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中德國(Chermany,亦被寫作Chimany)”,“逆來順受”是一種忍受別人欺負的態度。如今它也可以用來形容一種現象——逆差國洶湧而來,順差國被動承受,美國、法國、英國等主要貿易逆差國的政要或媒體輪番敲打“三好生”德國,認為德國的強勁出口損害了它們的利益,德國人應該放慢腳步,享受生活,多發工資,多進口。敲打德國的同時,不少評論認為中國與德國是一回事,是這兩個順差大國害了世界,“中德國”一詞也應運而生。隨著國際格局不斷劇烈變動,各種概念層出不窮: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所長博格斯滕提出了中美“兩國集團(G2)”的概念,哈佛大學歷史學家佛格森創造出了“中美國(chimerica)”的新詞,印度政治家拉梅什則想到了“中印度(Chindia)”的說法,更早一點兒的還有高盛經濟學家奧尼爾提出的“金磚四國(Bric)”。 在逆差國的“推搡”下,中德日等順差國陣營“被形成了”。對於兩大陣營是否能夠真正形成,學者爭論很多,但大多數學者都認為,順差國不會在不合理的指責和威脅下逆來順受。
“中德國”的英文寫法,目前有兩種不同的表述:
2010年3月17日,英國《金融時報》首席評論員馬丁·沃爾夫撰文《中德聯手削弱世界經濟》,他創造出“中德國”的概念,將“中德國”寫作Chermany.
2010年4月1日,德國《商報》刊登倫敦和牛津資本市場主席戴維·馬什的一篇文章,題為《金融危機中是什麼把中國和德國聯繫在一起》,文中將“中德國”寫作Chimany.
經濟背景
中國成為最大出口國後也會引來不少“嫉妒”的眼神,繼哈佛大學經濟史學家尼爾·弗格森提出“中美國”一詞後,2010年3月17日英國《金融時報》刊登了該報副主編馬丁·沃爾夫題為:“中德國”聯合對抗世界其餘國家的文章引起了英美等國的熱議,“中德國”一詞由此誕生。世界上最大的兩個出口國家其實有很多共同點,不僅有巨額儲蓄,還有著貿易順差,目前他們分別被美國貿易赤字和希臘債務危機困擾著。貿易逆差國掀起了對貿易順差國的攻擊。剛剛從危機中緩了一口氣美國,如今把本國的貿易逆差和失業率歸咎於中國的人民幣。德國作為歐元區最發達的國家,被公認為希臘的“救命稻草”,德國是貿易順差國,出口產品依賴歐洲市場,湊巧希臘也是貿易逆差國,似乎出口成了一種“罪惡”。“中德國”一詞的確引來了不少爭議,但很多學者依舊指出,希臘和美國的問題不是由中德兩國的出口貿易造成。這些危機責任不該由中德兩國承擔,他們自己犯的錯應該由自己去糾正解決。
共同特徵
2010年3月15日是“國際消費者權益日”,法國財政部長拉加德率先吹響了“貿易維權”的號角。德國的貿易模式長期而言、對整個團體而言是不可持續的。她敦促德國考慮增加國內消費,以便幫助歐元區國家恢復它們被德國較低的勞動力成本所侵害的競爭力。拉加德登高一呼,應者雲集。2010年3月17日,英國《金融時報》刊登了該報副主編兼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的文章———“中國和德國聯合起來削弱世界經濟”。
中德兩國擁有某些共同特徵:它們是全球最大的製造業出口國———目前中國領先於德國;它們都擁有巨大的儲蓄對投資的盈餘;同時擁有巨額貿易順差。兩國都認為,它們的客戶應該繼續購買商品,但應停止不負責任的借貸。作者宣稱他開始懷疑開放的全球經濟能否挺過此次危機。因為盈餘國家堅持維持原狀,但它們拒絕接受以下觀點:一旦它們的客戶破產,它們對出口順差的依賴必定會令它們自食其果。如果盈餘國家未能通過總需求的擴張來抵消這種轉變,全球將不可避免地陷入一場“以鄰為壑”的戰爭。作者還稱在這場戰爭中,盈餘國家最不可能獲勝。歐元區分崩離析對德國製造業將非常不利。美國訴諸於保護主義將對中國非常不利。為了突出中德兩國“同病相憐”,沃爾夫創造了一個新詞———“中德國”。
經濟貿易
德國應該增加國內消費和提高工資以緩解歐元區內不平衡的貿易流動,這限制了從希臘到葡萄牙等歐洲國家的經濟成長。德國人和中國人富有都不是因為像螞蚱,他們變得富裕是因為他們像螞蟻那樣做事,而且他們現在仍然像螞蟻那樣做事。沃爾夫把中國和德國稱之為“中德國”。大的消費國則有巨大的赤字,主要是希臘和美國,被稱作是“希美國”。如果德國提高工資,將會使希臘變得更具競爭力,但是不要指望希臘人會製造出邁巴赫汽車。這看起來不是要把德國人變成螞蚱,相反是要把他們變成失業的螞蟻。這篇文章最後總結說,“中德國”對於“希美國”的問題不負有責任,“中德國”不能解決這些問題,這是“希美國”自己犯下的錯誤,他們現在必須要糾正這些錯誤。
英國《衛報》攻擊中國和德國在不接受相互責任的情況下“剝削全球體系”,一些人認同這種觀點,但也有不同看法。網民UweEllinghausen的評論是被推薦次數最多的,達到94次,他留言說中國人和德國人都是壞人,真的嗎?難道只是因為他們比別的國家更了解如何出口本國產品?只是因為他們不像別人那樣末日來臨般地亂花錢消費?都是嫉妒罷了,這些人是失敗者。
引起爭議
“中德國”一詞的確引來了不少爭議,但很多學者依舊指出,希臘和美國的問題不是由中德兩國的出口貿易造成。這些危機責任不該由中德兩國承擔,他們自己犯的錯應該由自己去糾正解決。人民幣升值與否還要看本國經濟的具體發展情形而定,德國能否建立起歐洲貨幣基金組織(EMF)還要看債務危機後歐洲的團結程度有多高。對於歐美“差生”的指責,德國全力反擊。一方面,主要出口國如中國、德國和日本靠商品生產和高儲蓄,對外貿易盈餘。另一方面,一些國家靠國家赤字信貸消費。文章說,德國在狂歡聚會中,為法國及南歐國家擔負了“廚師和服務員”的角色。他們長期享用德國大廚提供的豐盛午餐。到付賬時卻沒錢買單,因為他們破產了。同時他們還倒打一耙,怪“德國為什麼不減少生產?”
對於別國政要的指責,德國政府發言人克里斯多夫·斯特格曼斯說,德國工資和消費不是由國家來確定的,沒有人可以要求企業去生產更多的缺乏吸引力的商品。現在的問題不應該是讓德國慢下來,而是其他國家應考慮如何趕上德國。德國《圖片報》發表題為“成功引起嫉妒”的文章,文章稱,德國出口太多,所以引發歐洲政客的不滿。難道,現在德國應該對那些顧客說,我們不能賣給你們“德國製造”的汽車、設備、藥品等等。這顯然是嫉妒德國的成功。《南德意志報》評論說,法國不尋找自身原因,卻怪罪德國。這是法國軟弱、不自信的表現。法國人,請向德國學習吧!
貿易逆差
在中國有一句話:“錢能解決的問題不是問題”。而國際上的順差、逆差表面上看是錢的問題,其實背後是發展道路、國家戰略和發展權的問題。在這方面,日本的例子最為明顯。對於類似問題,澳新銀行中國區首席經濟學家劉利剛29日對《環球時報》表示,西方一些國家對貿易順差國的指責與壓力是對它們自身經濟發展模式的恐慌,它們忽視了經濟結構的問題。僅僅抓住匯率政策和出口是“治標不治本”,無助於其自身經濟的調整,也無助於全球經濟政策的協調。一位在華爾街投資銀行工作的中國高管表示,當今世界經濟中,貿易順差國,比如德國、日本和中國,大都儲蓄率高,赤字少,實體經濟強,如同楊白勞;貿易逆差國,美國、法國和英國,大都儲蓄率低,赤字高,發展虛擬經濟,如同黃世仁。在某些時候,“黃世仁逼楊白勞”就是展現在國際舞台上的現實。
談到順差國與逆差國的對立,逆差國遇到的問題不能歸咎於順差國,更不能採取貿易保護主義。逆差國如美國原來立國精神就是主張貿易自由,這才有了美國世界超強的經濟地位。但因為意識形態和對順差國的不信任,採取選擇性貿易,其最終後果使得貿易和匯率問題政治化,讓亞洲順差國感到主權受到干擾,尤其是百年遭受帝國主義壓迫的亞洲新興國家,民族自尊的敏感性容易強烈地體現在經貿、體育等世界性事務上。湯本認為,貿易順逆之爭,充滿大國戰略,“我不認為中國和順差國攜手對抗逆差國,是符合中國眼前和長遠利益的。北京可以做的,還是真誠溝通,講清楚涉及眼前利益的小道理,說明白涉及今後利益的大道理,尤其是說明白中國的市場經濟和美國的市場經濟巨大的相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