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整重點
3月6日上午,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新聞中心舉行記者會,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任張平將就“經濟社會發展與巨觀調控”等問題答問。
關於記者提到產能過剩及該採取怎么樣的措施解決的問題,張平表示:經過30多年的發展,21世紀的我們國家已經是一個製造業大國。製造業在支撐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生活需要的同時,一些行業、一些產業也出現了產能過剩。尤為突出的是鋼鐵、水泥、電解鋁、平板玻璃、焦炭這些傳統的產業。還有近一個時期以來,光伏、風電設備這些新興的產業也出現了產能過剩。剛才這位記者朋友問是什麼狀況的話,我用一個量化的指標來概括一下,大體上是鋼鐵、水泥、電解鋁、平板玻璃、焦炭,這些行業我們產能的利用現在大體上是在70%-75%之間,國際上一般衡量比較正常的市場競爭,產能的利用率應該超過80%-85%的幅度比較合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不可能就是產不足需的局面,只有適度的富餘,才能夠激發市場的競爭,才能夠推進企業的技術進步、管理的提升。但是我們現在這些行業的利用率只有70%-75%,所以出現了產能過剩。
光伏利用率就更低一些,只有不到60%,風電現在的產能,風機的產能利用率不到70%。由於產能過剩,所以也就引發了一些問題。它本身對資源、對勞動創造的浪費姑且不說,就是這些企業、這些產業本身也面臨很大的困難。所以鋼鐵行業、水泥行業,尤其是電解鋁、焦炭、平板玻璃這些行業現在都比較困難。去年虧損的面都比較大,鋼鐵行業去年的利潤率只有1點幾,有相當一部分企業在虧損的狀態。電解鋁虧損的面去年達到50%左右。所以企業自身很困難,同時也引發一些惡性競爭,明知道虧損還要生產,還要維持它的運轉。這樣的一種狀態也導致了一些地方的保護主義,分割了市場。因此在這樣的背景下,對於我們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都是很不利的。因此,化解產能過剩是我們當前和今後一段時間調整經濟結構和轉變發展方式的一個重點。
調節這些產能的過剩,剛才你問到一個問題是市場的結果還是政府的調控的結果?各個方面的因素比較複雜,經濟界和新聞界朋友都可以做深入的分析。總的就是要通過繼續深化改革,來從根本上解決我們現在產能過剩和體制機制方面的一些因素。
對於當前存在的產能過剩,中央提出了解決問題的明確方向,就是要尊重規律、分業施策、多管齊下、標本兼治,按照這樣的要求來化解產能過剩的問題。尊重規律就是要尊重經濟發展的規律,尊重市場的規律,尊重各個產業自身的規律。分業施策,根據不同的行業、不同的產品採取不同的措施。多管齊下,要採取多種經濟法律的手段,當然也包括必要的調控手段,就是行政調控的手段。標本兼治是要既要解決當前的問題,又要在體制機制上能夠形成將來不會再出現產能嚴重過剩的局面。所以對於化解產能過剩,我們現在也提出了一些政策措施,包括通過技術進步來提升我們的產品的檔次、質量和水平。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們現在的產能過剩是結構性的,我們企業自身的素質還比較低,產業的結構、產業的質量還不高,結構還不合理,我們自己創新的能力還不強。剛才我說到這些產能過剩,有一些問題我們自己還解決不了。比如平板玻璃,我們現在產能是嚴重過剩,但是現在電子用的平板玻璃,像我們的電視機這些大平板,玻璃基板我們一直都是進口的,我們自己還不能生產。最近這幾年經過科技攻關以後,我們現在國內才有一兩家企業掌握這方面的技術,但是大部分還要靠進口。包括我們的風機,風電設
備,我們的風機組成控制系統也還要進口。所以,首先要提高企業的素質,來解決產能過剩,這是一條途徑。第二,通過兼併重組來消化一批產能過剩。第三,通過優勝劣汰淘汰一批落後的產能。第四,我們鼓勵我們的企業到海外去發展,轉移一批產能。
通過採取多種措施,多措並舉,我們將努力解決產能過剩的問題,並在這個過程中維護社會的穩定和職工的權益,使得我們經濟發展能夠進一步走上持續、健康的軌道。
歷史沿革
近代資本主義的工業分工,最終導致了產業在不同國家的集聚,從而產生了我們通常意義上的巨觀
經濟結構問題。但對結構的關注,並未因結構問題的出現而興起。
早期的經濟理論很少注意到結構問題。在亞當·斯密時代,發揮自然資源優勢是產業發展的主流理念,像義大利、西班牙、葡萄牙、荷蘭相繼迭起的遠洋航行,英國在工業革命時期發展煤、羊毛織品,都與當地的地理資源分不開。加之,當時資本主義市場正在形成中,生產表現為一種無限擴張的趨勢,幾乎所有的工業品都賺錢,結構當然也不會受到關注。與這種形勢相適應,新技術倍受矚目,發明家成為社會“貴族”,是生產的決定力量。誰擁有了新技術,並在生產中廣泛推廣,誰就擁有了在世界經濟與政治中的話語權。工業革命後,德國在歐洲的崛起,電氣革命後,美國的後來居上,無不都是技術精神的反映。這種局面一直持續到上世紀六七十年代。
賣方市場向買方市場的轉變改變了人們對結構的漠視。在資本主義發展的前期階段,工業經濟主要依靠泰勒的管理理念與生產的流水線技術推動,由此決定,生產向最大的可能性邊界一步步靠近。當時即使是那些沒有比較優勢的工業國家在全球也總能找到自己的目標市場,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局面改變了。最早是不具有比較依勢的工業國家感覺自己的市場逐漸被擁有比較優勢的工業國家吞噬,爾後,那些擁有比較優勢的工業國家也感覺市場正在縮小。與此同時,更多的人發現了這樣一條事實:即有些工業品好賣賺錢,而另一些工業品不好賣並且不賺錢。這就是結構問題。日本是最先認識到結構問題的國家,雖然在產業結構是戰後日本經濟振興的原因還是結果上說法不一,但優良經濟結構無疑是日本前進的主要因素。當日本與美國、歐洲形成世界經濟戰略大三角時,國家對結構的關注事實上超過了對技術的關注。由此,經濟結構調整成為巨觀政策的一個重要內容。
中國結構
1978年以前的中國經濟,農業基礎薄弱,輕工業和重工業比例失衡。1978年改革開放以後,通過優
先發展輕工業,擴大高檔消費品進口,加強基礎產業、基礎設施建設,大力發展第三產業等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使中國的經濟結構趨於協調,並向最佳化和升級的方向發展。中國各產業之間及其內部的比例關係都有了明顯的改善,其中第一產業比重下降,第二、第三產業比重上升;國民經濟總量增長從主要由第一、第二產業帶動,轉為主要由第二、第三產業帶動,第二產業的增長構成了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主要動力。在整體產業結構變化的同時,各產業內部的結構也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在農林牧漁業總產值中,純農業產值比重下降,林牧漁業比重上升;在工業內部,輕重工業結構正逐步由偏重“消費補償”的輕型結構,向“投資導向”的重型結構升級;在第三產業內部,交通運輸業、商業等傳統產業比重下降,房地產業、金融保險業、電信業、諮詢服務業等迅速發展。
美國結構
從上世紀80年代中後期開始,美國經濟經歷了戰後以來規摸較大的第三次結構性調整,它不僅包括了三大產業和工業內部結構的變化,而且還包括了地區經濟結構和企業內部結構的變革。通過這一次結構調整,以信息產業為代表的美國新興產業得到了迅猛的發展,而像汽車、鋼鐵等一些傳統產業的技術改造步伐也大大加快,美國企業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地位也由此得到了極大的加強。上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經濟能得以持續穩定地增長,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因於經濟結構的良性發展。
鑒於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傳統支柱產業競爭乏力的現狀,1993年柯林頓上台後,美國開始了大規
模的結構調整,把發展高技術作為美國經濟結構的龍頭,力圖使信息技術為主的高技術在美國產業結構調整中發揮重大的作用,以提高美國工業品在世界市場上的競爭力,為重振美國經濟鋪平道路。
20世紀90年代美國產業結構的變化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三大產業結構的最佳化;二是以信息產業為代表的高新技術產業的迅速發展;三是工業內部結構的合理調整。
從20世紀80年代至今,第一產業的比重進一步減少,第二產業的比重逐步下降,惟有第三產業欣欣向榮,處於不斷增長的態勢。服務業在當前的經濟持續增長中發揮了支柱性作用,產值已占其GDP的2/3以上,遙遙領先於第一、二產業的產值,使美國進入了以服務業為主的後工業社會,這對於拉長傳統經濟周期、提高服務業的競爭力、促進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無疑具有深遠的意義。
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以信息產業為代表的美國高新技術產業得到了迅猛的發展,成為美國經濟的頭號支柱。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美國各傳統工業部門的技術改造也大大加快。高新技術對傳統產業的支持,進一步提升了美國的經濟結構,使美國各主要產業在世界市場上的競爭力得以加強,為美國加強世界第一經濟大國的地位奠定了基礎。
進入20世紀90年代柯林頓執政以來,對工業結構的調整繼續採取了這一政策,其主要措施有:
第一,大幅度削減軍事經費。據統計,在1981—1990年間,聯邦政府軍費開支占總支出的比例年均為24.2%,而在1991—1995年間,這一比例已降到19.3%,即減少4.9%個百分點。與之相適應,柯林頓政府計畫將軍工生產占美國工業的比重由20世紀80年代的25%降到21世紀初的20%左右。軍事經濟比重的壓縮,使得大量投資轉向民間工業上,不僅增強了民用工業的競爭力,而且有利於美國經濟的持續增長。
第二,調整聯邦研究與開發預算,平衡軍事與民用目標的比重。與軍事有關的科研費用在聯邦政府研究與開發預算中一直占據著較大的比重,在20世紀60—70年代,軍事科研占的比重曾高達80%,柯林頓政府上台後,採取措施大力壓縮軍事科研在整個研究與開發費用中的比重。到20世紀90年代末這一比重降至50%。
第三,改變軍事經濟規模過大的不合理局面。1994年8月聯邦政府提出“技術重新投資計畫”,鼓勵國防部與有關的民間企業一道合作進行技術開關,尤其是“雙重用途”技術方面的使用與開發。政府對軍事技術轉為民用技術的公司提供減稅和財政補貼。
第四,政府提供巨額科研經費,更加重視提高民間產業的競爭力。1993年以來,美國科研與開發總投資每年達1600億美元以上,其中,聯邦政府占的比重約為40-45%。政府還將每年從軍事研究預算中拿出300億美元,投資到光纖通信、全國計算機網路、生物技術等民用技術中,並要求全國726個主要從事軍事研究的國家實驗室,把現有預算中的10—20%用於與工業界合資興辦民用企業,以幫助民用工業使用高技術創新,研究的重點從製造軍備轉向更具有廣泛前景的民用工業上來。與過去相比,近年來美國投資的重點明顯轉向民用工業部門,更加重視向產業競爭力的調整方向傾斜,這最終將有助於美國長期競爭力的提高。
雖然美國整體經濟水平高度發達,但其區域經濟的發展也很不平衡,東北部、南部和西部一些經濟發達,而廣大的中西部地區經濟則相對落後。美國在20世紀90年代通過在經濟發展較為落後的一些州和地區發展高新技術,使這些地區呈現出一片繁榮景象,改善了美國國內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狀況,對促進美國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也起到了不可忽略的作用。聯邦政府在調整地區經濟結構、推進區域經濟協凋發展方面採取的主要措施有:
1.以市場導向為主,輔之以政府巨觀調控
在推動地區經濟結構調整和協調區域經濟發展方面,美國聯邦政府長期實行市場導向為主,主要依靠市場,引導資本、人口、資源等在各地區的相互流動,利用市場競爭最佳化地區結構,促進區域經濟發展。這方面最主要的例子就是信息產業在一些州的發展。聯邦政府為推動信息產業的發展,除直接推出“信息高速公路計畫”外,還出台了一系列的優惠政策和措施,這對各州起到普遍的示範性作用。在聯邦政府的示範與推動下各州政府也紛紛結合本地區實際情況,利用各種辦法,促進科技產業化,大力發展以軟體信息技術為龍頭的高技術經濟,從而走上利用高科技促進經濟發展的道路。這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處於西部內陸的猶他州。該州政府在原有的80個公司工業園以及2個大學高科技工業園的基礎上,加強以科技為基礎的商業發展,並專門成立了商業發展局,統一制定科技發展規劃,並推動以信息為主導的高技術產業的商業化進程。在1993年9月聯邦政府推出“信息高速公路計畫”後不久,猶他州先於其它一些州制定了州級“信息高速公路實施計畫”,在“信息高速公路計畫”中,發展各種信息軟體是其中一個重要的環節,而軟體谷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由州政府扶持並迅速發展起來的。
2.高度重視基礎設施的建議
為推動欠發達地區經濟實現起飛,聯邦政府和州政府密切配合,下大力氣狠抓基礎設施建設,為這些地區的可持續發展創造便利條件,在基礎設施方面,聯邦政府在全國建成了四通八達的公路網,其中,高速公路全長8萬多公里,占世界高速公路總長度的2/3。高速公路的四處延伸,不僅給欠發達地區的經濟振興創造了極其有利的條件,還縮小了南北部地區和東西部地區的經濟差距。聯邦政府特別重視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設,目前全國各行業務業廣泛套用電子計算機,並相互連線成網路,發達與欠發達地區都能享受到全美乃至全世界的經濟、科技等信息。在環境保護方面,聯邦政府制定了比較完整的環保法規和政策。各個地區共同的經濟發展項目不論大小,都要向聯邦政府相關部門特別說明對環境的影響情況,否則就要受到聯邦政府的干預。聯邦政府還負擔協調發達與欠發達地區的州際合作,治理環境污染。在基礎教育方面,美國大多數州實行10年制義務教育,各州政府每年財政開支的80%以上用於基礎教育。聯邦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支出主要用來幫助欠發達地區的教育發展,這對它們的經濟振興是十分有利的。
美國政府在大力抓緊基礎設施建設的同時,還十分重視指導欠發達地區的微觀經濟政策。例如:如何為企業創造良好條件,怎樣促使科技儘快振興等等。也就是說,政府在進行巨觀經濟調節的同時,亦不忽視微觀行為,注意把政府的巨觀調節與企業、教育、科技等方面的微觀行為相結合,以形成文化、教育、科研的相互配合,政府與企業相互配合的良性循環。
3.對欠發達地區實行若干優惠政策
美國政府促進欠發達地區的政策導向的核心內容,是努力培育欠發達地區自我發展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增強其經濟競爭力。不論是聯邦政府還是州政府,它們向欠發達地區提供的援助資金,首先是投向教育、培訓事業,尤其是為失業人口提供培訓,儘快提高其文化技術水平,從而增強失業人口重新就業的能力本領。與此同時,從聯邦政府到州政府都為欠發達地區制定了從稅收到金融等方面的優惠政策與措施,鼓勵資本流向這些地區。在稅收方面,對發展工業生產和擴展商業活動,聯邦政府給州和地方政府提供多方面的稅收豁免權;州政府也用減免稅收的辦法,促使工商企業到欠發達地區投資。在金融方面,在欠發達各州政府設立的建設項目,一旦經過聯邦政府批准,就可以向社會發行債券;州政府首先對社會各界集資進行擔保,然後用這些集資給企業提供長期低息貸款;州政府還準許部分公司向社會發行股票,以及對效益好的中小公司提供進出口信貸等等。
正是聯邦政府有效地實行了各項對不發達地區的援助政策,才促使美國地區經濟結構及時得以整,即保障了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又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美國經濟持續增長。
調整最佳化
經濟結構調整的含義
經濟結構調整就是根據國民經濟發展的需要,對國民經濟中各個領域、各個部門、各個地區和各種
經濟成分之間的對比關係和結合狀況進行調整,藉以改善各物質生產部門之間的有機聯繫和比例關係,利用技術進步的主導作用,促使國民經濟結構合理化,推動整個國發經濟向前發展。當前我國根據國民經濟發展狀況,充分考慮世界科技加快發展和國際經濟結構重組的趨勢,著眼於全面提高國民經濟整體素質和效益,增強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對經濟結構正在進行戰略性調整。這是國民經濟發展的迫切要求和長期任務。
經濟結構調整的必要性
調整經濟結構是應對兩大潮流的需要。 第一,高新技術革命的潮流,其中包括信息技術革命、生物工程革命、以納米技術為代表的新材料革命。這個潮流必然會對全球各國原產業結構產生重大衝擊,使得有些產業將走向衰落或淘汰,而一些產業將萌生或以爆炸性速度發展,尤其是軟體和生物工程產業。第二,經濟全球化的潮流,主要表現在貿易自由化、投資自由化和金融等方面。這個潮流把一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緊密聯繫在一起,使地球成為“地球村”。一國經濟要想快速發展,就不能無視這兩大潮流的存在,要適時調整傳統經濟結構,順流而行。
經濟結構調整應注意的問題
在結構調整理論上,存在幾個誤區需要引起注意:
一是結構調整隻注重向自然資源的結合。進入後工業化時代後,經濟對傳統的自然資
源的依賴逐步減小,人力資源、科技進步成為經濟的主要推動器。作為工業起步階段的國家和地區來講,早期經濟建之於自然資源基礎是一種必然選擇,但在原始資本積累完成後,繼續實施自然資源戰略就會走向經濟發展的反面。
二是目標定位在不切實際的世界最高技術領域。進入上世紀90年代,計算機硬體、軟體、網路、數位化等新技術,以人們難以想像的速度發展。為了迎接新技術革命的浪潮,不少的經濟發達地區,都曾把自己的結構最佳化定位在對世界最前沿技術的追趕上,但往往現實與目標並不能同步。
三是片面注重經濟結構的數量對比,忽視經濟結構質的對比。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一二三產業比較的理念在經濟界很流行,一個地區的經濟結構是不是很合理,往往從三次產業的劃分中去說開去,結果卻往往對這種概念進行反駁。簡單地進行一二三產業的劃分,並不能說明經濟結構的合理程度,正相反,分析結構必須關注一些結構的質量分析。
四是所有制結構、投資結構的簡單比較不會得出正確的結論。所有制本來並不是事物的核心成分,關鍵的東西是所有制結構後的機制。也就是說,無法證明哪種所有制結構就是最有優勢的,而在於可以看到所有制背後的機制存在哪些不足。投資結構也是如此,按傳統的經濟學理論,生產力的發展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投資結構的改變並不只是受到一種簡單的人為力量的影響,而更主要地受到一種生產力發展趨勢的影響,或者說是受到市場變化的影響。
分析技術
簡介
經濟結構調整的分析技術的成立基於如下假設的提出:一是經濟結構有微觀與巨觀之分,而這裡的
經濟結構指巨觀結構;二是微觀結構,即企業結構的研究相對成熟,對巨觀結構研究有重要的借鑑意義;三是選擇的技術集合設在微觀經濟與巨觀經濟理論研究的交叉領域,即微觀經濟結構分析技術的巨觀化。
環境掃描
環境掃描是指瀏覽大量的信息以覺察正在出現的趨勢和形成一套構想。它是在研究微觀企業內部結構時,對環境進行評價的一個重要技術。環境掃描技術認為:一,一個組織制定結構戰略所需的信息,都可以從公開的出版物中得到,廣告、印刷品、各種政府機構的公開報告、新聞報導,以及產業研究都是信息的來源;二,許多機構定期分解其它地區的結構,仔細研究其中有哪些是結構創新與結構分析技術的創新,三,通過對所獵取信息的過濾,篩選出3--4 個焦點問題,圍繞這幾個重要問題,製作構想方案。環境掃描的重要意義在於,結構調整機構不僅應該關注本地區的結構現狀和資源現狀,還應該關注地區以外的相關信息,也就是以世界的眼光看地區經濟發展。視野是否拓寬幾乎成為結構政策成敗的關鍵。環境掃描技術同過去對外埠信息關注的區別在於,以往對外埠信息的了解常常還處於感性狀態,沒有深入的了解,而新的環境掃描技術介入了系統論、數理統計、機率論等知識,從而增加了掃描技術的科學成分,把對外埠信息的了解建立在科學狀態下,最終使分析結果更加接近實際。
預測技術
環境掃描為經濟結構預測奠定了基礎。預測技術分為兩種類型:定量預測技術和定性預測技術。定量預測技術是將一組數學規則套用於過去的數據序列以預言未來的結果。當結構調整機構得到足夠的可靠的數據時,定量預測技術就比較可取。但許多時候缺乏獲得精確數據的場合,所以預測往往由個人的知識和經驗進行判斷,這就是定性預測技術。這兩種預測方法不可或缺,都是結構調整非常重要的方法。由於環境因素的動態變化,預測結果常常同現實產生一定的偏離,為了提高預測效果,需要注重五種手段的運用:一是採用簡單的預測技術,這是因為,統計發現,簡單預測技術與複雜預測技術的結果常常是比較一致的;二是將每種預測結果與無變化預測結果進行比較,後者大約有50%的準確率;三是不能只依賴一種預測方法,特別是進行長期預測時,應採用幾種不同的方法進行預測,然後對結果進行權衡;四是不要企圖準確界定事物的轉折點,許多轉折點都是隨機的;五是隨著預測時限的延長;預測結果的準確性也隨之下降,適當地提高預測期限可以提高預測的準確率。預測技術是環境掃描技術之後結構調整的關鍵技術,良好的預測能為地區經濟發展確定有效的目標,從而實現經濟適度發展。
基準技術
基準技術是尋求不同結構調整機構獲得有效結構調整的最佳方式。基準技術的基本思想是,結構調整機構通過分析各個領域的領先者的內部結構,然後模仿他們的做法來改進自己的經濟結構。它一般遵循四個步驟:一是結構調整機構成立一個基準化團隊,其首要任務是確立參照系、基準化內容以及收集數據的方法;二是因隊所需信息包括組織內外所轄範圍內外的結構調整情況;三是開展不同結構的經濟數據分析,找出結構差距以及導致這種差距的原因;四是制定和實施行動計畫,最終達到或超過其它組織的結構標準。基準化事實上是將目標分解,然後觀察分解部分目標參照物情況,從中連選出重要的有價值的範式,試行之,並形成新的組合。基準技術是對經濟常規化理論的一種延伸,即說明在經濟發展中,並不是所有的領域都需要標明自己的個性,相反,在許多領域,結構安排具有自己的共性,結構調整機構必須首先遵循這種共性安排。
創新技術
由於現實環境的不確定性和動態發展,對其他地區結構的研究與複製,雖然決定了結構調整的對錯以及速率,但它並不能真正使結構最佳化,只有變革才能使結構處於一個領先的地位。有效的調整必須最終落足在創新技術上。一是要通過教育溝通、參與、促進與支持、談判、操縱與合作、強制等技術手段,降低變革行動的阻力;二是必須關注一些新的變化趨勢,包括管理領域結構變革、技術變革、人力資源變革等的新動向,要善於將一些新的創新技術引入變革活動;三是特別注重企業文化的變革,逐步建立起一種新的文化體系,如接受模稜兩可、容忍不切實際、減少外部控制、接受風險、容忍衝突、建立開放系統等等。總之,創新技術是結構調整閉合系統實現結構升級最重要的一環,沒有它,結構調整技術都只能是一種經驗的判斷,而不是科學。
調整實踐
中國的經濟結構調整經歷了三個主要階段:
1. 第一次經濟結構調整:1979—1984年
由於從1958年起到1978年,中國經濟建設除了1961—1965年的調整時期以外,許多年份都犯了盲目追求“生產高速度、建設大規模”的錯誤。同時在建設過程中,片面強調發展重工業、忽視農業和輕工業;在重工業的建設上,片面強調“以鋼為綱”,忽視能源和交通運輸業,在重工業內部,則片面強調自給自足,忽視協作配套和服務體系的建設。如此日久天長就形成了畸形發展的經濟結構,某些重工業部門過分突出,而農業、輕工業、能源工業、交通運輸業、建築業、商業、服務業等行業相當落後。國民經濟比例嚴重失調、效率低下、浪費嚴重、投資成本大而效益低成為這種畸形經濟結構的特徵。此外,城鎮大量失業人員的問題日益突出,城鄉居民收入難以提高,生活水平長期未能得到改善。
針對這一問題,中國政府於1979年提出了調整國民經濟的方針。通過調整固定資產投資的規模、結構和價格、財政等政策,調整了積累和消費的比例,加快了農業和輕工業的發展。使得農業的基礎地位開始明確,輕工業與重工業之間比例得到調整,能源供應得到較好的改善。但是在這一時期,又出現了加工業發展過快的新問題。由於基礎設施、原材料工業跟不上加工工業的發展速度,供求矛盾開始突出,加上農副產品的供應增速跟不上城鄉居民購買力的增長,通貨膨脹開始出現並越發嚴重,為此,自1988年起,中國政府開始了第二次結構調整。
2. 第二次經濟結構調整:1988—1991年1988年9月,中國政府提出了治理整頓、全面深入改革的方針,在大力治理通貨膨脹的基礎上,著力
調整經濟結構。此次調整主要是通過調整投資結構和貸款結構,在消除經濟過熱的同時,實行向部分產業和企業“傾斜”的政策,把其他方面壓縮下來的資金、原材料、能源和運力集中支持重點產業和重點企業,使得農業、能源工業、原材料工業、交通運輸業等產業增加了有效供給。這次調整儘管有效地增加了短缺商品的供給,抑制了通貨膨脹,但只是緩和了部分經濟結構方面的突出矛盾,並未能從根本上解決結構失衡的問題,能源、交通、重要原材料等基礎產業和基礎設施仍然是制約國民經濟發展的“瓶頸”。特別是1992年出現的新一輪經濟過熱使結構性矛盾更為突出,地區結構、企業組織結構不僅沒有得到最佳化反而有劣化趨勢,最終成為1994年惡性通貨膨脹的主要誘因之一。
從前兩次結構調整的情況來看,由於經濟體制上缺乏對部門、地區結構調整的機制,調整手段基本上是依靠對投資規模、投資項目和對國有銀行信貸規模的行政性控制,其實際效果十分有限。加之這兩次調整隻是一種增量式的調整,對巨大經濟存量的問題則基本沒有觸動,因而中央政府的調整目標最終往往難以實現,致使結構性矛盾反覆出現。1991年以後,儘管結構調整的工作仍在陸續進行,但基於同樣的原因,經濟結構並未出現明顯的改善。
3. 第三次經濟結構調整:1997年以後1993年下半年以後,為了治理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中國政府加強了巨觀調控,利用緊縮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抑制需求膨脹,同時繼續推進了價格體制、流通體制和財政體制、金融體制改革。至1996年,宏
觀調控已經收到明顯成效。但是,在經濟總量平衡狀況明顯改善的情況下,結構性矛盾再次突出。原來存在的基礎產業和基礎設施落後的局面不僅沒有改變,某些方面的“瓶頸”狀況更為尖銳。此外,“大而全、小而全”和盲目重複建設問題還很嚴重,制約著國民經濟整體素質和效益的提高。為此,1997年以後中國政府再次加大了調整經濟結構的力度。此次調整的主要內容是:
(1) 加大產業政策執行力度
1994年3月,中國政府頒布了《90年代國家產業政策綱要》。從《綱要》出台後的實際情況看,產業政策並未對經濟結構產生明顯影響。其原因主要是重點支持的行業範圍較大(占GDP的比重超過50%),政府能夠提供的支持能力卻明顯不足。同時政府缺乏推行產業政策的有效手段,各個部門和環節之間的協調相當困難。
針對這一問題,1998年中國政府選擇了紡織、煤炭、建材、鋼鐵、汽車和石化6個結構性矛盾比較突出的工業行業,作為產業結構調整的工作重點。結構調整工作首先從紡織行業取得突破。鑒於生產能力過剩是該行業長期虧損的主要原因,中央政府制定了紡織行業壓錠計畫,要求在3年內壓縮1000萬紗錠,占原有生產能力的1/4。2000年,又要求紡織行業淘汰30萬落後的毛紡錠。由於中央政府強有力的監控和鼓勵政策具體到位,更由於紡織品市場長期不景氣,企業無法繼續維持,因而此項政策執行較好,壓縮任務得以完成,整個紡織行業率先完成脫困任務。煤炭行業則兼併破產了一批資不抵債、扭虧無望的企業,關閉了一批資源枯竭的礦山,壓縮產量2億多噸,減少了虧損源。至2000年末,石油化工行業清理整頓小煉油廠的任務已基本完成,全國共取締了6000座土煉油場點,列入名單的188戶小煉油廠已關閉111戶。
(2) 加快國有企業改革
1997年以後,中央政府明確了加快國有企業改革,對國有企業實施戰略性改組的方針。按照“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要求,對國有大中型企業實行規範的公司制改革。改革的具體措施,一是集中力量抓好國有大型企業和企業集團推進和規範企業的股份制改革。二是進一步放活國有小企業,以聯合、兼併、租賃、承包經營和出售等多種方式,對全國24萬多戶國有小企業進行改制。三是規範破產,鼓勵兼併,推進再就業,進行企業資本結構的最佳化。1998年以後,中國政府提出了國有企業“三年脫困”的具體目標,進一步加大了國企改革力度。
(3) 大力推進技術創新和科技產業化
1998年8月,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召開了全國科技大會,發布了《關於加強技術創新,發展高科技,實現產業化的決定》。1999年8月,中央政府發布了《關於加強技術創新發展高科技實現產業化的決定》。兩項重要決定提出,要加強對技術創新和高新科技成果商品化、產業化的方向和重點的巨觀引導,深化科技體制改革,促進技術創新和高新科技成果商品化、產業化。為實現這一目標,中國政府確立了推進科技進步的基本方針:一是有所為、有所不為,選擇重點領域和主攻方向,確定發展目標的優先順序;二是在總體上要跟蹤世界科技發展的步伐,在重點領域力爭突破;三是提高可是持續創新的能力,包括科技基礎設施水平、基礎研究水平和整體科技能力建設等;四是實現技術跨越式發展,把握當今世界經濟走勢和未來市場需求,集中力量攻克難關。
根據上述基本方針,中央政府出台和實施了科技體制改革重大方案。對10個國家局所屬的242家科
研機構進行改革,通過轉成企業、進入企業和轉為中介機構等方式全部實行了企業運行機制。同時頒布了一系列支持科技創新和成果轉化的政策,鼓勵科研人員積極創辦高新技術企業,以財政經費支持科技成果轉化,採用投資、貸款貼息、設立風險投資基金、補助資金等形式為創新活動提供支持。
(4) 加強基礎設施建設1997年、1998年、1999年三年中,中央政府共增發了2600億國債用於加快基礎設施建設。2000年,在預算1000億元國債基礎上又增發了500億元長期建設國債,主要用於國家確定的重點投資領域,特別是基礎設施建設。據估計,財政投資直接帶動地方、部門、企業投入配套資金和銀行安排貸款合計約7500億元。向基礎設施領域的大量投入,使得長期以來的經濟結構的“瓶頸”問題得到有效緩解,並對相應投資品生產行業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5) 制定西部大開發戰略
1999年6月,中央政府開始要將西部開發作為國家重大戰略任務,擺上了重要地位。為加快西部地區的發展,中央政府制定了有關開發戰略並於2000年3月設立了西部大開發辦公室。
與上兩次調整不同,此次中國經濟結構調整具有一些新的特點。首先,此次經濟結構調整是首次在市場機制條件下進行的調整,調整方式正在由單純的政府導向向發揮市場作用方向轉變,調控手段則正在由主要靠行政手段,向經濟、法律手段結合必要行政手段的方向轉變。其次,中國即將加入WTO,國際市場環境和遊戲規則對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的影響越來越大,這與過去封閉、半封閉條件下進行的結構調整有著明顯的不同。第三,與短缺時代不同,此次結構調整的目標,已由過去的增加短缺商品產量和品種,轉變到產品升級和產業結構升級;由國內企業與行業的發展,轉變為參與國際範圍內競爭。第四,此次經濟結構調整是從增量和存量兩個角度推進的調整。這與過去僅從增量角度進行的調整有著明顯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