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框架
現代經濟學20世紀裡半個世紀以來發展起來的、在當今世界上被認可為主流的經濟學稱為現代經濟學。經濟學是一門研究人類經濟行為和現象的社會科學。現代經濟學以研究市場經濟中的行為和現象為核心內容，而市場經濟已被證明是目前唯一可持續的經濟體制。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認識到，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是無地域和國別區分的。“某國經濟學”並不是一門獨立學科，也不存在“西方經濟學”與“東方經濟學”或“美國經濟學”與“中國經濟學”的概念。然而，這樣說並不排斥運用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來研究特定地區在特定時間內的經濟行為和現象；實際上，做研究時必須要考慮到某地某時的具體的經濟、政治和社會的環境條件。
基本思想
現代經濟學經濟學的理性與理性的經濟學：
1968年，瑞士銀行在其成立300周年之際宣布設立“諾貝爾經濟學獎”。其實，“諾貝爾經濟學獎”不是由諾貝爾獎金提供的，它的全名為“紀念阿爾弗雷德·諾貝爾——瑞典中央銀行經濟學獎”。由於該獎項與諾貝爾物理學獎、化學獎、生物醫學獎以及和平獎以相同的時間、程式和獎金額頒發，故被習慣地稱為“諾貝爾經濟學獎”。1895年11月27日，當諾貝爾寫下其不朽的遺囑時，大概做夢也不會想到經濟學能享有如此“殊榮”。因為，一部把經濟學引入現代科學殿堂的著作——《經濟學原理》（馬歇爾，1890）出版才不到5年。
在《經濟學原理》中，馬歇爾以其天才的理論歸納和演繹能力，綜合了以亞當·斯密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學與以門格爾、傑文斯和瓦爾拉斯為代表的邊際主義經濟學，創立了所謂的“新古典經濟學”。由於馬歇爾把連續性、均衡性等自然科學常用的分析範疇引進了經濟學，從而為經濟學運用數學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在其後100多年中，經濟學不但卓有成效地運用了現代數學工具，而且還在某種意義上推動了數學的發展。現代數學中的線性規劃、數理統計、非線性動態分析、控制論、博弈論、混沌與分形理論等，都從經濟學中吸取了豐厚的養份。但就我的認識，經濟學取得的
現代經濟學成功不僅得益於數學。經濟學的成功在更大程度上有賴於它簡潔、有力的理論預設以及貫穿整個主流經濟學發展歷史的、幾乎被所有經濟學家公認的、首尾一致的分析方法。一個學科只有在這樣的建構下，才能完成知識的良性積累，才能包容兼蓄所有耕耘者艱辛探索的成果，才能鑄就一座博大精深的理論寶庫。在自然科學眾多領域，其理論框架都具有這一特徵。因此，經濟學取得成功與榮耀不是沒有依據的。
據說當代最著名的語言學家喬姆斯基曾經嘲笑經濟學家，說經濟學的全部內容可以在兩個星期內掌握。汪丁丁評論說，“一門可以在兩個星期內掌握的科學，一定是簡練到優美地步的學問，其基本定律一定如此有效以致於根本用不到更多的假設和輔助定理，就足以解釋整個世界了”。因此，“任何一門學科都應當向經濟學看齊，把理論提煉到可以在兩個星期內讓一個清道夫掌握。這正是現代數學的‘教父’，大衛·希爾伯特對數學的要求。”（汪丁丁，1996，186）。不過在我看來，建立在新古典經濟學基礎上的現代主流經濟學的精髓，對任何一個具有中學文化水平的讀者來說，只要兩個小時就能掌握。
現代經濟學的整座理論大廈其實都建立在“最大化”這一基礎上。通俗地講，最大化就是對“付出”與“獲得”所做的比較分析。當“付出”給定時，人們會追求儘可能多的“獲得”；當“獲得”給定時，人們會追求儘可能少的“付出”；當有限的資源面對一系列給定的“付出”與“獲得”時，人們會選擇其中差距最大的。這就是經濟學所謂的“理性”，按這一“理性”行為的人就是所謂的“經濟人”。因此，“經濟理性”和“經濟人”是自亞當·斯密以來，近、現代主流經濟學兩個最基本的、不證自明的預設與前提。
現代經濟學現在我告訴你，這就是經濟學的全部真諦，你會認為我在開玩笑嗎？但如果換一個表述：經濟學就是研究人們在資源約束條件下如何通過資源的最佳配置以實現效用最大化的科學。你以為如何？難道與上面的假設和結論有什麼本質不同嗎？我想這就是經濟學和大部分社會科學、也包括社會學不同的地方。經濟學把它的整座理論大廈建立在一個很小很小、近乎常識的公理上，使其推理和演繹系統保持了一種邏輯美。從這裡出發，經濟學可以推演出它的所有原理和規律。
例如，當消費者在n種商品中選擇時，他將首先挑選效用-價格比最大的商品。但隨著消費增加，他對該商品的需求也逐步得到滿足。換句話說，商品的“邊際”效用會隨著商品消費的增加而遞減（經濟學家往往用“邊際”這個詞來指一個連續變化的數量在某一個點上的數值，例如你一共吃了5個包子，而第5個包子的效用就是包子的“邊際”效用）。這就是所謂的“邊際效用遞減規律”。隨著邊際效用的遞減，效用-價格比的值也會下降。當這一比下降到一定水平，他就會停止該商品的消費，把購買力轉移到其它效用-價格比更高的商品上去。從一個動態過程看，消費者會把消費行為不斷指向效用-價格比較高的商品，直至所有商品的效用-價格比都等於一個相同的值，這時，消費行為就取得了某種均衡，從而實現其收入資源的最優配置。這就是經濟學對消費者理性行為的描述。
如果換一個角度，把效用看作生產者投資某種產品所獲得的收益，把價格看作生產者投入某種產品的生產成本，並假定固定投入不變，那么隨著可變投入的增加，邊際收益最終會有一種遞減趨勢，這就是所謂的“邊際報酬遞減規律”。做了這些假定後，以上對消費行為的描述也同樣適用於生產行為。當生產者以有限的資源面對n個投資決策時，只有把資源始終投入收益-成本比最大的領域，生產者才能獲得總收益的最大化，從而實現生產資源的最優配置。這就是經濟學對生產者理性行為的描述。
由於不同的消費者對同一種商品具有不同的偏好，同一種商品對不同的人就會有不同的效用。如果對A來說商品1的效用比商品2大，對B來說商品2的效用比商品1大；根據經濟理性的要求，A與B之間就可能發生商品交換。當A用商品2與B交換商品1時，雙方的效用都將提高。據此經濟學認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個人，在一定的制度安排下可以取得雙贏的結果。這就是經濟學對商品交換和市場經濟理性原則的推斷。如果生產者的資源稟賦不同，即他們擁有不同的勞動、資本和技術，同一種商品由不同的生產者生產就會有不同的成本。如果A生產商品1所用的成本比B低廉，B生產商品2所用的成本比A低廉；根據經濟理性的要求，A與B之間就可能產生分工與貿易。當A和B分別在其具有比較優勢的領域組織生產並進行貿易時，雙方的效率都將提高。這就是經濟學對國際分工與國際貿易理性原則的推斷。
上述交換、分工與貿易提高了每個人的效用，卻沒有減少任何人的效用，因此社會福利水平也隨之提高。如果一個社會存在許多這樣的機會，但由於某種原因比如制度上的障礙，使這些機會不能付諸實現，就會損害社會效率。通過消除障礙，在不傷及任何人的同時提高另一些人的福利，才能使社會效率得到改進。一個社會經過不斷改進，最終會達到一個“至善”的境界：即在不傷及另一個人的同時再也無增進任何人的福利時，社會整體福利水平就達到了最大化。這是義大利經濟學家帕累托1897年提出來的，後來被人們稱為“帕累托改進”與“帕累托最優”。其實，這是經濟理性在社會福利上的推演。
根據上述原理，我們還可以推斷：如果效用不變、價格降低，人們就會增加該商品的消費；反之，則會減少該商品的消費。因此，商品的需求與它的價格成反比。同理，如果生產某種商品的成本不變、但收益降低，人們就會減少該商品的生產；反之，則會增加該商品的生產。因此，商品的供給與它的價格成正比。上述性質表明，需求曲線向右下方傾斜，供給曲線向右上方傾斜。需求與供給矛盾運動的最終結果，會在兩條曲線的交點處形成一個“均衡價格”。這就是經濟學對市場價格運行機制的理性解釋。
如果某種商品的市場價格高於均衡價格，而生產者進入該行業不存在障礙，經濟理性就會驅使生產者不斷進入該行業，市場價格則隨供給增多而回落。反之，經濟理性就會驅使生產者不斷退出該行業，市場價格則隨供給減少而上升。一個能讓生產者自由進出的市場就是競爭市場。在競爭的市場上，每個人都是價格的接受者而不是操縱者，生產者只能通過調整產量實現利潤最大化。如果生產者增加一單位的產量所帶來的收益增加超過成本增加，他的利潤水平就會增加，經濟理性就會驅使他擴大生產。反之，經濟理性就會驅使他收縮生產。當收益增加等於成本增加時，利潤總水平達到最大化，生產者就會保持現有的生產規模。所以邊際收益等於邊際成本，是生產均衡和利潤最大化的實現條件。由於沒有人能操縱價格，這時的生產規模和價格水平同時體現了消費者的理性選擇，消費者也將實現效用的最大化。因此經濟學認為，競爭的市場是最能體現經濟理性的市場，從而也是最具效率的市場。
現代經濟學從上述原理出發，經濟學還有一個重要推斷論：任何效用（或收益）的取得都必須支付相應的價格（成本）。有時情況比較特殊，比如一塊公共草場，每一個牧羊人都可以隨心所欲地放養山羊。類似的還有燈塔、城市道路、國家公園等，這就是所謂的“公共產品”。公共產品的消費不是沒有成本，草場的維護、燈塔和道路的修建、公園的澆灌都要支付成本。只不過和一般商品不同，公共產品無法向消費者直接收費。在經濟理性的驅使下，無需付費的消費者會濫用自己的消費權力，這就是所謂的“公共地悲劇”和“搭便車”，結果導致草場荒蕪、燈塔失修、道路擁擠、公園敗落，消費者最終將為此支付更加昂貴的成本。還有一種情況，化工廠隨意排放污水和廢氣，把本需自己支付的成本轉嫁給他人，這就是生產的“外部性”。在經濟學看來，任何“獲得”都有與此對應的“付出”，就象物理學的“能量守恆定律”。因此經濟學家常常告戒人們，“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當成本不是由當事人直接支付時，經濟理性會導致“市場失靈”。在“市場失靈”的地方，就需要政府干預，以恢復經濟理性的正確導向。
掌握以上內容也許並不需要2個小時，但它已經囊括了現代主流經濟學最基本、最重要的理論。我們解釋了邊際效用遞減規律與消費者的行為規範，邊際報酬遞減規律與生產者的行為規範，交換與分工，比較優勢與國際貿易，均衡價格的形成機制，利潤最大化的實現條件，競爭與壟斷，帕累托改進與帕累托最優，尋租與造租，公共產品、搭便車與生產的外部性，市場失靈與政府干預，等等。這些內容也就是一本標準的個體經濟學教科書所包含的基本內容，而所有這些內容都是從經濟理性和成本（價格）-收益（效用）最大化分析中推演出來的。在社會科學其它領域，還沒有那個學科能夠象經濟學一樣，在預設的簡潔性、理論的嚴密性、邏輯的一致性上達到這種爐火純青的地步。
古典經濟學經濟理性不但是經濟學解釋外部世界的工具，而且也是經濟學自身發展並取得成功的秘訣。由於理論體系的基本核心如此簡明，以至於任何一個受過經濟學基本訓練的人都不會產生理解上的偏差，這種共識使經濟學家在使用由此推衍出來的基本範疇、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時無須做任何多餘的解釋。這樣就節約了每一個人的“交流成本”，提高了每一個人的“研究效率”，使經濟學成為一門最經濟的科學。半個世紀以來，現代經濟學秉承新古典學術傳統，取得了許多豐碩成果，創立了一大批新興學科，不斷擴大自己的解釋半徑。而它所取得的每一個進展，從某種意義上說都來自對經濟理性更全面、更深刻的認識：
第一，對經濟理性行為目標認識的深化。
在新古典經濟學中，消費者的經濟理性表現為效用最大化，生產者的經濟理性表現為利潤最大化。這裡的“效用”和“利潤”就是理性行為指向的目標。但是新古典經濟學沒有進一步區分“效用”和“利潤”的具體表現形態，也沒有考察不同境況、不同條件下經濟理性行為目標可能出現的變異，從而為現代經濟學的發展留下了廣闊的空間。例如，新古典經濟學對消費者理性行為的描述基本屬於短期的和靜態的最大化決策。而現實生活中，人們往往會根據自己一生的預期收支來安排消費，這是一種長期的和動態的最大化決策。很顯然，在兩種不同境況和條件下，消費者理性行為所指向的效用目標是有區別的。弗蘭科·莫迪利安尼提出的生命周期假說和米爾頓·弗里德曼提出的永久性收入假說，則對此作了有益的補充。現代經濟學關於消費者跨時期選擇模型就是建立在這兩個假說的基礎上，他們也因此分別獲得1985年和1976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
又如，新古典經濟學對生產者理性行為的描述主要基於古典企業制度，在古典企業制度下作為生產者的廠商既是產權所有者、也是產權經營者,廠商理性行為的目標是統一的。現代企業制度的典型特徵卻是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所有者和經營者具有不同的目標函式。而經營者在生產過程中巨大的信息優勢，又使他們可以籍此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損害所有者的利益，這就是所謂的“道德風險”。現代經濟學中的產權理論、契約理論和“委託—代理”理論則對這種產權分裂狀態下理性行為的矛盾及其協調機製做出了較為全面闡述，從而極大地豐富了新古典經濟學對生產者理性行為的描述。許多經濟學家都對這一理論發展做出過貢獻，其中最著名的是羅納德·科斯，他因此獲得1991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
再如，新古典經濟學對理性行為的描述主要局限於個人和個別廠商，它與社會整體的最大化追求在目標和行為方式上有著明顯區別。20世紀以後，現代經濟學關於社會福利函式的研究和福利經濟學的發展，對新古典經濟學這方面的缺失無疑是一個重要補充。對此作出重要貢獻的有肯尼斯·約瑟夫·阿羅和阿馬蒂亞·森，他們因此分別獲得1972年和1998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
第二，對經濟理性約束條件認識的深化。
在新古典經濟學中，消費者對效用最大化的追求受其收入水平的制約，生產者對利潤最大化的追求受其資本規模的制約。因此，以“貨幣”表示的資源約束（“收入水平”和“資本規模”）就成了新古典範式中理性行為唯一的約束條件。但現代經濟學卻從一個更深的層次上揭示出，約束人類經濟行為的絕非只有“收入”和“資本”，其中“交易成本”和“信息”就是除此之外兩個最重要的因素。“交易成本”是現代經濟學最重要的範式之一，它是199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納德·科斯在其開創性的論文《廠商的性質》中首先提出的。科斯提了一個長期被人忽視的問題：既然市場是經濟理性最完備的表現形態，我們為什麼還需要企業？科斯的思考表明，市場交易作為一種制度安排也是有成本的，當交易的成本超過交易的效用時，人們就會選擇非交易性質的企業組織。事實上，交易過程的每一個階段，如信息的搜尋、契約的簽定、契約的執行都需要支付成本。交易成本作為一種內生制約，深刻地影響著人們的經濟行為。
廣義地看，信息成本也是一種交易成本，而且是交易成本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新古典理性範式不存在交易成本，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信息完全性假設。如果信息是完全和對稱的，人們就不必為獲取信息支付成本，就不存在有效獲取信息的激勵，從而經濟活動也就不存在任何風險和不確定性。因此，新古典範式中經濟人的經濟理性是完美無缺的。（管毅平，1999，3-6）1961年，喬治·斯蒂格勒《信息經濟學》的發表，標誌著現代經濟學信息範式的確立。其後，詹姆斯·莫里斯和威廉·維克瑞都在這一領域作出了重大貢獻。斯蒂格勒因此獲得1982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莫里斯和維克瑞則共同獲得1996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
第三，對經濟理性實現方式認識的深化。
由於新古典經濟學對經濟理性過於狹窄和苛刻的假設，使新古典理性範式有可能陷入循環論證。例如，沒有區別的經濟人、交易成本為零、信息完全性等假設使經濟活動的差異性、多樣性和風險性完全被理性的同一性和確定性替代了。這樣，市場交易的一般均衡必然達成，帕累托最優也必然實現，其假設已經決定了其結論的必然性。面對複雜的經濟世界，新古典理性範式顯得過於天真和烏托邦化。最早指出這一點的是赫伯特·西蒙，他認為新古典理性範式建立在三個相互聯繫、缺一不可的條件上：1.給定所有備選方案的集合；2.具有每一備選方案實施結果機率分布的知識；3.在1和2的基礎上給定效用函式最大化的期望值。這些條件事實上已經假定經濟人是一個具有完全信息和完全理性的“超人”。而在實際經濟活動中，任何一個決策者所具有的信息、知識和計算能力都是有限的。因此西蒙提出了“有限理性”的概念，以所謂的“滿意策略”代替最大化，並在此基礎上發展出一套有關公司和企業實際決策程式的理論，從而獲得1978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
現代經濟學第四，對經濟理性適用範圍認識的深化。
現代經濟學理論解讀
現代經濟學作為理論分析框架，它由三個主要部分組成：
視角(perspective)、參照系(reference)或基準點(benchmark)和分析工具(analyticaltools)。
接受現代經濟學理論的訓練，是從這三方面入手的。理解現代經濟學的理論，也需要懂得這三個部分。首先，現代經濟學提供了從實際出發的看問題的角度或曰“視角”。這些視角指導我們避開細枝末節，把注意力引向關鍵的、核心的問題。經濟學家看問題的出發點通常基於三項基本假設：經濟人的偏好、生產技術和制度約束、可供使用的資源稟賦。不論是消費者、經營者還是工人、農民，在做經濟決策時出發點基本上是自利的，即在所能支配的資源限度內和現有的技術和制度條件下，他們希望自身利益越大越好。用現代經濟學的視角看問題，消費者想買到物美價廉的商品，企業家想賺取利潤，都是很自然的。從這樣的出發點開始，經濟學的分析往往集中在各種間接機制（比如價格、激勵）對經濟人行為的影響，並以“均衡”、“效率”作為分析的著眼點。
經濟學家探討個人在自利動機的驅動下，人們如何在給定的機制下互相作用，達到某種均衡狀態，並且評估在此狀態下是否有可能在沒有參與者受損的前提下讓一部分人有改善(即是否可以提高效率)。以這種視角分析問題不僅具有方法的一致性，且常常會得出出人意表，卻實際上合乎情理邏輯的結論，所以我們會聽到人們驚嘆：“我怎么沒有想到?”經濟學的這些視角起初是研究純粹的經濟行為的，後來被延伸到政治學、社會學等學科，研究諸如選舉、政體、家庭、婚姻等問題。第二，現代經濟學提供了多個“參照系”或“基準點”。這些參照系本身的重要性並不在於它們是否準確無誤地描述了現實，而在於建立了一些讓人們更好地理解現實的標尺。比如一般均衡理論中的阿羅－德布羅定理(Arrow-DebreuTheorem)，產權理論中的科斯定理(CoaseTheorem)，和公司金融理論中的默迪格利安尼－米勒定理(Modigliani-MillerTheorem)都被經濟學家用作他們分析的基準點。
哈佛大學哈佛大學韋茨曼(MartinWeitzman)教授問，受過現代經濟學系統訓練的經濟學家和沒有經過這種訓練的經濟學家究竟有什麼區別？他研究比較經濟制度，經常去蘇聯訪問，問這個問題是從與蘇聯經濟學家交往中有感而發。韋茨曼的回答是，受過現代經濟學系統訓練的經濟學家的頭腦中總有幾個參照系，這樣，分析經濟問題時就有一致性，不會零敲碎打，就事論事。比如討論資源配置和價格問題時，充分競爭下的一般均衡理論就是一個參照系；討論產權和法的作用時，科斯定理就是一個參照系。我們常見到，一些記者洞察力很強，有經濟頭腦，寫的文章又非常有感染力。然而，他們與受過現代經濟學訓練的經濟學家的不同之處往往是因沒有參照系而會顯得分析缺乏主線和深度。第三，現代經濟學提供了一系列強有力的“分析工具”，它們多是各種圖象模型和數學模型。這種工具的力量在於用較為簡明的圖象和數學結構幫助我們深入分析紛繁錯綜的經濟行為和現象。
現代經濟學以上五個例子中的模型都被後來的經濟學家廣泛用來作為分析工具，並被證明是極其有用的。這三部分合在一起便構成了現代經濟學的理論分析框架。這是一個人受現代經濟學理論訓練時所接受的核心內容，也是理解現代經濟學的關鍵所在。現代經濟學提供的這種由視角、參照系和分析工具構成的分析框架是一種科學的研究方法。現代經濟學並不是一些新鮮的經濟學名詞和概念的匯集，經濟學家的工作也不是任意套用這些名詞和概念，而是運用這些概念所代表的分析框架來解釋和理解經濟行為和現象。上述的經濟學分析框架是當代在世界範圍內唯一被經濟學家們廣泛接受的經濟學範式。在這方面，經濟學與其他社會科學不同。比如，社會學中沒有一個主導性的範式。
多元化雖然可貴，但由於缺乏一致的分析框架，學科的發展會大受局限。政治學的現狀則介於經濟學和社會學之間。雖然目前政治學有明顯的朝經濟學方向發展的趨勢，比如，“理性選擇”(rationalchoice)學派運用經濟學的分析方法研究政治學的問題，其影響正在迅速上升，但它在政治學中還不是唯一的範式。現代經濟學趨同於一種範式，有利亦有弊，但到目前為止，經濟學從中的受益遠遠大於損失：正是由於經濟學的這一被廣泛認同和使用的分析框架，才使得經濟學相對於社會學和政治學發展得更快，套用範圍更廣，影響力更大。
淺談發展
現代經濟學下面舉兩個例子來具體說明現代經濟學的研究範圍正在迅速擴充。第一個例子有關公司金融學(corporatefinance)內容的大幅度擴展。在20世紀50年代中的默迪格利安尼－米勒定理之後的二十多年裡，公司金融學中的主要內容——公司融資結構的確定——不外乎是取決於公司和個人的不同稅率以及公司破產（包括瀕臨破產）成本。直到70年代中，詹森和梅克林從公司經理的激勵問題出發來研究公司股權和債權的結構問題，使得公司金融學的理論有了新的發展方向。這一方向性轉變的核心是經濟學超越傳統上只研究市場的局限，把公司作為一種非市場的組織來進行研究。由此便引出一系列新的問題，比如代理人問題，激勵機制問題，公司治理結構問題，等等。在研究這些問題時，信息與契約理論就成為強有力的分析工具。
到了20世紀80年代中，格羅斯曼、哈特和穆爾又進一步運用不完全契約理論這一新的分析工具來研究公司融資和治理結構問題，取得了理論上的新突破。在經驗實證方面，施萊佛(AndreiShleifer)和維什尼(RobertVishny)在八九十年代對公司的融資結構、經理行為和公司業績之間的關係做了大量的研究，對實際中的公司治理結構提供了不少經驗實證論據。比如，他們發現，現實中重要的代理人問題並不是簡單地發生在股東和經理之間，而是在於大股東夥同經理一起侵犯小股東們的利益。
20世紀90年代末，他們及其合作者又進一步從經驗數據中比較世界各國的法律體系，研究各國公司法和證券法在保護小股東方面的差別，並由此確定法律對公司融資的影響。最近，他們正在比較法庭裁決和行政監管這兩種執行規則的方式在維護金融市場有效運作中的利弊。由此看出，近20年來，公司金融學深受個體經濟學發展的影響，其內容已經發生根本性的變化。第二個例子是現代政治經濟學(politicaleconomics)作為經濟學中一個獨立的研究領域正在興起。新古典經濟學為了集中探討市場的資源配置問題，撇開了一切對政治因素的考慮。
但是人們在實際中發現，脫離政治因素是無法解釋許多經濟行為和現象的，特別是那些明顯低效率的經濟政策和經濟制度。比如，經濟學理論早已論證了關稅保護的低效率性，但是許多國家仍然高築關稅壁壘。經濟學家們很清楚通貨膨脹對巨觀經濟造成不穩定的危害性，但是不少國家的巨觀穩定政策卻不斷被拖延。經濟體制的改革、向市場經濟的轉軌和經濟結構的調整經常出現的放慢、停滯甚至倒退，都很難從經濟效率角度來理解。於是，經濟學家們把政治因素引入他們的經濟模型。值得注意的是，新政治經濟學或稱現代政治經濟學至少在兩點上不同於以往的政治經濟學。第一，它的出發點不是“規範的”(normative)，即研究“應該怎樣”，而是“實證的”(positive)，即先研究“是怎樣”。具體地說，它的研究目的是為了先理解在現實社會中政治對經濟的影響，特別是政府的經濟政策和經濟改革決定的形成和實施。第二，它的分析方法就是現代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具體地說，它是在現代經濟學的分析框架內引入政治因素的。
現代經濟學布萊克(DuncanBlack)早在20世紀50年代末證明的“中位選舉人定理”(themedianvotertheorem)為選舉模型做出了奠基性貢獻。而奧爾森(MansurOlson)在20世紀60年代中出版的《集體行動的邏輯》一書可稱為利益集團模型的開山之作。但是直到八九十年代，現代政治經濟學的發展才突飛猛進，並在經濟學科中逐漸形成一個獨立的領域。剛剛出版的的兩本新書：一本由珀森(TorstenPersson)和塔貝里尼(GuidoTabellini)合著，另一本由格羅斯曼(GeneGrossman)和赫爾普曼(ElhananHelpman)合著，集中體現了現代政治經濟學在這期間的新進展。第二種對現代經濟學的批評是關於其模型中的假定。
任何理論都要做假定，因此任何理論的成立也都會有局限條件。自然科學（如物理）如此，社會科學（如經濟學）也是如此。歷史表明，任何科學都是在對現有理論的批評中發展的，但是歷史還表明，建設性的批評最有價值。僅僅指出和批評已有研究中的某些假定與現實的差距是不夠的，關鍵的是看能否提出新的體系，不僅它的假定與現實更相符，而且還能解釋更多的現象，並能夠包涵已有理論。舉一個物理學的例子。當年人們之所以接受愛因斯坦相對論，是因為它既能比牛頓力學解釋更多的現象，而且還能把牛頓力學作為它的特例。現代經濟學的分析框架在不斷發展和擴充。
下面舉兩例說明，在過去20世紀30年代的歷史中，現代經濟學如何不斷修改基本假定使之與現實更接近，同時修改後的理論不但能更好地解釋現實，並且能夠包涵已有理論。第一個例子是20世紀70年代信息經濟學的崛起。新古典經濟學理論原本都是假定信息是對稱的。1970年伯克利加州大學的阿克爾洛夫(GeorgeAkerlof)發表的關於“次品市場”的論文開創性地把非對稱信息引入對市場的研究，帶來20世紀70年代信息經濟學突飛猛進的發展。有趣的是阿克爾洛夫在完成該文後向經濟學期刊投稿，連續被四五家雜誌拒絕，包括美國經濟學會的《美國經濟評論》、芝加哥大學的《政治經濟學期刊》、歐洲的《經濟研究評論》等一流經濟學雜誌。幾經周折終在哈佛大學的《經濟學季刊》上發表，立刻引起巨大反響，成為主流經濟學的一部分。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引入非對稱信息改變了不少已有的結論，但是阿克爾洛夫的模型是在現代經濟學的基本分析框架下發展的，並將對稱信息作為一種特例。而且，它的結論可以用實證方法檢驗。事實上，在不同市場，非對稱信息的程度不同，它對人的行為的影響也不同。在對稱信息假設下的理論並不是被推翻，而是被擴展和補充了。因此，非對稱信息的理論被主流經濟學接受並成為其一部分，為信息經濟學作出奠基性貢獻的阿克爾洛夫、史賓斯(MichaelSpence)和斯蒂格利茨一起榮獲2001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便是明證。第二個例子是20世紀90年代行為經濟學(behavioraleconomics)的起步。
現代經濟學20世紀90年代，行為經濟學（包括行為金融學）在理論和實證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重大進展。在行為金融學方面，塞勒(RichardThaler)和施萊佛對人的有限度理性行為對金融市場的影響做了很多重要的研究。在行為經濟學方面，阿克爾洛夫又有新貢獻。但最有意義的事件是2001年美國經濟學會將該學會的最高獎――每兩年一次、授於對經濟學發展影響最大的40歲以下的美國經濟學家的克拉克獎章(ClarkMedal)――頒發給為行為經濟學的基礎理論做出開創性貢獻的伯克利加州大學的雷賓(MatthewRabin)。這是該獎在過去12年來首次授於一位研究基礎理論的經濟學家，它說明了經濟學界對行為經濟學的一種認可。同時它也表明，行為經濟學的興起恐怕是20世紀90年代經濟學基礎理論發展歷程中最有意義的事件。
經濟學原理
“經濟學原理”的主要內容包括：
1.人們是如何決策的。這其中包括四個原理：
現代經濟學：《經濟學原理》原理二，一種東西的成本是為了得到它而放棄的東西。當作出任何一項決策時，決策者應該認識到伴隨每一種可能的行動而帶來的機會成本。
原理三，理性人考慮邊際量。生活中許多決策，涉及到對現有行動計畫進行微小的增量調整，經濟學界稱這些調整為邊際變動。在許多情況下，個人和企業通過考慮邊際量，將會作出更好的決策。只有一種行動的邊際收益大於邊際成本，一個理性決策者才會採取行動。
原理四，人們會對激勵作出反應。由於人們通過比較成本與收益作出決策，所以當成本或收益變動時，人們的行為也會改變，這就是說，人們會對激勵作出反應。因此，在分析任何一項政策時，不僅應該考慮直接影響，而且還應該考慮激勵發生作用的間接影響。如果政策改變了激勵，它將使人們改變自己的行為。
2、曼昆《經濟學原理》中的消費思想
一、關於消費、儲蓄和經濟成長的關係
按照傳統的觀點,儲蓄是決定經濟成長的主要因素,消費和儲蓄,從而和生產又是一對矛盾,要想經濟高速增長,就不得不壓低現期消費,增加儲蓄。許多人在講到儲蓄對經濟成長的作用時,往往以日本為例來論證這一觀點。日本的儲蓄率在世界上名列前茅,許多人認為,日本的高增長是因為它的高儲蓄帶來的,因此,“一個落後國家要想實現經濟高速增長,就要像日本那樣實行高儲蓄的政策”,成為一時的熱門話題。曼昆在《經濟學原理》的“經濟成長與公共政策”一節中,對儲蓄和經濟成長的關係進行了深刻的論述。
二、關於人力資本投資和教育消費
現代社會的發展,主要已不是依靠物質資本,而是依靠人力資本。在知識經濟時代,人力資本的作用越來越重要。曼昆在《經濟學原理》中,十分強調人力資本的作用,認為在開發中國家,人力資本的作用顯得尤為重要
三、關於社會公平和擴大消費需求
曼昆在《經濟學原理》一書中指出,看不見的手並沒有保證每個人都有充足的食品,體面的衣服和充分的醫療保健。許多公共政策(例如所得稅和福利制度)的目標就是要實現更平等的經濟福利分配。
四、關於消費環境和經濟福利
中國經濟改革
現代經濟學分析中國的經濟改革
現代經濟學在轉軌過程中並不成立，有些改革時期的經濟行為和現象甚至與已有理論的預測背道而馳，比如東歐國家在市場自由化後出現的生產大衰退和中國在產權尚未規範化前的經濟持續增長便是已有經濟理論事先沒有預料的突出例子。因此，直接套用現代經濟學已有理論的結論很難或不能完全解釋由計畫向市場的轉軌過程中的一些重大問題。這並不奇怪，一來現代經濟學以往的研究對象偏重於成熟經濟和規範市場中的經濟問題，二來由計畫向市場的大規模的制度轉型在歷史上尚屬首次。
什麼是研究中國經濟改革的可取的方法呢？首先，研究要瞄準中國的現實，經濟學家要懂得中國的事情。如果不懂得中國的經濟、政治和社會的環境條件的歷史和現狀，研究就很容易產生困難：第一，很難識別和確定改革和發展中的主要問題和癥結；第二，不易做出與現實相符或相近的假定；第三，更難提出既遵照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又適合中國國情的政策建議。因此，懂得中國的事情是研究中國改革問題的必要條件。但是，僅僅懂得中國的事情是不夠的。為了研究中國經濟改革過程中的經濟行為和現象並提出適合中國國情的政策建議，還需要運用現代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它們是研究人類經濟行為和現象的知識的結晶。方興未艾的轉軌經濟學正是如此來研究包括中國在內的轉軌經濟中的新現象。伯克利加州大學的羅蘭(GerardRoland)的新書《轉軌與經濟學》概括了在這一領域中到目前為止的主要的理論和實證的研究成果。
事實上，現代經濟學正是在對新的經濟問題的探索中發展的。前面論及的公司金融學、政治經濟學、信息經濟學和行為經濟學是這樣，轉軌經濟學也是這樣。運用現代經濟學分析中國經濟改革過程中的經濟行為和現象為什麼有用且必要呢？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國經濟改革的方向是建立與國際經濟接軌的現代市場經濟體制。而現代經濟學的核心內容正是研究現代市場經濟的運行。因此，它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有關現代市場經濟的參照系，使我們在分析中國向市場經濟轉軌問題時能夠站在這一參照系的高度來觀察貌似紛亂無序的現象。有了現代經濟學提供的這一參照系，我們就可以把中國的情況放在國際比較中合適的位置上，以便準確地識別中國的情況中哪些具有一般性，哪些具有特殊性。
現代經濟學深入的分析需要藉助前人製作的工具，而現代經濟學發展出來的各種數學模型提供了這樣的分析工具。雖然它們本身並不是為研究中國改革而發明的，但是其中一些模型經過適當的修改，考慮進中國的歷史和制度因素，是可以被運用來分析中國改革中的經濟行為和現象的。下面從市場、企業和政府這三個不斷深入的改革層面來具體說明運用現代經濟學分析中國改革的有用性和必要性。第一個例子是市場作為資源配置機制的問題，它是改革中“計畫”與“市場”之爭中的基本問題。現代經濟學的一般均衡理論是關於市場價格作為資源配置機制的最基本的理論參照系。這一理論讓我們理解為什麼不受管制的價格反映商品的稀缺程度並在市場經濟中起到調節供需的作用，以及在什麼情況下個人的自利經濟行為通過沒有政府干預的市場可以達到社會的經濟效率。
它對於以市場取代計畫，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作用具有根本的理論意義。無論是評估以往改革的路徑和目前的改革措施，還是提出新的政策性建議，凡是探討資源配置問題，這一理論都是討論的基礎。中國在50年代中期的改革嘗試，由於缺乏對市場在資源配置上的作用的認知，單純強調行政性放權，結果導致改革嘗試的失敗。到了80年代，一般均衡理論被介紹到中國，市場價格和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核心作用逐漸成為中國經濟改革者們關注的焦點。但是，即使在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已經確立之後的今天，各種扭曲價格、限制競爭、抑制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作用的政府政策仍然層出不窮。診斷這些政策的後果、提出改進的方法，都離不開基於一般均衡理論的分析。這一例子說明了現代經濟學中那些看上去儘管很抽象和不現實的理論參照系，在研究中國的改革時卻具有重要的實用價值。
第二個例子是90年代成為中國深層次改革熱點問題的企業問題。一般均衡理論是關於價格的理論，不是關於企業的理論。70年代以來，特別是80年代和90年代，隨著博弈論、信息經濟學、契約理論的發展，現代經濟學對企業的產權、所有權和治理結構問題的研究有了突破。
現代的企業理論以激勵問題為出發點展開對企業內部經理層、大小股東和其他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利益衝突和調節機制的分析，而基於這一理論的實證研究發現了很多現實中的公司治理結構的規律。這些現代經濟學中正在蓬勃發展的理論和實證結果以及分析方法在80年代末、90年代被及時地介紹到中國，對於研究中國的企業改革非常有用，至少表現在兩方面。一方面，中國的企業改革方向是同發達經濟中的現代公司模式接軌，所以現代經濟學對發達經濟中公司的研究有助於在比較中發現中國企業改革中的問題，並提出具有遠見的政策性建議。另一方面，考慮到轉軌中的企業與成熟市場經濟中的企業在自身特性和所處環境上的重大差別，而這些差別又不易在短期內消除，已有企業理論中的現成結論便不可直接套用了。但是其中的分析工具仍然有用，因為它們抓住了具有一般性的企業問題的本質。運用這些工具，對已有的模型作出修改，加入特殊的歷史和制度因素（比如企業所有者不全是私人，產權的安全性得不到保障，契約和法律無法被有效率地和公正地執行），就會得出既符合中國現實又有分析深度的結果。這樣就可把對轉軌中的企業的研究提到一個新的高度，並對症提出符合中國國情的政策性建議。
現代經濟學在完善法治之前，政府的行為，特別是地方政府的行為，對經濟影響最大和最突出的方面還不在於提供傳統的公共品，而在於政府對待本地新興非國有企業的行為是“養雞生蛋”還是“殺雞取卵”，這往往決定了某地經濟活力的程度。哪些因素決定地方政府的行為並進而決定地方經濟的衰盛無疑是轉軌經濟提出的新問題，而現代經濟學並沒有現成的答案。但是，現代經濟學提供了有用的視角，即地方政府官員同其他經濟人一樣其行為與所提供的激勵緊密相關。同時，現代經濟學在研究其他問題時發展出來的分析工具可以被借用，比如，研究企業組織內部管理中的集權、分權利弊的模型可以被用來研究政府組織內部中央與地方政府權力配置關係，以及它如何影響地方政府的激勵和行為這一問題。因此，我們可以運用現代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來評估地方政府行為的變化並進而解釋在轉軌過程中各地甚至各國經濟表現的不同。
用這樣的方法可以深入研究中國在80年代實行的中央向地方放權和財政包乾制對地方政府行為和它們所管轄的地方經濟的影響。一方面，眾所周知，財政包乾制加劇地方保護主義，伴隨中央財政收入下降等問題。但另一方面，它給於地方政府很高的邊際財政留成率。實證研究發現，在實行財政包乾制期間，地方政府的邊際財政留成率越高，其財政激勵就越高，它們的自身利益與本地的經濟繁榮就越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它們表現出更願意幫助和支持而不是阻止和扼殺本地有活力的非國有經濟，結果本地的非國有經濟發展越快。這與90年代俄國的情況形成鮮明對比。由於俄國的地方政府的財稅收入與本地的經濟發展幾乎不掛鈎，地方政府沒有財政激勵發展本地區經濟，相反卻不斷騷擾、掠奪新興的私有經濟。
現代經濟學數學起作用
現代經濟學從理論研究角度看，藉助數學模型至少有三個優勢：其一是前提假定用數學語言描述得一清二楚。其二是邏輯推理嚴密精確，可以防止漏洞和謬誤。其三是可以套用已有的數學模型或數學定理推導新的結果，得到僅憑直覺無法或不易得出的結論。運用數學模型討論經濟問題，學術爭議便可以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上：或不同意對方前提假設；或找出對方論證錯誤；或是發現修改原模型假設會得出不同的結論。因此，運用數學模型做經濟學的理論研究可以減少無用爭論，並且讓後人較容易在已有的研究工作上繼續開拓，也使得在深層次上發現似乎不相關的結構之間的關聯變成可能。從實證研究角度看，使用數學和統計方法的優勢也至少有三：其一是以經濟理論的數學模型為基礎發展出可用於定性和定量分析的計量經濟模型。其二是證據的數量化使得實證研究具有一般性和系統性。三是使用精緻複雜的統計方法讓研究者從已有的數據中最大程度地汲取有用的信息。因此，運用數學和統計方法做經濟學的實證研究可以把實證分析建立在理論基礎上，並從系統的數據中定量地檢驗理論假說和估計參數的數值。這就可以減少經驗性分析中的表面化和偶然性，可以得出定量性結論，並分別確定它在統計和經濟意義下的顯著程度。
試舉兩例說明。第一例是張五常(StevenCheung)在20世紀60年代末有關佃農制（即農民與地主用固定比例分成）的研究，他對交易成本對不同契約形式的選擇作用提出開創性論識。後來，斯蒂格利茨(JosephStiglitz)1974年的數學模型精確地分析了激勵與風險分擔的交換對農民與地主在土地租賃契約選擇的影響。一方面，張五常的想法是開創性的，後來的數學模型中相當多的成分都與那些想法有關。另一方面，如果沒有後來的數學模型，人們的認識不僅只局限在農業土地問題上，而且對“交易成本”的論說也只是一種不大精確的概念。正是後來的數學抽象使得激勵理論與契約理論迅速發展到其他領域。比如，詹森(MichaelJensen)和梅克林(WilliamMeckling)於1976年發表的論文——從公司經理的激勵問題出發來研究公司債權和股權的分配問題，成為現代公司治理結構理論的開創篇，公司金融中對激勵的研究從此起飛。地主租賃土地給農民和投資人雇用經理看上去不相關，一旦上升到數學模型，便都是激勵、信息和風險分擔的問題，它們原來是相通的。
現代經濟學在肯定數學在經濟學中的重要作用的同時，更需要指出：經濟學不是數學。這裡有兩層涵義。第一層涵義是，在絕大部分論文中，經濟想法(idea)是最重要的，數學和計量方法只是體現和執行經濟想法的工具。經濟學的主要領域是靠經濟學知識而不是數學取勝，最終是經濟學想法決定一篇文章的貢獻，而不是數學推導。我們不能將經濟學家與數學家混同，就象我們不能把物理學家與數學家混同起來一樣。經濟學家的工作畢竟不是為了開拓數學理論前沿，那是數學家的事情。因此，我們不能以數學水平的高低來衡量一名經濟學家的水平，我們也不能以運用數學的多少和它的難易程度來作為評判經濟學論文質量高低的標準。
更深的一層涵義是，經濟學是一門以現實中的經濟行為和現象為研究對象的社會科學，因此，一方面，所有的經濟學理論最終都要接受現實的檢驗；另一方面，新的理論的創立和舊的理論的發展也要受現實的啟發。現代經濟學非常重視實證分析。現代經濟學的實證分析，或對已有理論的檢驗，或發現新的、已有理論尚不可解釋的經驗證據，都是以現代經濟學理論為出發點和導向來進行的。這與其他的一些社會科學中的實證分析不盡相同。比如在社會學中，許多實證分析並沒有一致的理論基礎，象通過估計變數間的相關係數來了解事實。而現代經濟學的實證分析大都是基於經濟學理論的。經濟學家套用統計回歸方法，不僅關心變數的估計值和變數間的相關性，更關心變數間的因果關係、模型假定對預測的影響以及計量結果背後的經濟含義，這是計量經濟學不同於統計學的最重要方面。
現代經濟學因此，相對於物理學而言，經濟學不得不更多地依靠假定和數學推理來推斷。這可以解釋經濟學方法論上的兩個特點。其一，經濟學對假定的現實性非常關注。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的著名的有關假定不重要、只要預測正確的經濟學研究方法論之所以不可取，就在於它沒有考慮到經濟學研究不同於自然科學研究的基本困難是可控實驗的不可行性和用經驗數據直接檢驗結論的有限性。其二，這也說明為什麼經濟學中超越現實的數學推理有相當大的空間。但是最終而論，由於經濟學是社會科學，經濟學作為整體必須瞄準事實，與經濟現實相關。以上講的經濟學與數學的關係是一般而論，但是特例總是存在的，兩個極端的例子便是兩位諾貝爾獎獲得者科斯(RonaldCoase)和納什(JohnNash)。在一個極端，科斯定理是一個被稱作定理但是並沒有數學模型的原理。雖然它沒有藉助任何數學模型，但是邏輯推理步步嚴密、絲絲入扣。科斯定理改變了通行的觀察問題的視角，建立了分析產權和政府干預的新的參照系。在另一個極端，納什是一個數學家，“納什均衡存在性”和“納什談判解”都是數學定理。
案例研究
《現代經濟學》中國在50年代中期的改革嘗試，由於缺乏對市場在資源配置上的作用的認知，單純強調行政性放權，結果導致改革嘗試的失敗。到了80年代，一般均衡理論被介紹到中國，市場價格和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核心作用逐漸成為中國經濟改革者們關注的焦點。但是，即使在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已經確立之後的今天，各種扭曲價格、限制競爭、抑制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作用的政府政策仍然層出不窮。診斷這些政策的後果、提出改進的方法，都離不開基於一般均衡理論的分析。這一例子說明了現代經濟學中那些看上去儘管很抽象和不現實的理論參照系，在研究中國的改革時卻具有重要的實用價值。
第二個例子是90年代成為中國深層次改革熱點問題的企業問題。一般均衡理論是關於價格的理論，不是關於企業的理論。70年代以來，特別是80年代和90年代，隨著博弈論、信息經濟學、契約理論的發展，現代經濟學對企業的產權、所有權和治理結構問題的研究有了突破。現代的企業理論以激勵問題為出發點展開對企業內部經理層、大小股東和其他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利益衝突和調節機制的分析，而基於這一理論的實證研究發現了很多現實中的公司治理結構的規律。這些現代經濟學中正在蓬勃發展的理論和實證結果以及分析方法在80年代末、90年代被及時地介紹到中國，對於研究中國的企業改革非常有用，至少表現在兩方面。一方面，中國的企業改革方向是同發達經濟中的現代公司模式接軌，所以現代經濟學對發達經濟中公司的研究有助於在比較中發現中國企業改革中的問題，並提出具有遠見的政策性建議。另一方面，考慮到轉軌中的企業與成熟市場經濟中的企業在自身特性和所處環境上的重大差別，而這些差別又不易在短期內消除，已有企業理論中的現成結論便不可直接套用了。但是其中的分析工具仍然有用，因為它們抓住了具有一般性的企業問題的本質。運用這些工具，對已有的模型做出修改，加入特殊的歷史和制度因素（比如企業所有者不全是私人，產權的安全性得不到保障，契約和法律無法被有效率地和公正地執行），就會得出既符合中國現實又有分析深度的結果。這樣就可把對轉軌中的企業的研究提到一個新的高度，並對症提出符合中國國情的政策性建議。這一例子說明了現代經濟學中那些關於成熟市場經濟的研究結果，對研究中國的改革或可被直接套用，或可被修改和發展後運用。
現代經濟學用這樣的方法可以深入研究中國在20世紀80年代實行的中央向地方放權和財政包乾制對地方政府行為和它們所管轄的地方經濟的影響。一方面，眾所周知，財政包乾制加劇地方保護主義，伴隨中央財政收入下降等問題。但另一方面，它給予地方政府很高的邊際財政留成率。實證研究發現，在實行財政包乾制期間，地方政府的邊際財政留成率越高，其財政激勵就越高，它們的自身利益與本地的經濟繁榮就越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它們表現出更願意幫助和支持而不是阻止和扼殺本地有活力的非國有經濟，結果本地的非國有經濟發展越快。這與90年代俄國的情況形成鮮明對比。由於俄國的地方政府的財稅收入與本地的經濟發展幾乎不掛鈎，地方政府沒有財政激勵發展本地區經濟，相反卻不斷騷擾、掠奪新興的私有經濟。俄國地方政府的這一行為被認為是阻礙新興私有經濟發展的重要原因。 例子說明了即使是研究那些中國改革中特有的問題，也可以借用現代經濟學中為研究其他問題而發展出來的分析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