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貸規模內容
信貸規模增長中國曾經選擇信貸規模作為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是因為商品經濟還不發達，經濟利益機制和調控手段尚待健全，經濟主體還沒有形成充分的硬預算約束，存款準備率、利率的變動對抑制信貸需求也尚未發揮很大的作用，因此仍需通過有計畫調控信貸規模達到擴張或收縮貨幣供應量的目的。
從1984年開始，中國人民銀行明確將信貸規模作為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在編制和組織實施的國家銀行信貸計畫中，首先確定信貸總規模，並通過各家專業銀行總行逐級下達。在一般情況下，除固定資產貸款規模實行指令性控制外，貸款總規模實行指導性計畫控制指標。銀行多吸收存款可以多發放貸款，少吸收存款則應少發放貸款。1985、1988～1991年對信貸總規模重新恢復指令性計畫。
從1989年起，中國人民銀行把貸款規模改稱為貸款最高控制限額，實行了“限額管理,以存定貸”辦法。主要內容有:①貸款最高控制限額為貸款的總“籠子”,各專業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在核批的貸款限額內，主要依靠自己組織吸收存款來實現貸款最高限額。②對貸款最高限額實行“全年亮底、按季監控、按月考核、適時調節”。中國人民銀行總行核批的季度貸款最高限額為監控指標，分別由各專業銀行總行和中國人民銀行各省、自治區、直轄市、計畫單列城市分行按系統和地區監控。各專業銀行總、分行在執行過程中可根據情況變化調整季度貸款最高限額。專業銀行分行如有超過核批的季度貸款最高限額，報專業銀行總行批准；專業銀行總行如要超過季度貸款最高限額，則報中國人民銀行總行批准。
實行“限額管理”、“按季監控”的辦法，既有利於從總量上控制住貸款的增長，又有利於進一步打破信貸資金管理的“大鍋飯”，解決中央銀行包專業銀行信貸資金的問題，促進專業銀行面向社會籌措資金。把比較僵硬的信貸規模控制手段，變成有靈活性和選擇性的政策工具，使中國人民銀行能夠對信貸的變化發展進行跟蹤調控和反饋調節。
監控指標
信貸規模指標1.資本充足率指標: 資本總額月末平均餘額∕加權風險資產月末平均餘額≥8%
2.存貸款比例指標: 各項貸款期末餘額∕各項存款期末餘額≤75%
3.藉資金比例指標: 拆入資金期末餘額∕各項存款期末餘額≤4%/拆出資金期末餘額∕各項存款期末餘額≤8%
4.中長期貸款比例指標:余期一年以上（含一年期）的中長期貸款期末餘額∕余期一年以上（含一年期）的存款期末餘額≤120%
5.單個貸款比例指標:對同一借款客戶的貸款總額與銀行資本總額之比不得超過10%，即：對同一借款客戶貸款餘額∕各項資本總額≤10%，對最大十家客戶發放的貸款總額不得超過銀行資本總額的50%，即：對最大十家客戶發放的貸款總額∕各項資本總額≤50%
與貨幣政策
貨幣理論一般認為，選擇貨幣政策中介目標必須考慮三個標準：(1)可測性，即中央銀行不僅能及時準確地獲取有關中介目標的資料，而且，中介目標定義的內涵和外延較為明確、穩定，中央銀行能據此作出分析，社會其他人員能據此作出預測、判斷；(2)可控性，就是中央銀行通過操作其貨幣政策工具，能夠準確地控制中介目標參數的變動情況；(3)相關性，即貨幣當局選擇的中介目標必須與貨幣政策最終目標有密切的相關性。此外，中介目標還必須與特定的經濟金融環境相適應。在特定的條件下，由於經濟金融環境不同，中央銀行置身的經濟體制背景不同，中央銀行為實現其不同的貨幣政策目標所採取的貨幣政策就不同。
以中國為例，中國從1984年開始採取的以信貸規模作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經過多年的實踐，已經被證明了具有較大的不確定性，隨著中國國有商業銀行的股份制改造，它們已經成為自主經營的主體，央行不應直接干預商業銀行的信貸行為。此外，隨著中國資本市場的發展和成熟，企業的融資方式越來越多樣化，信貸已經不再是企業融資的唯一形式。因此，信貸規模控制已經逐漸不再適宜成為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
以信貸規模控制作為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目前主要存在以下問題：
新增貸款調控目標與實際效果不符通過對1998年至2005年(不包括2000年)央行制定的年度新增貸款的預期目標與實際發生額的比較，發現二者的差異較大，誤差值的平均值為3500億元。（右如圖）
2.影響貸款增量的主要因素：存款增量
一般認為，先有存款後有貸款。當然這是一個很有爭議的觀點，但是從增量上看，貸款增量取決於存款增量。這至少在銀行監管上能夠找到依據，即商業銀行的存貸比不能超過75%。右圖的模型研究將此作為前提條件。
新增貸款與存款散點圖運用2003年1月至2006年6月共42個月的新增貸款與新增存款數據進行回歸分析，可以看到，每月新增存款中大約有55.4%用於了貸款，這一結果與實際情況是基本一致的：一則我們銀監部門規定商業銀行的存貸比不能超過75%，二則近年來中國商業銀行的存差持續擴大，銀行大量的存款只能投資於國債、央行票據等低收益債券或持有超額準備。
回歸分析還說明存款增加是貸款增加的主要原因。2006年1—6月，中國金融機構的本外幣新增貸款達到22264.74億元，比上年同期新增貸款增長53.3%，這是由於同期金融機構吸收的新增存款為31121.84億元，比上年同期多增4344.86億元。新增貸款的增長快於新增存款。
3.理論上，信貸增加額這一指標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
從理論上看，央行將信貸規模作為調控目標具有很大的控制難度。央行作為貨幣發行機構，並且考慮到其可以採用的調控手段(法定準備金率、再貼現、公開市場操作等)，它能夠影響各層次的貨幣供應量，而信貸從貨幣供求的角度來看屬於貨幣需求，而不是貨幣供應。
貨幣預測增長率與實際增長率不符△M2=△DK+△QT，其中：△DK表示新增人民幣貸款；△QT表示其他貨幣需求，例如政府債券、企業債、金融債等投資工具。
可見，新增貸款受到△M2和△QT同時影響。在△M2確定時，如果△QT的量很小，那么△DK就會變大，它們之間存在此消彼長的關係。從△QT包括的主要項目來看，例如國債發行時機和發行量，央行是無力控制和決定的，因此央行欲控制新增貸款的規模是非常困難的。
如果央行將貨幣供應量與信貸規模同時列為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這就有可能導致以下幾種情況出現：
A目標和工作重心錯亂。一會兒關注貨幣供應量，一會兒關注信貸規模，都想用力、都想控制，結果必然導致顧此失彼，以致任何一個目標都不能很好實現；
B權力越位，直接干涉商業銀行的經營，要求後者增加或減少信貸投放。正如以上所論述的，商業銀行的信貸投放首先取決於吸收來的存款，如果存款增加了，它就會設法貸放出去，以獲取存貸利差和投資收益。商業銀行吸收進來的存款，一般會被劃分成為三塊：首先會拿出一塊做準備金，以備存款客戶隨時提取，其比重取決於法定準備金率和銀行一般備付需求；扣除準備金後的存款(即“可支配資金”)將會用於貸款和投資，商業銀行可能將可支配資金全部用於發放貸款，也可能全部用於投資(國債、金融債、央行票據等)，也可能將資金在貸款與投資中配置。
回到理論的貨幣供求上來分析，在貨幣供給上央行是可以直接調控的，但貨幣需求上特別是對貨幣資金的配置上，卻是商業銀行的功能和職責。商業銀行會根據自身的偏好、目標等來決定可支配資金在貸款與投資之間的配置。總之，在中國四家國有商業銀行逐步完成股份制改造、日益成為以利潤最大化為經營目標的商業實體的情況下，中央銀行如果再繼續將新增貸款規模作為調控目標，不僅會幹預商業銀行的獨立經營，而且對於自身來說，無異於給自己套上了無形的枷鎖，實現的難度會越來越大。
4.實際運行中，信貸投放規模越來越受到其他融資手段的制約
非金融部門融資情況效用評價
信貸規模評價就可控性而言，雖然各級政府對貸款存在干預，企業和地方政府超計畫貸款需求會形成“倒逼機制”，但只要中央政府認為必要，採取措施貸款規模可控。
就相關性而言，在計畫經濟下，貸款規模同經濟成長和物價上漲之間有較高的相關性。企業資金主要是銀行供給，貸款增加，企業生產規模擴大，經濟成長加快，企業生產規模擴大意味著勞動力投入增多，工資等現金支出增多，導致消費物價上漲。
另外，貸款規模直接影響社會總需求。在計畫經濟下，貸款是增加貨幣供應量的唯一渠道，貸款規模與貨幣供應量有非常高的相關性。而貨幣供應量的多少對總需求的影響是至關重要的。
貸款規模作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存在局限性。在貸款規模與貨幣供應量有相當穩定關係時，貸款規模才與經濟活動有穩定的相關性。失去了嚴格的計畫體制，這種相關性同時也失去了。貸款規模可控性的基礎是計畫經濟體制下形成的信貸資金分配體制，隨著體制的變遷已經是單存控制貸款規模困難而且不合理。
以上的研究可以得出一個基本的結論，即信貸規模(年度新增貸款)不適宜作為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央行不宜和不應控制信貸規模。新修訂的《中國人民銀行法》第5條規定“中國人民銀行就年度貨幣供應量、利率、匯率和國務院規定的其他重要事項作出的決定，報國務院批准後執行”，由此可見，法律亦未將控制信貸規模的功能明確賦予中國人民銀行，也沒有明確將新增信貸量作為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
實際上，在金融自由化和經濟全球化的基本趨勢下，連貨幣供應量與國內經濟活動的聯繫都日趨鬆散，貨幣當局對貨幣供應量的控制也越來越困難(即可控性下降)。在此背景下，信貸規模繼續作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已變得不切實際。事實上，各國的政策實踐表明，目標制度的靈活性、透明度及可信賴度已經成為各國貨幣政策中介目標選擇的關鍵要素。
當然，信貸規模這一指標對於觀察巨觀經濟的運行是有用的，我們不能因為它不適合作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就忽視它。在一定程度上，它是觀察我國巨觀經濟運行狀況的一個晴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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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知識（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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