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東觀是中國東漢宮廷中貯藏檔案、典籍和從事校書、著述的處所。位於洛陽南宮，修造年代不可考。建築高大華麗，最上層高閣十二間，四周殿閣相望，綠樹成蔭，環境幽雅。章帝、和帝以後，為宮廷收藏圖籍檔案及修撰史書的主要處所。
東觀歸漁漢代諸帝十分重視東觀所藏典籍、檔案的校閱和整理。永元十三年(101)春,和帝劉肇往東觀“覽書林，閱篇籍”，並“博選術藝之士以充其官”。此後，鄧康、馬融、李勝等人，先後以校書郎、校書郎中、東觀郎等職多次值東觀“典校秘書”。其中規模最大的一次是安帝永初四年 (110)，詔令謁者劉珍及五經博士校定東觀所藏五經、諸子、傳記、百家藝術，整齊脫誤，是正文字。後又闢為近臣習讀經傳的地方。
東觀的豐富收藏，為漢代史的修撰創造了極其有利的條件。自和帝時起(公元92)，班昭、劉珍、李尤、劉毅、邊韶、崔寔、伏無忌、蔡邕等名儒碩學，先後奉詔於東觀撰修國史，歷時百餘年，廣泛採用本朝檔案典籍，陸續撰成《漢記》143篇 (因修撰於東觀，世稱 《東觀漢記》)。後遭董卓之亂，破壞嚴重。
主要功能
東觀最主要的功能當然是收藏圖書，特別是新近問世的著作。《後漢書·張奐傳》載，張奐少游三輔，師事太尉朱寵，學習《歐陽尚書》，深感四十多萬字的《牟氏章句》浮辭繁多，精簡為九萬字，“乃上書桓帝，奏其《章句》，詔下東觀”。很可惜的是，這些藏書，到東漢後期，隨著內亂的加劇，與其他藏書室的珍寶一起散失殆盡。《後漢書·儒林傳序》載：“初，光武遷還洛陽，其經牒秘書載之二千餘兩，自此以後，參倍於前。及董卓移都之際，吏民擾亂，自辟雍、東觀、蘭台、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策文章，競共剖散，其縑帛圖書，大則連為帷蓋，小乃制為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餘乘，道路艱遠，復棄其半矣。後長安之亂，一時焚盪，莫不泯盡焉。”
東觀著作東觀的另一重要功能是負責史籍的校訂。《後漢書·吳延史盧趙列傳》記載盧植上疏：“臣少從通儒故南郡太守馬融受古學，頗知今之《禮記》特多回冗。臣前以《周禮》諸經，發起秕謬，敢率愚淺，為之解詁，而家乏，無力供繕寫上。願得將能書生二人，共詣東觀，就官財糧，專心研精，合《尚書》章句，考《禮記》失得，庶裁定聖典，刊正碑文。古文科斗，近於為實，而厭抑流俗，降在國小。中興以來，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並敦悅之。今《毛詩》、《左氏》、《周禮》各有傳記，其與《春秋》共相表里，宜置博士，為立學官，以助後來，以廣聖意。”可見考訂典籍是東觀最重要的工作。東漢時期，大規模地整理典籍見於記載的主要有三次：第一次是在章帝建初四年(79)諸儒校訂五經。楊終作《上言宜令諸儒論考五經同異》，認為“宜如石渠故事，永為後世則”。這年十一月，章帝接受其建議，“於是詔諸儒於白虎觀論考同異焉”。當時班固任校書郎，將這次會議記錄整理而成《白虎通》一書盛行於世。第二次是在章帝章和元年(87)，朝廷征詔曹褒校訂典籍。《後漢書·張曹鄭列傳》載：“章和元年正月，乃召(曹)褒詣嘉德門，令小黃門持班固所上叔孫通《漢儀》十二篇，敕褒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經，今宜依禮條正，使可施行。於南宮、東觀盡心集作。’褒既受命，及次序禮事，依準舊典，雜以《五經》讖記之文，撰次天子至於庶人冠婚吉凶終始制度，以為百五十篇，寫以二尺四寸簡。其年十二月奏上。帝以眾論難一，故但納之，不復令有司平奏。”第三次是在桓帝熹平四年(175)由蔡邕為首校訂五經，並將定本鐫刻於石碑上，史稱“熹平石經”。三次校訂史籍，東觀著作起到重要的作用。
修史，主要是修撰當朝史跡，也是東觀著作的重要工作。前期主要以班彪、班固、班昭一家為主修撰《漢書》；後期先後由劉珍、張衡、蔡邕等主其事，修撰《東觀漢記》。所以《史通》說：“中興之史，出自東觀。”需要指出的是，東觀不僅是藏書之所，東觀還要起到教書育人的作用。《後漢書·皇后紀》記載鄧太后“自入宮掖，從曹大家受經書，兼天文、算數。晝省王政，夜則誦讀，而患其謬誤，懼乖典章，乃博選諸儒劉珍等及博士、議郎、四府掾史五十餘人，詣東觀讎校傳記。事畢奏御，賜葛布各有差。又詔中官近臣於東觀受讀經傳，以教授宮人，左右習誦，朝夕濟濟”。東觀著作之優秀者，還被畫像，懸在東觀，以供人們景仰。如《後漢書·高彪傳》就記載：“後遷外黃令，帝敕同僚臨送，祖於上東門，詔東觀畫(高)彪像以勸學者。”這就有點像當今的研究院或高等學府懸掛學術名流畫像一樣，成為道德文章的典範，當然是一件非常榮耀的事情。《後漢書·酷吏傳》載陽球奏罷鴻都文學書曰：“臣聞圖象之設，以昭勸戒，欲令人君動鑒得失。未聞豎子小人，詐作文頌，而可妄竊天官，垂象圖素者也。今太學、東觀足以宣明聖化。願罷鴻都之選，以消天下之謗。”這段話可以為推測提供強有力的旁證。
主要著作
根據現存史料，東觀的建立大約始於光武帝建武(25—56)末年和明帝永平(58—75)初年。《後漢書·班彪傳》載，班固“與前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共成《世祖本紀》”。《通典·職官八》：“蘭台令史班固、傅毅，洛陽令陳崇，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及楊彪等，並著作東觀。”
漢人風貌東漢前期，與東觀的關係最為密切的作家莫過於扶風班氏家族了。班彪(3—54)字叔皮，扶風安陵(今陝西鹹陽東北)人。東漢初年，避難至天水，投奔隗囂門下，曾作《王命論》勸戒隗囂，不聽。後避地河西，依竇融。建武十二年(36)隨竇融還京師，舉茂才，拜徐令，稱病而免，潛心於西漢史著的寫作。史書未有班彪詔入東觀之記載，然其撰寫的前漢歷史，為班固撰寫《漢書》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因此，他與東觀的關係確非尋常。班固(32—92)字孟堅，班彪之子。十六歲即入洛陽太學。二十三歲時，父卒，乃歸鄉里。明帝永平初年，東海王劉蒼為驃騎將軍輔政，延納人才，班固得以入選。以班彪續史未竟，乃潛精研思，欲成其業。其後，為校書郎，除蘭台令史，著作東觀，典校秘書，時在明帝永平末年。前引《後漢書·張曹鄭列傳》：“章和元年正月，乃召(曹)褒詣嘉德門，令小黃門持班固所上叔孫通《漢儀》十二篇，敕褒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經，今宜依禮條正，使可施行。於南宮、東觀盡心集作。’褒既受命，及次序禮事，依準舊典，雜以《五經》讖記之文，撰次天子至於庶人冠婚吉凶終始制度，以為百五十篇，寫以二尺四寸簡。其年十二月奏上。帝以眾論難一，故但納之，不復令有司平奏。”由此看出，東觀在明帝、章帝時期已經建立。班固即在明、章之間活躍於東觀。《隋書·經籍志》史部後序:“先是明帝召固為蘭台令史，與諸先輩陳宗、尹敏、孟冀等共成《光武本紀》。擢固為郎，典校秘書。固撰後漢事，作列傳載紀二十八篇。其後劉珍、劉毅、劉陶、伏無忌等相次著述東觀，謂之《漢記》。”其著作除《漢書》一百卷外，集部還著錄:“後漢大將軍護軍司馬《班固集》十七卷。《典引》一卷，蔡邕注。”班昭字惠班，一名姬，班固之妹。嫁同郡曹世叔。班固著《漢書》八表及《天文志》未竟而卒，和帝詔班昭就東觀藏書閣續成之。見《後漢書·列女傳》：“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每有貢獻異物，輒詔大家作賦頌。及鄧太后臨朝，與聞政事。以出入之勤，特封子成關內侯，官至齊相。時《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馬融伏於閣下，從昭受讀，後又詔融兄續繼昭成之。”是班昭入東觀續補《漢書》在和帝時期(89—105)。《隋書·經籍志》集部著錄：“後漢徐令《班彪集》二卷，梁五卷。”在漢成帝班婕妤下著錄《班昭集》三卷。是扶風班氏家族多有文集行世。
從漢章帝(76—88)至漢順帝(126—144)為東漢中期。東觀著作中，馬融(79—166)最具聲望。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今陝西興平東北)人。馬援兄子馬嚴之子。據《後漢書·馬融傳》記載，其一生三入東觀:十三歲初入東觀，時在和帝永元三年(91)。安帝永初四年(110)，拜為校書郎中，詣東觀典校秘書。是其二入東觀。當時鄧太后臨朝，鄧騭兄弟輔政。而俗儒世士，以為文德可興，武功宜廢，遂寢田狩之禮，息戰陳之法，故猾賊縱橫，乘此無備。馬融以為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五才之用，無或可廢。元初二年(115)，上《廣成頌》以為諷諫，得罪了鄧氏，滯於東觀，長達十年。桓帝建和元年(147)，外戚大將軍梁冀讓馬融誣奏李固，又為梁冀作《西第頌》。後出為南郡太守。以事得罪梁冀而被免官，髡徙朔方。後“得赦還，復拜議郎，重在東觀著述，以病去官”。是其三在東觀已在桓帝時期。《史通序》稱“昔馬融三入東觀，漢代稱榮”。其實在馬融看來未必如此，是滯留東觀。利用東觀豐富的藏書，馬融在此遍注儒家經典。這些詳見《隋書·經籍志》經部著錄。此外，集部還著錄：“後漢南郡太守《馬融集》九卷。”
東漢中期的東觀著作中，黃香是比較重要的文學家。他字文彊，江夏安陸人。博學經典，究精道術，能文章，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初除郎中，元和元年，肅宗詔香詣東觀，讀所未見書。香後告休，及歸京師，時千乘王冠，帝會中山邸，乃詔香殿下，顧謂諸王曰：“此天下無雙江夏黃童者也。”左右莫不改觀。案千乘王劉伉，建初四年(79)封。《後漢書·文苑傳》載：黃香“所著賦、箋、書、令凡五篇”。而張衡更是一位重要的文學家。張衡(78—139)字平子，南陽人。少善屬文，游三輔，因入洛陽。《後漢書·張衡傳》：“永國中，謁者僕射劉珍、校書郎劉騊駼等著作東觀，撰集《漢記》，因定漢家禮儀，上言請衡參論其事，會並卒，而衡常嘆息，欲終成之。及為侍中，上疏請得專事東觀，收檢遺文，畢力補綴。又條上司馬遷、班固所敘與典籍不合者十餘事。又以為王莽本傳但應載篡事而已，至於編年月，紀災祥，宜為元後本紀。又更始居位，人無異望，光武初為其將，然後即真，宜以更始之號建於光武之初。書數上，竟不聽。及後之著述，多不詳典，時人追恨之。”參與天文改歷工作，侍中施延、博士黃廣、太子舍人李泓、太尉劉愷、尚書令陳忠等人均參與其議。亦在安帝時入東觀。與張衡同時代的東觀著作還有劉毅，光武帝兄劉曾孫，敬王劉睦之子。初封平望侯。和帝永元(89—104)坐事奪爵。安帝元初元年(114)上《漢德論》並《憲論》十二，為劉珍、馬融稱美，拜為議郎。由此有名朝廷，為鄧太后詔入東觀。
《漢書》東漢後期，主要是指漢桓帝(147—167)至漢靈帝(168—189)時期。這個時期，雖然社會變亂加劇，但是，文化事業卻格外興旺，圖書激增。因此，在東觀之外，另建鴻都儲藏圖書。當然，國家藏書中心依然還是在東觀，中心人物就是蔡邕。蔡邕(133—192)字伯喈，陳留圉人。其入東觀的時間在漢靈帝劉宏建寧五年(172)，同年改元熹平元年，當時蔡邕四十歲。蔡邕在東觀校訂史籍，前後六年，基本完成了其重要著作《漢記·十意》。此外，與蔡邕同時的盧植在東漢後期的東觀著作中也占有重要地位。盧植(?—190)字子乾，涿郡人。少從通儒南郡太守馬融受古學，博通古今之學，不守章句。建寧(168—171)中征為博士。熹平四年(175)拜九江太守。又曾為廬江太守。
東漢後期的東觀著作中，崔寔也是重要的文學家。他字子真，一名台，字元始。涿郡安平(今河北涿州)人。生卒年不詳。著名學者崔瑗之子。此外，還有鄧甫德、延篤、朱穆、邊韶等人也曾入直東觀。鄧甫德“永壽(155—158)中，與伏無忌、延篤著書東觀，官至屯騎校尉”。是其著作東觀在桓帝時期。朱穆(100—163)字公叔，南陽人。初舉孝廉。桓帝初年作《崇厚論》以諷時俗。又作《絕交論》名重一時。《後漢書》本傳未載其著作東觀的時間，但是根據延篤傳記可以確定其入東觀亦在桓帝時期。《隋書·經籍志》著錄：“益州刺史《朱穆集》二卷，錄一卷，亡。”邊韶字孝先，陳留浚儀人。以文章知名，教授數百人。《後漢書·文苑傳》：“桓帝時，為臨潁侯相，征拜太中大夫，著作東觀。再遷北地太守，入拜尚書令。後為陳相，卒官。著詩、頌、碑、銘、書、策，凡十五篇。”是其著作東觀在桓帝初年。
文學風貌
奉詔創作，無外乎歌功頌德，刻意追求繁縟華麗的風格。就其體裁而言，“頌”無疑是最佳的選擇。根據史料的排比，東觀著作的奉詔創作，影響比較大的有如下幾次：
第一次奉詔而作是在明帝末年、章帝初年。《後漢書·班彪傳》附班固傳載：“固又作《典引篇》，述敘漢德。以為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楊雄《美新》，典而不實，蓋自謂得其致焉。”《典引》作於漢章帝初年。與此同時，班固又與賈逵、楊終、傅毅、侯諷、傅毅等並作《神雀頌》。《東觀漢記》卷十五載：“明帝永平十七年，神雀五色翔集京師，帝以問臨邑侯劉復，不能對，薦賈逵博物。對曰：‘昔武王修父之業，鸞鶩鳴於岐山，宣帝威懷戎狄，神雀仍集，此降胡之徵也。’帝召賈逵，敕蘭台給筆札，使作《神雀頌》。”華嶠《後漢書》：“賈逵字景伯，有贍才，能通古今學。神爵集宮殿上，召見，敕蘭台給筆札，作《神雀頌》，除蘭台令史。”《論衡·佚文篇》：“永平中，神雀群集，孝明詔上神雀頌，百官頌上，文皆瓦石，惟班固、賈逵、傅毅、楊終、侯諷五頌金玉，孝明覽焉。”《後漢書·鄭范陳賈張列傳》亦有類似記載。《隋書·經籍志》有傅毅《神雀頌》一卷，當是彙編諸家之作而成。
第二次是在漢和帝劉肇永元十三年(101)。根據《後漢書·和帝紀》記載，這年正月，和帝幸東觀，覽書林，閱篇籍，博選術藝之士，以充其官。《後漢書·李尤傳》載：“和帝時，侍中賈逵薦尤有相如、楊雄之風，嘲詣東觀，受詔作賦，拜蘭台令史。”李尤《東觀賦》、《東觀銘》大約就作於是時。
漢桓帝第三次大規模奉詔創作的題目是《四巡頌》。但是，四巡頌的創作前後綿延數年，非一時之作。崔寔元和三年奏上，為此還有《上四巡頌表》，頌稱漢德，為章帝賞識。同時，丁鴻亦作《奏東巡瑞應》。傅毅、班固並有《東巡頌》，見《古文苑》卷二十一。唯班固之作，《古文苑》作者題作蔡邕。而《藝文類聚》卷三十九、《初學記》卷十三、《太平御覽》卷三百五十八，並題班固撰。章帝之後，馬融於漢安帝劉祜延光三年(124)上《東巡頌》16。帝奇其文，召拜郎中。《後漢書》本傳：“太后崩，安帝親政，召還郎署，復在講部。出為河間王廄長史。時車駕東巡岱宗，融上《東巡頌》，帝奇其文，召拜郎中。”張衡《東巡誥》當亦作於此時，稱“惟二月初吉，帝將狩於岱”。
從上述奉詔創作看，頌體為其核心。而頌的本意就是歌功頌德，甚至“虛而為盈，亡而為有”。為了彌補內容上的不足，就在文辭上翻新花樣，繁縟壯麗自然是他們共同的追求。《典引》就是典型的一例。同樣是歌頌漢德，司馬相如有《封禪文》，揚雄有《劇秦美新》。班固再寫，又有什麼新意呢?他在序中這樣寫道:“伏惟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楊雄《美新》，典而亡實。然皆游揚後世，垂為舊式。”文章從太極敘起，用以說明“漢劉”淵源天意，體現盛德。最後歸結到:“汪汪乎丕天之大律，其疇能亘之哉?唐哉皇哉!皇哉唐哉!”將唐堯與漢德緊密聯繫起來。蔡邕註：“言誰能竟此道，惟唐堯與漢，漢與唐堯而已。”而在典則方面，就是極力用典。根據舊注，本文多次用到《周易》、《尚書》、《毛詩》、《左傳》、《孝經》等經典，甚至還運用了《老子》、《莊子》及緯書的典故，表現為繁縟的特點。該文主要以四句為主，如：“神靈日燭，光被六幽，仁風翔乎海表，威靈行於鬼區。”形成後來四六句的雛形。此外，有些文字注重氣勢，如：“是以來儀集羽族於觀魏，肉角馴毛宗於外囿，擾緇文皓質於郊，升黃暉采鱗於沼，甘露宵零於豐草，三足軒翥於茂樹。”“夫圖書亮章，天哲也；孔猷先命，聖孚也；體行德本，正性也；逢吉丁辰，寤寐也。順命以創製，定性以和神，答三靈之繁祉，展放唐之明文，茲事體大而允，寤寐次於聖心。”如此等等，通過排比的句式，增強了語言的氣勢。這種文學特質，展現了東漢一朝的整體文學風貌。
地位影響
一個學派的形成必須有幾個基本條件，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要有共同追求的學術目標。東觀著作所追求的就是史家的風範。其影響所及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最直接的影響是在這種風氣的帶動下，各種雜史、筆記相繼而出，中國古典小說由此而興。歷來文史不分，大約始於此。故《韓非子·難言》：“捷敏辯給，繁於文采，則見以為史。”賈誼《新書·胎教》就徵引了《漢書·藝文志》小說家類著錄的《青史子》以為論題的佐證。章太炎說:“疑《青史子》即左氏所著書，《左氏》故稱《青史》也。史之所記，大者謂《春秋》，細者謂小說，故《青史子》本古史官記事也。賈生所引胎教之道云云，是禮之別記也，而錄在小說家。”可見，史與小說家自古就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東漢以後，這種關係似乎更加密切。趙曄《吳越春秋》歸入雜史類，《漢武故事》、《西京雜記》等歸入舊事類，《宣驗記》、《應驗記》、《列異記》、《述異記》、《異苑》、《搜神記》、《志怪》、《齊諧記》、《幽冥錄》、《洞冥記》、《冤魂記》等等小說歸入雜傳類。至少在隋唐士人心目中，這些均可歸入史類的著作。劉知幾《史通》具體將其歸入史學著作的“補註”一類，以為“好事之子，思廣異聞，而才短力微，不能自達，庶憑驥尾，千里絕群，遂乃掇眾史之異辭，補前書之所闕”。所以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第一篇就說：《漢書·藝文志》小說家類所錄十五家，“大抵或托古人，或記古事，托人者似子而淺薄，記事者近史而悠繆者也”。
張衡另外一個影響就是辭賦創作所追求的實錄風格。知道東觀的建立首先是修國史。故前期的創作以史傳為主。譬如班彪、班固父子修撰《漢書》；後期以劉珍、張衡、蔡邕等人為主修撰《東觀漢記》，形成了一個嚴謹徵實的創作傾向。故《史通·內篇·載文》稱：“漢代辭賦，雖雲虛矯，自余它文，大抵猶實。”就是所謂“虛矯”的辭賦，東漢以後也發生由虛矯而質實的變化。《後漢書·班固傳》：“自為郎後，遂見親近。時京師修起宮室，浚繕城隍，而關中耆老猶望朝廷西顧。固感前世相如、壽王、東方之徒，造構文辭，終以諷勸，乃上《兩都賦》，盛稱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賓淫侈之論。”李賢註：“相如作《上林》《子虛》賦，吾丘壽王作《士大夫論》及《驃騎將軍頌》，東方朔作《客難》及《非有先生論》。其辭並以諷諭為主也。”鍾肇鵬《王充年譜》據其賦中“寶鼎見兮色紛紜”、“獲白雉兮效素鳥”二句，考訂寶鼎見在永平六年，獲白雉在永平十一年，故確定“賦必作於此時(永平十一年)”。但是，此說未必準確，因為賦有“遂綏哀牢開永昌”句。據李賢註：“綏，安也。哀牢，西南夷號。永平十二年，其國王柳貌相率內屬，以其地置永昌郡也。”則事在十二年。王觀國《學林》卷七“古賦題”以為“兩都賦”實為一篇，“昭明太子乃析而為《西都賦》、《東都賦》，誤矣”。《兩都賦》約作於明帝永平十二年(69)前後，其時班固正在著作郎任上，故創作上表現為按實而錄的色彩。在這種風氣的影響下，張衡的《二京賦》、王延壽的《魯靈光殿賦》等踵事增華，變本加厲，使得東漢辭賦創作表現出一種與西漢迥然有別的時代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