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戰爭第一次戰爭
中日之間的第一次戰爭是663年8月進行的白江口之戰。 659年，百濟進攻新羅，新羅向唐朝求援，唐高宗派蘇定方率軍13萬征百濟，新羅以5萬精兵接應，唐、新羅聯軍迅速擊潰了百濟，俘虜了百濟國王義慈。義慈王的次子福信收集殘部，企圖復國，於660年向日本求助，並要求放回作為人質的豐璋王子，日本當在位的齊明女皇答應福信的請求，送回豐璋王子，並於661年1月前往九州，欲親自指揮與唐、新羅聯軍的戰鬥，卻因勞累過度而病故，出征計畫擱淺。662年，日本組織大量戰備物資援助百濟，5月，援百濟將軍阿曇比邏夫率170艘船師抵達百濟。663年8月，日本又派盧原君率援軍萬餘，渡海趕赴白江口。同時，唐、新羅聯軍決定進攻百濟豐璋王所在的周留城，由唐將劉仁願、劉仁師及新羅王金法敏率陸軍進擊，由唐將劉仁軌、杜爽、百濟降將扶餘隆等率水軍，從熊津江前往錦江下游的白江口，與陸軍配合，夾擊周留城。13日，豐璋王為迎接日本援軍，率水軍候於白江口，17日時唐、新羅的水軍和日本船師同時抵達，兩軍交戰。當時日本戰船有400餘艘，唐、新羅聯軍只有170艘，兵力也處在劣勢，在三回合較量中，雙方未取得決定性戰果，到18日，兩軍第四次合戰，由於日、百濟方高估了已方優勢，輕視唐、新羅聯軍的實力，盲目拼殺，結果大敗，400餘艘戰船被焚，兵卒大多溺死，殘軍投降，百濟國滅亡。白江口海戰勝利後，唐朝繼續對高句麗用兵，因此未能懲罰倭國與百濟聯合與唐朝發生戰爭的行為，唐朝始終與當時的倭國保持聯繫，但密切程度已經低於聖德太子起至孝德天皇這段期間與中國隋唐兩朝的關係。而日本方面由於始終擔心唐朝對日用兵，同樣未能主動發起更大規模的與唐朝密切聯繫，而這一切，由於日本天武天皇登基後完全改變。日本在白江口海戰敗於中國之後，更激發了向唐朝學習的熱情，開始派遣規模更大、次數更多的遣唐使，中日兩國歷史上最友好和文化交流最密切的時期終於開啟，直至公元894年日本單獨結束派遣遣唐使，才結束了這一中日歷史上一度真正友好的時期。白江口之戰的慘敗，使日本意識到自己的實力尚不足以與中國抗衡，於是此後的幾百年間，他們一直與中國修好，並派遣十幾批“遣唐使”，全面學習中國先進的文化和政治、經濟領域的先進經驗和技術，而其國內了經歷了天皇集權、攝關統治（由權臣擔任攝政、關白，實際掌權）、院政（由天皇讓位於子弟，自己稱“上皇”、“法皇”，實際仍行使政治權利）、戰國大名紛爭等時期，中日的和平一直延續九百餘年，其間雖有元朝入侵日本，但和平基本上被維持，直到豐臣秀吉一統日本。而這一切，都是由於白江口中日一戰，創建了全新的朝鮮半島新秩序，以及日本方面經戰爭失敗後而對唐朝尊敬有加的雙重原因。第二，三次戰爭
元朝入侵日本之戰（公元1274年、1281年、元至元十一年、十八年，日本天皇文永十一年，弘安四年）。元朝是中國歷史上僅有絕無的兩個由遊牧民族入主中原後、建立了以華夏農耕中國為核心區域、但同時跨越遊牧區域和漁獵區域的、完全不同於傳統農耕中國的中國正統朝代之一(另一個是清朝)。元朝是由發源於中國東北方草原的蒙古人建立，而蒙古人是世界性的遊牧民族向定居民族和農耕區域發動全面擴張歷史中最成功的民族，在其興旺的頂峰，建立了橫跨歐亞的蒙古帝國。蒙古帝國分裂後，其分裂的碎塊構成了今天世界體系中一些最重要的國家，而蒙古人在東亞的經營，事實上為在疆域擴張問題從本質里保守的華夏中國，創造了一個史無前例的擴張和融合的時期。今天的中國大地域版圖，首先是在元代中國初步成形的，所以元代中國同樣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具有正統地位、而且為後世中國留下重大遺產的朝代。元代同樣是中國歷史上僅有絕無的主動向周邊區域擴張全面發動戰爭、以期建立一個大一統的安全秩序的時期，僅這一點，就足以使元代與中國歷史上所有的朝代有重大區別。而從現代國家和國際體系的眼光來觀察，元代的周邊擴張其實同樣代表著一種經濟和安全的理性，既儘可能地擴大核心統治體系的範圍，消除任何潛在的破壞秩序的可能，同時創造大地域的貿易交換。從安全和國家發展的角度來看，元代中國的對外擴張其實有很多資本主義和大工業生產興起後的現代性，而元代對日本的二次戰爭和戰爭失敗，同樣是影響了隨後中日各自歷史的重大戰爭事件。自從唐代後期到蒙古人建立元朝，日本和中國脫離外交關係長達4個世紀之久，忽必烈在中原建立元朝後，企圖改變這種情況，使日本與其他政權和民族一樣臣服於蒙古人。為了實現這一目標，要求日本無條件投降，忽必烈數次遣使前往日本，但均為日本政府拒絕。公元1270年，蒙古使節第五次到達日本，傳達了忽必烈的旨意：如果日本不向蒙古朝貢，蒙古即將出兵，當時18歲的日本執政者北條時宗（1251~1284）堅決拒絕這一要求，並壓制了其他人的妥協態度，下令西國的守護和地頭準備防禦。忽必烈聞此訊後，抑制不住五次遣使、五次被拒絕的憤怒與恥辱，他不顧元與南宋激戰正酣，下令準備軍隊、船隻、糧餉，向日本發起戰爭攻勢。日本軍隊也在北條時宗的命令下嚴陣以待。公元1274年，忽必烈命“風州經略使忻都、高麗軍民總管洪茶立，以千料舟、拔都魯輕疾舟、汲水小舟各三百，共九百艘，載士卒一萬五千，期以七月征日本。”為此高麗人、漢人被迫造船、運糧餉，充當士兵，他們深受其害。但忽必烈執意攻取日本，“冬十月，入其國，而官軍不整，又矢盡，惟虜驚四境而歸”。其實元朝軍隊僅僅在戰爭開始階段取得了一些戰果。以後則屢戰屢敗。儘管日本人的武器無法與元朝人的長距離武器相匹敵，他們的指揮官也不如久經戰場考驗的元朝軍隊領袖那樣有經驗，但他們擅長於面對面的搏鬥，而戰鬥過程中突然降臨的暴風雨使元朝軍隊和船艦在退往曠海中時損害慘重，他們不得不無功撤退。元朝第一次東征日本以失敗告終。這在蒙古興起後的戰爭史中極其罕見的。蒙古人戰無不勝的神話在海戰中破滅。忽必烈聽到征服日本失敗的訊息後，感到非常震驚，再次派遣重要使者攜書前往日本，並以強硬的態度要求日本納貢，否則將訴諸於武力。但日本政府拒絕了元朝統治者的要求並處死了使節。忽必烈與他的祖父一樣，決心不惜一切代價懲罰日本國，他一方面招募軍隊、籌集資金；另一方面遣使要求日本迅速朝貢，否則元軍將至。北條時宗再次拒絕了忽必烈的要求，並積極策劃遠征高麗。忽必烈別無選擇，他於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以日本殺使臣為由，結集南宋新投降的十萬人組成一支大軍遠征日本。兵分兩路：洪茶丘、忻都率蒙古、高麗、漢軍四萬，從高麗渡海；阿塔海、范文虎、李庭率新附軍乘海船九千艘，從慶元、定海啟航。元朝的二路大軍約定六月以前會於壹岐島及平壹島。高麗國王也為元朝提供了1萬軍隊，1500水手，900隻船和大批糧食。然而，人數多、輜重多的元南方軍隊行動遲緩，沒有按預定時間與東路軍會合，東路軍在等待無望的情況下，從合浦出發，侵襲日本對馬、一岐兩島後，進抵筑前志賀島登入。日本守軍已有前次抗擊蒙古的經驗，他們在箱崎、今津等外沿岸構築防禦工事，並以精銳部隊開進志賀島（志賀島與九州之間有陸路可通），與東征元軍進行了激烈戰鬥。”元軍戰敗，退至鷹島、對馬、一岐、長門等地，與姍姍來遲的江南軍會合。然而會合後的元軍不但不積極進攻，反而因高麗、漢、蒙古統率之間的矛盾而不能協調作戰。這樣，蒙古軍在毫無蔭蔽的前提下，每前進一步都要付出沉重的代價。兩方對峙達兩個月之久，蒙古軍隊無法取得勝利。兩個月之後，既8月15~16日，一場巨大的颱風襲擊了日本海岸，在此次颱風襲擊下，蒙古東路軍損失1/3，江南軍損失一半，一些靠近海岸的士兵被日本人屠殺或溺死。漢文史料也記載到，由於元軍戰船“縛艦為城”，因而在“波如山”的颱風襲擊下“震撼擊撞，舟壞且盡。軍士號呼溺死海中如麻。”統率范文虎臨陣脫逃，“獨帆走高麗”。元朝第二次東征日本又以慘敗而告終。而盛怒之下的忽必烈不但不總結教訓，反而於1283年再次命令南方商人和東北女真人為他出征日本建造船隻、高麗人為他提供糧食。但由於國內經濟形勢每況愈下，忽必烈終於在公元1286年屈服於客觀力量短缺的壓力，放棄了對日本的戰爭。至此，元朝與日本的軍事關係以元朝的失敗而結束。忽必烈侵日失敗代表著當時具有最高軍事組織能力和技術水平的蒙古軍事力量、完全不適應與大陸作戰不同的海上登入作戰，而事實上，在與元朝軍隊對陣過程中，日本武士力量也同樣沒有真正的軍事優勢，其勝利是由於入侵蒙古所進行的跨海登入作戰，本身其為複雜，要依靠大量的當時尚未被人類掌握的技術、諸如對颱風天氣的預報和多波次連續登入進攻。事實上蒙古軍隊在所有無法展開其騎兵優勢的戰場、如安南、爪哇、和高麗都遭遇了失敗，這也是蒙古擴張力量由盛到衰的必然過程。而從亞洲體系的角度來看，元朝侵日的失敗，使日本始終游離於東亞大陸體系之外，並保持著相應的入侵大陸的力量，蒙古入侵失敗後，很快發生的日本對中國大陸和朝鮮半島的入侵，都從另一個角度證實忽必烈有必要全面征服日本，以消除對元帝國秩序的威脅。而元朝的快速衰落，使其試圖建立大陸主導的東亞統一帝國秩序未能完成，而在中華帝國秩序外的日本、最終證明了是中國的心腹大患。第四次戰爭
明朝出兵援助朝鮮對豐臣秀吉之戰（公元1592年、1597年，明萬曆十九年，萬曆二十五年，日天皇文祿元年，慶長三年），所以日本方面稱為“慶長·文祿之役”，朝鮮稱“壬辰衛國戰爭”。在日本的對外擴張歷程中，豐臣秀吉為日本的大陸野心定下所有的基調，以至於影響了日本以後的歷史，直至今天仍被認為是日本歷史上最偉大的人物，實質上卻是日本歷史上最富有侵略野心的人物。要理解近代日本對外擴張的瘋狂和其基本理念，只要研究豐臣秀吉的行徑就已經一目了然。豐臣秀吉（1536~1598年），原在戰國大名織田信長（日本“戰國”時代勢力強大的封建領主）部下為將，因屢建戰功，漸受重用，1573年被擢升為大名。初名木下藤吉郎，1558年改姓羽柴氏，1582年織田信長被家臣襲擊，被逼自殺身亡，豐臣秀吉代之而起。1586年擁立“後陽成天皇”，自己測冠以“豐臣”。1585年任關白（相當於“御前第一大臣”），1586年任太政大臣（相當於“太攝政”王），1590年完成日本統一。1591年將職位讓給其養子豐臣秀次，自稱“太閤”（相當於“國老”），改而專事“海事征討”謀略及計畫實施。豐臣秀吉以武力統一了戰國時代大名紛爭的日本後，自感實力強大，迫不及待地發動對中國的戰爭。早在戰國紛爭階段，他奉命征伐時，就說過“圖朝鮮，窺視中華，此乃臣之素志”，1585年時說：“如今為已征服全日本，地位晉升，鄰國在握，財富充裕，已無他求。唯望自己的名聲和權勢遺留後世。待日本諸事穩定後，將讓日本於兄弟，自己為征服朝鮮和中華，決意渡海”。1587年他在給愛妾淺野氏的信中說：“在我生存之年，誓將唐（明）之領土納入我之版圖”。1590年他致信朝鮮國王，要求借道進攻中國，遭拒絕後，他於1591年把關白職位讓給養子豐臣秀次，自稱“太閤”，在松浦郡建造名護屋城，作為作戰大本營。1592年4月，出兵朝鮮，豐臣秀吉宣稱官次戰爭不是對朝鮮而是對明朝，朝鮮只是路過，這從5月18日發布的遷都北京準備令里也有體現，該命令中只公布了中國和日本的官職，對朝鮮未做安排。豐臣秀吉認為兩年內就可以遷都北京，自己將定居寧波，然後主持對印度的征服。出兵朝鮮後，豐臣秀吉坐鎮名護屋為統帥，宇喜多秀家擔任前線總指揮，黑田長政、小西行長和加藤清正兵分三路進擊，並迅速攻占朝鮮京城和大片國土，但由於其海戰能力弱，被朝鮮將領李舜臣通過兩次海戰，殲滅了日軍精銳部隊，致使日本陸軍的北進受到牽制。明朝政府派遣的援軍李如松部近5萬人與朝鮮軍隊配合，相繼收復失地，日軍退縮，豐臣秀吉提出議和，第一次戰爭暫告結束。由於豐臣秀吉無法滿足於當時明朝中國在華夷體系內預留給日本的地位，此後兩年多的明日和談最終失敗。1597年1月，日軍再次進攻，黑田長政在稷山被明朝軍隊擊敗，海軍也被李舜臣在鳴梁海面重創，明朝援軍繼續入朝，進擊加藤清正和小西行長部隊。1598年8月18日豐臣秀吉憂鬱而死，日本撤軍，到12月全部撤出朝鮮，第二次侵朝徹底失敗。另一位日本封建領主德川家康也了取代豐臣秀吉的勢力，建立統一的日本戶幕府。這次侵略戰爭的失敗，使日本又意識到與中國作戰的時機不成熟，於是江戶幕府馬上又採取對中國表面上睦鄰友好的政策，直到明治維新後，中日間又進行了長達半個世紀的第五次中日戰爭。 第二次中日戰爭（1937年─1945年）：二戰期間中國與日本之間的戰爭，史稱抗日戰爭。關於抗日戰爭開始的標誌，有的歷史學家從發生在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算起，有的則從發生在1937年的“盧溝橋事變”算起，但戰爭結束均以日本在1945年8月15日中午日本天皇向全國廣播了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無條件投降的詔書為止。第一次中日戰爭—概略
甲午戰爭從中法戰爭結束到甲午戰爭爆發的九年，是中國在十九世紀下半葉一段最好的時期。在此期間，國內無大亂，遠東的國際環境緩和，中國與西方各國都處於和平狀態。以“富國強兵”為目標的洋務運動，歷經三十年，效果明顯。這表現在：左宗棠收復新疆之戰的勝利；馮子材在鎮南關及諒山之役中大敗法軍；劉永福的黑旗軍屢創法軍；以及日本兵配合朝鮮開化黨人製造政變遭到失敗等。當時中國的國勢並不比日本弱。英國權威人士評論說：“亞洲現在是在三大強國的手中——俄國、英國和中國。”十九世紀下半葉中國共進行了五次對外戰爭，中法和約是唯一一個沒有割地賠款的和約。當時的環境應當說對中國的自強相當有利。
甲午戰爭前，遠東地區基本是俄、英爭霸，中國和日本的情況雖有不同，但都受到不平等條約的制約。甲午戰爭的勝利，使日本一躍成為亞洲強國，完全擺脫了半殖民地的地位。而中國的國際地位則一落千丈，財富大量流出，國勢頹微。甲午戰爭的失敗，對中國社會的震動之大，前所未有。一向被中國看不起的“倭寇”竟全殲北洋水師，索得巨款，割走國土。朝野上下，由此自信心喪失殆盡。清政府的獨立財政至此破產，靠向西方大國舉債度日。
甲午一戰，日本成為亞洲的暴發戶。戰爭賠款二億三千萬兩庫平銀；艦艇等戰利品價值也有一億多日元。而當時日本政府的年度財政收入只有八千萬日元。當時的日本外務大臣高興地說：“在這筆賠款以前，根本沒有料到會有好幾億元，全部收入只有八千萬日元。所以，一想到現在有三億五千萬元滾滾而來，無論政府還是私人都頓覺無比的富裕。”占領朝鮮、台灣後，在戰略上對東北、華東構成了直接威脅，成為進攻中國大陸的跳板。日本第一次嘗到了侵略的甜頭，極大地刺激了其擴張的欲望。
第一次中日戰爭—戰爭過程
中日甲午戰爭的整個過程，包括三個階段：
甲午戰爭平壤之戰發生於９月１５日，是雙方陸軍首次大規模作戰。當時駐守平壤的清軍共三十五營，一萬七千人；進攻平壤的日軍有一萬六千多人，雙方兵力旗鼓相當。戰鬥在三個戰場同時展開：其一為大同江南岸戰場。晨三時，日軍第九混成旅團在大島義昌少將的指揮下，首先向大同江南岸清軍發起進攻。太原鎮總兵馬玉崐督隊英勇抗擊，日軍官兵死傷慘重，無力再戰，大島義昌負傷，只得下令退卻，午後二時全部撤離戰場。其二為玄武門外戰場。玄武門為日軍的主攻方向，因此集中了優勢兵力，由立見尚文少將的第十旅團（又稱朔寧支隊）和佐藤正大佐的第十八聯隊（又稱元山支隊）擔任主攻。高州鎮總兵左寶貴登玄武門指揮，親燃大炮轟敵，官兵感奮，英勇殺敵。激戰中，左寶貴不幸中炮犧牲，其部下三位營官也先後陣亡，午後二時玄武門遂被日軍攻陷。日軍企圖向城內推進，遭到清軍阻擊，只得退守玄武門。其三為城西南戰場。晨七時，野津道貫中將親率日本第五師團本隊，從平壤西南用炮火掩護步兵衝鋒，清軍馬隊進行反擊。至中午，野津道貫見難以得手，下令暫停攻擊，退回駐地。此時對清軍來說，戰事尚有可為，但清軍總統（總指揮）葉志超貪生怕死，於午後四時樹白旗停止抵抗，並下令全軍撤退。六天裡，清軍狂奔五百里，於２１日渡鴨綠江回國。日軍占領朝鮮全境。
黃海海戰發生於９月１７日，是中日雙方海軍一次主力決戰。發生於鴨綠江口大東溝（今遼寧東溝）附近海面。北洋艦隊參加戰鬥軍艦為１０艘，日本海軍投入戰鬥軍艦則有１２艘。中午開戰後，北洋艦隊重創日本比叡、赤城、西京丸諸艦。但北洋艦隊中致遠艦亦受重傷，管帶“鄧世昌”為保護旗艦，下令向敵先鋒艦吉野猛衝，以求同歸於盡，不幸中敵魚雷，２００餘人犧牲。下午，北洋艦隊１０艦中，沉四、逃二、傷二，只余定遠、鎮遠兩艘鐵甲艦依然奮勇搏戰，並重創日本旗艦松島。戰至下午五時半，日本艦隊撤離戰場。
平壤、黃海戰後，日本方面廣造輿論，大肆渲染勝利，更加刺激了其擴大侵略戰爭的野心。而在清朝方面，身負軍事指揮重任的李鴻章則誇大失敗，以進一步推行其消極避戰方針，同時慈禧太后的主和也漸趨明朗化。
第二階段：從1894年9月17日到11月22日。在此階段中，戰爭在遼東半島進行，有鴨綠江防之戰和金旅之戰。
鴨綠江防之戰開始於１０月２４日，是清軍抗擊日軍入侵中國國土的首次保衛戰。當時部署在鴨綠江北岸的清軍共八十二營，約兩萬八千人。清政府任命宋慶為諸軍總統，節制各軍。日軍進攻部隊是山縣有朋大將統率的第一軍，包括桂太郎中將的第三師團和野津道貫中將的第五師團，共三萬人。雙方兵力不相上下。但是，宋慶雖負節制諸軍之名，各軍實則不服調度，而且士氣不振，將領多無抗敵決心。是日午前十一時，日軍先於九連城上游的安平河口泅水過江成功。當夜，日軍又在虎山附近的鴨綠江中流架起浮橋，清軍竟未覺察。２５日晨六時，日軍越過浮橋，向虎山清軍陣地發起進攻。清軍守將馬金敘、聶士成率部奮勇還擊，因勢單力孤，傷亡重大，被迫撤出陣地。日軍遂占領虎山。其他清軍各部聞虎山失陷，不戰而逃。26日，日軍不費一槍一彈占領了九連城和安東縣（今丹東）。在不到三天內，清朝重兵近三萬駐守的鴨綠江防線竟全線崩潰。
金旅之戰也開始於10月24日，至11月22日旅順口陷落，這是甲午戰爭期間中日雙方的關鍵一戰。日本第一軍進攻鴨綠江清軍防線的同一天，大山岩大將指揮的第二軍兩萬五千人在日艦掩護下，開始在旅順後路上的花園口登入。日軍的登入活動歷時十二天，清軍竟坐視不問。11月6日，日軍進占金州（今遼寧金縣）。7日，
甲午戰爭隨著清軍節節敗退，在清廷內部，主和派已占上風，大肆進行投降活動。旅順口失陷後，日本海軍在渤海灣獲得重要的根據地，從此北洋門戶洞開，北洋艦隊深藏威海衛港內，戰局更加急轉直下。
第三階段：從1894年11月22日到1895年4月17日。在此階段中，戰爭在山東半島和遼東兩個戰場進行，有威海衛之戰和遼東之戰。
威海衛之戰是保衛北洋海軍根據地的防禦戰，也是北洋艦隊對日的最後一戰。其時，威海衛港內尚有北洋海軍各種艦艇二十六艘。１８９５年１月２０日，大山岩大將指揮的日本第二軍，包括佐久間左馬太中將的第二師團和黑木為楨中將的第六師團，共兩萬五千人，在日艦掩護下開始在榮成龍鬚島登入，２３日全部登入完畢。３０日，日軍集中兵力進攻威海衛南幫炮台。駐守南幫炮台的清軍僅六營三千人。營官周家恩守衛摩天嶺陣地，英勇抵禦，壯烈犧牲。日軍也死傷累累，其左翼司令官大寺安純少將中彈斃命。由於敵我兵力眾寡懸殊，南幫炮台終被日軍攻占。２月３日日軍占領威海衛城。威海陸地悉被敵人占據，“丁汝昌”坐鎮指揮的劉公島成為孤島。連日來，日軍水陸兩路配合，先後向劉公島和威海港內北洋艦隊發動八次進攻，均被擊退。在此期間，日本聯合艦隊司令伊東佑亨曾致書丁汝昌勸降，遭丁汝昌拒絕。5日凌晨，旗艦定遠中雷擱淺，仍做“水炮台”使用，繼續搏戰。10日，定遠彈藥告罄，劉步蟾下令將艦炸沉，以免資敵，並毅然自殺與艦共亡。11日，丁汝昌在洋員和威海營務處提調牛昶昞等主降將領的脅迫下，拒降自殺。洋員和牛昶昞等又推署鎮遠管帶楊用霖，出面主持投降事宜。楊用霖拒不從命，自殺殉國。12日，由美籍洋員浩威起草投降書，偽托丁汝昌的名義，派廣丙管帶程壁光送至日本旗艦。14日牛昶昞與伊東佑亨簽訂《劉公島降約》，規定將威海衛港內艦隻、劉公島炮台及島上所有軍械物資，悉數交給日軍。17日，日軍在劉公島登入，威海衛海軍基地陷落，北洋艦隊全軍覆沒。
遼東之戰持續的時間很長。自日軍突破清軍鴨綠江防線後，連占鳳凰城、岫巖、海城等地。清政府調兩江總督劉坤一為欽差大臣督辦東征軍務，授以指揮關內外軍事的全權，並任命湖南巡撫吳大澄和宋慶為幫辦，以期挽回頹勢。從1895年1月17日，清軍先後四次發動收復海城之戰，皆遭挫敗。2月28日，日軍從海城分路進犯，3月4日攻占牛莊，7日不戰而取營口，9日又攻陷田莊台。僅十天時間，清朝百餘營六萬多大軍便從遼河東岸全線潰退。
第一次中日戰爭—《馬關條約》
甲午戰爭該條約的簽訂，使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化進一步加深，同時它也成為中國近代民族覺醒的一個重要轉折點。
馬關條約
《馬關條約》的簽訂過程：中國與日本與1895年簽訂的喪權辱國的條約。
日本明治維新後，向外“開疆拓土”，陸上西進的目標是朝鮮和中國大陸。1876年日本強迫朝鮮簽訂第一個不平等條約《江華條約》，由此日本侵略勢力進入朝鮮。清朝與朝鮮有宗藩關係，日本極力破壞這種關係，在朝鮮造成與中國的尖銳矛盾和多次衝突。1895年3月中日簽訂《天津會議專條》，確立了兩國在朝鮮的對等地位。此後日本即有計畫地大力開展了針對中國的擴軍備戰活動。
1894年春，朝鮮爆發東學黨農民起義，朝鮮政府請求中國出兵幫助鎮壓。日本政府表示對中國出兵“決無他意”。但當清軍入朝時，日本以保護使館和僑民等為名大軍入朝，於7月25日突襲中國北洋艦隊，挑起中日甲午戰爭。戰爭打響後，兩國海軍進行了黃海大戰。陸上戰鬥軍從朝鮮打到奉天（今遼寧），占領大片領土。1895年（光緒二十一年）初又侵占山東威海。清政府無心抗戰，一再求和，最後派直隸總督李鴻章為頭等全權大臣前往日本馬關，與日本全權代表、總理大臣伊藤博文和外務大臣陸奧宗光議和。
3月20日雙方在春帆樓會見。李鴻章要求議和之前先行停戰，日方提出包括占領天津等地在內的4項苛刻條件，迫使李鴻章撤回了停戰要求。24日會議後，李鴻章回使館途中突然被日本浪人刺傷。日本擔心造成第三國干涉的藉口，自動宣布承諾休戰，30日雙方簽訂休戰條約，休戰期21天，休戰範圍限於奉天、直隸、山東各地。此時日軍已占領澎湖，造成威脅台灣之勢，停戰把這個地區除外，保持了日本在這裡的軍事壓力。4月1日，日方提出十分苛刻的議和條款。李鴻章乞求降低條件。10日，日方提出最後修正案，要中方明確表示是否接受，不許再討論。在日本威逼下，清政府只得接受。4月17日，李鴻章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
《馬關條約》（又稱《春帆樓條約》）共１１款，並附有“另約”和“議訂專條”。條約的主要內容為：①中國承認朝鮮“完全無缺之獨立自主”；實則承認日本對朝鮮的控制；②中國將遼東半島、台灣島及所有附屬各島嶼、澎湖列島割讓給日本；③中國“賠償”日本軍費庫平銀二萬萬兩；④開放沙市、重慶、蘇州、杭州四地為通商口岸，日本政府得派遣領事官在以上各口岸駐紮，日本輪船得駛入以上各口岸搭客裝貨；⑤日本臣民得在中國通商口岸城市任便從事各項工藝製造，將各項機器任便裝運進口，其產品免徵一切雜稅，享有在內地設棧存貨的便利；⑥日本軍隊暫行占領威海衛，由中國政府每年付占領費庫平銀五十萬兩，在未經交清末次賠款之前日本不撤退占領軍；⑦本約批准互換之後，兩國將戰俘盡數交還，中國政府不得處分戰俘中的降敵分子，立即釋放在押的為日本軍隊效勞的間諜分子，並一概赦免在戰爭中為日本軍隊服務的漢奸分子，免予追究。
《馬關條約》對中國社會的影響：《馬關條約》是繼《南京條約》以來最嚴重的不平等條約，它給近代中國社會帶來嚴重危害，是帝國主義變中國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一個重要的步驟。
（１）台灣等大片領土的割讓，進一步破壞了中國主權的完整，刺激了列強瓜分中國的野心，民族危機進一步加深。
甲午戰爭（３）通商口岸的開放，使帝國主義侵略勢力深入到中國內地。
（４）允許在華投資辦廠，嚴重阻礙了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
《馬關條約》反映了帝國主義資本輸出，分割世界的侵略要求。外國資本主義對中國的侵略進入一個新的階段，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化程度大大加深了。
《馬關條約》對中外歷史產生的重大影響：（１）從中國方面看，①割地賠款，主權淪喪，便利列強對華大規模輸出資本，掀起瓜分狂潮，標誌著列強侵華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大大加深了中國的半殖民地化。中國國際地位急劇下降。②中國人民挽救民族危亡的運動高漲，資產階級掀起了維新變法運動和民主革命運動，中國人民自發反抗侵略的鬥爭高漲，如義和團運動。
（２）對日本而言，得到巨額賠款和台灣等戰略要地，不僅促進了本國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發展，而且便利了日本對遠東地區的進一步侵略。
（３）對遠東局勢來說，加劇了帝國主義列強在遠東的爭奪，三國干涉還遼事件明顯地反映了列強在侵華問題上既相互勾結又相互爭鬥。
條約全文：大清帝國大皇帝陛下及大日本帝國大皇帝陛下為訂定和約，俾兩國及其臣民重修平和，共享幸福，且杜絕將來紛壇之端。
大清帝國大皇帝陛下侍簡大清帝國欽差頭等全權大臣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北洋通商大臣直隸總督一等肅毅伯爵李鴻章，大清帝國欽差全權大臣二品頂戴前出使大臣李經方；
大日本帝國大皇帝陛下特簡大日本帝國全權辦理大臣內閣總理大臣從二位勛一等伯爵伊藤博文，大日本帝國全權辦理大臣外務大臣從二位勛一等於爵陸奧宗光；為全權大臣。
彼此較閱所奉渝旨，認明均屬妥善無闕，會同議定各條款，開列於左：
第一款 中國認明朝鮮國確為完全無缺之獨立自主，故凡有虧損獨立自主體制，即如該國向中國所修貢獻典禮等，嗣後全行廢絕。
第二款 中國將管理下開地方之權並將該地方所有堡壘、軍器工廠及一切屬公物件，永遠讓與日本：
一、下開劃界以內之奉天省南邊地方：從鴨綠江口溯該江以抵安平河口，又從該河口劃至鳳凰城、海城及營口而止，畫成拆線以南地方。所有前開各城市邑皆包括在劃界線內。該線抵營口之遼河後，即順流至彬口止，彼此以河中心為分界。
遼東灣東岸及黃海北岸在奉天省所屬詣島嶼，亦一併在所讓境內。
二、台灣全島及所有附屬各島嶼。
三、澎湖列島是英國格林尼次東經百十九度起至百二十度止，及北緯二十三度起至二十四度之間諸島嶼。
第三款 前款所載及粘附本約之地圖所劃疆界，候本約批准互換之後，兩國應各選派官員二名以上，為會同劃定疆界委員，就地踏勘，確定劃界。若遇本約所訂疆界，於地形或治理所關有礙難不便等情，各該委員等當妥為參酌更定。
各該委員等當從速辦理界務，以期奉委之後，限一年竣事。但遇各該委員等有所更定劃界，兩國政府未經認準以前，應據本約所定劃界為正。
第四款 中國約將庫平銀貳萬萬兩交與日本，作為賠償軍費；該款分作八次交完。第一次伍千萬兩，應在本約批准互換後六個月內交情，第二次伍乾萬兩應在本約批准：互換後十二個月內交清。餘款平分六次遞年交納，其法列下：第-次平分遞年之款，於兩年內交清，第二次於三年內交清，第三次於四年內交清，第四次於五年內交清，第五次於六年內交清，第六次於七年內交清，其年分均以本約批准互換之後起算。又第一次賠款交清後，未經交完之款應按年加每百抽五之息。但無論何時，將應賠之款或全數、或幾分，先期交清，均聽中國之便。如從條約批准互換之日起，三年之內，能全數清還，除將已付利息或兩年半、或不及兩年半，於應付本銀扣還外，余仍全數免息。
第五款 本約批准互換之後，限二年之內，日本準，中國讓與地方人民願遷居讓與地方之外者，任便變賣所有產業，退去界外。但限滿之後尚未遷徒者，酌宜視為日本臣民。
又台灣一省，應於本約批准互換後，兩國立即各派大員至台灣，限於本約批准互換後兩個月內，交接清楚。
第六款 中、日兩國所有約章，因此次失和，自屬廢絕。中國約候本約批准互換之後，速派全權大臣與日本所派全權大臣會同訂立通商行船條約及陸路通商章程。其兩國新訂約章，應以中國與泰西各國現行約章為本。又本約批准互換之B起，新訂約章未經實行之前，所有日本政府官吏、臣民及商業工藝、行船船隻、陸路通商等，與中國員為優待之國，禮退護視，一律無異。中國約將下開讓與備款，從兩國全權大臣畫押蓋印日起，六個月後，方可照力：
第一、現今中國已開通商口岸之外，應準添設下開各處，立為通商口岸，以便日本臣民往來僑寓，從事商業、工藝、製作。所有添設口岸均照向開通商海口或向開內地鎮市章程一體辦理，應得優例及利益等亦當一律享受：
一、湖北省荊州府沙市。
甲午戰爭二、四川省重慶府。
三、江蘇省蘇州府。
四、浙江省杭州府。
日本政府得派遣領事官於前開各口駐紮。
第二、日本輪船得駛入下開各口，附搭行客，裝運貨物：
一、從湖北省宜昌溯長江以至四川省重慶府。
二、從上海駛進吳沿江及運河以至蘇州府、杭州府。
中日兩因未經商定行船章程以前，上開各口行船，務依外國船隻駛入中國內地水路現行章程照行。
第三、日本臣民在中國內地購買經工貨件，若自生之物，或將進口商貨運往內地之時，欲暫行存棧，除勿庸輸納稅鈔派徵一切諸費外，得暫租棧房存貨。
第四、日本臣民得在中國通商口岸城邑，任便從事各項工藝製造，又得將各項機器任便裝運進口，只交所訂進口稅。
日本臣民在中國製造一切貨物，其餘內地運送稅、內地稅、鈔課、雜派，以及在中國內地沾及暫存餞房之益，即照日本臣民運入個國之貨物--體辦理，至應享優例豁除，亦莫不相同。
嗣後如有因以上加護之事應增章程、規條，即載入本款所稱之行船通商條約內。
第七款 日本軍隊現駐中國境內者，應於本約批准互換之後三個月內撤回，但須照次款所定辦理。
第八款 中國為保明認真實行約內所訂條款，聽允日本軍隊暫行占守山東省威海衛。又於中國將本約所訂第一、第二兩次賠款交清，通商行船約章亦經批准互換之後，中國政府與日本政府確定周全妥善辦法，將通商口岸關稅作為剩款並息之抵押。日本可充撤回軍隊。倘中國政府不即確定抵押辦法，則未經交清末次賠款之前，日本應不允撤回軍隊。但通商行船約章未經批准互換以前，雖交清賠款，日本仍不撤回軍隊。
第九款 本約批准互換之後，兩國應將是時所有俘虜盡數交還，中國約將由日本所還俘虜，並不加以虐待，若或置於罪戾。
甲午戰爭中國約將認為軍事問諜或被嫌逮系之日本臣民，即行釋放。並約此次交仗之間，所有關涉日本軍隊之中國臣民概予寬貸，並傷有司不得為逮系。
第十款 本約批准互換日起應按兵息戰。
第十一款 本約奉大清帝國大皇帝陛下及大日本帝國大皇帝陛下批准之後，定於光緒二十一年四月十四日，即明治二十八年五月初八日，在煙臺互換。
為此兩國全權大臣署名蓋印，以昭信守。
大清帝國欽差頭等全權大臣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北洋通商大臣直隸總督一等肅毅伯爵李鴻章
大清帝國欽差全權大臣二品頂戴前出使大臣李經方
大日本帝國全權辦理大臣內閣總理大臣從二品勛一等伯爵伊藤博文
大日本帝國全權辦理大臣外務大臣從二位勛一等子爵陸奧宗光
光緒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
明治二十八年四月十七日
訂於下之關，繕寫兩分
另約 第一款 遵和約第八款所訂暫為駐守威海衛之日本國軍隊，應不越一旅團之多，所有暫行駐守需費，中國自本約批准互換之日起，每一周年屆滿，貼交四分之一，庫平銀五十萬兩。
第二款 在威海衛應將劉公島及威海衛口灣沿岸，照日本國里法五里以內地方，約合中國四十里以內，為日本國軍隊駐守之區。
在距上開劃界，照日本國里法五里以內地方，無論其為何處，中國軍隊不宜(逼)近或駐紮，以杜生釁之端。
第三款 日本國軍隊所駐地方治理之務，仍歸中國官員管理。但遇有日本國軍隊司令官為軍隊衛養、安寧、軍紀及分布、管理等事必須施行之處，一經出示頒行，則於中國官員亦當責守。
在日本國軍隊駐守之地，凡有犯關涉軍務之罪，均歸日本國軍務官審斷辦理。
此另約所定條款，與載入和約其效悉為相同。為此兩國全權大臣署名蓋印，以昭信守。
光緒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
明治二十八年四月十七日
訂於下之關，繕寫兩分
第一次中日戰爭—日本當時海軍實力
甲午戰爭高千穗號，日本向英國Armstrong公司訂購的巡洋艦，是浪速號的同級艦。1884年4月10日開工建造，1885年5月16日下水，1886年3月26日建成。甲午戰爭中參加了黃海海戰和威海衛之戰，海戰中被擊中5彈，死1人傷2人。1898年3月21日被列為二等巡洋艦。1912年8月28日被列為二等海防艦。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被編入第二艦隊參戰。1914年10月17日在攻打我國青島時被德國S90號發射的魚雷擊中沉沒，264人戰死。1914年10月29日除籍。
秋津洲號：日本在橫須賀船廠建造的巡洋艦原來作為“松島”級的4號艦建造，後改為單獨設計建造一型巡洋艦。該艦1890年3月開工建造，1892年7月6日下水，1894年3月31日建成，是日本建造的第一艘鋼製巡洋艦。甲午戰爭中參加了豐島海戰、黃海海戰和威海衛之戰，海戰中被擊中4彈，死5人傷10人。1898年3月21日被列為二等巡洋艦。日俄戰爭時被編入第三艦隊第六戰隊擔任日本沿海的警戒艦。1912年8月28日被列為二等海防艦。1921年4月30日成為潛水艇母艦。1927年1月10日除籍，7月29日在橫須賀解體。
浪速號，日本向英國Armstrong公司訂購的巡洋艦。1884年3月27日開工建造，1885年3月18日下水，1885年12月1日建成。該級艦據說原來也是中國訂購，同樣由於經費不足而由日本購去。甲午戰爭中參加了豐島海戰、黃海海戰和威海衛之戰，海戰中被擊中9彈，傷2人。1898年3月21日被列為二等巡洋艦。日俄戰爭中配屬第2艦隊第4戰隊。對馬海戰中受傷，後退出第一線。1912年7月26日在前往北海道途中的千島群島得撫島海面因事故沉沒。1912年8月5日除籍。
松島號：為了對付北洋水師的定遠、鎮遠二艦，由法國設計師白勞易（Louis-EmileBertin）設計的“三景艦”之一，原計畫建造4艘，後改為3艘。該艦1888年2月17日在法國地中海鐵工及造船廠鋪設龍骨，開始建造，1890年1月22日下水，1892年4月5日建成。甲午戰爭時作為聯合艦隊旗艦參加了黃海海戰和威海衛之戰，海戰中被擊中13彈，死35人傷78人。1898年3月21日被列為二等巡洋艦，1905年參加了對馬海戰。戰後“三景艦”被編為練習艦隊運送海軍學員進行遠航訓練。1908年4月30日在運送海軍候補生遠航歸途中在澎湖列島的馬公島停泊時彈藥庫突然爆炸沉沒。1908年7月31日除籍。
千代田號：由於日本向法國Forges公司訂購的畝傍號（Unebi）巡洋艦1886年10月19日竣工駛往日本途中於12月3日突然失蹤，日本海軍獲賠124萬5千3百円。日本用這筆資金向英國Brown公司訂造千代田號巡洋艦。1888年11月開工建造，1890年6月3日下水，1891年1月1日建成。該艦是除扶桑、比睿兩艘老艦外唯一在中央設定防禦裝甲帶的軍艦。甲午戰爭中參加了黃海海戰和威海衛之戰，海戰中被擊中3彈。1898年3月21日被列為三等巡洋艦。日俄戰爭中配屬第三艦隊第六戰隊，在朝鮮海峽護送運輸船隊。1904年7月26日在炮擊旅順時觸雷後赴橫須賀修理，而後參加對馬海戰。1912年8月28日被列為二等海防艦。一戰中參加進攻中國青島的作戰。1921年4月30日成為水雷母艦。1922年4月1日成為潛水艇母艦。1924年4月1日成為雜役船。1927年8月5日在實彈射擊訓練中作
甲午戰爭嚴島號，為了對付北洋水師的定遠、鎮遠二艦，由法國設計師白勞易（Louis-EmileBertin）設計的“三景艦”之一。1888年1月7日在法國地中海鐵工及造船廠鋪設龍骨，開始建造，1889年7月18日下水，1891年9月3日建成。甲午戰爭中參加了黃海海戰和威海衛之戰，海戰中被擊中8彈，死13人傷18人。1898年3月21日被列為二等巡洋艦。1912年8月28日被列為二等海防艦。1919年4月1日作為雜役船，更名為嚴島丸。1920年7月1日成為潛水艇母艦，艦名改回嚴島。1920年9月20日至1924年7月31日又作為潛艇學校的水上校舍。1925年報廢。1926年3月12日在吳港解體，同年3月21日除籍。
橋立號，為了對付北洋水師的定遠、鎮遠二艦，由法國設計師白勞易（Louis-EmileBertin）設計的“三景艦”之一。1888年8月6日在橫須賀鋪設龍骨，開始建造，1891年3月24日下水，1894年6月26日建成。甲午戰爭中參加了黃海海戰和威海衛之戰，海戰中被擊中11彈，死3人傷11人。黃海海戰後曾代替松島號成為日本聯合艦隊旗艦。1898年3月21日被列為二等巡洋艦。1912年8月28日被列為二等海防艦。1922年4月1日作為雜役船。1925年12月23日報廢，次年5月1日拋售，1927年在橫須賀解體。
比睿號：日本向英國MilfordHaven公司訂造的金剛級巡洋艦之一。1875年9月24日開工建造，1877年6月12日下水，1878年2月25日建成。1890年曾遠航歐洲。甲午戰爭中參加了黃海海戰，海戰中被擊中23彈，死19人傷37人。甲午戰後撤去帆索裝置加以改裝。1898年3月21日被列為三等海防艦。日俄戰爭中作為旅順港的警備艦使用。日俄戰爭後成為測量船。1911年4月1日除籍。1912年3月25日退役。
扶桑號：日本向英國SamudaBros公司訂造的巡洋艦。1875年9月24日開工建造，1877年4月17日下水，1878年1月建成。建造時採用機帆並用的動力推進方式，1891年11月16日在橫須賀撤去帆索裝置。1894年7月21日完工。甲午戰爭中參加了黃海海戰和威海衛之戰，海戰中被擊中8彈，死2人傷12人。1897年10月29日在伊予灘停泊時由於錨索斷裂造成漂移，被松島艦艦首沖角撞擊後又與嚴島艦右舷相撞後艦腹部進水沉沒。1898年6月5日打撈出水後送入吳海軍工廠修理。日俄戰爭時被編入第三艦隊第七戰隊參戰。1912年12月12日被列為二等海防艦。1908年4月1日除籍後作為雜役船，1909年2月15日退役。1910年在橫濱解體。
赤誠號：日本小野浜造船所神戶工廠建造的摩耶級炮艦之一。1886年7月20日開工建造，1888年8月7日下水，1890年8月20日建成，編入吳鎮守府，艦長瓜生外吉中佐。甲午戰爭中參加了黃海海戰，海戰中被擊中30彈，死11人傷17人。艦長坂元八郎太被擊斃。1898年3月21日被列為二等炮艦。日俄戰爭中被編入第一艦隊第七戰隊，1904年5月18日在旅順外海濃霧中與大島艦相撞，大島艦被撞沉。1905年1月12日被編入第三艦隊。1911年4月1日除籍。1911年12月21日退役。1912年3月22日成為川崎汽船公司的商船，改名為“赤城丸”。1921年被尼崎汽船公司購入，航行於瀨戶內海。1945年9月17日在佐柳島遇颱風沉沒。1946年初被打撈起來，1月又在瀨戶內海觸雷沉沒，於1951年再次打撈起來。該艦最後於1953年在大阪解體。
西京丸號：日本建造的商船，1889年下水，甲午戰爭前改裝成代用巡洋艦。甲午戰爭中參加了黃海海戰，海戰中被擊中12彈，傷11人。
第二次中日戰爭—概略
抗日戰爭這場戰爭在不同的地區有不同的名稱。中華民國政府及多數華人稱其為八年抗戰、中日戰爭等等，簡稱抗戰，中國共產黨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稱其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日本稱其為日華戰爭（日語：日中戦爭）或支那事變（支那事変），西方國家多數稱其為第二次中日戰爭（把甲午戰爭稱為“第一次中日戰爭”）。
抗日戰爭結束於1945年8月15日，但對於其開始的時間存在爭議。比較普遍的觀點認為，全面的抗日戰爭起於1937年7月7日的盧溝橋事變，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時結束，歷時九十七月又八天，共為八年，八年抗戰名稱因此而來。另外一種觀點認為這場戰爭可追溯到1931年9月18日的九一八事變，這是政府私下主導的局部抗戰的開始，因此又有十四年或十五年抗戰之說。也有觀點認為，1941年12月9日在珍珠港事件爆發後兩天，中華民國政府才公開宣布正式同日本宣戰，如果這樣算，抗日戰爭歷時不到4年。在這段時間裡，戰爭擴大到整個太平洋地區，中國和美國、英國等同盟國共同抗擊日本，而中國的抗戰也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太平洋戰爭的一部分。最後，日本節節敗退，戰爭以包括中華民國在內的同盟國勝利而結束。
第二次中日戰爭—“九一八事變”
1931年9月18日，日本關東軍趁張學良調動東北軍主力入關參加中原大戰留駐華北之機，由司令本庄繁親自策劃，在瀋陽附近的柳條湖破壞
戰火了一小段南滿鐵路，誣衊此為中國國民革命軍所為，當夜向瀋陽北大營之國民革命軍發動進攻，標誌著“柳條湖事變”，又稱“九一八事變”的爆發。駐防瀋陽的中國東北軍參謀長榮臻、張學良聲稱奉了蔣介石的“不抵抗”命令，嚴禁部下不準對日軍作戰（晚年雖承認是他自己的決定，但究其根本原因，仍是迫於蔣介石及其“中央軍”的壓力），但團長王鐵漢等仍率部進行了抵抗，還有黃顯聲領導的瀋陽警察成為東北為數不多的給予日軍打擊的武裝力量。但他們皆戰不勝日軍，翌晨全城即告陷落，警察們在繳械之後大多被屠殺。東北主要軍事負責人張學良引咎降職，後赴歐洲躲避輿論譴責。
大敵當前，蔣介石不思抵禦外侮，卻仍然鼓吹“攘外必先安內”，大打內戰，壓制國人的抗日熱情，瘋狂推行“不抵抗政策”。中共趁機加緊發展，在湘贛等地建立起多個“蘇區”，並不斷擴大.1931年11月7日,中國共產黨
抗日戰爭事變兩個月內，日軍占領中國東三省諸多主要城市，除在黑龍江遭到馬占山部等的強烈抵抗之外，並未遭受重大損失。九一八事變後，中國東北民眾自發組織了大量東北抗日義勇軍抵抗日本軍閥侵略，這些抵抗得到了關內民眾同情和聲援。部分中國學者視九一八事變為抗日戰爭的開始。1932年2月，日本在東北建立滿洲國，其傀儡政府名義上的領導人是清朝末代皇帝愛新覺羅·溥儀。這政權其實是關東軍擁有，他們以日満親善大使作占領東北的藉口，以繼續進行侵略。
國民政府面臨“北有日軍、南有共軍，交相呼應，同時進逼”的危局。各地軍人亦各自為政，不聽中央調遣，山東韓復渠與劉珍年、陝西楊虎城與馬青苑、四川劉湘與劉文輝，各起衝突，蔣費盡心機，“居中調停”，實為藉機擴大地盤。
第二次中日戰爭—前序
1932年1月28日，日本海軍陸戰隊進攻上海閘北，一二八事變爆發。駐守上海的國民革命軍第十九路軍（粵軍）在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的帶領下展開回擊，張治中率第五軍（中央軍）增援上海，雙方陷入僵持。2月28日，英國、法國、美國三國公使介入調停。5月5日，中日雙方簽署《淞滬停戰協定》，規定中國國民革命軍不得駐紮上海，只能保留保全隊，日本取得在上海駐軍的權利，參與抗戰的主力國軍第十九路軍不得不離開上海，赴福建剿共，第五軍則撤退至蘇州、南京一帶，日本歷來以壓迫蔣介石懲辦抗日軍隊的手段來打壓中國軍民抗日士氣。6月，日本軍閥全部退回日租界。
日本軍閥在中國北方的軍事行動並沒有停止，並將軍隊開進長城一線，進犯熱河、察哈爾兩省，史稱“長城事變”。1933年1月，日軍進占山海關，開始向中國關內進攻。熱河省會承德遭到襲擊，僅10餘天即告陷落，駐守熱河的國軍主要是東北軍萬福麟等部，抵抗意識極差。駐守平津的西北軍第二十九軍宋哲元率部抵抗，中央軍第十七軍軍長徐庭瑤率所部3個師北上參戰。同年5月，日本軍閥向察哈爾進攻，並一度占領察北重鎮多倫，然而不久馮玉祥和吉鴻昌發起組織的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經過5天的激烈戰鬥，奪回多倫，並成功將日本軍閥驅趕出察哈爾，保證了長城一線戰事的基本穩定。二十九軍、十七軍等部隊雖然奮勇抵抗，終不敵裝備精良的日軍和偽“滿洲國”部隊，長城抗戰失利。5月31日，中日簽署《塘沽協定》，國民革命軍退出熱河和冀東，日本打開了通往華北的大門。
1933年12月，福建蔡廷鍇、李濟深及其十九路軍組織“中華共和國臨時革命政府”，與紅軍簽署《抗日停戰協定》，力圖挽救危局，史稱“福建事變”。但由於蔣介石勾結日偽軍對這支革命武裝進行血腥鎮壓，加之當時中共領導人奉行的“左”傾關門主義政策，福建事變最終失敗，蔣介石撤銷了十九路軍的番號，十九路軍這支名揚四海的抗日部隊的歷史到此結束了。
1934年6月9日，南京日本總領事館書記官因個人原因，出走藏匿，欲自殺。領事館揚言“應由中國政府負完全責任，如無生還之希望，則日方將撤回僑民發動自衛。”並將上海的日本憲兵派往南京，日艦雲集下關江面。由於領事館的一名從事抗日組織情報收集工作的中國人員詹長麟提供的可靠訊息，首都警察廳調查課長趙世瑞於紫金山一山洞中尋獲藏本，而平息了事端，史稱“藏本事件”。
抗日戰爭第二次國共合作：國民政府對日本的態度激起了中國國內許多人士的不滿，這給剛剛完成長征的中國共產黨帶來了擴大影響力的機會。1935年底，中共中央召開了瓦窯堡會議，決定按照共產國際在西班牙的活動，以建立統一戰線為方式抵禦法西斯國家的侵襲。該年底，毛澤東發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不僅確定了這條統一戰線的確立方式和理論基礎，也提出吸取中國大革命時期的教訓，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領導權掌握在共產黨人手中。中共開始拋棄左傾的關門主義，主動和合圍陝北根據地的東北軍張學良、西北軍楊虎城部磋商結成抗日反蔣的軍事同盟。並藉助各種渠道與國民黨中央試探妥協的可能性。
一二九運動中學生在北平的活動同年12月9日，北平學生在共產黨的宣傳領導下，針對日本即將設立的非法政府“冀察政務委員會”展開了大遊行。上萬名學生在北平附近高呼口號，要求國民政府停止內戰，聯合抗日。冀察政務委員會內定的負責人宋哲元鎮壓了這次學生運動。在這種形勢下，冀察政務委員會宣布延期設立，並極大的提高了共產黨在中國尤其是華北地區的聲望。這次學生運動的大部分骨幹後來成為八路軍和中共的新生力量，包括黃敬、李昌、谷景生、宋黎等。
但蔣介石依然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意圖，並調遣撤回關內的東北軍和西北軍繼續圍攻共產黨的陝北革命根據地——希望非嫡系軍隊和共產黨的爭鬥兩敗俱傷。在此情況下，張學良及西北軍將領楊虎城決定接受共產黨的聯合抗日主張。1936年12月，蔣介石親自來到西安“督戰”，12月12日，張、楊發動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對蔣介石實施“兵諫”。親日派何應欽認為時機已到，積極鼓吹討伐張楊，欲置蔣介石於死地，奪取全國最高統治權。一旦如此，全國就將爆發更大規模的內戰，這正是日本人希望看到的。這次事變最後在國民黨、共產黨和其他勢力的協商下，得到和平解決，國共兩黨也達成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協定，成為日後影響抗日戰爭的關鍵因素之一。西安事變後，紅軍、東北軍、西北軍的三位一體聯盟被蔣介石瓦解。張學良被蔣扣押，楊虎城被迫出國，東北軍被調往蘭州、河南、安徽等處，被完全拆散。紅軍從陝北南下，占領了西安附近地區。周恩來、葉劍英、博古代表中共中央開始和國民黨中央展開關於合作的談判。大批在十年內戰期間被關押的共產黨政治犯被釋放，其中最著名的是薄一波和陶鑄。中共中央派遣劉少奇到天津指導北方局工作，劉少奇很快打開了華北地區的統戰局面，號召平津學生支持宋哲元抗日。蔣中正開始加速進行抗戰的政治、軍事、經濟準備，這包括在上海至南京一帶修建了三道國防工事，進口了大量德國裝備武裝中央軍。
第二次中日戰爭—全面爆發
抗日戰爭7月16日、17日，中華民國最高統帥蔣介石在廬山先後發表《對於蘆溝橋事件之嚴正表示》談話，表示：“臨到最後關頭，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救國家生存。最後關頭一到，我們只有犧牲到底，抗戰到底”，“地無分南北，年不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戰之責！”，至此表明了對日本軍閥挑釁的退讓底線。7月28日、30日，日本軍閥相繼占領北平、天津，第二十九軍退守保定一線。平津一帶的大學紛紛遷移。7月31日，蔣介石發表《告全體將士書》：“……和平既然絕望，只有抗戰到底”，宣告戰爭已經全面爆發。
正面戰場的展開：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定下了“以空間換時間，積小勝為大勝”的大方針，為了吸引日本把侵略重點放到日軍難以施展的山川河流眾多的東南，利用山川河流眾多的地形抵消日軍裝備訓練優勢，儘量消滅日軍有生力量，避免在利於日軍裝備訓練優勢發揮的地勢平坦的華北平原與日軍作戰，擴大戰場，分散敵軍兵力，為中國爭取部分戰爭主動權，蔣中正決定在上海發動戰爭。中國國民革命軍扮作保全隊進入上海市區。日軍則以保衛租界為名，占領租界外的地區。8月13日，衝突爆發。
日軍在1937年8月派出上海派遣軍（三個月後增加到50萬人），開始向上海進攻；中華民國則共派出中央軍精銳和大批內地省份部隊（但由於蔣介石與這些部隊的司令關係惡劣，所以裝備極差。而參加者包括川軍、滇軍、桂軍、粵軍、湘軍等）合計70萬人，與日軍血戰三個月之久，粉碎其“三月亡華”之戰略，此即為淞滬會戰。指揮凇滬會戰的第三戰區司令長官先是馮玉祥，後蔣中正親自兼任。11月20日，中國國民革命軍在傷亡25萬人之後，被迫撤退，上海自此淪陷；由於下達撤退命令過於倉促，後方國防工事交接發生失誤，加上中國抗戰初期的軍隊訓練素質極低，引致撤退演變為潰敗。同一天，中華民國政府立即宣布將首都和所有政府機構由南京遷往陪都重慶，而軍事作戰中心則是先遷往武漢直到武漢會戰後再遷往陪都重慶。雖然第二次淞滬會戰中國方面在戰術上是失敗的，但是在戰略上卻成功的將日軍吸引於中國東南，使日軍主力陷入山川河流眾多的地形，消耗甚大，導致日軍無實力占領全部中國。上海國民革命軍的持久抵抗，掩護了黨政機關、學校和大批工商企業轉移內地，為抗戰保留了元氣。
在上海遭到約4萬傷亡的日本軍隊，在同年12月13日侵占南京，由於守將唐生智不久便棄城逃亡，所以南京城於4天后陷落。日軍以持續數月的南京大屠殺作為摧殘中國民眾士氣的手段，由於戰爭前夕中國國民革命軍把所有逃生的方法都堵塞了，結果間接導致約三十萬無辜的中國人被日本軍隊殘暴地殺害（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統計為26萬）。下令進行南京大屠殺的日軍上海派遣軍（後改稱華中派遣軍）司令官是松井石根，殺戮最嚴重的第六師團師團長是谷壽夫。
同年9月，日本為奪取山西豐富的煤炭資源，派出10餘萬陸軍展開進攻。國民政府因應組織展開了太原會戰，由於當時中國共產黨的總部位於不遠的延安。根據9月的國共合作協定，共產黨奉命派出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林彪115師協助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進行防禦。
抗日戰爭1938年2月，日軍華北方面軍企圖南下和華中派遣軍會合。中國國民革命軍在以徐州為中心的地區與日軍激戰，史稱徐州會戰。3月，第五戰區司令李宗仁令川軍王銘章所部防守滕縣，因無援兵，滕縣失守，王銘章師長自殺殉國。李宗仁隊以西北軍孫連仲第二十六路軍在徐州以北的台兒莊與日軍反覆爭奪，以西北軍張自忠部五十九軍和龐炳勛軍團掩護台兒莊的右翼臨沂戰場，以中央軍湯恩伯軍團卷擊台兒莊日軍側背，最終取得台兒莊戰役的勝利，以斃傷日軍一萬多人的戰果成為中華民國抗戰以來最大的勝利，日軍精銳第10師團遭到毀滅性打擊，精銳第5師團遭到重創。但是南北兩線日軍源源不斷增兵，這次勝利沒有扭轉徐州戰場的局勢。
5月19日日軍占領徐州，6月6日占領河南省會開封。6月9日，蔣中正命令在花園口炸開黃河南岸大壩，史稱黃河花園口決堤。此舉雖然暫時阻擋了日軍南下，但是也造成了黃河下游的大規模水災，造成上百萬民眾直接死亡或間接因饑荒而死，造成不知情的當地民眾對國民黨的不滿。戰後蔣中正調撥了大量資金修復黃河大堤，史稱“黃河歸故”，即恢復故道。參與會戰的國民革命軍分路撤退，粉碎了日軍的合圍企圖，至此，徐州會戰結束。會戰後，有一部分國軍留在魯南蘇北敵後戰場，後蔣中正下令組建蘇魯戰區，以東北軍于學忠為戰區司令。這部分國軍堅持到1943年，被日偽軍壓迫，與中共軍隊摩擦也告失利，被迫退出魯南蘇北。華北日軍除以主力進攻山東津浦線方向外，還以一部向河北平漢線追擊，宋哲元率部節節抵抗，最後退至黃河以北的豫北地區。
1938年8月至10月的武漢會戰是中日戰爭中規模最大的會戰，參戰日軍達30多萬人，中國軍隊達110萬人，戰爭中日本損失8萬人，因病減員8萬人，由此喪失了戰略進攻的能力。國民革命軍大部脫離戰場，安全撤退，一部留在大別山區敵後堅持游擊，主要是桂系軍隊。武漢會戰中，中國軍隊最大的勝利是兵團司令薛岳指揮的萬家嶺大捷，日軍第106師團遭到毀滅性打擊，陣亡4000人。10月21日，在大亞灣登入的日軍占領廣州，第七戰區司令余漢謀部退至粵北地區。10月25日，湖北重鎮武漢三鎮相繼陷落。中國國民政府的作戰中心遷往重慶繼續抵抗。
日軍在占領武漢和南方的廣州後，戰線拉長，無力作進一步大規模的戰略進攻，轉入休整。在會戰期間，以盧作孚為首的民族企業家運送了大批軍隊及作戰物資到前線，並將武漢地區的大批工業裝備和人員轉移到四川，在敵機狂轟濫炸下的川江航線為抗戰勝利立下了殊勛。此外，蘇聯航空志願隊參加了保衛武漢的空戰。武漢會戰迫使日軍大本營不得不重新調整對華戰略，改為政治誘降為主、軍事進攻為輔的戰略，以求儘快結束所謂的“中國事變”。政治誘降的主要對手是國民黨總裁汪精衛（但到了1940年日本發現汪精衛政府在中國國內影響力甚小，且無法左右抗日力量最強的黃埔系軍隊，於是將蔣介石選定為誘降對手，但終未成功）。在歷時4個多月的武漢會戰中，中國軍隊傷亡40萬人，中國軍民以巨大的犧牲迎來了戰爭的戰略相持階段。
中日相持（1938年10月—1941年12月）：
日本政策的轉變與分而治之的策略：鑒於綿延上千公里的戰線與所剩無幾的戰略資源和後方的不安定因素，日本
抗日戰爭同時日本的作戰方針一改再改，由最早的“三月亡華”，轉變為1938年11月第二次近衛聲明的“東亞新秩序應由中日共同主導”、“共同防共”、“經濟提攜”等，並聲稱只要答應和解，就從華中、華南撤軍，華北在名義上屬於中國。日本僅用少量的資源即能引誘中國農工階層加入皇協軍的隊伍，創造出大量的偽軍，在經濟上也誘惑資本受損的中國資產階級，向他們開放日軍占領區的實業投資。面對這些因素，中國國民政府中開始不斷出現“中日和解”的聲音。同年底，第三次近衛聲明發表，除了更為溫和的語氣外，將建立“大東亞新秩序”的部分義務分擔給中國，透過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的調停，藉以從側面誘導國民政府和談，並承諾和談成功後廢除在華不平等條約，歸還租界。
日本態度的轉變引起了包括歐美國家與中國的注意，其中歐美研判三次近衛聲明的目標由中國轉向蘇聯，這樣的行動將有助於各國的利益，與慕尼黑協定類似，希望將日本的戰火燃燒到蘇聯的土地上，因而歐美各國開始向國民政府派遣遊說團進行勸說，希望蔣介石在各方利益沒有太大損失的情況下，與日本達成停戰協定。
受此影響，主張與日本媾和的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到達越南。他在1938年12月29日發表“艷電”回響近衛聲明，提出與日本“恢復和平”。作為當時中國的第二號人物，汪精衛在戰爭最為緊張之時的這番言論，被視作公開的叛國投降，中國抗戰的士氣受到巨大打擊。1939年1月1日，中國國民黨召開臨時緊急會議，永遠開除汪精衛黨籍並撤銷其一切職務。之後發生“河內刺汪案”，蔣介石派出特務企圖暗殺而不果。3月，汪精衛在軍統策劃的刺殺事件中生還，這使得他徹底投向日本，並於5月在上海與日方開展秘密談判，年底秘密簽訂《日華新關係調整要綱》。1940年，汪精衛在日本的保護下來到南京，以“還都”的名義於3月30日成立“中華民國國民政府”。
同時日本發動了掃蕩重慶外圍的隨棗會戰和棗宜會戰，希望國民政府能儘速投降。在這場危及戰時陪都重慶的戰役中，國民革命軍第33集團軍司令張自忠將軍殉國。
敵後戰場的發展：進入相持階段之後，日軍由於軍事進展過於迅速，兵力和後勤補給均不敷使用，只能保證對主要城市和軍事據點，以及主要交通線的占領。
1939年9月，納粹德國軍隊向波蘭不宣而戰，引發法國、英國向德國宣戰，標誌著綏靖政策的破產，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式爆發。歐美列國放棄了將法西斯國家力量引向蘇聯的企圖，一反早先要求中日和談的態度，支持中國國民政府進行抗戰。但德國軍隊進展超乎人們預料，連當時的歐洲強國法國在1940年6月22日迅速宣布投降，德國迅速組織力量對英國展開襲擊。世界各地的戰況均有利於法西斯。這一時期中國也出現了廣泛的悲觀傾向。在這種情況下，國共兩黨展開了不同形式的宣傳，鼓舞抗戰士氣。其中三次長沙會戰對日軍造成重大打擊；1941年薛岳指揮的第三次長沙會戰殲滅日軍5萬多人。這一度改變了當時中國國內的抗戰士氣。一些不受國民政府指揮的民兵組織（如中國共產黨、蒙古抗日游擊隊等）也開始逐步壯大。
敵後戰場開始大多為國民黨的地方部隊所占據。另外還有民間與共產黨等抗日團體，而敵後地區也成為各抗日武裝的勢力範圍。隨著日本對敵後大規模掃蕩以及蔣介石“曲線救國”策略的影響，國民革命軍敵後控制區大大減少﹐日軍沒有足夠兵力長期守住這些地區。而八路軍、新四軍利用其靈活的游擊戰技巧生存下來，成為插入敵後的一把尖刀，使敵軍不得安寧。
隨著汪精衛等投日，幾十萬敵後的地方軍閥部隊投日﹐也有一部分不滿意國民政府者投向共產黨的部隊。共產黨成為敵後游擊戰的重要力量。至1940年7月，共產黨已發展至近40餘萬人，並擁有約1億人口的抗日根據地和近200萬的民兵組織，這些部隊除了反對日軍之外，也經常出現各種摩擦，但究其原因，仍是蔣介石的地方頑固勢力所挑起。百團大戰後，日軍推行治安強化運動，華北日軍兵力達到47萬[來源請求]，並集中了傀儡政權中投入戰場的全部軍隊。為應對共產黨方面的游擊戰術，採用了“保甲制”來斷絕共產黨軍隊與當地民兵的接觸，設立無人區，進行極為野蠻殘暴的“三光政策”，甚至使用違反國際法的生化武器來作戰。共產黨面對日軍掃蕩的壓力下，全軍實行戰略轉移，化整為零保留實力，開展各種形式的反“掃蕩”鬥爭，如著名的地道戰、地雷戰、麻雀
抗日戰爭中國對日宣戰（1941年12月－1945年2月）：
反法西斯同盟協作與戰略反攻：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美國珍珠港後，日本的戰略重心從中國轉變為美國。翌日，美國向日本宣戰，並呼籲世界各國對日本實施貿易制裁。12月9日，中國正式向日本宣戰。不久之後，除了與日本保持中立的蘇聯以外，英國等同盟國也對日本宣戰。從此中國不再獨立對日作戰，抗日戰爭正式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部分。美國加入二戰後，通過滇緬公路和“駝峰航線”從緬甸、印度向中國運送了大批作戰物資，支持中華民國繼續抗戰。
世界各國的介入對中國而言帶來了巨大的利益，這也是因為英美出於本身利益考慮而希望中國拖住日本陸軍主力。因此，中國與英國簽訂了友好同盟條約，並與英、美等國簽訂協定廢除了部分不平等條約，令重慶國民政府的國際地位上升。
香港時間12月8日早上8時，即珍珠港事件後僅數小時，由酒井隆指揮的日本軍隊從深圳向香港發起進攻，香港保衛戰於此開始。12月25日，港督楊慕琦率駐港英軍投降，香港淪陷。同時，日本在國內進一步徵兵動員，將戰場擴大至荷屬婆羅門（今印度尼西亞）、菲律賓等英、荷、美在東南亞的殖民地，奪取當地產量豐富的石油、橡膠等戰略資源。並派兵向英國遠東軍進攻，接連攻克英國統治下的殖民地；並在暹羅灣發動主力決戰，將威爾斯親王號戰列艦擊沉，標誌著日本在東南亞地區的擴張已無人能敵。
日本方面不滿足於控制東南亞的油氣資源，同時注意到滇緬公路對中國戰場的意義，轉而出兵緬甸，想意圖切斷滇緬公路，孤立中國。此時英國在遠東的軍隊已無力抵抗日本的進攻，轉而向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求援。於是，羅斯福與蔣中正磋商組建了盟軍中緬戰區，由蔣中正兼任司令，中國派代理司令長官杜聿明率10萬名集合中國精銳力量的中國遠征軍（主要是第5軍和第66軍）進入緬甸與日本作戰。原本中英兩國軍隊預定在曼德勒籌劃與日軍會戰，但是日軍先奪取了英軍控制的仁安羌，使得英軍開始向印度方向退兵，於是日軍迂迴至國民革命軍背後，令中國遠征軍右翼暴露，結果聯合作戰失利，遠征軍第5軍被迫撤退到印度，第66軍撤退回國。這次戰鬥中，黃埔將領戴安瀾師長犧牲。最終緬甸被日本占領，滇緬公路中斷，10萬遠征軍經血戰只有4萬餘人安全撤離。而杜聿明被召回，美軍兼任中緬戰區參謀長的史迪威將軍和第5軍的師長孫立人、廖耀湘則留下繼續負責在印度編練軍隊。
1943年11月，中美英三國元首在埃及開羅開會，通過《開羅宣言》，要求戰後日本歸還占領中國的所有領土，包括台灣及其附屬島嶼。
1944年，日軍在太平洋戰場的形勢惡化，兵力不足與物資緊缺到驚人的程度：橡膠、鋼鐵被列為國家資源，禁止向民間出售；華北地區的資源生產遭到當地民兵與八路軍連續不斷的襲擾，絕大多數地區喪失了生產能力。為了取得東南亞地區的物資，必需打通中國沿岸的航線，於是日本發起了豫湘桂會戰。日本華北方面軍輕易擊潰湯恩伯在河南省的大軍，第36集團軍總司令李家鈺陣亡，結果日軍打通了平漢線之河南至武漢段。之後，華中日軍乘勝追擊，在第四次長沙會戰中擊敗薛岳，一路追擊至湖南南部重鎮衡陽。黃埔將領方先覺率部頑強抵抗47天，最終城破，方先覺自殺未遂，後被俘。華中日軍與華南日軍又聯手發起桂柳戰役，一路占領廣西，打通湘桂鐵路，
抗日戰爭豫湘桂潰敗的同時，中國遠征軍和中國駐印軍發動了滇西緬北大反攻。1944年5月，由衛立煌將軍指揮的中華民國遠征軍強渡怒江，發起滇西反攻，先後攻克日軍堅固防守的松山、騰衝、龍陵，收復西南失地。
日本戰敗（1945年2月—1945年9月9日）：
1945年2月，英、美、蘇簽訂《雅爾達協定》，規定在歐洲戰爭結束後三個月內，蘇聯應對日宣戰。中國沒有被邀請參加。由於美英是以犧牲中國的主權（如承認外蒙古獨立），來換取蘇聯對日出兵的條件，也被稱為“遠東慕尼黑”陰謀。
1945年2月以後，雖然日本軍閥在豫湘桂會戰後已基本上打通了大陸交通線，但是由於經常受到來自於內地的美國空軍的攻擊，再加上太平洋戰場已日益吃緊，盟軍正逐步逼近日本本土，於是為了消滅美軍在中國的飛機場以維持大陸交通線的通暢並早日結束中日戰爭以集中全力於本土防衛，1945年3月起日軍先後發動豫西鄂北會戰和湘西會戰。在河南，日本軍閥於3月下旬從豫中會戰之後的防線以東向西發動攻擊，其前鋒一直衝到西峽口。在湖北，3月日本軍閥向西北部發動攻擊，於4月8日攻陷老河口；不過之後國民革命軍隨即發動反攻，收復了除老河口之外所有被日軍占領的地區。在湖南，日軍以空軍基地芷江為目標，於4月向湖南西部發動攻擊，但是在國民革命軍抵抗之下，日軍遭受大挫敗而退回原陣地。之後國民革命軍乘勝追擊，向廣西地區發動反攻，於5月27日收復南寧，6月29日收復柳州，7月27日收復桂林，8月收復廣西全境。此外，國民革命軍原本預定於8月收復廣州以打通中國對外運輸要道，因為日本投降而未實行。
1945年7月26日，美、英、中三國共同發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無條件投降，否則將予以日本“最後之打擊”。由於此時美國的核子彈已試驗成功，美國新總統杜魯門對於蘇聯的參戰並不抱太大興趣，所以未邀請蘇聯協商或署名，造成蘇聯頗為不滿。
1945年8月6日，為了避免採取大量傷亡的登入戰以及在先蘇聯一步拿下日本本土，美軍在日本廣島投下第一枚核子彈，3天后又在長崎投下第二枚核子彈。蘇聯紅軍也根據《雅爾達密約》，隨即在8月8日對日宣戰，發動八月風暴行動，並立刻于于8月9日出兵中國東北。此時的日本關東軍兵力僅有70萬人部署在中國東北和朝鮮半島，蘇聯紅軍投入到遠東戰場則多達150萬人，雙方的裝備也相差懸殊，於是蘇聯紅軍在中國東北橫掃日本關東軍。
同時，由於美國的核武打擊與蘇聯軍隊的參與，中國內部開始有人感覺到抗日戰爭終結之日即將到來。毛澤東主席發表《對日寇最後一戰》，抗日戰爭進入全面大反攻階段。將原本分散的抗日根據地一一連通。國民黨方面也在美軍空運、海運幫助下，迅速占領各大城市，接受日本投降。共產黨軍隊則接收經營許久的中小城市、鄉村地區，但是在蘇軍協助下也收復了一個省會城市張家口。而且八路軍、新四軍因為長期敵後抗戰的緣故，控制了大量鐵路幹線，增加了遠在西南方面對敵正方的國民革命軍接收日占領區的難度，為日後解放戰爭打下了堅實基
抗日戰爭1945年8月15日正午，日本裕仁天皇通過廣播發表《終戰詔書》，宣布無條件投降。8月16日，蘇軍總參謀部發表聲明指出：“日本天皇8月15日所發表的投降聲明，僅僅是無條件投降的一般宣言，並未向武裝部隊發布停止敵對行動的命令，而且日本軍閥仍在繼續抵抗，因此，日本尚未實際投降……遠東蘇軍將繼續對日攻勢作戰。”此段時間，由於日軍的敢死隊出動，導致蘇聯傷亡頗為慘重。戰事直到8月23日蘇軍占領旅順港口才真正結束。
9月2日，日本外相重光葵在美國軍艦密蘇里號上正式簽署投降書。9月9日，侵華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在南京向中華民國政府陸軍總司令何應欽呈交投降書。抗日戰爭及第二次世界大戰至此正式結束了。
第二次中日戰爭—外部援助
美國：美國對中國的抗日戰爭進行過大量的援助。抗戰初期，美國奉行中立政策，對中日雙方都不提供武器，但可以提供原材料。因為日本工業基礎強於中國，此舉實際上有利於日本。初期的美國援助，包括2500萬美元的桐油貸款和2000萬美元的錫貸款。1940年汪精衛政權成立後，為堅定重慶政權的抗戰意志，美國大幅度增加對華援助，同時援引“租借法案”，向中國提供武器。美國共向中國提供了超過8億美元的援助，是二戰期間中國最大的援助國。美國武器主要在遠征軍、駐印軍的滇西緬北戰場派上用場；八路軍和新四軍沒有得到美援武器。（儘管史迪威主張他們應該得到一部分，但美國政府堅決反對，最終作罷。）
1941年，美國人陳納德組建了著名的美國志願航空隊“飛虎隊”幫助中國人民抗戰。由於早期飛虎隊不論飛機或人員素質均較日軍惡劣，因此早期曾出現了一段被日軍不斷轟炸卻完全無反擊能力的黑暗期。及後飛虎隊後來擴編為美軍第14航空隊。14航空隊漸漸取得了中國上空的制空權，共擊落日機2600架。極大的支援了中國的抗戰。陳納德的妻子陳香梅是中國記者，後移居美國，是促進中美交往的重要政治人物。
1942年，日本軍閥斷絕滇緬公路。為保證中國的物資供應，美軍開闢了飛越喜馬拉雅山、橫斷山脈等高寒山區的駝峰航線，開始了歷史上空前的大規模持續空運。在三年多時間裡，向中國空運了超過70萬噸物資。駝峰航線的地理和氣候條件極端惡劣，在運輸過程中，損失了近500架飛機，有1579名美國飛行員遇難。1944年6月，轟炸日本本土的美國飛機從成都多個機場出發，出擊了900多架次，為抗日戰爭作出了傑出的貢獻。
美國在外交上也對中國給予極大支持，盧溝橋事變爆發後，美國對日本反覆提出抗議，並力圖促成中國和日本的和談。1941年，由於中日和議始終難於達成和日本入侵中南半島，美國對日本實行石油和鋼鐵禁運。斷絕了石油和鋼鐵來源的日本不得不冒險偷襲珍珠港美軍基地，導致太平洋戰爭的爆發。
蘇聯：1937年8月21日，蘇聯同中華民國政府簽訂了《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其第二條規定：“倘兩締約國之一方受一個或數個第三國侵略時，彼締約國協定，在衝突全部期間內，對該第三國不得直接或間接予以任何協助，並不得為任何行動或簽訂任何協定，致該侵略國得以施行。”蘇聯先後與中國簽訂了三次貸款協定，總額為2.5億美元，實際到位1.7億美元。蘇聯允許中國使用這些貸款從蘇聯購買武器裝備，這成為抗戰初期，中國軍事裝備的主要來源。抗戰初期，蘇軍還曾派蘇聯航空志願隊直接參加空戰，不過由於素質的差距，結果並未能阻止日本取得中國境內的制空權。
抗日戰爭蘇聯繼1939年與納粹德國簽訂《蘇德互不侵犯條約》之後，1941年4月13日蘇聯和日本簽定《蘇日中立條約》，背叛了1937年的《中蘇互不侵犯條約》。《蘇日中立條約》宣稱“蘇聯政府和日本政府莊嚴聲明，蘇聯保證尊重滿洲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政府保證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蘇日中立條約也違背了1924年5月31日在北京簽訂的《中蘇協定》，該《協定》第四條規定：“兩締約國政府聲明，嗣後無論何方政府不訂立有損害對方締約國主權及利益之和約及協定。”。蘇日簽約後，史達林親往火車站送日本外相松岡洋右，並破例與日外相共同坐一段火車送行。4月25日，蘇聯和日本政府代表在東京交換條約批准書，宣布《蘇日中立條約》正式生效。條約的有效期為5年。根據《蘇日中立條約》，蘇聯停止了對中國的援助。
然而日蘇雙方都把對方作為潛在的敵人。日本把幾十萬關東軍守在東北﹐準備大量化學武器一旦和蘇聯發生戰爭時用（直到今天﹐還有中國人因為地下化學武器泄露而傷亡）。日本支持白俄反蘇﹐而蘇聯支持東北抗日聯軍的游擊活動。
1945年4月5日，蘇聯在《蘇日中立條約》到期前單方面宣布《蘇日中立條約》失效。並於8月8日對日宣戰，占領了中國東北全境、日本北方四島和朝鮮半島北部。
德國：德國也是抗戰初期中國的重要援助國。德國顧問團在中國國民政府中服務。從1936年起，德國和中國簽訂了2.82億馬克的軍火銷售協定。希特勒曾經希望將中華民國拉入反對蘇聯的聯盟當中，並積極調停中日戰爭。但日本步步進逼，始終未能成功。1938年，在日本的抗議下，德國召回軍事顧問，並中止同中國的軍火契約。但德國軍火在中國抗戰初期依然起了重大作用。中德合作令國民革命軍的裝備大大改進。戰爭初期，中華民國政府曾有數十全德國裝備的步兵師投入戰場,參與上海保衛戰等戰役。此外，德國人也曾參與救助中國平民，比如南京大屠殺過程中，卡爾·京特博士就挺身救助過中國難民，約翰·拉貝更建立“南京安全區”，保護了數十萬難民，魏特琳女士（華小姐）保護了大批中國難民。
英國：英國在19世紀時曾在中國擁有龐大利益；但是1930年代在東亞已是鞭長莫及，而且要與北非和西歐的德軍作戰，英國對中國抗戰的支援基本上只限於道義上的。對中國的幫助行動包括開通滇緬公路和為駝峰航線提供基地。
華人華僑：抗戰期間，世界各地華人華僑為中華民國抗戰捐款已超過13億元。許多華僑回國參加抗戰，當時全國殲擊機飛行員中華僑占了四分之三。著名的南洋華僑機工隊活躍在滇緬公路上，保證了抗戰物資的運輸暢通。八路軍120師第6支隊騎兵營女教導員李林是南洋華僑，在戰場上光榮犧牲，犧牲時還懷有身孕。僑領陳嘉庚在國民參政會上的提案對漢奸提出了最嚴重的警告，大漲軍民抗戰士氣。
林雲谷於1938年發表了小冊子《抗戰與華僑》，黃警頑編寫了的《華僑對祖國的貢獻》，長達339頁，由上海棠棣社於1940年出版，這兩本書都詳細介紹了華人華僑在抗日戰爭中做出的貢獻。
第二次中日戰爭—戰爭善後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中日和約：1951年，美國主導並邀請52個國家召開舊金山和會，中國因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表權問題未參加此會。和會的結果是48個戰勝國與戰敗國日本於1951年9月8日簽訂的對日《舊金山和約》，但與會的越南、朝鮮、蒙古宣布不承認該條約。周恩來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聲明，也不承認《舊金山和約》的合法性。
1952年4月28日，中華民國政府在台北與日本單獨簽訂《中華民國與日本國間和平條約》媾和。在中日和約以及舊金山和約中，日本放棄台灣、澎湖群島、西沙群島及南沙群島之主權，中華民國政府則豁免了日本的戰爭賠款義務。但後來有推動台灣獨立者據此認為因為條約沒有指明名割讓給任何特定國家，所以引起台灣地位未定論的產生（參見台灣問題）。但是也有人認為，既然條約是與中華民國簽定的，那么當然是歸還給中華民國政府的。還有人認為，日本沒有指明特定割讓給中華民國或中華人民共和國。
直到197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和日本建交，於是建交時聲明放棄向日本提出戰爭賠款要求（當時毛澤東與黑田壽男的對話：“日本的南鄉三郎見我時，一見面就說：日本侵略了中國，對不住你們。我對他說：我們不這樣看，是日本軍閥占領了大半箇中國，因此教育了中國人民，不然中國人民不會覺悟，不會團結，那末我們到現在也還在山上，不能到北京來看京戲。就是因為日本“皇軍”占領了大半箇中國，中國人民別無出路，才覺悟起來，才武裝起來進行鬥爭，建立了許多抗日根據地，為解放戰爭的勝利創造了條件。所以日本軍閥、壟斷資本幹了件好事，如果要感謝的話，我寧願感謝日本軍閥。”。至此，這場中日戰爭在法律形式上結束。
領土變化：與七七事變前相比，中國收回了被日本占領的東北地區、甲午戰爭中割讓給日本的台灣、澎湖地區。蘇聯則以戰後不支持中國共產黨以及不支持新疆獨立為條件換取了中華民國承認外蒙古獨立，並占領中國領土唐努烏梁海，但是由於蘇聯當局違背諾言，蔣中正的中華民國政府於1953年2月24日，依聯合國通過的“控蘇案”，由中華民國立法院廢止《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拒絕承認“蒙古獨立”。此外，蘇聯還在中國東北獲得了中東鐵路和旅順港的使用權。
第二次中日戰爭—戰爭統計
國民革命軍將官陣亡名單（師級以上）：
佟麟閣上將（追授），29軍副軍長1937年7月28日北京南苑
抗日戰爭趙登禹上將（追授），132師師長1937年7月28日北京南苑
郝夢齡上將，9軍軍長1937年10月16日山西忻口
劉家麒中將，54師師長1937年10月16日山西忻口
吳克仁中將，67軍軍長1937年11月9日上海松江
高志航空軍少將（追授），空軍驅逐機司令1937年11月21日河南周家口
夏國璋中將，172師副師長1937年11月21日江蘇吳興
吳國璋中將，75師副師長1937年11月26日浙江湖州
饒國華上將（追授），145師師長1937年11月30日安徽廣德（自殺）
蕭山令中將，憲兵副司令1937年12月12日江蘇南京
姚中英少將，156師參謀長1937年12月12日江蘇南京
司徒非少將，160師參謀長1937年12月12日江蘇南京
劉震東中將，第五戰區第二路游擊司令1938年2月22日山東莒縣
王銘章上將（追授），122師師長1938年3月17日山東藤縣
鄒紹孟少將，124師參謀長1938年3月17日山東藤縣
趙渭濱少將，122師參謀長1938年3月17日山東藤縣
范庭蘭少將，豫北別動隊第五總隊總隊長1938年3月28日河南修武
劉桂五少將，騎兵第六師師長1938年4月22日內蒙黃油乾子
周元中將，173師副師長1938年5月9日山東蒙城
李必藩中將，23師師長1938年5月14日山東菏澤（自殺）
黃啟東少將，23師參謀長1938年5月14日山東菏澤（自殺）
方叔洪中將，114師師長1938年6月山東荷澤馮家場
付忠貴少將，魯北游擊司令1938年9月23日山東
馮安邦中將，42軍軍長1938年11月3日湖北襄陽
林英燦少將，152師副師長1939年1月13日廣東清遠
李鞏良中將，軍訓部輜重總監1939年3月7日陝西西安
張諝行中將，第一戰區副參謀長1939年3月7日陝西西安
王禹九少將，79軍參謀處長1939年3月26日江西高安
陳安保中將，29軍軍長1939年5月6日江西龍里
唐聚五少將，東北游擊司令1939年5月18日河北遷安
韓炳宸少將，山東第十三區保全副司令1939年1月9日山東萊陽
馬玉仁中將，江蘇第一路游擊司令1940年1月3日江蘇望鄉台
丁炳權中將，197師師長1940年1月25日江西武寧
鄭作民中將，2軍副軍長1940年2月3日廣西崑侖
鍾毅中將，173師師長1940年5月9日湖北蒼台（自殺）
抗日戰爭張自忠上將（追授），33集團軍總司令1940年5月16日湖北南瓜店
張敬少將，33集團軍高參1940年5月16日湖北南瓜店
戴民權中將，豫南遊擊第五縱隊司令1940年5月河南遂平
王竣中將，新27師師長1941年5月9日山西台砦
梁希賢少將，新27師副師長1941年5月9日山西台寨（自殺）
陳文杞少將，新27師參謀長1941年5月9日山西台寨
唐淮源上將，3軍軍長1941年5月12日山西懸山（自殺）
寸性奇中將，12師師長1941年5月13日山西毛家灣（自殺）
金崇印少將，17軍參謀長1941年9月16日山西橫水鎮
石作衡中將，70師師長1941年9月6日山西絳縣
賴傳湘中將，190師副師長1941年9月24日湖南梁家段
朱實夫少將，新3師副師長1941年9月25日甘肅
李翰卿中將，57師步兵指揮官1941年9月27日江西上高
武士敏中將，98軍軍長1941年9月29日山西東峪
朱世勤中將，暫30師師長1942年5月4日，山東潘莊
郭子斌少將，暫30師副師長1942年5月4日山東潘莊
戴安瀾中將，200師師長1942年5月26日緬甸茅邦村
王鳳山少將，暫45師師長1942年6月23日山西張翁村
胡義賓少將，96師副師長1942年7月緬甸埋通
張慶澍少將，魯蘇戰區高參1942年8月山東唐王山
周復中將，魯蘇戰區政治部主任1943年2月21日山東城頂山
張少舫少將，113師參謀長1943年2月21日山東城頂山
高道先少將，山東鐵道破壞總隊長1943年5月山東
江春炎少將，114師參謀長1943年7月4日山東鄒縣
彭士量中將（追授），暫5師師長1943年11月15日湖北石門
許國璋中將，150師師長1943年11月21日湖北諏市（自殺）
孫明瑾中將，預10師師長1943年12月1日湖南常德
盧廣偉少將，騎8師副師長1944年5月5日安徽潁上
李家鈺上將，36集團軍總司令1944年5月21日河南秦家坡
陳紹堂少將，104師步兵指揮官1944年5月21日河南秦家坡
周鼎銘少將，36集團軍副官處長1944年5月21日河南秦家坡
王劍岳少將，8師副師長1944年6月10日河南靈寶
王甲本中將，79軍軍長1944年9月7日湖南東安
闞維雍中將（追授），131師師長1944年11月10日廣西桂林（自殺）
陳濟恆中將，桂林防守司令部參謀長1944年11月10日廣西桂林（自殺）
呂旃蒙少將（追授），31軍參謀長1944年11月10日廣西桂林
齊學啟中將，38師副師長1945年5月13日緬甸仰光
胡旭盱少將，第三戰區第一突擊隊司令1945年6月浙江孝豐
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
抗日戰爭武器裝備左權，18集團軍副總參謀長，1942年5月25日，山西遼縣
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
羅忠毅，新四軍6師參謀長，1941年11月28日，江蘇溧陽
彭雄，新四軍3師參謀長，1943年3月17日，江蘇連雲港
彭雪楓，新四軍4師師長，1944年9月11日，河南夏邑八里莊（死於國共衝突）
陳昭禮，全國戰地動員委員會委員，少將,1940年8月13日，在崇安吳公嶺(死於國共衝突)
東北抗日聯軍：
李學忠，第二軍政治部主任，1936年8月，吉林省撫松縣
王德泰，第二軍軍長，1936年11月，吉林省蒙江縣
夏雲傑，第六軍軍長，1936年11月26日，黑龍江省湯原縣
宋鐵岩，第一軍政治部主任，1937年2月11日，吉林省蒙江縣
陳榮久，第七軍軍長，1937年3月5日，黑龍江省饒河縣
金正國，第十一軍政治部主任，1938年5月，黑龍江省樺川縣
劉曙華，第八軍政治部主任，1938年8月22日，黑龍江省勃利縣
李延平，第四軍軍長，1938年11月20日，黑龍江省五常縣
王光宇，第四軍副軍長，1938年12月，黑龍江省五常縣
王克仁，第五軍代理政治部主任，1939年4月23日，黑龍江省穆稜縣
侯國忠，第一路軍第三方面軍副指揮，1939年8月24日，吉林省安圖縣
楊靖宇，第一路軍總司令兼政委，1940年2月23日，吉林省蒙江縣
曹亞范，第一路軍第一方面軍指揮，1940年4月8日，吉林省蒙江縣
王汝起，第二路軍一支隊支隊長，1940年5月21日，黑龍江省饒河縣
趙敬夫，第三路軍三支隊政委，1940年7月20日，黑龍江省德都縣
高禹民，第三路軍第三支隊政委，1940年12月1日，內蒙古阿榮鎮
陳翰章，第一路軍第三方面軍指揮，1940年12月8日，吉林省寧安縣
汪雅臣，第十軍軍長，1941年1月29日，黑龍江省五常縣
張忠喜，第十軍副軍長，1941年1月29日，黑龍江省五常縣
魏拯民，第一路軍副司令，1941年3月8日，吉林省樺甸縣
郭鐵堅，第三路軍第九支隊參謀長，1941年9月20日，內蒙古莫力達瓦旗
趙尚志，第二路軍副總指揮，1942年2月12日，黑龍江省鶴崗
許亨植，第三路軍總參謀長，1942年8月3日，黑龍江省慶城（現黑龍江省慶安縣）
數字：抗日戰爭期間，在華日軍人數最多時有近200萬，協助日軍的中國偽軍最多時超過100萬（整個抗戰期間偽軍總人數約為210萬）。據日本厚生省1964年調查後統計，日軍在侵華戰爭中死亡的人數約為44萬人。（不包括印緬戰場上中國遠征軍和駐印軍和美英協同殲滅的約16萬日軍。）
抗日戰爭武器裝備抗日戰爭中，中國國民革命軍兵力最高時達500萬人。中國國民政府領導下的國民革命軍與日軍共有22次大型會戰、1117次大型戰鬥、小型戰鬥28931次。國民革命軍陸軍死亡、失蹤321萬1914人，空軍陣亡4321人、損失戰機2468架，海軍幾乎全滅。加上因病減員等非戰場損失，國軍總損失400多萬人。不過，亦於大小會戰中，讓日軍損失48萬3708人，而傷者更達193萬4820人。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共有126名日本將官陣亡於與國軍會戰中。（中日戰爭中，共129名日本將官陣亡，只有其中3名是陣亡於與八路軍會戰中。）除此，由共產黨領導的包括八路軍、新四軍及抗日根據地民兵在內主要以在日本占領區內游擊戰為主。
據統計，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總共殲滅日軍52.7萬，此外還殲滅118萬偽軍。遠遠超過了中國共產黨武裝〔八路軍、新四軍〕的殲敵數量。相比之下，八路軍、新四軍人數較少，條件較差。國民革命軍作為當時中國正規的政府武裝，戰績突出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中國平民則約有900萬死於戰火，另有800萬平民死於其他因素，9500萬人成為難民。中國在戰爭中所承受的損失極大，按1945年貨幣折算，約為6500億美金。
另有估計中國抗戰直接人口損失可累計之估計數為2062萬人，合可累計之戰爭直接傷殘人口，軍民傷亡最低限為3480萬人；同時，還有估計認為，中國抗戰直接傷亡人口合計可能在4100萬上，合戰時失蹤被俘等項數字，戰爭直接給中國造成的死亡、傷殘及失蹤等項人口損失總計超過4500萬人；而從人口損失的角度看，抗日戰爭時期中國人口損失總數應在5000萬人以上。
日軍暴行：1、南京大屠殺；2、731細菌部隊；3、慰安婦；4、三光政策；5、重慶大轟炸；6、三灶島萬人墳。
第二次中日戰爭—歷史意義
抗日戰爭是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民第一次獲得完全勝利的反侵略戰爭。
中國戰場是反日本法西斯侵略的重要戰場之一，中華民國的參戰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做出了不可磨滅的歷史貢獻。中華民國也因此在戰後成為“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