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空間經濟學1999年由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的《空間經濟學：城市、區域與國際貿易》，具有里程碑意義。它是三位國際著名經濟學大家的合作結晶：日本京都大學的藤田昌久、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保羅·克魯格曼和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安東尼·J·維納伯爾斯。這本書在美國享有極高的聲譽，是許多大學的博士生教材，也被譯為日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和中文等多種文字廣為流傳。在這以後，眾多同類著作紛紛問世，其中2002年由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的“經濟學前沿理論”書系中就包括兩本：《集聚經濟學》和《地理經濟學導論》。2003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又出版了《經濟地理與公共政策》。最近幾年來，它已成為我國經濟學界的一個熱門。事實上，在當代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背景下，經濟活動的空間區位對經濟發展和國際經濟關係的重要作用在過去的十年中已經引起人們的高度重視，從而也賦予了空間經濟學嶄新的生命力。
核心觀點
高科技派的空間經濟學1、經濟系統內生的循環累積因果並系決定了經濟活動的空間差異
巨觀的經濟活動空間模式是微觀層次上的市場接近效應和市場擁擠效應共同作用的結果。追逐市場接近性優勢的微觀經濟的主體的行為產生了聚集力，即價格指數效應和本地市場放大效應，這種前後聯繫具有循環累積因果特徵，它們可以使對經濟系統的初始衝擊進一步放大，從而強化初始的衝擊。聚集力的市場擁擠效應所產生的擴散力決定了最終經濟活動的空間模式。
2、即使不存在外生的非對稱衝擊因素，經濟系統的內生力量也可以促使經濟活動的空間差異
聚集力和分散力隨貿易成本的下降而減弱，但分散力的減弱速度相對快。在空間貿易成本較大的情況下，分散力會相對大一些，這時市場擁擠效應占優勢，經濟系統記憶體在負反饋機制產業的均衡分布得以穩定。當間空間貿易成本下降到某一臨界值時，聚集力超過分散力，市場的接近性優勢超過了市場擁擠劣勢，均衡分布被打破，現代部門向某一區域集中，隨之初始均衡分布結構演變為非均衡分布結構。
3、在某些臨界狀態下經濟系統的空間模式可以發生突然變
如果產業為均衡分布且貿易自由度很小，則貿易自由度的提高不會影響產業的區位，但貿易自由度變化到某一臨界值後，貿易自由度稍微增加，就發生突發性聚集，因為此時所有產業集中在某一區域是穩定的。這種特徵包含的是一種哲學思想，就是量變到質變過程，隨著貿易自由度的提高，可流動要素的流動性逐漸增強，但總要受到某種約束力的制約，這是量變過程，但貿易自由度達到某一臨界值，則此時正負反饋作用力相等，如果再提高貿易自由度，則可流要素迅速向適合於它們的區域轉移，這是質變過程。這種經濟的量變到質變特徵告訴我們，根據傳統的線性思維預測政策變動的效應，有時會導致嚴重的失誤。
4、空間經濟學第二個突出的特徵是區位的粘性，也就是“路徑依賴”
空間經濟學不知何種緣故，歷史上選擇了某種產業分布模式或發展路徑，那么在較長的歷史過程中，各種經濟活動已經適應這種模式或路徑，緊緊地“粘上”了這種模式或路徑，要改變這種模式或路徑需支付很大的成本。當粘性很強時，經濟系統內生力量是很難改變原有狀態的，此時外生衝擊，如某種政治事變，人們預期的變動或出台新的區域政策等將起重要作用，但外生衝擊的衝擊力要大於經濟系統內生的約束力，如果出台的政策力度小，那么這種政策是無法改變原有的狀態的。再者，正因為這種粘性存在，任何區域的經濟在短期內相對穩定，如果沒有這種粘性或量變過程，那么任何區域的經濟都是瞬時萬變的，任何經濟政策都沒有意義。
5、人們預期的變化對經濟路徑產生極其深刻的影響
空間經濟學告訴我們，當區際貿易自由度取某一特定區間值時，經濟活動的空間模式存在多和長期穩定均衡，進而出現不同產業分布模式相互疊加的情況。當出現這種疊加區時，如何選擇發展路徑主要取決於人們預期的變動，此時人們將根據變化後的預期，任意選擇不同的產業分布模式或發展路徑。這種選擇時的主要依據為有效性原由，即每個個體都認為大多數人選擇的某種經濟模式是有效的，在此每個個體也選擇大多數人選擇的經濟模式。這樣，人們預期的變化將把原有的經濟系統推向另一種經濟系統。
6、產業聚集帶來聚集租金
當出現產業聚集區時，可流動要素將選擇這種聚集區，因為在聚集區可以得到集聚租金。這種聚集租金可以由工人所遭受到的損失來度量，也就是當產業完全聚集穩定均衡時，工人從聚集區轉移到邊緣區時遭受的損失。聚集租金是貿易自由度的凹函式，當貿易自度處於一特定區間時，聚集租金大於零，貿易自由度取某一特定值時，聚集租金最大，而後隨自由度的提高，聚集租金下降，顯示為駝峰狀。聚集租金的政策含義很明確，即當產業聚集在某一區域是穩定均衡時，經濟政策的邊際變動不會帶來經濟狀況的變化。
融合創新
空間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中心—外圍”模式考慮的是一個只有農業和製造業兩個部門的經濟，農業是完全競爭的、生產單一的同質產品，而製造業部門是壟斷競爭的、供給大量的差異化產品，具有收益遞增的特徵；兩個部門分別使用一種資源：勞動力；農業僱傭勞動力要素不可流動，而製造業工人可以自由流動；農產品無運輸成本，而製造品則存在“冰山成本(icebergcost)”。經濟的演化將可能導致“中心—外圍”格局：製造業“中心”和農業“外圍”，條件有三個：當運輸成本足夠低時；當製造業的差異產品種類足夠多時；當製造業份額足夠大時。較大的製造業份額意味著較大的前向關聯和後向關聯，它們是最大的集聚力(克魯格曼特別提倡這種金融外部性是集聚的驅動力)。關鍵係數的微小變化會使經濟發生波動，原先兩個互相對稱的地區發生轉變，起初某個地區的微弱優勢不斷積累，最終使該地區變成產業集聚中心，另一個地區變成非產業化的外圍。也就是說，經濟演化使得對稱均衡在分岔點上瓦解，區域性質發生突變。當然，“中心—外圍”模式能夠發生並不表示必然發生，即便發生是否可以維持也是有條件的。在一定條件下，一個地區形成的產業集聚可以自我維持，但在同等條件下，產業在兩個地區的分布也可能是穩定的。這也表明真實世界中的空間地理結構要比想像的複雜得多。
空間經濟學與城市經濟學的融合——城市層級體系的演化
在單一地理中心中，有一個製造業集聚而成的孤立城市，四周被農業腹地包圍。但當人口不斷發展達到一定程度時，此時孤立城市中某些製造業會向城市外遷移，從而導致新城市的形成。人口的進一步增長又會生成更多的城市，然後繼續向下發展。一旦城市的數量足夠多，城市規模和城市間的距離在離心力和向心力的相對強度下將在某一固定水平穩定下來。如果經濟中有大量規模各異和運輸成本不同的行業，經濟將形成層級結構。這種城市結構的未來趨勢取決於“市場潛力”參數。經濟演化的過程可看作是市場潛力與經濟區位的共同作用，市場潛力決定經濟活動的區位，而區位的變化進而重新描繪了市場潛力。紐約之所以成為紐約，就因為一條運河的作用，這條運河在最近150年裡已沒有什麼經濟價值；矽谷之所以成為矽谷，起源於大約60年前史丹福大學決策者的先見之明。
當然，自然地理對經濟地理的作用不容忽視，譬如河流和港口的作用。區位優勢有催化作用：當一個新的中心出現時，一般情況下會是在這個地區而不是在其他地區形成，而一旦中心形成，它便通過自我強化不斷擴大規模，起初的區位優勢與集聚的自我維持優勢相比就顯得不那么重要了，這就是空間經濟的自組織作用。
空間經濟學與國際經濟學的融合——國際模型
在前面兩個“中心—外圍”模型和城市體系模型中，要素流動在集聚形成中都起著關鍵的作用。但在現實中，要素流動會受到種種限制，“國界”是不可避免的影響因素。國際貿易壁壘和要素流動障礙都是國界惹的禍(即便沒有正式的貿易壁壘，國界仍然會產生大量的實際的貿易壁壘)。正是因為國界，在“中心—外圍”模式中起關鍵作用的產業關聯效應並不能導致世界人口向有限幾個國家集聚，卻能產生一種專業化過程，使特定產業向若干國家集聚。
對一國內部來說，開放對外貿易是提升了還是抑制了國內的區域專業化水平，國際貿易的傳統理論考慮的是國際間專業化分工與貿易所得，將空間經濟理論套用到國際貿易傳統問題，更強調了外部經濟在貿易中的作用，即行業層面上的收益遞增會導致在其他方面相似的國家專業化生產不同商品。雖然從總體上看貿易自由化會使一個國家的工業在空間上顯得更加分散，但對某些工業而言，貿易自由化卻可能帶來空間集聚。這隱喻著由於存在這些效應，使得對外開放所帶來的國民福利的增進，比通常講的貿易所帶來的福利要多得多。一般認為，國際貿易所得來自於消費者所得和生產者所得，其中後者是通過發揮比較優勢，從而改變產業結構所帶來的。但空間經濟地理的分析表明，貿易可導致內部經濟地理的重新組織，它既在總體上促使製造業活動變得更加分散，同時又促使某些產業發生集聚。當一個產業為了適應貿易方式的變化而重新組織生產時，意味著貿易也許通過更深一層的作用機制，來改變一國經濟的福利水平。
空間經濟學引發了報酬遞增和不完全競爭革命的第四波
空間經濟學的領軍人物是保羅·克魯格曼和他的國際同行。克魯格曼在中國經濟界耳熟能詳，這不僅是因為他的新貿易理論，也不僅因為他的《國際經濟學》是我國許多重點大學的選用教材，在1994年對亞洲金融危機的預測使他在世界經濟舞台上的聲譽如日中天。毋庸置疑，克魯格曼是當代最具代表性的主流經濟學傳人。為什麼當代主流經濟學家對空間經濟學情有獨鍾?其他學科的學者也覺得納悶，如今經濟學對空間問題感興趣。一些人過去沒有聽說過空間經濟學，於是認為經濟學是否手伸得太長了，伸到別人的領域中去了。這實在是一種偏見。
過去主流經濟學研究三大問題：生產什麼、為誰生產、怎樣生產，卻忽略了“在哪裡生產”即生產活動的空間定位問題。主流經濟學之所以忽略空間問題，是因為沒有掌握描述空間的手段。由於空間經濟學本身的某些特徵，使得它從本質上就成為主流經濟學家過去掌握的那種建模技術無法處理的領域。這種特徵就是指存在收益遞增時的市場結構問題。
反過來，為什麼傳統的空間經濟理論長期以來沒有能夠融入主流經濟學?因為傳統的空間經濟理論有致命的缺陷：沒有明確說明市場結構，所有模型都是在規模報酬不變和完全競爭這些便利條件下的分析，沒有找到某種方式來處理規模經濟和寡頭壟斷問題，這使得經濟的空間問題成為主流經濟學的盲點。
1977年，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在美國經濟評論上發表了一篇著名文章，將英國劍橋大學羅賓遜和美國哈佛大學張伯倫的“壟斷競爭”理論模式化，這個模型為很多經濟領域的研究提供了嶄新的工具，掃除了前進路上的技術障礙，從此引發了經濟學研究中報酬遞增和不完全競爭的革命。這場革命有四波：第一波是產業組織理論，第二波是新貿易理論，第三波是新增長理論，第四波則是空間經濟理論。
理論實踐
空間經濟學藉助於空間經濟理論，我們可以考慮中國區域收斂和非均衡發展問題。譬如在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初，中國已有珠三角這個製造業中心，其他地區是否還可以建成珠三角似的製造業中心。“中心—外圍”理論告訴我們有時多中心和單中心的地理都是穩定的——如果過去已有製造業中心，自然它會得到維持；如果起初沒有，則未必會形成中心。事實上亦是，長三角的製造業中心地位得以維持，而東北或中西部至今也沒有形成新的製造業中心。當然，東北和中部地區一些省份也有很好的工業基礎，強化這些基礎也有望成為次級中心。在中國廣袤的大地上，多中心地理應是一種穩定均衡結構。中國實施開發西部、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等戰略，有助於這種多中心地理穩定均衡的實現。
用空間經濟學的思維方式，考慮在中國是在這個地方而不是在那個地方形成了諸如廣州或上海或北京的經濟體，上海周邊還會有諸如杭州、南京之類的次級城市。在中國應有多少個類似於珠三角或長三角之類的城市層級體系，隨著人口增長和變遷，經濟從單中心地理演化成多中心地理，中國如今的城市空間結構與改革開放前相比，與新中國建立前相比，是如何演變的?未來趨勢可否預測?空間經濟學將會大大拓展中國城市經濟學與區域經濟學的研究領域、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不僅是經濟學者和經濟地理學者，史學家也可以在這方面大有作為。空間經濟學的核心主線是集聚，一個特定的行業集聚在一個特定的地方。是歷史偶然事件的影響、循環累積的自我實現機制和預期的作用。歷史和偶然事件是產業區位的源頭，而循環累積過程猶如滾雪球般的效果導致產業長時期地鎖定在某個地方。城市的起源和成長也同理。城市本身就是生產要素的集聚地，是各種優質生產要素在空間上的集聚。中國史學界最近十年來對美國城市化的研究成果豐碩。美國是目前世界上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國家之一，它在將近一百年的時間內完成了城市化進程，速度之快，程度之高，令世人矚目。美國的經驗對中國目前的城市化道路很有借鑑意義。在對美國城市化的研究過程中，一些學者注意到中美部分城市和區域雖然在城市化發展的水平和程度上存在著一定的差距，但它們在城市化進程中存在著某些相似之處，具有一定的可比性並有很強的現實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