范文瀾治史精神的極好的寫照。北大求學期間,他深受老師黃侃、劉師培的影響,服膺乾嘉考證名家治學“實事求是,無徵不信”的嚴謹態度,摒棄任何缺乏證據的臆說。

早在范文瀾去延安以前,吳玉章就已率先提出殷周是奴隸社會,西周進入封建社會的論點。1939年,毛澤東編寫《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課本,第一章“中國社會”由張聞天等起草,毛澤東修改定稿,文中採用吳玉章的論點,說:“這個封建制度自周秦以來,一直延續了三千年左右。”1940年1月,毛澤東在《中國文化》創刊號上發表《新民主主義論》,也沿用這一論點,說“自周秦以來中國是一個封建社會”。這時,范文瀾到達延安。5月間在《中國文化》第3期發表《關於上古歷史階段的商榷》一文,文申明確提到“殷代是奴隸社會,西周是封建社會,這是我黨歷史學者吳玉章同志的主張”。他表示贊同這一主張,並作了論證。編寫《中國通史簡編》時即採用了這一主張。此後,范文瀾在他的著作中始終堅持這一論點,並陸續有所論證。

主要作品

《中國通史簡編》范文瀾著人民出版社1978年6月第5版 101.3萬字

中國通史簡編 中國通史簡編

本書是第一部運用馬克思主義系統論述中國通史的通史著作。1941年,該書第1版,從原始社會到清代中葉,先後分兩冊在延安出版。以後,作者對本書重新改寫,分冊出版,自1953年至1965年,共出版了4冊,寫到隋唐五代。終因病逝世,未能完成全部改寫計畫。本書是作者史學研究的代表作。

《中國近代史》著 新華晉綏分店1947年第1版 29.7萬字。本書是一部中國近代史著作工作者1945年在延安時所寫。該書所敘內容的時限跨度為道光二十年(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至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對抗瓜分野心的義和團反帝運動這61年間。

《捻軍》范文瀾等編上海神州國光社。1953年第l版 182.6萬字本書是有關捻軍的一部大型資料專輯。它是由中國史學會主編的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的一部分,由范文瀾,翦伯贊、聶崇岐、林樹惠、王其榘共同編著。

“白話版”《沁園春·雪》

《中國通史》(第一、二、三、四冊) (范先生故去後,第五、六、七、八、九、十冊由蔡美彪等編撰完成),《歷史考略》,《群經概論》,《水經注寫景文鈔》,《文心雕龍注》,《太平天國革命運動》,《范文瀾史學論文集》,《關於中國歷史的若干問題》。

個人榮譽

范文瀾白描畫象 范文瀾白描畫象

范文瀾自北京大學畢業後,范文瀾即留校任蔡元培的私人秘書,那時毛澤東正在北大圖書館工作。 1940年1月,范文瀾帶了30多箱書籍,從河南抗日根據地來到延安,主持中央馬列學院歷史研究室的工作,任主任。

《中國通史簡編》的出現,是中國史學史上一個革命性的前進。《中國通史簡編》和《中國近代史》是第一部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系統地敘述中國通史的著作。范文瀾既懂得馬克思主義,又熟諳中國的傳統文化,並且較好地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的民族特點結合起來,形成他的著作的獨特風格。兩書雖都有缺點,大醇小疵,功績是首要的。

家族成員

范文瀾夫人戴冠芳是浙江寧波人,長范文瀾一歲。范文瀾從北京大學畢業後,回到任河南省河北道尹的叔父范壽銘家,與戴冠芳結婚。范、戴是結髮夫妻。戴冠芳之父在河南當過縣官,年少時她在河南生活過,因而戴會說北方話。范文瀾任北方大學校長時,戴也在校中幫忙家務,每天紡棉花、燒火做飯,精心照料范文瀾的生活起居。戴冠芳曾對范文瀾的學生說:“范老是大學教授,而我卻是一個字也不認識的文盲”。儘管兩人文化程度相差太大,但范戴夫妻感情一直很好。

外界評價

范文瀾對於歷史研究,提出學習理論、掌握資料、文字表達、言行一致四個問題,勉勵後學。他說:“學習馬克思主義要求神似,最要不得的是貌似。”“理論和我們自己的整個思想意識、思想方法、生活行動全面地聯繫起來,才叫做馬克思主義者在做史學工作。”語重心長,希望甚殷。

范文瀾對黨的事業滿懷責任感。他在延安寫作條件十分艱難的情況下,寫成《中國通史簡編》。他又以高度自我批評的精神。十年動亂中,他帶病工作,直到逝世。范文瀾早年在經史考證上即成績卓著,所撰《文心雕龍注》至今仍是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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