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學派簡介
概要
儒家思想是 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也是維護 封建君主專制統治的理論基礎。儒家思想、 君主專政制度構成了 中國古代政治史的兩大主體內容。儒家的派別
孔子死後，儒家分為八派：有子張之儒， 子思之儒，顏氏之儒，孟氏之儒，漆雕氏之儒， 仲良氏之儒，孫氏之儒， 樂正氏之儒。戰國時期的 儒家八派，是當時"百家爭嗚"中內部出現的派別，它們之間的觀點很不相同，但都自認是代表孔子的儒家思想。從以後的歷史發展來看主要是 孟子一派和 荀子一派對後世影響最大。儒家學派的興起
漢武帝採納 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後，儒家從此就成為中國 封建統治思想的正宗。此後， 儒家為適合各個時期封建統治階級的需要，總是從孔子的學說中演繹出各種應時的儒家學說來。如在兩漢，有以董仲舒和 劉歆等為代表的今古文經學以及讖緯之學；在魏晉，有 王弼、何晏以 老莊思想解釋儒經的 玄學；在唐代，有 韓愈為排佛而倡導的儒家"道統"說；在宋明，有兼取佛道思想的 程朱派和 陸王派的 理學;清代前期有 漢學、宋學之爭;"五四"運動前後，儒家學說隨著 封建社會的沒落而日漸喪失其作為正統思想的地位。但由於它統治 中國學術思想二千餘年,它的經典曾是封建統治階級的最高信條,實成為中國封建文化的主體，也為後代保存了豐富的民族文化遺產。同時， 哲學上兩條路線的鬥爭，即使在儒家內部也有著曲折的反映。從先秦 荀子對孟子的鬥爭，直到清代 王夫之、 顏元、 戴震等反宋明 道學的鬥爭，都是 唯物主義對 唯心主義的鬥爭。儒家學派的開創
儒家學派的起源
《 漢書·藝文志》對於諸子的起源有過清楚的論述：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 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 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 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縱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不難看出，這些學派的起源都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基本上都起源於官。這些官雖然各司其職，分工負責，但目的與功能都不外乎道德問題。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道德問題說到底就是個禮制問題。儒家學派的創立過程
孔子在當時適當地吸收了 老子對禮制的一些見解，但又屏棄了老子思想中的消極成分。在老子思想的基礎上，孔子加以吸收、改造和創新，早期的儒家學派終於誕生了。但是，孔子創立儒家學派的具體過程也並不簡單，他的思想來源不只是老子一人。 魯國的思想文化傳統對他的影響也不容忽視。在西周初期，魯國曾經是 周公的長子伯禽的封國，同時也是殷遺民的主要聚居地。當伯禽東行就國的時候，曾將大量的典章帶往魯國，使魯國一開始就有了很高的文化基礎。特別是由於周公對周朝的卓越貢獻，在他去世之後，周王室特許魯國破格使用天子規格的禮樂。
《左傳》昭公二年有這樣的記載：春，晉侯使 韓宣子來聘，且告為政來見，禮也。觀書於周太史，見《易》《象》與《 魯春秋》，曰：“ 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到了 春秋時期，由於周王室的影響力日益萎縮，西周初年所建立的 禮樂制度幾乎蕩然無存，但是，魯國由於特殊的歷史原因，得以保存較為完整的西周 典章制度。在這種特殊的文化環境中，孔子親眼目睹列國紛爭，越發感到西周那種以道德為本位、以天子為核心的典章制度、禮樂文物能給人以肅穆莊重的感染力，所以他對周的制度非常欣賞，認為“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儒家學派的創建是一個艱難而漫長的過程。孔子在垂暮之年總結自已的思想進程時說：“吾十五而有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可見，孔子在年輕時就有了遠大的志向，但他一生中的挫折也是眾所周知的。所以，儒家學派的出現應該是孔子晚年的事情了。
孔子的的祖先是殷商的貴族，作為殷遺民在周初遷到了宋地。後來又經過了幾百年的繁衍生息後，在孔子產生時，他的家族已經沒落，但是因為有遺傳的因素，孔子身上還存留著殷遺民中儒者的氣息。而且，由於孔子少年喪父，家境淒涼，所以，早年不僅得到嚴格的生活鍛鍊，而且也有機會繼承殷商遺民中儒者世代相傳的賤民職業，幫人主持喪葬禮儀。
早年的艱辛生活使孔子早熟起來，在十五歲左右，他就立志苦學，想用個人的奮鬥來改變當時自己的“小人儒”的地位。在三十歲之前他已經有了很豐富的古代典章、禮儀方面的知識，所以他說自己“三十而立”。
到了晚年，孔子最後回到了魯國，他除了偶爾對現實發表一些議論外，基本是只發言，不行動，他將精力主要用在了培養弟子，和整理古代文化典籍上。在這個過程中，包括此前周遊列國時的收徒講學，最終使孔子學派日益壯大，“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孔子終於開創了儒家學派。
儒家學派的思想
儒家學派 政治思想的基本特徵體現在：禮治與正名
禮治是儒家學派的主要政治主張之一。孔子首倡其說，其後荀子對禮治的論述最有特色。作為儒家政治思想所倡導的禮，本質上是強調尊卑上下有序的等級原則，禮治的核
仁、仁政
儒家學派極為重視 倫理道德在政治中的作用，他們在理論上闡述忠孝仁義的政治意義和政治功能，其中，仁得到了諸位 儒學宗師的特別關注。孔子把仁視為最高品德，並以此為據形成了“仁政”理想政治。關於仁的內涵，孔子認為主要有兩層，一是 克己復禮；二是仁者愛人。對內克己，對外愛人，最終在思想和行為上符合禮的要求，這就是孔子所說的仁。仁是一種美德，可以把人培養成謙謙君子，但也容易使人安於現狀，不思進取。
孟子繼承了孔子仁的思想，又在性善說的基礎上進行了發揮，並將之套用於政治，提出了仁政思想。仁政的主要內容有四項。其一，制民以恆產。其二，賦稅徭役有定製。其三，輕刑罰。其四，保護工商業。
德治教化
儒家學派主張以德治國和教化百姓。德治的要求首先是針對 統治者的，在孔子看來，統治者要在道德修養方面達到一定的程度，才能實現有效的統治。孟子也認為，統治者自身的道德修習是實行理想政治的前提條件。關於教化，孔子有一套方針，叫做“庶、富、教”。就是要求統治者輕徭薄賦，政治寬鬆，以招徠百姓。治下的人口多了，國力才能強盛。人多了以後，就要使百姓的生活富裕起來，人們生活富裕，國家的賦稅收入自然也就多了起來。然後，就要對民眾進行教化，這樣，就達到了孔子嚮往的有道社會。
宋元明清儒家學派的類型
儒家學派並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隨著歷史的發展不斷發生變化。就宋元明清四朝而言，儒家內部的分野相當明顯，有學派一百多個，注重音韻訓詁的漢學系統和注重義理髮明的 宋學系統，涇渭分明。而從 學術流派的歸屬上來看，四朝的儒家學派大致可分為 獨尊儒術型、儒道互補型、三教合一型、四教會通型，現對這四種類型分述於後。獨尊儒術型
獨尊儒術型的儒家學派，是指恪守先秦儒家大師 孔子、 孟子、 荀子的傳統和基本精神的 學派。孔子、孟子、荀子的思想雖也有差別，但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就是荀子大醇而小疵，也離孔子相去不遠。但漢代以後，真正恪守儒家一派思想的，並不多見。即使如 董仲舒，雖被稱為漢代大儒，且提出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但其思想中顯然已雜有陰陽家的思想，這是學術界普遍承認的事實。到宋代，真正獨尊儒術型的儒學家已經很少，大致看來，僅安定、 泰山、橫渠、涑水四派而已。安定學派由 胡瑗所創。該派以仁義禮樂為學，創以經術教授 吳中的“蘇湖教法”，“科條纖悉具備，立經義、治事二齋，經義則選擇其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使之講明《六經》。治事則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攝一事，如治民以安其生，講武以御其寇，堰水以利其田，算曆以明數是也”。該派以“明體達用之學”，“以為政教之本”，提倡“命者稟之於天，性者命之在我。在我者修之，稟於天者順之”。“進退周鏇，皆合古禮”。所以 宋神宗稱讚該派“得孔、孟之宗”。
泰山學派以宋初 孫復為代表。該派與安定共同初創 宋代理學體系，建立了宋代理學的重要原則和概念。其學上承唐代名儒 陸淳，教學與著書以治經為先，發明治道，強調以尊王為本，主張“欲治其末者，必端其本，嚴其終者，必正其始”。孫復宣揚道統論，推尊儒家道統人物，認為董仲舒、揚雄、 王通、韓愈等人“始終仁義，不叛不雜”。該派提倡獨尊儒術而反對佛老各家，治經時注重探尋義理，不惑傳注，開宋代用義理解經的風氣。 全祖望評論該派為“高明”、“剛健”，與安定相比，各有千秋，“宋世學術之盛，安定、泰山為之先河，程朱二先生皆以為然。……各得其性稟之所近。要其力肩斯道之傳，則一也”。
橫渠學派亦稱 關學，以北宋 張載為代表。“其學以《易》為宗，以《中庸》為的，以《禮》為體，以孔、孟為極”，堅決反對道家有生於無、 道教長生不死、佛教虛無寂滅把世界看成虛幻等觀點。他提倡遵循古禮，教人 灑掃應對進退之禮，使 關中風俗一變而至於古。張載慨然有志於“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他繼承儒家傳統的人道思想，綜合“ 大同”、“宗法”思想，提出了著名的“民胞吾與”說，認定“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天地是人的父母，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人類是同胞，應親之，萬物是朋友，應友之，孝親原則適用於一切人。
獨尊儒術型另一典型是 涑水學派，以北宋 司馬光為代表。司馬光崇奉 西漢揚雄，對《法言》、《太玄》精研三十餘年，酷愛《左氏春秋》，於學無所不通，惟不喜佛老之學。他“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禮”，論君道，則曰：仁、明、武，論治道，則曰：官人、信賞、必罰，是他“平生力學所得”。該派主張“禮”是“辨貴賤，序親疏，裁群物，制庶事”的工具，以禮整治綱紀，使“尊卑有等，長幼有倫，內外有別，親疏有序，然後上下各安其分，而無覬覦之心”。司馬光被程頤尊為與張載、 邵雍一樣的“不雜者”。
此外，像 范仲淹及其弟子，也屬獨尊儒術型學者，被 朱熹推尊為“一生粹然無疵，而導橫渠以入聖人之室，尤為有功”。其“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將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大大推進了一步，具有更為寬廣的儒者胸懷，被後世儒家奉為楷模。
儒道互補型
儒道互補型又可分為兩種：一種是儒家思想與 道教思想互補，另一種是儒家思想與 道家思想互補。儒家思想與道教互補的，主要有北宋 濂溪學派和 百源學派。
濂溪學派簡稱為 濂學，以 周敦頤為代表。周敦頤以《 周易》為宗，對宋初道士 陳摶講修煉成仙之術的《無極圖》，儒家的《中庸》和陰陽五行等思想材料加以融合鑄造，為宋代以後的理學家提供了“無極”、“太極”等宇宙本體論的範疇和演化模式。他以無極而太極的命題解決了多樣性與統一性的關係問題，認為太極的自我運動產生分化出陰陽二氣，二氣五行之精妙合而凝又產生出萬物。他所提出的“主靜立人極”的倫理觀，規定了“萬一各正，小大有定”的等級秩序。該派雖吸收道教思想，但其思想主體是儒家，而道教則是其補充。百源學派是以北宋邵雍為代表的學派，又稱象數學派。邵雍創象數學，其代表作《 皇極經世》吸收道教思想，運用易理、易數推究宇宙起源、自然演化和社會歷史的變遷，把象和數作為宇宙形成和發展的根源，認為宇宙的本原是太極，太極生出天地，天生於動，地生於靜，動之始生陽，動之極生陰，陰陽互動作用而生成水火土石。天動生出陰陽，地靜生出剛柔，又認為“道為太極”、“心為太極”，“萬化萬事皆生乎心”。邵雍深得理學家稱賞， 程顥稱其“振古之豪傑”，“內聖外王之道”，朱熹稱其胸襟中的 學問，“能包括宇宙，始終古今”。該派不僅在當時有很大影響，學派中人數眾多，且在元、明、清三代又有一大批追隨者，形成綿延不絕的象數學派，融合儒家和道教思想。
儒家思想與道家互補的，主要代表為北宋 臨川學派。該派因 王安石為江西臨川人而得名，因王安石推行變法革新，故又稱新學。王安石不僅精於 儒家經典《詩》、《書》、《周禮》，而且精於道家經典《老子》。他所提出的“萬物一氣也”、“生物者，氣也”的觀點，系統闡述了元氣生成陰陽沖氣，陰陽沖氣生成“五行”，“五行”又構成萬物，萬物在毀滅之後再復歸於元氣的自然界變化運動的規律和過程。他認為，物“皆各有耦”、“有對”，認識到事物對立矛盾的複雜性，認為對立面是相互依存的，“無春夏之榮華，無秋冬之凋落”；“輕者必以重為依，躁者必以靜為主”。王安石的基本傾向是吸取道家元氣自然論來補充儒家思想，因此其思想的基本格調仍是儒家思想，肯定“仁義禮智信，天下之達道”、“以仁義禮智信修其身而移之政，則天下莫不化之”。
值得指出的是，在儒家思想和 道教互補的學派，已經有 佛教影響的痕跡，因為道教雖然是中國土生土長的宗教，但卻又是受到佛教一定影響的宗教。
三教合一型
應該說，宋元明清四朝的大多數儒家學派，大多數屬於三教合一型。理學中的 程朱學派和 陸王學派，都是三教合一型的學派。
程朱學派的基本力量是 伊川學派和 考亭學派。伊川學派因 程頤號伊川而得名，考亭學派因朱熹在 福建建陽考亭講學而得名。以程顥為代表的 明道學派，因程顥號明道而得名，但程顥更多地表現出心學傾向，既以理為宇宙本源，又以人心之仁為理之體現，為後來陸九淵、 王守仁開啟了心學之源。程朱學派普遍帶有三教合一的色彩，明道學派也不例外。
程顥從十五六歲開始聞周敦頤論學，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程顥坦然表白“吾學雖有所授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貼出來”。黃百家評論“天理”二字說：“蓋吾儒之與佛氏異者，全在此二字。吾儒之學，一本乎天理。而佛氏以理為障，最惡天理。先生少時亦曾出入老、釋者幾十年，不為所染，卒能發明孔、孟正學於千四百年無傳之後者，則以‘天理’二字立其宗也”。但是，程顥的心性之學和悟的思想，顯然有融合中國佛教的內容，誠如 葉適所言，程顥所言“皆老、佛、莊、列常語”，雖“攻斥老、佛至深，然盡用其學而不自知”。當然，對這種現象，也可以用錢穆的話加以解釋，“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明道蓋於老釋異端，用心特深，故能針對老釋而發揚孔子之大道與儒學之正統，其事端待明道而始著”。但這種解釋並不否認程顥對佛教確有繼承與融會處。
程頤的思想雖與其兄有異，但受佛教影響卻是與其兄一致的。他經常瞑目靜坐，雖有“世言伊川終生不看佛書”之說，但其心性學說，禁慾主義，均與佛教有淵源關係。和二程有淵源關係的諸多學派如北宋和靖、豫章，南宋漢上、 西山、湖湘、 武夷、玉山、滎陽、 五峰、南軒等，也大多帶有三教合一的傾向。
以 朱熹為代表的 考亭學派，或稱 閩學、 晦翁學派，該派的 三教合一傾向也極為明顯。朱熹“出入於釋老者十餘年”，他雖然表白自己“於釋氏之說，蓋嘗師其人，尊其道，求之亦切至矣，然未能有得”，並批判佛教空虛寂滅，義理滅盡，“禪學最害道”，“大而萬事萬物，細而百骸九竅，一齊都歸於無。終日吃飯，卻道不曾咬著一粒米，滿身著衣，卻道不曾掛著一條絲”，因此“異端之害道，如釋氏者極矣”。但是，誰也不會否認，華嚴宗一即一切、四法界之說都影響到朱熹的 理一分殊說，朱熹的理一分殊還借用佛教的月印 萬川之喻來說明：“釋氏雲‘一月普現一切月，一切水月一月攝’，這是那釋氏也窺見得這些道理”。而人人有一太極，物物有一太極的學說，朱熹則是借鑑了華嚴宗的因陀羅網 境界。朱熹的一多關係論“一理之實而萬物分之以為體”、“萬個是一個，一個是萬個”，是佛教禪宗“一法遍含一切法”的翻版；而其一旦豁然貫通的工夫，則是脫胎於禪宗的頓悟說。受考亭學派影響，南宋巽齋、定川、北溪、木鐘、東發、勉齋、 鶴山，宋元之際魯齋，元代靜修、蕭同，明代崇仁、 河東各學派，也都自然地帶有三教合一的傾向。
陸王心學同樣也是三教合一型的儒家學派。陸學在當時已被宗朱者詆為“狂禪”，陳北溪指出“象山教人終日靜坐，以存本心，……今指人心為道心，便是告子生之謂性之說；蠢動含靈，皆有佛性之說；運水搬柴，無非妙用之說”。 王陽明更是深受佛教、道家影響，他“始泛濫於辭章，繼而遍讀考亭之書，循序格物，顧物理吾心，終判為二，無所得入。於是出入於佛老者久之。及至居夷處困，動心忍性，因念聖人處此，更有何道。忽悟格物致知之旨：聖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其學凡三變而始得其門”。
這裡並未詳細論及程朱、陸王受道家影響之處，原因是：其一，中國佛教本身是 印度佛教不斷中國化而形成的，印度佛教在中國化的過程中，已經吸收或融會了道家或道教的內容，這是一個基本的事實；其二，朱、陸之間發生了長達數年有關無極、太極的辯論，已經明確地揭示出他們都有受道家影響之處，因此，有人指出“於太極上加無極二字，乃是蔽於老氏之學”，無極之學“其來歷為老氏之學明矣”。
後世受到陸王影響的學派，如南宋慈湖、元代靜明、寶峰，明代 白沙、甘泉、 泰州、江右、蕺山，清代康有為、 譚嗣同，也都有三教合一的特點。至於和會 朱陸的各派，如南宋晦靜、深寧，元代草廬，明代東林，清初顏李，自然也有這種特點。
綜上所述， 宋明理學中的大多數學派，雖然都是屬於儒家學派這一範疇的，但他們都是三教合一型的儒家。正如 任繼愈所說：“周、程、張、朱、陸、王諸大家，在青少年時期都有‘出入於佛老’的治學經歷”；“如果仔細考察，會發現宋、明諸儒並沒有真正反對佛教，倒是可以認為他們是佛教的直接繼承人。也可以說，他們是接著佛教的一些中心問題，沿著他們的路線繼續前進的”。這可以說是不移之論。
四教會通型
四教會通型的儒學有兩種類型： 基督教與中國傳統文化的會通和 伊斯蘭教和中國傳統文化的會通。早在公元三四世紀，基督教就傳入中國，而真正傳教成功的，則是 利瑪竇，因此而被稱為明末清初 西學東漸的 奠基人。
利瑪竇之後， 鄧玉函、 龍華民等人又先後供職中國朝廷，得傳教之便利。清 雍正元年(1724)，朝廷開始禁教，1775年基督教傳教活動中斷。嘉慶十六年(1811)， 馬禮遜等人又來華傳教。 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後，一大批西學著作出版， 林則徐、梁廷?、 魏源、徐繼?、 李善蘭等人主動了解和吸收西學。 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新的 通商口岸開放，便利了傳教士對中國的文化滲透，各種教會學校和譯書機構創辦起來，各種西書得以大量出版。 曾國藩、張之洞、 李鴻章等高級官吏對西學從疑忌變為信服，西學影響逐漸深入，甚至光緒帝本人也研讀西書。1900年以後，更有 嚴復、馬君武等人系統翻譯和介紹西書，嚴復的譯作《天演論》、《原富》、《群學肄言》、《法意》、《 穆勒名學》，自著而成的《原強》，都是中西文化會通的成果。
對 中西文化會通的反思，形成了幾種具代表性的觀點。一種是中西相合且同源說，認為 中國文化是西方文化的源頭活水，古代的中學西被過程使西方獲益。鄭觀應和 黃遵憲是這種觀點的代表，鄭觀應認為“古人名物象數之學，流徙而入泰西”，黃遵憲認為“泰西之學，其源蓋出於墨子”。這是西學中源說。第二種是中道西器說。鄭觀應的西學中源說肯定了“中學其本也，西學其末也”，因此對中、西學的態度應該是“主以中學，輔以西學”。王韜具體化為“以中國綱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器則取諸西國，道則備自當躬”。第三種是 中體西用說，康有為、 梁啓超、孫家鼐、 沈壽康等人均持此說。康有為認為“中學體也，西學用也，無體不立，無用不行，二者缺一不可”；梁啓超說：“夫中學體也，西學用也，二者相需，缺一不可。體用不備，安能成才!”京師大學堂學長孫家鼐主張該學堂“自應以中學為主，西學為輔；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沈壽康也主張“夫中西學問，本自互有得失，為華人計，宜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種觀點的基本思想就是孫家鼐所說“中學有未備者，以西學補之；中學其失傳者，以西學還之；以中學包羅西學，不能以西學凌駕中學”。也就是中體西用說的代表人物張之洞所說：“新舊兼學，四書五經、中國史事、政書、地圖為舊學，西政、西藝、西史為新學，舊學為體，新學為用”；“中學治身心，西學應世事”。
伊斯蘭教與 中國傳統文化的會通也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大量穆斯林沿海陸兩條 絲綢之路湧入中國，傳播伊斯蘭文化，吸收中國文化，經過長期相互吸納，形成獨具特色的四教會通型的中國另一種文化。
伊斯蘭教在唐代時傳入中國，到元初及明代，伊斯蘭教傳入中國已經500年，出現了一些四教會通型的伊斯蘭學者。到明末清初，在中國思想界出現了一批“學通四教”的學者，他們既精通伊斯蘭教義，又通曉儒學、道教與佛教的內容，他們把這四種學說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種新的 思想體系。他們在思想史上的特點是將“天方(阿拉伯)經語略以漢字譯之，並注釋其義焉，徵集儒書所云，俾得互相理會，知回、儒兩教道本同源，初無二理”。
這些學通四教的 思想家建立起以“真宰說”為核心的本體論、以認主學為核心的認識論、三綱 五常與五功相結合的倫理觀。
“真宰說”是 劉智所創立的。真宰的別名還有真一、主宰、真主等，是伊斯蘭教獨一神安拉的意譯。真宰是超越天地萬物之上，先天地萬物而存在的實有，是能化生萬物的精神本體，是宇宙和天地萬物的總根源。劉智的思想很有代表性：“太空冥冥，有真宰焉。獨一無二也，無相至妙難以言喻也。凡有匹偶，或可言喻，皆受造之物，非造物之主也。天地萬物，皆有匹偶，皆可言喻，真宰之所生化者也。真宰則先天地人物而有者也”。真宰的特性是：其一，前無始，後無終，大無外，細無內。其二，無形似，無方所，無遐邇，無對待。其三，無動靜，無變化，無形跡。這樣一個真宰，是借用 莊子《齊物論》中“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而來的。同時，又吸收宋明理學奠基者周敦頤《 太極圖說》中萬物化生說，肯定了真宰化生萬物的本體論意義：“真宰無形，而顯有太極。太極判而陰陽分，陰陽分而天地成。天地成而萬物生，天地萬物備而真宰之妙用貫徹乎其中。天地萬物既備，乃集氣水火土四行之精，造化人祖 阿丹於天方之野”。這樣一個真宰，還是一切理氣的總根源：它“不牽於陰陽，不屬於造化，實天地萬物之本原也。一切理氣，皆從此本然而出。所謂盡人合天者，合於此也。所謂歸根復命者，復於此也。是一切理氣之所資始，亦一切理氣之所歸宿”。
認主學的基本觀點是認為人與宇宙萬物都是真宰本然的體現，人的真宰能力也是真宰給予的。所以，人應該“以認識主宰為先務”，“認得主宰是造化天地萬物者，是我之心性所從以出者，則根腳正定不為歧妄所動搖矣”。而要認識真宰，有兩種方法。其一是盡心知性，“今日由盡心而得以知性，由知性而即以認識主宰，此後天之事也”，盡心知性又要與修身相聯繫，“不得於性外求身，亦不能於身外見性”，通過修身而明心，明心而見性，見性而認識真宰。其二是理性推理，通過“視夫天地之造化，日月之運氣，晝夜之舒捲，寒暑之代謝，以及種種安排，色色布置，歷萬古而常然，恒生生而不息，則知必有主宰者默運其間”。伊斯蘭教的倫理觀本是以人與安拉關係為核心的五功說，而學通四教的學者們則將儒家的三綱五常與五功結合起來。他們主張，三綱中，“君為臣綱”是基礎，命曰天子，天之子，民之父也。三綱由茲而立，五倫由此而立”。儒家的 人倫五常仁、義、禮、智、信被稱為“五典”，是天理當然之則，一定不移之禮的常經，可與念、禮、齋、課、朝的伊斯蘭教“五功”並列。立五功就是盡 天道，克服身心性命之累的私慾；立五典是為盡人道，五功與五典相互結合，互為表里，也就既盡了天道，又盡了人道，做人的義務也就算完成了：“敬服五功，天道盡矣。敦崇五典，人道盡矣”。從這三個方面可以看出，這些“四教會通”型的學者，既可以被看作吸收了中國傳統文化的中國伊斯蘭學者，也可以被看作吸收了伊斯蘭教的 中國儒學別派，是四教會通的另一種類型。 五、幾點結論 在以上論述的基礎上加以思考，似乎可以得出如下幾點結論。 (一)思想史上的任何一個學派，都不可能是一成不變的。儒家學派是這樣， 道家學派也是這樣。宋元明清四朝儒家學派之所以有異彩紛呈的局面，就是因為不斷吸收外來思想因素而不斷發展才形成的。儒家學派從獨尊儒術型到儒道互補型、三教合一型、四教會通型的縱向邏輯發展，正是中國傳統文化不斷吸收外來文化以豐富自己的體現。 (二)繼承和創新之間是一種辯證關係。對優秀的文化遺產要繼承，但這種繼承絕不是一成不變地照搬照套，歷史上的思想不可能完全解決現實的問題，只有根據現實情況的發展，不斷進行創新，才能更好地繼承，使傳統思想煥發出生機和朝氣。不創新的繼承是沒有出路的。四朝儒家學派能不斷創新，才使儒家學派保持活力至今，如果他們都只是一味繼承而沒有創新，可能儒家學派早已不存在了。 (三)新思想的產生是本土的民族文化和外來文化不斷融合的結果。四朝儒家學派中的儒道互補型、三教合一型、四教會通型都是不斷吸收外來文化而形成的。儒道互補型也並不是中國本土文化的融合，因為道教已經吸收了外來佛教的不少因素，並不是道家在單一方向上的延伸。一個民族要發展，就必須不斷吸收外來文化的因素，正確解決好“拿來”的問題。中華民族向來有海納百川的氣魄，從來不把外來先進文化拒之門外。在改革開放的今天，更應該是這樣。 (四)外來思想只有在中國化之後，才能為廣大中國人所接受，才能有生命力。佛教傳入中國2000多年，起初學派眾多，但只有中國化較好的禪宗得以流傳甚廣。基督教傳教士成功者利瑪竇，是因為他注意將基督教中國化，在儒學中尋求與基督教的結合點。 伊斯蘭教在中國影響大的，也是徵集儒書注釋伊斯蘭教義，知伊、儒道本同源。由此也可以證明，西化論是不可能的，即使在全球一體化實現之後，世界各民族也不能全盤西化，各民族仍然要保持自己的民族特點，有民族性才有世界性，世界性只有融入民族性才能起作用。
後世影響
哲學上的貢獻
《 易》是大道之源, 是 中國哲學之源.《 漢書》記《易》之由來,"人更三聖,世歷三古".
伏羲始作八卦是第一階段;
周文王由八卦演為 六十四卦是第二階段;
孔子作《易傳》是第三階段.
《易傳》的基本特點是,繞開卜筮, 闡發易理.
《易傳》中運用和闡述的一些基本範疇,命題, 思維方式和 哲學思想,
如: "陰陽","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和,合"思想等等,發現了自然界,社會領域及思維領域的一般規律,即對立統一,量變與質變和否定之否定規律.
創立了"君子時而中","過猶不及","通變動成","中庸成道"等原則,體現了 辯證法的普遍聯繫,發展變化,運動過程的思想.
從禮的發展歷程可以看出其辯正回歸的軌跡.
教育上的貢獻
孔子時代, 教育與學術由官府壟斷, 提出"有教無類"的旗幟,以私人身份招徒講學,創辦了我國歷史上第一所私人學校.選編了《詩》,《書》,《禮》,《樂》,《易》,《 春秋》六種教材; 將內容分為"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進行教育.
孔子在其豐富的教學實踐的基礎上,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教育理論和教學方法.
教育目標是培養君子仁人
教育對象則"有教無類";
教學原則是因材施教,
教學方法採用"循循然善誘人"的啟發式,要求弟子學思結合,舉一反三,學而時習之,溫故而知新;
重視德育,智仁勇並舉而以仁為中心;
提倡教師以身作則,師生教學相長;端正實事求是的學習態度,"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當仁不讓於師
要求弟子學以成才,學以致用.
孔子一生"學而不厭,誨人不倦",被尊為"萬世師表".
他的教育理論和教學方法,指導了兩千多年的中國傳統教育,而且在今天看來,仍與東西方與現代教育理念相合.
文學上的貢獻
孔子修《詩》,正《樂》.我國傳世的第一部文學作品《 詩經》,是由孔子整理成書的.《樂經》失傳.
據《史記·孔子世家》記載,古時有詩三千餘篇,孔子刪除其重複的,選取其"可施於禮義"的,形成了三百零五篇的《詩經》文本.
孔子還對《詩經》的主旨,作用和若干篇章作了重要解說.
《論語》中就有很多記載,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不學詩,無以言."
"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之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
上海博物館藏 戰國楚竹書《 孔子詩論》,更是最近發現的孔子詩論文獻.
孔子對《詩經》的解說, 涉及到文學,政治,倫理,教育等各個層面,其中的一些重要思想,理念,對後來的文學創作起到了重要的指導作用,產生了極其廣泛而深刻的影響.
孔子整理的《詩經》和孔子的詩論,就是兩千五百多年來中國文學和文論的"源頭活水".
史學上的貢獻
孔子是我國第一部史書《春秋》的作者.《春秋》是魯國 編年史,記載了上起魯隱 公元年(公元前722年)下至 魯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共242年的魯國歷史.
孔子修《春秋》,是有感於"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出於撥亂反正的政治目的而作.具有"寓褒貶,別善惡"的正義治史精神.
孟子說:"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
政治上的貢獻
"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 禮記〉孔子的 政治思想,從"仁者愛人"出發,以"恕"為手段,堅持以人為重, 實行仁政德治, 始終將社會的公正,秩序,誠信和人與人的 和諧擺在第一位.
孔子認為,為政首先要從自身做起, 他說:"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提倡選賢與能, 賢能的標準是 德才兼備.主張為政以德,寬猛相濟,德主刑輔.
孔子認為德治是"道之以德,齊之以禮", 法治是"道之以政,齊之以刑",德治優於法治
德治是以民為本的政治.
儒家學派的代表人物
1、孔子生，提倡仁、義、禮等價值，挺立道德主體，開創了儒家學派。弟子記其言行，雜以己言，戰國初年成《 論語》一書。2、 子思，孔子嫡孫。相傳《禮記》中之《中庸》、《表記》及《坊記》，均為子思所作，但無確據。大抵子思能紹述孔子遺教，所以與其後之孟子，合成思孟學派。
3、 孟子，以復興 孔子學說為己任，主張性善論，為日後儒家學派建立嚴密的哲學體系。孟子及其弟子的學說集為 《孟子》一書。
4、荀子，一方面繼承儒家重禮義的思想，一方面反對孟子的性善論而主張性惡論。著有《荀子》。
5、 賈誼，主張「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加強 中央集權，重農抑商。
6、董仲舒，是儒學 陰陽五行化的代表人物，著有《 春秋繁露》。
7、 揚雄，著《法言》、《太玄》等。
8、 韓愈，排斥佛道，提倡儒家道統，為宋明理學 張本。
9、 李翱，著有《復性書》，提出復性說，為宋明理學之先驅。
10、 胡瑗，與孫復、 石介並稱宋初三先生，講明體達用之學，開 宋儒性命之學先聲。
11、 李覯，批評儒家貴義賤利的觀點。有《直講李先生文集》行世，1032年作《禮論》七篇。
12、 邵雍，象數之學大師，與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合稱北宋五子，為北宋重要思想家。著有《皇極經世》等書。
13、 周敦頤，宋明 理學的創始人之一。在《 太極圖說》中提出無極而太極的天道論觀點。其所提出的太極、理、氣、性命等，成為宋明理學的基本範疇。有《 周子全書》。
14、 張載，創 關學。提出「太虛即氣」說，從儒家天道論的觀點拒斥道、佛的形上學觀點。又提出見聞之知與德性之知、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等區分之觀點。有《張子全書》。
15、 程顥、 程頤，世稱二程，理學 奠基人。程顥有《明道文集》，中以《定性書》、《識仁篇》為著。其學稱為洛學，為北宋理學之大宗。主性即理，然亦重視天道。程頤主性即理，於工夫尤多措意。有《伊川文集》、《伊川易傳》等傳世。他們的著作收入《二程全書》。
16、 謝良佐，與游酢、楊時、 呂大臨並稱程門四大弟子，認為心為仁，為天之理。著有《上蔡語錄》。
17、 楊時，思想接近大程，有《龜山集》。
18、 胡宏，以道為體用總名，倡言「仁其體，義其用，合體與用，斯為道矣」，創湖湘學派。著有《五峰集》、《知言》。
19、朱熹，其學本二程而又能 匯通各家，故為宋代理學之集大成者，復以朱注四書流行，影響後代思想極大。其學說在天道論方面繼承程頤講性即理，在工夫論方面倡言格物致知學說。平生著作極多，主要有《四書集注》、《朱子大全》、《 朱子語類》等。
20、 張栻，與朱熹、 呂祖謙並稱「東南三先生」，有《南軒集》。
21、 薛季宣，創 永嘉學派。
22、 呂祖謙，有《東萊文集》等。
23、 陸九淵，為 心學派的開創者，提出心即理，發明本心等觀點。有《象山先生全集》。
24、 楊簡，陸九淵弟子，有《慈湖遺書》。
25、 陳亮， 永康學派創始人，主張義利雙行， 王霸並用。 有《龍川文集》。
26、 葉適，主張功利之學，有《習學記言序目》、《水心文集》等。
27、 蔡沈，耽於象數學，有《書經集傳》等。
28、 真德秀，有《西山文集》等。
29、 魏了翁，有《鶴山全集》。
30、 許衡，有《魯齋遺書》。
31、 吳澄生，與 許衡齊名。
32、 薛瑄，著有《讀書錄》，為 河東學派代表人物。
33、 陳獻章，重心性之學，有《白沙集》。
34、 羅欽順，主張理在氣中。
35、 王守仁，發揚光大陸九淵之學，提出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等學說，形成 陽明學派，是明代理學的大宗，影響至今不息。有《傳習錄》、《大學問》等。
36、 王廷相，主張理根於氣，有《慎言》、《雅述》等。
37、 王艮，創立泰州學派。
38、 錢德洪，王守仁學說的傳人，有《緒山會語》。
39、 王畿，王守仁之學傳人，有《王龍溪集》。
40、 何心隱，泰州學派代表人物之一。有《何心隱集》。
41、 李贄，猖狂不拘世法，然亦能出己見。如以人心之私，乃自然之理，且提出穿衣吃飯，即是人倫物理，以及「聖人與凡人一」等，皆別有所見。著有《焚書》、《藏書》等。
42、 劉宗周，反對王守仁致良知教，主張誠意、慎獨之學，創立 蕺山學派，是明代理學的殿軍。有《劉子全書》、《劉子全書遺編》。
43、 孫奇逢，與黃宗羲、 李顒並稱三大儒。
44、 陳確，反理學和佛學。
45、 黃宗羲，啟蒙 思想家和思想史家，主張「盈天地皆心也」的心學觀點，政治上批判 君主專制。1662年著《 明夷待訪錄》，1676年《明儒學案》成書，並著有《 宋元學案》等。
46、 方以智，著作宏富，有《物理小識》、《通雅》、《東西均》等。
47、 顧炎武，以音韻治經，開清代樸學之風。1662年著《 天下郡國利病書》，1670年始刻《日知錄》8卷。
48、 王夫之，宋明理學的總結者。提出無其器則無其道、變化日新及行可兼知等觀點。著述甚豐，著作被集為《 船山遺書》。
49、 李顒，講學關中，有《四書反身錄》、《二曲集》。
50、 顏元，提倡 實學。 李塨傳其學，世稱「顏李學派」，二人著作編為《顏李遺書》。
51、 李光地，深得康熙皇帝賞識，奉命主編《性理大全》、 《朱子大全》等書。
52、 戴震，主張理存於欲，批判宋明理學「存天理、滅 人慾」的思想是以理殺人的工具。有《 孟子字義疏證》等。
53、 焦循，認為人有智慧，能進化，進化必有賴於習行，同時主張 人性善。有《孟子正義》等。
54、 凌曙，公羊學家，有《春秋繁露注》、《春秋公羊孔疏》等。
55、 劉寶楠，有《論語正義》等。
56、 龔自珍，開近代以公羊議政之風，有《 定庵文集》。
57、 魏源，初尚宋儒理學，後主今文。師 劉逢祿，習公羊春秋，與龔自珍相友善，並稱「龔魏」。宣傳變法，有《 海國圖志》、《古微堂集》等。
58、 曾國藩，理學家，有《曾文正公集》等。
59、 張之洞，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有《勸學篇》等。
60、 孫詒讓，著有《 周禮正義》和《墨子間詁》等。
61、 康有為，以公羊學 托古改制，引起近代思想界的震動。
62、 譚嗣同，主張變法，有《仁學》。
63、 章炳麟，古文學大師，有《章氏叢書》等。
64、 梁啓超，與其師康有為編撰 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倡言變法維新。倡導用新方法研究學術史，啟蒙之功不可掩。著作編為《飲冰室合集》。
65、 劉師培，國學大師，著作由 錢玄同編為《列申叔先生遺書》。
66、 熊十力，當代新儒主要開宗人，援佛入儒，建立新唯識論的哲學體系。著有《新唯識論》。
67、 梁漱溟，當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有《東西文化及其哲學》、《 中國文化要義》等。
68、 錢穆，有《先秦諸子系年》、《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等。是當代中國學術重鎮 新亞書院的主要創辦人。
69、 馮友蘭，著有《 中國哲學史新編》、《貞元六書》多種，為新儒家重要代表人物。
70、 賀麟，有《文化與人生》、《 當代中國哲學》等。
71、 唐君毅，當代新儒家代表人物，在港台和海外有著廣泛的影響，其哲學體系為心靈九境說。代表著作為《 中國哲學原論》、《生命存在與心靈境界》。
72、 牟宗三，當代新儒家大師，與唐君毅並稱 唐牟，建立道德的形上學及兩層存有論的哲學系統。著有《心體與 性體》、《 智的直覺與中國哲學》、《現象和物自身》、《圓善論》等。
儒家學派創始人孔子
簡介
孔子一生中有一大半的時間，是從事 傳道、 授業、 解惑的教育工作。他創造了卓有成效的教育、教學方法；總結、倡導了一整套正確的學習原則；形成了比較完整的教學內容體系；提出了一系列有深遠影響的教育思想；樹立了良好的師德典範。孔子的教育活動的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自開始辦學到去齊國求仕之前，約7、8年時間。這一階段他的的門徒還不大多，但是辦學有成效，在社會上已經有了較大的名聲。在這一時期，孔子的學生中有比他只小6歲的 顏路（顏回之父），有比他只小9歲的子路。子路幾乎是終生陪伴著孔子。
第二階段周遊列國之前
第二階段：自37歲（ 魯昭公二十七年、公元前515年）從齊國返回魯國到55歲（ 魯定公十三年，公元前497年）周遊列國之前。這一階段總計18年的時間。這18年中，孔子雖然有4年多的時間在做官從政，但並沒有停上授徒。這一階段是孔子教育事業大發展的階段。他的教育經驗越來越豐富，教育水平越來越高，名氣越來越大，所收的弟子越來越多。除了魯國的學生之外，他的學生中還有來自齊、楚、衛、晉、秦、陳、吳、宋等國的求學者。孔子的威望已經樹立起來。他的一些有名的弟子，如顏回、子貢、 冉求、仲弓等，大都是這一時期進入孔門的。這些弟子中的一部分人後來跟隨他週遊了列國，一部分從了政。
第三階段周遊列國結束回到魯國
自68歲（魯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周遊列國結束回到魯國，到他去世，共5年時間。這時，他雖然被 季康子派人迎回魯國，但魯哀公、季氏最終並沒有任用他。他雖然有大夫的身份，有時也發表一些政見，但沒有人聽從他的意見。他把精力集中到辦教育與整理古代文獻典籍上了。這一時期他的學生也很多，並培養出了 子夏、子游、子張、 曾參等才華出眾的弟子。這幾個人後來大都從事了教育事業。對儒家學派的形成與發展，對 孔子思想的傳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孔子在周遊列國的十四年中，也沒有停止過教育活動。他在衛國、 陳國先後住了數年的時間並沒有從政，弟子就在身邊，師生之間不可能不進行學術研討。他帶著弟子到列國去週遊，本身就開闊了這些學生的眼界，他們的意志也受到了磨練。這可以說是一種特殊的教育活動。孔子一生從事教育事業，相傳有弟子三千，賢弟子七十二人，在德行方面表現突出的有 顏淵、閔子騫、 冉伯牛、仲弓；在語言方面表現突出的有宰我、子貢，辦理政事能力較強的有冉有、子路；熟悉古代文獻的有子游、子夏。在孔子的弟子中，有不少人都乾出了一番成就，對於當時政治，尤其是對於孔子思想的傳播，對於儒家的形成和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縱觀孔子的一生，他對他的學生的影響，一部分是通過言傳，通過學習古代文獻、傳授各種技藝，而更多的、更為深刻的則是身教。他的勤奮好學，他對真理、對理想、對完美人格的追求，他的正直、善良、謙虛、有禮，他對國家的忠誠與對老百姓的關心，都深深地感染著他的學生與後人。嚴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則，既是孔子的高尚師德，也是孔子提出的一條教育原則。孔子愛教育、愛學生，誨人不倦，他能平等對待學生，做到教學相長，嚴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則。孔子是具有高尚師德的一代宗師。
學生們對老師非常崇敬，當有人誹謗孔子時．學生們站出來為孔子辯護，捍衛孔子的崇高人格。“叔孫武叔毀 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逾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逾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孔子的弟子中，有些人幾乎是終生陪伴著孔子，其情感之深，勝於 父子兄弟。
孔子死後，被葬於 曲阜城北的泗水岸邊，弟子們以對父親之禮儀對待孔子，為其服喪3年。子貢在孔子的墳前蓋了一間小屋，為孔子守墳6年。 中國歷史上創辦私學的先行者，第一位職業教師，得到了弟子們的衷心尊敬。
孔子其人
在中國5000年的歷史上，對華夏民族的性格、氣質產生最大影響的人，就算是孔子了。孔子是一個 教育家、思想家，也可算半個政治家，但他首先是一個品德高尚的知識份子。他正直、樂觀向上、積極進取，一生都在追求真、善、美，一生都在追求理想的社會。他的成功與失敗，無不與他的品格相關。他品格中的優點與缺點，幾千年來影響著中國人，特別是影響著中國的知識份子。發憤忘食，樂以忘憂
孔子63歲時，曾這樣形容自己：“發憤忘食，樂以忘憂， 不知老之將至。”當時孔子已帶領弟子周遊列國9個年頭，歷盡艱辛，不僅未得到諸侯的任用，還險些喪命，但孔子並不灰心，仍然樂觀向上，堅持自己的理想，甚至是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
安貧樂道
孔子說：“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在孔子心目中，行義是人生的最高價值，在貧富與道義發生矛盾時，他寧可受窮也不會放棄道義。但他的安貧樂道並不能看作是不求富貴，只求維護道，這並不符合歷史事實。孔子也曾說：“富與貴，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 從吾所好。”
學而不厭，誨人不倦
孔子以好學著稱，對於各種知識都表現出濃厚的興趣，因此他多才多藝，知識淵博，在當時是出了名的，幾乎被當成無所不知的聖人，但孔子自己不這樣認識，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 孔子學無常師，誰有知識，誰那裡有他所不知道的東西，他就拜誰為師，因此說“ 三人行，必有我師焉”。
直道而行
孔子生性正直，又主張直道而行，他曾說：“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史記》載孔子三十多歲時曾問禮於老子，臨別時老子贈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為人子者毋以有己，為人臣者毋以有己。”這是老子對孔子善意的提醒，也指出了孔子的一些毛病，就是看問題太深刻，講話太尖銳，傷害了一些有地位的人，會給自己帶來很大的危險。
與人為善
孔子創立了以仁為核心的道德學說，他自己也是一個很善良的人，富有同情心，樂於助人，待人真誠、寬厚。“己所不欲，毋施於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 等第，都是他的做人準則。 子曰：“ 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這是孔子對自己一生各階段的總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