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概述
《毛詩》【詞語】：毛詩
【注音】：máo shī
【釋義】：相傳為西漢初毛亨、毛萇開創解說《詩經》含義的學派，屬古文學派。漢代流傳於民間，東漢經學家鄭玄曾為《毛傳》作《箋》。後三家詩亡佚，至唐代，《毛傳》和《鄭箋》成為官方承認的《詩經》注釋依據，受到後世推崇。《毛詩》現已成為《詩經》的代稱。
內容摘要
《毛詩》其實是由《序》、《傳》兩部分內容構成的，《序》、《傳》在整體上圍繞基本相同的指導思想，共同體現出融涵古今、開創新說的集大成特徵，實際反映出來的是漢代的盛世文化精神。本文認為，毛詩《序》、《傳》理論上的體系化追求是漢代大一統文化精神在學術研究中的體現，《詩序》“六義”說與漢代實用主義的文化精神有著密切的關係，《序》、《傳》“詩中求史”的解詩特色和漢代求實務真的文化精神，以及《序》、《傳》“詩中求禮樂”的解詩特色與漢代社會對“和諧”文化精神的追求也都存在著同質同構關係。
毛詩正義
四十卷（內府藏本） 漢毛亨傳，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案《漢書·藝文志》、《毛詩》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然但稱毛公，不著其名。《後漢書·儒林傳》始云：“趙人毛長傳《詩》，是為《毛詩》。”其長字不從
《毛詩》
《毛詩》
《毛詩》有四義:一者言說易故。若說無我,通蘊處界,知此經誰?二者,順世間故,三者,除無我怖故。言無我者,為誰修學?四者,...知苦樂法,即是佛陀教化這些難以調伏的剛強眾生,能夠認識清楚,什麼是苦,什麼是樂,苦從何來,樂由何生。令到個個都知...
古人有四義:一選擇攝取義,二以少攝多義,三寂照互用義,四攝化為要義云云.(《會疏》四(六十四紙))...四左)雲關鍵字
內容簡介
《毛詩》；漢代；融涵古今；開創新說；文化精神；同質同構
在漢代經學陣營中，齊、魯、韓、毛四家《詩》是重要的方面軍，它們之間的樹門立派、此起彼伏，構成了兩漢今古文經學鬥爭極具代表性的縮影。而作為古文經的《毛詩》，從它誕生的那一天起，由於學統上的鮮明歸宿，雖然起初未受
《毛詩》我們知道，《毛詩》是由《詩序》和《故訓傳》兩部分構成的。《毛詩》每篇都有《序》，先以一句話冠於《毛詩》每首詩之前做提綱挈領的簡短說明，帶有題解性質，然後再加以具體申述。《詩序》又有“小序”和“大序”之分，所謂“小序”是每篇前的一小段解釋詩文主要內容的文字，如“《關雎》，后妃之德也”、“《卷耳》，后妃之志也”等。“大序”是指《關雎》篇“小序”之後一段較長的文字，這段文字系統闡述了詩歌的特徵、內容、分類、表現方法和社會作用等問題，文中對儒家的詩教觀念如教化說、美刺說、風雅正變說等都做了明確的闡述和規定，是儒家《詩》學理論的代表性著作，對後世《詩經》研究產生了深遠影響。《毛詩故訓傳》簡稱《毛傳》，傳為魯人毛亨所作，“荀子說 《詩》傳毛亨，毛亨再傳魯人。”①因而，《毛傳》當產生於漢初，書之題為《毛詩故訓傳》，則始於班固。《漢書·藝文
《毛詩》比較毛詩《序》、《傳》，我們發現兩者解說《詩經》相應的地方比較普遍，而矛盾之處寥寥可數，可見“相應一致，彼此配合”②是二者的主導傾向，說明《序》、《傳》在整體上有著基本相同的指導思想，雖然其中可能經過了後人的某些增益，但二者體現出的那種融涵古今、開創新說的集大成特徵，以及由此反映出的漢代盛世文化精神都是非常鮮明的。具體說來，《序》、《傳》在理論上的體系化追求，既是對先秦《詩》學理論的自覺吸收和整合，也與漢代全盛期的文化和文學思想有著諸多的共同性。而從文化學的角度來說，這無疑又是政治、文化大一統的文化精神在漢代《詩》學中的具體體現。《毛詩》“序”、“傳”以尊孔崇儒的去取標準確立了儒家詩學價值觀的正宗地位，使獨尊儒術的文化思想在詩學中得到了真正的落實，並且《毛詩》標“興”及其對“興”詩的闡釋，體現出的由具體物象通向包含特定王道內容的主觀情志特點，也表現出盛世文化樂觀、自信、進取的精神。
理論與精神
一、《毛詩》解詩理論體系化與漢代“大一統”文化精神
先秦時期儒家《詩》說是非常豐富的，從孔子最早提出的“《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③，以及“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④，到孟子提出的“知人論世”、“以意逆志”⑤說，再到荀子的“明道”、“徵聖”、“宗經”等等，可以說早期儒家學者確實為後世《詩經》研究確立了
《毛詩》從現存《毛序》來看，作者顯然是在認真清理和疏通先秦以來儒家《詩》論的基礎上，以一種最為簡明的形式，將其系統化和經典化，並以與新時代意識形態相契合的新儒家形態呈現在大家面前的。尤其是《詩大序》的出現，更具有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的特徵。一方面，它沿襲了先秦以來詩歌抒情、言志的傳統，系統地總結了詩歌的藝術表現手法，並有所創新有所發展，這是儒家學術思想、文學思想在漢代之初最為系統的概括和總結；另一方面，它的出現也於無意間吹響了漢代文化專制的號角，為新政權實行“獨尊儒術”鋪設了一條文化道路，從而以“美刺”包羅一切、涵詠一切的釋《詩》，成為“賢良”和“文學”都願意接受和承認的文學理論正宗。
首先，《詩大序》對詩的本質特點——“志”與“情”的統一的論述，是對先秦詩論所反映出的詩歌中“情”、“志”關係的系統總結。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的“開山綱領”，即《尚書·堯典》中最早提出的所謂“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之說。“詩言志”之“志”據聞一多先生解釋，它既指記誦在心，又指抒發情感。⑥然而我們發現，在先秦時代，“志”主要是指人的志向和思想，如孔子就說過“士志於道”，時常要求弟子們“各言其志”等等。可見在當
《毛詩》釋方面來，因此也就有了對“詩言志”作出的新解釋，這就是它在肯定“詩者，志之所之也”之後，接著便強調“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既肯定“志”與“情”的統一，同時又指出兩者並不相同，個人的情感蘊藏於心是為“志”，用語言表達出來即為“詩”，“情”與“志’’結合為一，然後通過適當的語言予以完美呈現，就形成為真正的藝術作品。《詩大序》的這一理論推動，既是對前代儒家《詩》論的豐富和發展，同時也對日後漢人思想中普遍重視情感在藝術創作中的重要性傾向具有篳路藍縷之功。唐人孑L穎達在《左傳正義·昭公二十五年》中說：“在己為情，情動為志，情、志一也”。即認為詩歌以情感為本質，成型的詩歌是詩人內在情感的外在表現，在具體的詩篇中，情和志是合一、不可區分的。這一思想明顯是對《詩大序》的進一步引申和發揮。
第二，在《詩大序》中，作者不厭其煩地論述了詩歌的政教功用，即自上而下的教化作用和自下而上的“美刺”作用。如《大序》曰：“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又說：“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關雎》“小序”則謂：“《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等等。這些對詩
《毛詩》孔子認為《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其本義是針對學《詩》的效用而言的，但不可否認其中也充分肯定了《詩》的教化作用，這主要體現在其“勸善懲惡”觀上。孔子說《詩》“可以怨”，“怨”即為“懲惡”；又說，《詩》可以“邇之事父，遠之事君”，這兩“事”無疑又是在“勸善”。但在孔子，這種“勸善懲惡”觀還僅僅表現為對詩歌的美刺作用於一種隱約、不明確的認識，似乎還沒有形成有系統的關於詩歌“美刺”功用的理論。而到了漢儒的經說中，尤其是到了《毛詩序》中，這一理論才最終確立並形成。對於《毛詩序》中的“美刺”說，朱自清先生曾認為：“《序》主要的意念是美刺，風雅各篇序中明言‘美’的二十八，明言‘刺’的一百二十九，兩共一百五十七，占風雅詩全數百分之五十九強……美刺並不限於比興，只一般的是詩的作用，所謂‘詩言志’最初的意義是諷與頌，就是後來美刺的意思”.⑦也就是說，所謂“美”是指作者對生活的歌頌態度，所謂“刺”則是作者對現實所採取的暴露批判態度。但無論“美”還是“刺”，用《詩大序》的說法則都要“主文而譎諫”，即用含蓄的言辭予以表達，而不是直言，也就是要繞著彎子說話，而不是直白表露。這才是詩、才是文學所要作到的。受《詩大序》影響，東漢鄭玄在《詩譜序》中把“美刺”的社會作用發揮得更加淋漓盡致，他說：“論功頌德，所以將順其美，刺過譏失，所以匡救其惡。各於其黨，則為法者彰顯，為戒者著明。”詩歌中這樣的“美刺”，一方面可以引導讀者了解詩歌創作的時代背景及創作動機，把詩歌的內容同實際的社會生活密切聯繫起來，比如對《魏風·碩鼠》，《毛詩序》說：“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其民，不修其政，食而畏人，若大鼠也。”雖然在《碩鼠》全詩中，通篇並未見何“君”如何“重斂”的任何暴露性字眼，但《詩序》還是告訴人們，這是一首“刺”詩。這樣，在《詩序》作者看來這篇詩的深層意蘊才得到了明確揭櫫。由此可見，漢儒《詩》論中的“美”與“刺”，實際上倡導的就是文學的歌頌與暴露，其共同目標就是實現“諷諫”價值，完成“諷諫”任務。
另一方面，《序》、《傳》常常根據自己的主觀想像釋《詩》。對此，朱熹《詩序辨說》就曾一針見血地指出：“大率古人作詩，與今人作詩一般，其間自有感物道情，吟詠情性。幾時儘是譏刺作他人?只緣序者立例，篇篇要作美刺說，將詩人意思盡穿鑿壞了……今人不以《詩》說《詩》，卻以《序》說《詩》，是以委曲牽合，必須如序者之意，寧失詩人之本意不恤也，此是序者大害處。”《毛詩》的此一傾向實在嚴重，最為明顯的例子莫過於《關雎》一詩。僅從詩篇表現的內容看，是詩明明寫的是抒情主人公對河邊採摘荇菜的美麗姑娘的戀歌，《詩序》卻偏偏曲解為“美后妃之德”，說它“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顯然，這樣的解釋是牽強附會、無法自圓的。但我們想，如此明顯的問題，《詩序》作者不會完全沒有覺察，而只能是有意為之。細究根源，我們認為漢人其實始終是把文學藝術作為政治教化的工具來看待的，在他們看來，作為正統文學代表的詩歌，它首先應該表現作者的政治理想和道德理想，而不能把表達只是作為一己之私的個人情感放在重要位置，故漢儒斷言“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也就是說，通過文學的美刺諷諭作用，以達到“移風易俗”的社會政治目的，是漢儒也是漢代政治所首先要考慮的，借《詩經》之木而移栽政治之花正是漢代文化建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由上可見，《毛詩》“序”、“傳”在解《詩》方面已經具有了一套較為完整的理論體系，而這種體系化的追求與漢代大一統政治格局和大一統文化精神是有著密切關係的。與諸侯混戰的先秦時期不同，漢朝已真正進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時代，政治上的大一統必然要求意識形態和思想觀念的大一統：對以往各種思想觀念有意識地進行全面清理，並在全面清理的基礎上予以有機整合，以培育和建立一個有利於政權長治久安的完整統一的思想文化體系。特別是自漢武帝開始，漢王朝更加強了思想大一統的努力，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口號，不僅為經學之士大開利祿之門，也為此後2000餘年的中國集權制社會開了以儒家思想為正統的先河。縱觀漢代各種文學藝術形式的發展，均體現出受政治、思想大一統帶來的明顯影響。以最能代表這個時代文化氣象的漢大賦為例，它們的作者都無一例外地在自己的創作中對各種事物作淋漓盡致的渲染和描寫。以往研究者多把漢賦這一特點形成的原因歸結為戰國縱橫家文風的影響，其實漢賦的繁盛和漢賦描寫的繁複正與漢代大一統蒸蒸日上的盛世文化氣象相契合，也就是說漢代欣欣向榮的政治文化氣象才是漢賦此一風格形成的真正原因。與此相一致，儒家學者們也紛紛從自己的研究對象出發，積極建構宏大完整的理論體系來為大一統的時代政治需要服務，同時展現身處時代的宏大文化精神氣象。《毛詩》在漢初雖然未能立學官，但這並未影響和妨礙它積極謀求為現實政治充當思想文化先鋒的努力。相反，這種不被重視的地位反倒一定程度上強化了它的人世傾向。《毛詩》學者自覺整合先秦《詩》說，並將其進一步系統、發展和深化，從而形成一套結構完整、邏輯嚴密，與新時代思想文化建構既絲絲入扣又不乏超越意義的解《詩》說《詩》理論體系。毫無疑問，他們自覺將理論建構打上時代“大一統”印記的時候，也恰恰表明了他們對這個時代建設的參與和貢獻。《毛詩》正為我們提供了進行上述問題研究的一個極好的範本。
二、“六義”說與“經世致用”的漢代文化精神
在長時間劇烈動盪、戰爭頻仍的廢墟上建立起來的漢王朝，對維持持久的社會穩定抱有極
大的期待，於是在搭建意識形態平台時常常以“暴秦”為鏡鑒，表現出濃厚的人文色彩：以務實、致用為基本目的和政治底色，以有利於休養生息和穩定發展為具體操作半徑，為此思索如何完善社會機制，如何建構一個平衡、穩定、協調的社會秩序。在這種氛圍下，儒家思想中緊貼現實的實用特色表現出明顯的優勢，她之所以能夠最終戰勝百家而獲得獨尊是有著充分理由的。同時，漢代這種對一個時代整體政治文化的設計也使得“經世致用”、用人文潤飾事功、用事功確立人文的導向和氛圍，又反過來成為了《毛詩》“序”、“傳”確立方向、構建體系的深層動因。解《詩》意在用《詩》，通過《序》、《傳》揭示《詩》的寫作背景和寓意，借古喻今，使《詩》能夠更好地參與到時代當下的政治和文化建設之中。在這樣的時代情境下，《毛詩》的詩學建構從基本理論表述到具體詩篇闡釋則完全以先秦儒家思想為起點，以先秦儒家經典為理論依據，努力發掘《詩》中蘊涵的儒家理論之光和諷誦之義。《詩大序》開宗明義就說：“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這看似簡單而實際內涵相當豐富的一段話正奠定了《毛詩》解詩重倫理、重教化的基調。在具體的解詩過程中，《詩序》和《毛傳》同樣顯現出這種鮮明的政治性和鮮明的功利色彩。如“小序”解《國風·碩鼠》：“刺重斂也”；解《大雅·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淮政，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由此一斑可見，《詩序》是完全站在時代政治文化的角度來倡導諷諫、美刺詩學主張的，正風、正雅是“上以風化下”；變風、變雅則是“下以風刺上”。事實上這一認識將由上而下的“化俗”與由下而上的“諷諫”相連線，拓開了朝野上下交流溝通的渠道和空間，顯示出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的功利政治的文化彈性。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進一步從《詩大序》關於“六義”的解釋中獲得更多的信息。
《毛詩》之前的先秦典籍中有關“六義”的最早記載是《周禮·春官》之“六詩”說：“(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為之本，以六律為之音。”它的名稱與排列順序與我們後來看到的《詩大序》之“六義”完全相同。後來《大序》出現，前之“六詩”與後之“六義”便混而為一了。關於《詩》之“六義”的含義，在後來的眾多解釋中以唐人孔穎達之說影響為最大，《毛詩正義》云：“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賦、比、興者，詩文之異辭耳。大小不同，而得並為六義者，賦、比、興是《詩》之所用，風、雅、頌是《詩》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稱為‘義’。”後來朱熹又據此發揮，稱風、雅、頌為“三經”，是“做詩的骨子”；賦、比、興“卻是裡面橫串的”，是“三緯。”⑧“三經三緯”之說，其影響一直相沿至今。在這裡，孔、朱二氏都把“風、雅、頌”釋為《詩》之三體，而把“賦、比、興”看作三種不同的創作方法。然而，儘管孔、朱之說風靡千年之久，卻並未把《詩大序》本來的意思說清楚，聯繫上下文意細加分析就會發現，實際上《詩大序》不僅認為賦、比、興是詩歌創作的藝術手法，而且風、雅、頌也與前三者一樣都屬於詩歌創作的藝術手法。當我們把《詩大序》的“六義”說放在它產生的具體歷史情境中作還原性闡釋的時候，便可以發現，是這一時代特定的思想文化風尚給“六義”說的實用主義創作理論提供了出台的契機和可能。“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的教化思想在當時確實是一種潮流一種時尚。不討論文體論而專注於創作論是“六義”說的最大特色，當然如此重視創作論而忽視其他也不可能只是序《詩》者的一廂情願，它與時代需求有著息息相關的血脈聯繫，有著不得不如此的深厚的思想文化背景。早在春秋之際，管仲就曾實施“紫衣之諫”，這說明在歷史發展的不斷鏈條上，“教化”根植深厚，其思想由來已久。但由於彼時諸侯割據，統一局面未成，還不可能成為遍布華夏的時代風尚。至漢王朝建立，穩定的天下一統局面既成，守成的漢儒們不僅理性地選擇“教化”作旗幟，而且企圖通過自己的文化普及工作更把它推廣、落實為日常生活中的一般常識。史載：“武帝時，征北海太守詣行在所……太守來，望見王先生。王先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北海令無盜賊，君對曰何哉?’對曰：‘選擇賢材，各任之以其能，賞異等，罰不肖。’王先生曰：‘對如是，是自譽自伐功，不可也。願君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所變化也。”⑨按照最高統治者的意願，把北海所以治歸功於當今皇上的神靈威武所帶來的變化，這與《毛詩序》中認為周公、召公統治區域內民風純樸是受二公德行所化的思想簡直如出一轍。因此，可以說《毛詩序》中“教以化之”和“是以一國之事，系一人之本，謂之風”等等對“風”的表述和闡釋，無疑是漢代高揚“經世致用”大纛下具體而實在的文學和文化結晶，而不是查無實據的空穴來風。
很顯然，漢代注重和強調“經世致用”的文化結果使《詩》成了“經”，使《詩》成了讓後儒“仰之彌高，鑽之彌深”的政治、道德聖諭。而聖化後的《毛詩》“序”、“傳”再也不會看重《詩三百》的藝術審美性質，而把它的禮俗政教內容、教化諷諫價值，當成了即使不是唯一但也是最為重要的東西。儒家學者通過《詩經》找到了為漢王朝獻計獻策的進身門徑，而王朝政治家也因此找到了解決政治問題的文化工具。在實現手段雖有差異而前進方向大體一致的前提下，政治和文化以《詩經》為媒介，真正握手言和，實現了前所未有的第一次共謀。
三、“詩中求史”與求真務實的漢代文化精神
清人章學誠有言，曰“六經皆史”。這句由章氏冠名的著名斷語其實只是章氏對歷史事像的總結而已。其實早在漢代，人們就已經視《詩》為史了。我們看到，《詩序》是花費了大量精力去求《詩》中之史的。“小序”幾乎把《詩》的每一篇章都落到了“實處”，在可能的情況下，儘量把詩篇描寫的內容與“周公”、“召公”、“后妃”、“大夫”等具體時代的具體人物聯繫起來。如果視《詩序》之說為可信，將各篇章內容串聯起來，我們似乎可以隱約看到一個歷史發展的基本脈絡。但遺憾的是，《詩序》並沒有一一提供確鑿的史實根據，比較可信的歷史事件在注釋中並不常見，有些非但不是歷史事實，甚至全無根據的憑空虛構也時有存在。比如解《衛風·氓》，《小、序》曰：“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對此，朱熹就持反對態度，他認為：“此非刺時，宣公未有考……其曰：‘美正反’者尤無理。”⑩這種看起來相當生硬牽強的歷史附會難道《詩序》作者就毫無察覺?肯定不會。唯一可能的解釋是，他們是有意為之，是為達到某種既定的目的而有意為之。說穿了就是，《詩經》早已成為過去之“屍”，漢儒要借“屍”還“魂”，借解《詩》之機，把具體的詩篇與正面的古代聖君賢相、反面的暴君權奸相聯繫，以此為現實提供一個參照，或一個理想的樣板，或一個需要借鑑的教訓，並由歷史盛衰變化預示和預測過去如何進入現在、現在如何走向未來。《詩大序》中定性的所謂“治世之音”、“亂世之
音”、“亡國之音”，命名的所謂“四始”、“變風”、“變雅”，都顯示了漢儒借祭歷史亡靈以著眼解決現實問題的價值取向。
不過，與前述諸問題相似，《毛詩》解詩的歷史化取向也並不完全是漢儒自己的發明。《毛詩》之前，先秦《詩》說中就已經出現了歷史化的傾向和歷史化的趨勢。比如孟子就說過：“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11這種“知人論世”的說《詩》方法就明確要求讀《詩》要了解作《詩》者，要“知其人”；不僅要“知其人”，還要在“知其人”的基礎上，進一步考論作品所反映的時代世態，推究其產生的社會歷史背景，這就是要“論其世”。這種說《詩》方法深刻地影響到了其後的《詩經》研究。但同時我們也注意到，孟子提出的只是一種抽象的說《詩》方法，儘管他在日常“引詩”中一定程度上實踐了這一理論，但孟子既沒有對《詩經》中的所有作品都作出合理的解釋，更時不時在自己的解說實踐中出現歪曲理解、牽強附會的說《詩》事實。先秦其他的典籍中對《詩經》的研究和使用也大體如此。12所以說《毛詩》出現之前，似還沒有一部在還原歷史的觀念指導下進行解讀和闡釋《詩經》的完整系統的著述，《毛詩》的出現正填補了這一歷史空白。以毛亨、毛萇為代表的《毛詩》學者花費大量的精力來求《詩》中之史，不遺餘力地將人物和歷史事件落實到有關的詩篇上去，如《邶風·二子乘舟》被認為是記錄衛宣公殺害僅和壽，僅、壽爭相為對方犧牲自己的歷史；《載馳》是許穆夫人為“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所作；《小雅·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節南山》則是“家父刺幽王也”，如此等等。並且，《毛詩》學者們還將詩篇的創作與特定的時代盛衰相聯繫，《詩大序》中就特彆強調由某詩看到了或“治世之音”，或“亂世之音”，或“亡國之音”，也不時出現某某“始”和“變風”、“變雅”這些與時代變遷息息相關的界定詩篇性質的概念。這樣，“詩三百”中的每一篇詩似乎都有了一個明確的所指，有了確定無疑的歷史背景和歷史內涵，從而也就使《毛詩》具有了超越今文三家《詩》的歷史觀照力和歷史穿透力。這種歷史化的釋《詩》方式正是《毛詩》學派所自覺追求的“事實”和“真是”。
《毛詩》解詩對“事實”和“真是”的追求，與漢代求真務實的文化精神追求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漢代經學研究通過傳注來呈現和宣傳政治思想文化早在漢初就已蔚成風氣，當然風氣所尚，這種做派既不限於某一經，也不限於某一經師。舉一個典型的例子，《公羊傳》在解釋《春秋經》中“元年春王正月”幾個字時說：“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認為六個大字每一個字都蘊涵重大意義，寄託著擁護大一統的大道理。還是《公羊傳》，它在解釋《春秋經》最後一條“(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時又附會說：“十四年春，西狩獲麟。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獸也。然則孰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則微者也。曷為以獸言之?大之也。曷為大之?以獲麟大之也。曷為獲麟大之?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現在看來這樣的解釋幾乎全不從實際出發，而幾乎完全是推測和猜想。這種附會的解釋，從巨觀指導思想到微觀方法操作，與《毛詩》作者把《二南》附會成文王后妃之德是一脈相承的。特別是關於“西狩獲麟”的說解，與《毛詩》對《周南·麟之趾》的解釋，不僅其表達崇尚仁德的迫切之心完全相同，其牽強和附會也達到了同樣的高水平。所以在漢代一字說至三萬言、一經說至百萬言的附會大潮中，立未立學官的經書幾乎遭到的都是同樣被重新編排和改造的命運，這既是政治的需要，又是漢儒希望求真的思維方式所帶來的必然結果。與“三家詩”相比，《毛詩》說詩的歷史化傾向是其獨有的特色。事實上，《毛詩》通過對“詩三百”的歷史化解釋來達到教化的目的，不但使教化的教材具有了堅實的可靠性，也同時是對孔子作《春秋》寓褒貶、借史實而彰顯微言大義這一不絕如縷儒家傳統的漢代繼承。“我欲托諸空言，不如載諸行事之深切著明。”13要想教化奏效，就要有史實做根據。《毛詩》說《詩》的這一思路，恰恰也是漢代文化精神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
四、“詩中求禮樂”與漢人的“和諧”精神追求
在古代國家政治生活中，和諧社會關係的建立和完善無疑體現了統治秩序的理想，它同時又常常具體化為統治者實施治理的重要原則，《禮記·中庸》就說過：“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這裡所謂“中”，即適中、平正、無過無不及、適得事之宜之意；“和”即和諧之義，進一步講也就是將人的喜怒哀樂之情通過“中節”——恰當、合理的途徑宣洩出來，從而有利於穩定社會政治秩序。也只有在國家的政治生活達到了這種和諧的境界時，天地才能“位焉”，萬物才能“育焉”，在天地之間、在人間社會中建立起一種穩固的、可以持續健康發展的秩序。所以，“和”在儒家的思想觀念中具有“天下之大本”、“天下之達道”的崇高地位。那么如何在現實的政治生活中實現這種理想，特別是如何為構建這樣的理想提供方法和途徑，漢代儒家學者認為周人的禮樂思想及其實踐是可資借鑑的。
在周禮中，“禮”與“樂”是相互配合、相輔相成的，“禮”體現為等級制度的規定和要求，朱熹說：“禮，謂制度品節也。”14社會秩序中的君臣、父子、夫妻和高低、貴賤、尊卑都要由禮來加以區別和定位。但是僅僅有“禮”是不夠的，單純強調“禮”可能會造成等級間的距離和人際關係的冷漠，而“樂”的作用就是與“禮”相配合，起調和關係、融合感情的作用，消解由“禮”所帶來的等級差別感，以達致和諧的理想境界。關於這一點，《樂記·樂論》說得非常明確：“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別。”“禮”確立的是天地間的差別和秩序，而“樂”則是對這一秩序的調和與融洽。在禮樂的共同作用下，天地百物才會有序而和諧的發展。可見在構建和諧的政治統治秩序過程中，禮樂的確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歷史的發展也充分證明，周代及以後，凡充分發揮禮樂功用或禮樂功用發揮比較好的朝代，皆為長治久安之時代，如漢代；否則，就會相反，暴秦的覆亡即是明證。
漢人顯然汲取了周人的統治經驗，更汲取了暴秦的教訓，他們充分認識到了禮樂在構建和諧社會、和諧政治中的關鍵性作用，比如漢代士人代表司馬遷曾在《史記》中就對這一問題有過非常深入的論述，《史記·禮書》：“洋洋美德乎!宰制萬物，役使民眾，豈人力也哉?余至大行禮官，觀三代損益，乃知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其所由來尚矣。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不貫，誘進以仁義，束縛以刑罰，故德厚者位尊，祿重者寵榮，所以總一海內而整齊萬民也。人體安駕乘，為之金輿錯衡以繁其飾；目好五色，為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耳樂鐘磬，為之調諧八音以盪其心；口甘五味，為之庶羞酸鹹以致其美；情好珍善，為之琢磨圭璧以通其意。故大路越
席，皮弁布裳，朱弦洞越，大羹玄酒，所以防其淫侈，救其彫敝。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貴賤之序，下及黎庶車輿衣服宮室飲食嫁娶喪祭之分，事有宜適，物有節文。仲尼曰：‘柿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太史公將《禮書》列為“八書”之首，這一有意為之的順序排列本身就已明確標示出了他對建立和鞏固社會等級秩序重要性的認識，在“觀三代損益”，充分分析了夏商周三代興亡的歷史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提出社會秩序的建立乃是按照人情制定“禮”，依據人性制定“儀”，在禮儀的約束下上至君臣等朝廷中的尊卑貴賤，下到黎民百姓衣食住行、婚喪嫁娶等一系列等級秩序中，才能事事皆有適宜之度、物物文飾皆有節制。這一切顯然非“禮”難得。對於樂的重要，《史記·樂書》謂：“樂者，通於倫理者也”，“故君子為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在司馬遷看來，“樂”是與人倫相通的，它不僅可以和合人情，使相親愛，而且可以整飭人的行為包括外貌，使尊卑有序，和諧美滿。更重要的是，通過音樂，能夠了解社會和政治，通過了解而使社會、政治貴賤有位，上下和合。顯然，這是司馬遷在非常系統地總結了自先秦以至漢初人們對於禮樂與構建和諧社會、和諧政治之間關係後的認識成果，其對此一問題如此深入的看待，我們不妨視為是其對漢初如何構建和諧社會、和諧政治這一時代課題的積極回應。由此也足見此一課題在那個時代的重要。
然而如果說司馬遷對於這一問題的認識和討論基本還屬於純理論範疇的話，那么漢初的經學家則主要通過自己的研究對象而進行更加具體也更為細緻的理論闡釋，其中尤需以《毛詩》學派的經典闡釋為代表。在儒家諸經中，應該說《詩經》和禮樂的關係是最為密切的，在《毛詩》學派的學者看來，《詩經》本身就是一部包含了豐富禮樂文化精神的著作，這一傾向早在先秦時代就已存在，《論語·泰伯》所云“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已積累了使詩、禮、樂共同發揮教化作用的實踐經驗，鄭玄“歌詩所以通禮意”15正是對儒家以《詩》傳禮的簡明概括。禮樂共同附著於形象可感、易於傳誦的《詩》，更便於使人們潛移默化、心悅誠服地接受等級差別，遵守倫理規範，從而也就更能迅速有效地發揮詩、禮、樂的教化職能。因而在對《詩經》的闡釋過程中將其中蘊藏的教化要求和教化思想不遺餘力地揭示出來也就成為了《毛詩》學者們的研究目標和學術追求，而也正是由於《毛詩》學派的學者們在理論上的這種自覺追求，才使其在這場理論探索和文化構建運動中脫穎而出。
首先，夫婦之道是《毛詩》尤其是《詩序》要闡明的首要問題。情之所發，五倫之最；五倫始於夫婦，所以婚姻是古代社會所極為看中的，是禮制的根本。班固《漢書·禮樂志》云：“故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強調了婚姻在禮制中的重要性。《關雎》毛傳云：“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在這裡，“夫婦有別”竟也成了行使禮樂教化，使整個社會和諧發展的最基本條件。同時，在婚姻之禮中，婦道是其重要的內容，《毛詩序》為已婚女性設計的行為範本是“后妃之德”，其內涵包括《葛覃》序中的“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以及《螽斯》序中的“子孫眾多”。《毛詩序》從不同的方面完善、充實婦道，表現了封建社會的男權意識，同時也表現出從人倫之始構建和諧社會秩序的努力。《詩經》中大量描寫男女愛情的詩作也都受到了這一標準的判決，比如《關雎》毛序云：“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意也。”對男女之間的婚戀採用了異常理性的觀點。另外，像盼望丈夫回家的思婦之詠《召南·草蟲》，在《毛詩》中也變成了表彰“大夫妻能以禮自防”的倫理篇章；描寫夫妻恩愛、如鼓琴瑟的《鄭風·女曰雞鳴》，則成了對“不說(悅)德而好色”的長鳴警鐘；對秋水佳人可望而不可求的長歌浩嘆《王風·蒹葭》，則點化為對不用周禮、無以固國的政治諷諭；青年男女忘情親昵的吟唱《齊風·東方之日》，升華為對“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世風的批判。原詩中所表現的男女之間的任何情感、情慾都被抑制、被遮蓋和被改造，取而代之的是“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16的“禮”。同時，《毛詩》要求在禮的約束下婚姻以時，所以《桃夭》毛序曰：“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國無寡民。”《召南·摽有梅》：“摽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女主人公望見梅子落地，引起青春將逝的傷感，希望有男子馬上來求婚。《毛序》卻作出“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也”的解釋。這首呼喚愛欲的“男女及時”的真情戀歌，竟被附會成“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的禮讚頌歌。這意味著在《毛序》作者看來，即使《摽有梅》所肯定的東西符合了古代的一條基本禮則，即“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禮未備則不待禮，所以蕃育人民也。”17也並不意味著古禮對男女性愛的許可和放任，仍然需要有“被文王之化”的禮的約束。否則，即使夫妻之間的放縱情慾，也不免被視為“淫”。
其次，古代社會的人，無論貴賤、男女、老幼，都逃不脫“禮”的束縛和評判。《毛序》以為《i串風·凱風》是讚美衛國孝子安慰母親的優良品德，《衛風·氓》是諷刺衛宣公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的惡劣風氣，《魏風·葛屨》是揭露魏國君民“機巧趨利”、“儉嗇褊急”的狹小心腸。這些序說的對象固然大多為一般的下層平民，其意在引導社會風俗的好轉，但無不以小見大，無限上綱，把民間的每一種風俗習慣都看成是君主善惡、朝綱治亂的風化結果，從而使詩篇的主題由日常而趨向崇高。另外，《詩序》中還以大量篇幅規範國君、大臣的行為，用美、刺的方式教之育之化之，使之以禮治國。《擊鼓》序謂：“曰怨州吁也。為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國泰民安乃萬民之福，窮兵黷武則不免使百姓流離失所，而最終招致百姓怨恨。《簡兮》序曰：“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皆可承事王者也。”任人唯賢是開明君主的明智之舉，也是興國安邦的重要途徑。如此等等。通過解《詩》者對上述詩篇的解釋，我們不難發現《毛詩》作者的良苦用心，那些被諷刺對象的行為都會對社會和諧關係的建立產生阻礙，所以對他們的或諷或刺，均是要告誡後來者何事不可為。也就是說，《毛詩》中這些被明確判定為意在怨刺的詩作，從反方向上又為什麼是和諧社會和和諧政治，以及如何建立和諧社會和和諧政治提供了可資借鑑的歷史實例。
總起來看，一個顯見的事實是，《毛詩》時時處處都在為漢代的社會和諧和政治和諧做文化的理解和文化的闡釋，其取徑又是以先秦禮樂為參照或為根據的。《詩經》中的具體詩篇本身是否包含了《毛詩》的理解和闡釋是一個值得認真分析的問題，但通過《毛詩》的理解和闡釋實踐向我們證明了它研究和傳播《詩經》以促進漢代政治文化建設的良苦用心，則是沒有疑問的。
姓氏略考
毛姓：歷史名人
分類:②姓氏淵源八.歷史名人：毛 遂：(生卒年待考)，春秋戰國時人，有毛遂自薦一說。毛遂是戰國時期薛國人(今山
|
|
東滕縣張汪鎮)，趙國平原君的門客，由他身上引申了“毛遂自薦”、“脫穎而出”等千古流傳的佳話。
一說毛遂的故里就在距離今河南原陽縣縣城十二公里處的師寨鎮路莊村，在村子西邊有毛遂廟一座。毛遂距今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但他卻依然為人們所傳誦。如今，在原陽仍廣為流傳著《毛遂打醋》、《毛遂吃毛栗》、《毛遂拉塔》等神話傳說。像這樣的傳說，路莊村乃至原陽縣的老人孩子都能說出一兩個，這裡的人們將毛遂稱為“毛遂爺”。毛遂墓位於官橋火車站西約五十米處，1991年春官橋鎮政府重修，墓碑由著名書法家王學仲題寫“毛遂之墓”。
另一說毛遂的故鄉位於今河北邯鄲市的東北部，距邯鄲五十公里的雞澤縣毛官營村(今東營村)，相傳明朝的燕王朱狄掃
北，戰亂中，邯鄲郡人民流離失所，死傷無數。毛遂的故里毛官營也在燕王大軍鐵蹄所過之後，成為一片廢墟，唯有毛遂族人躲藏在已故先人的諾大的墳墓里，留下了毛氏一脈。毛遂墓遺址現存於邯鄲市永年縣。
在公元前257年，也就是趙孝成王九年，毛遂自薦出使楚國，促成楚、趙合縱，聲威大振，並獲得了“三寸之舌，強於百萬之師”的美譽。
公元前260年，趙王中了秦的反間之計，以只能紙上談兵的趙括代替廉頗守衛重地長平，使得趙四十萬大軍被困長平，最後全部為秦白起坑殺，精銳喪失殆盡。次年，秦乘勝圍攻趙都城邯鄲。邯鄲震動，趙王急召平原君商議退敵救國之策。平原君道：“為今之計，只有求救於諸侯。魏與在下有姻親關係。關係素善，求之則發救兵。楚乃大國，且路途遙
|
|
遠，唯有以‘合縱’之策促其發兵，臣願親往。”趙王依之
平原君乃戰國四君子之一，此四君子皆以禮賢下士聞名於世。平原君有門客三千、毛遂位居末列。平原君回至府中，急招門客，言明使楚合縱之事，並欲選拔二十人隨同前往。平原君道：“此次合縱定約之事，關係到邯鄲得失，趙之存亡，干係甚大，故勢在必得。倘若和談不能成功，則須以武力相威脅，迫使楚王歃血訂盟。故所選二十人必是文武俱全之士。諸位皆當今賢士，且事情緊急，二十人便出自各位當中了。”然三千人中，能文者不能武，能武者又不能文，最後只選得十九人，最後一人竟無從可得。平原君不禁慨嘆：“想我趙勝相士數十年。門下賓客三千，不料挑選二十人竟如此難！”
正值此際，毛遂於下座挺身而起，道：“毛遂不才願往。”平原君見毛遂面生，又不曾聽左右提起過毛遂，便有意試探：“先生居勝之門下幾時了？”毛遂答道：“已有三年”，平原君遂生輕視之意：“賢主處於世間，恰似尖錐處於囊中，其鋒芒亦現，今先生居此已有三年，卻未曾聽左右提起過，可見先生文不成、武不就，且出使楚國乃關係趙國存亡之大計，先生恐怕不能勝任，還是留下吧。”毛遂並無退怯之意，立刻答道：“君子言之有理。賢士處世當展其才德，然欲逞才能須有表現機會，君子以賢達仁義、禮賢下士聞名於世，然君子若無趙公子之名分，地位安能顯其賢達乎？毛遂之所以未能展露鋒芒是因無處於囊中的機會，否則，早已脫穎而出，不單單是只露鋒芒的問題了。”平原君對毛遂之對答深感奇異，且事緊急，便同意毛遂同行。其餘十九人雖聽了毛遂適才的一番言論，仍不以為意，皆以為毛遂只不過徒逞口舌罷了，彼此目視而笑。
十九人皆自以為學富五車，一路之上常是高談闊論，毛遂不言則已，言必驚人，總能一語中的。到了楚國時，十九人皆已折服。
楚國已至。平原君不敢怠慢，第二日一早，太陽剛剛升起，便上朝與楚考烈王商議合縱之事。楚王道：“合縱之事，當初先由趙國發起，後張儀遊說各國，聯盟未能牢固。當年先是(楚)懷王為縱約長，率諸侯伐秦而不克；後又由齊緡王為
毛遂等二十人於朝下等候，眼見日上中天，約縱仍未成功。十九人便對毛遂道。“先生上。”
毛遂亦不答話，按劍拾階而上，昂首走上朝來。對平原君說：“合縱之事，只要言明利害，三言五語便可解決，卻為何自日出談至日中，仍未商定？”
楚王見有人竟敢按劍直闖朝堂，且出言不訓，不覺怒起心頭，但又不明此人底細，且懾於毛遂之威嚴，便轉身先問平原君道：“此是何人？”平原君道：“此乃勝之門客毛遂。”
楚王便高聲叱喝道：“大膽狂徒，本王與你家主人談話會縱之事，豈有你說話之地，還不退下？”
毛遂毫無懼色，按劍直前，說道：“合縱乃天下之事，天下人皆可議之，況在我家主人面前，你叱者何來？仗你人多勢重罷了。然如今你我相距僅十步之遙，你的性命便握於毛遂手中，還逞得什麼威風！當年商湯憑藉七十里之地而王天下，周文王僅憑百里地，卻使天下諸侯臣服，又有哪一個憑藉了勢眾人多呢？”
楚王臉色稍和，問道：“先生有何話說？”
毛遂道：“先前，楚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陘塞、郇陽，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此乃霸王之資，天下諸侯哪個能當？然一泱泱大國竟為一乳臭未乾之豎子白起率區區之數萬人連連挫敗，一戰丟鄢、鄧等五城，郢都劃為秦郡，再戰而燒夷陵，三戰則為秦兵毀先王之宗廟，辱沒先人，此乃百世之仇怨，趙國都為之羞愧，可大王卻偏安於一隅，但求苟安，不求報仇復地，怎對得起列祖列宗在天之靈呢？合縱之事，對楚實是有百益而無一害。想那秦國久存虎狼之心，併吞天下之
|
|
楚王立刻連連稱是，道：“就依先生，就依先生。”
毛遂問：“主意拿定了嗎？”
楚王道：“定矣！定矣！”
毛遂便呼楚王左右：“取雞狗馬血來！”
左右取銅盤至。毛遂雙手托住銅盤，跪獻楚王道：“大王當獻血為盟，正式合縱之約，大王先飲，我家主人次之，毛遂再次。”於是於朝堂之上歃血定盟，合縱事成。
毛遂左手托定銅盤，右手招呼朝下十九人道：“諸位就於朝下共同歃血吧！你們這些庸碌之輩，所謂‘因人成事’者，不就是這樣嗎？”
平原君回至趙國，感嘆道：“我一向自以為能夠識得天下賢士豪傑，不會看錯怠慢一人。可毛先生居門下三年，竟未能識得其才。毛先生於楚朝堂之上，唇槍舌劍，豪氣沖天，不獨促成約縱，且不失趙之尊嚴，大長趙之威風，使趙重於九鼎之呂，毛先生以三寸之舌，而強於百萬之師。勝再不敢以能相天下之士自居了。”遂待毛遂為上客。
後來有一首詩對此事評道：“櫓檣空大隨人轉，稱錘雖小壓千斤。利錐不與囊中處，文武紛紛十九人。
合縱已成，楚王遣春申君黃歇率兵八萬往救邯鄲。魏信陵君亦竊得兵符，奪晉鄙十萬軍來救趙國。
其時秦國二十萬大軍圍邯鄲已有兩年，仍不能克，長平之戰，秦兵亦損失過半，國內空虛，且救兵已至。秦昭王雖欲強攻，但迫於形勢，只得息戰而退。
邯鄲圍解，終於避免了又一“殺人盈城”慘象的發生。此後，毛遂不知所終。
毛 亨：(生卒年待考)，魯人(今山東曲阜，一說河間人，今河北獻縣)。著名西漢學者。
相傳是古詩學“毛詩學”的開創者，曾作《毛詩訓詁傳》，世稱“毛詩”，流傳千古的典籍《詩經》就是由《毛詩》傳下來的。
由於他教了趙人毛萇，故世稱為“大毛公”，稱萇為“小毛公”。《詩經》經秦火後,唯《毛詩》流傳至今，齊、魯、韓三家詩，先後衰亡佚失。
毛 萇：(生卒年待考)，西漢北海太守。
為河間王博士，治《詩經》尤精。以詩授同國貫長卿，人稱“小毛公”。當時詩者有齊、毛 晉：明朝藏書家，家藏書九萬八千餘冊，歷代藏書家無人能比。
毛正美：(生卒年待考)，女。著名唐朝詩人。
她有一首《贈華山遊人》詩，常被後人引為聯句：“曾折松枝為寶石櫛；又編栗葉代羅襦。”
毛鴻賓：(生卒年待考)，字寄雲，歷城人。著名清朝兩廣總督。
清道光年間進士，由編修累擢御史。敢言直諫，不避權貴。胡林翼所謂“言系天下安危，二百年來第一等文字。”
清同治年間，官至兩廣總督，後因事降離官。
毛 晉：(生卒年待考)，原名鳳苞，字子晉，常熟人。著名明朝學者。
博學多識，家富圖籍，世所傳影宋精本，多所搜藏。家有汲古閣，傳刻古書，流布天下。在明委以博雅好事名一時。遍搜古籍達八萬餘冊，多宋元善本。雙多刻古書，皆手自仇校，世稱毛本。
編著有《毛詩陸疏廣要》、《蘇米志林》、《海虞古今文苑》、《毛詩名物考》、《明詩紀事》。
毛 記：(生卒年待考)，著名明朝大臣。
明世宗即位，毛紀制策，擬定治國方針，建立功勳。加伯爵，為首輔。
毛 庚：(公元？～1861年)，原名雝，字西堂，錢塘(今杭州)人。著名清朝書法家、篆刻家。
作書是其家法，尤工刻石，有名於當時。
毛庚是個諸生。事親孝，好施與。
清鹹豐年間，杭州被太平軍攻陷。清鹹豐十一年(公元1861年)，他隨從戴熙籌辦團練，是年冬，太平天國再克杭州，戰死。當時有人仰慕他的書法作品，願以千金謀贖城中，但他已死於。
毛庚有一著名的自題聯：“林頭研石天雲月；澗底松根刨雪腴。”
毛奇齡：(公元1623～1716年)，原名甡，又名初晴，字大可，又字齊於，號西河，學者稱其西河先生，浙江蕭山城廂鎮人(今浙江杭州蕭山區)。著名清朝學者、文學家。
毛奇齡四歲識字，由其母口授《大學》，即能琅琅成誦。少時聰穎過人，以詩名揚鄉里，十多歲就中秀才.
明朝滅亡後，清兵南下，他與沈禹錫、蔡仲光、包秉德避兵於縣之南鄉深山，築土室讀書。
毛奇齡生性倔強而恃才傲物，曾謂：“元明以來無學人，學人之絕斯三百年矣。”評判言詞過激，得罪人多，因此仇家羅織罪名，遭幾度誣陷。
後輾轉江淮，遍歷河南、湖北、江西等地，賴友人集資向國子監捐得廩監生。
清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毛奇齡中博學鴻儒科，被授翰林院檢討，國史館纂修等職，期間以《古今通韻》一卷進呈，得到康熙大帝的讚賞，詔付史館。
清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年)離館回鄉，專心從事著述。
毛奇齡博覽群書，經學詞章各擅勝場。又善於雄辯標新立異。遇有異說，必“搜討源頭”“字字質正”好持自己獨特見解。其所撰《四書改錯》是針對朱熹《四書集注》之抨擊。毛奇齡一生以辯定諸經為己任，力主治經以原文為主，不摻雜別家述說。他在少林寺寫的《大學知本圖說》，為其得意之作。以及其它眾多著作，均闡明他的治經思想。除潛心經學外，對地方志亦有研究，著有《湘湖水利志》三卷，《蕭山縣誌刊誤》三卷等。此外，毛對文學、音樂頗有造詣，好詩詞歌賦，著有《西河詩話》、《西河詞話》多卷；又曾教授樂律，著有《竟山樂泉》四卷，《樂本解說》兩卷等。
治經史及音律等，善散文，詩詞，並從事詩詞的理論批評。論著有經集五十一種二百三十六卷，文集六十六種二百五十七卷，共約五百卷匯為《西河合集》刊行。在清朝初期，理學盛極而衰，承錢謙益、顧炎武、費密諸大師的經學倡導，經學復興。毛奇齡治經雖猶存理學舊轍，但他認為，“漢去古未遠，其據詞解斷，猶得古遺法”，並表彰漢學，崇尚考證，向著回歸儒家經典的路徑走去。他的經學觀根本立足點是對既往的經說進行批判。諸如論《大學》無古今文之殊；辨證宋儒圖書《易》說之非；論定《太極圖》非儒家正傳；斥《子夏詩傳》、《申培詩說》為偽作；考訂《周禮》非周公作，但不是偽書等，開繼起者諸多路徑。
清初八十年間，同樣是治經學，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著眼於通經致用，毛奇齡則著眼於純學術的考證。他所走過的學術道路是清初經學演進過程的一個縮影。說明由經籍的考辨人手，對古代學術進行全面總結和整理的時代已經到來。
毛奇齡在七十歲時，自撰墓志銘，提出死後“不冠、不履，不易衣服，不接受弔客”。清康熙五十五年(公元1716年)在家病逝。他的遺著由學生編纂為《西河全集》，共四百九十三卷，有四十餘部著作收錄於《四庫全書》。
毛少先：(公元1908～1983年)，原名毛少軒，江西安福人。著名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少將。
1929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1930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1年轉入中國共產黨。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任紅二十軍排長，湘贛邊工農民主政府警衛隊隊長，紅六軍團連長、營長。參加了長征。
抗日戰爭時期，任八路軍一二○師三五九旅七一九團連長、營長，一二○師獨立第二支隊支隊長、團長八路軍南下支隊司令部科長、團長。
解放戰爭時期，任呂梁軍區第十六團團長，第一野戰軍第三軍後勤部軍械處處長，甘肅軍區酒泉軍分區司令員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新疆軍區司令部軍械處處長、管理處處長，新疆軍區後勤部副部長，新疆軍區第二副司令員。
1955年被授予大校軍銜，1964年晉升為少將軍銜。榮獲二級八一勳章、二級獨立自由、二級解放勳章。
1983年2月15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終年七十五歲。
毛會義：(公元1914～1975年)，江西興國人。著名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少將。
1932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1933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轉入中國共產黨。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任紅三軍團第四師第十團排長、連長。參加了長征。
抗日戰爭時期，任八路軍一一五師三四三旅六八六團連長，晉西獨立支隊連長、副營長、營長，山東縱隊第二旅第五團副團長、第六團副團長，山東軍區第五團團長。
解放戰爭時期，任渤海軍區第二軍分區十二團團長，華東野戰軍第十縱隊第二十八師八十三團團長，第二十八師副師長，第三野戰軍第二十八軍第八十四師師長。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中國人民解放軍師長、副軍長，福建省軍區副司令員，福州軍區副參謀長。
1955年被授予大校軍銜，1964年晉升為少將軍銜。榮獲三級八一勳章、二級獨立自由勳章、二級解放勳章。
1975年10月9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終年六十一歲。
毛和發：(公元1919～1999年)，河南固始人。著名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少將。
1931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1934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7年轉入中國共產黨。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任警衛班長、連隊文書。參加了鄂豫皖蘇區反“圍剿”、長征和直羅鎮戰役。
抗日戰爭時期，任八路軍一一五師三四三旅六八七團連指導員、副營長，新四軍第三師第八旅二十四團營長、第三師特務團副團長，參加了著名的平型關等戰鬥。
解放戰爭時期，任東北民主聯軍第七縱隊第二十一師六十一團團長，第四野戰軍第四十四軍第一三二師副師長。參加了著名的四平保衛戰和遼瀋、平津等戰役。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1952年畢業於軍事學院。後歷任師長，海南軍區副司令員，廣東省軍區副司令員、顧問。
1955年被授予大校軍銜，1964年晉為少將軍銜。榮獲三級八一勳章、二級獨立自由勳章、二級解放勳章1988年7月被中央軍委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一級紅星功勳榮譽章。
1999年10月2日因病在廣州逝世，終年八十一歲。
毛人鳳：(公元1898～1957年)，字齊五，浙江江山人，著名國民革命軍陸軍上將。
黃埔潮州分校四期退學、上海滬江大學畢業、中央軍校高教班畢業。他與戴笠是同鄉且是國小同學，軍統特務巨頭之一。
毛人鳳早年畢業於上海滬江大學，後考入黃埔軍校第四期，因病休學。早年從事軍中幕僚工作。
1934年，被戴笠聘為助手，成為軍統骨幹人物。曾於浙江省警官學校，武漢與西安行營第三科、軍統局任職。1935年3月，加入國民黨特務組織復興社特務處，在漢口任武昌行營辦公廳第二科第一股股長。
1937年抗戰爆發後，主持軍統首腦部情報作業，掌握核心機密。1938年8月復興社特務處擴大為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軍統），毛人鳳改任局本部秘書。不久提升軍統局代理主任秘書兼甲室主任。
1945年抗戰勝利後，升任軍統局副局長。後改組為國防部保密局，仍任副局長。1946年７月１日，國民黨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正式宣告結束，改組為國防部保密局，由國防部第二廳廳長鄭介民兼任局長，原軍統局主任秘書毛人鳳為副局長。1947年擢任局長。
1949年初，毛人鳳跟隨蔣介石制定“應變”措施，部署潛伏特務，同時在重慶、成都、昆明、南京、上海等城市大肆搜捕屠殺共產黨員及進步人士、青年人士、青年學生。奉令布置特務組織破壞各大城市工廠、水電、橋樑等設施。同年，南京、上海、武漢等地相繼解放後，蔣介石企圖以西南的川、康、滇、黔等省為根據地抗拒解放。
4月，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國民黨反動統治宣告覆滅。解放大軍繼續進逼重慶，蔣介石被迫決定由重慶撤退。根據蔣介石的直接命令，國民黨特務從9月即開始分批屠殺獄中革命志士。7～8月間，盧漢在雲南宣布接收國民黨中央在昆明的機構，限令國民黨特務離開雲南，成為半獨立狀態。蔣介石得到了這個訊息，頗為震驚，親由台灣經廣州到達重慶，解決雲南問題。當時，桂系白崇禧主張用武力解決，西南軍政長官張群主張用政治解決，蔣於是採取政治與軍事兼用，一面增派第八、第八十九軍分道壓入雲南邊境，一面進行政治解決。那時，蔣介石認為盧漢的行動是受了龍雲的影響，遂秘密指示國防部保密局前局長毛人鳳（那時國防部保密局局長由徐志道繼任，但毛人鳳仍負該局實際責任）在香港暗殺龍雲。毛人鳳接到蔣介石的指示後，由台灣派保密局辦公室副主任兼第二處（行動處）處長葉翔之和六名特務，經廣州前往香港。後來改殺楊傑。
1949年9月6日，毛人鳳秉蔣介石指令殺害楊虎城將軍全家於松林坡。10月28日，陳然、王朴、成善謀等十人被殺害於大坪劇場。11月14日，蔣介石與毛人鳳由台灣飛抵重慶，由毛人鳳主持會議，執行蔣介石交代的大屠殺、潛伏、游擊、破壞四大任務。全國解放前夕，毛人鳳趕赴台灣。
1952年10月10日當選國民黨第七屆中央執委候補委員。1953年3月任“國防部”情報局局長。
1955年萬隆國際會議(亞非會議)期間，毛人鳳策劃了暗殺周恩來的活動，密謀炸毀周恩來乘坐的“喀什米爾公主號”專機，爆炸成功，惜周恩來不在該機上，僅炸死了一些記者。
1957年10月14日，毛人鳳病逝於台北，終年六十歲。
毛秉文：（公元1891～1970年），字慈衡，湖南湘鄉人，同盟會員，著名國民革命軍陸軍中將，第十一軍團軍團長。
保定軍校第三期步兵科畢業。
歷任第八師師長，第37軍軍長，第11軍團軍團長，湘鄂川黔邊綏靖公署副主任等職。
1949年逃往台，1970年5月17日在台北病故。
毛邦初：(生卒年待考)，浙江奉化人，著名國民革命軍陸軍少將，台灣省空軍副總司令。
毛邦初是蔣中正元配毛夫人的侄子，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在蔣中正最山窮水盡時，他毫不客氣坑了自己這位遠房姑丈一筆為數百萬美金的款項，而後落籍美國，蔣中正終其一生無法將他緝捕歸案，雙方之間留下一筆爛帳。
1950年，空軍出身的毛邦初，雖然在蔣中正、宋美齡的提拔下官拜空軍副總司令，但是，他對陸軍出身卻擔任空軍總司令的周至柔卻頗不滿，在宋美齡維護下，毛邦初開始與周至柔爭權奪勢，同時，他的心思也從空軍本業轉向原本兼任的空軍駐美採購業務，隨後，就爆發了這件弊案。
1949年大陸敗亡前後，國民政府擔心購買軍品的一千萬美元外匯被美國政府凍結，於是蔣中正下令將一千萬美元轉移到毛邦初私人名下。1951年7月，因為台北急需的四萬八千桶航空汽油付款問題，有關當局發現毛邦初經手的空軍購料款項短少了一百五十萬美金，台北開始著手調查，並要求毛邦初交回款項，毛邦初案正式爆發。
台北成立調查委員會、但毛邦初卻避不見面，於是蔣中正在1951年以失職抗命，下令毛邦初立即回國查辦。
毛邦初當然不回國，這點不但令國民政府沒輒，更對當時的中美外交造成負面影響，1951年11月，國民政府終於向美國法院提起侵占公款官司。
持續了八年之後，在1958年，這件轟動中美的毛邦初案竟以和解告終，毛邦初宣布無罪，致於和解的條件，竟是國民政府給付毛邦初二十萬美金，否則和解無門。官司敗訴的國民政府只好照付，典型賠了夫人又折兵，毛邦初則在美國，用國民政府的美金，過了一段快樂的日子。
多年後的今天，毛邦初案再度被提起，台灣當局的一位老調查員回憶起這件事，仍然相當無奈。
毛岱鈞：(公元1902～1938年)，字重威，湖南湘潭人。著名國民革命軍陸軍少將，預備役第九師三十五團團長，抗日英烈。
毛岱鈞出身農民家庭。國小畢業後，由堂叔資助，考入長沙明德中學。1920年春輟學從戎，到湘軍第四師當兵，後升任排長。
1926年6月，毛岱鈞隨部編入國民革命軍第八軍，參加北伐戰爭。曾先後參加過攻打岳州、汀泗橋、賀勝橋、武漢三鎮等戰鬥。1927年被保送去中央軍校長沙分校學習。畢業後，調陸軍第三十六軍第三師任連長。1930年任陸軍第十一師第六十六團第二營上尉副官。1933年升任陸軍第五十九師第三五一團第一營少校營長。1934年晉升中校。1936年入中央軍校高等教育班第五期學習。畢業後，調任陸軍第九預備師第三十三團中校團副。
1938年春，毛岱鈞升任陸軍第九預備師第三十五團上校團長。6月，為抗擊日寇入侵武漢，毛岱鈞率部參加南潯線會戰。7月，奉命守衛廬山以西的朱家山、孫家祠、門家橋等地，正面狙擊南下南昌的日寇。
在8月6日打響戰鬥後的近二十天時間裡，毛岱鈞親臨前線，激勵所屬，多次打退日寇的兇猛進攻，予敵人以重創。8月底，當日寇集中兵力連續進攻孫家祠陣地，並落彈二千餘發，工事盡毀時，冒著密集炮火來往奔走於幾處陣地之間，指揮部屬同日寇展開連續幾晝夜的拉鋸戰。
1938年9月2日，日寇憑藉大炮和催淚瓦斯發動猛攻，毛岱鈞率領餘部同日寇展開白刃戰鬥，擊斃日寇步兵少尉井二廣喜及士兵三十餘人。激戰，毛岱鈞中不幸中彈陣亡。
毛夢漪：(生卒年待考)，江蘇宜興人，著名國民革命軍陸軍中將，台灣省陸軍副總司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