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教合一儒、道、佛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體，三教的分合是貫穿近二千年中國思想文化史中一股重要的流，對中國文化乃至中國社會的變遷產生巨大影響。對於此種現象，學者多以三教合一統而論之。然而，從三教並立到三教合一，則有一個過程。元明間“三教合一”一詞的出現可以說是三教間關係已經具有內質的演變。今將這種演變分階段具說之，希方家指正。
概念
（一）
“三教”，指的是儒、道、釋三家【1】。三教概念的發展，可以分幾個階段，魏晉南北朝是一個階段，唐宋是一個階段，元明清是一個階段。最初的階段里，雖然有三教的連稱，不過彼此是獨立的，當然相互間都有影響，儒、道、佛三者之所以相提並論，則是偏重於它們社會功能的互補。中間的階段是一個過渡的階段，主要在於彼此內在意識上的流通融合，逐步變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就其主流而言，依然各樹一幟。只有最後的階段才出現真正宗教形態上的三教合一。其中，第二階段是在繼續第一階段三教功能互補的基礎上更添新內容，第三階段亦是在前二個階段的底子上再演化出來“三教合一”的新成份，這也反映了三教合流的趨勢越來越大。
三教在社會上的客觀存在是三教概念出現的基礎，不過三教概念的提出卻是社會意識發展變化的結果。佛教的傳入和道教的形成是在兩漢之間，雖然“佛教傳來以後的中國宗教史，是儒、道、佛三教的交涉史”【2】，但三教概念的出現和被社會所廣泛接受，卻是在魏晉南北朝時率先由佛教表現出來的，三國之前人們的論著中是沒有“三教”一詞的。《廣弘明集》卷一載有《吳主孫權論述佛道三宗》一文，同時提及儒、道、釋三家【3】。以及“牟子作《理惑論》，論儒佛思想之一致；道安以《老子》語解《般若經》；這些可以說是三教一致的最初意見”【4】。以後“暨梁武之世，三教連衡”【5】，三教一詞出現在文獻上的頻率也越來越高了。在兩晉南北朝時期，道教和佛教作為強大的社會存在已經無可置疑。時人於佛儒、佛道、儒道之間的互補共通之處，分別有很多的建議論述，尤其是“南朝人士偏於談理，故常見三教調和之說”【6】。如孫綽在《喻道論》中云：“周孔救極弊，佛教明其本耳，共為首尾，其致不殊”【7】。明僧紹則認為“佛開三世，故圓應無窮；老止生形，則教極澆淳”，所以“周孔老莊誠帝王之師”而“釋迦發窮源之真唱，以明神道主所通”【8】。王治心先生就張融、顧歡等人“道同器殊”思想闡述道：“在形而上方面的道，本來是一；惟在形而下的器方面，方有釋教道教之分。……這些都是六朝三教同源的意見，這種意見，影響於後世亦非常之大”【9】。此外，作為體現此類理念的人物在當時也大量出現，著名的如道士陶弘景既著“《孝經》、《論語》集注”，又“詣鄮縣阿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戒”【10】。還如沙門曇度“善三藏及《春秋》、《莊》、《老》、《易》。宋世祖、太宗並加欽賞”【11】等等，當時諸如此類的人物是很多的。存在決定意識，“這種情況的產生，是由於三教所依附的社會基礎和所發揮的社會作用是相同或一致的”【12】。在這樣的基礎上，就出現了“三教”的概念。
在這一時期，由於一些帝王的崇佛，以及佛教作為一種新意識形態所具有的生氣和豐富內涵，使佛教成了三教的中心。梁武帝在其《述三教詩》中說他自己“少時學周孔”，“中復觀道書”，“晚年開釋卷，猶月映眾星”，最後達到“至理歸無生”【13】的認識，非常形象地突出了佛教蓋過其它二教的吸引力。這可以說是該時期三教關係的一個特點。
至隋唐兩宋，不僅三教鼎立的局面達到了一個高潮，三教理念的交流也空前頻繁。陳寅恪先生謂：“南北朝時，即有儒釋道三教之目（北周衛元嵩撰齊三教論七卷。見舊唐書肆柒經籍志下）至李唐之世，遂成固定之制度”【14】。當時，三教之間關係成了政治上的一個熱門話題，隋唐宋諸朝間屢屢舉行的三教辯論大會，雖然表面上呈現了三家之間的區別與矛盾，但客觀上卻為三教的思想交流和融合提供了絕好的機會，並反映了社會政治對整合三家的需要。如唐“貞元十二年四月，德宗誕日，御麟德殿，召給事中徐岱、兵部郎中趙需、禮部郎中許孟容與渠牟及道士萬參成、沙門譚延等十二人，講論儒、道、釋三教”【15】。三教在唐宋時頻頻進行的廷爭，通過彼此之間的相互陳述與辯論，結果卻有了更多共同使用的辭彙、概念和思維表達方式，若“借儒者之言，以文佛老之說，學者利其簡便”【16】，客觀上使三教在內質上加深了彼此的了解與認同。如從唐代起開始風行中國佛教界的禪宗“是一個典型的儒、釋、道三教結合的派別”【17】。甚至從唐時起“中醫藥學是儒、道、佛的一種共同語言和聯繫紐帶”【18】。凍國棟先生也通過對《唐崔暟墓誌》等史料的考釋，認為：“儒、釋、道兼習乃是隋唐時代士人及其家族的普遍趨向”【19】。同時，“中唐以後，天子生日舉行有關三教的傳統性活動──三教討論”，致使“中唐產生了三教一致的思想”【20】。不過由於這些辯論的主題方向往往是在儒家經世致用的框架下展開的，目的是為了皇朝的“鼎祚克昌”和“天下大定”【21】，故三教連稱在唐代，雖然亦將三教置於相同的地位，但此時三教內的重心，已由佛教轉入到儒家，因為“南朝的梁陳，北朝的齊隋都極力提倡佛教。唐代思反其道，便極力提倡儒家經世之術”，並作為組織上述三教辯論的出發點【22】。思想上的融會貫通必定會見諸於作為思想載體的語言，唐時三教之稱也在史書上頻繁出現，達到了高峰。如在《舊唐書》中，“三教”一詞共出現24次，比除了《新唐書》之外的其它二十二史中此詞所出現的次數加起來的總和還多。可謂彼時之三教連稱，系時風所趨，深入人心。武則天時編纂《三教珠英》，參加者皆為一時之選，如“引文學之士李嶠、閻朝隱、徐彥伯、張說、宋之問、崔湜、富嘉謨等”【23】，這些人俱是少讀經書，飽受儒家思想薰陶的，此當然也會給三教在文字表達中的頻率高低帶來影響。
不論是魏晉還是隋唐，三教的並提，都可以說有著以下的意味：第一，表明作為社會的意識力量，儒、道、釋各有影響範圍，可以說三分天下，雖然其間常有高低先後之爭。第二，所謂三教歸一、三教一家之類的說法，不論是出於那一家之口，無一不是從維護社會道德，有利政治統治為出發點和歸宿，認為在這方面是完全“一”致的，即所謂“三教雖殊，同歸於善”【24】。這種“一”致被強調的結果，實際上是將儒家理念作為三教的取捨標準，故反對三教並提的一方，也是以佛、道二家不具備能與儒家等量齊觀的社會功能作為一條重要理由，認為三者在道德趨向上仍未一致，甚至還有所牴牾。不過在魏晉，乃至隋唐，反對方始終不是社會主流意見，至少在絕大多數時間裡未被最高統治者所採納。第三，三教仍然各自保持著獨立的形態，不過相互間在觀念和思想方式上，不斷地進行交流和融合，一定程度上從外在功能上的互補加深到內在思想上的融通。第四，由於自南北朝起玄學的消退和經學的東山再起，尤其是王通、韓愈等人對新儒學的發展，一直到程朱理學的興起，儒學主導社會意識的動能日益強大，促使三教在隋唐之後朝儒家傾向的勢頭也愈來愈明顯【25】。
（二）
從統合的角度看，“三教合一”的含義無疑要比“三教”更進一步。關鍵在於對“合一”的理解。如果將“合一”視作儒、道、佛三家的內在義理上，特別是在道德標準取向上走向融合的一種趨勢，當然可以，但此至少在明代之前是稱為“三教合流”或“三教歸一”的。其實一般現在的學術著作中在說三教合一時，也就是這個意思。
或許正是對三教合一之稱在理解上的模糊，古人極少用三教合一這個詞，至少是明代以前基本上沒有人使用過此詞。作者曾請友人復旦大學吳松弟教授通過電腦光碟檢索，三教合一之稱在整個《四庫全書》中只出現過八次，且全都是在元代以後。也就是說，在明代之前，只有三教的概念，而根本沒有三教合一概念的流行。或者說，明代以前的人們，尚未認識到三教在外在形態上有合一的可能性。當然，明代人所說的“合一”，仍可分二個層次。其一依然是以往“三教歸一”、“三教一家”的那層意思，即主要指三家在道德價值觀念上的一致性。如顧憲成在《明故禮部儀制司主事欽降南陽府鄧州判官文石張君墓志銘》中云：“東溟管公倡道東南，標三教合一之宗。君相與質難數百言，管公心屈”【26】。不過，從明代一位監察御史陸隴其所云，“今人言三教合一，豈非朱子之所嘆然。又有謂三教不可合而各有其妙，不妨並存者，則又是以不合為合，尤巧於包羅和會者也”【27】。陸氏所謂三教的兩種合一，其區別正是表現於外在形態上，即當時人們確有主張將三教混為一體。
三教合一概念在明代的提出，必定是當時的社會中已經有了合三教為一教的某種實際形態存在，哪怕是一種模糊的存在。值得注意的是，當時社會上確存在三教形態上的共一。如到了明代，三教共同崇拜的神祗日益流行，其中最盛的是關帝信仰，約成書於明中期的《三界伏魔關聖帝君忠孝忠義真經》稱關羽君臨三界，“掌儒釋道教之權，管天地人才之柄”。再如晚明的林兆恩甚至創立以儒為主體的三教合一的宗教“三一教”，宣稱要通過“煉心”、“崇禮”、“救濟”等手段，“以三教歸儒之說，三綱復古之旨，而思易天下後世”【28】，甚至“立廟塑三教之像：釋迦居中，老子居左，以吾夫子為儒童菩薩塑西像，而處其末座。縉紳名家亦安然信之奉之”【29】。實行了三教在信仰崇拜體系上的合一。從而使三教合一概念的內涵有了質的飛躍。
林兆恩的“三一教”，是以公開標榜三教合為一教作宗旨的，其它一些民間宗教里也有以此為旗幟的，此可見諸於那些民間宗教的經典“寶卷”。如《銷釋悟性還源寶卷·留三教經品》云：“自今慈悲來找你，才留還源三教經”；《開心結果寶卷》中有《三教菩薩品》；《混元紅陽臨凡飄高經》亦有《取三教聖人品》等【30】。此表明明清二代有更多無名有實的三教合一宗教組織，即是上述那些活躍在當時的五花八門民間宗教。對此明末清初時的顏習齋看得很清楚，他說：“大凡邪教人都說‘三教歸一’或‘萬法歸一’”【31】。在這些民間宗教所奉行的寶卷里，三教之間的原有差別變得模糊甚至消失了，正如安娜·塞德爾所說 ，“這些佛──道經文起源於社會金字塔底層的世俗圈子中，在那裡，兩個宗教在教義上的區別變得越來越模糊不清”【32】。事實確是這樣，如羅教創始人羅清在其《五部六冊》中的《破邪顯證鑰匙卷·破不論在家出家辟支佛品第一》里就進一步說明：“一僧一道一儒緣，同入心空及第禪。似水流源滄溟瀇，日月星辰共一天。本來大道原無二，奈緣偏執別談玄。了心更許何誰論，三教原來總一般”。酒井忠夫先生曾對《五部六冊》引文進行考證，發現其中不僅有《金剛經》、《華嚴經》、《法華經》等佛經，還有《道德經》、《悟真篇》等道教典籍和儒家的《大學》、《中庸》等【33】，說明這些所謂寶卷完全是三教合一的。大體上說，這些寶卷“全是邪教名目而假充如來佛經以欺人者”【34】，也就是說民間宗教如果在崇拜形式上還往往顯示著佛教色彩的話，但其所主張的現世人們行為準則，卻是儒家的忠孝仁義等倫理，如其中《銷釋孟姜忠烈貞節賢良寶卷》、《二十四孝報娘恩》、《節義寶卷》等等。
（三）
在區分三教和三教合一時，有一條界限是需要分明的，即站在佛、道的宗教立場上說三教一家，和以三家觀念統一到一個宗教形態之中是有著根本性的變化，雖然後者也可說是前者觀念發展的結果。
縱觀從三教到三教合一觀念的變化，可以察看到中國社會的一些發展動態。首先，自唐以後，無論是從外在的政治統一，還是內在的專制集權程度，都甚於以往的朝代，而且是一代甚於一代。這種專制集權的大一統社會政治體制的不斷加強，愈來愈需要更為一致的含有宗教形態在內的社會意識形態，於是三教合一的呼聲也越加強烈，包括象明太祖朱元璋這樣統治者的極力提倡【35】。其次，鑒於自春秋至秦漢思想趨向一致所形成的傳統，三教在長期並存的過程中，內質上通過交流，彼此的認同越來越加深，隨著時間的推移，三教的真正合一就有了更充要的條件。如余英時先生指出：“唐宋以來中國宗教倫理髮展的整個趨勢，這一長期發展最後匯歸於明代的‘三教合一’，可以說是事有必至的”【36】。又如元代全真教主王哲（重陽）在山東等地組織“三教玉華會”、“三教平等會”、“三教七寶會”等等，表明在新道教的內部，三教合一的因子更為成熟，“大量儒釋思想被融入道教，已成為入明以後道教的一大特色”【37】。這種現象也在當時上層建築中各個領域內泛現，如“‘三教聖人’在元代戲劇及其它著作中就突然出現了”【38】。再次，由於十三世紀以後佛教在印度的瓦解，使中國佛教再也難以吸收與中國文化異質的東西，這對加速與其它二家的同化，反而成了有利因素。最後，中國民眾在宗教上一向是兼容並收的，儒、道、佛諸家的內容都早已司空見慣，三教合一把這些他們最熟悉的東西調和起來，推陳出新，民眾是樂於其成的。這成了促成三教合一的重要社會條件。
三教合一概念及其相呼應的宗教形態在明代的出現既跟社會演變相關，也跟儒家學說的發展有關。林兆恩的“三一教”也好，其它形形色色的類似民間宗教也好，它們的社會道德取向卻來自於儒家的價值觀，可以說是宋明理學發展出來的一個副產品。宋明理學，正如很多學者所已經指出的那樣，它的形成，是吸收了不少佛、道二家思想的結果，也強化了它的宗教氣息，“尤其是理學家的修養功夫，無論主誠主敬主靜主寡慾主返觀內心主致良知主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等等，莫不含有宗教上祈禱面目”【39】。“元明以後，佛教與道教衰落，理學勃興。理學以孔子的倫理思想為核心，攝取了釋、道的大量哲學思想、思維形式和修持方法，使三者密切起來，難解難分”【40】。甚至可以說，宋明理學作為“新儒家比道家、佛家更為一貫地堅持道家、佛家的基本觀念。他們比道家還要道家，比佛家還要佛家”【41】，故可以說其本身就體現著三教合一。然而如此一來，就產生了一種複雜的情況。第一，宋明的新儒學由於種種原因成為一頭獨大的社會統治意識，完全改變了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三教格局。第二，佛、道二家逐漸在“三教”中淪為配角的地位，這也降低了它們作為宗教在社會上的影響力。第三，在儒家內部，三教合一的思潮發展也愈來愈強烈。“三教合一”一詞開始出現在《四庫全書》的明代書文中，並且為數不少，正是此種情況的反映，因為《四庫全書》中所收的宋以後的書籍文獻，基本上是以儒家思想為基調的。
上述三點情況是同時發生的。於是，一方面作為社會意識上層的儒家思想在三教合一的理論上已經得到了很大發展並趨向於完備，但此儒家仍並非是宗教，依然缺乏諸如在生死問題上給人以終極關懷那樣的宗教基本特徵。周予同先生謂：“朱熹的祭祀論，不能於理論方面多無發揮，而復返於宗教的解釋，實為宋儒哲學思想退化之一證”【42】。這既說明儒家有過適應宗教化的動向，也說明單靠儒家是宗教化不起來的，朱熹的“退化”也僅此而已。另一方面，雖然佛、道二家在此期間也大力發展了三教合一說，但和社會主流意識依然存在著差距，而且它們二家中任何一家的宗教影響力都在減弱。也就是說在當時社會中，主流意識和宗教需求間有著矛盾和缺口。
需要是發明的源泉，解決這種矛盾與缺口的辦法之一就是將儒家思想為主的三教思想合一而宗教化。儒學在明代最風行的王陽明一派的觀念中強化了三教合一的思想，其“立三教合一之說而陰詆程朱為異端，萬曆中年，群然崇尚，浸淫入於制藝”【43】。與此同時，理學中王學門徒里向社會下層發展的傾向也明顯起來，如泰州學派的羅汝芳（近溪）講學時，“至若牧童樵豎，釣老漁翁，市井少年，公門將健，織婦耕夫，竊履名儒，衣冠大盜，此但心至則受，不問所由也。況夫布衣韋帶，水宿岩棲，白面書生，青衿子弟，黃冠白羽，緇衣大士，縉紳先生，象笏朱履者哉？是以車轍所至，奔走奉迎。先生抵掌其間，坐而談笑”【44】。這些儒學家的弟子中三教九流都有，這樣，以羅汝芳、管志道（東溟）為代表的王學弟子可以說是以“士人階層為中心，逐漸向其它階層推廣的傾向，既流行於官僚，也流行於農、工、商。這是因為，善書、功過格都不再拘泥於吻合過去型的儒、佛、道的界限，而將三教混合一致，並以自己的實踐立場為中心，理解三教的信仰和學問，因而作為新的民眾道德而勃興流行”【45】。於是，在民間廣泛受其影響的情況下，真正具備三教合一性質的“三一教”之類就應運而生了【46】。其實，將儒家視為儒教的說法也大多來自此時【47】。這說明，從三教到三教合一的轉變，是與明清時代的社會需求合拍，也和儒家思想的演變相呼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