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東漢黨錮之禍，是東漢桓、靈時的兩次打擊士人和太學生的事件，影響深遠。東漢末年，外戚與宦官交替把持朝政，皇帝形同虛設。他們一方面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強敢豪奪；同時又把持官吏選拔大權，濫用親朋，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堵塞了一大批有品行，有學識的知識分子的仕途。當時民間流傳著嘲諷官吏選拔制度的打油詩：“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可知在外戚宦官把持下選拔出來的官吏都是何等昏庸的人物。政治的黑暗，社會的動盪，國家命運和個人前途的渺茫，促使一部分官僚和知識分子對時政提出議論和尖銳的批評，貶抑篡權竊國的外戚宦官，褒揚不畏權勢憂國憂民的清官廉吏，逐漸形成了所謂的“清議”，這種清議發展到後來，便釀成了中國歷史上有名的黨錮之禍。
形成
東漢桓帝、靈帝時，當權者分為宦官、外戚兩派，交替專權。宦官黨有侯覽、曹節、王甫等，他們任用私人，敗壞朝政，為禍鄉里，如侯覽曾奪人宅舍三百八十一所，土地一百一十八頃；其兄謀財構陷無辜，聚斂上億的財富。相對而言，外戚一黨的竇武等人卻比較清正，因此貴族李膺、太學生郭泰、賈彪等人與外戚一黨聯合，對宦官集團進行激烈的抨擊。這些人通常被稱作士人，也就是後來所說的士大夫。他們品德高尚，時稱君子，有“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廚”等外號：
黨錮之禍漢桓帝三君指竇武、劉淑、陳蕃三人，為“一世之所宗”，即值得世上人學習的榜樣；
八俊指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佑、魏朗、趙典、朱寓八人，為“人之英”，即人中英傑；
八顧指郭林宗、宗慈、巴肅、夏馥、范滂、尹勛、蔡衍、羊步八人，為“能以德行引人者”，即道德可以為他人榜樣的。
八及指張儉、岑晊、劉表、陳翔、孔昱、苑康、檀敷、翟超八人，為“能導人追宗者”，即可以引導其他人學習三君等榜樣的。
八廚指度尚、張邈、王考、劉儒、胡母班、秦周、蕃向、王章八人，為“能以財救人者”，即不惜家財，救助有難者的。
當時人以這些人為君子，朝中大臣自公卿以下，都畏懼被他們指責貶損，皆登門拜訪他們。
事件經過
第一次黨錮之禍起因
延熹九年（166年），宦官趙津、侯覽等黨羽與張汎、徐宣等人為非作歹，並故意在大赦之前犯罪，期望以此逃脫懲罰，而官員成瑨、翟超、劉質、黃浮等不畏權貴，在大赦以後仍然按律處置了這些人。宦官等人向桓帝進言，桓帝聽信一面之詞，重處了這些官員。
發展
朝中重臣、位列三公的太尉陳蕃、司空劉茂一同向桓帝進諫。桓帝不悅。劉茂不敢多說。陳蕃獨自上書，以漢初申屠嘉召責鄧通，董宣追劾湖陽公主的例子，為受罰的官員們辯解，並要求桓帝“割塞近習與政之源”，清除宦官亂政的不正之風。桓帝不理他，而宦官等人更加嫉恨士大夫們，雖不敢加害名臣陳蕃，但對其他人則大加報復。
朝中大臣、地方官員以及民間百姓大多站在士人一邊，紛紛指責宦官亂政，為非作歹，排斥忠良。結果卻被紛紛免官，成瑨劉質等最終在獄中被害，岑晊、張牧等人逃亡得免。
河南尹李膺，在大赦後處死了蓄意在赦前殺人的張成之子。張成為宦官黨羽，宦官一黨遂讓張成弟子牢修上書，誣陷李膺等人“養太學游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士人、宦官間的矛盾在此爆發。
興獄
桓帝大怒，詔告天下，逮捕並審理黨人。太僕卿杜密、御史中丞陳翔等重臣及陳寔、范滂等士人皆被通緝。太尉陳蕃認為“罪名不章”，拒絕平署詔書。桓帝見詔書無法生效，乾脆跳過司法程式，直接讓宦官負責的北寺獄審理此案。李膺、陳寔、范滂等人慨然赴獄，受三木酷刑而不改其辭。
當時被捕的大多是天下名士，民間所認同的“賢人”。度遼將軍皇甫規以沒有名列“黨人”而被捕為恥，上書“臣宜坐之”，要求桓帝連自己一塊兒治罪。桓帝沒有理他。
陳蕃再度上書，以夏商周三代之事勸諫，言辭激切，桓帝嫌他多嘴，以陳蕃提拔的人才不好的罪名免去了他的太尉一職，改以光祿勛周景為太尉。並罷免了司空劉茂，改以光祿勛宣酆為司空。
結束
同年十二月，桓帝竇皇后的父親槐里侯竇武為城門校尉，他名列三君，同情士人，於次年（即167年）上書求情。同時，負責審理此案的宦官王甫等人也為黨人的言辭所感動，取消了對他們的酷刑。
李膺等人在獄中故意供出宦官子弟。宦官等害怕牽連到自己身上，向桓帝進言，說天時到了大赦天下的時候了。於是同年六月庚申日，改元永康，大赦天下。黨人等獲得釋放，但放歸田裡，終身罷黜，史稱“第一次黨錮之禍”。
第二次黨錮九月辛亥政變
不久，又出現太白金星經房宿，由上將星入太微垣的天象（公元168年陰曆九月辛亥日晚，洛陽地區星圖，僅供參考），當時的人認為這是不祥之兆，象徵奸佞在皇帝身旁，大將軍有災難。
竇武等人準備動手除去宦官曹節王甫一黨。
九月辛亥日（九月初七），竇武輪到休假日，出宮回家。宦官偷出他的奏摺，得知了士人的計畫，因而連夜歃血共盟，發動政變。宦官們與皇帝的乳母趙嬈一起，矇騙年幼的靈帝，格殺親近士人的宦官山冰等，搶奪印、璽、符、節，脅迫尚書假傳詔令，劫持竇太后，追捕竇武、陳蕃等。
年過八旬的陳蕃聞訊，率太尉府僚及太學生數十人拔刀劍沖入承明門，到尚書門因寡不敵眾被擒，當日遇害。
竇武馳入步兵營起兵對抗。名將、護匈奴中郎將張奐此前率軍出征，此刻剛回到京師，尚未了解局勢，宦官等人假傳詔令騙過了他。張奐誤以為竇氏叛亂，遂與少府周靖率五營士與王甫所率領的千餘虎賁軍、羽林軍一起進攻竇武。竇武被重重圍困，無奈自殺；他的宗親賓客姻屬及侍中劉瑜、屯騎校尉馮述等人皆被族滅；虎賁中郎將劉淑、尚書魏朗等也被誣陷而被迫自殺；竇太后被軟禁在南宮，李膺等再次被罷官，並禁錮終生。
議郎巴肅參與了竇武的計畫，但宦官不知道，只是將他禁錮而已。巴肅認為“為人臣者，有謀不敢隱，有罪不逃刑，既不隱其謀矣，又敢逃其刑乎！”自己投縣官官衙就案，縣官要解印與他一起逃亡，他不同意，被害。
陳蕃的友人朱震棄官痛哭，收葬了陳蕃的屍體，並將他的兒子陳逸藏到甘陵，被人告發。朱震全家被捕，都受到酷刑，然而朱震誓死不肯說出陳逸的行蹤，陳逸得以倖免。
竇武的府掾胡騰收葬了他的屍體，為他發喪，也被禁錮終生。竇武的孫子竇輔，才二歲，被胡騰收留並冒認為自己的兒子。胡騰與令史張敞一起將他藏匿在零陵，竇輔也得以倖免。
張、謝上書
張奐因“平叛”的功勞被宦官們提拔為大司農，封侯。張奐因深恨自己被曹節等欺騙，害死國家忠良，鑄成大錯，堅決拒絕不肯受印。並在不久後趁天象變化而上書靈帝，要求為竇武、陳蕃等人平反，迎回竇太后，並推薦李膺等出任三公。靈帝認為他說得有理，但宦官們紛紛進讒言，改變了靈帝的想法，反而追究張奐的責任，張奐自赴廷尉，被拘留數日，罰俸三月。最終也被罷官回家，禁錮終生。
郎官謝弼上書也為竇武、陳蕃等人鳴冤，要求迎回竇太后，卻被宦官貶職殺害。
大獄興起
宦官等見竇武、陳蕃、李膺、杜密等名望仍在，不肯罷休，於是向靈帝進讒言，誣陷黨人“欲圖社稷”，意圖謀反。年僅十四歲的漢靈帝被他們欺騙，因而大興大獄，追查士人一黨。
李膺、杜密、翟超、劉儒、荀翌、范滂、虞放等百餘人，被下獄處死。在各地陸續被逮捕、殺死、流徙、囚禁的士人達到六、七百名。
此前曾得罪宦官的張儉四處流亡，在路途上，看見人家就前往投宿（“望門投止”），沒有不願意冒滅門之禍而不收留他的，張儉在眾人的幫助下，得以逃到塞外。因為收留他而被追究滅門的，前後有數十家之多，郡縣也因此殘破。
是為第二次黨錮之禍。
黨錮再起
八年之後的熹平五年（176年）閏五月，永昌太守曹鸞上書為“黨人”鳴冤，要求解除禁錮，靈帝不但沒有聽從，反而收捕並處死曹鸞。接著，靈帝又下詔書，凡是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中任官的，一律罷免，禁錮終身，並牽連五族。黨錮的範圍擴大，波及更多的無辜者。
結局
中平元年（184年）春二月，黃巾之亂興起，漢靈帝怕黨人與黃巾一同作亂，遂於夏四月丁酉日大赦天下，免除了親屬關係與黨人在小功以外者的禁錮。
中平六年（189年）三月靈帝死，九月董卓掌權，廢少帝立獻帝，派使者弔祭陳蕃、竇武等人。事隔整整22年，東漢朝廷才算正式為陳竇等人平反。
影響
東漢桓、靈二帝之前，宦官、外戚雖然專權，但有名臣陳蕃等人主持朝政大局，士大夫、豪強等心向朝廷，局勢尚未到不可收拾的境地，即《後漢書》中所說的“漢世亂而不亡，百餘年間，數公之力也”。但兩次黨錮之禍後，清正的官員不是被害就是被禁錮，宦官更加為所欲為，殘害百姓，因而激起民變，釀成黃巾之亂。士大夫、豪強離心，於是黃巾之亂以後群雄並起，東漢最終走向了滅亡。
評價
范曄《後漢書》的評價“ 逮桓、靈之間，主荒政繆，國命委於閹寺，士子羞與為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核公卿，裁量執政，鯁直之風，於斯行矣。夫上好則下必甚，橋枉故直必過，其理然矣。若范滂、張儉之徒，清心忌惡，終陷黨議，不其然乎？
贊曰：渭以涇濁，玉以礫貞。物性既區，嗜惡從形。蘭蕕無並，銷長相傾。徒恨芳膏，煎灼燈明。 ”
翻譯：
在桓帝靈帝當政期間，政務荒謬，國家大政出自宦官之手，士大夫們羞於和他們為伍，所以匹夫、處士們憤然議論朝政，於是互相品題，議論公卿大臣，評價朝政得失蔚然成風。所謂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矯枉必須過正，原本就是這個道理。像范滂、張儉這樣的人，清高自首，疾惡如仇，最終被當作朋黨，也是這個原因啊。
贊曰：渭水因為碰到涇水而顯出它的污濁，玉放在石頭間才顯出它的堅貞。事物的本性有所區別，善惡自然顯露。遺憾的是，為了照明，不得不點燃芳香的油脂。
司馬光《資治通鑑》的評價“ 臣光曰：天下有道，君子揚於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無道，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禍，而猶或不免。黨人生昏亂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橫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濁揚清，撩虺蛇之頭，踐虎狼之屬，以至身被淫刑，禍及朋友，士類殲滅而國隨以亡，不亦悲乎！！ ”
翻譯：
臣司馬光說：“天下有道的時候，君子處於朝廷，以道來處罰小人的罪過，沒有不服的。天下無道的時候，君子隱匿不發議論，想躲避小人們的陷害，也未必能成功。黨人們生在昏亂的時代，不能處朝堂之位，想用口舌議論來拯救天下大局，卻激怒了和虺蛇虎狼一樣殘暴的宦官們，遭到殘酷的刑罰，連累朋友。士大夫們被害死了，國家也隨之亡了，真是讓人悲痛的事情啊！”
呂思勉版《中國通史》的評價“ 此時的士大夫和貴族，都是好名的，都是好交結的。這一者出於戰國之世貴族好養士，士人好奔走的習慣，一則出於此時選舉上的需要，在第七章中，業經說過了。當時的宦官，多有子弟親戚，或在外面做官暴虐，或則居鄉恃勢驕橫。用法律裁製，或者激動輿論反對他，正是立名的好機會。士大夫和宦官遂勢成水火。這一班好名譽好交結的士大夫，自然也不免互相標榜，互相結托。京城裡的大學，遊學者眾多，而且和政治接近，便自然成為他們聚集的中心。結黨以營謀進身，牽引同類，淆亂是非，那是政治上的一個大忌。當時的士大夫，自不免有此嫌疑。而且用了這一個罪名，則一網可以打盡，這是多么便利，多么痛快的事！宦官遂指當時反對他們的名士為黨人，勸桓帝加以禁錮，後因後父竇武進言，方才把他們赦免。167年，桓帝崩，無子，竇後和武定策禁中，迎立了章帝的玄孫靈帝。太后臨朝。竇武是和名士接近的，有恩於竇氏的陳蕃，做了太傅，則其本身就是名士中人。謀誅弄權的宦官，反為所害。太后亦被遷抑鬱而死。靈帝年長，不徒不知整頓，反更崇信宦官，聽其把持朝政，濁亂四海。而又一味聚斂奢侈。此時亂源本已潛伏，再天天給他製造爆發的機會，遂成為不可收拾之局了。
東漢末年官僚、儒生反對宦官專權的鬥爭，最後以失敗而告終。
東漢末年黨人反對宦官的鬥爭是一次企圖改良的行動。面臨宦官擅權的黑暗統治，一些比較正直的官僚、儒生為了挽救社會危機，緩和階級矛盾，提出了一些改革主張，在政治上，堅決要把宦官趕出政治舞台，選拔清賢奉公之人。在經濟上也提出一些改革主張。儘管收效甚微，但黨人的作為在當時還是有一定作用的，應給予適當肯定。
黨人反對宦官的鬥爭，在客觀上反映了廣大人民的願望。廣大人民深受宦官之苦，在靈帝時就曾提出斬殺十個宦官的要求。因此，黨人反對宦官的鬥爭也得到了人民的支持和同情。在黨人遭受迫害時，張儉逃亡，許多人為了保擴他的安全而全家被害，“其所經歷，伏重誅者以十數，宗親並皆殄滅，郡縣為之殘破。”（《黨錮張儉傳》）這一記載可能有所誇張，但卻反映出人們對宦官的憤怒和對黨人的同情。
黨人不畏強暴的精神激勵著後人，並對後世產生了很大影響。在東漢末年宦官的暴政下，道德淪喪，士風敗壞的現象特別嚴重。黨人陳番、李膺、李雲等都懷著憂國憂民之心，敢於冒死直諫，怒斥奸邪，翦除閹黨的精神是可嘉的。所以，他們那種“殺身以求仁”的氣節為歷代人們所推崇。明末東林黨人反對宦官的鬥爭就是受東漢黨人鬥爭精神的鼓舞和影響的。
相關人物
黨錮之禍李膺，字元禮，潁川襄城人，出身於東漢時的官僚地主家庭。他個性孤傲，不愛隨意與人交往，惟獨與同郡人荀淑、陳寔為師友。由於他學問高，為人正直，在社會上的名氣很大，一般人都以能與他交往為榮。如荀淑的第六子苟爽，因為父親的關係經常得以拜見李膺，並曾為李膺趕馬車，回到家裡，逢人便說：“我今天為李君趕過馬車了。”自以為榮耀得了不得。在今山西省河津縣西北和陝西韓城縣東北，黃河直流到此，兩岸峭壁對峙，形同闕門，水流湍急。一般的魚類都登不上去，登上去的魚，據說就能成龍，故有“鯉魚跳龍門”的傳說。那時候的東漢人，把攀登李膺的家門，比之為“登龍門”。一般士人一旦為李膺所接待，就身價十倍。 張儉(115-198)，字元節，山陽高平(今山東鄒縣西南)人。漢桓帝時任山陽郡東部督郵，宦官侯覽家在山陽郡，其家屬仗勢在當地作惡，張儉上書彈劾侯覽及其家屬，觸怒侯覽。但為太學生所敬仰。建寧二年（169年）黨錮之禍再起，侯覽誣張儉與同郡24人共為部黨。朝廷下令通緝，張儉被迫流亡。官府緝拿甚急，張儉望門投止，許多人為收留他而家破人亡。直到黨錮解禁才回到家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