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梁漱溟梁漱溟出身於“世代詩禮仁宦”家庭，早年頗受其父梁濟（巨川）的影響。青年時代又一度崇信康有為、梁啓超的改良主義思想。辛亥革命時期，參加同盟會京津支部，曾熱衷於社會主義，著《社會主義粹言》大冊子，宣傳廢除私有財產制。二十歲起潛心於佛學研究，幾度自殺未成，經過幾年的沉潛反思，重興追求社會理想的熱情，又逐步轉向了儒學。梁漱溟說：“我願終身為華夏民族社會盡力，並願使自己成為社會所永久信賴的一個人。”
人物生平
簡歷
梁漱溟梁漱溟先生，原名煥鼎，字壽銘，系出元室梁王系，1893年生於北京，先祖為元世祖六子忽哥赤，故入籍河南開封，清中葉官游廣西桂林。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七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中國文化書院院務委員會主席、著名愛國民主人士梁漱溟先生，因病醫治無效於1988年6月2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5歲。
1911年加入同盟會京津支部，順天中學畢業後任京津同盟會機關報《民國報》編輯兼記者。1916年任南北統一內閣司法總長秘書。1917年10月，應蔡元培先生之聘，任北京大學印度哲學講席。1924年辭離北大，赴山東主持曹州中學高中部。1928年任廣州政治分會建設委員會主席。1929年任河南村治學院教務長並接辦北平《村治月刊》。1931年與梁仲華等人在鄒平創辦“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任研究部主任、院長，倡導鄉村建設運動。抗日戰爭爆發後，任最高國防參議會參議員、國民參政會參政員。1938年訪問延安。1939年參與發起組織“統一建國同志會”，1941年與黃炎培、左舜生、張君勱等商定將該會改組為“中國民主政團同盟”，任中央常務委員並赴香港創辦其機關報《光明報》，任社長。香港淪陷後，在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撤回桂林，主持西南民盟盟務。1946年作為民盟的代表參加政協會議，是年再訪延安，並以民盟秘書長身份，參與“第三方面”人士國共調停活動。1947年退出民盟後，創辦勉仁文學院，從事講學與著述。1950年初應邀來北京，歷任第一、二、三、四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五、六屆全國政協常委。1980年後相繼出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改委員會委員，中國孔子研究會顧問，中國文化書院院務委員會主席，中國文化書院發展基金會主席等職。
學術地位
梁漱溟1917—1924年受蔡元培之聘任北京大學印度哲學講師，後升為教授，發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闡發其“東方精神文明論”和新儒家思想，在學術界頗有影響。1924年，他辭去北大教職，到山東菏澤辦高中，又創辦了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發表《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鄉村建設大意》、《鄉村建設理論》等著作，推行鄉村建設運動。1925年任山東省立六中（今菏澤一中）高中部主任。1928年至1929年，梁漱溟擔任廣東省立第一中學（今廣雅中學）校長，他將廣雅精神提煉為“務本求實”四個字，並成為延續至今的校訓。
1931年在鄒平創辦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抗日戰爭爆發後，參加抗戰活動，曾在重慶北碚辦勉仁書院。1939年發起組織“統一建國同志會”；1940年，參加發起“中國民主同盟”，任中央常務委員。次年赴香港辦“民盟”刊物《光明報》並出任社長。1946年，參加重慶政治協商會議，並代表“民盟”參與國共兩黨的和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從四川北上，出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委員。
1950年後任全國政協常委、中國孔子研究會顧問、中國文化書院院務委員會主席等職。1955年，由於批評當時的農民政策等，遭到政治批判。以後主要在家從事理論研究，發表了《人心與人生》、《東方學術概觀》、《中國人》等著作。八十年代後期，以九十多歲高齡仍然著文、演講，繼續宣傳復興中國傳統文化的思想。梁漱溟先生與山東鄒平有著不解之緣，在遺囑中表示把自己的骨灰安放於鄒平，現梁漱溟紀念館坐落於鄒平一中圖書實驗樓。
學術定位
梁漱溟自稱“是一個有思想，又且本著他的思想而行動的人”。其學術思想自定位為：“中國儒家、西洋派哲學和醫學三者，是我思想所從畫之根柢”（《朝話》），把孔子、孟子、王陽明的儒家思想，佛教哲學和西方柏格森的“生命哲學”糅合在一起。他把整個宇宙看成是人的生活、意欲不斷得到滿足的過程，提出以“意欲”為根本，又賦予中國傳統哲學中“生生”概念以本體論和近代生物進化論的意義，認為“宇宙實成於生活之上，托乎生活而存者也”，“生活就是沒盡的意欲和那不斷的滿足與不滿足罷了”（《東西文化及其哲學》）。
在東西文化觀上，把人類文化劃分為西洋、印度和中國三種類型，稱“中國文化是以意欲自為調和、持中國其根本精神的”，與向前看和向後看的西方和印度文化有別。中國文化以孔子為代表，以儒家學說為根本，以倫理為本位，它是人類文化的理想歸宿，比西洋文化要來得“高妙”，認定“世界未來的文化就是中國文化復興”，認為只有以儒家思想為基本價值取向的生活，才能使人們嘗到“人生的真味”。斷定中國是一個“職業分途”、“倫理本位”的社會，缺乏“階級的分野”（《中國文化要義》），因此反對階級鬥爭的理論，以為應該通過恢復“法制禮俗”來鞏固社會秩序，並“以農業引導工業的民族復興”（《鄉村建設理論》）。
其著作除以上所提到的之外，尚有：《印度哲學概論》、《唯識述義》等，今編有八卷本的《梁漱溟全集》。
政治主張
梁漱溟先生是著名的愛國民主人士。甲午戰爭前一年出生的梁先生，與同時代的志士仁人一樣，為民族獨立、為國家富強積極追求探索。他曾醉心於西方政治制度在中國的實現，先贊成“君主立憲”，隨後又加入同盟會，投身辛亥革命，後來他轉入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尋求改造舊中國，建設新中國的“路向”。他認為中國是“倫理本位，職業分途”的特殊社會形態，必須從鄉村入手，以教育為手段來改造社會，並積極從事鄉村建設的實踐。但由於他認為中國缺乏階級，不贊成用暴力革命解決中國社會問題，到頭來他雖付出“一生心血、全副肝膽”的努力，仍沒有也不可能實現他的宿願。新中國建立後，他“醒悟”到自己走的是改良主義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儘管如此，梁先生那種“改造舊中國，建設新中國”的愛國初衷和為之奮鬥的不懈努力是值得人們稱道的。
抗日戰爭爆發後，梁先生和其他愛國民主人士一起，堅決主張團結抗日，一致對外，提出“一多相容，透明政權”的主張。他對國民黨頑固派製造摩擦、挑起“黨爭”、破壞抗戰，憂心如焚。為聯合中間勢力，形成政團力量，促進聯合抗日，梁先生髮起參與組織“統一建國同志會”，又是“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的發起人和組織者之一。1941年梁先生在《光明報》發表民盟成立宣言和政治綱領，明確主張“實踐民主精神，結束黨治”，“厲行法治，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及身體之自由”。1943年梁先生對國民黨當局“民有痛癢務掩之，士有氣節必摧之”的獨裁專制極為不滿，斷然拒絕參加國民黨一手操辦的所謂“憲政實施協進會”。1946年梁先生任民盟秘書長，積極參加了當時的政治協商會議，同其他民主人士一道為爭取國內和平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同年，梁先生受民盟總部委託赴昆明調查“李聞慘案”，發表《李聞案調查報告》、《李聞被殺真相》，旗幟鮮明，義正詞嚴地痛斥國民黨特務的暴行。他激憤地說：“我要連喊一百聲‘取消特務’，我們要看看國民黨特務能不能把要求民主的人都殺完！我在這裡等著他！”梁先生在白色恐怖面前，不畏強暴，表現出崇高的氣節。解放前夕，梁先生拒絕參與國民黨策劃的假和談，在重慶等待解放，1955年，他發表告台灣同胞書，呼籲“台灣同胞歸來歡聚”，使“祖國統一達到完整無缺”。
梁漱溟先生是中國共產黨的老朋友，他同情並敬重中國共產黨改造社會的精神和為之進行的努力。思想意識上的分歧並沒有妨礙他在爭取獨立、民主的鬥爭和社會主義建設中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朋友。梁先生曾兩次訪問延安，與毛澤東主席等中共中央領導人多次推心置腹地交換意見。全國解放後，他為國家統一和經濟發展的形勢所鼓舞，莊嚴宣布：“我已經認定跟著共產黨走了。”並對自己的政治主張進行了認真的反思。同時，他以“幫助共產黨認識舊中國”為己任，對解放初期的政治運動提出意見和建議。1974年在“批林批孔”運動中，梁先生反對以非歷史的觀點評價孔子，反對把批判孔子與批判林彪相併提，並為劉少奇、彭德懷同志辯護。當受到圍攻時，他傲然宣稱，“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在“四人幫”猖獗一時，萬馬齊喑的境況下，梁先生不顧個人身處逆境，仗義執言，表現了一位愛國知識分子敢于堅持真理的高尚品格。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梁先生對我們黨撥亂反正，恢復實事求是的優良作風，堅持改革開放的政策十分欣慰。他堅信，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國家是有希望的。
著述
梁漱溟先生是在國內外享有盛譽的學者，是著名的哲學家、教育家。在半個多世紀裡，他發表了大量有影響的著作，主要有：《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印度哲學概論》、《鄉村建設論文集》、《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鄉村建設理論》、《我的自學小史》、《中國文化要義》等。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梁先生重新活躍於學術舞台，完成了50年前著手的《人心與人生》，出版了《我的努力和反省》、《梁漱溟教育論文集》、《人生的省悟——朝話》等。他還參與創辦中國文化書院並親自為學員授課、答疑，接待來訪的國際著名學者。梁先生為弘揚民族文化，擴展中外文化交流，貢獻了畢生的精力。
專著
梁漱溟《究元決疑論》初刊於1916年《東方雜誌》，並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單行本。後收入《梁漱溟全集》第一卷。《印度哲學概論》1918年11月由北京大學出版部出版，轉年12月始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後收入《全集》第一卷。《唯識述義》(第一冊)1920年1月由北京財政部印刷局印刷，北京大學出版部發行。後收入《全集》第一卷。《東西文化及其哲學》1921年10月由北京財政部印刷局初版，1922年1月起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後收入《全集》第一卷。《鄉村建設大意》1936年1月由山東鄒平鄉村書店初版。後收入《全集》第一卷。《鄉村建設理論》1937年3月由山東鄒平鄉村書店初版。後收入《全集》第二卷。《答鄉村建設批判》寫成於1940年8月，1941年2月由重慶中國文化服務社出版。後收入《全集》第二卷。《中國文化要義》寫作於1942年至1949年。1949年11月由成都路明書店初版。1987年6月由上海學林出版社重印。後收入《全集》第三卷。《人心與人生》寫作於1960年至1975年。1984年由上海學林出版社初版。後收入《全集》第三卷。《我的自學小史》1942年寫成前十一節，連載於當年桂林《自學》月刊。1947年在上海出版單行本。1974年開始增寫至十八節。全文首次發表於1987年出版的文集《我的努力與反省》。
文集
《梁漱溟先生在晉講演筆記》1922年2月由山西省教育會發行。《漱冥卅前文錄》1923年12月商務印書館出版。《漱冥卅後文錄》1930年7月商務印書館出版。《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1932年北京村治月刊社出版。《鄉村建設論文集》1934年8月由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出版股發行。此文集有兩種文本，標有“第一集”者所收篇目為多。《梁漱溟先生教育文錄》1935年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出版。《朝話》1937年6月由山東鄒平鄉村書店出版，1939年由重慶鄉村書店出版增訂版。另有40年代商務印書館版和中國文化服務社版。1988年1月教育出版社本仍有增刪。後收入《全集》第二卷。《梁漱溟教育論文集》1945年開明書店出版。《漱溟最近文錄》1944年江西中華正氣出版社出版。《梁漱溟先生近年言論集》1949年11月成都龍山書局出版。《東方學術概觀》1986年11月由巴蜀書社出版。《我的努力與反省》1987年6月由灕江出版社出版。《憶往談舊錄》1987年12月由中國文史出版社出版。《勉仁齋談書錄》1988年6月由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
論文
《談佛》原刊於1914年2月《正誼》，後收入《全集》第四卷。《東西人的教育之不同》原刊於1922年《教育雜誌》，曾收入《漱冥卅前文錄》。後收入《全集》第四卷。《辦學意見述略》原刊1924年6月18日《北京大學日刊》，曾收入《漱冥卅後文錄》。後收入《全集》第四卷。《河南村治學院旨趣書》原刊於1929年11月《村治》，曾收入《漱冥卅前文錄》。後收入《全集》第四卷。《主編本刊之自白》原刊於1930年6月《村治》，後收入《全集》第五卷。《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原刊1930年6月《村治》，後收入《全集》第五卷。《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設立旨趣及辦法概要》原刊於1930年11月《村治》，後收入《全集》第五卷。《我們政治上的第一個不通的路》1930年7月起在《村治》連載，後收入《全集》第五卷。《我們政治上的第二個不通的路》1931年9月起在《村治》連載，後收入《全集》第五卷。《社會本位的教育系統草案》初次刊登於1933年9月《鄉村建設》，後收入《全集》第五卷。《村學鄉學須知》原刊於1934年2月《鄉村建設》，後收入《全集》第五卷。《精神陶煉要旨》原刊於1934年10月《鄉村建設》，後收入《全集》第五卷。《儒佛異同論》寫作於1966年，初刊於1986年11月出版的文集《東方學術概觀》。後收入《全集》第七卷。《今天我們應當如何評價孔子》寫作於1974年，初刊於文集《東方學術概觀》。後收入《全集》第七卷。《東方學術概觀》寫作於1975年，初刊於1986年文集《東方學術概觀》。後收入《全集》第七卷。《禮記大學篇伍嚴兩家解說合印敘》寫作於1965年3月。《禮記大學篇伍嚴兩家解說》一書出版於1988年12月，後收入《梁漱溟全集》第四卷。《自述早年思想之再轉再變》寫作於1969年，初刊於1979年《中國哲學》第一輯。後收入《全集》第七卷。
人物軼事
佛學修養
梁漱溟1916年，在其時的內閣法務部任秘書期間，梁漱溟曾經杜門研佛三年。梁漱溟終身不坐人力車，據他自己說是因為年輕時碰見一個老人拉著人力車，內心感到痛楚難忍。其後一年因為研究印度哲學被蔡元培延請到北大，中學畢業而榮登大學教授座席。在北大的七年時間，他發表了諸多影響深遠的專著，1919年《印度哲學概論》問世，其後兩年《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出版，此書一度再版八次。
信佛的梁漱溟卻也有自己的規矩，後來在抗戰時梁漱溟曾帶著學生深入前線，他寫信給兒子梁培寬稱“時人說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此行蓋踐之以。”
儘管對佛學鑽研很深，但1918年其父親梁濟沉潭自盡後，梁漱溟開始折入儒學，多年以後有人稱梁漱溟是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梁瀨溟曾對學生說，他與哲學無緣。他不懂什麼叫哲學。他就是這樣，誤打誤撞地進了哲學的門。
教育與實踐
《鄉村建設理論》1928年梁漱溟在河南進行過短期的村治實驗，1931年又來到山東的鄒平，進行了長達七年的鄉村建設運動，後來實驗區逐步擴大到全省十幾個縣，在海內外產生了深遠影響。
梁漱溟甚至把他的這種教育方法用到了自己的政治試驗上。
1917年，梁漱溟出任北大講師的時候完成了他的巨著《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他在這一時期顯露出入世濟人的心懷，稱“吾輩不出如蒼生何”。他把解決中國問題的重點，落實在社會改造上，他想出的辦法是“鄉治”。
在成功說服軍閥韓復榘後，梁漱溟得以在河南、山東開始他的“鄉村自治”試驗。梁漱溟發起的這一運動因為抗戰被迫中斷了。
與毛澤東
梁漱溟與毛澤東梁漱溟與毛澤東同歲。1918年，兩人在楊昌濟（楊開慧的父親）先生的家裡初識，當時梁漱溟是北大哲學系講師，毛澤東則在北大當圖書管理員。20年後，梁漱溟到延安，在16天裡與毛澤東有過多次交談，有兩次是通宵達旦。
1950年1月，在毛澤東和周恩來的再三邀請下，梁漱溟由重慶來到北京，毛澤東請他到自己家裡做客，還專門派車接他，招待吃飯，由於梁漱溟吃素，毛澤東大聲囑咐：“我們也統統吃素，因為今天是統一戰線嘛！”當毛澤東得知他還借住在親戚家裡時，馬上派人安排，讓他住進頤和園內的一處小院裡。
在這段時間裡，梁漱溟與毛澤東的關係十分融洽，經常來往，兩人之間有時談得興高采烈，有時又不歡而散。也許正是不分上下的朋友關係，使梁漱溟一時忘乎所以，才惹出1953年的那段公案。
在1953年9月召開的全國政協常委擴大會議上（後來轉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擴大會議），周恩來總理作了關於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報告，在小組討論的時候，梁漱溟的發言掀起了一場巨大的風波。
梁漱溟認為，過去中國將近30年的革命中，中共都是依靠農民而以鄉村為根據地的，但自進入城市之後，工作重點轉移於城市，從農民成長起的幹部亦都轉入城市，鄉村便不免空虛。特別是近幾年來，城裡的工人生活提高很快，而鄉村的農民生活卻依然很苦，所以各地鄉下人都往城裡跑，城裡不能容，又趕他們回去，形成矛盾。
對於梁漱溟的發言，毛澤東很不以為然，此後幾天，會議對梁漱溟的言論進行了嚴厲的批判。梁漱溟震驚不已。他的牛脾氣又犯了，不顧一切地要求發言，並與毛澤東激烈爭吵，直到有人在會場上大喊“梁漱溟滾下台來！”這場驚心動魄的爭吵才匆匆結束。
隨後，毛澤東給梁漱溟的問題定下了基調：雖“反動”，但不算反革命；要批判，但也要給“出路”。
30年後，90歲高齡的梁漱溟談及此事，意味深長地說：“當時是我的態度不好，講話不分場合，使他（指毛澤東）很為難，我更不應該傷了他的感情，這是我的不對。他的話有些與事實不太相合，正像我的發言也有與事實不符之處，這些都是難免的，可以理解的，沒有什麼。那件事後，我的政協委員照當，生活待遇照舊，也沒有受到任何組織處理，我知道那是毛澤東的意思。他已故世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
善於思考
梁漱溟梁漱溟在家裡亦不苟言笑，愛好和人討論，也愛好書法。但他最大的愛好卻是思考問題。
梁漱溟一直認為自己是個有思想，而且本著自己的思想去行動的人。因為思考問題，梁漱溟經常失眠。腦子一開動起來，很難剎住車。後來到北大教書，因為失眠，他還向學校提出過辭職。每隔一段時間，梁漱溟會躲起來安靜思考、潛心推究。
梁漱溟耗時最長的志業，在於溝通中西文化鴻溝。“為往聖繼絕學，為來世開太平”。1955年7月，梁漱溟開始寫《人心與人生》自序。梁培恕回憶，這年初夏，父子同游北海公園，先生說起他即要動手寫的《人心與人生》，以平靜而深沉的聲音說，“這本書不寫出來，我的心不死！”書完成以後，他在給朋友的信中說：“今日可死而輕快地離去”。
直言文革
與毛澤東爭吵之後，梁漱溟開始深居簡出，很少開口。1956年11月，在“大鳴大放”的高潮中，許多朋友認為梁漱溟應當出來說說話，出出氣，但梁漱溟沉住氣，決定旁觀一段時間，結果，在隨之而來的“反右”鬥爭中，那些朋友當中的許多人被戴上了“右派”帽子，而梁漱溟卻僥倖躲過一劫。
1966年，“文革”浪潮席捲全國，梁漱溟也在劫難逃，他的家被抄，不得不棲身於北京鼓樓鑄鐘廠兩間小破屋中，政治上更是莫名其妙地被補戴了一頂“右派”帽子。
1972年底，全國掀起“批林批孔運動”。梁漱溟參加政協組織學習近一個月，卻一言不發。於是，有人說梁漱溟與孔子有著割不斷的“階級感情”。梁漱溟終於開口了，他花了兩個半天時間，講自己對“批林批孔”的意見。他說，我只批林，不批孔。批孔是從批林引起的，我看不出林彪與孔子有什麼關係，所以我不批孔，至於批林，我認為林彪談不上有什麼政治路線，不過一心要搞政變奪權而已。
梁漱溟這番話一出口，政協學習組立即開始批判梁漱溟。從1974年2月到9月，先後6個月地分小組批判，然後是兩個月的批判大會。然而，當組織者詢問梁漱溟有何感想時，他卻一字一句地回答說：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1976年，“四人幫”垮台，在“兩個凡是”籠罩的氣氛中，梁漱溟在政協會議上一針見血地說：“文革”搞糟了，“文革”的禍因是治國不靠法治而靠人治。此時，真理標準大討論還沒有開始，梁漱溟的話可謂先聲奪人。
同時，在1978年的政協會上他又說道：“我國過去的成功和勝利，的確是靠毛主席的領導”。他還一再強調：“我並不因為說他，批評他，而否認他的成功”，“從一九四九年建國，二三十年來，中國國內的建設、國外的威望，沒法不承認是了不起的成功”。
1979年初，全國第五屆政協會議在北京召開，鄧小平當選全國政協主席，梁漱溟當選為政協常委。升了“官”的梁漱溟在這次會議上再次向“文革”開了火，時年他已85歲。儘管一批老幹部在私下場合對“文革”已經開始否定，對“兩個凡是”也表示了不同意見，但公開講話否定“文革”的還沒有，梁漱溟是第一個。10個月之後，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中國進入了新的歷史時期，梁漱溟擔任了憲法修改委員會委員。
個人評價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批判梁漱溟的反動思想》：①為什麼他又能當上政協全國委員會的委員呢？中共為什麼提他做這個委員呢？就是因為他還能欺騙一部分人，還有一點欺騙的作用。他就是憑這個騙人的資格，他就是有這個騙人的資格。②在梁漱溟看來，點頭承認他是正確的，這就叫有“雅量”；不承認他是正確的，那就叫沒有“雅量”。那樣的“雅量”，我們大概不會有。但是，我們這一點“雅量”還是有的：你梁漱溟的政協委員還可以繼續當下去。”
美國五星上將馬歇爾：在梁漱溟身上看見了甘地。
著名學者林毓生認為：梁漱溟與魯迅是20世紀中國最有創造力的思想家。梁漱溟領導的鄉村建設運動，是構思宏大的社會改造試驗，嘗試將西方現代化的優點與中國文化的優點融合起來，為此進行了積極而可貴的探索。
著名學者許紀霖：①現在的絕大部分知識分子，都是學者專家，為稻粱謀，有專業精神，但不再有以天下為己任的擔當。中國社會仍然處在轉型期，我們還需要梁漱溟式的人物。②放著北大教授不做，梁漱溟居然去進行鄉村建設的嘗試，這是很不容易的。因為在他看來，儒家的義理不是在課堂談談就可以，而是要在生活中特別是鄉村生活里去實踐的。
1988年7月8日，新華社播發了《人民日報》紀念文章《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奪志——梁漱溟走完百年人生旅程》。
新華網、人民網《梁漱溟誕辰120周年：中國知識分子的操守與擔當》：梁漱溟認定，儘管目前東方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壓迫，幾有斷絕之虞，但這卻是暫時的，中國文化不僅僅不應該斷絕、也不會斷絕；不僅僅會在中國復興，實現中國的富強，更是會走向世界——正如古希臘文化在近代西方的命運一般。
家庭成員
梁漱溟和兒子梁漱溟遠祖為元朝宗室，父梁濟（巨川）（1858-1918年），內閣侍讀，著有《桂林梁先生遺書》。母張氏，大理人，白族。曾在北京女學傳習所任教。兄煥鼐，日本明治大學商科畢業；妹煥詰、煥紳，均畢業於京師女子師範學堂。
梁漱溟原配夫人黃靖賢（1921-1935）育有長子：梁培寬，次子：梁培恕。第二任妻子陳樹芬。
人物紀念
山東梁漱溟紀念館
梁漱溟紀念館，始建於1993年梁先生誕辰100周年之際，由山東鄒平縣一中、縣政協、梁漱溟在京家屬聯合創辦，全國人大副委員長費孝通題寫館名。2013年，為紀念梁先生誕辰120周年，鄒平一中又對紀念館進行了擴建。該館為全國唯一的梁漱溟紀念館。新館位於鄒平一中務本樓七樓，建築面積600平米，建有“生平館”“鄉建館”“書畫館”三個展廳，共展出展板200多塊，圖片1000多幅，梁先生生前遺物、各種版本的圖書、手稿、書畫900多件。
重慶漱溟館
重慶勉仁中學位於嘉陵江畔縉雲山下的金剛碑五指山11號。漱溟館位於學校門口左邊的一角，由梁漱溟半身雕像和一道扇型的迴廊組成，石雕像的基座上有費孝通題寫的“漱溟館”三個大字，迴廊里陳設著梁漱溟生平簡介、在重慶時期的主要活動照片和各個時期的書法複印件。
北京小銅井一號
梁漱溟在北京所居多處，但以西城積水潭畔小銅井一號居住最久。小銅井一號，原為其父梁濟（字巨川）先生書齋。居所背倚古都城牆，左挽匯通古剎，右漣大小銅井，前俯淨業湖水，住宅與西花園占地達一千多平方米。
名言
我若死，天地為之變色。
我生有涯願無盡，心期填海力移山。
我願終身為華夏民族社會盡力，並願使自己成為社會所永久信賴的一個人。
我這裡沒有旁的念頭，只有一個念頭：責任。
我認為凡人都應該就自己的聰明才力找個適當的地方去活動。
一個人必須有他的興趣所在才行，不在此則在彼，興趣就是生命，剝奪一個人的興趣就是等於剝奪他的生命，鼓舞一個人的興趣便是增強他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