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概述
新經濟地理學派其一是收益遞增。由於生產規模的誇大帶來產出的增加，從而帶來生產成本的下降，各國或區域間通過發展專業化和貿易，提高其收益；集中是經濟規模的反映，地理上的集中形成大型的聚集地區，其規模優勢遠遠大於某一個部門或產業的集中優勢，從而為地區獲得競爭優勢創造了前提。
其二是不完全競爭模型。由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創立的不完全競爭模型，被克魯格曼引入到區域經濟的分析當中，例如，由於不完全競爭的存在，當某個地區的製造業發展起來之後形成工業地區，而另一個地區則仍處於農業地區，兩者的角色將被固定下來，各自的優勢被 “鎖定”，從而形成中心區與外圍區的關係。
其三是運輸成本。假設以保羅·薩繆爾森引入的“冰山”理論的形式存在，即假設只有製成品有運輸成本，任何製成品的價值在運輸中都有一部分丟失了，而不是設計一個單獨的運輸業的存在。由這三個基石，設計出區域經濟的“中心一外圍模型”。這個模型是新經濟地理學派對區域經濟學的主要貢獻。
學者研究
新經濟地理學派“新經濟地理學”與經濟地理學的分異
毋庸置疑，“新經濟地理學”是以數學模型為基礎創建的。對於克魯格曼及其他倡導“新經濟地理學”的經濟學家來說，模型是他們真正意義上的代表。克魯格曼認為：“新經濟地理學”在模型策略、技巧和原則不同於傳統的經濟地理學，他們利用模型來解釋發展理論”。克魯格曼認為：“新採用的‘新貿易’及‘新增長’理論模型技巧與傳統的空間分析不同，它從個體的最大化中得到行為的集聚。”
但對地理學家來說，這些並不是創新成果。在他們看來，儘管“新經濟地理學”提高了建模的技巧和理論規範，但它對模型的套用與60年代它的先驅 (經濟地理學的孿生姐妹)———空間科學並沒有太多的差異，即都是源於理論假設和邏輯實證方法，更何況地理學20世紀60年代的計量革命對地理 (空間) 模型套用已經相當熟練。克魯格曼的方法常開始於一個實際問題，然後通過數學模型的建立來解決。但不幸的是，這些方法及理論對大多數同時代的經濟地理學家並沒有吸引力，因為他們現在已經放棄了計量地理模型的追求，轉而追求一種模糊的方法。
很顯然，雖然在研究空間集聚、區域增長與集聚以及國際貿易的地理關係時，許多經濟地理學家與克魯格曼及其他經濟學家有著相似的興趣，然而從方法上卻存在著很大的差異。許多經濟地理學家已經放棄了過於形式的模型，而尋求更現實的方法，如不同類型區域的政策以及社會、文化和制度的影響等；而克魯格曼仍然依賴不現實的假設模型，並用之代替真實世界中問題的核心部分。
地理學家過去由於注重數學模型所帶來的一個後果是對區位的忽視，如在傳統的空間集聚模型中，區域、區位和場所常常用來代表某種經濟景觀中抽象的點或其他的形狀，而文化、社會、歷史、制度等對於決定經濟過程和形成經濟景觀非常重要的因素卻被忽略了。在區域集聚研究中也是如此，文化、社會、歷史、制度這些要素在同時期的經濟地理學家的研究中則普遍受到重視。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新經濟地理學”並不能解決空間 (區域或地方的) 經濟的概念以及空間經濟與經驗世界的關係等問題。
“新經濟地理學”，除了過於依賴抽象、簡化的數學模型以外，普遍被認為缺乏實證研究。雖然克魯格曼和其他學者如亞瑟在他們的模型中使用了經驗檢驗，但這些經驗數據不足於使讀者對模型的相信。更何況對於“新經濟地理學”來說，在理論與經驗之間仍存在著巨大的鴻溝。正因為如此，“新經濟地理學”的許多內容並沒有引起地理學家的興趣與讚賞。例如，新區域集聚模型被批評為幾十年前就被威廉森等人檢驗過、在本質上與新古典方法相似的模型。再如，“新經濟地理學”的空間集聚模型忽略了許多要素，如國家行為和外在需求等。
“新經濟地理學”的另一個缺陷是沒有意識到技術對經濟過程的重要性。從外部性上來看，“新經濟地理學”強調的是資本外部性而不是技術外部性，這樣技術溢出的外部性在“新經濟地理學”中便沒有得到重視。恰恰相反，80年代後許多經濟地理學家開始研究技術對促進產業增長、區域發展和經濟全球化的作用，如區域產業發展被認為是本土化的過程等。而克魯格曼將外在經濟和區域產業集聚與國際貿易聯繫起來，對產業地理學進行了一次不小的修正。
“新經濟地理學”與經濟地理學的對立
“新經濟地理學”除了其方法及理論框架在認識論上的局限之外，更致命的是他們對地理學不甚了解。克魯格曼在其標誌著“新經濟地理學”運動開始的名著《地理學與貿易》一書的參考目錄中僅引用了4條地理學的條目，其中的2條分別是1927年和1940年的。在最近的《發展：地理學和經濟學理論》一書中，克魯格曼僅僅參考了地理學家們的2項主要研究內容。其他“新經濟地理學”的作者如Arthur和Barro以及Sala-I-Martin根本就沒有引用地理學家們的研究成果。即使克魯格曼引用地理學家的工作，也經常拼錯他們的名字，在他1995年出版的《發展：地理學和經濟學理論》一書中就可以發現這種情況。
儘管“新經濟地理學”家希望將經濟地理學回歸到主流經濟學中，但對經濟地理學卻持輕視態度。按照“新經濟地理學”學派中的經濟學家的看法，“地理學家常常簡單地反對模型，反對定量，反對明確”(特別是由於他們在數學建模上的不足)。克魯格曼對最近經濟地理學放棄空間科學 (數學建模) 而轉向新馬克思主義學派等的研究方式感到相當的迷惑不解，其他的經濟學家也有類似的感覺。在他們看來，定量方法及數學模型是描述和表示經濟世界的最佳方式，地理學家最近卻放棄這個傳統而尋求更加“模糊”的方法是不明智的。事實上，當讀到有關“新經濟地理學”特別是克魯格曼的著作時，許多地理學家對其中傲慢的詞語和看法感到憤慨。克魯格曼和其他的一些經濟學家一開始就意識到大多數經濟地理學家可能沒有認識到“地理學”所代表的真正意義。當克魯格曼開始建立“新經濟地理學”時，他就預言地理學家不會喜歡他對“地理學”術語的用法和他的模型。
克魯格曼聲稱：“新經濟地理學最明顯的貢獻是它幫助結束了主流經濟學中不考慮空間結構問題的做法”，但地理學家事實上已經做了許多他們想要做的工作。
儘管經濟學與經濟地理學之間有密切關係，但絕非系統性的，因為它們分屬於不同的學科體系。當20世紀70年代經濟地理學家引進經濟學理論和方法時，經濟學家似乎不想與經濟地理學家進行交流；今天，經濟學家試圖從理論上對地理學進行再定義，想建立一個“新經濟地理學”時，地理學家深感不安。
產生歷史
新經濟地理學派然而，經濟學與地理學並不是建構在一個科學的系統之中。長期以來，經濟學作為一門學科，對地理學採取抵制態度。除了城市經濟學和區域經濟學以外，經濟學基本上是非空間的，而且城市經濟學和區域經濟學從來就不屬於主流經濟學的範疇。經濟學家總是藉助於抽象和簡化的模型，試圖在地理學之外來解決經濟問題。特別是在“二戰”以後，“經濟學家似乎從來不願承認自己與地理學之間存在重要的和持久的關係”。他們對地理學的一點點興趣僅僅來自於少數的非主流經濟學家 (如Myrdal和Kaldor)。
從80年代末期以後，經濟全球化趨勢使一些傑出的經濟學家似乎突然開始發現經濟地理學的價值。克魯格曼在《地理學與貿易》一書中首先提出“新經濟地理學”這個存在爭議的新科學名詞。此後，他又在《發展：地理學和經濟學理論》、《自組織經濟學》和最近與他人合作的《空間經濟學》(1999) 以及發表的一系列文章都試圖致力於創建“新經濟地理學”。他試圖“使人們接受經濟地理學作為經濟學的一個主要分支學科”。其他一些有影響的經濟學家也贊成他的看法，如商業經濟學家波特認為：一個國家的產業鏈對於決定該國在國際競爭中的比較優勢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與克魯格曼的看法相類似，波特也認為：有必要將經濟地理學帶入經濟學的主流之中，並使其成為經濟學核心的分支學科。其他許多經濟學家，如Anthony Venables、Masahisa Fujita、W. Brian Arthur和Bruhart也加入了建設“新經濟地理學”的運動。
隨著建設“新經濟地理學”運動的擴展。一些經濟學家開始認真地評論起這次“經濟地理學的經濟學回歸”(Dymski；Ottaviano and Puga；David；Schmutzler）。由於經濟學家的研究興趣有所差異，因此他們對地理學所關注的焦點也有所不同。儘管如此，但是他們的基本原則是相同的，即：位置和場所與經濟過程相關，經濟地理學應該作為經濟學的一個核心分支學科回歸到主流的經濟學中來。
最新發展
新經濟地理學派在80年代後期，經濟地理學似乎沒有及時地抓住世界經濟的迅速變化 (即高科技發展所帶來的全球化等等)，仍習慣於用傳統的理論 (如新古典凱恩斯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理論) 來描述經濟發展，其發展過程被悲觀地描述為“危機”和“不確定性”。80年代以後，經濟地理學學科的理論、方法和經驗等範疇都得到了明顯擴充，其思想包括法國的規則理論、Schumpeteriran技術溢出模型和制度經濟學理念。最近，經濟地理學又轉向經濟社會學和文化理論來尋求靈感。
區域增長與新產業地理學
按照法國的規則理論，經濟地理學中的產業組織已經經歷了一次根本的過渡，即從福特主義到後福特主義。前者以標準的批量生產為特徵，後者則是更加具有彈性的生產方法，如“彈性專業化”。加州學派認為，這種產業組織向彈性專業化的轉變將會產生許多新的產業區，從而又恢復了經濟地理學有關空間集聚研究的重要意義。Martin 和Sunley認為：經濟地理學的新產業地理學和克魯格曼的“新經濟地理學”之間存在多方面的差異。
例如，新產業地理學將競爭的彈性專業化、產業區的集聚、技術和知識溢出、與社會聯繫密切的勞動力市場和正規的社會—文化特徵作為成功的地方化的前提條件，而“新經濟地理學”則強調不完全競爭、地方上的集聚簇群、資本外部性、沒有典型的技術溢出、穩定的勞動力市場供應以及不存在正規的社會—文化特徵等方面的研究。
區域化與區域研究
80年代初期開始，一批社會學家，也包括地理學家重新開始研究區域。他們認為，區域作為“後福特主義”、“彈性的、以知識為基礎的”的生產體系的核心應該是經濟和社會生活的基礎。對於區域化的機制和作用也同樣存在著爭論。
Storper將參與這次爭論的學者劃分為3個學派：
(1)“彈性專業化學派”。他們對制度分析感興趣，最初從70年代中期開始由義大利學者為代表，後來由講英語國家的Piore和Sabel為主體，他們關心的是制度和產業的劃分，以通過研究由小型企業所控制的生產體制來確定彈性和專業化而著稱。
(2)“加州外部經濟學派”。該學派主要研究產業組織和交易，以外部經濟學研究為代表，他們“確定產業勞動分工的彈性，通過企業內相連線的交易成本進行分析，並將其與經濟發展聯繫起來”。
(3)“技術學派”。該學派的學者主要關注知識、創新和技術變化對區域發展的關係。
新經濟地理學派全球化與地方化研究
全球化儘管研究方法差異較大，但在20世紀90年代已經成為經濟地理學的研究新熱點。由於經濟地理學在處理地理空間尺度 (如“全球”或“地方”) 等概念得心應手，所以“全球化”一時充斥地理學的著作和期刊之中。Thrift和Amin在研究了“地方”與“全球”之間的複雜關係之後發現：要解釋全球化，不能迴避解釋“地方走向全球化”和“全球化走向地方”的2個趨勢。Swyngedouw也認為，儘管“全球化”與“地方化”有些不確定性，或者僅僅是推論，但“全球”和“地方”2個概念對於從空間上描述社會、經濟和政治過程是非常有用的。
Herod通過對50年代美國2個工會之間衝突的研究發現，“全球化”與“地方化”的關係絕不是簡單的，而是由全球化中的文化和社會因素共同決定的。與此相反，克魯格曼的“新經濟地理學”和“新國際貿易理論” 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地理空間尺度問題。對克魯格曼和他的“新經濟地理學”來說，空間不是地理學中所說的一個存在論上的關係，相反它被定義為抽象的點或區域，空間的利用最多也只是作為理論建模和概括經濟規則的工具。
新經濟地理學前沿研究領域
經濟學家的“新經濟地理學”常常不能把空間或位置放在恰當的關係中，而地理學家在歷史、社會、政治和文化等方面把空間與現實的人類社會看作一個共同體。我們引用Trift和Olds的框架來描繪新經濟地理學的前沿研究領域。
按照拓撲學上的4個前提條件——閉合區域、網路、流和位置看，將有4個主要研究領域統治經濟地理學的未來，地理學家可能已經實踐了其中的一部分，其他的在不久的將來也會被實踐。第一個研究領域採用“非正統但卻被廣泛構建的方法，在流通中處理國家與州及多國之間的合作、國際競爭、國際政體、規則理論的第三次浪潮、管理體制等”。這個領域基本上是“經濟學的”。第二個領域的工作與網路的前提相對應，關注於“社會的”決定因素，包括對網路化企業的自組織、知識區域、貨幣網路和種族之間的商業網路的研究等方面，該領域主要是以“實用主義、結構主義和種族地理等”方法為基礎。第三個領域的工作建立在流的前提條件下，主要關注“文化的”決定因素，研究“象團體、個人和需求以及身份和情感等問題”，其方法包括“符號學、對談話的分析、肖像學和種族地理學”。第四個領域的工作是賽伯空間地理學，主要包括後結構主義和一些“流”研究的方法。
相關詞條
經濟學概述、總量經濟學、比較經濟學、財政學、發展經濟學、激進經濟學、金融學、會計學、勞動經濟學、數量經濟學、經濟計量學、城市經濟學、服務經濟學、福利經濟學、技術經濟學、價格經濟學、農業經濟學、人口經濟學、教育經濟學、奧地利學派、邊際效用學派、供給學派、劍橋學派、制度學派、新制度學派、重農學派、貨幣主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