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鴻都門學所招收的學生和教學內容都與太學相反。學生由州、郡三公擇優選送，多數是士族看不起的社會地位不高的平民子弟。開設辭賦、小說、尺牘、字畫等課程，打破了專習儒家經典的慣例。宦官派為了壯大自己的勢力,對鴻都門學的學生特別優待。學生畢業後，多給予高官厚祿，有些出為刺史、太守，入為尚書、侍中，還有的封侯賜爵。鴻都門學一時非常興盛，學生多達千人，但延續時間不長。一因士族猛烈的攻擊，二因黃巾起義，它隨著漢王朝的衰亡而結束。
碑文石刻鴻都門學不僅是中國最早的專科大學，而且也是世界上創立最早的文藝專科大學。在“獨尊儒術”的漢代，改變以儒家經學為唯一教育內容的舊觀念，提倡對文學藝術的研究，是對教育的一大貢獻。它招收平民子弟入學，突破貴族、地主階級對學校的壟斷，使平民得到施展才能的機會，也是有進步意義的。鴻都門學的出現，為後來特別是唐代的科舉和設立各種專科學校開闢了道路。
漢靈帝劉宏是個昏庸的皇帝，但有才藝，愛好文學，書法。他引召太學生中能為文、賦者待制京城洛陽鴻都門下，以後又將許多善尺牘和工書鳥篆者都加以引召，於是有數十人。光和元年（178）設立了鴻都門學，專習辭賦書畫，學生由州、郡、三公舉送，並進行考試，人數多至千人，學成後多授予高官。鴻都門學雖然設立時間不長，卻出了一些著名的書法家，他們主要擅長鳥蟲篆和八分書，代表人物有師宜官、梁鵠、毛弘等。鴻都門學衝破了太學自建立以來將經學作為唯一教育內容的藩籬，是一所最早的文學藝術大學。
典籍記載
東漢靈帝光和元年(公元178年)設在洛陽鴻都門的學校。專習辭賦書畫。學生由州、郡、三公舉送，學成後多授予高級官職。《後漢書·靈帝紀》：“始置鴻都門學生。”李賢註：“鴻都，門名也，於內置學。時其中諸生，皆勑州、郡、三公舉召能為尺牘辭賦及工書鳥篆者相課試，至千人焉。”
二十四史《後漢書·蔡邕傳》：“光和元年，遂置鴻都門學，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其諸生皆勑州、郡、三公舉用辟召，或出為刺史、太守，入為尚書、侍中，乃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皆恥與為列焉。”清厲鶚《序》：“自洛入鄴，自汴入燕，之分其地，駮鴻都門學非太學，魏石經非邯鄲淳書。”
范文瀾、蔡美彪等《中國通史》第二編第三章第二節：“一七八年，漢靈帝立鴻都門學。這個皇帝親自創辦的太學裡，講究辭賦、小說、繪畫、書法，意在用文學藝術來對抗太學的腐朽經學。”亦省稱“鴻都學”。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敘畫之興廢》：“又創立鴻都學，以集奇藝。”清陳培脈《陳留吊蔡中郎二十四韻》：“淹貫鴻都學，輝皇清廟珍。”
教育背景
國家的統一，生產力的發展，經濟的繁榮，為漢代教育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物質條件。在漢武帝實行的“獨尊儒術”的文教政策指導下，漢代的各類學校紛紛出現，官學有中央辦的和地方辦的，中央官學又有最高學府——太學，以學習儒家經典為主要內容，還有鴻都門學、宮邸學等專門學校，地方官學都是學習儒經的，此外還有民間辦的大量私學，包括高級程度的經師收徒講學和初級程度的蒙學。封建學制系統已大體形成，為以後歷代封建王朝的學校教育制度奠定了初步基礎。
太學從漢代起，教育事業就劃歸到朝廷掌“禮”的部門，於是有“禮教”之稱。漢代掌禮的長官是太常，兼管太學的重大事宜。地方學校則由地方當局操辦。當時還沒有獨立的教育行政機構。
漢武帝元朔五年(前124年)，朝廷為博士置弟子50人，這是漢代太學建立的標誌。此後太學的規模不斷擴大。昭帝時太學生增至100人，宣帝時達200人，元帝時達1000人，成帝時發展到3000人。東漢質帝時，太學生多達30000人。
漢代太學初建時，只有博士弟子五十人，五經博士分經教授，不須有固定的校舍。後來，太學生不斷增加，就需要修建校舍了。中國最早大規模地修建大學校舍是在平帝元始四年(公元4年)，當時為太學生修建了能容萬人的校舍。東漢遷都洛陽，光武建武五年(公元29年)於洛陽南門外重建太學，校內建有寬敞的講堂，還建了博士舍。後因政治動亂，太學一度衰落。順帝時採納左雄等人的建議，修整太學，建造240套房，1850間室，校舍達到前所未有的規模。
漢代由朝廷設立的學校，除太學外，還有專門為皇室宗親子弟開設的宮邸學和為文學、藝術見長者設立的鴻都門學。漢安帝元初六年(119年)，鄧太后開設宮邸學，令皇室子孫5歲以上40餘人及鄧氏近親子孫30餘人入學，親自督察、考試。在這之前，漢明帝還辦過四姓小侯學，“四姓”包括外戚樊、郭、陰、馬四家的子弟。這種學校是貴族教育的體現。“能為尺牘、辭賦及工書鳥篆者。”
鴻都門學創設於東漢靈帝光和元年(178年)，學生是由州、郡、三公推薦的。這所學校不同於其它以儒學為主的官學，它講求辭賦、小說、繪畫、書法等，因校址位於洛陽鴻都門而得此名。鴻都門學是中國也是世界上第一所文學藝術專科學校，在教育史上具有開專科學校先河的意義。
漢靈帝漢代地方官學始創於景帝末年，蜀郡太守文翁欲移風易俗，推行教化，先從郡吏中選派聰慧者十餘人到長安，就學於博士，這可謂最早的委託培養措施。數年後，這些人學成歸來。於是文翁在成都立學，招收屬縣子弟入學，學成者都給予重用，或推薦到朝廷作官。蜀郡從此學風大盛。到漢武帝時，推廣文翁興學的經驗，曾“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至平帝元始三年(公元3年)頒布地方官學學制。要求各級地方政府普遍設學：設在郡國的稱為“學”，設在縣的稱為“校”，設在鄉的稱為“庠”，設在村落(“聚”)的稱為“序”。學、校置經師一人，庠、序置《孝經》師一人。但此項制度並未切實貫徹。漢代地方學校的興辦取決於地方長官的意願，因此地方辦學並不普遍，已辦起來的學校也少有能維持長久的，或者是僅存虛名而已。
秦王朝垮台後，禁私學的苛政自然失去約束力。濟南伏生將私藏在牆壁中的《尚書》發掘出來，進行教學。西漢初年，儒家五經的教學十分活躍，在齊、魯、燕、趙等地已形成具有聲勢和影響的各個學派。此外，道、法、刑名、方術都有私學。漢武帝確立“獨尊儒術”的文教政策以後，教育被提高到“治國之本”的地位，官學有很大發展。但中央官學只有太學，名額有限，選送有一定之規，地方官學未得到普遍發展，無法滿足讀書人的要求，於是經師宿儒講學之風大為盛行。東漢時私學更加興盛，不少大師名儒不願捲入統治集團內部的鬥爭，或政治上不得志，則避世隱居，收徒講學。
創辦歷程
兩漢是經學昌明的時代，漢自武帝起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朝廷的博士官、太學的建立，各郡國的五經率史，都是以經學教育為主。“宗經成為有漢一代的社會風氣”。可以說經學已經成為漢代文學及文學思潮的靈魂和主調。兩漢文人們的行為、思想、創作莫不以經學所規範的方向發展。可是到了東漢靈帝時期卻發生了對漢以來經學思想產生巨大衝擊事件：鴻都門學的設立。《後漢書﹒蔡邕傳》：“初，帝好學，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因引諸生能為文賦者，本頗以經學相招，後諸為尺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數十人。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趣勢之徒，並侍制鴻都門下，喜陳方俗閭里小事，帝甚樂之，待以不次之位。”“光和元年，遂制鴻都門學。畫孔子七十二弟子像。其諸生皆敕州郡之公舉用辟召，或出為刺史、太守，入為尚書、侍中乃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皆恥與為列焉”。在這段文中我們可以看到文之士人對鴻都門學的建立是有一種強烈牴觸情緒的。這與漢士人重經術、輕技藝的意識有著極大的關聯，劉勰的《文心雕龍》中的“文之為德也大矣，與天地並生者何哉”“文以載道”《毛詩》中的“文人，文德之人也”。在這些話語的建構下“文”實際上已經成為了“一個典型的道德綜合體，實在是具有道德文化的全體意義”
《後漢書》而這一道德和道德文化恰恰是建構在以經學為基礎的思想平台上的。“天六地五，數之常也，經之為天，緯之為地，經緯不爽，文之象也”正是對漢代文學及士人階層所格守的理論依據的真實寫照。據經書以非道藝是儒士們常見的公開態度。在那些以經術正義和道德立身的士大夫眼裡。只有明經善政才是士人所應當做的。而那些於經明行修無所增益的術數之不過是些毫無根底的人生餘事，雕蟲小技是末技賤業，從而為士大夫所鄙棄。而鴻都門學的建立恰恰是以這些所謂雕蟲小技、末技賤業為基礎的：“為尺牘及工書鳥篆者”“無行趣勢之徒”“喜陳方俗閭里小事”。而且在士人的觀念中以經術取士方是正道，是士人通往權力階層的道路。然而對鴻都諸生“帝甚悅之，待以不次之位”“或出為刺史、太守，入為尚書、侍中，乃有封侯賜爵者”。到後來甚至到了靈帝下詔“為鴻都文學樂松、江覽等三十二圖象立贊，以勸學者”的地步。這幾乎已經和孔子的地位相差無幾了。鴻都諸生以文賦尺牘及工書鳥篆而獲得政治權力的事實使得那些以明經而善政的士大夫大為震驚，同時引起他們的恐懼：他們的聖賢之教的文化正統地位及地位受到冒犯和褻瀆，他們的政治利益在受到蠶食和侵犯，鴻都門學諸生所得到的每一個職位都是以明經之士人的削弱為代價的。於是就有“陽球……奏罷鴻都門學，曰：‘負陳有詔敕中尚方有鴻都文學樂松，江覽等三十二人圖象立贊，以勸學者。……案松、覽等皆出微蔑，斗箕小人，依憑世戚，付託權豪，俯眉承睫。微進明時，或獻賦一篇，或鳥篆盈簡，而位升郎中，形圖丹青，亦有筆不點牘，辭不辨心，假手清字，妖偽百品，莫不被蒙殊恩，蟬蛻渾濁。是以有識掩口，天下嗟嘆。臣聞圖象之設，以昭勸戒，欲令人君動鑒得失。未聞豎子小人，詐作文頌，而可妄竊天官垂象圖素也。今太學、東觀足以宣明聖化，願罷鴻都之選以消天下之謗”這樣的奏章出現。在滿腹經術的士大夫眼裡以“獻賦一篇，或鳥篆盈簡”而獲得政治話語權的鴻都門學諸生皆是使經學之外的於時政無補的末計的“豎子小人”，而“太學東觀”恰恰是以經學為教育基礎，是為漢代統治階級培養經師和各級官吏的國家教育機構。由此可見鴻都門學對於傳統的經學教育及學習帶來多大的衝擊。
但是我們應當看到漢代的士階層並非對辭賦、尺牘、工書、鳥篆一無所通。相反，士階層大多並不拒絕術藝對個人性情的陶冶，如蔡邕便是“善屬文，解音聲，技藝並術數之事無不精綜”。比如其《翠鳥詩》(五言詩)和《述行賦》。但是他們所強調的是不應讓這些才藝在社會政治的公開生活中占據位置，只供私人自娛而已。從孔子的“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到《禮記﹒樂記》中的“德成而上，藝成而下”。禮、樂、射、御、書、數這些“藝”在“道”這一巨大的社會責任的統御之下。也就是說藝的存在只是道的附屬成分。據德成仁，仁義達道才是培養完美人格並實現偉大的社會政治思想的士的必由之路。而各種藝只是低淺卑瑣的末技，不值得盡心致力，對藝的把握只是人生的點綴和修飾而已。藝本身沒有獨立存在的價值，必須在以仁義道德這些經學所強調的基礎之上方能體現出其內涵、實質。也就是說專門從事術藝這類活動的文人是為士所不恥的，而對於“道德”有成的士人們如果以遊戲、非專業、業餘的態度兼行術藝便是為士所稱道的“曠世逸才”。
鳥篆石刻由王褒、揚雄的獻賦得位到以工書鳥篆而進爵，他們的被承認都引起過大的爭論。宣帝時，上層社會就發生了一場關於賦的社會意義乃至文學的性質的討論。士大夫們大多不贊成朝廷獎掖賦的創作，在他們眼裡賦乃“淫靡不急”之事，這完全是一種文化功利思想作祟的看法。然而統治者宣帝卻認為“賦之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辨麗可喜，譬如女工有綺轂，音樂有鄭衛。今世俗猶皆以次虞悅耳目，辭賦比之，尚有仁義。風喻鳥獸草木多聞之觀，賢於倡優，博弈遠矣”。統治階層對以娛樂為宗旨的文學藝術給予了必要的肯定，但仍將其歸於倡優、博弈之流，只不過地位作用比他們稍高一點而已。但到了靈帝時期，鴻都門學的建立就將以文賦術藝取士和以經學取士放在同一地位上。這是以經術之義而匡國理政的士大夫所不能容忍的，自然就要起身捍衛自己的“衛道”地位。“士”可以說是精神道義的自覺者和社會政治責任的承載者，他們歸化、信守於他們的文化傳統，他們不遺餘力的維護和遵守這些典訓教義：他們一經說至百餘萬言，解釋經書上的五個字要用二三萬言，更有甚者，秦近君解釋《尚書﹒堯典》標題的二字之意竟至十萬言。語言運用是不厭其煩、多多益善、鋪天蓋地。經學教育注重師法家法強調傳授先師之言。墨守成規，抱殘守缺的惰性使人束縛。這些使得經學過於細碎繁瑣、牽強附會而無可挽回的衰落下去。
東漢末期是一個恣意浮躁的時代。人民不堪忍受於那些過於呆板繁複的典訓教義，渴望一種能使他們的心靈放縱的方式。這時的鴻都門學設立，以文賦術藝亦可得“仕”。於是寒窗苦讀的士君子們內心對於自我生命、價值的體現的渴求被激發出來。他們重新發現、思索學習的意義及生命的內在真實的渴求在這種個體的本我展現與儒家倫理道德政治思想的傳統“道”的束縛發生巨大碰撞時。士階層雖然因其深厚的歷史自覺傳統負載而拘於正統之“道”，但仍無法堅守自身對術藝這類可以託付生命、理念的形式的渴求“用來擺脫物質現實的壓迫和束縛，從而獲得一種於詩意、美感相仿佛的自由、自適的愉悅體驗”。終於，在鴻都門學的設立等一系列原因的衝擊之下，那種“方領矩步、課業篤謹”的太學傳統在慢慢消逝，以往那種對經學的繁瑣解讀重承襲強調傳授先師之言的習氣無可挽回的衰落下去。代之以文人對人的生命、命運及價值的重新發現、思索和追求，及一個文學自覺時代的到來。
地位影響
創建於公元178年的鴻都門學是世界上第一所文學藝術專科學校，堪稱世界之最，它突破了“獨尊儒術”政策的藩籬，開闢了世界教育史上官辦專科學校的新紀元，為藝術教育的發展做出了貢獻，不僅豐富了當時學校的教學內容，也成為隋唐書學、文學和宋代畫學的嚆矢，體現了重視人之才華的傾向，此後，中國古代取士除以儒經為主要依據之外，還有以詩文取士，漢靈帝創辦鴻都門學，重用文學之士應為其導源。
鴻都門學是中國，也是世界上第一所文學、藝術專科學院，開唐代專科學校之先聲，在教育發展史上具有重要意義。鴻都門學創建於東漢靈帝光和元年(公元178年)二月，因校址設在洛陽鴻都門而得名。學生皆由州、郡、三公薦舉“能為尺牘，辭賦，及工書鳥篆者”，經過考試合格方得入學，據說曾招“至千人焉”(《後漢書·靈帝紀》)。鴻都門學以尺牘、小說、辭賦、字畫為主要學習內容。尺牘，是古代書信的名稱，由於當時的書信都刻之簡牘，規格為“以尺一寸”，所以稱“尺牘”、“尺翰”、“尺簡”、“尺牒”等，原來是一種實用文體，使用廣泛，有一定書寫格式，包括“章”、“奏”、“表”、“駁”、“書”等類，至漢代，尺牘中已有不少精彩散文，所以，學習尺牘，既有實用性，又有文學性。鴻都門學所學的“小說”，不同於今天的小說，只是它的前身，諸如神話傳說、街談巷語、志怪志人之作等。
黨錮之禍總之，鴻都門學以學習文學、藝術知識為主，不同於以儒學力主的其他官學。鴻都門學的學生，大多是無身份地主及其子弟，都是士族看不起的“斗筲之人”，他們以文藝見長而受靈帝的寵信，出路十分優厚。由於擅長文辭而被朝廷委以重任之事，並不是自靈帝開始，例如漢武帝時，就有一批文學藝術家在朝廷供事，其中司馬相如以《子虛賦》、《上林賦》聞名於世，曾為進攻西南夷出了很多力。此外，嚴助、朱靈臣等辭賦、散文家，也受到武帝重用。這些文入學士在政治上積極支持漢武帝的政策，在文學上又表現出非凡的學識與才能，因而受到重用和賞識。但是靈帝寵信的文學之士，卻受到士族集團的猛烈攻擊，這是因為鴻都門學的創設有著深刻的政治背景。
經過黨錮之禍，士族集團雖然受到很大挫折，但在輿論上卻始終是得勢的。宦官集團卻相反，政治上雖然得手，但由於社會地位低、又得不到知識分子的支持，所以在輿論上一直不占優勢，這使他們深深感到培養自己的知識分子的重要。為了與士族以及他們支持的太學抗衡，宦官決意藉助靈帝嗜好文藝，創辦了鴻都門學，以擴充自己的實力，加強控制輿論陣地。因此，鴻都門學一經創設就遭到士族、儒生們的最激烈反對，可見，鴻都門學是當時政治鬥爭的產物。但是儘管政治上有需要，如果沒有文化教育的內在條件，鴻都門學也是不可能產生的。文學、藝術的發展，是這所文藝專科學院創立的又一重要條件。漢代的散文，辭賦一直被公認是中國古代文學史上光彩奪目的篇章。書法至漢代也有長足進步，它開始被人們視為一門藝術。漢代的繪畫也很發達，以人物畫力主，朝廷也借繪畫來表彰忠臣義士。總之，文藝的發展，為文藝專門教育的產生，提供了條件。漢靈帝在歷史上是一個平庸的皇帝，在政治上毫無建樹，但是，他能頂住來自士族的強大壓力，堅持創辦了鴻都門學，扶植了文學藝術的發展，為唐代各種專科學校的設立開闢了道路。中國古代取士除以儒經為主要依據之外，還有以詩文取士的，表現了重視人的才華的傾向。漢靈帝重用文學之士，正是文學取士的導源，這些都是他對中國古代教育發展所起的積極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