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李塨（1659～1733）中國清初哲學家。字剛主，號恕谷。直隸（今河北）蠡縣人。他21歲時拜顏元為師，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曾中舉人，60歲時被選授通州學政，但未及三月便母老告歸辭官返鄉，歸鄉後乃修學舍，講學其中，著述終老。平時居家行醫、講學、著述。著有《四書傳注》、《周易傳注》等。認為理在事中，“天事曰天理，人事曰人理，物事曰物理”。在知行關係上，認為知先於行。在政治思想上，贊同顏元提出的復井田、復學校主張，但不同意復封建說。
李塨一生以張大顏學為己任，但又不死守師說。他學習刻苦，興趣廣泛，曾向劉見田學過數學，向張函白學過琴，向趙錫之、郭金城學過騎射，向王余佑學過兵法，向彭能學過書法，由此可見李恭是個文武全才。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以後，李塨又數次前往江浙，向毛奇齡等江南考據大師學習訓詁考據。李塨遍注群經，轉入考據，使顏李學派的學說更為精緻，影響延及江南。但是，這在相當程度上已改變了顏元學說的原貌。對此，著名學者錢穆作了精當的概括：“顏元之學，得李恭而大，亦至李恭而變。”
由於兼收並蓄，李塨一生著述豐富，撰有《國小稽業》、《大學辯業》、《聖經學規傳》、《論學》、《學禮錄》、《學樂錄》、《學射錄》、《田賦考辯》、《周易傳注》、《論語傳注》、《李恭後集》等，書共四十八中，學術成就大大超過顏元。
成就
李塨的父親明性，學行很高。顏元曾說：“生平嚴事者六人，明性居其一。”，李塨也聽從父命隨顏元學習，兵役法揚顏學為己任。平時顏元足不出戶，從不輕易結交朋友，而且特別討厭當時的一些權貴。而李塨則常來往京師，廣交當時的名人學士，如萬季野、閻百詩、胡朏明、方靈皋輩，都有往還。在當時萬季野盛名遠揚，每次開講會，都會座無虛席。有一次在紹寧會館會講，李塨也在坐，當大家邀請萬季野講一講“郊社之禮”時，萬季野說，不要急著講什麼‘郊社’，大家先來請聽聽李先生講真正的聖學吧。由此可見李塨對聖學的理解在當時已經受到學者們的關注了。當時王昆繩才氣很高不可一世，但與李塨成了朋友，並且受他的感動，以五十六歲老名士的身份，親自拜顏元為師。程綿莊、惲皋聞，也都是因為李恭才知道有顏元，最後都成為顏元學派下最有力的人物。由此也可以看出顏李學派雖由顏元創始，但實質上是由李塨才得以成長。雖然李塨在顏元門下，但兩者有些觀點也是有出入的。顏元平時對待別人和對待自己一樣的嚴格；而李塨覺得，交朋友應該對別人親切一點，這樣才能收羅人才。顏元對讀書是絕對的排斥，而李塨則懂得禮樂射御書數等，他認為有許多地方非考證講究不可，所以書本上學問也不是都沒有用的，這都是他對於師門補偏救弊的地方。然而學術的根本所在，李塨與顏元沒有出入。
顏元和李塨的學派在當時被稱為“顏李學派”。該學派以反對宋明理學空談性命，講求經世致用，改良封建制度為宗旨。他主張“理在氣中”的唯物論認識論，批判程朱派的唯心主義理氣觀，注重實際知識，認為“紙上閱歷多，則世事之閱歷少；筆墨之精神多，則經濟之精神少”。反對訓詁考證，但又有復古、禁慾與經驗主義的傾向。曾與黃宗羲弟子、史學家萬斯同交往。
李塨曾說過：“萊陽沈迅上封事，曰‘中國嚼筆吮毫之一日，即外夷秣馬厲兵之一日。卒之盜賊蜂起，大命遂傾。天乃以二帝三王相傳之天下，授之塞外。’吾每讀其語，未嘗不為之慚且痛。”這話真是沉痛極了。我們中國文化之邦在家裡“嚼筆吮毫”，研習禮樂文章，不諳文化的外夷們早就在那秣馬厲兵，蠢蠢欲動了。到最後，直落得個“大命遂傾”，只有將“二帝三王相傳”之大好河山，拱手讓於“不文”之民。
顏元也說過：“讀書愈多愈惑，審事機愈無識，辦經濟愈無力。”這和李塨所說的：“紙上之閱歷多，則世事之閱歷少。筆墨之精神多，則經濟之精神少。宋明之亡以此。”都是一個意思。但我認為，顏李所說的“開卷有害”，並不是認為所有的書都不好，顏李是中國古人，顏李讀的當然都是中國古書，所以顏李認為應該不讀中國的一些古書。其實顏李只是認為“開卷過多有害”，應該知行平衡。
顏李學派以“以義為利”的義利觀作為其德育觀的理論基礎，在批判宋明理學空談性道德，鄙棄實事實功之風的基礎上，提出了斡鏇乾坤，利濟蒼生的聖賢觀，主張不是從個人道德完善而是從濟世救民的實際功業完成方面來論聖賢；在人才培養方面，要求學者既要具有以天下為己任的 社會責任感，又必須具有濟世救民的真正本領，而對 後者尤為重視，認為德性知識在濟世救民的實際才能活動中才能真正體現。顏李學派德育觀具有明顯的功利主義色彩，是對宋明理學德育思想的否定。
對人才的要求總是與一定社會歷史背景相聯繫的。明朝滅亡、清兵入主、天下殘破的慘痛事實，促使顏李學派思想家對歷史和現實進行深刻的反思。他們痛定思痛，醒悟到了宋明理學學風的空疏無用，人才的柔弱無能，並且認為這正是導致亡國之禍的重要原因，變革與啟蒙已經成為不可阻擋的時代潮流。當時這些進步的思想家適應時代要求，從各個方面對作為官方哲學的宋明理學展開了激烈的批判。在義利觀上，顏李學派也衝破了宋明理學樊籬，提出了“以義為利”的義利關係說，從而為其功利主義的德育觀奠定了理論基礎。顏李認為義利並不對立，在正誼、明道的前提下，必須謀利計功，求義中之利。顏元還以種田、捕魚為例說明人們進行生產活動，是必須講求功利和收益的：“世有耕種而不謀收穫者乎？世有荷網持鉤而不計得魚者乎？”
顏李學派的這種思想是一種積極的符合社會發展的價值觀。就是對於我們當今社會也是適用的。拼是我們也常說有付出才有回報。其實無論我們做什麼事都會希望有回報，哪怕是義務工作或是無償奉獻不也是希望能幫助社會更好的發展或是讓有困難的人渡過難關，就算是一句謝謝或是一個微笑著也是一種回報呀。
顏李學派的理想人才是聖賢。“斡鏇乾坤、利濟蒼生”的聖賢，這是他們的人才理想，也是他們提出的品德修養和教育的目標。顏李學派鼓勵人們立志用功，學作聖人。“學者，學作聖人也”、“人須知聖人是我做得，不能作聖，不敢作聖，皆無志也。”不敢想不敢做的人都是無志的人。我們現在的教育也是鼓勵每個人都能發揮所長，
聖賢是儒家的傳統範疇，是儒家最高的理想人才。顏李學派沿用了儒家的這一範疇，但是其內涵卻已發生了變化。儒家傳統的聖賢多指個人道德修養的完善狀態，偏重於內心道德修養方面的內容，而並沒有包含對事功的要求，即所謂的“內聖”。而顏李學派的聖賢範疇則可以說是社會本位的，著重從個人在社會生活中所發揮的作用方面、從實際功利的完成方面來要求和衡量，既有個人品德修養方面的內容，又有事功的要求，而對於事功則尤為注重。因此，顏李學派把“斡鏇乾坤、利濟蒼生”的實際功業以及“有真才真器”，有“致君澤 民”的能力作為人才的標準，所提出的是不同於傳統儒家的功利主義的聖賢觀。以個人品德的好壞並不能覺得他解決問題的能力，如果一味的空談心性道德，而不去辦一些實事，那一定會形成一種崇高空疏、鄙棄實事實功的社會風氣。這種錯誤的價值觀念所造就的必然只能是“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這種現象在現在也是存在的。一些官員平時只是做一些表面功夫，大唱高調，卻沒有什麼實際行動，而等到問題出現後，便會使出一招——“引咎辭職”，在表現出十二萬分的委屈，來博得老百姓的同情，然後再繼續他的高談闊論。
顏李學派還闡述了作聖的具體要求。首先，必須具有高度的社會責任感和勇往直前、變革現實的勇氣。明清之際的歷史動盪，使顏李學派已經預感到了重大的社會轉機正在孕育發展。他們認為，當時社會正處於“文盛之極必衰”的轉機關頭。這種轉機存在著兩種前途：或者“返文於實”，使“乾坤蒙其福”；或者“返文於野”，使“吾儒於斯民淪胥以亡”。為了使社會轉變朝著利於生民百姓的方向發展，顏李學派倡導一種積極入世的態度，留意世事、關心民瘼，要求學者“常以大人自命”，以天下為己任，擔荷聖道，扭轉乾坤。
顏李學派呼喚真學真聖。他們的聖賢是能夠“斡鏇乾坤、利濟蒼生”的具實學有實用的人才。他們對於作聖賢的具體要求，包括了一般意義上的德、才兩個方面，只不過顏李學派是把有“才”作為“德”的具體體現和重要方面來要求並且把二者統一起來作為其理想人才兩個不可缺少的方面來談的。而對於實際才能與事功則尤為重視。這一傳統儒家專從個人心性修養、品德完善方面來要求的觀點，無疑是有根本區別的，具有功利主義性質。
綜上所述，顏李學派的德育觀以“以義為利”的義利觀為理論基礎，其具體內容和要求都體現出強烈的功利主義傾向。可以說，顏李學派的德育觀是功利主義的德育觀。雖然由於時代和階段的局限，顏李學派的德育觀仍然未能完全超越封建教育的範圍，所使用的也往往是“利濟蒼生”、“擔荷聖道”等傳統範疇，但是，顏李學派的功利主義德育觀是對宋明理學超功利主義德育觀的根本否定，它反映了理學教育的衰頹，是中國德育思想走向近代的先聲。在崇尚空疏、鄙棄事功的“文盛之極”的時代，其歷史意義尤其不可低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