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蠹[韓非子作品]](/img/7/998/nBnauM3XyQDO2kTNwETN4gjM2QTM4kDM0IDMxADMwAzMwIzLxUzL3YzLt92YucmbvRWdo5Cd0FmLyE2LvoDc0RHa.jpg "五蠹[韓非子作品]")
作者小傳
戰國·玉璧韓非是先秦法家集大成的代表人物。他綜合了前輩法家的各種觀點，吸取了荀子和道家的某些理論，建立了以“法”為中心的“法、術、勢”三者合一的法家思想體系。他反對儒家的仁政思想，主張君主集權，任法而不任賢，崇尚功利，獎勵耕戰。主張“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具有進步的歷史觀。他提出在發展農業生產的基礎上用武力兼併六國統一天下的政見，被秦始皇採納並實行。
《韓非子》一書集中彙編了韓非的著作。它是先秦法家集大成的一部重要典籍，是在“百家爭鳴”的高潮中產生的一部豐富多彩的學術巨著。今傳《韓非子》共55篇，基本上是韓非所著，但其中也有少數篇章為後學輯錄，故與先秦其他子書一樣，仍屬一家之學。與法家的刻深寡恩、真率直露的特點相適應，韓非的文章具有峻急、鋒芒畢露的風格。其文說理精密，文筆犀利，直言暢論，透徹明晰，又善於運用大量的寓言故事和歷史資料進行說理，在先秦諸子之文中自成一家，獨具特色。
原文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眾，人民不勝禽獸蟲蛇。有聖人作，構木為巢以避群害，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之曰有巢氏。民食果蚌蛤，腥臊惡臭而傷害腹胃，民多疾病。有聖人作，鑽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說之，使王天下，號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鯀禹決瀆。近古之世，桀紂暴亂，而湯武征伐。今有構木鑽燧於夏後氏之世者，必為鯀禹笑矣；有決瀆於殷周之世者，必為湯武笑矣。然則今有美堯、舜、湯、武、禹之道於當今之世者，必為新聖笑矣。是以聖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為之備。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其耒而守株，冀復得兔，兔不可復得，而身為宋國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實足食也；婦人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養足，人民少而財有餘，故民不爭。是以厚賞不行，重罰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眾而財貨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累罰而不免於亂。
堯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斫；糲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雖監門之服養不虧於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臿以為民先，股無胈，脛不生毛；雖臣虜之勞不苦於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讓天下者，是去監門之養而離臣虜之勞也，故傳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縣令，一日身死，子孫累世駕，故人重之。是以人之於讓也，輕辭古之天子，難去今之縣令者，薄厚之實異也。夫山居而谷汲者， 臘而相遺以水；澤居苦水者，買庸而決竇。故飢歲之春，幼弟不；穰歲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愛過客也，多少之實異也。是以古之易財，非仁也，財多也；今之爭奪，非鄙也，財寡也。輕辭天子，非高也，勢薄也；重爭士橐，非下也，權重也。故聖人議多少、論薄厚為之政。故罰薄不為慈，誅嚴不為戾，稱俗而行也。故事因於世，而備適於事。
《韓非子》系列書影夫古今異俗，新故異備。如欲以寬緩之政，治急世之民，猶無轡策而御馬，此不知之患也。今儒、墨皆稱先王兼愛天下，則民視如父母。何以明其然也？曰： “司寇行刑，君為之不舉樂；聞死刑之報，君為流涕。”此所舉先王也。夫以君臣為如父子則必治，推是言之，是無亂父子也。人之情性，莫先於父母，皆見愛而未必治也，雖厚愛矣，奚遽不亂？今先王之愛民，不過父母之愛子，子未必不亂也，則民奚遽治哉！且夫以法行刑而君為之流涕，此以效仁，非以為治也。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先王勝其法，不聽其泣，則仁之不可以為治亦明矣。且民者固服於勢，寡能懷於義。仲尼，天下聖人也，修行明道以游海內，海內說其仁，美其義，而為服役者七十人。蓋貴仁者寡，能義者難也。故以天下之大，而為服役者七十人，而仁義者一人。魯哀公，下主也，南面君國，境內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服於勢，乘勢易以服人，故仲尼反為臣，而哀公顧為君。仲尼非懷其義，服其勢也。故以義，則仲尼不服於哀公；乘勢，則哀公臣仲尼。今學者之說人主也，不乘必勝之勢，而務行仁義而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此必不得之數也。
《韓非子》書影今則不然。以其有功也爵之，而卑其士官也；以其耕作也賞之，而少其家業也；以其不收也外之，而高其輕世也；以其犯禁也罪之，而多其有勇也。毀譽、賞罰之所加者，相與悖繆也，故法禁壞而民愈亂。今兄弟被侵，必攻者，廉也；知友被辱，隨仇者，貞也；廉貞之行成，而君上之法犯矣。人主尊貞廉之行，而忘犯禁之罪，故民程於勇而吏不能勝也。不事力而衣食則謂之能，不戰功而尊則謂之賢，賢能之行成，而兵弱，而地荒矣。人主說賢能之行，而忘兵弱地荒之禍，則私行立而公利滅。
插圖古者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厶”，背厶謂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蒼頡固以 知之矣。今以為同利者，不察之患也。然則為匹夫計者，莫如修仁義而習文學。仁義修則見信， 見信則受事；文學習則為明師，為明師則顯榮：此匹夫之美也。然則無功而受事，無爵而顯榮，有政如此，則國必亂，主必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兩立也。斬敵者受賞，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祿，而信兼愛之說；堅甲厲兵以備難，而美薦紳之飾；富國以農，距敵恃卒，而貴文學之士；廢敬上畏法之民，而養遊俠私劍之屬：舉行如此，治強不可得也。國平養儒俠，難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簡其業，而遊學者日眾，是世之所以亂也。
且世之所謂賢者，貞信之行也；所謂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難知也。今為眾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難知，則民無從識之矣。故糟糠不飽者，不務粱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繡。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則緩者非所務也。今所治之政，民間之事，夫婦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智之論，則其於治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務也。若夫賢貞信之行者，必將貴不欺之士；不欺之士者，亦無不欺之術也。布衣相與交，無富厚以相利，無威勢以相懼也，故求不欺之士。今人主處制人之勢，有一國之厚，重賞嚴誅，得操其柄，以修明術之所燭，雖有田常、子罕之臣，不敢欺也，奚待於不欺之士！今貞信之士不盈於十，而境內之官以百數。必任貞信之士，則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則治者寡而亂者眾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術而不慕信，故法不敗而群官無奸詐矣。
今人主之於言也，說其辯而不求其當焉；其用於行也，美其聲而不責其功焉。是以天下之眾，其談言者務為辯而不周於用，故舉先王、言仁義者盈廷，而政不免於亂；行身者競於為高而不合於功，故智士退處岩穴，歸祿不受，而兵不免於弱，政不免於亂。此其故何也？民之所譽，上之所禮，亂國之術也。今境內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國愈貧：言耕者眾，執耒者寡也。境內皆言兵，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戰者多，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力，不聽其言；賞其功，必禁無用；故民盡死力以從其上。夫耕之用力也勞，而民為之者，曰：可得以富也。戰之為事也危，而民為之者。曰：可得以貴也。今修文學，習言談，則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無戰之危而有貴之尊，則人孰不為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眾，則法敗；用力者寡，則國貧，此世之所以亂也。
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無私劍之捍，以斬首為勇。是以境內之民，其言談者必軌於法，動作者歸之於功，為勇者盡之于軍。是故無事則國富，有事則兵強，此之謂王資。既畜王資而承敵國之，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
今則不然，士民縱恣於內，言談者為勢於外，外內稱惡以待強敵，不亦殆乎！故群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於從衡之黨，則有仇讎之忠，而借力於國也。從者，合眾弱以攻一強也；而衡者，事一強以攻眾弱也：皆非所以持國也。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則遇敵受禍矣！事大未必有實，則舉圖而委，效璽而請兵矣。獻國則地削，效璽則名卑；地削則國削，名卑則政亂矣。事大為衡，未見其利也，而亡地亂政矣。人臣之言從者，皆曰：“不救小而伐大，則失天下，失天下則國危，國危而主卑。”救小未必有實，則起兵而敵大矣。救小未必能存，而伐大未必不有疏；有疏則為強國制矣。出兵則軍敗，退守則城拔。救小為從，未見其利，而亡地敗軍矣。是故事強，則以外權士官於內，救小則以內重求利於外。國利未立，封土厚祿至矣；主上雖卑，人臣尊矣；國地雖削，私家富矣。事成，則以權長重；事敗，則以富退處。人主之聽說於其臣，事未成則爵祿已尊矣；事敗而弗誅，則遊說之士孰不為用繳之說而徼其後？故破國亡主，以聽言談者之浮說。此其故何也？是人君不明乎公私之利，不察當否之言，而誅罰不必其後也。皆曰：“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夫王者，能攻人者也；而安，則不可攻也；強，則能攻人者也；治，則不可攻也。治強不可責於外，內政之有也。今不行法術於內，而事智於外，則不至於治強矣。
鄙諺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賈。”此言多資之易為工也。故治強易為謀，弱亂難為計。故用於秦者，十變而謀希失；用於燕者，一變而計希得。非用於秦者必智，用於燕者必愚也，蓋治亂之資異也。故周去秦為從，期年而舉；衛離魏為衡，半歲而亡。是周滅於從，衛亡于衡也。使周、衛緩其從衡之計，而嚴其境內之治，明其法禁，必其賞罰，盡其地力以多其積，致其民死以堅其城守，天下得其地，則其利少；攻其國，則其傷大；萬乘之國，莫敢自頓于堅城之下，而使強敵裁其弊也，此必不亡之術也。舍必不亡之術，而道必滅之事，治國者之過也。智困於內而政亂於外，則亡不可振也。
民之故計，皆就安利如辟危窮。今為之攻戰，進則死於敵，退則死於誅，則危矣。棄私家之事，而必汗馬之勞，家困而上弗論，則窮矣。窮、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故事私門而完解舍，解舍完則遠戰，遠戰則安。行貨賂而襲當塗者則求得，求得則私安，私安則利之所在，安得勿就？是以公民少而私人眾矣。
夫明王治國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舍本務而趨末作。今世近習之請行，則官爵可買；官爵可買，則商工不卑也矣；奸財貨賈得用於市，則商人不少矣。聚斂倍農，而致尊過耕戰之士，則耿介之士寡，而商賈之民多矣。
是故亂國之俗，其學者，則稱先王之道以籍仁義，盛容服而飾辯說，以疑當世之法，而貳人主之心。其言談者，為設詐稱；借於外力，以成其私，而遺社稷之利。其帶劍者，聚徒屬，立節操，以顯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其患御者，積於私門，盡貨賂，而用重人之謁，退汗馬之勞。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沸靡之財，蓄積待時，而侔農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
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養耿介之士，則海內雖有破亡之國，削滅之朝，亦勿怪矣。
譯文
《韓非子說》古時男子不須耕種，野生的果實就足夠食用；婦女不須紡織，禽獸的毛皮就足夠穿著。不用力勞作，生活資料就很充足，人民少但財物有多餘，所以人民之間不爭鬥。因此不需要厚重的賞賜，也不需要嚴重的懲罰，人民的生活自然安定。現在一個人有五個兒子不算多，每個兒子又有五個兒子，這樣祖父沒死就有了二十五個孫子。因此人民多而財物缺少，辛苦勞作，生活資料卻很貧乏，所以人民發生爭鬥。即使加倍獎賞和加重懲罰，還是不能避免紛亂。
插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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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非子精華現在假定有這么一個不成材的兒子，父母對他發怒，他並不悔改；鄉鄰們加以責備，他無動於衷；師長教訓他，他也不改變。父母的慈愛、鄉鄰的善意、師長的智慧這三方面同時加在他的身上，結果卻是他不受任何觸動，依然不改。直到地方上的官吏拿著武器，依法搜捕壞人的時候，他這才害怕起來，改掉了他舊日的習氣和不良行為。所以父母的慈愛不足以教育好子女而必須依靠官府執行嚴厲的刑法，這是由於人們總是嬌縱於慈愛而屈服於威勢的緣故。因此，七丈高的城牆，就連善於攀高的樓季也不能越過，因為太陡；千丈高的大山，就是瘸腿的母羊也可以上去，因為坡度平緩。所以明君總要嚴峻立法並嚴格用刑。一般人（拾到）十幾尺布帛都愛不釋手；可是燒得熔化的黃金，哪怕有兩千兩，就是盜跖也不敢去撿。不一定有惡果的時候，十幾尺的布帛也不肯丟掉；肯定會燒傷手時，就是兩千兩的黃金也不敢去拿。所以明君一定要嚴格執行刑罰。因此，施行獎賞最好是豐厚而且兌現，使人們有所貪圖；進行刑罰最好嚴厲而且肯定，使人們有所畏懼；法令最好是一貫而且固定，使人們都能明白。所以君主施行獎賞不隨意改變，執行刑罰不輕易赦免，對受賞的人同時給予榮譽，對受罰的人同時給予譴責，這樣一來，不管賢還是不賢的人，都會盡力而為了。
現在就不是這樣。正是因為他有功勞才授予他爵位的，卻又因為他做官而看不起他；因為他從事耕種才獎賞他，卻又因為他經營財產看不起他；因為他不肯效命而疏遠他，卻又推崇他不羨慕世俗名利；因為他違犯禁令才給他定罪，卻又稱讚他勇敢。貶斥與讚美，獎賞與懲罰，執行起來竟如此自相矛盾，所以法令遭到破壞，民眾更加混亂。現在假如自己的兄弟受到侵犯就一定幫他反擊的人，被認為是正直；知心的朋友被侮辱就馬上去報仇的人，被認為是忠貞。這種正直和忠貞的風氣形成了，而君主的法令卻被冒犯了。君主推崇這種忠貞正直的品行，卻忽視了他們違犯法令的罪責，所以人們敢於逞勇犯禁，而官吏制止不住。對於不從事耕作就有吃有穿的人，說他有才能；對於沒有軍功就獲得官爵的人，說他有道德。這種道德和才能養成了，就會導致國家兵力衰弱、土地荒蕪了。君主讚賞這種道德和才能，卻忘卻兵弱地荒的禍害，結果私人的品行得以確立，而國家的利益卻喪失了。
儒家利用文章學術擾亂法紀，遊俠使用武力違犯國家禁令，而君主卻都要加以禮待，這就是國家混亂的根源。犯法的本該判罪，而那些儒生卻靠著文章學說得到任用；犯禁的本該處罰，而那些遊俠卻靠著充當武士得到豢養。所以，法令禁止的，成了君主重用的；官吏處罰的，成了權貴豢養的。法令禁止和君主重用，官吏處罰和權貴豢養，四者互相矛盾，而沒有確立一定標準，即使有十個黃帝，也不能治好天下。所以對於宣揚仁義的人不應當加以稱讚，如果稱讚了，就會妨害事業的成功；對於從事文章學術的人不應當加以任用，如果任用了，就會破壞法治。楚國有個叫直躬的人，他的父親偷了人家的羊，他便到令尹那兒告發，令尹說： “殺掉他！”認為他對君主雖算無私而對父親卻屬大逆不道，結果判了他死罪。由此看來，君主的忠臣倒成了父親的逆子。魯國有個人跟隨君主去打仗，屢戰屢逃，孔子向他詢問原因，他說：“我家中有年老的父親，我死後就沒人供養他了。”孔子認為這是孝子，便推舉他做了官。由此看來，父親的孝子恰恰是君主的叛臣。所以令尹殺了直躬，楚國的壞人壞事就再沒人向上告發了；孔子獎賞逃兵，魯國人作戰就會輕易地投降逃跑。國家和個人的離異像這樣不同，而君主卻一面贊成這種謀求私利的個人行為，一面又想求得國家的繁榮富強，這是一定不能如願的！
古時候，蒼頡創造文字，把圍著自己繞圈子的叫作“私”，與“私”相反的叫作“公”。公和私相反的道理，是蒼頡就已經知道的。現在還有人認為公私利益相同，這是沒有仔細考察的過錯。那么為個人打算的話，沒有什麼比講求仁義、學習文章學術的辦法更好。講求仁義就會得到君主信任，得到君主信任就可以做官；熟悉學術就可以成為高明的老師，成了高明的老師就會得到名望和榮譽：對個人來說，這是最好的事。然而沒有功勞的就能做官，沒有爵位就能榮耀，形成這樣的政治局面，國家就一定陷入混亂，君主就一定面臨危險了。所以，互不相容的事情，是不能並存的。殺敵有功的人本該受賞，卻又崇尚仁愛慈惠的行為；攻城立功的人本該授予爵祿，卻又信奉兼愛的學說；採用堅固的鎧甲、鋒利的兵器來備戰，卻又提倡寬袍大帶的服飾；國家富足靠農民，打擊敵人靠士兵，卻又看重從事文章學術的儒生；不用那些尊君守法的人，而去收養遊俠刺客之類的人：這樣的政治措施，要想使國家太平和強盛是不可能的。國家太平的時候供養儒生和遊俠，危難來臨的時候依靠披堅執銳的士兵；國家給予利益的人並不是國家所要用的人，而國家所要用的人又得不到任何好處。結果從事耕戰的人荒廢了自己的事業，而遊俠和儒生卻一天天多了起來，這就是社會陷於混亂的原因所在。
況且社會上所說的賢，是指忠貞不欺的行為；所說的智，是指深奧玄妙的言辭。那些深奧玄妙的言辭，就連最聰明的人也難以理解。現在制定普通民眾都得遵守的法令，卻採用那些連最聰明的人也難以理解的言辭，那么民眾就無法弄懂了。所以，連糟糠都吃不飽的人，是不會追求精美飯菜的；連粗布短衣都穿不上的人，是不會期望有刺繡的華麗衣衫的。治理國家的政事也一樣，如果緊急的事情還沒有辦好，那么可從緩的就不必忙著去辦。現在用來治理國家的政治措施，凡屬民間習以為常的事或眾人皆知的道理都不加以採用，卻去追求連最聰明的人都難以理解的說教，其結果只能是適得其反了。所以那些深奧玄妙的言辭，並不是人民所需要的。至於推崇忠貞信義的品行，必將尊重那些誠實不欺的人；而誠實不欺的人，也沒有什麼使別人不搞欺騙的辦法。平民之間彼此交往，沒有財富可以互相利用，沒有權勢可以互相威脅，所以才要誠實不欺的人。如今君主處於控制一切人的權勢地位，擁有整個國家的財富，完全有條件掌握重賞嚴罰的權力，可以運用各種駕馭臣下的方法和手段來觀察和處理問題，那么即使有田常、子罕一類的臣子也是不敢欺騙君主的，何必尋找那些誠實不欺的人呢？現今的誠實不欺的人不滿十個，而國家需要的官吏卻數以百計；如果一定要任用誠實不欺的人，那么合格的人就不夠分派官職；合格的人不夠分派官職，那么能夠把政事辦好的官就少，而會把政事搞亂的官就多了。所以明君的治國方法，在於專一實行法治，而不尋求有智的人；牢牢掌握駕馭臣下的手段，而不指望得到忠信的人。這樣，法治就不會遭到破壞，而官吏們也不敢胡作非為了。
《韓非子說故事》因此，在明君的國家裡，沒有文獻典籍，而以法令為教本；禁絕先王的言論，而以官吏為老師；沒有遊俠刺客的兇悍，而以殺敵立功為勇敢。這樣，國內民眾的一切言論都必須遵循法令的規定，一切行動都必須歸結於對國家有功，一切勇敢都必須用到從軍打仗上。正因如此，太平時期國家就富足；戰爭時期兵力就強盛，這就積累了稱王天下的資本。既然擁有稱王天下的資本，又善於利用敵國的可乘之機，那么超過五帝、比肩三王，一定得採用這種辦法。
現在卻不是這樣。儒士、遊俠在國內恣意妄為，縱橫家在國外培植自己的勢力。內外形勢都在惡化，就這樣來對付強敵，不是太危險了嗎？所以那些談論外交事務的臣子們，不是屬於合縱或連橫中的一派，就是內心懷有借國家力量來報私仇的隱衷。所謂合縱，就是聯合眾多弱小國家去攻打一個強大國家；所謂連橫，就是依附於一個強國去攻打其他弱國，這都不是保全國家的好辦法。現在那些主張連橫的臣子都說：“不依附大國，一遇強敵就得遭殃。”侍奉大國不一定有什麼實際的好處，倒必須先獻出本國地圖，呈上本國的璽印，一切聽命於大國。獻出地圖，本國的疆域就縮小了；呈上璽印，君主的聲望就降低了。疆域縮小，國家就削弱了；聲望降低，政治上就混亂了。侍奉大國實行連橫，還來不及看到什麼好處，卻已喪失了國土，搞亂了政治。那些主張合縱的臣子都說：“不救援小國去進攻大國，就失了各國的信任。失去了各國的信任，國家就面臨危險；國家面臨危險，君主地位就降低了。”援救小國不一定有什麼實惠可言，倒要起兵去和大國為敵。援救小國未必能使它保存下來，而進攻大國未必就不有閃失；一有失誤，就要被大國控制了。出兵的話，軍隊就要吃敗仗；退守的話，城池就會被攻破。援救小國實行合縱，還來不及看到什麼好處，卻已使國土被侵吞，軍隊吃敗仗。所以，侍奉強國，只能使那些提倡連橫的臣下憑藉外國勢力在國內撈取高官厚祿；援救小國，只能使那些主張合縱的臣下憑藉國內勢力從國外得到好處。國家利益沒有確立起來，而臣下反倒先把封地和厚祿都弄到手了；君主地位降低了，而臣下地位反而抬高了；國家土地削減了，而私家反而變富了。事情如能成功，縱橫家們就會倚仗權勢長期受到重用；事情失敗的話，縱橫家們就會憑藉富有回家享福。君主如果聽信那些鼓吹合縱連橫的臣下的遊說，事情還沒辦成就已給了他們很高的爵位俸祿，事情失敗得不到處罰，那么，那些遊說之士誰不願意用獵取功名富貴的花言巧語不斷去進行投機活動呢？所以國破君亡局面的出現，都是因為聽信了縱橫家的花言巧語造成的。這是什麼緣故呢？這是因為君主分不清公私利益，不考察言論是否正確，事敗之後也沒有堅決地實行處罰。縱橫家們都說：“進行外交活動，收益大的可以成就帝王事業，小國可以獲得安全。”大國既然可以成就帝王事業，便有能力攻打別國；小國既然可以保證安全，就不可能受到別國侵犯。國力強盛就攻打別國，政治清明就不可能被別國侵犯。而國家的強盛和安定並不能通過外交活動取得，只能靠搞好內政。現在不在國內推行法術，卻把心思和智慧都用在外交上，就必然達不到國家安定富強的目的了。鄉間諺語說：“衣袖長，好舞蹈；本錢多，好買賣。”這就是說，資本越雄厚就越容易取得成功。所以政治清明、國家強盛，謀事就容易成功；國家衰弱、政治混亂，計策就難以實現。所以為“治強”的秦國謀畫，即使改變十次也很少失敗；而為“弱亂”的燕國謀畫，即使改變一次也很難成功。這並不是被秦國任用的人智慧必高，被燕國任用的人腦子必笨，而是因為這兩個國家的治亂條件大不相同。所以西周背棄秦國參予合縱，只一年工夫就被秦國吞併了；衛國背離魏國參與連橫，僅半年工夫就被魏國消滅了。這就是說合縱滅了西周，連橫亡了衛國。假使西周和衛國不急於聽從合縱連橫的計謀，而將國內政治嚴加整頓，明定法律禁令，信守賞罰制度，努力耕種來增加財富，使人民拚死去堅守城池，那么，如果別的國家即使獲得他們的國家也好處不多，而進攻他們的國家還傷亡很大。擁有萬乘兵車的大國也不敢在堅固的城池之下拖垮自己，以至於使自己的強敵乘此時的疲敝加以攻擊，這才是保證本國必然不會滅亡的辦法。丟掉這種必然不會亡國的辦法，卻去施行勢必會招致亡國的事情，這是治理國家的人的過錯。外交陷於困境，內政陷於混亂，那么國家的滅亡就無法挽救了。
《韓非子》書影明君治理國家的政策，總是要使工商業者和遊手好閒的人儘量減少並且地位卑下，以免從事農耕的人少而致力於工商業的人多。現在向君主的近臣請託求情的風氣很流行，這樣官爵就可以用錢買到；官爵可以用錢買到，那么工商業者的地位就不會低賤了。投機取巧非法獲利的活動可以在市場上獲利，那么商人就不會少了。他們搜括到的財富超過了農民收入的數倍，他們獲得的尊貴地位也遠遠超過從事耕戰的人，結果品行端正的人就越來越少，而經營商業的人就越來越多。
因此，造成國家混亂的風氣是：那些著書立說的人，稱引先王之道來宣揚仁義道德；講究儀容服飾而文飾巧辯言辭，用以擾亂當今的法令，從而動搖君主的決心。那些縱橫家們，弄虛作假，招搖撞騙，藉助於國外勢力來達到私人目的，不惜拋棄國家利益。那些遊俠刺客，聚集黨徒，標榜氣節，以圖顯身揚名，結果觸犯國家禁令。那些逃避兵役的人，大批依附權臣貴族，肆意行賄，而藉助於重臣的請託，逃避服兵役的勞苦。那些工商業者，製造粗劣器具，積累財富，囤積居奇，希圖從農民身上牟取暴利。上述這五種人，都是國家的蛀蟲。君主如果不除掉這五種像蛀蟲一樣的人，不網羅品行端正的人，那么，天下即使出現破敗淪亡的國家，地分國滅的朝廷，也不足為怪了。
影響與傳播
韓非子先秦時代的諸子百家之中，儒、道、墨、名、農、陰陽等各家儘管大家輩出，但與政治哲學相結合，使書齋式的理論探討經受住了殘酷政治鬥爭考驗的似乎只有韓非子一家。韓非主張在發展農業生產的基礎上進行兼併戰爭，以武力統一中國，具有立竿見影的效果，這迎合了統治者急功近利的心理，成為秦始皇治國政策的首選。《史記》韓非本傳記載：“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由此可見韓非學說的切於實用。他的耕戰理論成為秦朝統治天下的重要理論依據，對秦王朝一統天下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
專家點評
選自《韓非子》，《五蠹》是其中的第一篇，也是體現韓非政治思想的重要篇章。
《韓非子傳作者認為：“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因而反覆申述“事因於世，而備適於事”。鑒於當時的時代是“急世”，因此不能用仁義來治理國家，而要以耕戰為立國之本。凡是無助於耕戰的，如“學者” （儒家）、“言談者” （縱橫家）、“帶劍者” （遊俠）、“患御者”（害怕服公役的人）、“商工之民”（經商做工的人）都是國家的蛀蟲。韓非認為要使國家富強，君權鞏固，必須“除此五蠹之民”，“養耿介之士”。並具體到“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無私劍之捍，以斬首為勇”，人主如果“不除此五蠹之民”，亡國滅朝也就不足為怪的結論。
文章指出： “糟糠不飽者不務粱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繡。”顯然，韓非的耕戰方針和嚴刑峻法政策是一種戰時的權宜之計。韓非死後十幾年，秦始皇統一了天下，其仍然推行韓非那一套嚴刑峻法政策，這不能不說是一大失誤。而且韓非提倡變法目的在於使專制君王牢牢地把持權力，維護最高統治者的既得利益。圍繞這個目的，他的談變在很大程度上變成了為反傳統、搞權術、飾非拒諫尋找託詞。後來秦二世在和趙高的君臣對談中，就曾經引用韓非《五蠹》來為自己的窮奢極欲、殘害百姓辯護。因此，秦的迅速滅亡，也跟推行韓非的那一套理論脫不了干係。韓非與秦朝的興亡真是結下了不解之緣，堪稱是“成也韓非，敗也韓非”！
本篇運用先擺事實，後講道理的方法，由遠而近，從古到今，自淺入深，從具體到抽象，層層深入，論證深刻周密，文風峻刻犀利，具有難以抗拒的說服力。文中寓言的運用和史事的引述，都有助於以具體的形象說明抽象的道理。議論中常引用寓言故事來說理，也增強了文章的生動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