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簡介
劉宗周像天啟初，為禮部主事。歷右通政。因劾魏忠賢、客氏，削籍歸。崇禎初，起順天府尹，奏請不報，謝疾歸。再起授工部侍郎，累擢左都御史。又以論救姜采、熊開元，革職歸。福王監國，起原官；痛陳時政，並劾馬士英、劉孔昭、劉澤清、高傑，復爭阮大鋮必不可用，皆不聽，乞骸骨歸。杭州失守，絕食二十三日卒。門人私謚正義，清時，追謚忠介。學者稱念台先生。又嘗築證人書院講學蕺山，又稱蕺山先生。宗周著作頗富，有《劉蕺山集》十七卷，及《劉子全書》、《周易古文鈔》、《論語學案》、《聖學宗要》等，均《四庫總目》並傳於世。
劉宗周，初名憲章，字起東（一作啟東），號念台，紹興府山陰縣（今浙江紹興）人。後因講學于山陰縣城北蕺山，學者尊稱為蕺山先生。他生於1578年正月二十六日（3月4日），出生後不滿一歲，父親就去世了，因此，自幼隨母依養於外祖父章穎家中。
章穎字叔魯，別號南洲，是當時浙東一帶很有名氣的儒者，精通《易》學。年青時期屢試不第，遂以講學為生，與族兄章禮、章煥號稱章氏三傑。他有一套獨特的教學方法，故門生之中不乏擢高第、登顯宦的人，如陶望齡、周應中等著名學者和官僚都出自他的門下。
個人經歷
劉宗周受到外祖父的培育，學問日進。17歲時，又從魯念彬學習制藝。由於他本人的努力，加上先生善於造就，只用了一年左右的時間，劉宗周的八股文就做得很好，為以後登第創造了條件。
萬曆二十五年（1597年），劉宗周考中了舉人，4年以後，考取了進士。但因母親去世，他沒有受官。後來經人介紹，他又師從湖州德清學者許孚遠。
明·陳夢鶴《劉宗周像》許孚遠字孟仲，號敬庵，是湛若水（甘泉）門下唐樞（一庵）的弟子。其學以“克己”為要，“篤信良知，而惡夫援良知以入佛者”，因此與羅汝芳（近溪）一派講學不合，認為羅及其弟子“以無善無惡為宗”，不合王陽明的“正傳”，故作《九諦》與之論難。劉宗周拜許為師時，問為學之要，許告以“存天理，遏人慾”。劉宗周受許孚遠影響很大，從此“勵志聖賢之學”，認為入道莫如敬，以整齊嚴肅人，“每有私意起，必痛加省克。”
次年（萬曆三十二年，1604年），劉宗周北上京師赴選，任行人司行人。路過德清，拜別許孚遠，許勉勵他“為學不在虛知，要歸實踐”，劉宗周“為之猛省”。他一生對許非常推崇，曾說：“餘年26，從德清許恭簡公游，邑己問學，於今頗有朝聞之說”，“平生服膺許師”。後來他提倡“慎獨”之說，與許孚遠很有關係。
當時朝政黑暗，權臣當道，朋比為奸，·排斥正人。萬曆皇帝昏庸腐朽，深居官中，服食煉丹，數十年不出，大明江山，已是“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劉宗周任官不到一年，就以侍親為由，告辭還鄉。不久，外祖父、祖父相繼去世，他承重守制，於居喪之暇，在大善寺僧舍延課生徒，以此為生。他閒居七年，貧病交加，敝衾破缶，衣食不繼，往往靠借貸度日。但他足跡不至公庭，官吏有慕名造訪的，他也拒而不見。
萬曆四十年（1612年），因人推薦，朝廷下詔恢復劉宗周行人司行人的舊職。在北上途中，路過無錫，拜訪高攀龍。高與顧憲成都是當時的理學巨子，又是東林書院的創建人，天下士大夫仰之為泰山北斗。劉宗周在無錫短暫停留，與高相互切磋學問，有問學三書，一論居方寸，二論窮理，三論儒釋異同與主敬之功。從此劉宗周論學更反躬近里，從事治心之功。
當時東林黨人與朝中大臣互相攻訐，形同水火。劉宗周上《修正學以淑人心以培養國家元氣疏》，指出當時廷臣日趨爭競，黨同伐異之風行，而人心日下，士習日險。他希望朝廷化偏黨而歸於蕩平，不必以門戶分邪正。這篇奏疏對當時的黨爭作了持正的分析，不全以東林黨人為是，也不全以東林黨的政敵為非。但朝中黨派傾向已很明顯，劉宗周在前疏中發明顧憲成之學，被認為同情東林黨。他鑒於群小在位，黨禍將興，就申文吏部，請給假放歸。這時江西巡撫韓浚上疏彈劾劉宗周，比之為少正卯，說他“行偽言堅”，足以亂天下而有餘，乞賜尚方加誅，以為惑世誣民之戒。歸於顧，劉廷元又相繼對他進行攻擊。於是他踏上了歸鄉之路。
解官後，劉宗周的心情反而覺得輕鬆。他早就想潛心學問，擺落世事的纏繞。在《與周生書》中，他寫道：
劉宗周不佞少而讀書，即恥為凡夫。既通籍，每抱耿耿，思一報君父，畢致身之義。偶會時艱，不恤以身試之。風波荊棘之場，卒以取困。愚則愚矣，其志可哀也。然而苦心熟慮，不諱調停，外不知群小，內不見有諸君子，抑又愚矣，其志亦可哀也。嗟乎，時事日非，斯道阻喪，亟爭之則敗，緩調之而亦敗。雖有子房，無從借今日之著，直眼見銅駝荊棘而已！《易》曰：“小人剝廬，終不可久也。”此曹何利之有？吾儕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萬物一體，亦會為此曹著忙。若夫一身之升沉寵辱，則已度外置之矣。惟是學不進，德不修，快取容足之地，而亡其所為天地立心，生民立命之血脈，於世道人心又何當焉？此不佞之所倦倦而不容自已也。昔韓退之中廢，作《進學解》以自勵，遂成名儒，其吾儕今日之謂乎！
小人當道，國事日非，既不能作濟世之名臣，不妨作一個弘道之名儒。因此，劉宗周更加走向了注重內省的治學道路。
劉宗周“早年不喜象山、陽明之學”，認為陸、王心學“皆直信本心以證聖，不喜言克己功夫，則更不用學問思辨之事矣”，容易導致禪學化。所以他曾說：“王守仁之學良知也，無善無惡，其弊也，必為佛老頑鈍而無恥。”但到了中年，他的學術主張發生了很大變化。這次解官後，他閉門讀書，“悟天下無心外之理，無心外之學”，轉向了陸王心學，著《心論》一文，闡發了自己的心學觀，認為“只此一心，散為萬化，萬化復歸於一心”，“大哉心乎，原始要終，是故知死生之說”。表明劉宗周完成了對心學從“始而疑”到“中而信”的轉變。
劉宗周在教學之暇，劉宗周撰成《論語學案》、《曾子章句》兩部重要著作。在《論語學案》中，劉宗周強調“學字是孔門第一義”，指示“君子學以慎獨，直從聲外立根基”，“視聽言動，一心也；這點心不存，則視聽言動到處皆病，皆妄矣。若言視思明，聽思聰，言思忠，動思敬，猶近支離。”反映了他的學術思想既由心學中脫胎，又希望矯正心學之失的特徵。這表明劉宗周對陽明心學開始了由“中而信”到“終而辨難不遺餘力”的轉變。
劉宗周家居三年。這期間，他的學術思想日漸成熟，名聲遠揚。而這時明朝的內憂外患也越來越嚴重，東北的滿洲日益強大，明軍連年失利；朝中則黨爭不已，政治腐敗。劉宗周雖身在江湖，但還是心繫魏闕，不在其位，並非不謀其政。他在《與周綿貞（起元）年友書》中，以強烈的憂患意識寫道：
今天下事日大壞，莫論在中在外，皆急需匡救，以緩須臾之決裂。況遐荒遠激，尤非帖然無事之日，又重以茸囗子之釀成弊也久矣。今得一二正人在事，地方之患猶不至一日瓦解耳。敵患孔亟，當事者苟率而處軍國，無一舉動可人意，恐旦夕有變，吾輩士大夫誠不知死所。
他認為，國事弄到現在這個樣子，“吾黨與有罪焉”，不能只怪所謂“奸黨”。他對“正人”的行為作了深刻的反思，指出“吾輩出處語默之間，亦多可議。往往從身名起見，不能真心為國家。”只顧自家博取好名，不以國家為念，如果天下一旦土崩瓦解，將死無葬身之地。所以劉宗周痛切地說：“所云吾黨之罪，在宋人之上，不為虛也！”
紹興蕺山書院明熹宗即位，登用東林黨人， 劉宗周被起用為禮部儀制司添注主事。這時熹宗乳母客氏、近侍魏忠賢干預朝政，劉宗周上疏參劾。疏入，傳旨廷杖六十，幸得葉向高相救獲免。當時上書者多請逐客氏，而糾彈魏忠賢，則自劉宗周始。後來魏忠賢大興黨禍，擾亂國家，劉宗周不幸而言中。天啟三年（1623），劉宗周升為尚寶少卿，鏇告歸。次年，奉聖旨“劉宗周升通政司右通政”，朝廷照會讚揚劉宗周“千秋間氣，一代完人。世曰麒麟鳳凰，學者泰山北斗。”將推他進入內閣。但劉宗周鑒於群賢被逐，不願出山。他上疏推辭說：“世道之衰也，士大夫不知禮義為何物，往往知進而不知退。及其變也，或以退為進。至於以退為進，而下之藏身愈巧，上之持世愈無權，舉天下貿貿然奔走於聲利之場。”他要以自己的行動，來矯正士風，砥礪氣節，為衰世樹一榜樣。他又作了二疏，一申理諸君子發明忠邪之界，一參魏忠賢誤國之罪。二疏送到通政司，司中人目瞪口呆，說：“此何時？進此疏耶？大禍立至矣。”僅把辭職一疏上聞。果然熹宗大怒，降旨說：“劉宗周藐視朝廷，矯性厭世，好生恣放！著革了職，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
此時魏忠賢閹黨當道，緹騎四出，削籍的士大夫遍天下。劉宗周既因得罪魏忠賢得禍，於是慨然嘆道：“天地晦冥，人心滅息，吾輩惟有講學明倫，庶幾留民彝於一線乎！”他召集諸生，於蕺山之麓會講。他認為世道之禍，釀於人心，而人心之惡，以不學而進；今日理會此事，正欲明人心本然之善，他日庶不至凶於爾國，害於爾家。
會講每月舉行一次，到年終輟講。每次會講，劉宗周都令學者收斂身心，使根抵凝定，為人道之基。他曾說：“此心絕無湊泊處。從前是過去，向後是未來，逐外是人分，搜里是鬼窟。四路把截，就其中間不容髮處，恰是此心湊泊處。此處理會得分明，則大本達道，皆從此出。”於是他提出“慎獨”之說，作為自己學術思想的根本所在。
學說宗旨
“慎獨”說是劉宗周學說的宗旨。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反覆強調“慎獨”之重要。他說：
慎獨是學問的第一義。言慎獨而身、心、意、知、家、廁、天下一齊俱到。故在《大學》為格物下手處，在《中庸》為上達天德統宗、徹上徹下之道也。
劉宗周手札又說：《大學》之道，一言以蔽之，曰慎獨而已矣。《大學》言慎獨，《中庸》亦言慎獨。慎獨之外，別無學也。
可見劉宗周把“慎獨”提到了很高的地位。他認為“君子之學，慎獨而已矣”，“學問吃緊工夫，全在慎獨，人能慎獨，便為天地間完人。”?那么什麼是“獨”？劉宗周的學生陳確解釋說：“獨者，本心之謂，良知是也。”“獨”即是本心，即是良知，是人具有的一種主觀道德能力，“慎獨”則是一種內省的道德修養功夫。劉宗周把“獨”提升到本體論高度，而把“慎獨”說成是最重要的修養方法：“獨之外別無本體，慎獨之外別無功夫。”“獨即天命之性所藏精處，而慎獨即盡性之學。”所以，“獨”是“至善之所統會”，所謂“致知在格物，格此而已。”“獨者，物之本，而慎獨者，格之始事也。”這裡，不僅宇宙中的萬事萬物，而且人類的一切道德準則都統攝在“獨”（或者叫本心、良知）之中：“獨中具有喜、怒、哀、樂。四者，即仁、義、禮、智之別名。”
既然“獨”相當於王陽明所說的“良知”，“慎獨”的功夫相當於“致良知”，那么為何劉宗周還要立異呢？他本人對此有所解釋：
千古相傳只慎獨二字要訣，先生（指王陽明）言致良知，正指此。但此獨字換良字，覺於學者好易下手耳他認為“良知”說不如“慎獨”說簡易明白，後者更便於學者下手。而且“良知”說還有流於禪學的危險。
“慎獨”說是劉宗周的道德修養論。他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提出“慎獨”，主要是針對當時的士風，希望通過內省的功夫，收拾人心，使人人向善，躋於道德之域，以解救“世道之禍”。因此，他高度概括了“慎獨”的重要性：
君子由慎獨以致吾中和，而天地萬物無所不本、無所不達矣。達於天地，天地有不位乎？達於萬物，萬物有不育乎？天地此中和，萬物此中和，吾心此中和，致則俱致，一體無間。
人心與天地、萬物關係極大，通過“慎獨”的功夫治心，心為天地萬物之本，本正則天地萬物悉正，以此為出發點，齊家則家齊，治國則國治，天下太平則易如反掌。這裡，體現出劉宗周思想的心學特徵。“誠意”與“慎獨”密切相關。如果說“慎獨”是劉宗周全部學說的宗旨，那么“誠意”則是他的全部學說的根基。這裡，先要理解什麼是“意”。劉宗周說：
意者，心之所以為心也。止言心，則心只是徑寸虛體耳，著個意字，方見下了定盤針，有子午可指。
心之主宰日意，故意為心本。不是以意生心故曰本，猶身里言心，心為身本也。
因此，“意”是“心”之本體，是人心中超越的價值，是“至善”，是“道心”，是“至善之所上”。劉宗周還特別指出，“意”是“有而未始滯於有，無而未始淪於無，蓋妙於有無之間而不可以有無言者”，也就是說，“意”合攝了一切價值但又不表現為任何具體的價值規定，具一切相而不落於任何實相。所以“意為心之所存，非所發”，為未發之中。
“意”既然不是現實的活動，而只是一種超越的潛存，那么它就不可能是“動念”，而是“至靜”。劉宗周與弟子的一段對話說：
劉宗周與王陽明觀點同道問：“一念不起時，意在何處？”
先生曰：“一念不起時，意恰在正當處也。念有起滅，意無起滅也。”
又曰：“事過應寂後，意歸何處？”
先生曰：“意淵然在中，動而未嘗動，所以靜而未嘗靜也。”
在關於“未發之中”這一點上，劉宗周揭出“意”這一個重要範疇，指出“意無所為善惡，但好善惡惡而已”，也就是說，“意”只是善必好，惡必惡的一種潛在意向，不是好善惡惡的具體活動。由此出發，他對朱熹、陸九淵、王陽明等人都進行了批評：
朱子惑於禪而辟禪，故其失也支；陸子入於禪而避禪，故其失也粗；文成（即王陽明）似禪而非禪，故不妨用禪，其失也玄。
劉宗周所說的一意”既然如此，那么如何“誠意”呢？他說：
意根最微，誠體本天。本天者，至善者也。以其至善還之至微，乃見真止；定靜安慮，次第俱到。
也就是說，通過“定靜安慮”的功夫，使意“以其至善還之至微”，以實現對超驗價值本體的還原。《中庸》說“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孟子》說“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誠意”就是要以“思誠”的人道踐履實現天道的本誠。劉宗周說：“誠意雲者，即思誠一點歸宿工夫也。”正因為“誠意”是一點歸宿功夫，故正心先誠意，這是“由末以之本”，因為“誠以體言，正以用言”，誠意是體，正心是用。“誠意”的功夫就是“慎獨”。劉宗周說：
《大學》之道，誠意而已矣。誠意之功，”慎獨而已矣。意也者，至善歸宿之地，其為物不二，故曰獨。其為物不二，而生物不測，所謂物有本末也。格物致知，總為誠意而設，亦總為慎獨而設也。非誠意之先，又有所謂致知之功也。故誠意者《大學》之專義也，前此不必在格物，後此不必在正心也。亦《大學》之了義也，後此無正心之功，並無修治平之功也。
這樣，誠意、慎獨與致知、正心實際上是合一的，沒有先後之分，格物致知的目的就是誠意。在《學言》中，劉宗周又說：
《大學》之教只要人知本。天下國家之本在身，身之本在心，心之本在意。意者，至善之所止也，而工夫則從格致始。正致其知本之知，而格其物有本末之物，歸於止至善雲耳。格致者，誠意之功。功夫結在主意中，方為真功夫。如離卻意根一步，亦更無格致可言。故格致與誠意，二而一，一而二者也。
可見，格致是誠意的手段或方式（功夫），誠意則是格致的目的或歸宿。通過“格物致知”這樣的經驗性方式，去體認人心中的超越的至善本體——意。因此，格致與誠意是二而一、一而二的。
牟宗三先生將劉宗周這種“誠意”、“慎獨”的學說概括為“以心著性”、“歸顯於密”。的確，誠意、慎獨的內傾性極為明顯。劉宗周希望通過對內在超越的道德本體的探求，找到一個現實道德實踐的理論基礎，然後再向外展開，去尋求這種超驗本體的實現方式，達到本體與功夫的合一，由誠意而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學術成就
《劉宗周全集》劉宗周被革職後，閒居講學達四年之久。在這一時期，明代閉禍達到頂峰。東林、首善等講學書院被毀，並榜東林黨人姓名於天下。很多士大夫被削籍為民、逮捕入獄甚至被處死，知識界遭受到空前浩劫。天啟五年（1625年）七月，楊漣、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顧大章等“六君子”先後被魏忠賢掠殺於鎮撫司獄中。這六人之中，有好幾位都是劉宗周的密友。劉宗周知道他們的死訊，以悲憤的心情寫了一篇《吊六君子賦》。隨後，密友高攀龍自沉於止水，黃尊素也被殺害。劉宗周本人也被列入了黑名單。不久熹宗崩，信王朱由檢嗣位，改元崇禎，大赦天下，解除了黨禁，斥逐閹黨，為死難者恢復名譽，給還削籍諸臣官誥。
劉宗周才幸免於難，被起用為順天府尹。崇禎即位之初，即欲改弦更張，勵精圖治，朝政出現了一些新氣象，明朝的社稷似乎有了一線新希望。劉宗周飽含熱情，來到北京，上《面恩預矢責難之義以致君堯舜疏》，希望崇禎“超然遠覽，以堯舜之學，行堯舜之道”，崇禎認為這是迂闊之言。崇禎求治心急，人才、餉糧、流寇、邊患等常縈繞在心，希望群臣能拿出一些行之有效的具體措施。劉宗周卻認為這些都是刑名之術，近於功利，人主應以仁義為本。因議論不合，他只作了一年順天府尹，就告病回鄉，與陶爽齡成立“證人社”，會集同志講學。會期定於每月的三日這天，辰集午散。劉宗周撰定《證人社約》，分為學撤、會儀、約言、約戒四部分，作為證人社的章程。後來劉宗周將證人社歷次會講編為《證人社語錄》。
這以後，劉宗周又獨自講學，先後著《第一義》等說，輯《鄉約小相編》、《劉氏宗約》、《聖學宗要》，著《證人小譜》，又輯《孔孟合壁》、《五子連珠》等書，一方面對程朱陸王的學說進行篩選，另一方面繼續自己獨立的思考和學術活動，完善自己的哲學思想。
崇禎九年（1636年），朝廷詔升劉宗周為工部左侍郎。此時東北滿洲已建國號為清，日益強大；明王朝內部人民起義已經如火如荼，江山已搖搖欲墜，崇禎求治的希望化為泡影。劉宗周多年賦閒，對明王朝的痼疾了解得很清楚。冰凍三日，非一日之寒，急功近利，是無法解決國家的根本問題的。他希望能從皇帝本人做起，先修德治心，親近儒臣，這才是為治的根本。他向崇禎上《痛切時艱直陳轉亂為治之機以仰紓宵旰疏》，歷數從前弊政，請崇禎帝更調化瑟。他說：
抑臣聞之，有天德者然後可以語王道，其要在於懼獨。故聖人之道，非事事而求之也。臣願皇上視朝之暇，時近儒臣，聽政之餘，益被經史，日講求二帝三王之學，求其獨體而慎之，則中和位育，庶幾不遠於此而得之。
劉宗周向崇禎推銷自己的“慎獨”之學，崇禎帝當然不會感興趣。這位後來的亡國之君急求嚮往的是如果打退清兵，平息內亂，如何籌集軍餉，解決財政危機。他認為劉宗周的話是迂闊無用的陳詞濫調。疏中劉宗周對他的所作所為加以批評，這位剛愎自用的皇帝不想再聽逆耳之言，龍顏大怒，傳諭內閣，想加以重處。後來他又想，劉宗周素有清名，不妨放他一馬，我也樂得一個能容直言的名聲。劉宗周才得以平安過關。
也許作名儒比作名臣容易一些，劉宗周入朝後，很有些勉為其難。他在給兒子劉伯的信中說：
勉強拜命，真如牽羊人屠肆耳。及既拜命，則不便再容易抽身，只得以老病之身許之君父，意欲得當以報君恩，以了生平耿耿之懷，是以有前日之疏。
紹興蕺山書院既然入了朝廷；食了君家的俸祿，就要為朝廷分憂。但犯顏直言吧，人家認為迂闊，不高興，不說吧，又對不起自己作為孔孟之徒的良心。劉宗周就是以這種心情，勉強入仕。他始終認為，人心為禍之烈，皇帝躬親庶務之非，必須自去其聰明，慎獨用賢，昭世教以正人心，崇儒重道，始可救衰亡於萬一。但他對國家大事的關切，得不到皇帝的賞識。這時有人上疏說“劉宗周才謂不足而道學有餘，主治未獲經綸之益，甄士殊多砥礪之功”，於是劉宗周再次告病求歸。行至德州，上《微臣身切時艱敢因去國之轍恭申慰悃兼附芻蕘之獻疏》，極言賢奸顛倒，任用匪人之禍，崇禎大怒，降旨：“劉宗周明系比私敵政，顛倒是非，姑著革職為民！”
政治上的失意，卻換來了學術上的豐收。劉宗周從宦海漩渦之中解脫出來，將更多的時間投入講學與著述之中。在他的學術主張中，“誠意”、“慎獨”始終占據了重要地位。但直到這時，他才把自己關於《大學》“誠意”、《中庸》“已發”、“未發”的學說向學者系統地公開，劉宗周的哲學思想已臻於定型。
崇禎十一年（1638），劉宗周完成了《陽明先生傳信錄》一書的刪定。他做這項工作的目的，是要糾正王學末流之弊，故選錄他認為功夫最切近、最合於王陽明早年篤實精神的部分，並加了按語，反覆辨析，澄清混亂。早在天啟六、七年間，劉宗周就輯過《皇明道統錄》一書，共七卷，體裁仿朱熹《名臣言行錄》，首記平生行履，次抄語錄，末附斷語，褒貶俱出獨見。該書對當世推為大儒的薛(王宣)、陳獻章、羅欽順、王畿等人都有貶詞，而對曹端、胡居仁、陳選、蔡清、王守仁、呂(木冉)諸人無間言。當時他特別推崇王陽明，說：
先生承絕學於詞章訓治之後，一反求諸心而得其所性之覺日良知，因示人以求端用力之要日致良知。良知為知，見知不囿於聞見；致良知為行，見行不滯於方隅。即知即行，即心即物，即靜即動，即體即用，即功夫，即本體，即上即下，無之不一，以救學者支離眩騖務華而絕根之病，可謂震霆啟寐，烈耀破迷，自孔孟以來，未有若此之深切著明者也。
但是，因王陽明的學說與朱熹之說不無牴牾，且極力表章陸九淵，故有人疑“良知”之說或出於禪。劉宗周雖然承認陽明之學“從《五經》中印證過來，其為廓然聖路無疑”，但又說：“特其急於明道，往往將向上一幾，輕於指點，啟後學躐等之弊有之”。由於王陽明語焉不詳，後學之人曲解了他的意思流入禪學，這在陽明弟子王畿（龍溪）那裡表現得尤為明顯。劉宗周批評說：“至龍溪直把良知作佛性看，懸空期個悟，終成玩弄光景，雖謂之操戈入室可也。”操戈入室，指入禪門之室。如關於有名的“四句教”，劉宗周認為考之《陽明集》中並不經見，為陽明的未定之見，平日雖曾說過這樣的話，但未敢筆於書以滋學者之惑。至王畿始雲“四有之說，猥犯支離”，勢必進之四無而後快。劉宗周批評說：
既無善惡，又何有心意知物？終必進之無心無意無知無物而後玄。如此，則致良知三字著在何處？
王畿“四無”說，認為“心是無善無惡的心，意是無善無惡的意”，將心中本來具有的“意”的至善品格抹殺了，只剩下一個空寂虛無的心，這樣，就墮入了禪學，使“致良知”三字沒有了著落。
紹興蕺山書院劉宗周雖然沒有過多地對王陽明進行正面批評，但他認為王陽明在有些問題上語焉不詳可能導致後學者誤入歧途。因此，他極力辨解王陽明“似禪而非禪”。王陽明主張“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本身沒有錯，這正是儒家修養的正途，錯的是他不知先天有止，卻叫人在念起念滅時用為善去惡之力，終非究竟一著，故失之粗。
對於“四句教”，劉宗周認為其根本錯誤在於對“意”的理解上。他多次說過。“陽明將意字認壞”，“先生解《大學》，於意字看不清楚”。如第一句“無善無噁心之體”，劉宗周認為應該改為“有善無噁心之體”。因為“意”為心體，是人類具有的一種先天性的好善惡惡的潛能，應該是純粹的善。第二句“有善有惡意之動”則錯得更遠。因為“意”是超越動靜的“至靜”，它是不動的，是“未發”，動的是“念”。第三句“知善知惡是良知”第四句“為善去惡是格物”雖然沒有大錯，但因大本已失，所謂“良知”，所謂“格物”也就徒勞無功。所以劉宗周總結說：
若心體果是無善無惡，則有善有惡之意又從何處來？知善知惡之知又從何處來？為善去惡之功又從何處起？無乃語語斷流絕港乎！
王畿從王陽明“四句教”中推論出“四無說”，就與禪學沒有什麼區別了。因此劉宗周又對禪學進行了批評。他說：
釋氏之學本心，吾儒之學亦本心，但吾儒自心而推之意與知，其功夫實地卻在格物，所以心與天通。釋氏言心便言覺，合下遺卻意，無意則無知，無知則無物，其所謂覺，亦只是虛空圓寂之覺，與吾儒盡物之心不同。
對禪學的批評實際上就是對王畿等人的批評。他認為禪學、儒學雖然都在談“本心”，但禪學之“本心”沒有任何內容，是虛寂，而儒學之“本心”中有“意”這種超越的至善存在。所以兩家在認識心的本體上有很大差別。不僅如此，在功夫上也是截然不同的。禪學的功夫是覺，通過頓悟去覺此心之空，萬事皆空；儒家則強調“格物”的功夫，由格物而有三綱領八條目。王畿的“四無說”，以黨育性，一覺無餘事，是率天下都是禪，因而背離了儒學，甚至也不合王陽明的原意。劉宗周主張將“四無說”改為“四有說”，即：“心是有善無惡的心，則意亦是有善無惡之意，知亦是有善無惡之知，物亦是有善無惡之物。”這樣，就解決了本體與功夫之間的關係問題，劃清了儒與禪間的界線。
除《陽明先生傳信錄》外，劉宗周還撰定了《經籍考》、 《古學經》，輯《古國小集記》、《古國小通記》，並著《原旨》、《治念說》。這些學術活動的目的，都是與他的學術主張密切相關的。
後期生活
崇禎十五年（1642），劉宗周被重新起用為左都御史。儘管劉宗周不太情願復出，但君命難違，他還是去了。入朝後，劉宗周多次上疏，請崇禎革除弊政，以擺脫國家的危機。在《敬循職掌條列風紀之要以佐聖治疏》中，他提出“建道撰”、“貞法守”、“崇國體”、“清伏奸”、“懲官邪”、“飭吏治”等策略。劉宗周雖素負清望，但畢竟只是一位飽讀詩書的學者、思想家，而不是一位運籌帷幄的政治家，因此他的一些主張並不合時宜。在當時明朝江山已是風雨飄搖，但劉宗周認為“今天下非無才之患，而無本心之患”，因此主張“治心”是解救時艱的根本。他要求崇禎“明聖學以端治本”、“躬聖學以建治要”、“崇聖學以需治化”。這表明在劉宗周那裡，儒家經世致用的實效已經喪失。
劉宗周在關於西洋傳教士湯若望的爭論中，劉宗周的主張更暴露出當時儒學已經缺乏應變能力。崇禎帝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打算用湯若望製造火器，希望利用西洋的先進技術，解決內憂外患問題。如果崇禎此舉能順利進行，也許中國可以從此由冷兵器時代進入火器時代，並由兵器製造業引發一場工業革命，甚至中國近四百年的歷史都要重寫。但是，劉宗周堅決反對重用湯若望，更堅決反對製造火器。他說：“臣聞用兵之道，太上湯武之仁義，其次桓文之節制，下此非所論矣。”“今日不待人而恃器，國威所以愈頓也。”“火器終無益於成敗之數。”他把湯若望看成異端之人，請崇禎“放還本國，以永絕異端之根。”他堅持“仁義”說，反對革新兵器，更拒絕接納西洋的天主教。表明儒家傳統已失去了寬宏大量的開放精神，這也許是近四百年來中國落伍、中華文化發生危機的原因之一。
崇禎帝急於求治，劉宗周卻說先治心，崇禎帝要求才望之士，劉宗周卻說操守第一；崇禎帝訪問退敵弭寇之術，劉宗周卻說仁義為本。故崇禎說他“愎拗偏迂”，又一次將他革了職。這一年劉宗周六十五歲，這是他第三次被革職。他在《與祁世培書》中說：“抱頭南下，便無面目見江東父老。”
革職後，劉宗周繼續進行學術活動，發揮“誠意”、“慎獨”的學術思想。他又寫下了《讀易圖說）、《易衍》、《古易鈔義》、《大學誠意章章句》、《證學雜解》、《良知說》、《存疑雜著》等重要著作。他對王陽明及其後學進行了批評，認為“後來學問只有一個工夫，凡分內分外，分動分靜，說有說無，劈成兩下，總屬支離。”可見，劉宗周在一些關鍵問題上，對宋明理學進行了總結。
崇禎十七年（1644），李自成率領的農民軍攻破北京，崇禎自縊身亡。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監國，建立南明，詔起復劉宗周左都御史原官。福王政權不僅於內政外交上沒有任何作為，反而繼承了崇禎朝的所有弊端：黨爭，苛斂，苟且偷安，等等。劉宗周上疏獻計，一曰據形勢以規進取，一曰重藩屏以資彈壓，一曰慎爵賞以肅軍情，一曰核舊官以立臣紀。又上疏請誅內外不職諸臣，於是他成為眾矢之的，受到排擠。劉宗周對崇禎亡國的原因進行了分析，認為“先帝無亡國之徵，而政之弊有四：一曰治術坏於刑名，二曰人才消於黨論，三曰武功喪於文法，四曰民命促於賄賂，所謂四亡征也。”他希望福王政權能改弦易轍，吸取教訓，但這只是他一廂情願。在愈演愈烈的黨爭中，他不得不辭職。但他沒有忘記盡一個孔孟之徒的責任，在出都門前，上《再陳謝悃疏》，對福王進行最後忠告。他的忠告有五條：一曰修聖政，無以近娛忽遠猷；二曰振玉綱，無以主恩傷臣紀；三曰明國是，無以邪鋒危正氣；四曰端治術，無以刑名先教化；五曰固邦本，無以外釁釀內憂。福王不予理睬。劉宗周曆經萬曆、天啟、崇禎、弘光四朝，“通籍四十五年，在仕六年有半，實立朝者四年。”
回到紹興後，劉宗周與門人編定了《中興金鑒》。該書原本為福王而作，旨在總結歷史上中興之主的歷史經驗，作為福王的借鑑。分為祖鑒、近鑒、遠鑒、王鑑、五帝鑒。該書最終沒能送到福王手中。劉宗周又對《大學》進行了考訂，著《大學參疑》，確定了《大學》的文本，並略為詮解。
這一時期他最重要的工作是改訂《人譜》。該書原名《證人小譜》，成書於崇禎七年（1634），以後三易其稿。在定稿自序中，劉宗周說：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今之言道者，高之或淪於虛無，以為語性而非性也，卑之或出於功利，以為語命而非命也。非性非命，非人也。則皆遠人以為道者也。然二者同出異名，而功利之惑人為甚。老氏以虛言道，佛氏以無言道，其說最高妙，雖吾儒亦視以為不及。乃其意主於“了生死”，其要歸之自私自利。故大上有《感應篇》，佛氏亦多言因果，大抵從生死起見。而動靜虛無以設教，猥雲功行，實恣邪妄，與吾儒“惠迪從逆”之旨霄壤。是虛無之說，正功利之尤者也。
劉宗周對《人譜》極為重視。他認為佛教談因果、道教談感應，都出於功利目的，不能真正成就聖賢人格。而儒者所傳的《功過格》，也難免入於功利之門。他認為：“今日開口第一義，須信我輩人人是個人。人便是聖人之人，聖人卻人人可做。”如何成聖？這便是《人譜》一書的目的。該書先列《人極圖》，第二篇為《證人要旨》，第三篇為《紀過格》，最後附以《訟過法》、《靜坐法》、《改過說》。“言過不言功，以遠利也。”他認為“諾人者莫近於是”，“學者誠知人之所以為人，而於道亦思過半矣。將馴是而至於聖人之域，功崇業廣，又何疑乎！”
《人譜》是劉宗周的絕筆。他後來在絕食期間對兒子劉燦說：“做人之方，盡於《人譜》。”弘光元年（1645）五月，清兵攻破南京，福王被俘遇害，潞王監國。六月十三日（7月6日），杭州失守，潞王降清。十五日（7月8日）午刻，劉宗周聽到這一訊息，時方進膳，推案慟哭說：“此予正命時也。”於是他決定效法伯夷叔齊，開始絕食。他說：
至於予之自處，惟有一死。先帝（指崇禎）之變，宜死；南京失守，宜死；今監國納降，又宜死。不死，尚俟何日？世豈有偷生御史大夫耶？
當時江南士大夫紛紛降清，做了貳臣，玷污名教，背叛了平時所學之道。劉宗周要以自己的行動，成就自己的人格，為衰世作一表率。弘光元年（1645）閏六月初八日（7月30日），劉宗周前後絕食兩旬而死。其子劉勺遵照他的遺命，曰：皇明蕺山長念台劉子之柩。
明史記載
劉宗周，字起東，山陰人。父坡，為諸生。母章氏妊五月而坡亡。既生宗周，家酷貧，攜之育外家。後以宗周大父老疾，歸事之，析薪汲水，持藥糜。然體孱甚，母嘗憂念之不置，遂成疾。又以貧故，忍而不治。萬曆二十九年，宗周成進士，母卒於家。宗周奔喪，為堊室中門外，日哭泣其中。服闋，選行人，請養大父母。遭喪，居七年始赴補。母以節聞於朝。
宗周始受業於許孚遠。已，入東林書院，與高攀龍輩講習。馮從吾首善書院之會，宗周亦與焉。越中自王守仁後，一傳為王畿，再傳為周汝登、陶望齡，三傳為陶奭齡，皆雜於禪。奭齡講學白馬山，為因果說，去守仁益遠。宗周憂之，築證人書院，集同志講肄。且死，語門人曰：“學之要，誠而已，主敬其功也。敬則誠，誠則天。良知之說，鮮有不流於禪者。”宗周在官之日少，其事君，不以面從為敬。入朝，雖處暗室，不敢南向。或訊大獄，會大議，對明旨，必卻坐拱立移時。或謝病，徒步家居，布袍粗飯，樂道安貧。聞召就道，嘗不能具冠裳。學者稱念台先生。子汋，字伯繩。
時有昆黨、宣黨與東林為難。宗周上言：“東林，顧憲成講學處。高攀龍、劉永澄、姜士昌、劉元珍，皆賢人。于玉立、丁元薦，較然不欺其志，有國士風。諸臣摘流品可也，爭意見不可；攻東林可也，黨昆、宣不可。”黨人大嘩，宗周乃請告歸。
天啟元年，起儀制主事。疏言：“魏進忠導皇上馳射戲劇，奉聖夫人出入自由。一舉逐諫臣三人，罰一人，皆出中旨，勢將指鹿為馬，生殺予奪，制國家大命。今東西方用兵，奈何以天下委閹豎乎？”進忠者魏忠賢也，大怒，停宗周俸半年。尋以國法未伸請戮崔文升以正弒君之罪，戮盧受以正交私之罪，戮楊鎬、李如楨、李維翰、鄭之范以正喪師失地之罪，戮高出、胡嘉棟、康應乾、牛維曜、劉國縉、傅國以正棄城逃潰之罪；急起李三才為兵部尚書，錄用清議名賢丁元薦、李朴等，諍臣楊漣、劉重慶等，以作仗節徇義之氣。帝切責之。累遷光祿丞、尚寶、太僕少卿，移疾歸。四年，起右通政，至則忠賢逐東林且盡，宗周復固辭。忠賢責以矯情厭世，削其籍。
崇禎元年冬，召為順天府尹。辭，不許。明年九月入都，上疏曰：
陛下勵精求治，宵旰靡寧。然程效太急，不免見小利而速近功，何以致唐、虞之治？夫今日所汲汲於近功者，非兵事乎？誠以屯守為上策，簡卒節餉，修刑政而威信布之，需以歲月，未有不望風束甲者，而陛下方銳意中興，刻期出塞。當此三空四盡之秋，竭天下之力以奉飢軍而軍愈驕，聚天下之軍以博一戰而戰無日，此計之左也。
今日所規規於小利者，非國計乎？陛下留心民瘼，惻然痌瘝，而以司農告匱，一時所講求者皆掊克聚斂之政。正供不足，繼以雜派；科罰不足，加以火耗。水旱災傷，一切不問，敲扑日峻，道路吞聲，小民至賣妻鬻子以應。有司以掊克為循良，而撫字之政絕；上官以催征為考課，而黜陟之法亡。欲求國家有府庫之財，不可得已。
功利之見動，而廟堂之上日見其煩苛。事事糾之不勝糾，人人摘之不勝摘，於是名實紊而法令滋。頃者，特嚴贓吏之誅，自宰執以下，坐重典者十餘人，而貪風未盡息，所以導之者未善也。賈誼曰：“禮禁未然之先，法施已然之後。”誠導之以禮，將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無狗彘之心，所謂禁之於未然也。今一切詿誤及指稱賄賂者，即業經昭雪，猶從吏議，深文巧詆，絕天下遷改之途，益習為頑鈍無恥，矯飾外貌以欺陛下。士節日隳，官邪日著，陛下亦安能一一察之。
且陛下所以勞心焦思於上者，以未得賢人君子用之也，而所嘉予而委任者，率奔走集事之人：以摘發為精明，以告訐為正直，以便給為才諝，又安所得賢者而用之？得其人矣，求之太備，或以短而廢長；責之太苛，或因過而成誤。
且陛下所擘畫，動出諸臣意表，不免有自用之心。臣下救過不給，讒諂者因而間之，猜忌之端遂從此起。夫恃一人之聰明，而使臣下不得盡其忠，則耳目有時壅；憑一人之英斷，而使諸大夫國人不得衷其是，則意見有時移。方且為內降，為留中，何以追喜起之盛乎？數十年來，以門戶殺天下幾許正人，猶蔓延不已。陛下欲折君子以平小人之氣，用小人以成君子之公，前日之覆轍將復見於天下也。
陛下求治之心，操之太急。醞釀而為功利，功利不已，轉為刑名；刑名不已，流為猜忌；猜忌不已，積為壅蔽。正人心之危，所潛滋暗長而不自知者。誠能建中立極，默正此心，使心之所發，悉皆仁義之良，仁以育天下，義以正萬民，自朝廷達於四海，莫非仁義之化，陛下已一旦躋於堯、舜矣。
帝以為迂闊，然嘆其忠。
未幾，都城被兵，帝不視朝，章奏多留中不報。傳旨辦布囊八百，中官競獻馬騾，又令百官進馬。宗周曰：“是必有以遷幸動上者。”乃詣午門叩頭諫曰：“國勢強弱，視人心安危。乞陛下出御皇極門，延見百僚，明言宗廟山陵在此，固守外無他計。”俯伏待報，自晨迄暮，中官傳旨乃退。米價騰躍，請罷九門稅，修賈區以處貧民，為粥以養老疾，嚴行保甲之法，人心稍安。
時樞輔諸臣多下獄者，宗周言：“國事至此，諸臣負任使，無所逃罪，陛下亦宜分任咎。禹、湯罪己，興也勃焉。曩皇上以情面疑群臣，群臣盡在疑中，日積月累，結為陰痞，識者憂之。今日當開示誠心，為濟難之本，御便殿以延見士大夫，以票擬歸閣臣，以庶政歸部、院，以獻可替否予言官。不效，從而更置之，無坐錮以成其罪。乃者朝廷縛文吏如孤雛，而視武健士不啻驕子，漸使恩威錯置。文武皆不足信，乃專任一二內臣，閫以外次第委之。自古未有宦官典兵不誤國者。”又劾馬世龍、張鳳翼、吳阿衡等罪，忤帝意。
三年以疾在告，進祈天永命之說，言：
法天之大者，莫過於重民命，則刑罰宜當宜平。陛下以重典繩下，逆黨有誅，封疆失事有誅。一切詿誤，重者杖死，輕者謫去，朝署中半染赭衣。而最傷國體者，無如詔獄。副都御史易應昌以平反下吏，法司必以鍛鍊為忠直，蒼鷹乳虎接踵於天下矣。願體上天好生之心，首除詔獄，且寬應昌，則祈天永命之一道也。
法天之大者，莫過於厚民生，則賦斂宜緩宜輕。今者宿逋見征及來歲預征，節節追呼，閭閻困敝，貪吏益大為民厲。貴州巡按蘇琰以行李被訐於監司。巡方黷貨，何問下吏？吸膏吮脂之輩，接跡於天下矣。願體上天好生之心，首除新餉，並嚴飭官方，則祈天永命之又一道也。
然大君者，天之宗子；輔臣者，宗子之家相。陛下置輔，率由特簡。亦願體一人好生之心，毋驅除異己，構朝士以大獄，結國家朋黨之禍；毋寵利居成功，導人主以富強，釀天下土崩之勢。
周延儒、溫體仁見疏不懌。以時方禱雨，而宗周稱疾，指為偃蹇，激帝怒，擬旨詰之。且令陳足兵、足餉之策，宗周條畫以對，延儒、體仁不能難。
為京尹，政令一新，挫豪家尤力。閹人言事輒不應，或相詬誶，宗周治事自如。武清伯蒼頭毆諸生，宗周捶之，枷武清門外。嘗出，見優人籠篋，焚之通衢。周恤單丁下戶尤至。居一載，謝病歸，都人為罷市。
八年七月，內閣缺人，命吏部推在籍者，以孫慎行、林釺及宗周名上。詔所司敦趨，宗周固辭不許。明年正月入都，慎行已卒，與釺入朝。帝問人才、兵食及流寇猖獗狀。宗周言：“陛下求治太急，用法太嚴，布令太煩，進退天下士太輕。諸臣畏罪飾非，不肯盡職業，故有人而無人之用，有餉而無餉之用，有將不能治兵，有兵不能殺賊。流寇本朝廷赤子，撫之有道，則還為民。今急宜以收拾人心為本，收拾人心在先寬有司。參罰重則吏治壞，吏治壞則民生困，盜賊由此日繁。”帝又問兵事。宗周言：“御外以治內為本。內治修，遠人自服，乾羽舞而有苗格。願陛下以堯、舜之心，行堯、舜之政，天下自平。”對畢趨出。帝顧體仁迂其言，命釺輔政，宗周他用。鏇授工部左侍郎。逾月，上《痛憤時艱疏》，言：
陛下銳意求治，而二帝三王治天下之道未暇講求，施為次第猶多未得要領者。首屬意於邊功，而罪督遂以五年恢復之說進，是為禍胎。己巳之役，謀國無良，朝廷始有積輕士大夫之心。自此耳目參於近侍，腹心寄於干城，治術尚刑名，政體歸叢脞，天下事日壞而不可救。廠衛司譏察，而告訐之風熾；詔獄及士紳，而堂廉之等夷；人人救過不給，而欺罔之習轉甚；事事仰成獨斷，而諂諛之風日長。三尺法不伸於司寇，而犯者日眾，詔旨雜治五刑，歲躬斷獄以數千，而好生之德意泯。刀筆治絲綸而王言褻，誅求及瑣屑而政體傷。參罰在錢穀而官愈貪，吏愈橫，賦愈逋；敲扑繁而民生瘁，嚴刑重斂交困而盜賊日起。總理任而臣下之功能薄，監視遣而封疆之責任輕。督、撫無權而將日懦，武弁廢法而兵日驕，將懦兵驕而朝廷之威令並窮於督、撫。朝廷勒限平賊，而行間日殺良報功，生靈益塗炭。一旦天牖聖衷，撤總監之任，重守令之選，下弓旌之招，收酷吏之威，布維新之化，方與二三臣工洗心滌慮，以聯泰交，而不意君臣相遇之難也。得一文震孟而以單辭報罷，使大臣失和衷之誼；得一陳子壯而以過戇坐辜，使朝寧無吁咈之風。此關於國體人心非淺鮮者。
陛下必體上天生物之心以敬天，而不徒倚風雷；必念祖宗鑑古之制以率祖，而不輕改作。以簡要出政令，以寬大養人才，以忠厚培國脈。發政施仁，收天下泮渙之人心，而且還內廷掃除之役，正懦帥失律之誅，慎天潢改授之途。遣廷臣齎內帑巡行郡國為招撫使，赦其無罪而流亡者。陳師險隘，堅壁清野，聽其窮而自歸。誅渠之外，猶可不殺一人，而畢此役，奚待於觀兵哉。
疏入，帝怒甚，諭閣臣擬嚴旨再四。每擬上，帝輒手其疏覆閱，起行數周。已而意解，降旨詰問，謂大臣論事宜體國度時，不當效小臣歸過朝廷為名高，且獎其清直焉。
時太僕缺馬價，有詔願捐者聽，體仁及成國公朱純臣以下皆有捐助。又議罷明年朝覲。宗周以輸貲、免覲為大辱國。帝雖不悅，心善其忠，益欲大用。體仁患之，募山陰人許瑚疏論之，謂宗周道學有餘，才諝不足。帝以瑚同邑，知之宜真，遂已不用。
其秋，三疏請告去。至天津，聞都城被兵，遂留養疾。十月，事稍定，乃上疏曰：
己巳之變，誤國者袁崇煥一人。小人競修門戶之怨，異己者概坐以崇煥黨，日造蜚語，次第去之。自此小人進而君子退，中官用事而外廷浸疏。文法日繁，欺罔日甚，朝政日隳，邊防日壞。今日之禍，實己巳以來釀成之也。
且以張鳳翼之溺職中樞也，而俾之專征，何以服王洽之死？以丁魁楚等之失事於邊也，而責之戴罪，何以服劉策之死？諸鎮勤王之師，爭先入衛者幾人，不聞以逗留蒙詰責，何以服耿如杞之死？今且以二州八縣之生靈，結一飽颺之局，則廷臣之累累若若可幸無罪者，又何以謝韓爌、張鳳翔、李邦華諸臣之或戍或去？豈昔為異己驅除，今不難以同己相容隱乎？臣於是而知小人之禍人國無已時也。
昔唐德宗謂群臣曰：“人言盧?巳奸邪，朕殊不覺。”群臣對曰：“此乃?巳之所以為奸邪也。”臣每三覆斯言，為萬世辨奸之要。故曰：“大奸似忠，大佞似信。”頻年以來，陛下惡私交，而臣下多以告訐進；陛下錄清節，而臣下多以曲謹容；陛下崇勵精，而臣下奔走承順以為恭；陛下尚綜核，而臣下瑣屑吹求以示察。凡若此者，正似信似忠之類，究其用心，無往不出於身家利祿。陛下不察而用之，則聚天下之小人立於朝，有所不覺矣。天下即乏才，何至盡出中官下？而陛下每當緩急，必委以大任。三協有遣，通、津、臨、德有遣；又重其體統，等之總督。中官總督，置總督何地？總督無權，置撫、按何地？是以封疆嘗試也。
且小人每比周小人，以相引重，君子獨岸然自異。故自古有用小人之君子，終無黨比小人之君子。陛下誠欲進君子退小人，決理亂消長之機，猶復用中官參制之，此明示以左右袒也。有明治理者起而爭之，陛下即不用其言，何至並逐其人？而御史金光辰竟以此逐，若惟恐傷中官心者，尤非所以示天下也。
至今日刑政之最舛者，成德，傲吏也，而以贓戍，何以肅懲貪之令？申紹芳，十餘年監司也，而以莫須有之鑽刺戍，何以昭抑競之典？鄭鄤之獄，或以誣告坐，何以示敦倫之化？此數事者，皆為故輔文震孟引繩批根，即向驅除異己之故智，而廷臣無敢言。
陛下亦無從知之也。嗚呼，八年之間，誰秉國成，而至於是！臣不能為首揆溫體仁解矣。語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體仁之謂也。
疏奏，帝大怒，體仁又上章力詆，遂斥為民。
十四年九月，吏部缺左侍郎，廷推不稱旨。帝臨朝而嘆，謂大臣：“劉宗周清正敢言，可用也。”遂以命之。再辭不得，乃趨朝。道中進三札：一曰明聖學以端治本，二曰躬聖學以建治要，三曰重聖學以需治化，凡數千言。帝優旨報之。明年八月，未至擢左都御史。力辭，有詔敦趨。逾月，入見文華殿。帝問都察院職掌安在，對曰：“在正己以正百僚。必存諸中者，上可對君父，下可質天下士大夫，而後百僚則而象之。大臣法，小臣廉，紀綱振肅，職掌在是，而責成巡方其首務也。巡方得人，則吏治清，民生遂。”帝曰：“卿力行以副朕望。”乃列建道揆、貞法守、崇國體、清伏奸、懲官邪、飭吏治六事以獻，帝褒納焉。俄劾御史喻上猷、嚴雲京而薦袁愷、成勇，帝並從之。其後上猷受李自成顯職，卒為世大詬。
冬十月，京師被兵。請旌死事盧象升，而追戮誤國奸臣楊嗣昌，逮跋扈悍將左良玉；防關以備反攻，防潞以備透渡，防通、津、臨、德以備南下。帝不能盡行。
閏月晦日，召見廷臣於中左門。時姜埰、熊開元以言事下詔獄，宗周約九卿共救。入朝，聞密旨置二人死。宗周愕然，謂眾曰：“今日當空署爭，必改發刑部始已。”及入對，御史楊若橋薦西洋人湯若望善火器，請召試。宗周曰：“邊臣不講戰守、屯戍之法，專恃火器。近來陷城破邑，豈無火器而然？我用之制人，人得之亦可制我，不見河間反為火器所破乎？國家大計，以法紀為主。大帥跋扈，援師逗遛，奈何反姑息，為此紛紛無益之舉耶？”因議督、撫去留，則請先去督師範志完。且曰：“十五年來，陛下處分未當，致有今日敗局。不追禍始，更弦易轍，欲以一切苟且之政，補目前罅漏，非長治之道也。”帝變色曰：“前不可追，善後安在？”宗周曰：“在陛下開誠布公，公天下為好惡，合國人為用舍，進賢才，開言路，次第與天下更始。”帝曰：“目下烽火逼畿甸，且國家敗壞已極，當如何？”宗周曰：“武備必先練兵，練兵必先選將，選將必先擇賢督、撫，擇賢督、撫必先吏、兵二部得人。宋臣曰：‘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死，則天下太平。’斯言，今日針砭也。論者但論才望，不問操守；未有操守不謹，而遇事敢前，軍士畏威者。若徒以議論捷給，舉動恢張，稱曰才望，取爵位則有餘，責事功則不足，何益成敗哉？”帝曰：“濟變之日，先才後守。”宗周曰：“前人敗壞，皆由貪縱使然；故以濟變言，愈宜先守後才。”帝曰：“大將別有才局，非徒操守可望成功。”宗周曰：“他不具論，如范志完操守不謹，大將偏裨無不由賄進，所以三軍解體。由此觀之，操守為主。”帝色解曰：“朕已知之。”敕宗周起。
於是宗周出奏曰：“陛下方下詔求賢，姜埰、熊開元二臣遽以言得罪。國朝無言官下詔獄者，有之自二臣始。陛下度量卓越，妄如臣宗周，戇直如臣黃道周，尚蒙使過之典，二臣何不幸，不邀法外恩？”帝曰：“道周有學有守，非二臣比。”宗周曰：“二臣誠不及道周，然朝廷待言官有體，言可用用之，不可置之。即有應得之罪，亦當付法司。今遽下詔獄，終於國體有傷。”帝怒甚，曰：“法司錦衣皆刑官，何公何私？且罪一二言官，何遽傷國體？有如貪贓壞法，欺君罔上，皆可不問乎？”宗周曰：“錦衣，膏梁子弟，何知禮義？聽寺人役使。即陛下問貪贓壞法，欺君罔上，亦不可不付法司也。”帝大怒曰：“如此偏黨，豈堪憲職！”有間曰：“開元此疏，必有主使，疑即宗周。”金光辰爭之。帝叱光辰，並命議處。翼日，光辰貶三秩調用，宗周革職，刑部議罪。閣臣持不發，捧原旨御前懇救，乃免，斥為民。
宗周罷官家居，淵數往問學。嘗有過，入曲室長跪流涕自撾。杭州失守，淵方葬母，趣竣工。既葬，還家設祭，即投繯而卒，年三十五也。逾二日，宗周餓死。
後世評價
贊曰：劉宗周、黃道周所指陳，深中時弊。其論才守，別忠佞，足為萬世龜鑑。而聽者迂而遠之，則救時濟變之說惑之也。《傳》曰：“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二臣有焉。殺身成仁，不違其素，所守豈不卓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