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壽彝先生擔任總主編的《中國通史》
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國通史》為哲學社會科學國家“六五”重點項目，全書以馬克思主義觀點系統論述了自遠古時代起迄1949年的中國歷史。共12卷、1400萬字。當代享有盛譽的史學家白壽彝先生擔任總主編，並親自撰寫了第一卷《導論》。他還對全部書稿進行了最後審讀和定稿；第二卷《遠古時代》第一次從考古學入手，理清中國史前民族和文化及社會的發展脈絡。學界認為，這是一部史學工作者和考古工作者聯袂編著的目前最具權威的中國史前史；第三卷《上古時代》，論述了自有文字記載以來的秦滅六國的歷史；第四卷至第十卷為《中古時代》，闡述了秦漢至鴉片戰爭前的歷史；最後兩卷是《近代》卷，鴉片戰爭至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的百年風雲盡收其中。
《中國通史》還首創了一種新的通史編寫體例。這種被稱為“新綜合體”的編寫形式，是白壽彝先生結合60年教學和科研經驗，集眾家之長，提出的一種全新編寫體例。除第一二卷外，各卷由序論、綜述、典志、傳記四部分結合而成。序論主要是各歷史階段文獻資料和研究概況介紹；綜述則從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民族等方面闡述各歷史時期總的發展形勢；典志是對各歷史時期重要典章制度的專題論述；傳記展現了各歷史時期主要人物的風采。如此，一部立體的多層次的中國歷史畫卷，便展現在讀者面前。
誕生原因
《中國通史》中華民族擁有五千年延綿不絕的歷史傳承，強大的凝聚力和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是中華民族歷劫不衰，必將復興的堅實基礎，並造就了每一個中國人的精神氣質和生命底蘊。歷史蘊含著一個民族世代的興衰更替，以及透過事件表象所飽藏著的成敗之道與內在規律，以歷史作為審視現實的一個視角，從歷史中汲取智慧營養，是每一個中國人所必須正視的課題，學習歷史具有極高的現實意義。浩如煙海的歷史典籍，記述了五千年的烽煙迭變，從史家巨製《史記》、《資治通鑑》 、《二十四史》到汗牛充棟的各類野史、筆記、演義，中國人對自己民族歷史的重視與珍愛，使之無愧於“歷史的民族”的美譽。然正宗史著舊式的觀念、晦澀的文字以及浩繁的卷帙，對現代讀者來說無疑是一道與歷史隔絕的鴻溝。
20世紀初，隨著對19世紀苦難的痛定思痛、對舊史學的反省以及新世紀初新史學的落地而生，新式中國通史應運而生。所謂“新式中國通史”，從史書編纂體裁上是相對傳統的舊史學而言的。新式《中國通史》問世之前，司馬遷的紀傳志表體通史、司馬光的編年體通史堪為古代兩大通史經典。至於各種《通鑑紀事本末》、《通鑑綱目》、《綱鑑易知錄》之類的彙輯，皆可作為適應不同需要的通史典籍。而“新式中國通史”突破了古典模式，以“章節體”編纂為代表體裁。從史書編纂取材記敘內容上而言，傳統通史性史書大多以記敘帝王政治史為主，而“新式中國通史”敘述內容的重點已由王朝轉向國家，由傳統“貴族精英”轉向社會民眾，由政治、制度擴展至文化、經濟、社會、宗教、美術，大都不再以“褒貶人物、臚列事狀為貴”。章節體裁的逐級分編、分章、分節列題形式，有利於敘述內容自由剪裁、有機編織的靈活優勢，較之傳統分卷更容易表述作者的意向和內容敘述的內在邏輯聯繫。
編寫過程
1900年，章太炎撰寫《中國通史略例》時，已經就新編中國通史的宗旨、體例乃至具體篇目發表了相當系統的看法。章太炎認為修撰中國通史的宗旨，一是為了“知古今進化之軌”，一是為了“振勵士氣”。其所擬議的體例，實際是試圖綜匯中國原有各種史書體例之長，推陳而出新。文內云：“不必以褒貶人物、臚敘事狀為貴，所重專在典志，則心理、社會、宗教諸學，一切可以熔鑄入之。
《中國通史》1901年9月，梁啓超在《清議報》上發表《中國史敘論》 ，從世界史學變革的大背景上展開論題，文首指出，新舊史學特質上的差別，主要是；“前者史家不過記載事實，近世史家必說明其事實之關係，與其原因結果。前者史家不過記述人間一二有權力者興亡隆替之事，雖名為史實，不過一人一家之譜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間全體之運動進步，即國民全體之經歷，及其相互之關係。
1920年完成春秋、戰國的《載記》、《年表》各二篇，語盲文學和三代宗教禮學《志》各一篇．1922年在南開講演時還說“蓄志此業，逾二十年”(《中國歷史研究法》)。只可惜章太炎、梁啓超當時皆身系政治，心多旁騖，忙於社會活動，終究未能親自擔綱來實現編著《中國通史》的宏願。
晚清學制改革，各類學堂，學校風起雲湧，課程革新的需要，推動了以教科書形式出現的中國通史編著步入高潮。
1896年、1898年李端棻、康有為先後向清政府呈《請推廣學校折》、《請開學校折》。作為“晚清新政”的組成部分，清政府先後有壬寅學堂章程(1902年)、癸卯學堂章程(1904年)之頒。
1905年上諭更明令廢止科舉，各類新學堂遂迅速興起，數量呈直線上升之勢．在清廷頒布的《癸卯學堂章程》(陽曆為1904年1月)中即規定國小歷史課程的目標是“俾知中國文化所由來，及本朝列聖德政，以養國民忠愛之本源，尤當先講鄉土歷史，采本境內鄉賢名宦、流寓名人之事跡……以動其希賢慕善之心”;中學的目標是“注意在發明實事之關係，辯文化之由來，使得省悟強弱興亡之故，以振國民之志氣”。歷史課程既為所頒新學制必開的課程，因此編寫中國通史教材成了當時急不可待的教學必需。
柳詒徵增輯的《歷代史略》就曾因此被清政府列為暫定中學教科書。
雖然整個20世紀，各種中國通史編著本，其中絕大多數或起於教學需要，或被各級學校採用為教科書，但是，20初以來問世的中國新式“歷史教科書”與新式“中國通史 ”不能等同視之。否則，20世紀中國出版的所有國中、高中、大學的歷史教材都可稱為“中國通史”，這顯然難以成立。以一般認識而論，可說前者不能充當後者，而後者可以充當前者。
正因如此，鮮有嚴謹的學者將夏曾佑的《中國歷史》三冊（即《最新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1904～1906），呂瑞廷的《新體中國歷史》（1907），章嶔的《中國歷史教科書》三冊（1908），潘武的《歷史教科書》（1913），鍾敏龍的《新制本國史教本》三冊（1914），傅運森的《歷史教科書》（1923），顧頡剛、王鍾麟的《本國史》（1923），王鍾麟的《新時代本國史教科書》二冊（1927），周予同的《開明國史教本》（1931）等名家名教材當作“中國通史”論著視之。而呂思勉的《白話本國史》四冊（1923年初版），王桐齡的《中國史》三編和第四編上冊，鄧之誠的《中華二千年史》等等中國通史著作，大多作教材或講義之用。
20世紀初～30年代初冠名為“中國通史”的通史論著以黃現璠、劉鏞合著的《中國通史綱要》上、中、下冊（1934年7月完成）、繆鳳林的《中國通史綱要》三冊（1935年8月完成）為序。被日本學術界譽為“中國通史權威”鄧之誠曾為黃現璠、劉鏞合著《中國通史綱要》上冊作序，言：“近代恆重視歷史一科，重其能隨時代思想以前進也……。蓋史學之專研，已成為一世之風尚矣。獨惜中國通史之編纂，尚未為學者所注意，坊間所見之本，非稗販東西洋陳籍，以其見解為見解，即徒事零星掇拾，詳則嫌於支蔓，略則嫌於掛漏，求其詳略得宜，去取適當，足以發揚中國文化，供一世參考，及自修者，殆無有也……世固尊重中國史學，而為史學見端之通史，及獨付闕如，非可惜之甚者耶？黃君現璠劉君鏞專意讀史，以其專研之暇，共成中國通史綱要三冊。雖僅備綱領，而首尾貫串可觀，遍及各個時代之制度沿革社會進化，而因果關係一目了然，取材皆注其出處，使讀者可以由是而知中國史之梗概，更可由是而加詳加博，可謂繁簡相馭，條理分明者矣。予喜其有益於教課者之參考，及自修者之探導，故樂為之序，倘因是書行世，而發見通史之需要，尤為切至……”。
《中國通史》可見鄧之誠當時並未將問世的中學、高中教科書視為：《中國通史》著作。這從黃現璠於1933年7月所撰《最近三十年中等學校中國歷史教科書之調查及批評》一文對中國歷史教科書問世以來中學常用的51本歷史教科書直言不諱地點評中同樣可見一斑。文中說道“我國之有歷史教科書，自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創辦中學始。自此至今（即1933年——筆者按），約三十年。在此三十年過程中，中國學術思想，一以歐風美雨之侵入；一以國體政權之改變，多所興革，花樣翻新；歷史教科書，當亦混入鏇渦，時常改遍。茲將其改編經過分為三個時期。第一帝王政治敘述時期，自光緒二十八年至民國二年（1902～1913年）；第二社會文化敘述時期，自民國三年至十六年（1914～1927年）；第三新史學時期，自民國十七年至現在。”帝王政治敘述時期“經時十二年，出版教科書約十三部，在此十三部著作中，一言以蔽之，‘帝王政治’而已。蓋前三部記載，全為帝王家譜，後十部雖稍改進，然大部分材料，仍偏重政治，謂之為‘帝王政治敘述時期’，誰曰不宜。本期教科書，除呂瑞廷《新體中國歷史》，夏曾佑《中國歷史》，章嶔《中國歷史教科書》外，皆無足觀。且最錯誤者，是採用日人著述為藍本，改作教科書，或直接用之為教科書。蓋本國歷史，原有其特別的目的和效用，教科書正為實現此目的工具。外人著述，無論如何，必不能準此目的。”
20世紀西風東漸掀起的拍岸新潮，衝擊出了新式中國通史編纂成果的層出不窮，從中反映出的新史學多采多姿的風雲際會，猶如百年中國社會變遷、觀念更新的一面鏡子，映照出各個時期史學家對時代問題的應對和感悟。眾多史學名家以講授和編著中國通史為要務，由此贏得學術聲譽的史學家不乏其數，代表者有李泰棻、呂思勉、王桐齡、鄧之誠、黃現璠、繆鳳林、章嶔、錢穆、范文瀾等等。尤以黃現璠所撰“中國通史”成果最為突出，理由在於：他一生編著過不同形式和內容的三部“通史”，一為《中國通史綱要》；二為《壯族通史》；三為《中國生活學——古代食衣住行研究》（原名《我國人民起居衣食生活之演變》，副題《中國衣食住通史》）初稿三卷。
身處改革開放已經經過20多年後的21世紀，我們不能談到“中國通史”時仍然僅僅以“漢族通史”全盤代替“中國通史”，各少數民族通史同樣應該而且必然是“中國通史”的組成部分。否則，中華民族通史無從談起。
2000年7月23日在北京舉辦的為期５天的國際人類學與民族學聯合會中期會議上，來自46個國家的360多位人類學家、民族學家在此間呼籲，世界各個民族應不分人口多少、社會發展程度高低而一律平等，這是各民族和睦相處、共同發展的基礎。顯而易見世界各個民族應一律平等已經成為世界的呼聲和世界人民的心愿，遺憾的是中國一些學者凡論述“中國通史”時長期對少數民族通史隻字不提，視若無睹，以致所論難免有失公允之嫌。本詞條沒有對含有“黨義”或“風派史學”或“影射史學”者所著通史進行介紹。
內容簡介
《中國通史》插圖本書自上古時期到近代，按中國歷史朝代變遷順序排列，分先秦、秦漢、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宋遼金元、明清等6冊。各朝代內容包括政治、經濟、科技、文化、社會生活五部分。全書上下貫通，各冊又自成體系，合則為通史，分則為斷代史。
全書形象真實地再現各代重大歷史事件和社會面貌。帶有一定故事性的歷史事件、人物生平等用連環畫表現，其他內容則多用史料圖片展示。
本書是為中國小生和具有一般文化程度的讀者編繪的通俗歷史讀物。目的是向讀者普及中華民族的歷史知識，弘揚我國優秀的民族文化，以激發昂揚的民族精神和愛國熱情。
整套書以"人"為聚焦中心，描述了先民們在不同時代的生存狀態、精神世界和族群融合：這是一部開放的置於全球視野中的國史，在整個人類的發展進程中來敘述中國歷史，讓讀者真切體會到中華民族與全人類的關聯；這是一部感性的可全面觸摸到的歷史，直觀展示了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這是一部好看的能產生閱讀快感的國史，通俗的文字和生動的歷史細節讓人耳目一新。
版本
呂思勉版
呂著中國通史這部《呂著中國通史》是呂思勉先生史學論著的一種。呂先生先後曾著作兩部中國通史：前一部稱為《白話本國史》，1923 年9 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這部《呂著中國通史》是抗日戰爭時期上海成為“孤島”的時候，適應當時大學教學的需要而編寫的。由於當時出版條件的艱難，上冊於1940 年由開明書店出版，下冊拖延到1944 年才由開明書店出版。全書分上下兩冊，上冊分門別類地、有系統地敘述了社會經濟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學術的發展情況；下冊分章按時代順序有條理地敘述了政治歷史的變革。當時作者編寫此書，不僅是為了大學教學上的需要，還有個明顯的目標，就是想從中總結出一些歷史的經驗，用來指導我們今後的行動。他說：“頗希望讀了的人對於中國歷史上重要文化現象，略有所知，因而知現狀的所以然，對於前途可以預加推測，因而對於我們的行為可以有所啟示。”
這部書針對當時上海大學文科學生學習上的需要，沒有採用一般通史的體例。全書分上下兩冊，上冊分門別類地、有系統地敘述了社會經濟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學術的發展情況；下冊分章按時代順序有條理地敘述了政治歷史的變革。作者認為當時上海流行的通史著作，雖然在敘述理亂興亡的過程中，夾敘一些典章制度，但是往往缺乏條理系統，上下不夠連貫，使初學者摸不清頭緒，不能構成系統的歷史知識。特別是大學文科的學生，他們正需要有系統的歷史知識，以求進一步的鑽研，因此就有採用這樣特殊體例來編寫通史的必要。在今天看來，這種體例的中國通史，對於初學者還是有一定用處的，它對幫助讀者初步掌握中國歷史的各個方面，特別是社會經濟、政治制度以及學術文化等系統的歷史知識有很大的好處。
評價
《中國通史》是呂思勉先生的史學成名作，也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用白話文寫成的中國通史。呂思勉是史學界公認的舊籍讀得最多的一位學者，二十四史通讀數遍，為學界同人傳為美談。呂思勉國學基礎深厚，治史的意趣卻不保守。本書滲透著呂思勉用新方法、新思想來整理舊國故的精神。譚其驤稱呂思勉“以史學名家而兼通經、子、集三部”。嚴耕望稱呂思勉的治史是“通貫各時代，周贍各領域”，這也是本書的主要特色。顧頡剛評價本書 “以豐富的史識與流暢的筆調來寫通史，方為通史寫作開一新的紀元。”
范文瀾版
范文瀾范文瀾有《中國通史簡編》，後來準備將其擴充為《中國通史》，全書未成即逝世，後續工作由蔡美彪完成。
1995年，《中國通史》出版，全書共十冊，其中前四冊為范文瀾著，後六冊為蔡美彪補充定稿。該書是我國近百年來最完整、最系統的一套中國通史。它通過記敘各個歷史時期的歷史事實與歷史人物，闡明中國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全書觀點鮮明、體例嚴謹、內容豐宮、文筆流楊，是受到社會各界普遍歡迎的優秀通史著作之一。
范文瀾是當代公認的史學大家、史學權威。上世紀四十年代，范文瀾到延安後，開始撰寫中國通史，當時擬定“略前詳後，全用語體，揭露統治階級罪惡，顯示社會發展法則等幾條”，作為準繩。這部在延安窯洞的油燈下寫出的我國第一部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系統敘述中國歷史的著作——《中國通史簡編》，是中國史學史上一個革命性的前進。
該書一問世，就遭到國民黨反動派的嚴禁，這正好說明它的戰鬥作用。1968年7月20日，毛澤東向范文瀾傳話：中國需要一部通史。在沒有新的寫法以前，還是按照你的那種體系、觀點寫下去。范老生前完成《中國通史》的前四卷。他逝世後，蔡美彪毅然擔負起這項未竟的事業，於1995年完成。
白壽彝版
改革開放以來，白壽彝就醞釀編寫《中國通史》，他曾多次出國訪問而很有感觸，深感編纂一部內容宏富，與我們悠久的文明和大國的地位相稱，具有高度科白壽彝學性的《中國通史》的必要，並且冀望這部通史要表達出深刻的歷史感和鮮明的時代感。
白壽彝（1909—2000），男，中國著名史學家、回族史和伊斯蘭教史專家；回族；河南開封人。1979年正式提出構想並開始啟動。白先生倡議和主持的這一大型項目得到北京師範大學和全國許多兄弟高等院校、科研單位的支持。一大批卓有成就、造詣高深的知名學者共襄盛舉。由白先生總攬全局，提出全書的總體構想和要求，並採取卓有成效的推動和組織措施，各分卷主編精心實施，有關的眾多專家通力合作，終於完成了這一浩大的工程，全書於1999年出齊，共12卷22冊。
傅樂成版
傅斯年之侄傅樂成傳世史學巨著《中國通史》，近日首次由貴州教育出版社引進推出內地版。該書暢銷台灣四十餘年，重版四十餘次，累計發行500萬冊，大為史學家許倬雲稱道——“在中國通史之中，公認最好的一部作品”。在學界，有說法稱傅樂成此通史，可比肩錢穆《國史大綱》。許倬雲稱，“相對於錢穆先生的《國史大綱》，傅著十分重視經過考訂的歷史現象。錢先生的大著，吸納了顧炎武、顧祖禹、顧棟高、趙翼和錢大昕等人的著作，因此《國史大綱》中，埋藏了上百個可以作為博士論文的題目。傅先生的《中國通史》，則是綜合已經成定論的許多研究發現，做個總結。兩者各有長處。”
傅樂成所著《中國通史》1960年在台灣出版，1978年修正再版。該書對所據資料的整理及敘述，力求忠實謹慎，缺乏實證的事件和過分主觀的議論，雖新穎動人，也不予採用。
傅斯年之侄傅樂成傳世史學巨著《中國通史》，近日首次由貴州教育出版社引進推出內地版。該書暢銷台灣四十餘年，重版四十餘次，累計發行500萬冊，大為史學家許倬雲稱道——“在中國通史之中，公認最好的一部作品”。 在學界，有說法稱傅樂成此通史，可比肩錢穆《國史大綱》。許倬雲稱，“ 相對於錢穆先生的《國史大綱》，傅著十分重視經過考訂的歷史現象。錢先生的大著，吸納了顧炎武、顧祖禹、顧棟高、趙翼和錢大昕等人的著作，因此《國史大綱》中，埋藏了上百個可以作為博士論文的題目。傅先生的《中國通史》，則是綜合已經成定論的許多研究發現，做個總結。兩者各有長處。” 傅樂成所著《中國通史》許倬雲在《中國通史》序中稱，“聊城傅家，出過至少四位當代的中國史專家。傅孟真先生領袖中國的史學界數十年之久，自己的學術造詣，既有功夫，也有觀點，確是一代人傑。1950年，傅先生在台灣大學校長任上，十分辛勞，為了學生福利，在台灣省議會質詢時，因為議員質詢過當，既累又怒，心臟病發，竟以身殉。傅樂煥先生專業是遼史和東北的民族關係，1966年“文革”期間，他在北京陶然亭投水。傅樂淑女士是中西交通史的專家，曾在匹茲堡的杜肯大學任教多年。傅樂成先生終身未娶，生活起居，乏人照料，剛過中年，就中風不起。聊城傅家，人物喪亡俱盡，實在令人傷感！”
李伯欽 李肇翔版
作者：李伯欽李肇翔 出版社：萬卷出版公司 頁碼：2584 頁 出版日期：2009年 ISBN：9787807594918 裝幀：平裝開本：16 定價：288.00
評價
《中國通史》以唯物史觀為指導，結合中國歷史進程的實際，在深入研究的基礎上，創造性地提出了關於中國歷史發展的一些十分重要的理論認識。這些認識貫穿於全書之中，而在《導論》卷作了系統的和充分的闡述。《導論》包含九章，闡述了以下問題：統一的多民族的歷史；歷史發展的地理條件；人的因素，科學技術和社會生產力；生產關係和階級關係；國家和法；社會意識形態；歷史理論和歷史文獻；史書體裁和歷史文學；中國與世界。對這些理論問題，《導論》卷都是以唯物史觀的基本原則為指導，從中國歷史和中國史學的發展中總結出來並加以闡述的。《導論》卷注重講理論而不脫離史實，舉史實而提升到理論。因此，讀來容易理解而多有啟發。
《中國通史》包含經濟、政治、民族、軍事、文化、中外關係、歷史人物等多方面內容，史料翔實，讀來使人產生厚實、凝重之感。尤其應當提到的是：它把各少數民族的歷史都放在中國歷史進程的大背景下加以闡述，充分肯定前者在後者之中的重要位置，充分肯定多民族共同創造中華文明的歷史業績；它把科學技術同生產力的發展狀況結合起來闡述，反映出科學技術在推進生產力發展方面的重要作用；它展現出從先秦至近代各個歷史時期的人物群像，使中國歷史更加生動、更加引人入勝地反映在讀者面前。如第十二卷“近代後編”傳記部分，就寫出了50多人的傳記。至於資料的翔實，各卷都很突出，同時也各有特點。以第八卷“元時期”為例，其“序說”部分凡八章，依次是：漢文資料；蒙、藏、回鶻文資料；國外資料（含波斯文資料、阿拉伯文史料、歐洲文字史料、亞美尼亞文資料、敘利亞文史料、俄日文資料）；明清兩代的元史著述；二十年代以後元史研究的進步；建國以來的蒙元史研究；國外的蒙元史研究；本書編寫旨趣。這240頁的文獻概述，足以表明本書編撰的堅實的史料基礎。有的學者讀後，讚嘆不已。
《中國通史》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社會價值，對此，我們至少可以從兩方面去估量，一方面是政治家的評價，一方面是史學家的評價。
盤點中國民族史書籍（一）
| 任何民族都有極端民族主義，漢族也不例外，它是與這個民族同生共滅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