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小傳

韓非是先秦法家集大成的 代表人物 。他綜合了前輩法家的各種 觀點 ,吸取了荀子和 道家 的某些 理論 ,建立了以“法”為中心的“法、術、勢”三者合一的法家 思想體系 。他反對儒家的 仁政思想 ,主張 君主集權 ,任法而不任賢,崇尚功利,獎勵耕戰。主張“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具有進步的 歷史觀 。他提出在發展 農業生產 的基礎上用武力兼併六國統一天下的政見,被秦始皇採納並實行。
《韓非子》一書集中彙編了韓非的 著作 。它是先秦法家集大成的一部重要 典籍 ,是在“百家爭鳴”的 高潮 中產生的一部豐富多彩的 學術巨著 。今傳《韓非子》共55篇,基本上是韓非所著,但其中也有少數篇章為後學輯錄,故與先秦其他子書一樣,仍屬一家之學。與法家的刻深寡恩、真率直露的特點相適應,韓非的 文章 具有峻急、鋒芒畢露的 風格 。其文說理精密,文筆犀利,直言暢論,透徹明晰,又善於運用大量的 寓言故事 和 歷史資料 進行說理,在 先秦諸子之 文中自成一家,獨具特色。
原文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眾,人民不勝禽獸蟲蛇。有聖人作,構木為巢以避群害,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之曰有巢氏。民食果蚌蛤,腥臊惡臭而傷害腹胃,民多疾病。有聖人作,鑽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說之,使王天下,號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鯀禹決瀆。近古之世,桀紂暴亂,而湯武征伐。今有構木鑽燧於夏後氏之世者,必為鯀禹笑矣;有決瀆於殷周之世者,必為湯武笑矣。然則今有美堯、舜、湯、武、禹之道於當今之世者,必為新聖笑矣。是以聖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為之備。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其耒而守株,冀復得兔,兔不可復得,而身為宋國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實足食也;婦人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養足,人民少而財有餘,故民不爭。是以厚賞不行,重罰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眾而財貨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 累罰 而不免於亂。
堯之王天下也, 茅茨不翦 ,采椽不斫; 糲粢 之食,藜藿之羹;冬日 麑裘 ,夏日葛衣;雖監門之服養不虧於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臿以為民先,股無 胈 ,脛不生毛;雖臣虜之勞不苦於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讓天下者,是去 監門之養 而離臣虜之勞也,故傳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縣令, 一日身死 ,子孫累世駕,故人重之。是以人之於讓也,輕辭古之天子,難去今之縣令者,薄厚之實異也。夫山居而谷汲者, 臘而相遺以水;澤居苦水者, 買庸 而 決竇 。故飢歲之春,幼弟不; 穰歲 之秋, 疏客 必食。非疏骨肉愛過客也,多少之實異也。是以古之易財,非仁也,財多也;今之爭奪, 非鄙 也,財寡也。輕辭天子,非高也,勢薄也;重爭士橐,非下也,權重也。故聖人議多少、論薄厚為之政。故罰薄不為慈,誅嚴不為戾,稱俗而行也。故事因於世,而備適於事。

夫古今異俗,新故異備。如欲以寬緩之政,治急世之民,猶無 轡策 而御馬,此不知之患也。今儒、墨皆稱先王兼愛天下,則民視如父母。何以明其然也?曰: “司寇行刑,君為之不舉樂;聞死刑之報,君為流涕。”此所舉先王也。夫以君臣為如父子則必治,推是言之,是無亂父子也。人之情性,莫先於父母,皆見愛而未必治也,雖厚愛矣, 奚遽 不亂?今先王之愛民,不過父母之愛子,子未必不亂也,則民奚遽治哉!且夫以法行刑而君為之流涕,此以效仁,非以為治也。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先王勝其法,不聽其泣,則仁之不可以為治亦明矣。且民者固服於勢,寡能懷於義。仲尼,天下聖人也,修行明道以游海內,海內說其仁,美其義,而為服役者七十人。蓋貴仁者寡,能義者難也。故以天下之大,而為服役者七十人,而仁義者一人。魯哀公,下主也,南面君國,境內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服於勢,乘勢易以服人,故仲尼反為臣,而哀公顧為君。仲尼非懷其義,服其勢也。故以義,則仲尼不服於哀公;乘勢,則哀公臣仲尼。今學者之說人主也,不乘必勝之勢,而務行仁義而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 列徒 ,此必不得之數也。

今則不然。以其有功也爵之,而卑其士官也;以其耕作也賞之,而少其家業也;以其不收也外之,而高其輕世也;以其犯禁也罪之,而多其有勇也。毀譽、賞罰之所加者,相與 悖繆 也,故法禁壞而民愈亂。今兄弟被侵,必攻者,廉也;知友被辱, 隨仇 者,貞也;廉貞之行成,而君上之法犯矣。人主尊貞廉之行,而忘犯禁之罪,故民程於勇而吏不能勝也。不事力而衣食則謂之能,不戰功而尊則謂之賢,賢能之行成,而兵弱,而地荒矣。人主說賢能之行,而忘兵弱地荒之禍,則私行立而公利滅。

古者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厶”,背厶謂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蒼頡固以 知之矣。今以為同利者,不察之患也。然則為匹夫計者,莫如修仁義而習文學。仁義修則見信, 見信則受事;文學習則為明師,為明師則顯榮:此匹夫之美也。然則無功而受事,無爵而顯榮,有政如此,則國必亂,主必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兩立也。斬敵者受賞,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祿,而信兼愛之說; 堅甲厲兵 以備難,而美薦紳之飾;富國以農,距敵恃卒,而貴文學之士;廢敬上畏法之民,而養遊俠私劍之屬:舉行如此,治強不可得也。國平養儒俠,難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簡其業,而遊學者日眾,是世之所以亂也。
且世之所謂賢者, 貞信之行 也;所謂智者, 微妙之言 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難知也。今為眾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難知,則民無從識之矣。故糟糠不飽者,不務粱肉; 短褐不完 者,不待文繡。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則緩者非所務也。今所治之政,民間之事,夫婦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智之論,則其於治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務也。若夫賢貞信之行者,必將貴不欺之士;不欺之士者,亦無不欺之術也。布衣相與交,無富厚以相利,無威勢以相懼也,故求不欺之士。今人主處制人之勢,有一國之厚, 重賞嚴誅 ,得操其柄,以修明術之所燭,雖有田常、子罕之臣,不敢欺也,奚待於不欺之士!今貞信之士不盈於十,而境內之官以百數。必任貞信之士,則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則治者寡而亂者眾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術而不慕信,故法不敗而群官無奸詐矣。
今人主之於言也,說其辯而不求其當焉;其用於行也,美其聲而不責其功焉。是以天下之眾,其談言者務為辯而不周於用,故舉先王、言仁義者盈廷,而政不免於亂;行身者競於為高而不合於功,故智士退處岩穴,歸祿不受,而兵不免於弱,政不免於亂。此其故何也?民之所譽,上之所禮,亂國之術也。今境內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國愈貧:言耕者眾,執耒者寡也。境內皆言兵,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戰者多,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力,不聽其言;賞其功,必禁無用;故民盡死力以從其上。夫耕之用力也勞,而民為之者,曰:可得以富也。戰之為事也危,而民為之者。曰:可得以貴也。今修文學,習言談,則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無戰之危而有貴之尊,則人孰不為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眾,則法敗;用力者寡,則國貧,此世之所以亂也。
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無私劍之捍,以斬首為勇。是以境內之民,其言談者必軌於法,動作者歸之於功,為勇者盡之于軍。是故無事則國富,有事則兵強,此之謂王資。既畜王資而承敵國之,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
今則不然,士民縱恣於內,言談者 為勢於外 ,外內稱惡以待強敵,不亦殆乎!故群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於從衡之黨,則有仇讎之忠,而借力於國也。從者,合眾弱以攻一強也;而衡者,事一強以攻眾弱也:皆非所以持國也。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則遇敵受禍矣!事大未必有實,則舉圖而委,效璽而請兵矣。獻國則地削,效璽則名卑;地削則國削,名卑則政亂矣。事大為衡,未見其利也,而亡地亂政矣。人臣之言從者,皆曰:“不救小而伐大,則失天下,失天下則國危,國危而主卑。”救小未必有實,則起兵而敵大矣。救小未必能存,而伐大未必不有疏;有疏則為強國制矣。出兵則軍敗,退守則城拔。救小為從,未見其利,而亡地敗軍矣。是故事強,則以外權士官於內,救小則以內重求利於外。國利未立,封土厚祿至矣;主上雖卑,人臣尊矣;國地雖削,私家富矣。事成,則以權長重;事敗,則以富退處。人主之聽說於其臣,事未成則爵祿已尊矣;事敗而弗誅,則遊說之士孰不為用繳之說而徼其後?故破國亡主,以聽言談者之浮說。此其故何也?是人君不明乎公私之利,不察當否之言,而誅罰不必其後也。皆曰:“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夫王者,能攻人者也;而安,則不可攻也;強,則能攻人者也;治,則不可攻也。治強不可責於外,內政之有也。今不行法術於內,而事智於外,則不至於治強矣。
鄙諺曰:“長袖善舞, 多錢善賈 。”此言多資之易為工也。故治強易為謀,弱亂難為計。故用於秦者,十變而謀希失;用於燕者,一變而計希得。非用於秦者必智,用於燕者必愚也,蓋治亂之資異也。故周去秦為從,期年而舉;衛離魏為衡,半歲而亡。是周滅於從,衛亡于衡也。使周、衛緩其從衡之計,而嚴其境內之治,明其法禁,必其賞罰,盡其地力以多其積,致其民死以堅其城守,天下得其地,則其利少;攻其國,則其傷大;萬乘之國,莫敢自頓于堅城之下,而使強敵裁其弊也,此必不亡之術也。舍必不亡之術,而道必滅之事,治國者之過也。智困於內而政亂於外,則亡不可振也。
民之故計,皆就安利如辟 危窮 。今為之攻戰,進則死於敵,退則死於誅,則危矣。棄私家之事,而必汗馬之勞,家困而上弗論,則窮矣。窮、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故事私門而完解舍,解舍完則遠戰,遠戰則安。行貨賂而襲當塗者則求得,求得則私安,私安則利之所在,安得勿就?是以公民少而私人眾矣。
夫明王治國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舍本務而趨末作。今世近習之請行,則官爵可買;官爵可買,則商工不卑也矣;奸財 貨賈 得用於市,則商人不少矣。聚斂倍農,而致尊過耕戰之士,則耿介之士寡,而商賈之民多矣。
是故亂國之俗,其學者,則稱先王之道以籍仁義,盛容服而 飾辯 說,以疑當世之法,而貳人主之心。其言談者,為設詐稱;借於外力,以成其私,而遺社稷之利。其帶劍者,聚徒屬,立節操,以顯其名,而犯 五官之禁 。其患御者,積於私門,盡貨賂,而用重人之謁,退汗馬之勞。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沸靡之財,蓄積待時,而侔農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
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養耿介之士,則海內雖有破亡之國, 削滅 之朝,亦勿怪矣。
譯文

古時男子不須耕種,野生的 果實 就足夠食用; 婦女 不須紡織, 禽獸 的毛皮就足夠穿著。不用力勞作, 生活資料 就很充足,人民少但財物有多餘,所以人民之間不爭鬥。因此不需要厚重的賞賜,也不需要嚴重的懲罰,人民的 生活 自然安定。現在一個人有五個 兒子 不算多,每個兒子又有五個兒子,這樣祖父沒死就有了二十五個孫子。因此人民多而財物缺少,辛苦勞作,生活 資料 卻很貧乏,所以人民發生爭鬥。即使加倍獎賞和加重懲罰,還是不能避免紛亂。



現在假定有這么一個不成材的 兒子 ,父母對他發怒,他並不悔改;鄉鄰們加以責備,他無動於衷;師長教訓他,他也不改變。 父母 的慈愛、鄉鄰的善意、師長的 智慧 這三方面同時加在他的身上, 結果 卻是他不受任何觸動,依然不改。直到地方上的 官吏 拿著 武器 ,依法搜捕壞人的時候,他這才害怕起來,改掉了他舊日的習氣和不良 行為 。所以父母的慈愛不足以教育好子女而必須依靠官府執行嚴厲的刑法,這是由於人們總是嬌縱於慈愛而屈服於威勢的緣故。因此,七丈高的 城牆 ,就連善於攀高的樓季也不能越過,因為太陡;千丈高的大山,就是瘸腿的 母羊 也可以上去,因為坡度平緩。所以明君總要嚴峻立法並嚴格用刑。一般人(拾到)十幾尺 布帛 都愛不釋手;可是燒得熔化的 黃金 ,哪怕有兩千兩,就是盜跖也不敢去撿。不一定有惡果的時候,十幾尺的布帛也不肯丟掉;肯定會燒傷手時,就是兩千兩的黃金也不敢去拿。所以明君一定要嚴格執行刑罰。因此,施行獎賞最好是豐厚而且兌現,使人們有所貪圖;進行 刑罰 最好嚴厲而且肯定,使人們有所畏懼;法令最好是一貫而且固定,使人們都能明白。所以君主施行獎賞不隨意改變,執行刑罰不輕易赦免,對受賞的人同時給予榮譽,對受罰的人同時給予譴責,這樣一來,不管賢還是不賢的人,都會盡力而為了。
現在就不是這樣。正是因為他有功勞才授予他 爵位 的,卻又因為他做官而看不起他;因為他從事耕種才獎賞他,卻又因為他經營 財產 看不起他;因為他不肯效命而疏遠他,卻又推崇他不羨慕世俗名利;因為他違犯禁令才給他定罪,卻又稱讚他勇敢。貶斥與讚美,獎賞與懲罰,執行起來竟如此 自相矛盾 ,所以法令遭到破壞,民眾更加混亂。現在假如自己的兄弟受到侵犯就一定幫他反擊的人,被認為是正直;知心的朋友被侮辱就馬上去報仇的人,被認為是忠貞。這種正直和忠貞的風氣形成了,而君主的法令卻被冒犯了。 君主 推崇這種忠貞正直的品行,卻忽視了他們違犯法令的罪責,所以人們敢於逞勇犯禁,而 官吏 制止不住。對於不從事耕作就有吃有穿的人,說他有 才能 ;對於沒有軍功就獲得官爵的人,說他有 道德 。這種道德和才能養成了,就會導致國家兵力衰弱、 土地 荒蕪了。君主讚賞這種道德和才能,卻忘卻兵弱地荒的禍害,結果私人的品行得以確立,而國家的 利益 卻喪失了。
儒家利用文章 學術 擾亂法紀,遊俠使用武力違犯 國家 禁令,而君主卻都要加以禮待,這就是國家混亂的 根源 。犯法的本該判罪,而那些儒生卻靠著文章學說得到任用;犯禁的本該處罰,而那些遊俠卻靠著充當武士得到豢養。所以,法令禁止的,成了君主重用的; 官吏 處罰的,成了權貴豢養的。法令禁止和君主重用,官吏處罰和權貴豢養,四者互相矛盾,而沒有確立一定 標準 ,即使有十個 黃帝 ,也不能治好天下。所以對於宣揚仁義的人不應當加以稱讚,如果稱讚了,就會妨害 事業 的 成功 ;對於從事文章 學術 的人不應當加以任用,如果任用了,就會破壞法治。楚國有個叫直躬的人,他的父親偷了人家的羊,他便到 令尹 那兒告發,令尹說: “殺掉他!”認為他對君主雖算無私而對 父親 卻屬大逆不道,結果判了他 死罪 。由此看來,君主的忠臣倒成了父親的逆子。魯國有個人跟隨君主去打仗,屢戰屢逃,孔子向他詢問原因,他說:“我家中有年老的 父親 ,我死後就沒人供養他了。”孔子認為這是 孝子 ,便推舉他做了官。由此看來,父親的孝子恰恰是君主的叛臣。所以令尹殺了 直躬 ,楚國的壞人壞事就再沒人向上告發了;孔子獎賞逃兵,魯國人作戰就會輕易地投降逃跑。國家和個人的離異像這樣不同,而君主卻一面贊成這種謀求私利的 個人行為 ,一面又想求得國家的繁榮富強,這是一定不能如願的!
古時候, 蒼頡 創造 文字 ,把圍著自己繞圈子的叫作“私”,與“私”相反的叫作“公”。公和私相反的 道理 ,是蒼頡就已經知道的。現在還有人認為公私 利益 相同,這是沒有仔細考察的過錯。那么為個人打算的話,沒有什麼比講求仁義、學習文章學術的辦法更好。講求仁義就會得到君主信任,得到君主信任就可以做官;熟悉學術就可以成為高明的 老師 ,成了高明的老師就會得到名望和榮譽:對個人來說,這是最好的事。然而沒有功勞的就能做官,沒有爵位就能榮耀,形成這樣的 政治局面 ,國家就一定陷入混亂,君主就一定面臨危險了。所以,互不相容的 事情 ,是不能並存的。殺敵有功的人本該受賞,卻又崇尚仁愛慈惠的 行為 ;攻城立功的人本該授予爵祿,卻又信奉兼愛的學說;採用堅固的鎧甲、鋒利的 兵器 來備戰,卻又提倡寬袍大帶的 服飾 ;國家富足靠 農民 ,打擊敵人靠 士兵 ,卻又看重從事文章學術的 儒生 ;不用那些尊君守法的人,而去收養遊俠 刺客 之類的人:這樣的政治措施,要想使國家太平和強盛是不可能的。國家太平的時候供養儒生和遊俠,危難來臨的時候依靠披堅執銳的士兵;國家給予利益的人並不是國家所要用的人,而國家所要用的人又得不到任何好處。結果從事耕戰的人荒廢了自己的事業,而遊俠和儒生卻一天天多了起來,這就是社會陷於混亂的原因所在。
況且社會上所說的賢,是指忠貞不欺的行為;所說的智,是指深奧玄妙的 言辭 。那些深奧玄妙的言辭,就連最聰明的人也難以理解。現在制定普通民眾都得遵守的法令,卻採用那些連最聰明的人也難以理解的言辭,那么民眾就無法弄懂了。所以,連 糟糠 都吃不飽的人,是不會追求精美飯菜的;連粗布短衣都穿不上的人,是不會期望有刺繡的華麗衣衫的。治理國家的政事也一樣,如果緊急的事情還沒有辦好,那么可從緩的就不必忙著去辦。現在用來治理國家的政治措施,凡屬民間習以為常的事或眾人皆知的道理都不加以採用,卻去追求連最聰明的人都難以理解的說教,其 結果 只能是適得其反了。所以那些深奧玄妙的言辭,並不是人民所需要的。至於推崇忠貞信義的 品行 ,必將尊重那些誠實不欺的人;而誠實不欺的人,也沒有什麼使別人不搞欺騙的辦法。平民之間彼此交往,沒有 財富 可以互相利用,沒有權勢可以互相威脅,所以才要誠實不欺的人。如今君主處於控制一切人的權勢地位,擁有整個國家的財富,完全有 條件 掌握重賞嚴罰的權力,可以運用各種駕馭臣下的 方法 和手段來觀察和處理 問題 ,那么即使有 田常 、 子罕 一類的臣子也是不敢欺騙 君主 的,何必尋找那些誠實不欺的人呢?現今的誠實不欺的人不滿十個,而國家需要的 官吏 卻數以百計;如果一定要任用誠實不欺的人,那么合格的人就不夠分派官職;合格的人不夠分派 官職 ,那么能夠把政事辦好的官就少,而會把政事搞亂的官就多了。所以明君的治國方法,在於專一實行法治,而不尋求有智的人;牢牢掌握駕馭臣下的手段,而不指望得到忠信的人。這樣,法治就不會遭到破壞,而官吏們也不敢胡作非為了。

因此,在明君的國家裡,沒有 文獻典籍 ,而以法令為教本;禁絕先王的言論,而以官吏為 老師 ;沒有遊俠 刺客 的兇悍,而以殺敵立功為勇敢。這樣,國內民眾的一切言論都必須遵循法令的規定,一切行動都必須歸結於對國家有功,一切勇敢都必須用到從軍打仗上。正因如此,太平時期國家就富足; 戰爭 時期兵力就強盛,這就積累了稱王天下的 資本 。既然擁有稱王天下的資本,又善於利用敵國的可乘之機,那么超過五帝、比肩三王,一定得採用這種辦法。
現在卻不是這樣。 儒士 、遊俠在國內恣意妄為, 縱橫家 在國外培植自己的勢力。內外形勢都在惡化,就這樣來對付強敵,不是太危險了嗎?所以那些談論外交事務的 臣子 們,不是屬於合縱或連橫中的一派,就是內心懷有借 國家力量 來報私仇的隱衷。所謂合縱,就是聯合眾多弱小國家去攻打一個強大國家;所謂連橫,就是依附於一個強國去攻打其他弱國,這都不是保全國家的好辦法。現在那些主張連橫的臣子都說:“不依附大國,一遇強敵就得遭殃。”侍奉大國不一定有什麼實際的好處,倒必須先獻出本國地圖,呈上本國的璽印,一切聽命於大國。獻出 地圖 ,本國的疆域就縮小了;呈上 璽印 , 君主 的聲望就降低了。疆域縮小,國家就削弱了;聲望降低,政治上就混亂了。侍奉大國實行連橫,還來不及看到什麼好處,卻已喪失了國土,搞亂了政治。那些主張合縱的臣子都說:“不救援小國去進攻大國,就失了各國的 信任 。失去了各國的信任,國家就面臨危險;國家面臨危險,君主 地位 就降低了。”援救小國不一定有什麼實惠可言,倒要起兵去和大國為敵。援救小國未必能使它保存下來,而進攻大國未必就不有閃失;一有失誤,就要被大國 控制 了。出兵的話, 軍隊 就要吃敗仗;退守的話, 城池 就會被攻破。援救小國實行合縱,還來不及看到什麼好處,卻已使 國土 被侵吞,軍隊吃敗仗。所以,侍奉強國,只能使那些提倡連橫的臣下憑藉外國勢力在國內撈取高官厚祿;援救小國,只能使那些主張合縱的臣下憑藉國內勢力從國外得到好處。 國家利益 沒有確立起來,而臣下反倒先把封地和厚祿都弄到手了;君主地位降低了,而臣下地位反而抬高了;國家土地削減了,而私家反而變富了。 事情 如能 成功 ,縱橫家們就會倚仗權勢長期受到重用;事情失敗的話,縱橫家們就會憑藉富有回家享福。君主如果聽信那些鼓吹合縱連橫的臣下的遊說,事情還沒辦成就已給了他們很高的 爵位 俸祿,事情 失敗 得不到處罰,那么,那些遊說之士誰不願意用獵取功名富貴的 花言巧語 不斷去進行 投機活動 呢?所以國破君亡局面的出現,都是因為聽信了縱橫家的花言巧語造成的。這是什麼緣故呢?這是因為君主分不清公私利益,不考察言論是否正確,事敗之後也沒有堅決地實行處罰。縱橫家們都說:“進行外交活動,收益大的可以成就 帝王 事業,小國可以獲得 安全 。”大國既然可以成就帝王事業,便有 能力 攻打別國;小國既然可以保證安全,就不可能受到別國侵犯。國力強盛就攻打別國, 政治 清明就不可能被別國侵犯。而國家的強盛和安定並不能通過外交活動取得,只能靠搞好內政。現在不在國內推行 法術 ,卻把心思和智慧都用在外交上,就必然達不到國家安定富強的 目的 了。鄉間諺語說:“衣袖長,好 舞蹈 ;本錢多,好買賣。”這就是說,資本越雄厚就越容易取得成功。所以政治清明、國家強盛,謀事就容易成功;國家衰弱、政治混亂, 計策 就難以實現。所以為“治強”的秦國謀畫,即使改變十次也很少失敗;而為“弱亂”的 燕國 謀畫,即使改變一次也很難成功。這並不是被秦國任用的人智慧必高,被燕國任用的人腦子必笨,而是因為這兩個國家的治亂 條件 大不相同。所以西周背棄秦國參予合縱,只一年工夫就被秦國吞併了;衛國背離魏國參與連橫,僅半年工夫就被魏國消滅了。這就是說合縱滅了西周,連 橫亡 了衛國。假使西周和 衛國 不急於聽從 合縱連橫 的計謀,而將國內政治嚴加整頓,明定法律禁令,信守賞罰制度,努力耕種來增加 財富 ,使人民拚死去堅守 城池 ,那么,如果別的國家即使獲得他們的國家也好處不多,而進攻他們的國家還傷亡很大。擁有萬乘兵車的大國也不敢在堅固的城池之下拖垮自己,以至於使自己的強敵乘此時的疲敝加以攻擊,這才是保證本國必然不會滅亡的辦法。丟掉這種必然不會亡國的辦法,卻去施行勢必會招致亡國的事情,這是治理國家的人的過錯。外交陷於困境,內政陷於混亂,那么國家的滅亡就無法挽救了。

明君治理國家的政策,總是要使 工商業者 和遊手好閒的人儘量減少並且地位卑下,以免從事農耕的人少而致力於工商業的人多。現在向君主的近臣請託求情的風氣很流行,這樣 官爵 就可以用錢買到;官爵可以用錢買到,那么工商業者的地位就不會低賤了。 投機取巧 非法獲利的活動可以在 市場 上獲利,那么 商人 就不會少了。他們搜括到的 財富 超過了農民收入的數倍,他們獲得的尊貴地位也遠遠超過從事耕戰的人,結果品行端正的人就越來越少,而經營商業的人就越來越多。
因此,造成國家混亂的風氣是:那些著書立說的人,稱引先王之道來宣揚仁義 道德 ;講究儀容 服飾 而文飾巧辯言辭,用以擾亂當今的 法令 ,從而動搖 君主 的決心。那些縱橫家們,弄虛作假,招搖撞騙,藉助於國外勢力來達到私人 目的 ,不惜拋棄國家利益。那些遊俠刺客,聚集黨徒,標榜氣節,以圖顯身揚名,結果觸犯國家 禁令 。那些逃避 兵役 的人,大批依附權臣貴族,肆意行賄,而藉助於重臣的請託,逃避服兵役的勞苦。那些工商業者,製造粗劣 器具 ,積累財富, 囤積居奇 ,希圖從農民身上牟取暴利。上述這五種人,都是國家的 蛀蟲 。君主如果不除掉這五種像蛀蟲一樣的人,不網羅品行端正的人,那么,天下即使出現破敗淪亡的國家,地分國滅的朝廷,也不足為怪了。
影響與傳播

先秦時代的 諸子百家 之中,儒、道、墨、名、農、陰陽等各家儘管大家輩出,但與 政治哲學 相結合,使書齋式的 理論 探討經受住了殘酷 政治鬥爭 考驗的似乎只有韓非子一家。韓非主張在發展農業生產的基礎上進行 兼併戰爭 ,以武力統一 中國 ,具有立竿見影的效果,這迎合了統治者急功近利的 心理 ,成為 秦始皇 治國政策的首選。《史記》韓非本傳記載:“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 《孤憤》 、《五蠹》之書,曰:‘ 寡人 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由此可見韓非學說的切於實用。他的耕戰理論成為秦朝統治天下的重要 理論依據 ,對秦王朝一統天下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
專家點評
選自《韓非子》,《五蠹》是其中的第一篇,也是體現韓非政治思想的重要篇章。
作者認為:“上古競於 道德 ,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因而反覆申述“事因於世,而備適於事”。鑒於當時的 時代 是“急世”,因此不能用仁義來治理國家,而要以耕戰為立國之本。凡是無助於耕戰的,如“學者” ( 儒家 )、“言談者” ( 縱橫家 )、“帶劍者” ( 遊俠 )、“患御者”(害怕服公役的人)、“商工之民”(經商做工的人)都是國家的蛀蟲。韓非認為要使國家富強,君權鞏固,必須“除此五蠹之民”,“養耿介之士”。並具體到“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無私劍之捍,以斬首為勇”,人主如果“不除此五蠹之民”,亡國滅朝也就不足為怪的 結論 。
文章指出: “ 糟糠 不飽者不務粱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繡。”顯然,韓非的耕戰 方針 和嚴刑峻法政策是一種戰時的 權宜之計 。韓非死後十幾年,秦始皇統一了天下,其仍然推行韓非那一套嚴刑峻法政策,這不能不說是一大失誤。而且韓非提倡變法目的在於使 專制君王 牢牢地把持權力,維護最高 統治者 的 既得利益 。圍繞這個目的,他的談變在很大程度上變成了為反傳統、搞權術、 飾非拒諫 尋找託詞。後來 秦二世 在和 趙高 的君臣對談中,就曾經引用韓非《五蠹》來為自己的窮奢極欲、殘害百姓辯護。因此,秦的迅速滅亡,也跟推行韓非的那一套 理論 脫不了干係。韓非與秦朝的興亡真是結下了不解之緣,堪稱是“成也韓非,敗也韓非”!
本篇運用先擺 事實 ,後講 道理 的 方法 ,由遠而近,從古到今,自淺入深,從具體到抽象,層層深入, 論證 深刻周密,文風峻刻犀利,具有難以抗拒的 說服力 。文中 寓言 的運用和史事的引述,都有助於以具體的 形象 說明 抽象 的道理。議論中常引用寓言故事來說理,也增強了 文章 的生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