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王夫之王夫之（1619—1692）字而農，號姜齋，衡陽人。明崇禎十五年（1642）舉人，清初曾參與抗清活動，官南明政權行人司行人，後隱居衡陽石船山，人稱“船山先生”。
王夫之生前，除青年時曾自刻一部詩集《漧濤園初集》外，其餘著作全未刊布；他死後十餘年，其子王敔曾選刻十數種，是為湘西草堂原刻本，流傳甚少。乾隆三十八年(1773)開四庫館收書，對王夫之著作著錄6種、存目2種、查禁9種。道光二十二年（1842），王夫之七代孫王世全始於長沙匯刻王夫之遺著18種，名《船山遺書》，是為湘潭王氏守遺經書屋刻本。其編選僅以所謂“經類”為限，編校者鄒漢勛又對原著任意刪改，故該本有較大缺陷。稍後，湖南聽雨軒補刻了賀長齡等校訂的《船山史論》2種，俞焜在衡陽補刻《船山子集遺著五種》，亦稱《船山遺書》，均印數不多。到同治初年(1864～1866)，曾國藩、曾國荃兄弟出資，由劉毓松等任校讎，在金陵重新彙刊《船山遺書》，合經、史、子、集四部，共58種，另附《校勘記》，是為金陵刻本；光緒十三年(1887)又在湖南船山書院補刻6種，統稱曾刻本，搜羅較富，雖經曾氏有意刪節或空格達百餘處，但王夫之大量著作因此得以廣泛流傳。1930年，上海太平洋書店依曾刻本體例，重新用鉛字排印了《船山遺書》，補入新發現手稿6種，共輯王夫之著述70種，此為搜輯最全為印本；僅《四書箋解》一書由王之春1894年刻於湖北藩署單行，未輯入，是為太平洋排印本，印數較多，流傳頗廣,惜校勘欠精,錯誤較多，1972年台灣曾重印一次。王夫之著作散佚者尚有《呂覽釋》、《淮南子注》等19種、佚文若干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曾蒐集、刊布了部分佚文，就《船山遺書》中主要著作出版了新校點本或選注本以及影印手跡等十餘種。1982年湖南嶽麓書社決定在舊出《船山遺書》基礎上，重新精校編印《王船山全書》。
本書目錄
船山遺書周易內傳六捲髮例一卷
周易大象解一卷
周易稗疏四卷
周易考異一卷
周易外傳七卷
書經稗疏四卷
尚書考異未見
尚書引義六卷
詩經稗疏四卷
詩經考異一卷
詩經叶韻辨一卷
詩廣傳五卷
禮記章句四十九卷
春秋家說三卷
春秋稗疏二卷
春秋世論五卷
續春秋左氏傳博議二卷
四書訓義三十八卷未刻
四書詳解未見
讀四書大全說十卷
四書稗疏一卷
四書考異一卷
說文廣義三卷
凡經類二十三部已刻二十部都百九卷未刻一部三十八卷未見二部無卷數
讀通鑑論三十卷末一卷
宋論十五卷
永曆實錄二十六卷十六卷未見
蓮峰志五卷
凡史類四部都七十五卷
張子正蒙注九卷
近思錄釋未見
思問錄內篇一卷外篇一卷
俟解一卷
噩夢一卷
呂覽釋未見
淮南子注未見
黃書一卷
識小錄一卷
搔首問未見
龍源夜話補刻
老子衍一卷
莊子解三十三卷
莊子通一卷
愚鼓辭一卷
相宗絡索三卷未刻
三藏法師八識規矩論贊未見
凡子類十七部已刻十一部都五十一卷未刻一部三卷未見六部無卷數
楚辭通釋十四卷末一卷
姜齋文集十卷
買薇稿未見
漧濤園初集未見
姜齋五十自定稿一卷
姜齋六十自定稿一卷
姜齋七十自定稿一卷
柳岸吟一卷
落花詩一卷
遣興詩一卷
和梅花百詠一卷
洞庭秋一卷
雁字詩一卷
仿體一卷
岳餘集一卷附姜齋詩賸稿一卷
船山鼓棹初集一卷
船山鼓棹二集一卷
瀟湘怨一卷
詩譯一卷
夕堂永日緒論內編一卷
夕堂永日緒論外編一卷
南窗漫記一卷
南窗外記一卷未刻
憶得一卷補刻
夕堂永日八代文選評未見
夕堂永日八代詩選評六卷未刻
夕堂永日四唐詩選評七卷未刻
夕堂永日明詩選評七卷未刻
詞選一卷未刻
龍舟會雜劇二卷
船山經義一卷
船山制義未見
姜齋詩賸稿一卷
凡集類三十三部已刻二十五部都四十八卷未刻五部三十二卷未見五部無卷數
姜齋詩分體藳四卷補刻
姜齋詩編年藳一卷補刻
姜齋文集補遺二卷補刻
王船山叢書校勘記二卷/（清）劉毓崧撰
影響評價
正因為王夫之強烈的夷夏之辨思想，他的著作在清前期200年一直埋沒不彰，直到19世紀40年代才有鄒漢勛、鄧顯鶴整理編校的《船山遺書》問世，但蒐集不全，流傳亦不廣。以後，曾國藩、曾國荃兄弟又在金陵設局刊印較完備的《船山遺書》，使它的學說為人們所知悉，並立即受到全國，尤其是湖南士人的高度尊崇，從而對近代長沙和湖南社會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曾國藩借重他的重“禮”思想來強化保守的傳統觀念；維新人士吸收他“變化日新”的社會變動觀倡言改革；辛亥志士利用他的夷夏之辨的民族意識進行反滿革命；民國初年，劉人熙等人在長沙設立船山學社，創辦《船山學報》，鼓吹保護國粹；“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在長沙第一師範任教的楊昌濟對王夫之的知行學說倍加讚賞，主張力行實踐，並影響到青年毛澤東；直到今天，坐落於長沙鬧市區的船山學社舊址和湘江西岸王夫之就讀過的嶽麓書院，仍吸引著人們去追懷這位傑出的人物。這不由使人想起梁啓超所說的一段話：“近世的曾文正、胡文忠都受他的薰陶，最近的譚嗣同、黃興亦都受他的影響。清末民初之際，知識階級沒有不知道王船山的人，並且有許多青年，作很熱心的研究，亦可謂潛德幽光，久而愈昌了”。這就是一位20世紀的大學者，對一位17世紀的大學者的確切評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