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詩論
一、對孔子《詩》學思想的新發現所謂對孔子《詩》學思想的新發現，就是指對孔子《詩》學思想中“情”的發現。在孔子的《詩》學思想中有沒有“情”的地位？如果說有，那么“情”占據了一個什麼樣的位置？以往研究孔子《詩》學思想的文章，對這些問題都沒有作出回答。考其原因，主要是這方面材料的缺乏。
歷史是個刪節本，歷史學家為了追求所謂的歷史連續性，總是會有意的刪除或無意的忽略一些歷史情節。儘管這會造成許多歷史的斷層，但歷史又會以突出某點的方式轉移人們的注意力，造成強勢話語對弱勢話語的粗暴壓制。而與此同時，觀念史的研究則是要千方百計的接近這些斷層，以探得歷史的真實。那么這些斷層藏在什麼地方呢？它就藏在傳世文獻最不為人注意的角落，而且常常由於它的突兀出現又突然消失，不能引起人們的注意；或是遺憾的長眠地下，不知有沒有重見天日的幸運。但如果有一天地下的文獻重見了天日，則必將給人的視覺以最猛烈的衝擊，而且會解救被歷史壓制的東西，讓它走出陰暗的角落。比如現在對於“情”的討論就將經歷這樣的一幕。
就郭店簡《性自命出》、《語叢》及上博簡《性情論》來看，在先秦有一個對“情”展開大討論的時期，尤其是討論“情”與“性”之間的關係。當時人對“情”非常重視，而且基本上是高揚的態度，認為人的情感是人本性所固有的東西。至於“情”與“禮樂”的關係，人們認為禮是根據人情製作出來的，樂是人抒發感情的最主要的方式。但這種“情”論卻被自漢儒以來的“性善情惡”的觀念漸漸淹沒了，傳世文獻中的零星記載也沒有引起人們的重視。現在出土文獻引發了人們的新思考，也啟發人們在傳世文獻中尋覓先秦“情”的蹤跡。討論的結果是大家認為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可以互證①。那么作為儒家學派創始人的孔子對“情”是什麼態度呢？雖然《論語》中“情”字僅兩見，但《禮記》等書中卻保留有大量孔子論“情”的話②，從這些論述中我們不難看出，孔子是主“情”論者③。孔子的這種重情思想，自然會影響到他對《詩》的評價與闡釋。但由於歷史汰選的結果，我們在《論語》孔子對《詩》的討論中看不見他對《詩》與“情”關係的討論，有的只是《詩》與禮，《詩》與修身關係的論述。所以以往對孔子《詩》學思想的討論都集中在這一方面，而對於《詩》與“情”的關係卻缺乏論述。現在，上博簡《詩論》的發現適可彌補這方面的思想缺環。
《詩論》第1簡：“詩亡離志，樂亡離情，文亡離言”，是《詩論》開宗明義之論，也是《詩論》的綱要。“詩亡離志”與《禮記·孔子閒居》之“志之所至，詩亦至焉”相協，而“樂亡離情”則點明了孔子對“詩”與“情”關係的認識。
眾所周知，孔子時代，詩與樂不分，孔子論詩也每每兼二者而論。比如《論語》中，孔子兩評《關雎》，一見於《八佾》：“《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一見於《泰伯》：“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或以為於此論樂，而非論詩。其實不然，兩評都是就詩與樂為說。先說“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從樂的角度來說，即所謂“人之情聞歌則感，樂者聞歌則感而為淫，哀者聞歌則感而為傷，《關雎》之聲和而平，樂者聞之而樂其樂，不至於淫；哀者聞之則哀其哀，不至於傷。此《關雎》之所以為美。”④從詩的角度而言，即所謂發乎情而止乎禮，故謂之和。上博簡《孔子詩論》評《關雎》為“攺”，攺者，怡也、和也，因為其能以色喻於禮，能反納於禮也。故其聲則節，其文則禮，得中和之美，合中庸之道，是謂“哀而不淫，樂而不傷。”再說“《關睢》之亂，洋洋乎盈耳哉”。“亂”為音樂的卒章，如朱熹《四書集注》云：“亂，樂之卒章。”但“亂”也可以理解為詩的卒章，《楚辭》即以卒章為亂。《關雎》卒章文意寫君子以琴瑟鐘鼓悅好所求之人，正如《詩論》第14簡所云：“其四章則愉矣，以琴瑟之說，擬好色之愛，以鐘鼓之樂……”有琴瑟之樂，有鐘鼓之樂，故云“洋洋乎盈耳”。所以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中記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而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
孔子這種論詩及樂，論樂及詩，詩樂相通的思想明顯地表現於《詩論》其他簡文中。在論述《頌》、雅夏》、《邦風》時也兼及其音樂特徵。比如第2簡論《頌》云：“頌旁德也，多言後。其樂安而遲，其歌紳而 ，其思深而遠，至矣。”第3論《邦風》云：“邦風其納物也，溥觀人俗焉，大斂材焉，其言文，其聲善。”其中“多言後”，“多言難而怨退者也”，“其納物也，溥觀人俗焉，大斂材焉”等都是詩歌內容為說；所謂“其樂安而遲，其歌紳而 ，”“其聲善”等均是就樂來說的。按竹簡文勢，其論《夏詩》也當言及其音樂特徵。凡此種種皆可證明孔子所謂“樂亡離情”也是就詩而論的，“樂亡離情”也就是“詩亡離情”。
這說明“情”在孔子《詩》學思想占有重要地位，論《詩》重情是孔子《詩》學思想的新發現。在下文我們將看到，“情”在孔子的《詩經》闡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孔子對許多詩篇的解釋，就是從“情”切入的，對詩旨有準確的把握。
二、《詩論》與孔子“論詩”模式
要討論這一問題，首先要搞清《詩論》中的孔子“論詩”。正如學者所論，《詩論》中論詩者不僅僅孔子一人，也有孔子弟子，甚至是孔子弟子的弟子。這個問題其實涉及到《詩論》的作者及先秦《詩》傳等一系列問題，對此，筆者另有專文予以討論，於此不再展開。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孔子“論詩”是《詩論》的主體。下面就根據《詩論》中的“孔子曰”及其所引導的論詩形式，再加上傳世文獻的旁證，要區分《詩論》中的孔子“論詩”。
為了方便論述，茲將簡文依照馬承源先生的排序，抄寫如下。由於涉及的篇名主要集中在第8簡以下，故從第8簡抄起。
《十月》善諀言；▎《雨無正》、▎《節南山》皆言上之衰也，王公恥之；《小旻》多疑心，言不中志也；《小宛》其言不惡，小有怨焉；▎《小弁》、《巧言》則言流人之害也；▎《伐木》8
實咎於其也；▎《天保》其得祿蔑疆矣，巽寡、德古也；┛《祈父》之責，亦有以也；┛《黃鳥》則困天，欲反其古也，多恥者其病之乎？《菁菁者莪》則以人益也；《裳裳者華》則9
《關雎》之攺；┛《梂木》之時；┛《漢廣》之智；┛《鵲巢》之歸；┛《甘棠》之褒；┛《綠衣》之思；《燕燕》之情。┛蓋曰動而偕賢於其初者。┛《關雎》以色喻於禮，10
情愛也。▎《關雎》之攺，則其思益也；┛《梂木》之時，則以其祿也；▎《漢廣》之智，則知不可得也；《鵲巢》之歸，則離者11
好，反納於禮，不亦能攺乎？▎《梂木》福斯在君子，不12
可得，不攻不可能，不亦知恆乎？▎《鵲巢》出以百兩，不亦有離乎？┛《甘13
兩矣，▎其四章則喻矣。┛以琴瑟之悅，擬好色之願；以鐘鼓之樂，14
及其人，敬愛其樹，其褒厚矣！┛《甘棠》之愛，以召公15
召公也；▎《綠衣》之憂，思古人也；▎《燕燕》之情，以其獨也。┛孔子曰：吾以《葛覃》得敬初之詩，民性固然。▎見其美，必欲反其本。夫《葛》之見歌也，則16
《東方未明》有利詞，▎《將中》之言不可不畏也，▎《揚之水》其愛婦悡，▎《采葛》之愛婦，17
因木瓜之報，以愉其怨者也。《杕杜》則情憙其至也。▋18
溺志，既曰天也，猶有怨言。▎《木瓜》有藏願而未得達也。▎交19
幣帛之不可去也。▎民性固然，其有隱志必有以抒也。▎其言有所載而後納，或前之而後交，人不可觸也。吾以《杕杜》得雀20
貴也；《藏大車》之囂也，則以為不可如何？《湛露》之益也，其猶車它與？┛孔子曰：《宛丘》吾善之，▎《猗嗟》吾憙之，▎《鳲鳩》吾信之，▎《文王》吾美之，《清廟》21
之；《宛丘》曰：“洵有情，而亡望。”吾善之；《猗嗟》曰：“四矢反，以御亂。”吾憙之；▎《鳲鳩》曰：“其儀一兮，心如結也。”吾信之；“文王在上，於昭於天。”吾美之；22
《 鹿鳴》以樂始，而會以道；交見善而效，終乎不厭人。▎《兔罝》其用人，則吾取23
以荏（？）菽（？）之古也。▎后稷之見貴也，┛則以文武之德也。┛吾以《甘棠》得宗廟之敬。┛民性固然，甚貴其人，必敬其位；悅其人，必好其所為。惡其人者亦然。24
《腸腸》小人，┛《有兔》不逢時，┛《大田》之卒章知言而有禮，┛《小明》不25
忠，▎《邶·柏舟》悶，▎《谷風》倍，▎《蓼莪》有孝志，▎《隰有萇楚》得而悔之也，▎26
如此，《可斯》雀之矣。▎離其所愛，必曰：“吾奚舍之”，《賓贈》是也。▎孔子曰：《蟋蟀》知難，▎《中氏》君子，▎《北風》不絕人之怨，《子立》27
惡而不閔，《牆有茨》慎密不知言，▎《青蠅》知28
《卷耳》不知人，▎《涉溱》其絕，《芣苡》士，▎《角幡》婦，▎《河水》智，29
第16簡有“孔子曰”，但孔子的話究竟到哪，有分歧。我們認為孔子的話只到“吾以《葛覃》得敬初之詩”，理由如下:《孔子家語》、《孔叢子》歷史上都被定為是偽書，而近年來的出土文獻，內容與《家語》等多吻合之處，尤其是1973年河北定縣簡。於是人們開始重新思考這兩本書的真偽問題，認為儘管這兩本書有可能成書較晚，內容卻是淵源有自，不能簡單的斥之以偽書⑤。《孔叢子·記義》載：
孔子讀《詩》及《小雅》，喟然而嘆曰：吾於《周南》、《召南》見周道之所以盛也；於《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易也；於《淇澳》見學之可以為君子也；於《考槃》見遁世之士而不悶也；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也；於《緇衣》見好賢之心至也；於《雞鳴》見古之君子不忘敬也；於《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也；於《蟋蟀》見陶唐儉德之大也；於《下泉》見亂世之思明君也；於《七月》見豳公之所以造周也；於《東山》見周公之遠志所以為聖也；於《鹿鳴》見君臣之有禮也；於《彤弓》見有功之必報也；於《羔羊》見善政之有應也；於《節南山》見忠臣之憂世也；於《蓼莪》見孝子之思養也；於《楚茨》見孝子之思祭也；於《裳裳者華》見古之賢者世保其祿也；於《采菽》見古之明王所以敬諸侯也。
另外，《鹽鐵論·執務》載：“孔子曰：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這種“吾於……見……”、“吾於……知……”與《詩論》中的“吾以……得……”句式相同，據此可以推斷《詩論》中孔子“論詩”的句式。其次，據《詩論》及《孔叢子》的記載，不排除孔子嘗以這種形式對《詩經》的所有詩篇進行過解釋，如果每一篇都歸結為“民性”如何，與孔子的實際不符，子貢亦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最後，我們還可以從《論詩》簡的墨柱標誌來判斷。第20、24簡的墨柱都標在“民性固然”之前，只有16簡標在“民性固然”之後，不排除是誤標。澄清了這一點，我們可以判定《詩論》中的“吾以《葛覃》得敬初之詩”、“吾以《甘棠》得宗廟之敬”、“吾以《木瓜》（？）得幣帛之不可去”、“吾以《杕杜》得爵……”等為孔子論詩語。
第21簡“孔子曰”後“××吾×之”為孔子論詩，所論詩篇有《宛丘》、《猗嗟》《鳲鳩》、《文王》。依此類推，則第6簡所論《清廟》、《烈文》、《昊天有成命》也為孔子論詩。第23簡“《兔罝》其用人，則吾取……”也為孔子論詩的口氣。
第27簡“孔子曰”後論詩“《蟋蟀》知難……”，這又為我們提供了另一種說《詩》形式，即，用非常凝練的語言揭示詩旨。根據這種論《詩》形式，可以推斷第17、25、26、28、29簡都為孔子論《詩》。
第10簡“××之×”式論詩與第8、9簡對《小雅》的集中討論，從內容上看，也當為孔子論詩。簡文雖未明言“孔子曰”，可能是因為竹簡有殘缺的緣故。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孔子“論詩”至少有五種：一、“《××》吾×之”的引詩模式，如“《猗嗟》吾憙之”；二、“吾於（以）《××》見（得，知）……”模式，如“吾以《甘棠》得宗廟之敬”；三、“《××》之……”模式，如“《關雎》之攺”；四、“《××》……”模式，如，“《蟋蟀》知難”；五、“《××》……，因為……”模式，如，“《小旻》多疑心，言不中志也”。也許尚有其他模式，但文獻缺載，難以妄斷。據此，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一、孔子論《詩》形式不拘一格， 即便是一首詩也可以反覆再三，體現出他多角度論《詩》的闡釋風格。而且，他對詩旨的剖析精闢簡潔，注重舉一反三。這與孔子的教學思想有關，所謂“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⑥，所以子夏問詩，孔子告之以“繪事後素”，等它悟出了“禮後”的道理，孔子就稱讚其“可與言《詩》”。
二、《詩論》的主體部分屬孔子論詩，可能是孔子當初授徒的教材。孔子曾經對《詩經》中的所有詩篇都進行解說，這可能司馬遷“孔子刪詩”說的歷史根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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