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經歷
樊錦詩樊錦詩1963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學專業，同年9月到敦煌文物研究所，1977年任副所長，1984年8月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長，1998年4月任敦煌研究院院長，2015年1月起任敦煌研究院名譽院長 。1988年任副研究員，1994年任研究員。1995年為蘭州大學兼職教授，1998年為蘭州大學敦煌學專業博士生導師，1999年被聘為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蘭州大學敦煌研究所名譽所長、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兼任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副會長。
樊錦詩1963年7月從北京大學歷史系畢業後，面對北京與上海的選擇，樊錦詩毅然選擇了千里之外的西部小鎮，一來敦煌就再也沒有離開。
40餘年來，樊錦詩潛心於石窟考古研究工作。她運用考古類型學的方法，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及唐代前期的分期斷代，成為學術界公認的敦煌石窟分期排年成果。她撰寫的《敦煌石窟研究百年回顧與瞻望》，是對20世紀敦煌石窟研究的總結和思考。由她主編，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26卷大型叢書《敦煌石窟全集》則是百年敦煌石窟研究的集中展示。
1998年，樊錦詩擔任敦煌研究院院長後，樊錦詩帶領科研人員，在石窟遺址的科學保護、科學管理上走出了一條切實可行的路，初步形成了一些石窟科學保護的理論與方法。樊錦詩最早提出利用計算機技術實現敦煌壁畫、彩塑藝術永久保存的構想，她組織敦煌研究院與浙江大學，共同申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多媒體與智慧型技術集成與藝術復原》課題，這一課題以敦煌莫高窟為重點，首次將莫高窟用多媒體及智慧型技術展現在人們面前。
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樊錦詩積極謀求敦煌石窟保護研究工作的國際合作。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幫助下，敦煌研究院先後與日本、美國等國機構開展合作項目，使敦煌石窟的保護研究逐步與國際接軌。
2004年七月，樊錦詩被國家四部委授予“全國傑出專業技術人才”稱號，八月十四日，甘肅省舉行樊錦詩先進事跡座談會，樊錦詩如往常一樣，衣著簡單，顯出她本質的灑脫與自然。在四十年的歲月里，戈壁大漠的風沙已將西部的粗獷、豁達揉合進這位今年六十四歲的江南女性內心。
樊錦詩把文物保護與合理利用緊密結合起來，在充分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莫高窟治沙工程”、“數字敦煌館工程”等十三項文物保護與利用工程，為新世紀敦煌文物的保護與利用構築了宏偉藍圖。
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開始，樊錦詩將敦煌石窟長期存在而又不能有效解決的難題作為合作課題，積極謀求國際合作，她所在的敦煌研究院先後與日本東京國立文化財研究所、美國蓋蒂保護研究所、美國梅隆基金會等機構進行了合作項目的研究，開創了中國文物保護領域國際合作的先河，並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
樊錦詩實地考察敦煌壁畫群樊錦詩用40多年的執著和堅守，譜寫了一個文物工作者的平凡與偉大；她在敦煌文化遺產保護、研究和管理等領域的開拓創新，讓世界同行為之驕傲。“敦煌的女兒”樊錦詩，甘願用生命守護敦煌。
1963年，樊錦詩從北京大學畢業，千里迢迢來到了戈壁大漠深處的敦煌莫高窟。如今73歲的她已滿頭華發，還在為敦煌文物事業殫精竭慮。
在敦煌40多年的工作當中，保護成了樊錦詩最重視的工作，所取得的成果也最為豐碩。
從壁畫病害防治到崖體加固，從環境監測到風沙治理，在敦煌遺產保護的各個領域，樊錦詩和敦煌研究院的保護工作者一起，不斷探索創新。正是在她的帶領下，敦煌遺產保護翻開了新篇章，走上了科學保護之路。
樊錦詩清醒地認識到，面對如此燦爛的文化遺產，保護僅靠人和技術還不夠，還要立法和制定保護規劃。在她的倡導和推動下，《敦煌莫高窟保護條例》和《敦煌莫高窟保護總體規劃》近年來先後公布實施。
樊錦詩先後擔任敦煌文物研究所副所長、敦煌研究院副院長、敦煌研究院院長等職務。樊錦詩帶頭參與科研，與國際上優秀的文物保護機構合作，不斷將先進的保護理念和技術引入敦煌遺產保護。
在樊錦詩的推動下，敦煌研究院與多個國外科研機構展開了合作，一大批先進技術和理念運用到敦煌遺產保護當中，使敦煌文物的保存環境得到改善，安全係數得到提高。
敦煌莫高窟是中國首批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的文化遺產，樊錦詩十分清楚世界文化遺產所承擔的社會責任。在她的積極倡導和推動下，保護與利用的矛盾正在解決，一個全新的“數字敦煌”正向人們走來。
2008年底，敦煌莫高窟保護利用工程正式開工。在這一浩大的保護利用工程當中，除崖體加固、風沙治理、安全保衛等基礎性工程外，還要利用現代數位技術，完成敦煌莫高窟149個A級洞窟的文物影像拍攝、加工處理和資料庫建設，建設敦煌莫高窟遊客中心，通過數字電影等現代展示手段，給觀眾提供了解敦煌文化、藝術和價值的全新視角。
個人事跡
大學畢業後奔赴敦煌
1963年夏天，一個瘦弱的年輕女子在北京火車站背著大大的背包，頭戴草帽、滿懷理想、整裝待發。她就是樊錦詩，那年她25歲。不久後，敦煌研究院以她為原型，製作了一個雕像，取名《青春》。
樊錦詩1938年出生在北京，成長於上海，1958年考入北京大學考古系。當時的樊錦詩根本不會想到自己會來到沙漠工作，更不會想到自己一去就是41年。
回憶起當時的抉擇，樊錦詩把它歸因於一次“偶然”。1962年，經學校安排，樊錦詩和3名同學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實習。畢業時，研究所向學校要人，樊錦詩成為學校分給研究所的兩名同學之一。“1963年，我從北京大學考古專業畢業的時候，報效祖國、服從分配、到最艱苦的地方去等都是影響青年人人生走向的主流價值觀。”
堅強女人的兩次落淚
“別人都覺得她是個堅強的女人，孤獨守望著茫茫大漠中的莫高窟。可她畢竟還是個女人，我對她有兩次為孩子落淚記憶猶深，一次是在敦煌，一次是在我河北老家。” 樊錦詩的丈夫如是說道。
還有一個原因促使樊錦詩來到了西部，那就是常書鴻的精神。還有敦煌精美的壁畫，也給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惡劣環境讓她掉了淚
實習結束後，她拖著虛弱的身體回到北京，父母非常心疼。在畢業分配的時候，她父親還為此專門給學校寫了一封信，但是這封信最後被樊錦詩扣了下來。
雖說對大西北惡劣的自然環境早有心理準備，但當樊錦詩真正住進莫高窟旁邊的破廟之後，才確切知道了什麼叫“反差”。那時候敦煌保護研究所只有一部手搖電話，通訊困難。晚上只能用蠟燭或手電照明，上趟廁所都要跑好遠的路。
對此，樊錦詩坦誠地說：“說沒有猶豫動搖，那是假話。和北京相比，那裡簡直就不是同一個世界，到處是蒼涼的黃沙。”半夜裡，當房樑上的老鼠吱吱叫著掉在被子上時，當因為水土不服整天病懨懨時，樊錦詩望著透過窗紙的月光，還是掉了淚。但每走過一個石窟，都會使她驚嘆：“哎呀，太好了，太美了！”前輩們鍥而不捨的精神也令她非常欽佩。
與新婚丈夫分居19年
樊錦詩和丈夫彭金章是大學同學，彭金章家在河北農村，畢業後被分到武漢大學，於是兩人只好千里鴻雁傳書，遙寄相思。他們在1966年結婚，兩地分居19年。她每隔一兩年會回去看望愛人孩子一次，“表現表現，給他們做點好吃的”。
1986年，最終樊錦詩的丈夫妥協了，放棄了他在武漢大學的事業。由甘肅省委省政府出面，把彭金章調到敦煌研究院。樊錦詩對丈夫的理解與支持深為感動，認為“他是打著燈籠也難找的好丈夫”。她說自己在家庭和事業的兩難選擇上，更傾向於家庭，“如果說愛人不支持我，那我肯定就要離開敦煌了，我還沒偉大到為了敦煌不要家、不要孩子。我不是那種人。”
儘管樊錦詩的同事說她是少有柔情的人，但她說起孩子時依然充滿慈祥與母愛：“我至今對這個家懷有深深的歉疚，尤其是對孩子。”
保護文物她頂住壓力
“莫高窟幾乎所有洞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病害。”樊錦詩從踏上敦煌土地的第一天起就意識到了這一點。1998年，已經60歲的樊錦詩從前任段文杰手中接過重擔，成為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長。
上任不久後，樊錦詩就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情：1998年左右，全國掀起“打造跨地區旅遊上市公司”熱潮，有關部門要將莫高窟捆綁上市。當時樊錦詩堅決不同意，“硬是把壓力都頂了回去”。現在說起來，樊錦詩還是堅持當時的立場，“文物保護是很複雜的事情，不是誰想做就可以做的，不是我樊錦詩不想讓位，你要是做不好，把這份文化遺產毀了怎么辦？全世界再沒有第二個莫高窟了。”她覺得自己有責任保護好祖先的遺產，“如果莫高窟被破壞了，那我就是歷史的罪人。”
面對敦煌旅遊開發的熱潮，樊錦詩非常矛盾，敦煌作為世界獨一無二的遺產，應該展示給公眾。可是這些洞窟還經得起過多的參觀嗎？
大膽構想“數字敦煌”
為了保護莫高窟文物和緩解遊客過多給壁畫、彩塑帶來的影響，敦煌研究院在2003年初開始籌建莫高窟遊客服務中心。建成後的遊客服務中心可以讓遊客在未進入洞窟之前，先通過影視畫面、虛擬漫遊、文物展示等，全面了解敦煌莫高窟的人文風貌、歷史背景、洞窟構成等，然後再由專業導遊帶入洞窟做進一步的實地參觀。“這樣做不僅讓遊客在較短的時間內了解到更多、更詳細的文化信息，而且極大地緩解了遊客過分集中給莫高窟保護帶來的巨大壓力。”
樊錦詩另一個大膽構想是建立“數字敦煌”，將洞窟、壁畫、彩塑及與敦煌相關的一切文物加工成高智慧型數字圖像，同時也將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獻、研究成果以及相關資料匯集成電子檔案。“壁畫這個文物不可再生，也不能永生。”這促使樊錦詩考慮要用“數位化”永久地保存敦煌信息。
樊錦詩對促進敦煌文物的保護事業作出的貢獻，得到了學術界的一致認可。學術大師季羨林在2000年敦煌百年慶典上極力稱讚樊錦詩，他用了一個詞：功德無量。
希望退休後重回上海
歲月的磨礪以及西北廣袤天地的鍛鍊，使樊錦詩的性格變得堅韌而執著。年輕時的樊錦詩是個內向沉默的人，“上台說不出話，照相的時候就往邊上站”。但現在的她說話直來直去，在風沙中大聲與人爭論著，“很多事情逼著你，就會變得非常著急，急了以後就會跟人去爭了。”
她苦笑著說，她的“嚴厲”和“不近人情”就是因此出了名的。由於工作雷厲風行，說話單刀直入，有人在背地裡罵她“死老太婆”。人都走光了的深夜，她常常獨自在辦公室緊鎖雙眉來回踱步，慢慢消化那些尖利刺耳的話。她說：“將來我滾蛋下台的時候，大夥能說句‘這老太婆還為敦煌做了點實事’，我就滿足了。”
如果明天就能退休，樊錦詩說：“我將高高興興地捲鋪蓋走人。我唯一的希望就是，啥時候再回敦煌，還會有人微笑著請我吃頓飯。”
主要作品
《解讀敦煌》叢書在從事敦煌文物保護研究事業的40多年中，主要致力於石窟考古、石窟科學保護和管理研究工作。出版了《敦煌石窟》、《敦煌石窟全集·佛傳故事畫卷》、《中國壁畫全集·敦煌·3·北周卷》、《安西榆林窟》等10多部敦煌石窟考古美術專著；發表了《莫高窟北朝洞窟分期》、《莫高窟隋代洞窟分期》、《莫高窟唐代前期洞窟分期》、《莫高窟唐後期洞窟分期》、《敦煌莫高窟第290窟的佛傳故事畫》、《從莫高窟歷史遺蹟探討莫高窟崖體的穩定性》、《玄奘譯經和敦煌壁畫》、《P.3317號敦煌文書及其與莫高窟第61窟佛傳故事畫關係之研究》等20多篇有關石窟考古與藝術的論文，對敦煌石窟的分期斷代研究頗有建樹，在國內外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參與主編《中國美術分類全集·中國壁畫全集》（敦煌壁畫部分），主編《敦煌石窟全集》（26卷），主編《解讀敦煌》（13冊） ，均為敦煌石窟藝術研究必備的重要大型參考叢書；主持完成了《莫高窟崖頂風沙危害的研究》、《敦煌莫高窟環境演化與石窟保護研究》、《敦煌莫高窟及周邊地區環境演化科普教育》、《瀕危珍貴文物信息的計算機存貯與再現系統》、《全數字攝影測量在莫高窟文物保護中的套用研究》、《敦煌文物資源對當地經濟發展的國內貢獻》等近30多項運用現代科學技術保護文物的研究課題；還發表了《敦煌莫高窟及其保護、研究工作》、《敦煌莫高窟開放的對策》、《敦煌莫高窟的保護與管理》、《敦煌莫高窟保護與管理總體規劃的制定與收穫》《建設世界一流的遺址博物館》、《數位化時代的敦煌——探索保存和利用敦煌文化遺產的新途徑》、《敦煌莫高窟旅遊開放的效益、挑戰與對策》等近30篇探索古遺址科學保護及管理的論文。
所獲榮譽
1985年獲全國優秀邊陲兒女銀質獎章；1986年獲全國優秀共產黨員稱號；1987年被選為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1991年獲全國文化系統先進工作者稱號；1992年享受國務院頒發的政府特殊津貼；1993年起任全國政協第八、九、十屆委員；2002年被中共中央組織部、宣傳部、人事部、科技部四部委授予“全國傑出專業技術人才”稱號；2004年當選由《人物》雜誌等單位組織評選的“2004年最深刻影響中國的文化人物”；2005年被國務院授予“全國先進工作者”榮譽稱號；2007年，被甘肅省婦聯授予“三八紅旗手”稱號。2009年，在中央宣傳部、中央組織部等11個部門聯合組織開展評選“100位為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範人物和100位新中國成立以來感動中國人物”活動中，被評為“100位新中國成立以來感動中國人物” 。 2013年榮獲中國公民道德最高獎“雷鋒獎” 。 2018年11月，入選100名改革開放傑出貢獻對象。
2018年12月18日，黨中央、國務院授予樊錦詩同志改革先鋒稱號，頒授改革先鋒獎章，並獲評文物有效保護的探索者。
人物評價
從常書鴻先生到段文杰先生，再到今天的樊錦詩女士，在敦煌研究院70年事業發展的背後，凝聚的是幾代莫高窟人的心血—他們堅守大漠，甘於奉獻，勇於擔當，開拓進取。這是屬於莫高窟人獨有的精神特質，這就是“莫高精神”。
樊錦詩視敦煌石窟的安危如生命，紮根大漠，潛心石窟考古研究，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唐代前期和中期洞窟的分期斷代。改革開放以來，她堅持改革創新，帶領團隊致力世界文化遺產保護傳承，積極開展文物國際交流合作，引進先進保護理念和保護技術，構建“數字敦煌”，開創了敦煌莫高窟開放管理新模式，有效地緩解了文物保護與旅遊開放的矛盾。在全國率先開展文物保護專項法規和保護規劃建設，探索形成石窟科學保護的理論與方法，為世界文化遺產敦煌莫高窟文物和大遺址保護傳承與利用作出突出貢獻，被譽為“敦煌的女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