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議背景
其實，早在1959年7月1日，毛澤東在廬山會議召開前夕，曾寫了一首《登廬山》的詩，從詩中隱約可以看出毛澤東當時對國、內外複雜形勢的心境：一山飛峙大江邊，躍上蔥籠四百鏇。冷眼向洋看世界，熱風吹雨灑江天。雲橫九派扶黃鶴，浪下三吳起白煙。陶令不知何處去，桃花源里可耕田？
有學者認為，彭德懷當時寫信的矛頭實際上是對著資歷比自己淺、而權力卻比自己大的國家主席劉少奇；也有學者認為毛澤東之前就對彭德懷有怨氣，毛澤東說：“‘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我無後乎？中國的習慣，男孩叫有後，女孩不算。我一個兒子打死了，一個兒子瘋了，我看是沒有後的。”因為彭德懷在韓戰時期沒有照顧好自己的兒子毛岸英，造成毛岸英意外死亡。廬山會議原本是為了“糾左”，但會後卻在全國展開了“反右傾運動”（反對以彭德懷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上萬名黨員受到了批判與非人道待遇；其中大部分的黨員在1962年被平反，恢復了工作；但劉少奇設下了底線：“誰都能平反，唯獨彭德懷不能平反。”彭德懷於是在當年憤然上書八萬言，要求平反，賀龍受命成立彭德懷特偵組進行審查，但無結果。
1965年秋，毛澤東在中南海最後一次接見彭德懷，對其承認“真理也許在你那邊”、“我過去反對彭德懷同志是積極的，現在要支持他也是衷心誠意的。”，讓其擔任西南三線建設副總指揮，彭德懷不計得失，來到四川成都赴任，兢兢業業參與三線建設工作；“文化大革命”爆發後，彭德懷再次慘遭批判、關押，於1974年11月29日含冤離世；四年之後，在1978年12月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彭德懷獲平反昭雪，恢復名譽，12月24日，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了他與陶鑄同志的追悼大會。
主要結論
廬山會議“廬山會議”除了通過了《關於開展增產節約運動的決議》之外，還通過了《關於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為捍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鬥爭》的決議，以及《關於撤銷黃克誠同志書記處書記的決定》。
在《關於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中指出：“八屆八中全會揭發出來的大量事實，包括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等同志所承認和他們的同謀者、追隨者所揭發的事實，證明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在廬山會議期間和廬山會議以前的活動，是有目的、有準備、有計畫、有組織的活動。”“這一活動是高饒反黨聯盟事件的繼續和發展”。“高崗在手法上是偽裝擁護毛澤東同志，集中反對劉少奇同志和周恩來同志；而彭德懷同志卻直接反對毛澤東同志，同時也反對中央政治局常委其他同志，同政治局的絕大多數相對立。”“由於他的一套偽裝爽直、偽裝樸素的手法，他的活動是能夠迷惑一些人並且已經迷惑了一些人的。”所以，《決議》的定性是：“以彭德懷同志為首，包括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等同志的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在廬山發動了“反對黨的總路線、反對大躍進、反對人民公社的猖狂進攻”，而“來自黨內特別是來自黨中央內部的進攻，顯然比來自黨外的進攻更危險”；因此，“堅決粉碎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的活動，不但對於保衛黨的總路線是完全必要的，而且對於保衛黨的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央的領導、保衛黨的團結、保衛黨和人民的社會主義事業，都是完全必要的”。中央政治局討論並決定：“只免去彭德懷國防部長職務、軍委副主席職務，仍保留政治局委員和副總理職務。生活待遇不變。”
這後面的三個檔案毛澤東壓著沒有向下面傳達。其中《關於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不僅不讓下發，甚至在會議公報中也沒有讓提到有這么一個《決議》。整整過了八年之後，這個《決議》才在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發表出來。
相關記載
據李銳的《廬山會議實錄》中記載：“1959年6月30日接到通知，上廬山開會。這天北京上山的人到居仁堂，彭真傳達了要討論的13個問題，說是開神仙會。一起聽傳達的有薄一波、康生、吳冷西、田家英等。”
據黃崢執筆《王光美訪談錄》（《王光美:廬山會議前後的毛澤東、彭德懷、劉少奇》）一文中王光美說：“開始階段的氣氛很輕鬆。白天開會，晚上經常有舞會或演出。多數同志都是第一次來廬山，所以大家紛紛利用開會的間隙，遊覽觀光。”（《王光美訪談錄》黃崢執筆）
在一篇署名為庫屠左夫的《毛澤東親自給彭德懷打電話，要他參加廬山會議》的文章中說：廬山的會議最初是按部就班的，會議由周恩來主持，討論毛澤東提出的18個問題。這次會議被稱為神仙會。之所以把這次會議稱為神仙會，原因有三：
1、在上廬山之前，從中央到地方的主要領導幹部，都為了“大躍進”的工作而折騰，精神高度緊張，需要鬆弛一下。而廬山風景秀麗，環境清幽，傳說殷周時，有匡姓兩兄弟就隱居於廬山北面的一個洞裡，後來成了仙，廬山仙人洞由此而得名。讓大家來這裡，遠離塵囂，“過幾天神仙般的日子”。這期間，其它一些地方面熱難擋，可這裡氣候較好，空氣清新涼爽，的確是一個避暑的好地方。
2、清醒一下頭腦，冷靜思考一些問題。按照毛澤東的話說，讓大家來廬山，把腦子冷一下，不要做熱鍋上的螞蟻，而要做冷鍋上的螞蟻。
3、會議安排不太緊促，儘量寬鬆，悠閒自在，暢所欲言。因此在會議的期，一些有詩興的同志總是賦詩填詞。朱德、董必武、康生、陳伯達、田家英等，在山上寫了不少詩詞。
會議起源
廬山會議
廬山會議“廬山會議”起源是一九五八年對“三面紅旗”的貫徹。“三面紅旗”是：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總路線”的全稱為“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重要的是“多快好省”四個字。毛澤東最先提出時是三個字“多、快、好”，沒有“省”，可能是因為“好”字的含義是多方面的，包括了“省”。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三日，中共第八屆第二次會議關於中央委員會的工作報告形成了一個決議，決議中指出：“會議一致同意黨中央根據毛澤東同志的創意而提出的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的基本點。〔《毛澤東論黨的建設》第六十六頁〕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國務院第二十一次全體會議上，周恩來強調：毛主席提出在“多、快、好”的原則中，還要加上一個“省”，要節約。《人民日報》在發社論時，做了文字上的調整，以“多、快、好、省”的次序發表出來，成了“總路線”。〔《毛澤東與周恩來》〕“大躍進”是毛澤東看了報紙上的這個提法後，點點頭說：“嗯，這個提法很好。”“人民公社”，毛澤東最先是從一些中央領導口中聽到的。有一次，劉少奇、周恩來等人坐在火車上說話時，劉少奇提到了“人民公社”四個字。毛澤東說：“在河南七里營，記者問我：‘公社好不好？’我說‘好’，誰知馬上就都登上報了。”毛澤東看了報紙登出他說的話後，一拍桌子喊了一句：“哎呀，糟糕。捅出去了!政治局還沒討論呢!”另一次，“我在山東，一個記者問我，‘人民公社好不好？’我說‘好’，他就登了報。這個沒關係，你登也好，不登也好，到北戴河我提議要作決議的。
一九五八年七月三十一日，赫魯雪夫來到中國。參加迎接的有劉少奇、周恩來和鄧小平。在會客室里，毛澤東只是一般地談了中國國內的情況：“我們現在確實是出現了大躍進，農村形勢很好。”劉少奇馬上接過來：“我們現在發愁的不是糧食不夠吃，而是糧食多了怎么辦？”赫魯雪夫說：“那好辦。糧食多了你們不好辦，可以給我們。”〔《紅牆記事》379頁〕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七日至三十日，毛澤東在北戴河主持召開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一九五九年的國民經濟計畫以及當前的工業生產、農業生產、農村工作和商業工作等問題。會上確定了一批工農業生產的高指標。會議還討論和通過了《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決議指出，“人民公社是建成社會主義和逐步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最好的組織形式”；並說，“共產主義在我國的實現，已經不是什麼遙遠將來的事情了”。在中共這個決議里，毛澤東在共產主義在中國實現的時間後面加上了“或者更長一些時間”八個字，後來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時，“不知是聽了那一位政治局委員的意見”（毛澤東語）給刪掉了。
北戴河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的《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決議中，明確規定了由人民公社過渡到共產主義的五個條件。這五個條件是：
——要經過多少年，社會產品極大豐富了；——全體人民的共產主義思想覺悟和道德品質都極大地提高了；——全民教育普及並提高了；——社會主義時期不得不保存的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工農差別、城鄉差別、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差別，都逐漸地消失了，反映這些差別的不平等的資產階級法權的殘餘也逐步地消滅了；——國家職能只是為了對付外部敵人的侵略，對內已經不起作用了。在這種時候，我國社會就將進入到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時代。
北戴河會議是八月三十日結束的。半個多月後的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九日——二十八日，劉少奇到江蘇視察，提出與北戴河會議規定的實現共產主義的五個條件不同的另外五條。劉少奇提出的五條是：
——要使社會上所有的人都參加力所能及的勞動；——徹底把婦女從繁瑣的家務勞動中解放出來；——大規模地進行技術改革，改革各種勞動工具，提高勞動效率；——改善社會的勞動組織，規模較小的農業合作社轉變成規模較大的人民公社，實行“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發展多面手，一人多藝，提高勞動者的文化技術水平。對這五條，劉少奇在江蘇視察時講的是“建立美好共產主義生活”的五個標誌，在河南視察時講的是“具體闡述過渡到共產主義”的五個條件。還把“改善社會的勞動組織”，看作是“共產主義家庭革命”。這種“家庭革命”，就是康有為《大同書》中破九界中的“破家庭界”。實行鄭州提出的“男女換班，老少換班”，即，女人能做的事不再由男人去做，老人能做的事不再由青年和壯年去做，以使男女老少能夠各自擔任自己力能勝任的工作。
廬山會議一九五八年八月北戴河會議討論人民公社問題，農林口上報的各地匯總的糧食產量指標超過1萬億斤。毛澤東說：搞不了這么多。經與農林口商議壓縮到了5000～6000億斤（相當平均畝產300-350斤）。農林口負責人說，不能再壓了，再壓就打擊民眾積極性了。毛澤東對一九五八年八月的北戴河會議是這么說的：“去年北戴河會議，高興中埋伏了不高興。”
八月下旬，中共通過了人民公社的決議，劉少奇在九月三日的人民日報社論中就強調：有條件的可以立即過渡到全民所有制，條件還不成熟的最慢不能超過三、四年或五、六年。並以點〔河南和徐水〕帶面在全國掀起了一股巨大的浪潮。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兼財政部長李先念等人到徐水視察時，徐水縣已經實現了“一縣一社，縣、社合一”。……全縣統收統支，統一核算，共負盈虧，原來各社隊的收入統一交縣，支出統一由縣核撥，供給標準，工資水平全縣基本上一致。徐水人民公社已經消滅了生產資料私有制的某些殘餘，徐水全縣沒有一個小商販，他們全部實行了供給制。（李先念《人民公社所見》1958年10月17日《人民日報》）
一九五八年，在“三面紅旗”貫徹落實中出現了“五風”，即：共產風、浮誇風、強迫命令風、瞎指揮風、特殊化風。在這“五風”中主要的還是共產風和強迫命令風。所謂“共產風”就是“三年實現共產主義”、“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用毛澤東的話說，一是窮富拉平；二是積累太多，義務勞動太多；三是‘共’各種‘產’。”“即是說在某種範圍內，實際上造成了一部分無償占有別人勞動成果的情況。”所謂“強迫命令風”就是強制人們的思想和行為；“浮誇風”就是比著說大話、空話。一次，毛澤東到河南視察，在召集相關人員了解問題時，誰也不說問題，這時，中央辦公廳下放幹部（由警衛局和機要室的人組成）河南省滎陽工作團分團的胡秀雲，在毛澤東問到她頭上時，她似乎是受了什麼鼓勵，忽然冒出一句：“我就是納悶，怎么晚上畝產四百斤，早晨就成一千斤了？有些幹部一個跟一個吹。”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七日，《人民日報》在一篇《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作者劉西瑞）的文章中寫道： “壽張縣的糧食單位產量，縣委的口號是‘確保雙千斤，力爭3000斤’，但實際在搞畝產萬斤糧的高額豐產的指標，一畝地要產5萬斤、10萬斤……一般的社也是8000斤、7000斤，提5000斤指標的已經很少，至於畝產一、兩萬的根本沒有人提了。”一九五八年九月十八日，《人民日報》報導了當時被樹為“典型”的河北省徐水縣，用“給山藥灌狗肉湯”增產，“一棵白菜可長500斤，1畝棉花產皮棉（去掉棉籽）5000斤，一畝小麥產12萬斤，一畝紅薯產120萬斤。”
一九五八年出現的錯誤，有個叫楊帆的作者在他一篇《建國後毛澤東面臨的生死搏鬥》的文章說，有兩種人起了不好的作用：一種是極左的，如陳伯達、張春橋寫文章要消滅商品經濟，限制資產階級法權；另外一種，比如中央的有些領導，本來就不同意公社化，故意給你往壞處搞。這就破壞了毛澤東精心領導的人民公社化、大躍進的運動，破壞了三面紅旗。
一九五八年七月十四日，劉少奇到山東壽張縣視察時提出：“苦戰三年過渡到共產主義”。
一九五八年十月，毛澤東發現大躍進、人民公社化出現的“五風”問題後，要田家英、吳冷西下去調查，臨走前，對他們說：中國是個大國，但是個大窮國。今年大躍進，即使根據現在報的數字，全國農民年平均收入也只有70元上下。全國工人每月平均工資也只有60元左右，現在有些縣委不知天高地厚，說什麼苦戰三年就可以過渡到共產主義。這不是發昏說胡話？馬、恩、列、斯哪裡說過共產主義社會還是很窮的呢？他們都說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必要條件是產品極為豐富，否則怎么能實行按需分配呢？有些同志要‘窮過渡’，這樣的共產主義有什麼優越性和吸引力呢？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六日上午，毛澤東在向吳冷西〔新華社社長、《人民日報》總編〕等人談話時說：“大躍進是我發動的，公社化是我提倡的。這兩件大事到八月間北戴河會議時達到高潮；但那時我的心思並沒有全花在這兩件大事上，很大一部分精力被國際問題吸引去了。”
一九五八年的八月以後，毛澤東幹了幾個月“革命”，十月份回頭視察〔還派人到重點地方調查〕了河北、河南等省的一些農村的“高潮”，發現了在人民公社問題上存在的許多混亂現象。針對這些混亂現象，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六日，毛澤東不無擔心地對吳冷西和田家英說：“大躍進和公社化，搞得好可以互相促進，使中國的落後面貌大為改觀；搞得不好，也可能變成災難。”“我們共產黨人的最終目標是建立共產主義社會，這是沒有問題的。現在的問題在於：什麼是共產主義社會，現在並不是人人認識一致，甚至在高級幹部中也各說各的，其中有不少胡話。”
為了糾正一九五八年大躍進、人民公社化中出現的“左”問題，毛澤東從一九五八年十月份起到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之前，九個月內接連不斷地召開了五次會議。 第一次會議是一九五八年的十一月二日至十日，毛澤東在鄭州召集部分中央領導人、大區負責人和部分省、市委書記參加的工作會議，即第一次鄭州會議；第二次會議是當月的二十八日至十二月十日，在武昌舉行的中共八屆六中全會；第三次會議是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召開的第二次鄭州會議，也就是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第四次會議是一九五九年四月二日至五日在上海舉行的中共八屆七中全會；第五次會議是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在北京召開的會議。
這五次會議，兩次是在一九五八年召開的，三次是在一九五九年召開的。一次是工作會議〔十八天〕，兩次是全會〔八屆六次和七次〕，兩次是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間隔時間最長的是三個月〔因為武昌會議和第二次鄭州會議跨年度〕，最短的只有三天。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初，在鄭州會議上，毛澤東指出：今年的糧食產量9000億斤，有假，最多7400億斤，把7400億斤當底數，其餘1600億斤當作謊報。人民是騙不了的，敵人看了好笑。不要把別人的豬說成自己的，不要把300斤麥子報成400斤。畝產萬斤這股風是《人民日報》刮起來的，毛澤東提醒人民日報說：要冷靜，這次會議之後，畝產廣告要逐漸減少，今年底或明年初要絕跡。否則，《人民日報》就會變成中央日報（國民黨報紙——筆者注）。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一日，在武昌召開的中共八屆六中全會期間，毛澤東在全會審議通過的《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中親自加上了一段話：
“必須指出，集體所有制對於今天的農村人民公社的生產發展，仍然有它積極的作用。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的遲早，取決於生產發展的水平和人民的覺悟水平，這是客觀存在的形勢，而不能聽憑人們的主觀願望，想遲就遲，想早就早。因此這個過渡只有經過一個相當長的時間，才能在全國範圍內分期分批地實現。如果看不到這些，把成立公社和實現全民所有制混為一談，過於性急，企圖在農村中過早地否定集體所有制，急忙地改變為全民所有制，那也是不適當的，因而是不可能成功的……”。
全會期間，毛澤東於十二月一日，還撰寫了《關於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是不是真老虎的問題》一文。在寫到事物的兩種可能性時指出：
虛假的可能性同現實的可能性又是兩件東西，又是統一性的兩個對立面。沖天幹勁是熱，科學分析是冷。在我國，在目前，有些人太熱了一點，他們不想使自己的頭腦有一段冷的時間，不願做分析，只要熱，是不利於做領導工作的……。
這些會議都是集中地糾正“大躍進”中出現的“左”的錯誤的會議。正如庫屠左夫說的：“在上廬山之前，從中央到地方的主要領導幹部，都為了“大躍進”的工作而折騰，精神高度緊張，需要鬆弛一下。而廬山風景秀麗，環境清幽，傳說殷周時，有匡姓兩兄弟就隱居於廬山北面的一個洞裡，後來成了仙，廬山仙人洞由此而得名。讓大家來這裡，遠離塵囂，‘過幾天神仙般的日子’。”
五個小組
第一組組長林鐵，副組長宋任窮、江華；第二組組長柯慶施，副組長廖魯言、甘泗淇；第三組組長陶鑄，副組長謝富治、譚政；第四組組長李井泉，副組長王任重、肖華；第五組組長張德生，副組長舒同、黃火青；第六組組長歐陽欽，副組長江渭清、張國華。
變化
廬山會議毛澤東提出召開的“廬山會議”，原來安排是圍繞定下的十三（後又增加到十八個）問題議論一下，好統一全黨思想，最後搞一個《廬山會議諸問題的議定記錄》。據李銳《廬山會議實錄》一書中說：“7月4日，劉少奇參加了中南組的討論，有不少插話，最後還講了這樣一大段話：1958年躍進，吃了1957年的庫存，預支了1959年的。因此1959、1960年都要補課。……1958年最大成績是得到教訓，比躍進的經濟意義大。全黨全民都得到了深刻教訓，也證明了可以大躍進。”七月十日晚，毛澤東召集各小組組長開了一次會，講了一番話。意思是：這次會議初步安排開到十五日，延長不延長到時再定。
七月十一日夜晚，毛澤東找周小舟、周惠談話，後來李銳也參加了。三個人都對毛澤東說，許多問題應當攤開來談，互相交鋒，才有好處。談到這個問題，他們三個人就建議，最好將大區組打亂，各組人員互相穿插，這樣更便於交流情況、交換意見，免得一個地區總是唱一個調子。
七月十四日，彭德懷針對一九五八年存在的問題，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談了自己不便在小組會上談的想法，陳述了他對一九五八年以來的“左”傾錯誤及其經驗教訓的意見，在談到一九五八年的工作時寫了四個字“有失有得”，把習慣說的“有得有失”中的“失”放在了前面。
毛澤東看著彭德懷的信，心裡也有點不是滋味，心裡話：我們在一起共事這么多年了，你這是幹嘛呀？也就不自 己地說了一句：“彭老總批給我看的儘是消極材料！”“資產階級的動搖性”。毛澤東說這話時的表情，毛澤東當時的衛士長李銀橋用了四個字：“帶著苦笑”。這種“苦笑”是什麼意思呢？
這種苦笑的意思可能有這樣三個：第一個意思是怨彭德懷這么多年了怎么還不能理解他的用意、不會觀察形勢？問題的癥結我毛澤東就不知道嗎？可我要的是大局，是團結；第二個是彭德懷這么個脾氣，真是拿他沒辦法，感到無可奈何；第三個是既然這樣了，那就隨他去吧！
七月十六日，彭德懷的信發了下去，並且加上“彭德懷同志意見書”。
七月十六日，李銳在寫給家人的信中寫道：“幾天來參加起草會議紀要檔案，特疲勞。主席約談了一次，小舟、周惠同在（開同鄉會也），心情甚舒暢，相機進言，頗為融洽。會議已近尾聲，但具體的日子還不清楚。原來說是開到16、17號的，今天已經16了，還沒有開過大會。”
就在七月十六日上午，毛澤東採納了“二周一李”〔即周小舟、周惠、李銳〕要“交鋒”的建議，給劉少奇、周恩來、楊尚昆寫了兩封信。第一封是要求當天立即排出一個新表，從第二天起照新表辦事。所謂“新表”就是李銳他們的建議，開會討論的六個組不按地區分，將人員打亂重新組合，只是組長依舊。信中說：“這樣做，見聞將廣博多了，可能大有益處。”第二封信是要求通知彭真、陳毅、黃克誠、安子文及若干位部長和三委（計委、經委、建委）副主任上山，參加最後一個星期的會議。信中還問陳雲病情如何，是否有可能請他來此參加七天會。請徵詢陳雲意見，能來則來，不能來則不要來。就這樣“神仙會”又延長了“最後一個星期”。
據李銳在他的《廬山會議實錄》中說：“神仙會階段時，我們的心情是比較愉快的，以為這次可以真正認真、徹底糾正一下‘左’的東西了。我們都感覺毛澤東對經濟建設太外行，去年不到前台來指揮就好了。當時，關於1958年的種種問題，我同田家英談得最多。他還講過這樣一副有針對性的對聯：隱身免留千載笑，成書還待十年閒。我們都認為，毛澤東不如總結中國革命經驗，專門從事理論著述為好。”
“神仙會”延長了“最後一個星期”。這是圍繞著彭德懷的信“交鋒”的“一個星期”。“交鋒”情況《廬山會議實錄》是這樣記的：
一是“左派”掛帥的人攻擊《廬山會議諸問題的議定記錄》，攻擊彭德懷的信，也攻擊周惠。二是他們知道彭德懷同毛澤東之間有歷史上的宿怨，說彭德懷的這封信的矛頭就是針對毛澤東的。像什麼“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個人決定”、“政治性問題”，“糾‘左’比糾右難”、搞經濟不是打仗，就“不那么得心應手”了，以及彭德懷在西北小組說的，華北座談會“操了我四十天娘”、反對唱《東方紅》、反對喊“萬歲”的話，都是指著毛澤東說的。三是把彭德懷的信提到了路線錯誤的高度，說犯了路線錯誤，自己是不能改正的，就得來一場鬥爭了。更有傳言說：彭德懷在拉隊伍，書記處成員，一半對一半（有一半拉過去了）等等。四是在小組會上對彭德懷的信有看法而不表態的人，有的到毛澤東那裡談了自己的意見，說是現在會議上一個勁兒在泄氣，指標是越低越好，大躍進再也搞不起來了。還把李銳、田家英等人到彭德懷和黃克誠那裡去的情況也匯報到毛澤東那裡。
在與會“神仙”們的相互“交鋒”中，“最後一個星期的會議”很快就到了。會議原定的目的還是沒有達到，而且兩方面的意見仍沒有統一起來，毛澤東無法宣布就這樣散會，就在延長七天會議的最後一天，也就是七月二十三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了一次大會，在這個會上，他發表了一篇重要講話。
毛澤東說：如果講到責任，責任在李富春、責任在王鶴壽，其他部長多多少少有點責任；農業部有責任，譚老闆有責任。主要責任應當說在我身上。過去說別人，現在別人說我，應該說我。過去說周恩來、陳雲同志，現在說我，實在是有一大堆事情沒有辦。你們看，“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我無後乎？中國的習慣，男孩叫有後，女孩不算。我一個兒子打死了，一個兒子瘋了，我看是沒有後的。一個大煉鋼鐵，一個人民公社。大躍進的發明權是我，還是柯老？我同柯慶施談過一次話，我說還是我。你那個屬於意識形態，你有沒有責任？（按：柯曾在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上海黨代會作過一個長篇報告《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內容重提多快好省，要十五年趕超英國，具有鼓足幹勁、力爭上遊的“大躍進”精神，極為毛讚賞，成為南寧會議的先聲。）鋼鐵你要搞六百萬噸，（按：一九五八年六月華東計畫會議，確定華東一九五九年鋼鐵指標為六百萬噸，引起一九五九年指標全面高漲，也影響到五八年鋼鐵指標的變化），我要搞一千零七十萬噸。北戴河會議公報，薄一波建議，也覺得可行。從此闖下大禍，九千萬人上陣。始作俑者是我，應該絕子絕孫。補貼四十億，搞小土群、小洋群，“得不償失”，“得失相當”等等說法，即由此而來。我勸同志們，自己有責任的，統統分析一下，不要往多講，也不要往少講，都吐出來。無非拉屎嘛，有屎拉出來，有屁放出來，肚子就舒服了。今天不再講別的，因為還要睡覺。你們要繼續開會就開，我就不開了。講了好久？不到兩個鐘頭嘛。散會！
就在這天的講話中，毛澤東說：“頂了十天，快散會了，索性開到月底。”
七月二十七日又開了一次大會，毛澤東在會上說：“……我曉得你彭德懷從延安整風以來就不服氣，憋了那么久，這次就發到廬山上來了。好傢夥，簡直要把漢陽峰推下去！你我共事30年，你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有意見為什麼不在鄭州會議上提出來？不在成都會議上提出來？廬山會議快結束了，怕是沒有了機會，是不是？所以，就下了戰書。你罵了20天，指名道姓，喋喋不休，還要怎么樣了？”
毛澤東的話音剛落，彭德懷就“嚯”地站起來，說：“在延安，你操了我40天娘，我操你20天的娘還不行？”
七月三十日上午，毛澤東委託聶榮臻、葉劍英兩位元帥去做彭德懷的工作。就在這天一早，毛澤東找黃克誠、周小舟、周惠和李銳去談話，談了一個上午。對這次談話，李銳後來說：“應當說，氣氛還是比較緩和的。”並沒有怪罪他們的意思。
七月三十一日是“索性開到月底”的最後一天。但在這最後一天卻出現了更大的突變——會議又一次延長並升級為：中共八屆八中全會。
全會掠影
據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回憶廬山會議時說：“彭總的做法使人感覺要追究個人責任，這不是要導致黨的分裂嗎？少奇是把黨的團結看得高於一切的。”王光美還說：“廬山上批彭總的會，毛主席一般不參加。但少奇、周總理他們是在第一線工作的，不能不參加，還要主持。有時會場亂得都開不下去了，有人甚至要打彭總，被少奇同志喝住。”
廬山會議廬山會議上，國家主席已經是劉少奇。廬山會議前的四月十八日至二十八日，中共在北京召開的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劉少奇被選舉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宋慶齡、董必武為副主席，朱德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並決定周恩來繼續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
有一篇叫《廬山會議·彭德懷逼宮》〔語遲〕的文章中說：彭德懷等人的目的是“要中央檢討”“有人要下台”。誰下台？“當時不會有人打毛的主意，想都不可能去想”；因為“毛這時已經退居二線，彭的矛頭對的是劉……”
另據權延赤在《走下神壇的毛澤東》一書中說：“毛澤東沒有參加中央全會。會議吵得很厲害，吵得聲音很大。吵聲傳來，毛澤東睡不著覺，他睡不著覺是要發脾氣的，叫我去看看。我跑步去了，見許多人同彭德懷吵。回來學一遍舌。毛澤東發火了，寫了批示。中央全會期間，在毛澤東住的房子裡，開了幾次政治局會議。
轉折
1959年7月廬山會議，發生了一個很大的轉折。
廬山會議前期，糾“左”。彭德懷意見書印發以後，糾“左”中斷了，來了個反對“右傾機會主義”。本來的困難沒有克服，經過這么一搞，更加困難了。從我看到和聽到的情況和材料來看，有多種因素。
一種因素，鄧小平同志對此也講，彭老總寫信、說話，特別是說話，確有不妥當的地方。當時有人揭發，說他在從北京出發到廬山的火車上講了這樣的話，說：中國問題的嚴重，困難繼續下去，也許只有靠蘇聯紅軍幫助我們才能解決了。這種講法，雖然是氣話，但是讓毛主席聽了這個話不能不反感。
恰在這個時候，駐蘇使館發來一個情報，說蘇聯的報刊、領導人講話，指責我們的錯誤，這些說法同彭德懷的說法又大同小異。因此引起一種懷疑：里外互相呼應。
在廬山會議期間，北京留守的只剩下陳毅。一次，他見到蘇聯大使尤金。陳老總說：他們都開會去了，就剩下我一個人。也不知道尤金是出於什麼意思，是否開玩笑，竟說：這樣你就可以搞政變了。陳毅同志很警惕，馬上報告毛主席。社會主義國家的大使，對我們的國家領導人說這樣的話，問題尖銳了。
加上會議之前，蘇聯政府正式通知我們，停止提供核子彈製造的設備。聯繫起來看，可是不一般呀。
這些因素，造成了對彭德懷的錯誤批判，造成了這樣一個可悲的歷史性轉折。
參加人員
廬山會議參加人員毛澤東、劉少奇、朱德、董必武、彭德懷、彭真、聶榮臻、葉劍英、黃克誠、周小舟、周惠、田家英、李銳、陳伯達、胡喬木、吳冷西、柯慶施、李井泉、林鐵、歐陽欽、張德生、陶鑄、劉建勛、吳芝圃、王任重、羅瑞卿、李富春、李先念、楊尚昆、陸定一、譚震林、陶魯笳、曾希聖、葉季壯、賈拓夫、韓哲一、宋平、張聞天、趙爾陸、陳正人、余秋里、程子華、賀龍、張仲良、王鶴壽、康生、萬毅、鄧潔、林彪、王稼祥、劉瀾濤、楊勇、李志民、王震、蕭華、黃永勝、蘇振華、安子文、張霖之、彭濤、孫志遠、呂正操、薄一波、劉亞樓、宋任窮、江華、廖魯言、甘泗淇、謝富治、譚政、王任重、舒同、黃火青、江渭清、張國華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