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春秋繁露"凡物必有合。合必有上，必有下，必有左，必有右；
……此皆其合也"
歷史
西漢中期，戰亂頻仍的諸侯王國割據局面基本結束，生產得到恢復與發展，中央集權得到鞏固與加強，出現了經濟繁榮和政治大一統的局面。適應統一的中央集權的需要，董仲舒的神學唯心哲學思想便應運而生。他的哲學思想主要反映在所著的《春秋繁露》中。《春秋繁露》有17卷，82篇。由於書中篇名和《漢書·藝文志》及本傳所載不盡相同，後人疑其不盡出自董仲舒一人之手。《春秋繁露》系後人輯錄董仲舒遺文而成書，書名為輯錄者所加，隋唐以後才有此書名出現。我國現存最早的《春秋繁露》版本，是南宋嘉定四年（1211年）江右計台刻本，現藏於北京圖書館。注本很多，最詳盡的是蘇輿的《春秋繁露義證》。
董仲舒潛心鑽研《公羊春秋》，學識淵博，故時人稱其為"漢代孔子"《春秋繁露》也是一部推崇公羊學的著作。
《春秋繁露》宣揚"天人合一"、"天人感應"的神學目的論。認為天是有意志的，是宇宙萬物的主宰，是至高無上的神。《繁露》把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進行神秘化的比附，認為天按照自己的形體製造了人，人是天的副本，人類的一切都是天的複製品，這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天通過陰陽、五行之氣的變化而體現其意志，主宰社會與自然。草木隨著季節變化而生長凋零，都是天的仁德、刑殺的表現；社會中的尊卑貴賤制度，都是天神"陽貴而陰賤"的意志的體現。君、父、夫為陽，臣、子、婦為陰，所以君臣、父子、夫婦的關係就是主從關係。"天子"是代替天在人間實行統治的，君主之權是天所授予的，並按天的意志來統治人民，這就是神化君權的"君權神授"思想。《繁露》還用五行相生相勝的關係來附會社會人事，如將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比為父子；木居左，金居右，火居前，水居後，土居中央，比為父子之序，等等。這樣就把古代樸素唯物主義的概念——陰陽和五行變成了體現天的意志和目的，神化封建制度的工具。
《繁露》還大力宣揚"天人感應"說。認為"天"不但為人世安排了正常秩序，還密切注視人間的活動，監督正常秩序的實現。如果人間違背了封建道德即天的意志，君主有了過失而不省悟，天便會降下災異警告，這就是所謂"譴告"說。
反之，如果君主治理天下太平，天就會出現符瑞。可見，封建統治者與天是相通、相感應的。如果能按照天的意志行事，維持正常的統治秩序，就可長治久安。
根據天人感應的神學目的論，《繁露》提出了先驗主義的人性論、性三品說。董仲舒把人性分為三個品級：聖人之性，中民之性，斗筲之性。聖人之性為純粹的仁和善，聖人不用教化，是可以教化萬民的。斗筲之性是只有貪和惡的廣大勞動人民，這些人即使經過聖人的教化也不會成為性善者，對他們只能加以嚴格防範。中民之性具有善的素質，經過君主的教化便可以達到善。這三個品級的人性，都是天所賦予的。
這一套性三品的人性論，是孔子"惟上智與下愚不移"（《論語·陽貨》）人性論的發展。
《繁露》全面論證了"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形上學思想。
所謂"道"，是根據天意建立起來的統治制度和方法，《繁露》用形上學的觀點加以分析判斷，認為這個道是永恆的、絕對的。它說："凡物必有合。合必有上，必有下；必有左，必有右；必有前，必有後；必有表，必有里；有美必有惡；……
此皆其合也。陰者陽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物莫無合，而合各有陰陽。"（《基義》）這裡，它承認對立面的普遍存在，具有一些辯證法的因素。但它認為這些對立面之間的關係，主要是協調服從的關係，否定矛盾雙方的鬥爭。雖然它承認矛盾的兩個方面的性質、地位不同，但陽和陰雙方，一主一從，一尊一卑的地位是永不可改變的，更不能轉化，這是"天之常道"。然而，歷史的發展並非一成不變的，王朝更替時有發生，為了解釋這一現象，董仲舒提出了"三統"、"三正"的歷史發展觀。我國農曆的十一月、十二月、正月可以作為正月（歲首），每月初一日為朔日，朔日有從平旦（天剛亮的時刻）、雞鳴、夜半為開頭的三種算法。
每一個新王朝上台後，都要改變前一個王朝的正、朔時間，這叫改正朔。如果新王朝選擇農曆正月為歲首，則尚黑色；如選擇十二月為歲首，則尚白；如選擇十一月為歲首，則尚赤色，這就是所謂"正三統"。每個正朝都應按照自己的選擇改換新的服色，這叫"易服色"。不管如何循環變化，維護封建統治的道和天一樣，是永遠不變的。"王者有改制之名，無改道之實"（《楚莊王》）。所以，"三統"、"三正"也是董仲舒借天意之名宣揚"天不變道亦不變"的理論武器，目的是長期維護封建統治。
《春秋繁露》所反映的董仲舒的認識論，是建立在神學唯心主義哲學體系上的，是為天人感應的神學目的論服務的。人類、宇宙萬物及其變化都是天意的安排，所以，人的認識也就是對天意的認識，只要認真考察自然現象，或通過內心自省，就不難體會到天意。董仲舒認為"名"反映的不是事物，而是天意，它是由聖人發現的，並賦予事物以名，"事各順於名，名各順於天"（《深察名號》），即天的意志決定人的認識，人的認識決定萬事萬物，完全顛倒了名與實、主觀與客觀的關係，是一條唯心主義的認識路線。
《春秋繁露》大力宣揚"三綱"、"五常"的封建道德觀，為封建等級制度和倫常關係的合法性製造輿論。早在春秋時期，孔子便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論語·顏淵》）的思想，後來韓非發展了這一思想，並為"三綱"劃出了一個明晰的輪廓："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亂，此天下之常道也。"（《韓非子·忠孝》）董仲舒對此加以繼承和神化，第一次提出："王道之三綱，可求於天。"（《基義》）他說："天為君而覆露之，地為臣而持載之，陽為夫而生之，陰為婦而助之，春為父而生之，夏為子而養之。"（《基義》）雖然尚未提出"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的正式條文，但其意思已很明確了，待西漢末成書的《禮緯》就把"三綱"的條文具體化了。三綱以君為臣綱為主，父為子綱、夫為妻綱是從屬於君為臣綱的，最根本的是要維護君權的統治。
董仲舒在答漢武帝的策問時曾提出"仁義禮智信"五常之道，在《春秋繁露》中又加以詳盡論證。"仁者，愛人之名也。"（《仁義法》）"立義以明尊卑之分。"（《盟會要》）"禮者，……序尊卑貴賤大小之位，而差內外、遠近、新舊之級者也。"（《奉本》）"不智而辨慧狷給，則迷而乘良馬也。"
（《必仁且智》）"竭愚寫情，不飾其過，所以為信也。"（《天地之行》）
三綱五常的倫理觀是漢王朝封建大一統政治的需要，也是中央專制集權制的反映，它在當時維護國家統一和封建制度方面，起過積極的作用。但隨著整個地主階級的歷史地位日益向保守、反動轉化，它便成了反對革命，麻痹和奴役勞動人民的精神枷鎖。由於它高度集中地反映了整個地主階級的根本利益，所以成了沿續幾千年的封建社會的道德倫理規範，在我國影響深遠，危害極大。
《春秋繁露》以哲學上的神學蒙昧主義，政治上的封建專制主義為基礎，提出了一套較為完備的思想體系，儘管以後各個王朝的哲學形態有所改變，但這一思想一直在我國封建社會中占統治地位。書中將自然現象與社會問題進行無類比附，得出自己需要的結論，具有很大的欺騙性，影響惡劣。
當然，學術界也有不同觀點，這一觀點認為，正是董仲舒的“神學蒙昧主義”在制約著皇權，在皇權具有絕對權威、社會又還沒有出現可以與皇權抗衡的時代，恰恰是董仲舒的系統的天人感應論在制約著皇權，使皇上不敢為所欲為，正是這一思想文化的因素在維繫和制衡著社會力量，這對家天下時代有效防止天子濫用權力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董仲舒說，屈民而申君，屈君而申天（《玉杯》）。所以，不能用現在的眼光來笑話古人的愚昧，其實在那個時代，他們看得比我們要深刻和長遠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