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經濟學:政府經濟學也被稱為公共經濟學（Public Economic -百科知識中文網

基本概述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是一個獨立的經濟主體。西方經濟學把所有經濟主體分為公共部門（PublicSector）和私人部門（PrivateSector）兩大類。公共部門是指政府及其附屬物，私人部門是指企業和家庭。無論政府還是企業和家庭，都以各自的行為方式參與國民經濟運行，影響著國民經濟的發展方向和進程。在西方總量經濟學的核心理論，即關於國民收入決定的理論中，把政府、企業和家庭看作三個平等的主體，相互關聯，而又各有自己的運行規律。如果不考慮國際市場的因素，一國國民經濟就取決於這三者的經濟活動。

如果說人類社會自產生階級和國家之後政府即已存在並體現它的威嚴和發揮其作用的話，那末，到現代社會，政府從未像今天這樣行使著它巨大無比的職能和作用，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政府的職能，也已不僅僅是政治職能和社會職能，其經濟職能發揮的領域越來越廣泛，作用越來越顯著。“在現代社會，政府無處不在。從生產、流通、資源配置到消費導向、納稅、國際競爭、太空、氣象、水利、市政建設以至社會經濟生活的各個方面。”因此，任何現代經濟問題都無法脫離政府行為的研究。政府經濟學就是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解釋、分析和規範政府的職能和作用的科學。

雖然政府與企業、家庭一起共同參與國民經濟，但其行為方式和目的卻是不同的。企業和居民作為私人部門是以收益最大化為前提和目標的，而政府卻不能這樣。政府的經濟活動一方面不能忽視收益與成本；另一方面又必須以全社會公正和公平為前提和目標。市場經濟是有效能和活力的，但也不是在任何場合、任何時候都有效。市場也有其失敗之處，市場失靈的領域，正是政府發揮其職能的領域。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的經濟職能作用主要表現在：制定經濟規範和維持市場秩序；保持巨觀經濟穩定；提供基礎服務；培育市場體系，保證市場有序運行；進行收入再分配，實現社會公平目標等。

簡而言之，政府是以自己獨特方式和規律與企業、居民一起參與和影響國民經濟的。政府經濟學就是經濟學中專門研究政府經濟行為、政府與私人部門之間的經濟關係和政府經濟活動特殊規律性的科學，“是論述各級政府部門和公共組織（如國有企事業）的存在意義和行為，回答政府必須做什麼以及應該怎樣做的學問”。

基本特徵

1、政府經濟學是主要研究政府及其行為的學科。

政府與市場也同樣存在著失靈的現象，因此就需要對政府的行為進行科學的研究。政府經濟學就要解決此類問題，即政府為什麼要干預經濟生活？什麼時候干預？怎樣干預？政府從事經濟活動的範圍、方式、途徑和效果是什麼？

2、政府經濟學是以經濟學的方法來研究政府經濟行為。

人們研究政府可以從許多角度來進行，比如從社會學的角度，從政治學的角度等。但是，經濟學認為人們是通過理性的利己主義行為、利用價格機制和競爭機制在商品貨幣關係中完成自己的交易行為，政府所起的作用是服務性的，政府是服務性的政府。

3、政府經濟學更加注重對實際問題的研究。

政府經濟學研究提供公共物品、政府價格管制、外部性與政府行為、政府政策與經濟自由度、尋租等問題時，採用了大量的方法。這些方法對解決實際問題起到了極大的作用，比如運用委託—代理理論、博弈理論、信息理論、公共選擇理論、制度經濟學理論等。作為經濟活動主體的政府在實際工作中也迫切需要這樣一些理論來指導自己的實踐，既完成社會的目標，又能夠提高經濟效益。

研究對象

從定義中可知，政府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政府的經濟行為及經濟關係。這裡所說的政府，是指由“公共當局及其通過政治程式設立的機構組成，並在它的疆域內或管轄地區實施強制的壟斷權力”。政府也可以解釋為：通過政治程式建立的，在特定區域內行使立法權、司法權和行政權的行為實體。政府除對特定區域內居民負有政治責任之外，還參與非市場性的社會生產活動和社會財富的分配。政府參與的非生產性活動是指政府為滿足居民的公共消費需要，通過向社會成員徵稅和強制轉移財富的辦法來籌措資金，以不營利為目的從事生產和提供諸如國防、治安、教育、衛生、文化、社會保障等公共服務。政府所從事的社會財富分配是指為了保證特定區域內全體社會成員的公平和公正，維護社會的穩定，採取稅收、補助、轉移支付等手段對各社會成員的財富進行重新分配。

政府的內涵是十分豐富的。一般而言，政府經濟學中對政府的含義分成四個層次加以解釋：

第一個層次是中央政府。這是涵蓋範圍最狹小的政府概念。中央政府的組成還包括各部、委、辦及其內部各廳局和附屬機構。

第二個層次是廣義政府。不僅包括中央政府，而且還包括各級地方政府及其附屬機構。

第三個層次被稱為統一公共部門。這是在廣義的政府之上，又加上了非金融的公共企事業。也就是說除了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外，還把中央和地方政府出資興辦的各種企事業包括進來。例如醫療衛生機構、教育機構及電訊等公用事業部門。不少國家把中央政府出資興辦的企事業稱之為國有（國營）企事業，把地方政府出資興辦的企事業稱之為公營企事業。

第四個層次被稱為廣義公共部門。這一層次的公共部門在中央和地方政府及其各自興辦的企事業之外又加上了政策性金融機構。這些金融機構是為了實現特定目標而由中央或地方政府出資興辦的。一般以進出口銀行、開發銀行、農業發展銀行、簡易人身保險等形式出現。之所以把政府興辦的金融機構從第三個層次的官辦企事業中專門單列出來，是因為金融企業的特殊性所致。第三個層次中的一般性非金融企事業只是在國民經濟特定領域提供產品和勞務，相當多的官辦企事業只是個別政府機構職能的延長和擴大，對國民經濟的影響有限。然而，金融性的政府企業是超越個別政府機構的職能，對整個社會的資源配置直接起作用，對國民經濟有著極大的影響。

概言之，政府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中央政府的經濟行為、地方政府的經濟行為，以及包括官方金融機構在內的所有由中央與地方政府出資興辦經營的企事業的存在意義、經濟行為及經濟關係。

研究內容

在明確了政府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主要是政府的經濟行為之後，還必須對政府的經濟行為作出界定，這事實上構成了政府經濟學的研究內容。

一般而言，從政府的經濟職能出發，研究政府經濟行為也有了以下幾個層次的內涵：

第一層次是研究政府的經濟職能。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的經濟職能是由市場來界定的，即市場機制能夠有效發揮作用的領域，政府就不要界入；市場機制不能發揮作用或不能很好地發揮作用的領域，即市場失靈的領域，就是政府行使其職能和發揮其作用的領域。據此確定的政府經濟職能的集中體現，就是要為滿足社會公共需要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公共產品的有效提供還必須解決好外部效應問題及公共選擇問題等。

第二個層次是研究政府收支。政府職能的正常行使須藉助於政府支出來提供財力支持，政府支出又要依靠政府各項收入來保障。政府根據法律徵收的稅金，根據政治程式決定的預算支出各項費用是政府經濟行為的核心。既然政府也是一個經濟主體，政府的收支也應該講求經濟效益。

第三個層次是研究政府收支對國民經濟的影響。政府收支原先只是維持政府人員生存和政府機構運作的非生產開支。但隨著政府的擴大和職能的擴展，不僅為自身存續所必需的收支在國民經濟中所占比重日益擴大，而且由於受現代經濟理論和政府干預經濟主張的影響，政府收支的作用不僅限於維持政府自身的存續，而且已經成為調節國民經濟的重要手段。

第四個層次是研究包括政府收支在內的公共部門經濟和政府經濟行為的合理性與必要性。二戰之後各國政府出於調節經濟和擴大社會福利的需要，出資興辦經營的企事業不斷增加，連同政府收支一起成為國民經濟中的一個龐大的部門，因此，人們不得不對如此龐大的公共經濟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作認真研究，弄清楚為什麼要維持如此之大的公共經濟，如何使其發揮應有的作用。由此引出了對國有資產管理、公共定價與政府收費等諸多問題的討論。

第五個層次是對公共部門巨觀經濟政策、政策工具、政策協調、以及巨觀經濟調控的研究。政府的經濟行為會對各方面的經濟利益關係及國民經濟的發展產生重大的影響，這就要求政府根據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制定正確的經濟政策，充分運用各種政策工具和手段，妥善處理政府與非政府主體之間，以及政府內部的經濟利益關係，協調好社會總供求的平衡關係，對經濟運行的某些方面實施必要的政府管制，以實現巨觀經濟的穩定和在此基礎上的社會經濟的全面快速發展。

以上幾個層次的研究內容，基本上界定和涵蓋了本書的結構體系。

經濟發展

一、政府經濟學與財政學的關係

政府經濟學有新、舊之分。所謂舊政府經濟學就是財政學，財政學的研究範圍主要集中在政府的財政收支上，特別是專注於稅收問題。新政府經濟學是指嚴格意義上的政府經濟學，是從財政學發展過來的，“是拓展了財政學，或者說，政府經濟學是從更高、更廣的視野來研究的財政學”。因此，財政學是政府經濟學的前身，政府經濟學是財政學的繼承與發展。

政府經濟學的產生表明比財政學更完整和更系統的學科體系已經形成。因此，政府經濟學必然包括財政學的研究內容，二者是包含與被包含的關係。但是，二者又有以下明顯的不同：（1）在學科體系上，傳統的財政學無法把市場機制和非市場機制的資源配置統一到帕累托效率狀態，事實上是忽略甚至排斥市場機製作為先決條件研究政府的經濟行為。在政府經濟學中則建立起了兩者結合的理論模型。（2）傳統財政學把政府決策作為既定事實予以首肯，國家和政府被擬人化了，因此，國家的意志和政府的決策是被作為外生變數來研究的。在政府經濟學中，國家（政府）則是一個組織系統，國家的意志和政府的決策是由一套政治程式決定的，並且運用新古典分析方法分析政治程式的經濟效應。（3）傳統財政學側重對政府財政收支形式和過程的研究，尤其對財政收入予以更多的關注。政府經濟學重視政府財政對國民經濟的影響的研究，並特彆強調政府財政支出的經濟分析，因為政府支出是政府行為的成本，更能體現政府決策和行為的意圖。

二、財政學的發展

財政學是政府經濟學的起點。追溯財政學的發展過程，有助於加深對政府經濟學的了解。

財政分配現象早在原始社會末期就出現了，它隨著國家的產生而形成。隨著財政分配活動的不斷進行，古代的中外理財學家提出過許多精闢的財政思想，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其中，中國古代理財學家的經典論述匯集成了內容豐富的中國財政思想史冊，形成了人類文明的寶貴財富。如，關於財政與經濟的關係，古代理財學家的認識即頗為深刻，周朝即有對國家理財之道的闡釋，“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漢代總結秦王朝橫徵暴斂、民不聊生、政權傾覆的慘痛教訓，論證並實施“輕徭薄賦”的政策，造就了“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而不可食。”的民安國富的盛世。在稅收調節方面，有“寓禁於徵”的稅收調節生產流通的思想。在財政收支管理方面，既有周公的“量入為出”的原則，也有唐代楊炎的“量出為入”的主張。但由於主客觀條件的限制，這些財政思想是不系統、不完整的，尤其是沒有把財政分配作為社會經濟活動的一個組成部分進行研究，而僅僅作為“官房學”、國家理財學存在。正如馬克思所說，在亞當·斯密之前，“全部財政學都純粹是國家的；國家經濟被看作全部國家事務的一個普通部分，從屬於國家本身。”

把財政分配作為專門的研究對象，形成系統的財政學說，至今只有兩百多年的歷史。威廉·配第（W.Petty,1623-1687年）於1663年出版了《賦稅論》，詳細論述了各種公共經費，各種徵稅方法，政府籌集資金的方式和手段，為財政學的創立奠定了基礎。古典學派的傑出代表亞當·斯密（AdamSmith,1723-1790年）在1776年出版的代表作《國民財富的性質及其原因的研究》（亦稱作《國富論》）中，在運用價值、貨幣、價格、社會分工、交換、工資、利潤、地租等一系列經濟範疇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進行分析說明的基礎上，專門列出一篇（“第五篇”）研究財政問題，論述了君主或國家的費用（“經費論”）、一般收入或公共收入的源泉（“收入論”）和國債問題（“國債論”或“平衡論”），從而創立了財政學。亞當·斯密之後，財政學從政治經濟學中逐步分離出來，成為獨立的學科。這一時期的財政學也被稱為舊公共經濟學。

三、西方國家政府經濟學的興起與發展

財政學因亞當·斯密的《國富論》而成為一門獨立學科。很長一段時間內，它重點研究的是財政收支本身及財政收支對經濟的有限影響，而對財政收支的研究又集中於對稅收的研究，這是與當時的社會背景有密切聯繫的。18世紀是新興的資產階級開始興起，逐步登上政治舞台的時代。亞當·斯密等人所創立的古典經濟學是自由資本主義的學術結晶，其理論基礎是“自由經濟”，主張“最好的政府便是最少的干預”。這反映了新興的資產階級要求擺脫封建殘餘對其的制約，放手擴展市場的內在需要。

20世紀初，自由資本主義演變為壟斷資本主義，資本主義固有的矛盾逐漸暴露。經濟危機開始周期性地襲擊和破壞資本主義經濟，克服和消除危機成了西方國家經濟學家孜孜以求的研究目標。20世紀30年代的世界性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使經濟學發生重大變革。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M.Keynes）在其名著《利息、就業與貨幣通論》一書中對自由經濟提出質疑，主張國家（政府）對經濟的全面干預。美國羅斯福總統推行的新政（NewDeal）為凱恩斯的國家干預論提供了完整的注釋和成功的典範。在理論和實踐的推動下，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中，政府的經濟活動和作用日益擴大，從單向的財政收支擴展到對經濟的管理和調控，政府直接介入生產領域並形成一定規模的公共企事業和公共生產，政府收支規模也較前大大擴大。

這為財政學提出了許多新的研究課題。這些課題主要有：

第一，要搞清公共部門應該從事哪些活動以及這些活動是如何組織的；

第二，儘可能地理解和預測政府經濟活動的全部結果；

第三，評價政府的各種經濟政策。

很顯然，這都不是財政學所能回答的。於是公共（政府）經濟學便應運而生。上述三個問題也就成為公共經濟學的主要研究內容。1959年，美國經濟學家馬斯格雷夫（RichardA.Musgrave）出版了《財政學原理：公共經濟研究》（The Theory of Public Finance：A Study on Public Economics）。該書首次引入了“公共經濟”這一概念。馬斯格雷夫在該書的一開始就指出：“的確，我一開始就不願把本書看作是對財政理論的研究。從很大程度上說，問題不是財政問題，而是資源利用和收入分配問題……因此，最好把本書看成是對公共經濟的考察。圍繞著政府收入—支出過程中出現的複雜問題，傳統上稱為財政學。……雖然公共家庭（政府）的活動涉及到收入和支出的傾向流量，但基本問題不是財政問題。它們與貨幣、流動性和資本市場無關，而是資源分配、收入分配、充分就業以及價格水平穩定與經濟成長的問題。因此我們必須把我們的經驗看成是研究公共經濟的原理，或者更準確地說研究的是通過預算管理中出現的經濟政策問題。”

在馬斯格雷夫的帶動下，許多著名財政學家如費爾德斯坦（M.S.Feldstein）、斯蒂格利茨(J.E.Stiglitz)、阿特金森（A.B.Atkinson）、傑克遜（P.M.Jackson）等紛紛將自己的著述改稱為公共經濟學或公共部門經濟學。

近幾十年來，西方經濟學特別是總量經濟學、個體經濟學、福利經濟學的發展為政府經濟學的發展提供了理論的支持。政府經濟學的發展不僅體現在內容上比傳統的財政學有很大拓展，如研究公共經濟存在的合理性及其合理範圍的界定，研究政府選擇和政府決策的內容及其政治程式的經濟效應，注重具體分析政府收支的社會經濟效應，重視研究政府對巨觀經濟的調控與管理，重視政府政策對經濟的影響，把公共生產及其定價、公共提供與公共生產的關係等問題引入政府經濟學的研究等等，而且體現在研究方法的改進、定性研究與定量研究結合，注重數理分析，增加實證考察和案例分析等方面，使研究更為具體深入。

興起發展

中國的政府經濟學也是在財政學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新中國建立以來，財政學發展經歷了一個以介紹前蘇聯財政理論為主，到總結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實踐，逐步建立自己的財政學理論體系，再到進一步總結中國財政實踐，並引進吸收西方財政學的精華，豐富財政學研究內容，繁榮財政學理論研究的過程。

建國初期，中國社會主義的社會科學研究是一項嶄新的事業，對於在新的生產方式和新的社會政治制度中運行的政府財政的本質、職能、作用應如何認識，如何建立符合中國實際的財政學理論體系，都是急待建設但又需假以時日的工程。因此，這一時期財政學界主要致力於學習、引進、介紹前蘇聯的財政理論，這不僅是發展中國財政學理論的需要，也是培養中國的財政人才、推動財政工作的需要。

1956年—1965年，是中國建立和發展自己的財政學體系、財政學理論研究十分活躍的黃金時期。在此期間，財政理論研究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和實際工作者以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為指導，總結中國革命根據地時期、國民經濟恢復時期和五年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經驗，從現實經濟生活中迫切需要解決的有重大意義的理論問題入手，逐步建立和發展中國的財政學體系。在這10年中，財政學界對財政學的研究對象和範圍，財政的本質，財政的屬性，財政的產生和發展，社會主義財政的職能作用，財政平衡及其與信貸、外匯、物資的綜合平衡，社會主義稅收的性質和作用，財政分配與工資，價格分配的關係，財政分配與固定資產再生產的關係，社會主義利潤的性質和作用，以及社會主義經濟核算等問題進行了比較廣泛的研究和討論，大大豐富了中國財政學的內容。尤為可貴的是，這一時期的財政學研究遵循“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形成了不同的學術觀點或派別。僅對財政本質的闡述，即有“國家分配論”、“社會共同需要論”、“貨幣關係論”、“價值分配論”、“國家資金運動論”、“剩餘產品分配論”等不同觀點。對財政的屬性，則有屬經濟基礎、屬上層建築、是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統一體等多種認識。當然，由於客觀條件的限制，這一時期的研究主要是圍繞財政學的一系列基礎理論問題展開，研究方法上以定性研究為主，帶有濃厚的思辨色彩，研究內容則深深打上了計畫經濟的烙印。

中國進入社會主義建設新時期之後，我們迎來了財政學研究的春天，財政理論研究空前繁榮，研究領域不斷拓寬，研究內容逐步深入。這一時期中，隨著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和對外開放的擴大，學習和借鑑西方財政學、西方政府經濟學的研究成果，豐富中國財政學內容體系，創建社會主義的政府經濟學成為財政學發展的重要方面和必然趨勢。現代西方政府經濟學是以市場經濟為體制背景進行研究的，其研究的範圍和內容比以往財政學大大擴展了，由於西方已開發國家市場經濟發展較早，因而積累形成了探討市場經濟中政府經濟活動運行規律的理論，這些研究成果是人類社會的共同財富。鑒於不同國家市場經濟運行存在著共性，學習借鑑現代西方政府經濟學的有關內容實有必要。迄今，西方學者的公共產品理論、市場缺陷分析、政府經濟職能理論、稅收效應和稅負轉嫁理論、社會總供求平衡公式、公共生產及公共產品定價等已被引入國內的多種教科書中，眾多經濟學家用更寬闊的視角和以更加務實的態度，研究新的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的經濟行為及對社會經濟的影響。這不僅大大充實了傳統財政學的內容，同時也標誌了政府經濟學在中國的興起。隨之，在政府經濟學的研究內容方面，結合中國政府經濟活動實踐的發展變化，對政府職能、政府行為與經濟的辨證關係、公共支出效益、社會保障、政府補貼、公債運行管理、國際稅收等問題的研究形成成果，豐富了中國政府經濟學的內容。在研究方法上，也注重了定性研究與定量研究的結合，規範分析與實證分析的結合。中國的政府經濟學在實踐的推動下，在吸收中外學者在現代經濟理論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不斷發展。

社會地位

各個學科的交叉融合是當代社會科學發展的顯著特徵。政府經濟學從本質上是經濟學的分支，但同時又受到政治學、倫理學、社會學等其他非經濟學科的影響和滲透。本節將就對政府經濟學影響較大的個體經濟學、總量經濟學、福利經濟學、政治學和倫理學的主要理論觀點作扼要介紹，以勾畫出政府經濟學在經濟學乃至社會科學中的地位。

一、政府經濟學與個體經濟學

個體經濟學以單個經濟單位為研究對象，通過研究單個經濟單位的經濟行為來說明市場經濟如何通過價格機制來解決社會資源配置問題。

在個體經濟學看來，最基本的單個經濟單位是居民和廠商，前者是經濟中的消費者，後者是經濟中的生產者，根據經濟學關於每個經濟單位的經濟行為的基本目標是為了實現效用（或利益）最大化理論出發，個體經濟學對於居民的研究，是以居民如何將有限收入用於各種物品的消費上實現效用（也即滿意程度）最大化而展開的。個體經濟學對廠商的研究是從廠商如何將有限資源用於生產實現利潤最大化而展開的。個體經濟學通過對居民的效用最大化和廠商的利潤最大化的研究，來探索整個社會的資源最優配置。每個經濟單位都實現了最大化，整個社會的資源配置也就達到最最佳化了。

價格機制是實現資源配置最最佳化的核心手段，俗稱是“一隻看不見的手”。正是在價格和成本的驅使下，居民和廠商才不得不以效用最大化和利潤最大化為目標而理性地作出每一個經濟選擇。個體經濟學在十分強調價格機制和競爭的同時，又十分重視分配問題，所謂分配問題是指產品是如何在社會各階段、各集團之間進行分配的問題。

政府經濟學與個體經濟學之間有兩個連線點。第一個連線點是個體經濟學研究了價格管理、消費與生產調節及收入分配平均化等政府的直接經濟行為。第二個連線點是政府經濟學把政府本身也看成是一個單個經濟單位，對其經濟行為是否實現效用最大化進行分析。在政府經濟學看來，政府本身既是一個巨大的消費者又是一個巨大的生產者，它本身需要解決效用最大化問題。研究政府的經濟行為也是社會資源配置最最佳化的組成部分。

傳統的財政學的出發點是弄清要維持一個政府需要多大成本。政府經濟學完全繼承了這一點。把政府的成本—收益分析作為首要研究對象。在某種意義上，政府經濟學把稅收看成是政府的成本與價格，通過對政府收支的研究來弄清納稅人的每一筆稅金是否實現了效用最大化，政府的每一筆開支是否實現了效用最大化。

除此以外，在政府經濟學中，個體經濟學的一些主要分析工具：如個量分析；經濟變數的單項數值是如何確定、變動的以及個量之間的相互聯繫；需求與供給及理論、成本—收益分析；均衡理論；邊際效應理論等也被廣泛使用。

二、政府經濟學與總量經濟學

總量經濟學以整個國民經濟為研究對象，通過研究國民經濟中各有關總量的決定及其變化來說明如何充分利用資源。

總量經濟學通過經濟總量決定和變化來尋找國民經濟的運行方式和規律。它以資源配置為理論前提，研究現有資源尚未充分利用的原因，探索被閒置的資源充分利用的途徑，以實現經濟成長。在總量經濟學中，國民收入理論居中心地位，把國民收入也即國民生產總值（GNP）作為研究的出發點，以GNP的變化來分析整個國民經濟的運行方式和規律，尋求資源的充分利用。

政府經濟學與總量經濟學之間的淵源似乎更深。在探討兩者的關係時，特別要強調的是政府的職能與總量經濟學的聯繫。經濟發展是一個從非均衡到均衡的過渡，在從非均衡到均衡的不斷過渡中實現量的擴張和質的提高。在微觀層次上主要起作用的是價格。市場價格調節生產和消費。在完全的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儘管可以管制價格和工資，通過稅收來調整所得分配，但作用有限，有的只是一時一地有效，而非全局長期有效。然而到了巨觀層面，政府職能和價格機制位置就倒了個。價格調節相對有限，而政府調節十分重要。在巨觀經濟層次上相當多是靠非價格調節，也就是靠一個能代表全民意志的集體來調節。這個集體就是政府。

正因為如此，馬斯格雷夫把政府的職能和經濟行為歸納為配置、穩定和分配三方面。配置功能強調的是公共部門內外資源的有效配置；穩定功能強調的是稅收、公共支出以及公債的利用，以實現對經濟的短期需求管理，從巨觀角度來減少資源浪費，提高全社會資源的使用效率；分配功能強調的是運用公共權力在社會的每個人之間重新分配收入。這三大功能是與總量經濟學中提出的充分就業、物價穩定、長期經濟成長和國際收支平衡等巨觀經濟政策目標相一致的。

三、政府經濟學與福利經濟學

福利經濟學是由庇古（H.C.Pigou）創立，希克斯（C.J.Hicks）、卡爾多爾（N.Kaldor）和拉那（A.P.Lerner）等發展起來的關於社會福利和個人分配最大化的經濟學分支學科。

福利經濟學在理論上是圍繞下述三個命題構建起來的。

第一，共同利益問題。試圖回答在一個相互競爭的經濟體系中，買者和賣者之間是否有共同利益。

第二，公平分配問題。即在一個經濟體系中，分配方案是有眼光的統治者制定的。他在制定分配方案時必須考慮共同利益是通過對市場機制的補充來獲得，還是共同利益與市場機制完全對立，以致為了共同利益而必須取消市場機制。

第三，社會福利問題。所謂社會福利的大小是指個人滿足程度的指標。社會福利的提高和公共利益的實現是通過市場機制還是通過政治過程（投票等）。

福利經濟學同其他經濟學科的共同點都是以研究如何增加社會財富為出發點。但福利經濟學更關心在增加國家財富基礎上增加社會福利問題，也即研究個人如何從全社會的財富增長中獲得更多的滿足。

福利經濟學認為，增加社會福利首先要使社會資源配置達到最最佳化，從而實現全社會財富的增加。福利經濟學強調，國民收入的增加不能損害窮人的絕對份額，或增加窮人的份額而不至於影響國民收入總量，因此主張減輕社會分配不公是增進社會財富和社會福利的必要條件。由於分配機制是統治者制定的，政府總是干預資源的分配與再分配。福利經濟學的根本任務就是評估各種資源的配置和分配的方式。從中可見，福利經濟學為考察政府的經濟行為提供了理論啟示。

福利經濟學以帕累托最優原則提示了資源分配的有效性問題。為了實現社會財富的增長和社會福利的增加，人們不能不在分配問題上不斷打破現有的平衡謀求新的平衡。政府的經濟行為要致力全社會福利水平的提高，因此，帕累托最優原則成為政府經濟學的基本原則。

四、政府經濟學與政治學、倫理學

由於經濟學分析方法的科學性，使經濟學不斷“入侵”其他社會科學。政府經濟學也不例外，它一方面從非經濟學以外的社會科學中汲取營養；另一方面又向非經濟學的社會科學滲透和入侵。政府經濟學作為經濟學的分支，同樣與政治學、倫理學、社會學的關係十分密切。公共產品理論和公共選擇理論就是公共經濟學與政治學之間的理論橋樑之一。

如果說凱恩斯的國家干預理論是糾正市場缺陷的理論的話，那么布坎南（J.M.Buchanan）創立的公共選擇理論則是糾正國家缺陷的理論。國家，也即政府通過財政收支、經濟政策和公營企事業來提供公共產品和干預市場。但是這種公共干預也是有缺陷，是需要完善的。就財政收支這一公共經濟學中最古老的問題而言，公共選擇是十分必要的。現實中的財政和政府的經濟行為是一種政治過程，是政治權力的反映。然而理論上的財政制度與現實中的政府經濟行為並不一致。理論上的財政制度應當是建立在超利益、能夠實現真善美的共同目標之上的。因此，財政或其他政府經濟行為應當是人們在自願基礎上的選擇和交換的結果。因此，政府經濟學有必要從規範政府經濟行為的角度引入公共選擇理論，把政府的經濟行為同人們的政治投票聯繫在一起考慮。由選民用選票來決定生產什麼公共產品，生產多少公共產品，讓選民用投票來選擇符合大多數選民願望的政府經濟行為，不合之者則廢棄，合之者則興存。三權分立下的選舉雖然是有限的民主，但是仍然有可能對政府經濟行為作出約束和規範。為了使社會福利不斷增加和分配上的合理，公共選擇理論提出了抉擇、交換與討價還價、調查和民意測驗等觀察與參與政治進程的方法，為選擇合理的政府公共經濟行為、合理的政府開支和稅收、合理的公共企事業和合理的經濟政策提供了理論基礎。

在選擇過程中，必然會涉及倫理標準和社會結構問題，從而使政府經濟學與倫理學和社會學有了內在的聯繫。

五、公共經濟學與法學

法以確立人們之間權利、義務的辦法來調整人們之間的關係。在階級社會裡，就階級統治的角度來說，人們之間的關係主要可分為兩大類，一類是統治階級內部的各種關係，如國家機構各部分之間的關係，國家與統治者個人或集團之間的關係，統治者個人或集團之間的相互關係等；另一類是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之間的各種關係，這些關係的具體內容是極其廣泛的，它包括政治、經濟、文化、倫理等方面。法學為公共經濟學研究提供了基本的法理基礎。在公共經濟學中，規範地判斷政府的經濟行為具有相當的難度，即政府應該做什麼，不應該作什麼，哪些是政府經濟行為，哪些不是政府經濟行為。法學可以提供解決此類問題的思路，實證主義法學把國家等同於法律規範，不承認存在一個可以了解的、人格化的國家。而且許多政府行為必須通過法律規範來實施，如反壟斷法。美國1890年就通過了反托拉斯法——謝爾曼法。

研究方法

從性質上看，政府經濟學屬於一門套用性理論學科。一方面將一般經濟理論從政府經濟行為的角度進一步深化，另一方面以一般經濟理論為基礎，對政府經濟活動進行理論性分析與闡述。同時，它也是一門從政府經濟行為實踐中探索政府經濟活動運行規律並上升為理論，繼而又將理論套用於實踐，為實踐活動提供科學的理論依據、指導實踐活動的理論學科。政府經濟學的這幾個特點，決定了政府經濟學的學習和研究者，應當注意以下幾種方法。

一、基本方法：唯物辯證法

唯物辯證法是馬克思主義創立的科學研究方法，是研究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所必須遵循的科學的方法論。根據唯物辯證法，物質世界發生、發展、變化過程無不體現了如下三大規律，即對立統一規律、質量互變規律、否定之否定規律。按照唯物辯證法方法學習和研究政府經濟學,就是以唯物辯證法所揭示的物質世界運動的三大規律為基本線索,來把握和研究政府經濟活動過程的內部聯繫及其政府經濟活動與其他社會政治經濟活動之間的聯繫,進而了解和掌握政府活動的規律性。

運用唯物辯證法的方法學習和研究政府經濟學，首先應當正確理解掌握政府經濟學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基本範疇，這是理解政府經濟學一般原理的前提條件。例如，如果我們不理解“政府”的涵義，就無法進一步理解政府經濟學的內容、政府經濟學的主要研究對象等問題。其次，學習和研究政府經濟學應當理論聯繫實際。政府經濟學作為一門新興的套用性理論學科，同實踐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它的一切理論與原理，都是從實踐中總結出來，並且經過在實踐中的套用、再套用而趨於完善。因此，學習政府經濟學應當密切結合實際，運用經濟學理論去分析實際問題、解決實際問題，也只有如此，才能真正牢固掌握所學到的政府經濟學知識。

二、實證分析法與規範分析法

實證分析法和規範分析法實際上是兩種相互聯繫、同時又相互區別的研究方法。一般說來，政府經濟學研究方法就是這兩種具體研究方法的統一。

所謂實證分析，是指按照事物的本來面目來描述事物，說明研究對象究竟“是什麼”（Whatisit），或者究竟是什麼樣的。實證分析方法的主要特點，是通過對客觀存在物的驗證（即所謂“實證”）來概括和說明已有的結論是否正確。它的主要作用或者說重點，是“說”清楚事物的來龍去脈，進而做出事物究竟是什麼或者是什麼樣的結論。將實證分析法運用於政府經濟學，就是通過對政府經濟活動實際情況的分析與描述，講清楚政府經濟活動實際上是一種什麼樣的活動，它對經濟已經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以及將來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講清楚在各級政府之間政府職責、政府收入和政府支出究竟怎樣劃分，這種劃分對經濟、社會以及政府本身產生了什麼影響，講清楚有關政府的經濟政策是怎樣發揮作用的以及作用的結果怎樣，等等。

而規範分析則與實證分析不同，通過規範分析所要回答的問題是“應當是什麼”（Whatoughttobe）。規範分析方法的主要特點是在進行分析以前，要先確定相應的準則，然後，再依據這些準則來分析判斷研究對象目前所處的狀態是否符合這些準則，如果不符合，那么，其偏離的程度如何，應當如何調整，等等。將規範分析方法運用於政府經濟學，就是要根據一系列準則，來分析和判斷現行政府經濟活動是否與既定準則相符合，如果不符合，那么應當如何調整。至於如何運用規範化分析方法研究政府經濟行為，則要視具體的研究對象而定。例如，如果我們將規範分析方法用於對現行稅制的研究，就需要根據“效率”、“公平”等稅制設定原則，來分析和判斷現行稅制是否符合這些原則，如果不符合，那么究竟在哪些方面存在偏離，今後應當如何調整稅制使之與上述原則要求相一致，等等。

實際上，對政府經濟學乃至所有經濟科學來說，實證分析方法和規範分析方法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作為研究和敘述的方法，兩者只是適用的條件、服務的目的不同而已。換一個角度看，兩種方法又是相互聯繫、相互補充的。在政府經濟學研究當中，一方面，在運用規範分析方法研究某些問題時，常常需要運用實證分析方法論證研究對象與給定規則之間的符合程度；另一方面，在運用實證分析方法研究某類政府活動問題時，常常需要運用某些既定準則來驗證分析結果。此外，某些規範分析準則實際上也是在實踐探索的基礎上，運用實證分析方法概括和總結出來的。

三、比較的分析方法

在學習政府經濟學的過程中，還應該套用比較的分析方法，主要是中外的比較，這樣我們才能夠對政府經濟活動現象以至政府經濟學理論有一個深入的理解。

建立於資本與市場的基礎之上，並與之相伴隨而發展起來的西方經濟理論與實踐，鮮明地反映和體現了資本與市場的要求和特點。在《國富論》發表後的200餘年間，西方經濟理論與實踐的具體內容和研究形式、手段發生了巨大變化，不僅包括現代市場經濟運行的一般原理，也包括了幾百年社會化生產的管理經驗的總結，同時也有許多科學的分析方法和分析工具方面的運用。他們深深立足於市場經濟的要求，在自身的不斷完善和發展中，更好地適應於、服務於和促進市場經濟的發展與完善，體現著為私人資本服務的本性。

作為中國政府經濟學前身的財政學是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基礎上，借鑑前蘇聯的經驗和模式，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建立起來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財政理論。由於中國的財政實踐基本上是計畫型的財政，因而有中國特色的財政學也就具有計畫型的特點。因此，中西雙方的政府經濟學及其財政理論，在許多地方都存在根本的差異。如中西政府經濟之間有公有制為主導的政府經濟與私有制為主體的政府經濟、計畫型財政與市場型財政、“國家分配論”與“公共經濟論”等之別。

有比較才有借鑑，在中國正在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今天，政府經濟學也必須研究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經濟活動運行的規律問題，因此，正確地對西方政府經濟學進行分析並借鑑其中的合理之處，對於促進中國的現代化建設無疑具有重要的意義。

此外，還應該多學習一些經濟史。在中國的歷史上，有許許多多的著名的理財家和精闢的經濟思想，他們構成了一部豐富的歷史寶庫。儘管各個不同階段上政府經濟活動的背景、條件，乃至活動規模、活動方式本身同目前中國的政府經濟活動有很大差異，但是，其中不乏至今仍有借鑑意義的傑出的經濟學說、理財思想和豐富的實踐經驗。因此，在學習政府經濟學過程中，如果能夠學習一點經濟史，將有利於進一步加深對政府經濟學有關原理的認識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