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內容
資產階級經濟學出現於18世紀末19世紀初，是隨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上升為社會主要矛盾而產生的，是為資本主義制度辯護的資產階級經濟理論體系。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的發展，大體上經歷了以下三個時期:①資產階級經濟學從古典到庸俗的轉化；②近代庸俗經濟學（亦稱傳統庸俗經濟學）；③當代庸俗經濟學。
(一)、資產階級經濟學從古典到庸俗的轉化
18世紀末19世紀初，隨著英、法兩國資產階級奪取政權，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日益激化，直接威脅到資本主義制度的生存和發展。這時，揭示出資本剝削實質的剩餘價值成了資產階級十分害怕的爆炸性問題。適應於資產階級的政治需要，資產階級經濟學擔負起為資本主義制度辯護的任務，它以揭示剩餘價值起源的勞動價值論為主攻方向，開始了古典政治經濟學向庸俗經濟學的轉化。這種庸俗化的具體手法是，抓住古典政治經濟學價值學說中的庸俗成份和錯誤觀點，閹割它的科學成份，以資產階級眼光所看到的表面現象為依據，抹煞資本主義生產內部的本質聯繫。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的創始人是英國的馬爾薩斯和法國的薩伊。
薩伊是庸俗經濟學的主要奠基人。在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上，他創立了所謂“三分法”，把生產、分配和消費看作互相併列的一般形態，抹煞資本主義生產與歷史上各種生產方式之間的本質區別。在價值論和分配論上，他發展了斯密價值論中的庸俗觀點，完全閹割了勞動價值論；他由效用價值論出發，轉到生產費用論，進而建立“三位一體公式”的分配理論。在銷售論上，他提出所謂“供給能夠創造它自己的需求”的市場法則，根本否認資本主義再生產過程中存在供求脫節和生產過剩的可能性，這就是至今仍然很有影響的“薩伊定律”。
馬爾薩斯在對斯密學說加以庸俗化的同時，同李嘉圖及其整個學派進行了激烈的論爭。他抓住前述李嘉圖無法解決的兩個理論難題（未能區別勞動和勞動力，未能解釋價值規律與等量資本獲等量利潤之間的矛盾），猛烈攻擊併力圖否定李嘉圖的勞動價值論和關於利潤來源的學說，進而攻擊李嘉圖的整個理論體系。這場論爭最終促成了政治經濟學從古典到庸俗的轉化。到19世紀30年代，庸俗經濟學的各種學說，如生產三要素說、以效用或生產費用為中心內容的價格論、“三位一體公式”的分配論、薩伊定律等，已經開始在資產階級經濟學界占據統治地位。
資產階級經濟學在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的發展史中，從19世紀30年代到20世紀30年代中期，可算是近代庸俗經濟學時期。在這約一個世紀中，庸俗經濟學有了進一步重大發展，其中主要以兩次庸俗經濟理論的大綜合、大調和為標誌：第一次是19世紀中葉出現的j.密爾的經濟學說；第二次是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占統治地位的a.馬歇爾的經濟學說。
j.s.密爾雖然受到社會主義思潮的一定影響，但他的經濟學體系是19世紀中期以前馬爾薩斯、薩伊、j.密爾、西尼爾（1790～1864）等人經濟學說的混合物，1848年出版的他的《政治經濟學原理，及其在社會哲學中的若干套用》一書，曾在19世紀中期以後的幾十年間成為西方經濟學界最流行、最有權威的教科書和理論讀物。
j.s.密爾的經濟理論的突出特點是企圖調和不能調和的東西，形成毫無生氣的折衷主義。他的價值學說是19世紀上半葉一切庸俗價值論觀點（相對概念論、勞動論、“節慾”論、生產費用論等）的綜合，核心是生產費用論。關於利潤，他基本上接受了西尼爾的節慾論，並進而把總利潤分解為利息（“節慾”的報酬）、保險費（“投資風險的報酬”）、管理工資（資本家領導生產“所付出的勞動和技能的代價”）。關於工資，他承襲了工資基金說。但是，j.密爾承認並強調勞動產品的分配是同勞動的付出成反比例的，這是他與庸俗經濟學的一般辯護士有所不同的地方。j.密爾不仇恨社會主義，但他抱有改良資本主義制度的幻想。
19世紀70年代至20世紀初，邊際效用學派的興起和風行結束了j.密爾在西方經濟學界的統治地位。邊際效用學派是在馬克思的《資本論》引起政治經濟學根本變革的背景下產生的，它企圖以徹底的主觀唯心主義改造庸俗經濟學的理論體系，建立新的理論體系，以反對馬克思主義。邊際效用學說的核心理論是直接對抗勞動價值學說的邊際效用價值論，同時包括時差利息論、一般均衡論等庸俗理論。邊際效用學說強調主觀心理分析，倚重數學分析方法，具有超階級、超社會形態的、“純科學”的外貌，迎合了眾多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辯護心理，對日後西方經濟學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
1890年，英國經濟學家、劍橋學派創始人馬歇爾的主要著作《經濟學原理》問世。它集19世紀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之大成，用折衷主義的手法把供求論、生產費用論、邊際效用論、邊際生產力論等融合在一起，建立了一個以完全競爭為前提、以“均衡價格論”為核心的龐雜的庸俗經濟學體系。在這個理論體系中，馬歇爾對人類社會的發展，抱著“自然不會飛躍”的漸進觀。他運用連續原理和局部均衡的方法，分析經濟現象的變化，用主觀心理動機去解釋人類的經濟行為。他把商品的價值歸結為商品的均衡價格，因而均衡價格論就是他的價值論；他以均衡價格論為基礎建立分配論，提出了生產四要素說（即除勞動、土地和資本外，還應包括資本家的“管理才能”），認為國民收入是各生產要素共同協作創造的，而各要素在其中所占份額的大小則取決於它們各自的均衡價格。他主張自由放任原則，認為資本主義經濟具有充分就業的自動均衡趨勢。馬歇爾把他的這一經濟理論體系區別於他所說的“古典經濟學”（包括上述除邊際效用學派之外的、從斯密到j.s.密爾的所有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經濟學說），因而被稱為“新古典經濟學”。
新古典經濟學從19世紀80年代起在西方經濟學界廣為傳播，占據統治地位達半個世紀之久。1933年，美國的e.h.張伯倫（1899～1967）和英國的j.羅賓遜分別提出了基本原理相同的壟斷競爭價格理論和不完全競爭理論，對馬歇爾的以“完全競爭”為假定提前的均衡價格理論進行修訂和補充，從而使新古典經濟學的均衡價格理論達到它的“完成”形態。
此外，在19世紀30年代至20世紀30年代的百餘年間，西方經濟學界還先後出現了和以上流派不同的歷史學派（19世紀40年代產生於德國，70年代以後演變為新歷史學派）、制度學派（19世紀末20世紀初出現於美國）、瑞典學派（19世紀末創立於瑞典）。其中，瑞典學派在資產階級經濟學說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瑞典學派是在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日益嚴重，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開始發展的背景下形成的，它對由馬歇爾集大成的傳統經濟理論提出了最初的挑戰。它的主要創始人k.維克塞爾（1851～1926），把貨幣分析引入經濟分析，強調投資與儲蓄的均衡，提出自己的利息理論，他是資產階級經濟學者中率先反對薩伊定律、破除自動均衡教條、主張國家干預的第一個人，因而被西方經濟學界公認為凱恩斯主義的先驅。
資產階級經濟學當代庸俗經濟學始於20世紀30年代。30年代是資本主義進入壟斷階段以後矛盾進一步激化的時期。1929～1933年的經濟大危機從世界範圍內撼動了資本主義體系，壟斷資本按照它的內在的不可抗拒的規律，更多地採取國家壟斷資本形態。對這一新時期的新特點，傳統的鼓吹自由放任、篤信充分就業均衡的庸俗經濟理論再也不能自圓其說地作出解釋了，資本主義需要新的辯護學說和政策依據。1936年，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提出了解釋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和大規模失業的有效需求原理，認為投資和儲蓄不可能自動形成均衡，主張國家干預經濟，對所謂新古典經濟學發起“攻擊”，形成凱恩斯主義。該書的問世，成為近代庸俗經濟學和當代庸俗經濟學的分水嶺。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展和相對穩定的經濟成長促成了凱恩斯主義的迅速傳播，並使它成為多數西方國家的官方經濟學長達30多年之久。但這並未結束戰前西方經濟學各家並存的局面，只是使其他經濟學流派長期處於相形見絀的地位。隨著壟斷資本主義固有矛盾的激化，國家干預經濟不斷引起一系列新問題，其中特別是經濟停滯和通貨膨脹（見停滯膨脹）的同時加劇，使得習慣於解釋和對付二者交替現象的凱恩斯主義陷於困境。為了解釋新現象，尋求新對策，資產階級經濟學者各顯“神通”，甚至互相攻擊，形成流派紛紜的局面。
凱恩斯經濟學的不同解釋者之間形成了以p.薩繆爾森為主要代表的新古典綜合派與以羅賓遜為主要代表的新劍橋學派兩大分支，它們就增長理論、資本理論、分配理論乃至通貨膨脹理論進行了長期的激烈論戰，提出了不同的政策主張，至今仍相持不下。鼓吹自由市場經濟的派別如f.von哈耶克的新自由主義、聯邦德國新自由主義、美國的現代貨幣主義和供給學派等，從不同的角度主張限制甚至完全取消國家干預，它們的理論分別在英國、聯邦德國、美國等西方國家得到重視和採納。20世紀初出現於美國的制度學派進一步演化為新制度學派，它以較“左”的姿態出現，強調應從制度結構的具體形態（而不是本質）上剖析資本主義的病症和提出處方。此外還有對北歐的國家干預經濟的加強具有重大影響的瑞典學派，承襲新古典經濟學衣缽而又突出“創新”作用的熊彼特學說，受歷史學派、制度學派及熊彼特、凱恩斯影響而形成的羅斯托（1916～）的經濟成長階段論，以及其他一些自成一家之言者，它們都從不同角度論證資本主義經濟仍有發展前途，或者可以自動演變為社會主義以及類似社會主義的美好社會，企圖混淆視聽，曲解或詆毀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
當代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者儘管分屬不同流派，但出於維護資本主義經濟有效運行這一共同目的，也相互交叉地研究同一課題。為了保證經濟的高速增長，凱恩斯主義者和非凱恩斯主義者都提出了多種不同模式的經濟成長理論。適應於資本主義國家全球戰略的需要，許多西方經濟學家熱衷於研究開發中國家的經濟落後狀況及其原因，提出加速這些國家經濟發展的各種主張，形成了各種各樣的經濟發展理論。為了緩和階級矛盾，維護壟斷資本的政治統治，幾乎所有著名的西方經濟學者都涉及福利經濟問題，並提出各自的福利經濟學。此外，對消費問題的研究形成了消費經濟學，對通貨膨脹的原因和對策的研究形成通貨膨脹論，對現行的政府干預與私人經濟並存，壟斷與競爭並存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研究形成所謂“混合經濟”理論，等等。一般來說，對於每一個研究課題，不同流派的經濟學者都依據各自不同的觀點、方法，得出不同的政策結論，但這並不排斥他們在某些具體問題的分析上存在互相影響、看法一致的可能性。
基本階段
資產階級經濟學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
產生：古典政治經濟學產生於17世紀中葉，完成於19世紀初。它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確立和上升時期代表新興資產階級利益的經濟理論體系，反映了當時產業資本的要求。古典政治經濟學在英國從W.配第開始，經由A.斯密到D.李嘉圖結束；在法國從P.布阿吉爾貝爾開始，經由F.魁奈創立的重農學派，到西斯蒙第結束。
在古典政治經濟學之前，對資本主義經濟進行最初理論研究的是15～17世紀的重商主義者。他們只著眼於流通領域，只考察商業資本運動──流通領域中商品之間和商品所有者之間的交換關係，並且側重於國家經濟管理，因而只能反映當時商業資本的要求。隨著資本主義發展到工場手工業階段，產業資本逐漸掌握整個社會生產，並使商業資本從屬於自己，重商主義逐漸被新興資產階級所摒棄。
真正的現代經濟科學，只是當理論分析從流通過程轉向生產過程的時候才開始的。配第和布阿吉爾貝爾所代表的早期古典學派的經濟理論標誌著這個過渡的開端。儘管配第和布阿吉爾貝爾都只是對當時英國和法國的一些具體經濟問題作些分析和提出政策建議，形成一些片斷的經濟理論，但他們都力圖透過表面的商品交換關係，去發現反映事物本質的生產領域中的內在聯繫。他們提出的有關勞動價值理論的一些最基本的問題，為古典政治經濟學奠定了理論基礎。
發展：法國的重農學派和英國的斯密進一步發展了古典政治經濟學。重農學派把農業看成是唯一的生產部門,在農業生產的限界內去分析資本,以“純產品”學說為核心，把理論研究從流通領域轉到直接生產領域，已經接觸到剩餘價值的起源，為分析資本主義生產奠定了基礎。斯密以資本主義較為發達的英國為研究背景，在發展經濟科學方面前進了一大步。1776年出版的他的最重要著作《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集中體現了當時工業資產階級的利益和要求。他在前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第一次系統地論述了勞動價值論的基本原理，宣布勞動是價值的來源，企圖在勞動價值學說的基礎上分析資本主義社會的本質，從而接觸到財富增長和經濟發展的規律。他正確地把利潤和地租看作是從工人勞動所創造的價值的一種扣除，即資本家和地主不勞而獲的收入。
古典政治經濟學在李嘉圖那裡達到了頂峰。1817年出版的他的《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是英國產業革命時期最能代表工業資產階級利益的政治經濟學著作，也是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最具有科學論點的代表作。李嘉圖對勞動價值論作出了比斯密更為精確的論述，並摒棄了斯密的“三種收入決定論”（見A.斯密）的庸俗觀點。他的功績在於把勞動創造價值看作是分析整個資本主義制度的出發點，而把所有其餘的政治經濟學範疇都歸結到這一原則之內。他把工資和利潤看作是勞動所創造價值的兩個部分，這實際上是把利潤歸結為剩餘價值。他第一次指出了工資和利潤二者在數量變動中的對立以及利潤和地租的對立，表述了資本主義社會各階級在經濟利益上的矛盾。作為產業革命時期的產物，李嘉圖的經濟學說消除了斯密體系中由於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時期生產不夠發達所引起的矛盾，發展和加深了斯密理論中所包含的科學成份。
評價：由於資產階級眼界的局限，上述古典政治經濟學家都錯誤地把資本主義看作是自然、和諧、永恆的生產方式，他們的理論都包含有庸俗的成份和嚴重的矛盾。配第和布阿吉爾貝爾雖然對勞動價值學說作了最初的探討，但觀點很混亂，往往把價值和交換價值、價值和價格、具體勞動與抽象勞動混為一談。重農學派局限於分析農業生產,沒有提出正確的價值概念,無法清楚地闡明社會資本再生產，因而不能建立起真正的科學理論。斯密無法解釋資本與僱傭勞動相交換所產生的與價值規律的矛盾，由勞動價值論轉向“三種收入決定論”，即所謂“斯密教條”，為庸俗經濟學提供了理論基礎。李嘉圖雖然制定了在資產階級眼界內所能達到的最徹底的勞動價值論，但由於不能區分勞動力與勞動、價值與生產價格，他在剩餘價值的研究上陷入困境，最終導致了古典政治經濟學的衰微。西斯蒙第與上述這些古典政治經濟學家不同，他從法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完成者，轉而以小資產階級的眼光否認資本主義制度的自然合理性，成為小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創始人。
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產生於資本主義發展較早的英、法兩國。當時，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正處於向上發展的時期，社會的主要矛盾是新興的資產階級和沒落的地主階級之間的矛盾，無產階級尚未形成一支獨立的、直接威脅資產階級生存的政治力量，資產階級的主要任務是反對封建制度及其殘餘，為發展資本主義開闢道路。古典政治經濟學適應於這一歷史條件，還能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部聯繫作些實事求是的探索，具有一定的科學成份。古典政治經濟學在科學上的最主要貢獻就是奠定了勞動價值論的基礎，並因此而成為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主要來源之一。
資產階級經濟學出現於18世紀末19世紀初,是隨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上升為社會主要矛盾而產生的，是為資本主義制度辯護的資產階級經濟理論體系。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的發展，大體上經歷了以下三個時期:①資產階級經濟學從古典到庸俗的轉化;②近代庸俗經濟學（亦稱傳統庸俗經濟學）；③當代庸俗經濟學。
資產階級經濟學從古典到庸俗的轉化 18世紀末19世紀初，隨著英、法兩國資產階級奪取政權，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日益激化，直接威脅到資本主義制度的生存和發展。這時，揭示出資本剝削實質的剩餘價值成了資產階級十分害怕的爆炸性問題。適應於資產階級的政治需要，資產階級經濟學擔負起為資本主義制度辯護的任務，它以揭示剩餘價值起源的勞動價值論為主攻方向，開始了古典政治經濟學向庸俗經濟學的轉化。這種庸俗化的具體手法是，抓住古典政治經濟學價值學說中的庸俗成份和錯誤觀點，閹割它的科學成份，以資產階級眼光所看到的表面現象為依據，抹煞資本主義生產內部的本質聯繫。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的創始人是英國的T.R.馬爾薩斯和法國的J.-B.薩伊。
薩伊是庸俗經濟學的主要奠基人。在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上，他創立了所謂“三分法”，把生產、分配和消費看作互相併列的一般形態，抹煞資本主義生產與歷史上各種生產方式之間的本質區別。在價值論和分配論上,他發展了斯密價值論中的庸俗觀點,完全閹割了勞動價值論；他由效用價值論出發,轉到生產費用論,進而建立“三位一體公式”的分配理論。在銷售論上，他提出所謂“供給能夠創造它自己的需求”的市場法則，根本否認資本主義再生產過程中存在供求脫節和生產過剩的可能性，這就是至今仍然很有影響的“薩伊定律”。
馬爾薩斯在對斯密學說加以庸俗化的同時，同李嘉圖及其整個學派進行了激烈的論爭。他抓住前述李嘉圖無法解決的兩個理論難題（未能區別勞動和勞動力,未能解釋價值規律與等量資本獲等量利潤之間的矛盾）,猛烈攻擊併力圖否定李嘉圖的勞動價值論和關於利潤來源的學說，進而攻擊李嘉圖的整個理論體系。這場論爭最終促成了政治經濟學從古典到庸俗的轉化。
到19世紀30年代,庸俗經濟學的各種學說,如生產三要素說、以效用或生產費用為中心內容的價格論、“三位一體公式”的分配論、薩伊定律等，已經開始在資產階級經濟學界占據統治地位。 近代庸俗經濟學 在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的發展史中，從19世紀30年代到20世紀30年代中期，可算是近代庸俗經濟學時期。在這約一個世紀中，庸俗經濟學有了進一步重大發展，其中主要以兩次庸俗經濟理論的大綜合、大調和為標誌：第一次是19世紀中葉出現的J.S.密爾的經濟學說；第二次是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占統治地位的A.馬歇爾的經濟學說。
資產階級經濟學19世紀70年代至20世紀初，邊際效用學派的興起和風行結束了J.S.密爾在西方經濟學界的統治地位。邊際效用學派是在馬克思的《資本論》引起政治經濟學根本變革的背景下產生的，它企圖以徹底的主觀唯心主義改造庸俗經濟學的理論體系，建立新的理論體系，以反對馬克思主義。邊際效用學說的核心理論是直接對抗勞動價值學說的邊際效用價值論，同時包括時差利息論、一般均衡論等庸俗理論。邊際效用學說強調主觀心理分析，倚重數學分析方法，具有超階級、超社會形態的、“純科學”的外貌，迎合了眾多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辯護心理，對日後西方經濟學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
1890年，英國經濟學家、劍橋學派創始人馬歇爾的主要著作《經濟學原理》問世。它集19世紀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之大成，用折衷主義的手法把供求論、生產費用論、邊際效用論、邊際生產力論等融合在一起，建立了一個以完全競爭為前提、以“均衡價格論”為核心的龐雜的庸俗經濟學體系。在這個理論體系中，馬歇爾對人類社會的發展，抱著“自然不會飛躍”的漸進觀。他運用連續原理和局部均衡的方法，分析經濟現象的變化，用主觀心理動機去解釋人類的經濟行為。他把商品的價值歸結為商品的均衡價格，因而均衡價格論就是他的價值論；他以均衡價格論為基礎建立分配論，提出了生產四要素說（即除勞動、土地和資本外，還應包括資本家的“管理才能”），認為國民收入是各生產要素共同協作創造的，而各要素在其中所占份額的大小則取決於它們各自的均衡價格。他主張自由放任原則，認為資本主義經濟具有充分就業的自動均衡趨勢。馬歇爾把他的這一經濟理論體系區別於他所說的“古典經濟學”（包括上述除邊際效用學派之外的、從斯密到J.S.密爾的所有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經濟學說），因而被稱為“新古典經濟學”。
新古典經濟學從19世紀80年代起在西方經濟學界廣為傳播，占據統治地位達半個世紀之久。1933年，美國的E.H.張伯倫（1899～1967）和英國的J.羅賓遜分別提出了基本原理相同的壟斷競爭價格理論和不完全競爭理論，對馬歇爾的以“完全競爭”為假定提前的均衡價格理論進行修訂和補充，從而使新古典經濟學的均衡價格理論達到它的“完成”形態。
此外，在19世紀30年代至20世紀30年代的百餘年間，西方經濟學界還先後出現了和以上流派不同的歷史學派（19世紀40年代產生於德國，70年代以後演變為新歷史學派）、制度學派（19世紀末20世紀初出現於美國）、瑞典學派（19世紀末創立於瑞典）。其中，瑞典學派在資產階級經濟學說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瑞典學派是在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日益嚴重，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開始發展的背景下形成的，它對由馬歇爾集大成的傳統經濟理論提出了最初的挑戰。它的主要創始人 K.維克塞爾（1851～1926）,把貨幣分析引入經濟分析，強調投資與儲蓄的均衡，提出自己的利息理論，他是資產階級經濟學者中率先反對薩伊定律、破除自動均衡教條、主張國家干預的第一個人，因而被西方經濟學界公認為凱恩斯主義的先驅。
資產階級經濟學當代庸俗經濟學始於20世紀30年代。30年代是資本主義進入壟斷階段以後矛盾進一步激化的時期。1929～1933年的經濟大危機從世界範圍內撼動了資本主義體系，壟斷資本按照它的內在的不可抗拒的規律，更多地採取國家壟斷資本形態。對這一新時期的新特點，傳統的鼓吹自由放任、篤信充分就業均衡的庸俗經濟理論再也不能自圓其說地作出解釋了，資本主義需要新的辯護學說和政策依據。1936年，J.M.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提出了解釋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和大規模失業的有效需求原理，認為投資和儲蓄不可能自動形成均衡，主張國家干預經濟，對所謂新古典經濟學發起“攻擊”，形成凱恩斯主義。該書的問世，成為近代庸俗經濟學和當代庸俗經濟學的分水嶺。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展和相對穩定的經濟成長促成了凱恩斯主義的迅速傳播，並使它成為多數西方國家的官方經濟學長達30多年之久。但這並未結束戰前西方經濟學各家並存的局面，只是使其他經濟學流派長期處於相形見絀的地位。隨著壟斷資本主義固有矛盾的激化，國家干預經濟不斷引起一系列新問題，其中特別是經濟停滯和通貨膨脹（見停滯膨脹）的同時加劇，使得習慣於解釋和對付二者交替現象的凱恩斯主義陷於困境。為了解釋新現象，尋求新對策，資產階級經濟學者各顯“神通”，甚至互相攻擊，形成流派紛紜的局面。
凱恩斯經濟學的不同解釋者之間形成了以P.薩繆爾森為主要代表的新古典綜合派與以羅賓遜為主要代表的新劍橋學派兩大分支，它們就增長理論、資本理論、分配理論乃至通貨膨脹理論進行了長期的激烈論戰，提出了不同的政策主張，至今仍相持不下。鼓吹自由市場經濟的派別如F.von哈耶克的新自由主義、聯邦德國新自由主義、美國的現代貨幣主義和供給學派等，從不同的角度主張限制甚至完全取消國家干預，它們的理論分別在英國、聯邦德國、美國等西方國家得到重視和採納。20世紀初出現於美國的制度學派進一步演化為新制度學派，它以較“左”的姿態出現，強調應從制度結構的具體形態（而不是本質）上剖析資本主義的病症和提出處方。此外還有對北歐的國家干預經濟的加強具有重大影響的瑞典學派，承襲新古典經濟學衣缽而又突出“創新”作用的熊彼特學說，受歷史學派、制度學派及J.A.熊彼特、凱恩斯影響而形成的W.W.羅斯托（1916～ ）的經濟成長階段論，以及其他一些自成一家之言者，它們都從不同角度論證資本主義經濟仍有發展前途，或者可以自動演變為社會主義以及類似社會主義的美好社會，企圖混淆視聽，曲解或詆毀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
資產階級經濟學當代資產階級經濟學者把微觀經濟分析和巨觀經濟分析並列為西方經濟學的基本原理或基本分析方法。微觀經濟分析，以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單個經濟單位的經濟行為作為研究對象，目的在於論證資本主義經濟運轉的自動均衡與和諧完美。它是30年代以前新古典經濟學通行的經濟分析方法，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經過一再補充和擴展，已經逐漸形成規範化的分析體系。巨觀經濟分析，以資本主義社會的總體經濟活動為研究對象，目的在於倡導和組織國家對經濟的干預，謀求國民經濟的穩定增長。它是在凱恩斯主義興起以後才得到充分發展的，但直至今日，爭論甚多，尚未形成完整的分析體系。大半個世紀以來，隨著數學和統計學的發展，在微觀分析和巨觀分析的基礎上，西方經濟學者把經濟理論、數學和統計學結合起來，以經濟現象的可計量的變化作為研究對象，建立和發展了經濟計量學（包括投入產出分析法、經濟預測方法等）。為了追求所謂理論分析的“科學性”、“精確性”，許多西方經濟學者（新制度學派為少數例外）都通過經濟計量方法將自己的經濟理論數量化、模式化，但是由於資產階級經濟理論本身的膚淺性、片面性，往往使他們的模型和計算結果缺乏應有的客觀性和準確性。
近代和當代資產階級經濟學本質上是為自由資本主義和壟斷資本主義辯護的，就其整個理論體系而言是庸俗的，但其中對資本主義經濟某些具體的理論、方法和政策問題的研究（例如，關於企業經濟管理的研究、關於巨觀經濟控制的研究、關於運用數學工具進行定量分析的方法、關於發展經濟現代化所可能引起的問題及其對策的探討，等等），仍有一定的借鑑、參考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