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鴻[中國科學院院士機械工程學家]](/img/9/3de/nBnauM3XwYTM2cTN5kzN3kTO0UTMyITNykTO0EDMwAjMwUzL5czLyQzLt92YucmbvRWdo5Cd0FmLwE2LvoDc0RHa.jpg "沈鴻[中國科學院院士機械工程學家]")
簡歷
沈鴻1906年5月19日 出生於浙江省海寧縣。
1913—1917年 “米業國小”讀書。
1917—1918年 因病輟學，養病期間讀完其在高等國小的全部課本。
1919—1931年 上海“協太新”學徒、店員。
1931—1937年 上海創辦“利用小五金工廠”任經理兼工程師。
1938—1945年 延安“茶坊兵工廠”任總工程師。獲陝甘寧邊區特等勞模榮譽稱號。
1945—1948年 國內戰爭中，行軍、生產。曾任“龍煙鐵礦公司”代經理、“晉察冀邊區兵工局、華北企業部”工程師。1947年在上寨加入中國共產黨。
1949—1955年 中央財經委員會重工業處處長、國家計畫委員會機械計畫局副局長、第三機械工業部部長助理。其中大部分時間在莫斯科辦理蘇聯援我156個項目的設備分交工作。
1956年 電機工業部副部長。
1957—1958年 煤炭工業部副部長兼任12000噸水壓機總設計師。
1959—1961年 農機部副部長。
1961—1979年 第一機械工業部副部長，專管九套大型設備設計、製造。
1979—1982年 國家機械委員會副主任，任《機械工程手冊》《電機工程手冊》編委會主任委員。
1982年 一機部顧問。
1978—1988年 第五、第六屆人大常委；第五屆人大常委“法制委員會”委員；第六屆人大“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1988年 離休
個人經歷
沈鴻，1906年5月19日生於浙江省海寧縣硤石鎮，1913年七歲時在本鎮“米業國小”讀書四年，這是他一生中接受的全部正規教育，但他酷愛讀書，幼時好學歷史和人文科學，稍長致力於技術科學，幾十年勤奮不息，成為學有專長，知識淵博的專家。
1919年到上海一家布店學徒，從此走進他的“社會大學”。他的所有知識都是在“社會人學”里通過刻苦自學和大量的實踐總結獲得的。
1919年至1921年，沈鴻先在布店裡當了三年學徒，然後升為店員，協助管賬。在這期間，沈鴻親眼目睹或親身經歷了上海人民在“五四”運動影響下向帝國主義爭取“華人市民權”的鬥爭，“五卅”慘案後的罷工、罷市和遊行示威，歡迎國民革命軍北伐進入上海，以及“四·一二”慘案後黑暗勢力重新恢復統治等一系列歷史事件，開始感覺到內外反動勢力強加給中國人民的羞辱和深重災難。通過與進步人士的接觸和閱讀《共產黨宣言》、《世界史綱》、《史記》、《左傳》等書籍，努力思索人類歷史長河中國家民族的興亡更迭和個人作用等問題，逐漸萌發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愛國意識。同時，上海的工商業和社會環境引發了沈鴻對機器的濃厚興趣。他從拆裝鐘錶，修理小電器開始，進而注意觀察布店附近機器廠里的工具機、動力機械以及各種工廠里的設備。1929年至1931年期間，他還有機會幫人籌建紡織廠、橡膠製品廠，從觀察單台機器進一步增加了對大機器生產的了解，使他更懂得了知識的重要性。二年學徒期間，通過上夜校和自學，補習了英文和國中數、理、化。學徒期滿之後，他的微薄工資除吃飯養家之外，主要用於買書。他還利用上海的公益文化設施充實自己，“商務印書館”的“涵芬樓”、“總商會圖書館”、“文化進步社”等都是他經常看書、借書的地方。由滬江大學一位教授編譯的《世界十大成功人傳》對他的人生道路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他從書中發現，法拉第、愛迪生等人也都出身貧苦，沒有受過多少學校正規教育，通過自己的刻苦努力，終於取得很大成功。因而他深信，一個受正規教育少的人只要下苦功夫，通過自己學習和實踐學會真正有用的知識和本領，同樣能夠做出一番事業來。
機械工業的卓越領導人1931年冬，沈鴻從布店同事和親友中集資5000元開辦了“利用五金廠”，製造彈子鎖。當時，這種“洋鎖”是少數洋行，尤其是美國耶勒（Yele）公司壟斷的產品。“利用鎖廠”敢於向這塊陣地發起挑戰，引起了洋人們的驚奇和忌恨。耶勒公司先想花錢收買該鎖廠，遭到沈鴻的拒絕。收買不成便施展降價傾銷政策，企圖把利用鎖廠擠垮。沈鴻通過提高產品質量，薄利多銷，不但使利用牌彈子鎖在上海站住了腳根，還遠銷到香港和南洋市場。通過這場商戰，沈鴻一方面痛感民族工業深受外國勢力的壓迫，另一方面又增加了中國貨能與洋貨競爭的信心。於是他開始產生了製造汽車的雄心。他利用代友人管理汽車隊的機會參加修理、拆裝汽車，同時夜以繼日地鑽研《汽車發動機構造》、《材料學》等書籍。他決定先從汽車零件和維修設備做起，1936年他設計製造了一套製造氣門的機器，得到成功。可惜不久抗日戰爭爆發，沈鴻製造汽車的夢想未能實現。1937年8月13日日軍進攻上海。沈鴻不願淪為亡國奴，便於9月帶領利用鎖廠的7名青工，10部工具機，乘兩條小木船，隨以胡厥文為首的愛國工商界遷移委員會向大後方遷移。
長途奔波到達武漢之後，沈鴻發現國民黨政府無心組織內遷的工廠為抗戰出力，只是潰散逃跑，沒有明確的方向。正當他徬徨失望的時候，八路軍平型關抗日大捷。同時他聽到看到的種種事實證明，共產黨是真心抗戰的，於是他決心帶了全部工人和機器，經西安奔赴延安。
中國最大的2800mm鋁板冷軋抗戰八年的大部分時間沈鴻在安塞縣山溝里的“茶坊兵工廠”擔任總工程師。在這八年里，為挽救民族危亡，沈鴻接受和解決了一項接一項的技術與生產難題。他以極大的毅力和刻苦鑽研的精神，向能夠找得到的書本學習，向李強、錢志道、徐馳等專家和有豐富實際經驗的老工人學習，經過反覆實踐探索，從當時當地的具體條件出發，使一個個難題都得到了創造性的解決。據統計，八年中沈鴻與茶坊兵工廠的技術人員和工人共設計製造了供子彈廠、迫擊炮廠、槍廠、火藥廠和前方遊動修械廠用的成套機器設備134種型號、數百台套。還為民用工業，包括製藥、醫療器械、造紙、印刷、造幣、化工、煉鐵、煉焦、玻璃、石油等工廠設計製造了成套機器設備、單機和重要部件400多台件。經過這樣的艱苦鍛鍊，沈鴻的知識和本領大大提高了，對抗戰也做出了很大貢獻。為此，他三次被評為陝甘寧邊區的勞動模範和特等勞動模範。1942年發給沈鴻的特等勞動模範獎狀是由毛澤東主席親筆題寫的“無限忠誠”四個大字。
2800mm熱粗機軋制的高表面鋁板抗戰勝利後，沈鴻從延安到晉察冀解放區工作，曾任張家口龍煙煤礦代經理，兵工局華北企業部工程師。1947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49年3月進入北京，1949年9月3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43歲時與志同道合的吳平結婚，實踐了“先立業，後成家”的夙願。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後到1955年4月，沈鴻在中央財經委員會任處長、副局長。他的主要工作是對全國工業狀況的調查研究和與蘇聯洽談援建項目。在國內，他跑遍主要工業部門的主要廠礦，對國外，他多次隨周恩來總理、李富春副總理和其他領導同志去蘇聯考察、談判，奔忙於北京、莫斯科之間辦理設備交接工作。1955年9月到1959年8月，沈鴻先後任第三機械工業部（主管地方機械工業）部長助理，電機工業部副部長和煤炭工業部副部長，一直協助張霖之部長工作。
在這以後，因為中國基礎工業已初具規模，他將注意力集中到決定國家工業和軍事實力的大型設備。1958年5月，在出席中共八屆二中全會期間，他寫信給毛主席建議製造萬噸水壓機，得到批准。當年秋天便開始萬噸水壓機的設計工作。這時，中國的生產設備尚無製造萬噸水壓機的能力，沈鴻採用了前所未有的拼焊結構。1959年8月到1961年底，沈鴻調任農業機械工業部副部長。在這期間，完成了萬噸水壓機的製造、安裝和投入生產。同時期奉周恩來總理之命，協助水電部解決了三門峽水電站15萬千瓦大型水輪機轉子焊接的難題。1961年底，沈鴻調任第一機械工業部副部長，主持中國國防尖端工業所需九大設備的設計製造工作。九大設備工程浩大，難度極高，前後歷時9年，到1969年才最後完成。1961年底至1979年底沈鴻任一機部副部長18年，1980年至1982年初調任國家機械工業委員會副主任，在這20年期間還主持了馬鞍山鐵路車輪輪箍軋機、本溪輥寬1700毫米薄鋼板連續式熱軋機、攀枝花鋼鐵公司成套生產設備、舞陽寬4200毫米特厚鋼板軋機的設計製造工程；積極參予了汽車工業技術改造、葛洲壩閘門等工程；主持或參予了從儀器儀表到發電設備，從農業機械到軍工配套的大量工程項目的研究和決策。70年代中期，為了匯總國內外機電工程的知識和經驗，他主持編輯了總共25卷，3000萬字的《機械工程手冊》和《電機工程手冊》，在80年代，又主持編輯了250萬字的《中國大百科全書·機械工程》卷。1988年6月，沈鴻以82歲高齡離休。
業績
沈老在《機械工人》創刊40周年紀念大會上沈鴻負責主持的重大工程項目很多，限於篇幅這裡只簡介其中的幾項。最早而最重要的是12000噸水壓機，其所以重要是因為它的有無，關係著一個國家的基礎工業如軍工、鋼廠設備等製造能力。1958年沈鴻在中國共產黨八大二次會議上寫信給毛主席建議：“解放思想，自力更生，自己設計、製造符合中國情況的12000噸水壓機”得到批准。萬噸級水壓機在原理上結構上並無奧秘，難處在於它的零件非常大，因此製造它所需的設備也非常大，在1958年時，中國原來沒有生產12000噸水壓機的條件。但那時，對於一種新的焊接方法—電渣焊已被比較成熟地掌握了。沈鴻看到了這裡有一個機會，便考慮用拼焊方法，將我們不能做的零件先做成較小件，然後將它們用電渣焊拼合起來。沈鴻這一想法，是一個關鍵性的戰略決策，不但萬噸級水壓機提前幾年出現了，而且對全國科技界、工業界都有很大啟迪和鼓勵，並推動了技術的發展，但要實現這一方案工作是極其艱巨的。以水壓機的四根立柱為例，因為當時沒有足夠的大鋼錠和鍛造能力。想了多種方案，最後決定用錳釩鑄鋼筒體八段，電渣焊接成為長18米的大鋼柱，每根淨重80噸，這四根擎天柱是12000噸大水壓的最關鍵件。這一關過了，其他許多高壓容器、高壓缸等等都迎刃而解了。沈鴻常說這種種方法可以說都是依靠有經驗的技術人員和老技術工的創造而我自己只是參加討論和最後決策而已。其實這台全焊接結構的萬噸大水壓機的製造成是一個相當複雜過程，任何一個步驟中如有失誤，都會為以後造成極大的困難。沈鴻和他助手林宗棠在這工作中從設計到工藝安排，直到施工安裝，每一環節都親臨前線指揮。為了檢驗設計，先製造了一台1/10的1200噸試驗機來驗證和修改設計。12000噸全焊接結構的製成完全是依靠中國人自己的力量而不是依靠外力，增強了中國機械工程技術人員和工人艱苦奮鬥、自力更生的決心。
慶祝《機械工人》創刊40周年時沈老的題詞萬噸水壓機的工程還沒有脫手，沈鴻又接受了領導“九大設備”設計和製造的更艱巨的任務。如果說，萬噸水壓機之役還只是沈鴻親率一支精兵，在上海打了一場攻堅戰，那么，“九大設備”之役便是以全國為戰場，打了一場重型機械製造的攻堅戰。那正是“三年困難時期”，國際環境嚴峻。中央決定自力更生研製核子彈、飛彈和新型飛機，以大大加強國防。所需的新型原材料必須立足於國內。1961年5月黨中央批准研製的“九大設備”就是為生產這些新型材料而研製的重大機器設備。
“九大設備”不是九台大設備，而是九套大型成套設備，包括840種，1400多台，總重量45000噸的複雜、精密的重大機器設備。這九套設備是：
第一套：30000噸模鍛水壓機；
第二套：12500噸臥式擠壓水壓機；
這兩套共有298種、460台，總重量24750噸的機器設備，主要用於飛機、飛彈的翼梁、壁板、型材、鼻錐的鍛造和擠壓。
第三套：輥寬2800毫米鋁板熱軋機；
第四套：輥寬2800毫米鋁板冷軋機；
這兩套共有221種、303台，總重10000噸的機器設備，用於軋制飛機、飛彈用的大鋁板。
第五套：直徑2~80毫米鋼管軋機；
第六套：直徑80~200毫米鋼管軋機；
這兩套共有189種、318台機械設備，總重3800噸，用於軋制飛機、飛彈及其他尖端技術用的薄壁耐高溫鋼管、不鏽鋼管等。
第七套：輥寬2300毫米薄板冷軋機；共有106種、222台機器設備，總重6220噸。
第八套：輥寬700毫米、20輥特薄板軋機。
這兩套用於軋制寬而薄及特薄的耐高溫鋼板和不鏽鋼板。
第九套：10000噸油壓機。
主機2種、2台，總重1500噸，用於壓制玻璃鋼飛彈鼻錐。
在這些機器設備中，重百噸以上的大工件18件，最大的工件重約160噸。
1961年陪同周恩來陳毅視察三門峽水電站機房這一大戰役，涉及中央10個部委，上百家工廠，1000多名工程技術人員，1萬多名工人，進行了100多項重要的試驗研究。原定1966~1967年完成交貨，但正在交付設備的高潮中，“文化大革命”風暴到來，幹部受迫害，工作被搞亂。幸經聶榮臻元帥親自檢查督促，才在1969年最後完成。歷時近9年完成的“九大設備”，當時世界上全部擁有的只有二三個國家。這些設備適用、可靠、造價低。對外開放以來，美、日、聯邦德國等國專家參觀之後，對60年代中國已研製出這樣的成套設備無不表示驚異和讚佩。這九套設備在本文脫稿時仍是國家命脈，舉一個例便可說明此事。第一套30000噸模鍛壓機在不久前還為波音飛機公司生產鈦合金客機用起落架鍛件。這可能是世界上要求最嚴峻的工件。
沈鴻並不是從一開始便領導這項工程的，而是在參加各方統一不了指導思想，工作路數不清，要求又很緊迫的困難局面下受命的。
沈鴻於1962年1月2日到任，首先深入調查研究，聽取各方意見。他了解到，各方想法不一致，工作已陷入僵局，總進度定不下來。
沈鴻了解到這一事關全局的問題之後，以他一貫實事求是，敢說真話的精神，親筆給中央寫了一個報告，說：“九大設備已不可能按原定總進度完成，至於究竟何時能完成，請求給我幾個月時間調查研究後，另報。”報告短短几十個字，卻一語道破了大家心中明白、卻不敢說出來的真實情況。面對這位敢說真話、實事求是的新領導，參與這一工作的幹部們一方面感到工作可以落到實處，心情振奮；另一方面也感到工作作風必須腳踏實地、大帽子壓人、空話連篇不行了。
沈鴻在書房沈鴻向有關各方強調，九大設備是大家的共同事業，必須以大局為重，團結協作，工作中實行多種三結合，集思廣益，避免片面性。九大設備中的八套，用戶是冶金部的工廠。沈鴻商請冶金部黨組同意派冶金部徐馳副部長專職領導這項工作。沈鴻與徐弛在延安時期就曾密切合作，兩人都是技術專家，都有奮發圖強、自力更生的精神和顧全大局、相互支持的風格。以後的重要設計審查會都由沈鴻與徐馳兩人共同主持，他們互相理解、互相支持，加上他們準確的分析判斷，過去僵持不下的問題，一個一個很快得到了合情合理的裁定解決。由於兩位部長在上面以身作則，並對所屬基層單位做思想工作，機械、冶金兩部從上到下很快形成了團結合作的良好氣氛。兩部工程技術人員對口結合，共同學習、考察、研究、討論，許多原來有分歧的技術問題，逐漸在認識上取得了一致。沈鴻把他在萬噸水壓機研製過程中創造的“七事一貫制”和“四個到現場”的工作方法也傳授給了九大設備的設計隊伍。沈鴻和徐馳針對有關各方的思想傾向，為九大設備的設計和製造規定了總的指導原則：既不應單純為了可靠而選用現成老設備拼湊成套，也不能片面追求“先進”而採用些不是十分必要，一時還沒有把握的新技術，拖住整個工程進度。
為貫徹這原則，沈鴻不顧自己已是近60歲的人，不辭辛勞，幾乎跑遍全國，到設計、試驗、製造、使用單位調查研究、審查方案，督促檢查。他所到之處，不是先聽少數領導同志匯報，而是看圖紙、模型、計算書，親臨現場，把情況和問題弄得一清二楚。遇到關鍵疑難問題，他常常夜晚自己查資料、計算、繪圖，第二天早上帶著圖紙、資料，到會上參加討論。“部長出差必帶繪圖器”，一時傳為美談。
九大設備的研製為中國的國防建設和經濟建設立下了汗馬功勞，研製九大設備的成功經驗，對於今天的重大工程項目仍然具有重大的指導意義。
由沈鴻主持的重大工程還有很多，其中不少屬於關係國家命脈的要害項目，他都以滿腔熱情、創新的精神，團結各方，給予了圓滿的解決。
1981年12月，汪道函和沈鴻在大會上親切交談1961年，三門峽水電站15萬千瓦大型水輪機組的組裝遇到了難題。這個分為兩塊，合起來直徑達5米多的水輪機轉子是某大國賣給我們的，1959年便已運到工地，按照契約，把兩塊焊接好，才算交貨。然而，風雲突變，對方專家撤走了，屢催不應。水電部部長劉瀾波向周恩來總理建議派沈鴻去處理這個難題，總理同意。沈鴻毅然受命，他說：“既然對方不幹了，怎么也得自己幹嘛！”他先與設計製造萬噸水壓機的助手林宗棠商量請上海江南造船廠老焊工唐應斌，及全國100多位冶金、機械、焊接專家先後到工地觀察研究，制訂了焊接方案。施工之前，通過考試選了10名最好的焊工，沈鴻請他們在工地先養精蓄銳一個星期，睡好，吃好。當時大家生活困難，沒有肉吃，沈鴻卻要保證10名焊工每人每天半斤肉。因為他知道，焊這個大件至少要連續工作二晝夜，如果焊工體力不支，現場昏倒，就會誤了大事。施工時，沈鴻與水電部馮仲雲副部長現場指揮。10月3日開工，10月5日順利完成。10月8日周恩來總理和陳毅副總理陪尼泊爾馬亨德拉國王到三門峽水電站參觀，看到大水電機已焊好，非常高興，便同沈鴻及在場工作的同志們合影留念。
1962年春天，沈鴻又投身於打破同一大國封鎖的另一場戰鬥—自製火車車輪輪箍。輪箍是機車大車輪上的箍套，也叫火車頭的“靴子”。本來對方答應供給我們。關係緊張之後，突然宣布停供，中國幾萬公里鐵路面臨停運的威脅。中國在大躍進時期已準備自造。由於冶金、機械兩部的設計製造要求不協調及廠址的不能確定等原因而停下。當時的總書記鄧小平指示：自力更生，趕緊自已做。鐵道部同志問沈鴻能不能快一些做輪箍軋機，沈鴻說：“大力協同一定能”。於是，一機部、冶金部、鐵道部立刻組織起來，建造自己的輪箍軋機，建設馬鞍山車輪廠。為了把輪箍軋機的設計、製造、安裝、調試工作做好，1962年4月至1965年11月之間，沈鴻在各有關單位之間往返奔波，察看現場，審查設計，檢查進度，檢驗質量，其中僅馬鞍山鋼鐵廠就去了7次。1963年11月18日22時45分，中國自製的輪箍軋機終於軋出中國第一個車輪輪箍。以後沈鴻又多次到馬鞍山幫助解決軋機存在的問題。二十多年的實踐證明，機器的質量是好的，輪箍軋機的產品包括輪箍、盤件、環件不但滿足了國內需要，還有一部分出口。
《電機工程手冊》1972年11月，周恩來總理指定沈鴻參加長江葛洲壩工程技術委員會。對此，他恪盡職責，船閘大閘門每扇高34米，寬19.7米，重600噸。在設計過程中發生了“拉門”與“人字門”之爭和“液壓啟閉”與“機械啟閉”之爭。為了掌握實際運行情況，1975年3~4月，沈鴻親赴江浙兩省，對三十多座船閘進行了深入的調查研究。1976年1月，在追悼周總理的大會上，他因悲痛休克，住院搶救二天，出院後立即又研究起閘門啟閉機問題來了。3月10日，他又因過度勞累在葛洲壩工程技術委員會會議上昏倒。這次住院八天，但出院次日，他就召集一機部重機、電工、礦機三個局的領導幹部開會，研究如何保證葛洲壩發電、通航等問題。對於葛洲壩電站的水輪發電機組的大小又發生了爭論。四川東方電機廠設計製造了17萬千瓦機組，水輪機轉子直徑11.5米，是當時世界最大的。有人對此津津樂道，葛洲壩電廠的技術負責人，認為不大可靠。沈鴻說：首先不是趕超世界先進水平，而是可靠、耐用和經濟效果。他請當時一機部機械科學研究院院長周建南組織研究設計了12.5萬千瓦機組，各方都很滿意。這時又有人主張完全放棄17萬千瓦機組。沈鴻則主張把17萬千瓦機組做完，安裝上，作為試驗機組。一則減少浪費，二則保護設計製造人員積極性，三則取得對大機組的經驗。葛洲壩電站因此安裝了17萬千瓦機組2台，12.5萬千瓦機組19台。經多年來的運行考驗，證明兩種機組都是好的，1986年雙雙獲國家科技進步特等獎。
早在60年代，沈鴻就考慮為中國機電技術人員編纂一套既廣收中外理論知識，又實用、便查的《機械工程手冊》和《電機工程手冊》。1965年11月他將這一想法報告周恩來總理，立即得到肯定。可惜，籌備工作剛剛動手，便被“文化大革命”打斷。時隔八年，到1973年，“文化大革命”狂飈稍緩，沈鴻便冒著“請隱士，舉逸民”的風險，聘請一批學有專長的專家將編輯工作重新恢復起來。沈鴻任兩大手冊編委會主任，編委會包括中國科學院、教育部、冶金部、石化部、水電部、一機部等系統的知名專家。參加撰稿和編輯的人員2000多人。歷時10年，終於在1982年全部完成。兩大手冊共25卷，3000萬字，獲1982年全國優秀科技圖書一等獎。在全國及海外發行近10萬套。也引起了美國、英國、日本、香港的機電工程界同行的重視。
思想人品
羅乾、與榮譽理事長沈鴻同志親切會見沈鴻把畢生精力獻給了中國機械工業的建設和發展。他夢寐以求的是中國自己擁有獨立強大的機械工業。他的很大一部分願望實現了。但是他對中國每年花一二百億美元進口機器設備的局而又憂心忡忡。他承認總體上中國機電產品的品種、質量還趕不上工業已開發國家，但這樣大規模的進口也不排除某些負具體領導工作同志指導思想上的偏差和很大的盲目性。他說：中國機械工業有300萬台工具機，一千二百萬職工，一百多萬技術人員，在世界上是一支重要力量。不可輕視自己的力量。我們的產品質量一定會由不夠好向更好轉化。關鍵是自己乾，不乾永遠好不了。自己能幹，何必買呢？我們不是伊朗，也不是科威特，他們手裡有的是美元。沈鴻認為關鍵是我們要堅持愛國主義、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勤儉建國的指導思想。對於洋貨的盲目崇拜，沈鴻認為是一種認識上的片面性。他寫了一篇“機械工業能夠擔當製造四化建設設備的主角”。“文化大革命”期間，非“帝”即“修”，一概排斥；對外開放後，又洋貨都好，樣樣進口。這種片面性又來源於無知和沒有真正的調查研究，正如孫子所說的“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我們對外吃虧上當往往屬於這種情況。沈鴻說：學習世界上先進的東西有三種：設備、技術、知識（包括管理）。我們總是先看見設備，它是物，看得見，摸得著，最先抓。花了很多錢去買設備，但技術買得少，知識買得最少。看來知識是根本的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買設備也不行，買技術也不行。抄別人的東西，永遠是三等貨。當然吸收世界上現有的知識也不是短時間的事，要下苦功夫。
沈鴻同志在精心修理照相機沈鴻就是下苦功夫，勤奮學習的典範。“爬山哪能不流汗，何況要登峰造極。”這話是他刻苦攀登，鍥而不捨精神的寫照。沈鴻因對中國機械工業做出一系列重大貢獻，不斷有人問他的學歷。他回答說唯讀過四年國小，人們總是半信半疑。沈鴻解釋說，大學畢業是什麼？大學畢業就是1200天的學習。我用12000天學習對付1200天的功課怎么樣？我學習不停，我怎么笨也不比別人學得少。沈鴻說：“我是愛讀書的，讀得不好是另外一個問題，反正我是不停不息的，沒有一天不讀書的，生病也要讀書，要想點問題。”沈鴻興趣很廣，自然科學、技術、經濟、統計、管理、文學、歷史、哲學無不涉獵。因此，他處理問題，講話、寫文章，上下五千年，縱橫九萬里，古今中外，旁徵博引，鮮明生動，道理透徹，常常使聽者嘆服。在領導技術工作中，他善於從具體情況出發用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處理先進與落後，大與小，主與輔，分工與綜合等種種矛盾，力避片面性，積極做轉化工作。他反對空喊政治口號，搞形式主義。
美國機械工程師學會授予沈鴻榮譽會員稱號沈鴻儘管多年擔任領導工作，在關鍵時刻勇於負責，敢於決斷，但又非常虛心。他說：“一個人的智力終究有限，對於任何人，不論年齡大小，職位高低，只要有本領，有見解，都應當向他們虛心請教。”他最反對“首長拍板的設計”，在沒有定論之前，沈鴻總是作為技術人員中平等的一員參加討論。有一次一位青年技術員為一個技術數據與沈鴻爭論到深夜。沈鴻叫小伙子回去睡覺，自己卻伏案計算起來。第二天天明，沈鴻心平氣和地找到小伙子說：“我仔細算過了，還是你對，我的意見是錯的。”對於在他領導下創建的種種業績，他總是說：“事情是大家做的，我只承認有我一份。做好了有我一份，做壞了也有我一份，而且應當多負一點責任，因為是領導么！”作為領導人的大專家，沈鴻從不拒絕小事。他出差必帶鉗工“百寶箱”，所到之處親自動手修門窗、馬桶、家具。他研究過縫衣針、眼鏡架、紐扣、剃鬍刀、理髮座椅、病床、抽水馬桶、照相機……，往往能發現常人不易發現的問題，發掘出常人難於發掘出來的學問。他常說：小事不小。羅蒙諾索夫說過：“不會做小事的人，也做不出大事來。”沈鴻就是一個佐證。
沈鴻一向嚴於律己，對於生活，待遇從不計較，不居功自傲，不擺架子，平等待人始終保持著普通一員的本色。
主要論著
沈鴻的著作1、沈鴻，林宗棠，《12000噸水壓機》，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19802、沈鴻，《對機械產品設計工作的意見》，見：《沈鴻論機械科技》，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1986.7
3、沈鴻，《向周總理匯報九套大型設備情況》，見：《沈鴻論機械科技》，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1986.19
4、沈鴻，《集體智慧的結精》，見：《沈鴻論機械科技》，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1986.22
5、沈鴻，《學習唯物辯證法》，《搞好設計革命化》，見：《沈鴻論機械科技》，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1986.50
6、沈鴻，《要總結自己的經驗也要吸取外國有成效的經驗》，見：《沈鴻論機械科技》，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1986.72。
7、沈鴻，《關於什麼是先進機械產品的探討》，見：《沈鴻論機械科技》，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1986.101
8、沈鴻，《質量控制手冊是管理人員必讀之書》，見：《沈鴻論機械科技》，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1986.1419、沈鴻，《談出版工作》，見：《沈鴻論機械科技》，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1986.155
10、沈鴻，《掌握辯證唯物主義》，《促進科學技術進步》，見：《沈鴻論機械科技》，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1986.234
11、沈鴻，《輕工業不輕》，《小商品不小》，見：《沈鴻論機械科技》，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1986.239 12、沈鴻，《為什麼要編機械工程師手冊》，見：《沈鴻論機械科技》，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1986.284 13、沈鴻，《法之劍是一篇值得一讀的好文章》．見：《沈鴻文選》，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1993.191
14、沈鴻，《應儘快完善法治制度》，見：《沈鴻文選》，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1993.192
15、沈鴻，《我對長江三峽工程論證的意見》，見：《沈鴻文選》，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1993.1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