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行政院長
中華民國行政院長，有時簡稱為閣揆或總理，是中華民國行政院的首長。1928年以前稱為內閣總理。
汪精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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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列出中華民國歷任行政院長行憲前
譚延闓（1928年10月25日—1930年9月22日）
生平簡介譚延闓（註：常被誤寫為譚延愷，1880-1930），字祖 安、祖庵，號無畏、切齋，湖南茶陵人，生於浙江杭州。其父譚鍾麟為進士，曾任陝西巡撫和陝甘、閩浙、 兩廣總督等職。他聰穎好學，5歲入私塾。其父規定三天要寫一篇文章，五天要寫一首詩，還要練寫幾頁大 、小楷毛筆字。11歲學制義文學，光緒帝的師傅翁同龢稱之為“奇才”。1893年，譚延闓到長沙參加童子試 ，考中秀才，譚父當時年事已高，譚延闓在陪同家父安渡晚年的同時，繼續跟從各地名師學習時文等。1904年，譚延闓參加清末最後一次科舉考試，中試第一名貢士，即會元，4月 參加殿試，列為二等第三十五名，賜進士出身，從此具備邁入政壇的資本。同時，這也填補了湖南在清代 200餘年無會元的空白，與陳三立、譚嗣同並稱當時“湖湘三公子”，授翰林編修。
1907年組織“湖南憲政公會”，積極推行立憲， 成為立憲派首領。1909年10月任湖南咨議局議長。1911年武昌起義後，任湖南省都督。1912年7月被北京政 府正式任命為湖南都督，9月兼湖南省民政長，加入國民黨任支部長。1916年8月後任湖南省長兼督軍、湖南 參議院院長。二次革命中保持中立，被袁世凱免職。袁死後，任湖南省長兼督軍、省長，1920年下台。1922 年投奔孫中山，再次加入中國國民黨，6月任全湘討賊軍總司令。1923年後任廣州陸海軍大元帥府大本營內 政部長，建設部長、湖南省省長兼湘軍總司令。1924年1月當選為國民黨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中央 政治委員會委員兼大本營秘書長。1925年7月任廣州國民政府委員、常務委員兼軍委會委員、常委，國民革 命軍第二軍軍長。9月署理廣州國民政府軍事部部長。1926年1月被選為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 3月代理廣州國民政府主席，4月任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7月又代理國民黨中央黨部主席。1927年3月後任國 民黨中常委、中政會主席團成員、軍委會主席團成員、國民政府委員、常委、武漢國民政府戰時經濟委員會 委員。9月寧漢滬三方在上海成立國民黨中央特別委員會，任大會主席。1928年2月任南京國民政府主席，至 10月轉任行政院院長，兼任首都建設委員會委員，財政委員會委員、委員長，國民黨中執委、中常委，總理 陵園管理委員會委員。1930年9月22日病逝於南京。
譚延闓的女兒譚祥，嫁給了後來成為中華民國在台灣時期的副總統陳誠。
書法家
譚延闓的字亦如其人，有種大權在握的氣象，結體寬博 ，顧盼自雄。是清代錢灃之後又一個寫顏體的大家。顏真卿楷書自從被米南宮批判之後，一直不很被重視， 宋、元、明三代不出一個善寫顏體的大家。清初基本上是董其昌書法的天下。直到清中葉劉石庵以及後來錢 灃、何紹基、翁同龢等出，顏書才始得到復興。但清代書家多數還是寫行草書，篆隸也頗有好手，只是規規 矩矩的楷書尚不多見。錢灃是一時名家了，學顏字得其神趣，氣象渾穆。但橫平豎直處時顯板硬，不若魯公 之靈妙。即使如此，同時代及後世，楷書領域內，錢灃也是罕有其匹的。楷書是能顯示真功夫的，一點一畫 ，稍有偏差，一望便知。
從民國至今，寫顏體的人沒 有出譚延闓右者。他尤以顏體楷書譽滿天下。譚延闓可以說一生基本都在攻顏書。 譚延闓善詩聯，擘窠榜 書、蠅頭小楷均極精妙。書法作品兼有藝術和文物雙重價值，國內民間所藏多集中於湖南。
美食家
譚延闓因其頗“好吃”，亦精擅食法，其享有盛名的“ 譚家菜”為湘菜和官府菜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因好美食，一生頗多佚聞。
其中一則軼聞：民國政府前行政院院長譚延闓氏好食 魚翅，每餐必進，非魚翅不飽，幾至成癖。有一次赴某君招宴，席間主人大談魚翅之不足食，喻為味同嚼蠟 ，譚氏唯唯。酒至半酣，魚翅未見上席，而主人遍請賓客隨意點菜，詢及譚氏時，譚莞爾以答曰：“如蒙不 棄，請賜嚼蠟如何？”
人物評價
譚延闓通權達變，善測政治風向，從三次任湖南總督到 擔任國民政府主席，到最後出任第一任行政院院長，構成了他整個民國時期名位鼎隆的煊赫篇章，從而成為 群雄紛起的動盪時局中為數稀少的“政壇不倒翁”。不僅如此，他的書法名滿天下，享有民國四大書法家之 首的美譽；不愛美人，卻對美食情有獨鍾；雖為文人，卻精通騎射。
世人對他褒貶不一，有人稱他為“民國完一人”，說 他是“休休有容，庸庸有度”的大政治家，有人稱他為“黨國柱石”、“藥中甘草”，也有人說他是八面玲 瓏“水晶球”、“伴食畫諾的活馮道”。
宋子文（1930年9月23日—1930年11月23日代理）
民國時期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財政部長。原籍廣東省文昌縣(今屬海南省)。1894年12月 4日(清光 緒二十年十一月初八)生於上海。父宋嘉樹早年留學美國﹐一度在上海當傳教士﹐後改營工商業﹐同情和支 持孫中山的革命活動。宋子文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繼入美國哈佛大學經濟系。1917年回國後受盛宣懷之 聘﹐任漢冶萍公司駐上海總辦事處秘書等職。1923年10月赴廣州任孫中山大元帥府英文秘書兼兩廣鹽務稽核 所經理。1924年 8月任中央銀行行長。其後調任廣東省政府商務廳長。後又升任國民政府財政部長﹐兼任廣東省財政廳長﹐整理財務頗有成績。1926年 1月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後﹐任中央執行委員會執行委員 ﹑中央商務部長等職﹐負責籌措北伐軍經費。蔣介石奪取國民黨黨﹑政﹑軍大權時﹐他積極從財政上予以支持。1926年12月前往武昌。次年初先後任武漢國 民政府委員﹑常委等職。
1927年4月﹐宋子文乘武漢政府派他往上海考察形勢之機﹐與吳稚暉﹑白崇禧等策劃反共清黨﹐支持蔣介 石發動“四‧一二”政變﹐併力促蔣﹑汪合流。蔣介石8月下野﹐12月同其妹宋美齡結婚。他竭力爭取美國當 權人物和江浙財團支持蔣介石重新上台。1928年2月蔣介石再次上台任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宋被任 為南京國民政府財政部長﹐隨之任中央銀行總裁。1929年3月當選為國民黨第三屆中央執行委員﹐以後又連 任三屆。1931年6月任國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九‧一八”事變後﹐曾多次發表演說﹐揭露日本 軍國主義的侵略罪行。12月與蔣介石同時下野。1932年宋子文再任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一度代理行政 院長。1933年10月後﹐辭去政府職務﹐專門從事財政金融活動。次年4月兼任中國銀行董事長。1936年12月 西安事變發生﹐宋贊成和平解決﹐與宋美齡往西安同張學良﹑楊虎城及中共中央代表等進行談判﹐為西安事 變的和平解決和國共聯合抗日作出貢獻。
抗日戰爭爆發後﹐隨國民政府到重慶﹐任中國銀行董事會主任等職﹐擁有巨大經濟實力﹐操縱著國民黨 的經濟實權。1940～1942年充當蔣介石常駐美國代表﹐為蔣爭取美援﹐第一次獲一億美元借款﹐第二次簽訂 租借協定﹐獲五億美元借款。1942年10月返國任國民政府外交部長。1945年 4月同中國共產黨代表董必武等 聯合組成中國代表團出席聯合國舊金山會議。6月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1946年 1月任國民黨最 高經濟委員會委員長。10月再任國民黨政府行政院長﹐竭力勸說美國杜魯門政府出錢出槍﹐多方支持蔣介石 集團發動內戰。1947年9月為蔣介石謀取退路﹐宋改任國民黨廣東省政府主席。11月兼任蔣介石廣州行營主 任等職。
自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以後﹐宋子文利用政治特權發展官僚資本﹐先是控制中央銀行﹑中國銀行等金融機 構﹐通過發行貨幣﹑公債以及通貨膨脹等手段掠奪財富﹐後以開設棉業公司﹑壠斷對外貿易等手段聚集錢財 。經過抗日戰爭時期發國難財和戰後接收敵偽產業等辦法積聚起巨額財富﹐同蔣介石﹑孔祥熙和陳立夫﹑陳果夫合稱為“四大家族”﹐是中國官僚資產階級的典型代表。1949年1月去法國﹐隨後僑居美國紐約。1971 年4月25日病逝於美國舊金山。
蔣介石（1930年11月24日—1931年12月15日）
生平簡介
蔣介石(1887—1975) 浙江奉化人。名中正，原名瑞元，譜名周泰，學名志清。 1907年入保定全國陸軍速成學堂。1908年留學日本。1908年加入同盟會。1910年日本振武學校畢業後，入日 本陸軍第十三師團第十九聯隊為士官候補生,辛亥革命後追隨孫中山，曾參加反對袁世凱的活動。1923年赴 蘇聯考察軍事政治。1924年回國後任黃埔軍校校長，國民革命軍第一軍軍長。1926年先後製造“中山艦事件 ”、“整理黨務案”，打擊共產黨和革命勢力。後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主席，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國民黨 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主席。率師北伐途中，於 1927年發動了“4·12”政變，在各地清黨，第一次國 共合作公開破裂。1928年任南京國民政府主席，不斷進行新軍閥混戰。1931年 “9·18”事變後，任軍事委 員會委員長，推行“攘外必先安內”政策，圍攻紅軍革命根據地。1936年“西安事變”後，被迫接受抗日主 張，實行第二次國共合作。1938年任中國國民黨總裁，三民主義青年團團長。
抗日戰爭期間，任國防最高委員會主席，同盟國中國戰區最高統帥，掀起第三次反 共高潮。1943年參加美、英、中三國開羅會議。抗日戰爭勝利後，與中共代表團在重慶進行和平談判。1946 年撕毀《停戰協定》、《政協決議》，命令進攻解放區，單獨召開制憲國民大會，通過憲法。1948年擅自召 開第一屆國民大會，當選“總統”。1949年1月21日，被迫發表《引退謀和文告》，由副總統李宗仁代行總 統職權。
1949年敗退台灣後，歷任“總統”與國民黨總裁。1975年4月5日於台北去世。
詳細介紹
蔣介石（1887—1975）中國國民黨當政時期的黨、政、軍主要領導人。名中正，字 介石，學名志清。浙江奉化縣人。1887年10月31日（清光緒十三年九月十五）生。
父蔣肇聰繼承祖業經營鹽鋪，1895年病歿。蔣介石由母親王采玉撫養成人，幼年入 塾，誦讀經史。1903年入奉化鳳麓學堂，兩年後至寧波箭金學堂就讀。1906年初肄業於龍津中學堂，4月東 渡日本，入東京清華學校，結識陳其美等人，受到反清思想的影響。年末回國，1907年考入保定全國陸軍速 成學堂，習炮兵。1908年春赴日，入東京振武學校。其間由陳其美引入同盟會，參與反清革命活動。1910年 冬畢業後，入日本陸軍第十三師團第十九聯隊為士官候補生。
投身民主革命獲得孫中山的器重 辛亥革命爆發後，蔣介石回上海，受陳其美指派 ，率先鋒隊百餘人至杭州，參加光復浙江之役；嗣後在滬軍都督陳其美部任滬軍第五團團長，與陳其美、滬 軍第二師師長黃郛結拜為“盟兄弟”。
1912年1月，受陳其美派遣，收買歹徒暗殺光復會領袖陶成章。案發後避往日本， 曾辦《軍聲》雜誌。1913年夏二次革命起，在上海參加攻打江南製造局，事敗後隱居上海，10月加入籌建中 的中華革命黨，11月再渡日本。1914年7月，孫中山在東京宣告中華革命黨正式成立，蔣介石被派往上海、 哈爾濱協助陳其美從事反對袁世凱的革命活動。1916年5月陳其美被刺後，蔣介石奉孫中山命去山東濰縣任 中華革命軍東北軍參謀長。不久袁世凱死，中華革命軍解散，蔣居上海，與青幫頭目黃金榮、杜月笙等人有 往來。1917年7月孫中山南下“護法”建立中華民國軍政府，1918年3月蔣介石任粵軍總司令部作戰科主任， 半年後任粵軍第二支隊司令駐閩。因受粵軍將領排擠，常離職滯居上海，曾與張靜江、陳果夫、戴季陶等合 伙做交易所投機生意。
1922年6月粵軍總司令陳炯明叛變，孫中山避難於永豐艦，蔣去廣州登艦侍護40餘 日，取得孫的信任和器重。蔣做《孫大總統蒙難記》一書，同年10月被孫中山派任東路討賊軍第二軍參謀長 ，1923年2月被任命為大元帥府大本營參謀長。8月奉派率領“孫逸仙博士代表團”赴蘇考察學習軍事、政治 和黨務。
主持黃埔軍校破壞國共合作 1924年1月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決定建立陸軍軍 官學校，訓練革命軍隊，孫中山任命蔣介石為軍校校長兼粵軍總司令部參謀長。他對孫中山聯俄、聯共、扶 助農工三大政策雖有所不滿，但在當時形勢下表示擁護，並在一定程度上加以執行。他在軍校重用親信，培 植個人勢力，支持反共分子成立孫文主義學會，抑制和打擊青年軍人聯合會。他組織和領導黃埔軍校師生參 加1924年10月鎮壓廣州商團叛亂、1925年2月東征討伐陳炯明、6月平定楊希閔、劉震寰叛亂等戰役，戰果卓 著，因此獲得聲譽，先任潮汕善後督辦，繼兼廣州衛戍司令。1925年8月黃埔軍校兩個教導團編為國民革命 軍第一軍，蔣任軍長。廖仲愷被害後，他支持汪精衛驅逐胡漢民出國，不久又將粵軍總司令許崇智驅離廣州 ，收編粵軍部分師旅，一躍而成為國民黨內握有軍事實力的首要人物。10月率師第二次東征，全殲陳炯明叛 軍。在1926年1月國民黨第二屆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中央常務委員；2月兼任國民革命軍 總監。孫中山逝世後，蔣介石對三大政策日益懷疑，忌恨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員合作共事，疑懼蘇聯顧問的 工作。他於1926年3月20日一手製造“中山艦事件” ,5月又在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上提出“黨務整理案” ，打擊和排斥了在第一軍和中央黨部工作的共產黨員。他乘機相繼攫取了軍事委員會主席、國民黨中央組織 部長、軍人部長、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以及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等要職。
1926年7月北伐戰爭開始後，蔣介石率總司令部赴前線指揮作戰。國民革命軍在工 人農民支援下打垮了北洋軍閥吳佩孚、孫傳芳，湘、鄂、贛、閩四省完全光復，並繼續向豫、皖、蘇、浙進 軍。蔣介石謀取個人獨裁統治的野心日益膨脹。12月，國民黨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自廣州遷往武漢，但蔣堅 持要遷都南昌，冀圖直接控制。 1927年3月，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統一黨的領導機關決議案》等一系 列提高黨權、防止個人獨裁和軍事專制的決議，取消了蔣的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和軍人部長職務。於是，蔣 介石蓄意破壞三大政策，縱容和唆使暴徒在江西、安徽製造一系列反共事件，在英美帝國主義和江浙財閥的 支持下，在上海發動“四·一二”政變，殘酷屠殺共產黨員和革命民眾，並在廣東和東南各省“清黨”,從 而破壞了第一次國共合作。
建立獨裁統治對內鎮壓對外妥協
1927年4月18日蔣介石在南京另立“國民政府”，與武漢國民政府對峙。6月，蔣介 石與馮玉祥在徐州開會，取得合作反共協定。由於蔣介石在和汪精衛、李宗仁等派系的矛盾和鬥爭中孤立無 援，被迫於8月下野，10月出訪日本尋求支持。回國後，離棄妻妾，與宋美齡於12月1日結婚，從此與宋子文 、孔祥熙聯姻，通過他們加強與美國的聯繫。1928年1月重任總司令職，2月主持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全面 改變孫中山的革命政策；會上被舉為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和軍事委員會主席。4月，與馮玉祥、閻錫山、李 宗仁組成四個集團軍合力北進，戰勝了奉系軍閥張作霖，結束了北洋軍閥的統治。 10月任國民政府主席兼 陸海空軍總司令，改組國民政府，實行“以黨治國”的“訓政”。蔣介石為要確立個人獨裁統治的局面，以 “裁軍建設”相號召，力圖“編遣”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的軍隊，加劇了與各軍事實力派之間的矛盾， 遂至兵戎相見，蔣桂戰爭、蔣馮戰爭、蔣閻馮戰爭（見蔣閻馮大戰）連綿不斷。蔣介石憑藉帝國主義和江浙 大資產階級的支持，一一戰勝了各派武力。他還擊敗了汪精衛，胡漢民、孫科等派系的對抗，從而鞏固了自 己的獨裁統治。
1930年12月至1931年9月，蔣介石調集大量軍隊，對江西、湘鄂西、鄂豫皖及其他 革命根據地的工農紅軍連續發動了三次軍事“圍剿”，均以失敗告終。“九·一八”事變發生後，他奉行不 抵抗政策，阻撓軍隊和人民抗擊日本侵略，致使東北三省迅速淪喪。日本侵略者又於1932年初在上海挑起一 ·二八事變，十九路軍奮起英勇抗擊，但是蔣介石屈服於日本帝國主義的壓力，同意簽訂《淞滬停戰協定》 。以後對於日本帝國主義擴大侵略華北的行徑一再妥協退讓，又同意簽訂了屈辱的《塘沽協定》、《何梅協 定》。他壓制愛國軍民的抗禦，逼迫馮玉祥取消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蔣介石頑固採取“攘外必先安內” 的方針，在1932年6月對工農紅軍發動的第四次軍事“圍剿”。失敗後，又於1933年10月進行第五次軍事“ 圍剿”。經過一年的鏖戰，紅軍因戰略指導的錯誤而失利，乃離開江西出髮長征。蔣又調幾十萬軍隊圍追堵 截，同時對革命根據地繼續“清剿”。
蔣介石極力加強獨裁統治，建立以CC系和黃埔系分子為骨幹的中統和軍統兩支特務 勢力，專事破壞共產黨及革命組織的愛國民主活動，殺害共產黨人和愛國民主人士，並對付反蔣派系的抗爭 。蔣介石還在國民黨統治區發動文化“圍剿”，查禁進步書刊，迫害左翼作家和文化工作者。他在全國推行 新生活運動，以加緊對人民的思想控制。他還憑藉政治特權，和宋子文、孔祥熙、陳果夫、陳立夫一道，建 立和發展國家資本主義經濟，逐步形成官僚資本。他們開辦中央銀行和農民銀行，兼併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 ，壟斷了全國金融體系。嗣後又逐步向工商業及其他國民經濟部門發展，掌握全國的經濟命脈。
1935年11月，日本帝國主義策動“華北自治”，擴大對中國的侵略，民族危機空前 嚴重。中國共產黨呼籲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並將反蔣抗日方針改變為“逼蔣抗日”。在全國人民抗日救亡運 動推動下，蔣介石和國民黨決定調整其內外政策，表示要保持領土主權的完整。他下令採取一系列措施加強 國防建設，並改善同蘇聯的關係。他試圖同中國共產党進行談判，但仍然堅持要“剿滅”經長徵到達陝北的 紅軍。被蔣介石部署在西北“剿共”的張學良、楊虎城，決心聯共抗日，於1936年12月12日毅然發動“兵諫 ”，在西安扣押了蔣介石。在中國共產黨調停和各方面的努力下，西安事變獲得和平解決，蔣介石被迫停止 “剿共”政策。
實行國共合作堅持八年抗戰
西安事變後，蔣介石被迫結束十年內戰，與共產黨實行第二次合作。1937年七七事 變後，終於建立了國共合作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蔣介石積極部署和指揮中國軍隊開赴華北和淞滬前線，抗禦 日本侵略軍,他先後指揮了淞滬會戰，太原會戰，徐州會戰，武漢會戰等重大戰役。廣大愛國將士奮勇殺敵 ，至1938年10月，使日軍傷亡45萬餘人，粉碎了日本帝國主義妄圖速戰速決、迅速滅亡中國的戰略計畫。蔣 介石在政治民主化方面作出一些許諾，釋放政治犯，修改反動條例，召開國民參政會等，全國一時出現一片 新氣象。但由於蔣介石實行片面抗戰路線和單純軍事防禦的戰略戰術，又幻想並等待國際“調停”制止日本 侵略，因而不能抵禦占有很大優勢的日本侵略軍，華北、東南和華中大片國土相繼淪陷。
武漢保衛戰結束後，抗日戰爭由戰略防禦階段轉入戰略相持階段。蔣介石表示了繼 續抗戰的決心，汪精衛等人則對抗戰前途完全失望，叛國投敵。1939年1月，蔣介石任國防最高委員會委員 長。他對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武裝力量在抗戰中迅速發展壯大憂心忡忡，乃實行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 針，不斷製造反共摩擦。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蔣介石積極開展外交活動，與美、英同盟，任中國 戰區最高統帥，得到了美國的物資和財政援助。他派中國遠征軍去緬甸，與英美聯軍聯合作戰，打通了中印 公路。美、英為了聯合中國共同抗擊日本，許諾廢除不平等條約所規定的在華特權，簽訂了中美、中英“新約”。1943年11月，蔣介石出席開羅會議，與美國總統羅斯福、英國首相邱吉爾會談對日聯合作戰方略及戰 後和平條件。1945年6月派宋子文等去蘇聯會談，8月兩國外長簽署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及有關協定。
全面發動內戰在大陸的統治徹底崩潰
抗日戰爭勝利後，蔣介石在美帝國主義支持下，一面派出軍隊搶占勝利果實，大量 收編偽軍；一面與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在重慶進行會談，簽訂了《會談紀要》（見重慶談判和 《雙十協定》）。但他隨即指揮八十萬軍隊進攻解放區，對1946年1月政治協商會議達成的各項決議拒不履 行，頑固堅持“軍令政令統一”的獨裁專政。他悍然於1946年6月全面發動內戰，妄圖在三至六個月內消滅 共產黨和人民武裝。在遭到人民解放軍的堅決還擊後，次年3月被迫改為對陝北和山東解放區的重點進攻； 在屢遭失敗後，由戰略進攻轉為戰略防禦；最後蔣介石被迫下令收縮防線，實行重點防禦。
1946年11月，蔣介石在南京召開“國民大會”，制訂了一部“憲法”，宣稱要“實 施憲政”，“還政於民”，“改組政府”，實際上仍是以他為首的國民黨統治集團獨裁專政。經過1948年春 “行憲國大”的選舉，他任“總統”，並攫有不受“憲法”限制的“緊急處置的權力”，使他的獨裁統治披 上了合法外衣。對於愛國學生的反內戰、反飢餓、反迫害運動和工農民眾的鬥爭，他下令整飭，派出特務憲 警凶殘鎮壓。1948年8月，他頒布《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發行金圓券代替法幣，限期收兌金銀外幣，強 令限制物價，企圖擺脫通貨惡性膨脹、物價飛漲的困境，結果更加速了財政經濟的全面崩潰，民怨沸騰，社 會騷亂。
經過1948年秋冬遼瀋、淮海、平津三大戰役的戰略決戰，使蔣介石賴以發動內戰、 維系統治的主力部隊基本上被消滅。1949年1月，蔣發表元旦聲明建議和平談判，但提出了保存“憲法”、 “法統”和軍隊的條件，受到中國共產黨的批駁。1月21日蔣被迫宣告“引退”，回到奉化，但仍幕後操縱 黨政軍大權，破壞和平談判。4月20日，國民黨拒絕在《國內和平協定》上籤字。人民解放軍渡過長江，向 全國進軍。中華人民共和國於1949年10月1日宣告成立，蔣介石在中國大陸的獨裁統治至此終結。
1949年12月，蔣介石撤至台灣，收集殘部，負隅孤島。1950年3月他“復職”重任 “總統”，此後一再連任四屆，並連續當選國民黨總裁。他以“三民主義建設台灣”、“反共復國”相號召 ，維繫他在台灣的統治；與美國簽訂《共同防禦條約》。但是他反對“台灣獨立”、“國際託管”和“兩個 中國”，堅持了一個中國的民族立場。當時，台灣人心浮動，美國讓台灣獨立，他說：“誰要台獨，我要誰 腦袋！”
蔣介石於1975年4月5日病逝於台北。他一生的言論、文電極多，散見於報刊和內部 檔案。台灣當局編有他的“全集”、“思想言論總集”等。
浙江奉化人，原名瑞元，後改名中正。日本振武學校畢業。1908年加入同盟會。1922年陳炯明叛變 時，追隨孫中山避難於永豐艦。後任黃埔軍校校長、國民革命軍總司令。1926年製造中山艦事件和“整理黨 務案”，排斥共產黨人。1927年在上海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大肆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民眾。1928年後， 歷任國民黨政府主席兼陸海空三軍司令、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國民黨總裁、國防最高委員會委員長，實行獨 裁統治。曾多次發動新軍閥混戰。九一八事變後，推行“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連續發動對江西等蘇區的 “圍剿”。1936年西安事變後，被迫接受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但多次掀起反 共高潮。抗日戰爭勝利後，於1946年發動全面內戰。1949年在反共內戰徹底失敗後去台灣。曾連任台灣“總 統”和國民黨總裁。
雖然國共內戰造成了兩岸的分隔分治，但是蔣介石在台灣一直堅持“一個中國”的政策，堅決地反對台 獨，一直流傳著他說過這樣一句話：“誰搞台獨，我搞他腦袋！”在這一點上，是值得肯定的。
蔣介石一生中最閃光的一句話
西沙海戰
過程簡述：1974年1月18日，越南政府不顧中國一再警告，派兵侵占中國西沙永樂群島，並與守島民兵發生衝突。從而展開了西沙海戰的序幕。
南沙海軍火速支援，無奈越南艦隊噸位和火力都有絕對優勢，雖然中國海軍浴血奮戰，但是漸漸力 不能支。緊要關頭，中央火速調動東海艦隊支援。然而，東海艦隊必然要通過台灣國民黨海軍封鎖的台灣海 峽，如何安全通過，成為了中國海軍的一個難題。
中國人民海軍通過台灣海峽的訊息很快被台灣國民黨得知，當台灣海軍司令唐x林向蔣介石請示如何 應對時，蔣介石說了他一生中最閃光的一句話：“你不知道西沙吃緊嗎？”畢竟蔣介石明白，國共之爭屬內 斗，在外地入侵的時刻，中國人還是會團結一致的。唐x林欲領命而去，蔣介石又指示說：“你們要一路護 航，保證艦隊安然通過。還有準備補給船，給前線送給養。”
結果，出乎東海艦隊意料。國民黨海軍不但大開綠燈放東海艦隊過海峽，而且一路護航，保證了艦 隊的安全。此外，幾十艘台灣補給船開赴西沙前線，為前線的解放軍戰士運送食物和淡水。
1月20日，東海艦隊如期抵達前線，雙方兵力對比發生了巨大變化，中國海軍形成絕對優勢，將入侵 越軍幾乎全部殲滅。
西沙海戰是中國海軍戰史上最光輝的一戰，從某種意義上說，他是國共精誠合作的結果。而蔣介石 在此事件中的表現讓人感動，也讓我們對他有了一個全新的評價。
陳銘樞（1931年12月16日—1931年12月31日代理）
陳銘樞（1889-1965）愛國將領，字真如，廣東合浦（今屬廣西）人。
1906年（清光緒三十二年）入廣東陸軍國小堂，加入同盟會。後升入南京陸軍第4中學堂。1911年（宣統 三年）武昌起義爆發，參加中央第二敢死隊。1912年入保定陸軍軍官學校。次年離校參加討袁活動，失敗後 赴日本入大森浩然廬學校。1919年在廣東肇（慶）軍游擊營任營長。次年任粵軍第1師第4團團長。1924年任 該師第1旅旅長。1925年2月率部參加第一次東征陳炯明。5月回師廣州，參加平定滇、桂軍閥楊希閔、劉震 寰叛亂。8月任國民革命軍第4軍第10師師長。10月率部參加國民革命軍南征，任南征軍總指揮（後改任第1 路指揮），收復廣東高州（今茂名）、廉州
中華民國行政院長1932年“一·二八”抗戰時，支持第19路軍抗擊日軍，反對蔣介石、汪精衛的妥協政策，受到蔣、汪排 斥。10月毅然辭職赴法國，1933年回國，與李濟深等發動福建事變，失敗後去香港，繼續從事反蔣愛國活動 。抗日戰爭期間，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高級參議等職，在武漢、重慶等地從事抗日民主運動。1947年6月 被授為陸軍上將並退為備役。
1948年1月在香港與李濟深等建立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團結各派民主人士，反對蔣介石獨裁、內戰政 策。1949年9月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歷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中南行政委 員會副主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國民黨革命 委員會中央常務委員等職。
孫科（1932年1月1日—1932年1月28日）
孫科(1891一1973)
【籍貫】廣東中山人
【出生年月】1891年
家世
孫中山長子。1910年加入同盟會，1917年任第一任廣州市長，1923年、1926年兩次再任廣州市長，1931年任南京政府行政院長，1932年任立法院長，主張速行憲政聯共抗日，1947年任南京政府副 主席，1949年辭職旅居香港、法國、美國等地，1965年任台灣“總統府”高級咨議，1973年9月13日病逝於 台北。
中華民國行政院長孫科逝世後，蔣介石說他“氣量恢弘，才識遠大”、“功在國家，聲馳寰宇”，頗 多溢美之詞。客觀上來看，這種措詞中有許多為逝者諱的客套成分，真正用來評價孫科，肯定不能算是完全 貼切。一位研究孫中山先生多年的教授說到孫科的時候，坦言自己研究過程中並沒有加以特別的注意，認為 他雖然很早便投身國民革命，且長期居於國民黨政府的高位，也取得了一些成就，但終究只覺得他是一個平 常之人。
與其父孫中山先生比起來，孫科當然顯得庸常。但談論到孫科的時候，又是始終無法繞開孫中山這個名 字的。
普天下的父母，大概沒有一個不希望自己的兒女有出息，偉人如孫中山先生大概也不能例外。我們從他 對待兒女的問題上，可以看出孫中山作為一個普通父親的良苦用心。他以自己的言傳身教，不僅讓孫科選擇 了一條人生道路，早早便加入同盟會參與革命，更在自身修養、生活素養方面做了一個引導和表率，讓孫科 成為國民黨要員中一個以能“看看書”而聞名的人物。
坦白地說，做一個偉人的後代，是件非常難的事情，外人會經常下意識地將其與父輩拿來作比較。做個 平常人顯然就是沒有沿承父輩風範，但超越又何其難?何況，孫科的坐標系，是孫中山這樣一個偉人。
古人曾經有“君子之澤，五世而斬”一類的論斷，而魯迅先生也有句很大膽的話，大意是說，一個人的 學問和能力，與花柳病不同，並不能經由性交傳給對方和子女。只有頭腦簡單的庸俗之人，才會說出“龍生 龍，鳳生鳳”、“老子英雄兒好漢”這樣的奇談怪論。即使是被認為在教育子女方面最成功的曾國藩，子孫 後代也是人才輩出，但影響力上終究沒有一個超越了曾國藩，卻也是事實。電影續集總是不如第一部好看， 大概也是同樣的道理。
孫中山身處一個風雲變幻的年代。內是幾千年的封建社會的腐朽垂死，外有西方列強的激烈衝擊，整個 中國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為民族乃至中國的未來尋找一個自強的出路的理想，造就了許許多多為 革命振臂一呼、奔走一生的堅定革命者，而孫中山正是其中最傑出的代表。大而化之，產生一個對歷史、對 社會有巨大影響的偉大人物，除了與生俱來的素質及後天的自身努力外，也有當時特定社會環境的客觀因索 ，否則，該如何理解“時事造英雄”這一說法?
脫離開具體的客觀環境，透過孫中山的高大背影去看待孫科，雖是人之常情，卻又不是公平與理性的做 法。孫科的一生，是沿循著父親所開創的道路平穩走下去，有繼續革命之責，卻已無開創之功，其成就也就 自然不能與孫中山的經世偉業相提並論。至於孫中山在其革命生涯中凝聚的個人魅力，更是未經受過太多波 折的孫科所不能比擬的。
客觀地來說，孫科的確沒有其父的雄圖大略，即使與同輩的政治人物相比，他也不一定有非常突出之處 ，但至少不是紈絝子弟、衙內、公子哥一類人物，也並不是資質平庸、毫無想法、只能依靠父親名聲混日子 的一個人。他仍有自己的政治抱負，提出過實施憲政的政治主張，並大力抨擊蔣介石的獨裁，只是囿於環境 、地位的制約，常常表現得一波三折前後互異，這大概也是他的地位、性格、與環境等因索互相作用的結果 吧。
也許，世上英雄本來就不常有，大多數人都只是在不斷努力地逃脫平庸命運的過程中。那么，後人看待 孫科的時候，首先應該持的，或許就是一種平和心態。
父親·導師
雖然畢生在為革命勞碌奔波，但對於自己唯一的兒子，孫中山從來不是漠不關心。他不僅充當著一個父 親的角色，更是兒子孫科的人生與革命導師的角色。正是在他的引導下，孫科早年便投入革命並長期擔任國 民黨的要職。也正是在父親的督促下，孫科養成了好讀書的習慣，並以“養浩然氣，讀有用書”自勉，一直 到晚年移居美國，仍然讀書不輟。
孫科早年在檀香山讀中學時，孫中山就曾經從英國寄給他一套“人人文庫”叢書，這套一百多冊的英文 文學書籍，都是英美著名大作家撰寫的小說、劇本，信中還不忘告誡兒子：“你要使英文進步，單靠學校的 課本是不夠的，必須多多閱讀文學名著，久而久之，自然會有進步。”孫科準備在中學畢業後研究農業，孫 中山非常讚賞兒子的選擇，親自為他選擇學校。
在檀香山加入同盟會後，孫科擔任《自由新報》、《大聲周刊》的編輯，孫中山甚感欣慰。回到國內後 ，孫中山與孫科寫信的主要內容，仍然是讀書。1919年，孫科撰寫了《都市規劃論》、《廣告心理學概論》 兩書，且積極從事譯述的工作，受到父親的好評。而不管到什麼地方，孫中山與兒子的主要溝通內容幾乎都 是以書為載體。孫科在《八十述略》中回憶道：“先父不時從各地寄來一大包一大包的書籍要我閱讀。如果 他到南洋一帶，寄來的幾乎全是我國的線裝書；到了歐美，便寄來英文的各種名著來。”
孫科喜歡讀書的名聲在外，以致反對他的人也不得不承認在國民黨要人中，他也是個比較能“看看書的 人”。到了晚年，孫科遠離曾經數十年相伴的政治鬥爭，終於有機會靜心修養，唯以讀書自娛。他曾回憶說 ：“除了偶爾出外小作旅遊外，大部分時間都消耗在讀書上面。”有人評價說：“孫科能在大洋彼岸一旖旎 小鎮以讀書為樂，實屬國民黨政要顯貴中的鳳毛麟角。說這是有惠於其父孫中山好讀書的遺傳個性，恐怕還 不如說是受益於孫中山早歲對他循循善誘，力促其勤學苦讀的一片苦心，更為準確得當。”
對待革命的問題上，孫中山從來沒有給兒子以特別的照顧，或者說偏袒兒子。孫科最初回國時，廖仲愷 認為他在美國研究過市政，又有都市規劃著作，是廣州市長的理想人選。但孫中山認為他年紀缺乏行政經驗 而未允許，後在胡漢民的勸說下才正式委任。當時孫中山的革命軍經濟困難，孫科在廣州為其財政上的籌備 做了有力的支持，成為國民政府的重要陣地。
1923年，因為籌集軍餉的問題，孫科遭到父親的責罵，他認為是胡漢民假借命令索錢，挑撥他父子不和 ，並用手杖打向胡漢民，結果驚動了孫中山。孫中山怒不可遏，一手奪過衛士的駁殼槍，就要打孫科。而孫 科後來與胡漢民不和，發展到互相猜忌，孫中山立即寫信給他說：“正宜開誠布公，同心協力，以共扶危局 。”
政治·憲政
1928年，北伐完成，中國基本實現了形式上的統一，為“國家改造”提供了一個“千載一時的機會”。 孫科認為“如果革命而沒有建設，實在可說是完全失掉了革命的真意義。”於是，他主張以漸進的方式促進 國民黨革新，以推動中國現代化的發展。
在政治理念上，孫科非常欣賞英美的民主制度。他一度是“以黨治國”的積極擁護者，但是隨著國內外 矛盾的急劇變化和黨治弊端的逐步暴露，轉而在國民黨內最先提出結束黨治、儘速實施憲政的主張。抗戰後 期，他又呼籲實現多黨制的民主政治。1944年，孫科在《紐約時報》撰文，暢談他長期以來對在中國實現英 美民主制度的理想，他認為中國“必須先有賢明的政治領導，使中國及其人民邁向民主政治的目標前進”。 這種政治主張，反映了在陷入困境的國民黨政權時，孫科試圖以西方的模式來重新調整發展方向的努力。
近二十年的時間裡，孫科一直對蔣介石的獨裁不滿。1931年，他曾經指責蔣介石“以個人支配黨，使黨 成為個人的工具”，在蔣介石的“獨裁統治”下，“中國國民黨已名存實亡”。抗戰後期孫科再次猛烈抨擊 蔣介石，要求實現國民黨的民主化，“應該坦白地承認過去二十年來，黨的機構和作風實在是走錯了路”， 要求健全國民黨的選舉制度。
孫科一生服膺父親的三民主義，但也認為“一定要從主觀的感情的宣傳”轉向“作客觀理智的研究”， 即“取法中山先生探求真理的虛心態度，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接受歐洲現代最近代化的思潮”。在經濟和 民生問題上，孫科從鞏固國民黨統治基礎前提出發，強調用改良的方法儘快解決農村的土地問題。
至於對待共產黨的態度，孫科幾經反覆。他曾與宋慶齡一道，聯名呼籲恢復孫中山制定的三大政策。但 到了抗戰前期，他又公開追隨蔣介石，攻擊共產黨。到了抗戰後期，他又改變態度，公開呼籲承認中共合法 地位，反對再打內戰。種種現象表明，孫科的政治理念顯得並不十分成熟。
儘管孫科提出過一系列的政治理想與主張，儘管他長期處於國民黨的上層，但始終沒有形成一個能對決 策產生決定性影響的政治勢力，進入真正的權力中心，加上他思想的內在限制，使得他在與蔣介石的合作中 ，不得不經常採取妥協的態度，並最終與國民黨政權共沉浮。
情感·風流
孫科共有二子四女，元配夫人為表妹陳淑英。四個女兒中，孫穗英和孫穗華的生母是陳淑英，孫穗芬的 生母是孫科的二夫人藍妮，而孫穗芳生母叫嚴藹娟。藍妮是孫科公開承認的二夫人，他們之間的曲折戀情對 孫科的政治生涯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藍妮是雲南哈尼族苗王后代，容貌秀麗，對中國古典詩詞也有一定了解。1935年在上海的一次宴會上， 孫科與藍妮一見鍾情，鏇即邀請她擔任自己的機要秘書。兩人感情與日俱增，不久，孫科決定娶藍妮為二夫 人。婚禮那天，孫科請了立法院的同事，一共擺了4桌酒席。在同事的祝賀聲中，他說：“哈哈，我是知法 犯法，罪加一等……”
孫科娶了藍妮後，為了表示自己對她的忠貞感情，親筆給藍妮寫了一張字據：我只有元配夫人陳氏與二 夫人藍氏二位太太，此外決無第三人，特此立證，交藍巽宜二太太收執。1938年，藍妮在上海生下了女兒， 孫科給愛女起名叫孫穗芬。
抗日戰爭爆發後，藍妮告別尚在襁褓中的女兒，與孫科前往重慶。當時，藍妮廣泛地與社會各界人士交 往，與鄧穎超、康克清等共產黨人關係甚好。1940年藍妮獨返上海，回到女兒孫穗芬的身邊。
1948年，在副總統的選舉中，許多人都認為，孫科有蔣介石做後台，穩操勝券。然而，這時發生了一件 導致孫科功敗垂成的所謂“藍妮事件”。《救國日報》頭版頭條刊登了一篇報導，說抗戰勝利後，國民黨的 中央信託局沒收了藍妮的一批德國進口的顏料，作為敵偽財產處理，可是孫科致函國民大會秘書長，說這批 顏料為“敝眷”藍妮所有，要求發還……《救國日報》的報導出來後，孫科在選舉中大受影響，經過四輪選 舉，最後李宗仁擊敗了孫科，當選為國民政府副總統。
落選的結果也使得孫科與藍妮最後分手。據說，當時孫科為了能競選上副總統，面對政敵利用《救國日 報》所做的大肆詆毀，不僅未替藍妮公開辯解，相反，還為洗清自己做了一些小動作，這就激怒了生性倔強 的藍妮，從此和孫科形同路人。
孫科與藍妮之女孫穗芬，近年出版了《我的祖父孫中山》一書。1966年，她在台灣第一次見到了生父孫 科。直到其父於1973年去世，她每年去台灣兩次，“我相信父親內心是想彌補我幼年時所缺少的父愛”。
晚年·落寞
1952年，孫科移居美國。到紐約後，他做了一次全身檢查，結果發現有十二指腸潰瘍及高血壓、失眠等 病症，經過三個月的治療，病情有所好轉。
孫科夫婦在與其子共同生活的十多年中，全家分別負擔清潔工作，由孫科負責打掃各室內的清潔，包括 衛生間，每天用吸塵器做工；夫人陳淑英負責廚房的清潔工作；兒子孫治強負責搬運重物品、清理戶外清潔 工作，他的夫人則照顧孩子們以及承擔瑣碎的家務事。後來為了節省開支，自己種菜，生活異常清苦。當時 有人曾這樣描述他的生活：“一幢簡陋的平房，沒有地毯，沒有僕人，凡事自己動手，曾經是叱吒風雲的人 物，而今卻能自甘淡泊，然而他的精神生活卻非常富足，他的家中，到處都是書籍。”
據台灣學者莊政教授著述披露，孫科夫婦閒居美國時沒有任何固定的收入，僅依靠兒女接濟小額款項， 省吃儉用，一切自己動手，度過了十多個落寞而清苦的春秋。
家世
國父一家
1885年4月13日，國父孫中山與盧慕貞女士結婚。婚後六年(1891年9月18日)生子孫科，四年後生長女孫 金延，次年生次女孫金婉。與盧慕貞離婚後，1914年11月25日，國父在東京與宋慶齡結婚。
國父長子孫科生二子四女：
孫科長子孫治平 1913年生。1955年獲美國加州州立大學政治經濟學碩士學位，曾任國民黨中評審 、電視公司董事長、聯合發展企業有限公司董事長。
孫治平生一子，孫國雄。國雄有三女一子：子偉仁、長女美玲、次女美蘭、三女美蓮。
孫科次子孫治強 1915年生。有美國加州大學政治經濟學學位。離過一次婚，第二任妻子林倫可比 他小三十歲，生二子。共有二子二女：長子國欣、次子國元、長女嘉琳、次女嘉瑜。
孫科長女孫穗英 1922年生。
孫科次女孫穗華 1925年生。
孫科三女孫穗芳 1936年生。1956年讀上海同濟大學建築系。1959年移居香港。1967年移居美國夏 威夷，畢業於夏威夷太平洋大學。1995年11月獲斯里蘭卡國際公開大學名譽博士學位。著有《我的祖父孫中 山》一書。生有兩子：王祖榮長子，王祖耀次子。
四女孫穗芬 1938年生。
汪兆銘（汪精衛）（1932年1月29日—1935年12月15日）
汪精衛（1883－1944）原名汪兆銘，字季新，號精衛，廣東番禺人。妻陳壁君。
1901年應番禺縣試，中秀才，後為生活所迫任廣東水師提督李準的家庭教師。與朱執信、古應芬等組織 益群學社，講究實學匡世。
1903年考取留日法政速成科官費生，次年入東京法政大學學習，受西方國家觀念及主權在民思想的影響 ，“固有的民族思想，勃然而興”。
1905年7月謁見孫中山，加入同盟會，參與起草同盟會章程。8月被推為同盟會評議部評議長。後以“精 衛”的筆名先後在《民報》上發表《民族的國民》、《論革命之趨勢》、《駁革命可以召瓜分說》等一系列 文章，宣傳三民主義思想，痛斥康有為、梁啓超等的保皇謬論，受到孫的好評。
1906年畢業後拒絕兩廣總督岑春煊令其歸國服務的要求，隨孫赴南洋籌設同盟會分會，任南洋革命黨報 《中興日報》主筆之一，與保皇黨的《南洋總匯報》進行論戰。
1908年赴緬甸設同盟會仰光分會，後又參加在新加坡籌設同盟會南洋支部等工作，並籌募革命經費。
1909年10月由南洋至日本，出任《民報》主編，秘密復刊發行《民報》第25－26號。
1910年1月與黃復生等抵達北京，開設守真照相館，暗中策劃刺殺攝政王載灃，事泄後被捕，判處終生監 禁。在獄中起初決心以死報國，後受肅親王善耆軟化，意境為之一變。武昌起義後，由袁世凱開釋出獄，任 南方民軍議和總代表伍廷芳的參贊，暗中秉承袁的意旨，與君主立憲黨人楊度等組織國事共濟會，鼓吹革命 、立憲兩派聯合擁袁，實現南北統一。12月與李石曾等在天津組設同盟會京津保支部，任支部長，阻攔北方 革命黨人發動起義。1912年1月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前夕，按孫囑咐代起草臨時大總統府就職宣言。後留在孫 身邊工作，力勸孫讓位袁，並參加北上迎袁專使團。8月赴法留學，中間幾度返國，皆超然於政治之外。
1917年回國後參加護法運動。1919年在上海參與創辦《建設》雜誌。
1921年任廣東革命政府高等顧問、教育會會長等職。次年任國民黨本部參議，參加國民黨改組工作。
在1924年1月的國民黨“一大”上被孫指定為大會主席團成員之一，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後出任中央宣 傳部長。11月隨孫北上入京，任秘書。
1925年2月孫病危時受命記錄孫的遺囑。孫逝世後以擁護三大政策的“左派”和孫的信徒面目出現。7月 任國民政府常務委員會主席兼軍事委員會主席、宣傳部長等職。
1926年1月在國民黨“二大”上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委員。“中山艦事件”發生後，被迫辭 職，出走法國。次年4月歸國，任武漢國民政府主席，一度與叛變革命的蔣介石進行爭權鬥爭。7月15日在武 漢實行“分共”，與蔣合流，但隨後仍一直與蔣明爭暗鬥，歷任國民黨中央特別委員會委員、國民政府委員 、行政院院長兼外交部長、國防最高會議副主席、國民黨副總裁等職。
1938年12月離開重慶，經越南河內去南京，發表“艷電”，公開與日本日合作。1940年在南京成立偽國 民政府，自任主席。1944年11月10日在日本名古屋病死。
宋子文（1932年8月25日—1933年3月29日代理）
孔祥熙（1935年7月1日—8月25日，11月2日—12月15日代理）
（1880-1967）自稱是孔子的第七十五代裔孫的孔祥熙，青年時期經貿有術，在家鄉山西太谷擁有 一定資財。1927年 4月投靠蔣介石集團，並促成蔣（介石）宋（美齡）聯姻，從此官運亨通，歷任工商、實 業、財政等部部長和行政院副院長、院長等要職。孔主管財政達11年之久，對幣制改革、支持西安事變和平 解決以及支撐抗戰財政，有過一定的貢獻。但孔以權謀私、貪污腐敗，一再受到輿論的指摘，1944年11月即 被迫去職，從此離開政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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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貧寒，辦學起家
中華民國行政院長孔祥熙，字庸之，號子淵，1880年9月11日（清光緒六年八月初七）出生於山西太谷一個 沒落的商人家庭。孔家祖籍山東曲阜，其先祖孔宏用於明代萬曆年間到山西做官，後人遂落籍山西，經商謀 生。到孔祥熙的祖父孔慶鮮時，因接掌堂叔孔憲仁所經營的票號，才漸臻富有。孔祥熙的父親孔繁慈是個貢 生，曾在票號擔任過文案，因染上吸鴉片惡習，家境逐漸衰落。
孔祥熙五歲時由母親龐氏啟蒙教讀，七歲時母親去世，其父到太谷城西張村設私塾授課，他隨父讀書， 從而打下國學知識的基礎。
1889年，孔祥熙患了痄腮，請中醫治療未見功效，後來潰爛成瘡，病急改往太谷前街基督教會所設的診 所求治，不久潰瘡痊癒。治病期間，孔與診所的洋大夫和護士們處得很熟，曾去參觀教堂、診所、學校等教 會所設機構，給他留下較深的印象，“他由參觀而留連，進而渴望成為他們中的一員”。
1890年春，教會所辦太谷福音國小招生，孔祥熙要求入該校讀書，獲得父親的同意，但是族人多反對， 認為違背了孔氏子弟讀“聖賢書”的傳統，經過多次爭辯，最後以承諾只在校讀書不信奉洋教，才被允入學 。在1894年底，孔國小畢業，成績優良，但對八股試帖之類的制藝卻未學習。為將來打算，孔繁慈支持兒子 繼續念新式學堂，走求新知的道路。次年經教師魏祿義的推薦，到直隸通州（今北京市通縣）美國公理會所 設的潞河書院讀書。孔在校學習勤奮，由於國學根底較好，在隨同教士到校外講道時，能把儒家思想和基督 教義結和起來以增強宣講效果，因而受到書院的重視。潞河的女傳教士麥美德對孔尤為關注，引導他受洗禮 成為基督教徒。孔受教會宣傳的“自由、平等”觀念的影響，對清政府的專制腐敗不滿。在聽到孫中山的革 命活動和興中會的革命宗旨後，深受啟發和鼓舞。孔和同學李進方於1899年在校秘密組織“文友會”，聯絡 同學探討新思想。
1900年義和團反帝運動爆發，各地教會首當其衝，潞河書院也被迫停課，孔祥熙暫時回到家鄉。當時山 西巡撫毓賢，正唆使清兵和拳民在各地焚燒教堂殺戮教徒，孔祥熙和妹妹祥貞也躲進福音教堂避難。由於形 勢日惡，孔家兄妹依靠族人和鄉親的掩護才先後逃離險境。而被困在太谷教堂內的美國傳教士和中國教民共 14人，則在半月後均被殺害。義和團被鎮壓後，孔祥熙找太谷知縣料理了被害教徒的後事，並與同學張振福 赴京向華北公理會匯報了太谷教案的情形，然後作為華北教會派赴山西教案善後談判代表葉守貞和文阿德的 助手，赴晉談判。在辦理太谷教案事畢之後，華北公理會對孔“忠心事主”的品質和處事幹練的才能十分賞 識，決定推薦孔祥熙到美國歐伯林大學學習。不久經潞河書院教務會議通過，由該校資送赴美。
1901年秋，孔祥熙在麥美德教士護送下赴美，入俄亥俄州歐伯林大學，起初主修理化，後來改修社會科 學。1905年考入耶魯大學研究院，研習礦物學。1907年耶魯畢業時，獲得理化碩士學位。孔自稱對未來的抱 負是：“提倡教育，振興實業。”
孔在歐伯林讀書時，與美國同學保羅·考賓（Paul L·Corbin）最為友好，曾相約學成之後返回 太谷宏揚教會事業。孔返國之前，歐伯林大學的中國學社為孔舉行歡送會，有人提出由孔捎回捐款，在太谷 為死於庚子教難的傳教士修築紀念堂的倡議；孔則提出設立學校，啟迪民智、造就人材，它的紀念意義更佳 的意見，當場得到一致贊成。隨後，為此募集到一筆為數可觀的辦學基金。
1907年秋，孔祥熙回到北京。那時正值清政府重用留學生之際，郵傳部、北洋大學堂和長沙旅京士紳曾 先後派人來邀請，孔均婉辭，決心返回太谷辦學。起初，孔接辦太谷南街基督教公理會明道院附設國小，繼 而在原址擴充增加中學課程，成為太谷的第一所中學。學校取名“銘賢學堂”（英文名OberlinSansi Memorial School），寓有紀念庚子年死難教友的意思。孔自任監督（校長）兼授史地、礦物等課程，教員 多半由傳教士擔任，祥熙的父親孔繁慈也在該校教授經史課。到1909年春，銘賢的學生增至一百數十人，原 址不敷套用，經研究後於這一年的秋天把學校遷到太谷東關楊家莊孟氏別墅新址，並在這裡進行了頗具規模 的學校建設。（太原道註：有關銘賢學校參見本站山西高校之山西農業大學）
孔祥熙辦學，德智體並重，並親自教授體操。當時國內尚無現成的體育教材，他取法美國步兵操典，自 制木槍，操練學生。由於課程內容新鮮，很受學生們的歡迎，同時也引起社會的重視。太谷商會會長慕名前 去禮請孔祥熙擔任商團教官，代為訓練商團團員。不久，太谷警局也請他擔任顧問，由此孔和太谷地方治安 力量也有了密切聯繫。
1911年10月武昌首義，各省紛紛回響，10月29日太原光復。此時太谷的清政府官員早已聞風隱匿，地方 群龍無首，從太原潰散出來的清兵成群結隊直奔太谷。士紳們要求孔祥熙出面維持治安，他慨然從命，稱太 谷義軍司令，調集商團團員和銘賢學生組織的義勇隊，執槍閉守四門，孔自率一隊登上北門，向圍城的潰兵 作勸導並答允散結川資3000兩，使潰兵繞城外而去，從而使太谷免遭劫掠。隨後，各界集議將本縣商團及銘 賢部分學生武裝起來，成立太谷營務處，推舉孔祥熙為營務處總辦。附近各縣知道後，也紛紛仿效太谷的辦 法。當山西革命軍和清軍在娘子關交戰時，銘賢的十多名學生組成敢死隊，奔赴前方參加抗擊清軍，孔則負 責維持地方秩序，直到南北和議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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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銷煤油和服務桑梓
孔祥熙留學歸國後致力創辦銘賢學堂，在提倡新式教育培養人材方面取得一定的成績，但他並未忘 情對“振興實業”發財致富的追求。在1912年，孔從生活中觀察到煤油已成為居民夜間燃燈照明的必需品， 經營煤油定有大利可圖，於是夥同五叔孔繁杏設立樣記公司，向英商亞細亞火油公司交付一筆為數可觀的保 證金，從而取得了在山西全省經銷亞細亞殼牌火油的總代理權。這一獨家經營，每年給孔家帶來可觀的利潤 ，使孔祥熙成為買辦商人。
“二次革命’失敗後國內政治形勢惡化，孔祥熙由於上年喪偶後心情不佳，於是答應耶魯校友、當時擔 任中華基督教青年全國協會總幹事王正廷的邀約，東渡日本擔任東京中華留日基督教青年會總幹事。孔在東 京除了負責青年會的活動外，還為中華革命黨人籌募經費，並幫助孫中山處理文書函電。那時，宋靄齡是孫 中山的英文秘書，孔宋接觸較多，彼此了解感情日增。宋稱讚孔為人謙和，“賺錢賺得很得法”，“似乎天 生有一種理財的本領”；而孔對宋則“在在佩服”。由於雙方情投意合，1914年春孔祥熙和宋靄齡在橫濱結 婚。婚後，宋靄齡向孫中山辭去秘書職務，推薦她的妹妹慶齡接替。
1915年秋，孔祥熙夫婦從日本回到太谷。孔繼續主持銘賢學校和經營商業。他利用歐戰期間國外需要軍 工原料，把陽泉所產鐵砂運往天津出口獲利；又創辦裕華銀行作為融通資金的樞紐。後來他把“祥記”和“ 裕華”總號從太谷遷到天津，以利發展。宋靄齡除主管家政、相夫聚財，還在銘賢兼教英文。他們有兩雙兒 女：長女令儀，1915年生；長男令侃，1916年生；次女令偉，1919年生；次男令傑1921年生。
孔祥熙在太谷除辦學經商卓有成效外，在服務桑梓方面也有所表現。他被山西督軍兼省長閻錫山聘請擔 任督軍公署參議後，對閻所奉行的“從安定中求進步”和推行的蠶桑、植樹、水利、天足、剪辮、禁菸等六 項“村政改革”曾給予大力支持，並要求銘賢學生在假期回家時，向鄰里廣為宣傳講解。他認為閻的施政內 容，和他自己所主張的“改革社會”，“提倡教育、振興實業”是“殊途同歸”的。1918年，駐華各國公使 來太原參觀華北運動會，孔應閻的邀請擔任高級招待員。孔向來賓詳細介紹山西的教育概況和省政措施，並 擔任遊覽山西晉祠、五台山等名勝地的導遊。由於孔的宣傳鼓吹與熱心接待，使洋人對山西“模範省”留下 較深的印象，從而也博得了閻錫山由衷的讚許。當1920年美國駐華公使柯蘭率領參贊、武官等人來山西訪問 ，閻再次懇求孔祥熙主持接待工作，孔亦欣然應命。孔在家鄉為地方做過一些有益的事，如1919年山西大旱 ，一些縣災情嚴重衰鴻遍野，北京政府欠薪欠餉自顧不暇，而閻錫山愛財如命，又吝於拔毛。孔祥熙挺身出 面代災民呼籲，利用與教會的關係，向華洋義賑會貸到賑款美金 100萬元，用以工代賑的辦法，在晉南修築 公路來救災。此舉不僅使當地眾多災民渡過災荒，對發展省內交通、開發經濟也起了促進作用，孔因此受到 北洋政府、晉省當局和太谷民眾的讚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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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機而出，由商而官
1922年春，孔祥熙應老同學、魯案善後督辦王正廷的邀約，前往濟南擔任督辦公署的外交協辦和實業處 長，參加魯案善後的談判和交接事宜。年底改任膠澳商埠電話局長。次年秋王正廷籌辦中俄交涉事宜時，孔 又應邀擔任駐奉天的代表。在孫中山廣州大元帥府搞聯奉反直的鬥爭中，孔奉命和張作霖、張學良父子交往 ，以便加強粵奉合作關係。1924年初，孔應孫中山之邀赴粵商量聯絡北方將領的工作，後即帶著孫中山所著 《建國大綱》手稿返回北京，聯絡陸軍檢閱使馮玉祥。其後，馮聯合胡景翼、孫岳發動“北京政變”反對曹 錕、吳佩孚的統治，歡迎孫中山北上共商國是，與馮等接受《建國大綱》的影響有關。
1925年初，為解決國是北上的孫中山臥病京中，孔祥熙“左右護持、無間晨夕”，是《總理遺囑》的簽 字人之一。 3月12日孫中山逝世，孔擔任孫中山治喪處事務股長，盡心盡力料理喪事。為了便於留京負責護 靈事宜，孔應邀擔任中俄會議督辦公署坐辦。其後，北方政局更趨混亂，中俄會議時開時停，孔於1926年春 去美國，接受歐伯林大學頒贈的法學博士名譽學位，並為銘賢學校募集開辦大學部的基金。他很快就募得基 金 100餘萬元，解決了“銘賢”的發展和常年經費的來源。
孔祥熙在美國期間，正是國內政局發生劇烈變動之際。1926年 3月20日蔣介石在廣州製造“中山艦事件 ”，打擊了汪精衛，向共產党進攻，掌握了政治、軍事實權；五月舉行的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上，蔣介石等 又提出“整理黨務案”，進一步限制、打擊共產黨，從而奪得國民黨中央的實權；七月廣州國民政府誓師北 伐，作戰順利，北洋軍節節敗退。孔祥熙看準時機，於同年冬離美回國，到達廣州後被任命為國民黨中央政 治會議廣東分會委員和廣東省財政廳長兼理後方財政事務，從此正式躋身於國民黨政界。孔祥熙曾自我讚許 說，當“做大官”的“時會機遇”翩然來臨，自己是“最能把握時機”的。
隨著北伐的進展，在買辦豪紳階級的收買和帝國主義的軟硬兼施威脅利誘下，蔣介石加快了背叛革命的 步伐。1927年三月武漢國民政府增設實業部，任命孔祥熙為部長，可是孔卻於是月底從廣州趕到上海，為蔣 介石做拉攏各方勢力的工作。 4月 1日汪精衛由歐洲回到上海，孔祥熙和宋靄齡出面宴請汪精衛和蔣介石， 捏合“合作”。“四一二”政變後南京政府成立，孔祥熙和宋靄齡極力勸誘內弟宋子文背棄武漢政府投蔣， 為南京政府理財。在寧漢分裂期間，孔暗中奉蔣介石之命，奔走於滬、寧、豫、晉各地，拉攏馮玉祥、閻錫 山等支持蔣介石。在蔣介石和宋美齡的婚事上，孔和宋靄齡說服了宋子文和宋母，促成這一影響深遠的政治 婚姻獲得成功。蔣、宋聯姻，便於蔣介石通過宋子文和孔祥熙密切與江浙財閥們的聯繫，對外則有利於爭取 英美政府的支持和外國資本對華投資，從而穩定南京政府的財政基礎和外交陣腳；而孔宋家族則可通過蔣介 石掌握的政權，輕而易舉地獲得政治上的地位，並為家族增殖財富取得可靠的政治保證。
1927年 8月，南京政府內部矛盾加劇，蔣介石被迫辭職下野。為了策劃蔣重新上台，孔祥熙奔走於寧、 漢、滬、粵、晉、豫各地，拉攏各方，“苦心疏解，歷時數月，極盡調護斡鏇之力”，最後孔和馮玉祥聯合 發出通電，呼籲寧漢“雙方團結”迎蔣復職。1928年 1月，蔣介石恢復了“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務。為了 酬答襟兄孔祥熙在公私兩方面所作的諸多貢獻，二月特派孔為南京政府工商部長，繼又選其為“國府委員” 。從此，孔的官運、財運十分亨通。
孔祥熙於1928年 3月27日正式就任工商部長，1930年工商、農礦兩部合併為實業部，孔繼續擔任部長。 就任之初，孔曾發表施政宣言，聲稱“自當以休養生息恢復元氣為第一步，以積極準備力圖發展為第二步” ，“並以全民福利為主旨，以中外合作為方術”，“謹遵總理民生主義及建國實業計畫，力謀發展國家富源 ，改善人民生計”等。孔主持厘定了工商法規 100餘種，其中較為重要的有：工會法、商會法、票據法、公 司法、海商法、工廠法、船舶法、商標法、交易所法和保險法等，其目的在於從工商方面來加強南京政權的 統治，這在當時工商法規類多缺略的情況下，是有一定需要的。蔣介石重新上台之後，除1928年把奉系勢力 逐往關外，對內仍堅持搞軍事獨裁，各軍事實力派之間為爭權奪利常兵戎相見，以致內戰連年不斷，對工農 紅軍則進行“圍剿”。1931年日本帝國主義趁機發動了“九一八”事變，侵占我國東北。內憂外患使“百業 凋敝、民生困苦”，“國民經濟瀕於破產”，自然沒有力量去進行工商、實業建設，正如孔自己所承認的， “因時事多艱，未能多所建樹”。
日本侵占我國東北，國民黨政府採取不抵抗政策，激起全國民眾的公憤，強烈要求全國團結一致抗日。 各地愛國青年學生紛紛前往南京請願，並痛毆了執行對日妥協退讓政策的外長王正廷。國內各反蔣政治派別 ，則要求蔣介石下台。蔣在內外交困的局面下，於12月15日通電辭去國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長和陸海空軍總 司令的職務。對此，孔祥熙除了替蔣聯絡各方力量外，決定和蔣同進退。年底，行政院改組，孔辭去實業部 長職務。
1931年底，國民黨四屆一中全會產生出以孫科任行政院長、陳銘樞為副院長的國民黨政府，是蔣介石、 汪精衛、胡漢民各派間暫時妥協的產物。由於孫科、陳銘樞沒有力量應付“財政危機”和“外交危機”，很 快就陷入困境。1932年 1月下旬，蔣介石、汪精衛經過密謀後合流，由汪精衛接任行政院長，宋子文任副院 長、兼財政部長； 3月6日，蔣介石經國民黨302次中政會推舉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兼軍事參謀部參謀長，重 新掌握了軍權。孔祥熙則於 4月13日被南京政府特派為考察歐美各國實業特使，赴歐洲考察實業。
孔祥熙此次考察之行，是接受蔣的秘密委託，向德、意等國接洽購買軍械、飛機和在中國設廠自製武器 等事宜。在義大利時，墨索里尼曾建議：中國建設國防應從空軍著手，因空軍可較快發展，所需經費也比海 軍少，將來戰爭勝負將取決於空軍。孔立即把建議內容電告南京，被蔣介石所採納。孔在德國和捷克時，給 南京政府訂購了大批軍械，聘請德國軍事顧問，為蔣繼續“圍剿”紅軍效力。孔在英國時，曾和英方財政專 家商討改進中國經濟的方法。孔於翌年3月回國。
1933年4月6日，孔祥熙被南京政府任命為中央銀行總裁。當時的財政狀況是：東北淪陷後稅收減少，又 因加緊“剿共”而軍費支出猛增。南京政府每月國庫收入約為1500餘萬元，而每月支出則為2200萬元，其中 軍費一項為1800萬元，每月赤字達 700萬元，依靠發行公債和向江浙財團借貸暫時維持。面對巨額財政虧空 ，財政部長宋子文和江浙財團都頗為憂慮和不滿。九月，當宋子文在倫敦開完國際經濟會議回國後，發現在 他出國的半年裡，因“剿共”軍費又使國庫增加了6000萬元新虧空，使南京財政困難更為嚴重。宋子文對蔣 介石不恤財政困難十分不滿，由爭吵而堅決辭職不乾。10月29日，蔣批准宋的辭呈，以孔祥熙繼任行政院副 院長兼財政部長並仍兼中央銀行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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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管財政，擴展“國家壟斷資本”
孔祥熙主管財政後，除繼續採用宋子文在任時所使用的增稅、借債等辦法為蔣籌措軍政費用外，和宋子 文不同的是“唯蔣命是從”。而蔣對孔則寵信有加，歷久不衰。
孔在抗戰前採取的主要財政措施有：減輕田賦附加，廢除苛捐雜稅，創辦直接稅，從財政上增加中央對 地方的控制力；對中央、中國、交通三銀行進行增資改組，以財政控制金融；實行法幣政策，壟斷金融，操 縱國計民生；整理舊債，恢復“債信”，為舉借新債作準備等。
1934年 4月，孔祥熙前往長江中游皖、贛、湘、鄂等省考察民政和財政狀況，不得不承認苛捐雜稅的“ 剝削悉索”，使“人民生活，日益窮困，社會經濟，日益凋敝，國家財政，永無好轉之日”。他認為欲改善 財政狀況，增加收入，必須廢除苛雜，使民眾安居生產才能培植稅源。五月下旬，孔在南京召開的第二次全 國財政會議上，著重解決確定地方預算、整理地方財政、整理田賦減輕附加、廢除苛雜改良稅制和土地陳報 、整理幣制救濟農村金融等案。會後即由財政部明令各省執行，並規定今後不準再增加田賦附加和不合法捐 稅。對於地方稅收的損失，則以菸酒牌照稅收入及印花稅收入的四成，撥歸地方以資彌補。據統計到1938年 底，各省廢除的苛捐雜稅達5000餘種，廢除的稅額年達6700萬元，客觀上起了“稍蘇民困”的作用。南京政 府除以此籠絡民心外，使地方實力派不能再用苛捐雜稅來予取予求，反得依賴“中央”的貼補來維持地方財 政，從而增強了南京政府對各省的控制力。此舉的效果，曾使蔣介石“深感驚奇和意外”。
孔祥熙在擔任中央銀行總裁後不久，很快就明白了光憑中央銀行的實力，是無法擔當起南京政府的“錢 袋”這一任務的。當時，中央銀行發行的紙幣不過4200萬元，較中國、交通兩行的發行量少得多；以該行 2000萬股本而言，其中1000萬元是由財政部撥給的公債券而非現款，存款雖名目上有 2億數千萬，但多為國 庫轉帳，亦非現金。中央銀行常常因為不能按期撥款，而引起地方軍政首腦的不滿。孔接任財政部長後，就 積極策劃如何增強中央銀行的實力，並把執金融業牛耳的中國、交通兩行吞併過來。
1934年 5月，孔祥熙把中央銀行的資本由2000萬元增加到一億元，以加厚實力。其後又經過多方面的準 備，於1935年 3月28日向中國銀行發出財政部訓令，並附一張2O00萬元的金融公債預約券，作為向該行增加 官股的資本，從而掌握了過半數的股權。三天之後，孔對中國銀行進行了人事改組，指派宋子文為中國銀行 董事長，任命宋漢章為總經理，把原任總經理張嘉敖調任中央銀行副總裁。對交通銀行，財政部則增加官股 800萬元，占該行股份的半數。
中國銀行是當時國內首屈一指的大銀行，存款占全國銀行存款總額的四分之一，發行紙幣占全體的三分 之一，這種情形中央銀行早已十分嫉妒。南京政府建立後，中國銀行和江浙財閥曾在推銷公債、通融借款等 方面給予合作和支持，從而也為銀行自身分潤到巨額債息。但是銀行家們對蔣介石政府內戰軍費開支無度、 赤字龐大而心懷憂慮，眼看白花花的銀子在內戰中化為硝煙，或者落入軍閥、政客的私囊，而銀行家自身卻 承擔著血本無歸的風險，他們深為焦急。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銀行家們對南京當局予取予求的做法，自然 不願“事事聽命”，有時反使南京方面不得不仰承銀行家們的鼻息。這種情形是南京軍事獨裁者所不能容忍 的，蔣介石在給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葉楚傖的密電中，指責中國、交通兩行“固執其歷來吸吮國脈民膏反 時代之傳統政策，……此事較軍閥割據破壞革命為尤甚也”。
孔祥熙在奪取中國、交通兩行的時候，不光是憑藉所掌握的財政權力，同時也表現了他的老謀深算和工 於心計。在對中、交兩行進行增資改組前夕，正是國內白銀大量外流、金融枯竭、銀根奇緊的時候，江浙工 商業資本家因資金周轉不靈而叫苦不迭。此時，孔祥熙一面飭令中國、交通、農民三銀行放出工商貸款2000 余萬元，但同時卻暗中散布金融業其所以無法滿足工商界貸款的需求，是因為中國、交通兩行不合作的緣故 。提出只有增資改組，使兩行與中央銀行密切合作，則所需貸款自然不成問題，利息也可降低。這一說法， 為渴望得到貸款的江浙工商業資本家所樂聞，並盼望早日實現。孔就這樣輕而易舉地把工商界拉過來，使銀 行家限於孤立，減少了實行增資改組時的社會震動。在對中國銀行增資的份額上，孔及時作了讓步，從官股 占55％改為官商各半，以安定商股資本家之心。對總經理張嘉敖則採用軟硬兼施的辦法，一方面堅持張必須 離開中國銀行，免得他掣肘；另一方面又委以重任，在調張為中央銀行副總裁不久，又命張兼中央信託局局 長，同年12月還任命張為鐵道部長，使張有替南京政府效力的機會。在南京政府內部，孔用不惜辭職的堅決 態度，力爭對中國、交通兩行的增資改組，頂住了行政院長汪精衛等人的反對和指責。汪因阻撓無效，一怒 而拂袖去青島“養病”。
在增資改組中、交兩行的同時，孔祥熙還把豫鄂皖贛四省農民銀行改組為中國農民銀行，蔣介石兼該行 理事長，孔自兼董事長。至此，以蔣宋孔陳為首的買辦官僚資本集團，以“國家’為幌子，達成了對中、中 、交、農四行的充分控制，它為南京政府下一步進行幣制改革。統一發行法幣和控制整個金融業，鋪平了道 路。
四行增資改組，雖然增強了財政部對金融業的控制，但仍然沒有點石成金的辦法來彌補大量軍費開支所 造成的巨額財政赤字。1933年“廢兩改元”之後，國內的幣制仍是銀本位，銀行發行的鈔票是一種與銀元等 值的兌換券，國內銀價常因國際市場的漲落而影響幣值的穩定；如果濫發鈔票，更會因通貨膨脹發生擠兌， 以致那些現銀準備不足的發鈔銀行會因此倒閉。為此，孔祥熙加緊謀劃改革幣制，最後決定以不兌現的“法 幣”來取代銀本位幣，以便壟斷金融、操縱國計民生。
南京政府實施法幣政策前夕，國內金融形勢十分嚴峻。巨額的國際收支逆差，和美國政府把白銀列為美 元發行準備後在國際市場上大量收購白銀，使我國白銀大量外流。南京政府雖下令徵收銀出口稅和加征平衡 稅，也未能使白銀外流中止；加上日本人在華北和上海將大量白銀私運出境，使我金融形勢更加險惡。國內 公眾對紙幣能否繼續兌現已失去信任，從而出現資金外逃和窖藏白銀的情況，滬、寧等地則發生了提存擠兌 。南京當局迫於形勢，於1935年11月 3日匆忙發布《國民政府財政部改革幣制布告》，同日孔以財政部長身 份發表“關於幣制改革的宣言”。布告規定自次日起，以中央、中國、交通三行所發行之鈔票定為“法幣” ，逐漸收回三行以外的鈔票；將白銀收歸國有，限期以法幣收兌；集中保管法幣準備金；法幣匯價由三行無 限制地買賣外匯來加以維持。在國際上，改革幣制雖然遭到日本的反對，但孔祥熙等人利用英、美在華利益 受到日本的威脅這一矛盾，以及法幣在與外匯比價上釘住英鎊而獲得英國政府的支持。其後，在解決了法幣 在匯率方面同時針住美元之後，美國也表示給予實際支持。幣制改革獲得成功，不僅避免了一場可能使南京 政府垮台的財政金融危機，它還有利於促進工商業的發展和農業生產的恢復；也是其後我國進行八年抗戰， 國家財政金融賴以維持的重要支柱之一。以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為首的買辦官僚資產階級，正是在壟斷了金融 、實施“法幣”政策的條件下，才使買辦的封建的國家壟斷資本得以加速膨脹的。而孔家則在借公營私、亦 官亦商、因利乘便的情況下，成為國中的豪門首富。
整理舊債，恢復“債信”，也是孔祥熙在抗戰前採取的重要財政措施之一。舉債，是南京政府的財政重 要進項之一。為了避免無力按期償還債務和順利募集新債，必須對過去發行的名目繁多、償期不一、手續紛 繁的舊債進行整理。1936年 2月28日，孔祥熙被指派為整理內外債委員會委員長。隨後，南京政府財政部和 “債券持票人會”共同議定：本年由財政部發行“統一公債”，分甲、乙、丙、丁、戊五種，共14.6億萬元 ，調換以前發行的39種公債中之33種，以資整理。此舉對財政部來說，達到化零為整、償付便利、拉長債期 、減低利息和鞏固債信的效果。至於外債，孔尤其注意北洋政府時期所欠外債中沒有確實擔保那部分的整理 。此項外債本息久拖未付，債務信譽毫無，已成南京政府舉借外債的障礙。孔和有關國家分別交涉，先後達 成減免欠息、陸續償還的協定，從而恢復了債務信譽，它為抗戰期間國民黨政府利用外資和舉借外債創造了 條件。
抗戰前，孔主掌財政，源源供給南京政府大量的軍政費用，使蔣介石終於能在第五次‘圍剿”中出動百 萬兵力，迫使工農紅軍撤離中央蘇區輾轉長征；在瓦解察哈爾抗日同盟軍時，孔曾拉攏察哈爾省主席宋哲元 支持“中央”；在鎮壓“福建事變”中，蔣能迅速集中兵力包圍進攻第十九路軍，和收買該軍的重要將領， 都與孔祥熙能不斷向蔣提供金錢分不開。但蔣對內鎮壓異己，對日本侵略者妥協退讓的反動政策，日益激起 全國各階層人士的強烈不滿，1936年12月12日終於導致了西安事變的發生。在西安事變的解決過程中，孔祥 熙當時以代理行政院長的身份主持南京政府，他為了維護“四大家族”的現實利益，運用他的老謀深算，和 宋子文、宋美齡以及贊成和平解決事變人士的共同努力，終於遏制了以何應欽為首的“討伐派”的圖謀；在 中共代表周恩來和張學良、楊虎城的共同努力下，促成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使停止內戰、舉國一致抗日成 為可能。
1937年三月，孔祥熙被特派為中國特使，前往倫敦參加英皇喬治六世的加冕典禮，同時還負有向外國洽 商借款和購買軍火的秘密任務。英國外相艾登在向英皇喬治介紹中國特使的時候，稱讚孔祥熙是“統一中國 財政，整理中國稅制，改革中國通貨，恢復中國國際信譽，平衡中國政府預算”的“偉大理財家”。孔在歐 洲期間，還先後到義大利、捷克、瑞士、德國、法國、比利時參觀訪問。在捷克和德國訂購了大批軍械，隨 即裝船東運，“七七”事變後用於抗戰。六月中旬，孔從歐洲去美國，23日接受耶魯大學所贈博士學位；27 日抵達華盛頓，與美國銀行家晤談並成立借款500 萬美元的協定；28日會晤美國財長摩根索、國務卿赫爾， 次日會見總統羅斯福，對中日問題坦誠交換意見，羅斯福示意美國建設銀公司給予中國貸款1000萬美元。孔 還獲得羅斯福的許可，訂購了一批汽油，由美輪從速運抵香港轉廣九路內運，以備戰時之用。 7月19日孔從 紐約再批倫敦，與英國有關部門商談並簽訂修築廣梅鐵路和浦信鐵路借款契約，並商定俟機在倫敦發行債券 3000萬英鎊。 7月26日，孔收到蔣介石發來的“大戰已開始，和平絕望，希在國際方面多所接洽”的密電後 ，再去巴黎商洽借款並和法國銀行團簽訂了金融協定。而後又去柏林與德國經濟部長沙赫特洽談，但未獲具 體結果。隨後孔因病在德治療，於10月中旬回到國內。
1938年三月，國民政府為完善戰時行政機構，實行改組，孔祥熙被任命為行政院長，仍兼財政部長和中 央銀行總裁；不久又兼四行聯合辦事處副主席，成為抗戰時期主管財政經濟的首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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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抗戰
保障供給有“苦勞”，“通脹”、“徵實”民不堪
抗日戰爭初期，由於敵強我弱，日本侵略者處於戰略進攻地位，華北、東南廣大地區相繼淪陷，占戰前 財政總收入90％以上的關稅、鹽稅、統稅和菸酒稅的稅源大部喪失。為了堅持抗戰，對軍事、教育、經濟、 交通等各個方面，財政上都須給予支持。孔祥熙在達成戰時財經任務，保障供給方面，採取了一系列措施， 主要有下列幾個方面：
一、在促進戰時生產方面。國民政府為維護國家資源、增加生產，曾於1937年 9月在軍委會下設立農產 、工礦、貿易三個調整委員會，來分別指導進行。工礦調整委員會大力協助沿海沿江廠礦內遷，到1941年止 計遷入後方各省的民營廠礦約為 452家（公營和國營的在外），總計內遷機器和物資達12萬餘噸，隨工廠內 遷的人員約10餘萬人。對內遷廠礦諸如廠址選擇、機件補充、原料採購、技工聘用和資金調劑等，該會均予 指導和協助解決。在工貸方面，財政部給工礦企業以較大幫助，僅1940和1941兩年，工貸總數即達數億元（ 國營廠礦在內），使內遷工廠得以較快復工。同期新建工廠亦達3000餘家，促進了後方工業的發展。又在內 地成立工業合作協會，孔祥熙自兼該會董事長，以合作方式組織當地人力，利用各方物資或就地取材，在後 方發展小型工業，到1941年成立了工業合作社近2000個，參加生產者達15萬人，月產值2000多萬元，效益可 觀。
二、在推動戰時農業生產方面。國家銀行和農本局大量增加農貸，對提高后方農業生產關係甚大。1939 年 2月財政部飭令四行向後方各省發放農貸四億元，1941年度貸出之總額則近五億元。農產促進委員會則主 辦農作物優良品種的推廣，病蟲害的防治，以及水利、墾殖、肥料、蠶桑、畜牧和農村副業的推進等，到 1941年計使農業增加收入達二億元。糧食增產委員會主辦糧食增產工作，據1941年公布增產總額為8970餘萬 市擔。由於財政和農業主管部門注意促進後方農業生產，加上這幾年自然災害較輕，農產品有較明顯的增加 ，使前方軍需和後方民用賴以供應。
三、在加強金融管制和運用方面。當“八一三”上海作戰開始後，滬、寧等地發生了提存風潮，財政部 急令各行應休業二日，隨即於 8月15日頒布《安定金融辦法》七條，對提存作了規定和限制，以防止巨額提 存和逃避資金；又令中、中、交、農四行組織聯合辦事處，成為戰時金融樞紐。為了建立戰時金融網，命令 四行於1939年底以前，在西南、東南、西北之各省重要地點設立分、支行和辦事處。1942年七月，將四行業 務進行調整，使之各歸專業，將法幣發行權集中乾中央銀行。對於普通商業銀行，則進行嚴格管理，限制新 銀行的設立；並在《非常時期銀行法》中規定，商業銀行不得經商囤貨或代客買賣貨物，行員不得利用行款 經營商業。抗戰初期，財政部對法幣的增加發行採取謹慎態度，發行額雖有增加但屬於適應後方工農業生產 發展的需要。
至於在管理外匯方面，孔祥熙所採取的措施則反映出按照大銀行家、官僚買辦們的私利行事；以及依附 英美不顧民族利益的劣根性的一面。財政當局遲遲不能採取嚴格的統制措施，反用無限制照牌價供給外匯， 來維持法幣對英鎊、美元的匯率，致使大量外匯資金得以逃避或被敵偽套購而去。後來雖然停止無限制供應 ，實施外匯清核辦法，先後成立中英外匯平準基金、中美外匯平準基金，但有限的外匯基金很快又被套購一 空。財政部在辦理外匯上的錯誤做法，當時就受到各方面有識人士的批評；後來，蔣介石也不得不承認這種 做法“實在無異給敵人操縱之柄，來摧殘我們抗戰的經濟”。
隨著抗戰由戰略防禦進入戰略相持階段後，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政府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一面，也 日益暴露。在財經方面，除繼續維持抗戰的軍政需用外，那種不體恤民眾生計。苛征重斂以及趁機擴展買辦 的封建的國家經資本的行徑，導致國民黨統治區的經濟趨向衰落。這一階段，孔祥熙所採取的主要財政措施 有下列數端：
一、改變戰時稅制和實施“公庫法”，建立國庫網。為了增闢稅源，財政部曾先後開徵非常時期過分利 得稅、遺產稅、財產租賃所得稅和財產出賣所得稅等；擴大貨物稅範圍，並將從量徵收改為從價徵收；屬於 直接稅的，均採取分級累進制。由於採用上述措施，雖然徵稅地區日狹，稅收總額卻每年增加，而工商業和 民眾的稅負加重情形，就可想而知了。至於“公庫法”於1939年10月實施後，政府各機關的一切收支，均集 中於各級公庫，不得各自為政，從而祛除了一些“虛偽浮濫、中飽漁侵”等積弊。
二、田賦徵實和舉辦專賣。1941年 4月，孔祥熙向國民黨五屆八中全會提出改訂國家與地方財政收支系 統案、接管田賦統籌整理案和實行專賣案，並獲通過。隨後，孔於六月份召開第三次全國財政會議，研討實 施辦法。改訂財政收入系統，是把此前自成一級的省財政系統，劃入中央的國家財政系統；將過去依附於省 的縣級財政，獨立為自治系統。原屬各省的財政收入，統由中央接管。此舉增加了國庫的收入，並使蔣、孔 採用統收統支等手段，加強了對地方控制力。
田賦在此之前，為省級財政的主要收入，至此自然改歸中央。為了籌辦戰時軍糧和公糧，規定自1941年 下半年起，將全國田賦改徵實物。徵收標準，規定按照各省該年度田賦預算正附總額每元折合徵收稻穀二市 斗。1942年田賦徵收額提高一倍，每元改為折征稻穀四市斗。此外還有“隨賦帶購”和“隨賦帶徵”（縣級 公糧）等名目向農民勒收糧食。而四川、廣西等省經過批准把“隨賦帶購”，改為“借糧”，更是不費一文 便把農民的口糧強借而去。據官方統計，1941年徵收稻穀2400餘萬石，1942年徵購合計得稻麥 655餘萬石。 田賦徵實的實施，對於解決重慶政府的戰時軍、公糧的供應，緩和糧價的上漲，充裕國庫，維持戰時財政等 功效是十分明顯的，是抗戰後期財政賴以支撐的另一重要支柱。但田賦徵實以及“帶徵”、“帶購”。“帶 借”，無疑極大地加重了農業的負擔。地主則想方設法通過加租加押等手段，把賦稅負擔儘可能轉嫁到佃農 身上。加上徵兵、工役和拉夫，農民負擔之重，竟到難以維持溫飽和進行簡單再生產的地步。國民黨統治區 的農業生產，因而日趨衰落。
孔祥熙平日口頭上也大談“國計民生兼顧並籌”，而事實是只顧增加國庫收入而不恤民眾生活，這在財 政當局實施的“專賣”和“統制物資”等政策中，表現尤為突出。統制物資政策的實行，加強了官僚資本對 商業的壟斷，嚴重摧殘了農業和工礦業的生產。如貿易委員會和各專賣機構，一面以低於生產成本的價格統 購產品，以剝削生產者，使生產規模日趨萎縮以至無法維持而停產倒閉；一面又以專賣方式，抬價出售統銷 產品，以搜括廣大消費者，使民眾生活更趨艱難。而孔祥熙卻把這種殺雞取卵的卑劣行徑，視為“理財的良 策”。對於民族工業，政府有關部門除在原料、產品和貸款上進行控制外，更用“加入股份”、“共同經營 ”和“接管”等手法予以吞併。據統計，抗戰後期僅資源委員會下屬的79個企業，其中吞併沒收而來的占28 個（吞併後停閉的15個廠礦尚未列入），與各省地方官僚資本及其他機關合辦的30個，而該會自辦的只有21 個。“四大家族”正是打著“抗戰建設兼顧”的旗號，利用手中掌握的權力，橫徵暴斂，巧取豪奪，使所掌 握的國家壟斷資本得到進一步的膨脹，但它是以損害農業和民族工商業為代價而取得，必然使國民經濟更趨 衰敗，而孔祥熙所主持的財政，其來源不能不更多地依賴增發通貨來支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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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門國蠹，世人側目
抗戰期間，國民黨政府口頭上也號召“舉國抗戰”，“有錢出錢，有力出力”，而孔祥熙及其家屬 則利用所掌握的權力，謀取私利，大發國難財。國民黨統治區的廣大民眾，對“四大家族”在抗戰後期的獨 裁、貪婪、不恤民生的所作所為，日益不滿。
1944年 5月，中國西南實業協會，遷川工廠聯合會、中國全國工業協會等五個工業團體共同擬就《解決 當前政治經濟問題方案建議書》，送交國民黨五屆十二中全會。其後，黃炎培等30人發表《民主與勝利獻言 》，要求國民黨改弦更張，實行民主政策。抗戰七周年紀念日，各地學生曾紛紛集會，揭露國民黨的腐敗統 治，要求改良政治。國民黨內與孔家爭權爭利爭寵的各派系也趁機而動，予以抨擊。只是由於蔣介石的庇護 和壓制，孔家貪污蠹國的醜行一直未曾得到徹查和應有的懲處。
1944年 6月，孔祥熙趁出席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會議赴美，以轉移公眾不滿的視線。孔抵美國後除參 加會議外，並以中國政府主席蔣中正的私人全權代表身份，向美國政府要求援助和交涉解決美軍在華費用的 墊款問題。會談中，因在所墊付法幣折合美元比價問題上和美方意見分歧很大，遭到美方的反對。孔去美國 之際，國民黨軍隊在豫湘桂戰役中大潰敗，大片國土淪入敵手，人民的生命財產受到巨大損失，使中外震驚 、輿論譁然。美國政府曾向蔣介石提出由擔任中國戰區參謀長的史迪威來全權指揮中國戰區的作戰部隊，以 改善軍事局勢的強硬要求，後雖經蔣介石、孔祥熙等軟拖硬抗而頂了回去；其後美國總統羅斯福又通過宋子 文轉達提議，要求中國政府更換已成眾矢之的的軍政部長和財政部長。11月，蔣介石只好發表以陳誠、俞鴻 鈞接替何應欽和孔祥熙的命令。孔自擔任財政部長到去職，在任長達11年之久，可見受蔣寵信之專。孔辭財 長職後，滯留在美國半年余，於1945年辭去行政院副院長，七月離美返國，同月辭中央銀行總裁和四聯總處 副主席職務，10月辭中國農民銀行董事長職，至此僅保留了中國銀行董事長的職務和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的 頭銜。
孔祥熙亦官亦商，聚斂了巨額資財，在官僚資本家中居於首位。孔在從政前雖也有些資產，但成為國中 首富是到南京政府做官之後。他利用手中所掌握的權力，在使國家壟斷資本不斷膨脹的同時，也使自家的資 財隨之迅速增長。孔家的資本主要是商業資本，他家的山西裕華銀行只是商業資本的保姆，工業資本則多半 是他人依附或偶爾為之。抗戰時期孔家的商業，主要由他的精明能幹、長於斂財的妻子宋靄齡和長子孔令侃 、次女孔令偉經營的。
抗戰前，宋靄齡曾夥同宋子良、陳行、徐堪等在上海組織七星公司，專做證券、標金、棉紗、麵粉等的 投機，在交易市場上多次掀起風潮，引起對手的怨恨和輿論的抨擊，但由於有蔣介石和宋美齡的庇護，終於 無事。抗戰初期，宋靄齡僅在套取外匯的投機中，據說就“撈了 800萬英鎊”。1939年時，宋靄齡在美存款 ，居重慶政府“所有要人在美國銀行中的存款的第一位”，被美國記者賽利文稱為“中國人民的錢袋”。孔 的長子孔令侃在21歲時，便被蔣介石指派為中央信譯局常務理事，肩負實際責任，他利用進口軍火大獲巨額 回扣；抗戰期間利用西南運輸公司，掌握“國家專運”特權，趁機裝運私貨，走私販私，獲取暴利。孔令侃 “經商賺錢”的本領，曾經受到孔祥熙的誇獎。孔的次女令偉在重慶掌管祥記公司、廣茂興、晉豐泰等企業 ，利用當時工不如商、商不如囤以及豪門權勢，大搞囤積居奇等不正當經營，大發國難財。至於1944年的朋 分美金公債案，更使重慶山城輿論沸沸揚揚，導致孔祥熙被迫下台。
抗戰勝利後，孔祥熙雖然不居高官，但認為行政院長宋子文推行的外匯開放政策，實是買辦事業興旺發 展不可多得的良機，於是大肆擴充商業規模。孔令侃主持的揚子公司和長江公司，孔令偉主持的嘉陵公司， 都是不同於“祥記”而為現代大型的國際貿易公司，均以經銷美國貨為主。戰後孔家的財富繼續增長，孔家 企業違法經營的醜聞也時有發生，1946年長江公司的糧食案，1948年揚子公司的囤積案，曾轟動一時受到社 會輿論的指責。這些事實說明，孔家的“商譽”和以往的“官聲”一樣令人側目。
為了謀求東山再起，孔祥熙也曾進行過一些活動，1946年曾當選為“國大”代表，但由於政學、CC等派 系的抵制，孔復出無望。1947年秋，孔以接獲宋靄齡在美病重的電報為由，匆匆離滬去美國。1948年一月， 孔辭去中國銀行董事長職務。1949年大陸解放，蔣介石集團退處台灣，曾聘孔祥熙為“資政”。1962年孔赴 台灣暫住。1966年宿疾復發赴美治病，1967年8月16日因心臟病在紐約去世。西安事變
他創立的銘賢學校,現在更名為山西農業大學.於1907年成立,培養了大批人才.今年的8月 26日是山西農大的百年校慶.
蔣介石（1935年12月16日—1938年1月1日）
孔祥熙（1936年12月12日—1937年4月5日代理）
王寵惠（1937年4月6日—1938年1月3日代理）
王寵惠 廣東東莞人。1881年生於香港。1895年考取北洋大學（天津大學前身），攻讀法科法律學門， 1899年以最優成績畢業，獲得中國近代第一張畢業文憑（欽字第壹號，現存天大檔案管）。1901年赴日留學 ，致力於法律問題的研究。1904年赴美留學，先入加州大學，後入耶魯大學獲法學博士，鏇即赴英國繼續研 究國際公法，並獲得英國律師資格。辛亥革命成功後先是被推為副議長，後於1912年1月3日經孫中山提名， 王寵惠被任命為南京臨時政府外交總長，
中華民國行政院長孔祥熙（1938年1月4日—1939年12月10日）
蔣介石（1939年12月11日—1945年6月24日）
宋子文（1944年12月7日—1945年6月24日代理，1945年6月25日—1947年3月1日真 除）
蔣介石（1947年3月2日—1947年4月22日代理）
張群（1947年4月23日—1948年5月28日）
張群（1889.5.8——1991.12.14）
字岳軍，四川華陽（今四川省-成都市）人。保定軍官學校肄業，日本陸軍學校畢 業。
1908年在日本加入同盟會。
1911年返國參加光復上海之戰。滬軍都督府成立，任軍務處軍械科長。後任蔣介石 組織的第二十三師參謀。
1913年參加反袁戰鬥，失敗，走日本。
1915年回國，任浙江省督署參謀。
1917年任孫中山大元帥府參軍。
1924年參加國民革命軍第二軍，任河南省警務處處長兼開封市警察廳廳長。
1926年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總參議兼軍事委員會委員。自1928年起，歷任國民革 命軍總參議、國民黨軍政部常務次長兼兵工署長，同濟大學校長，上海特別市長等職。
1933年至1939年曆任鄂豫皖“剿匪”總司令部黨政委員會委員兼政務指導委員會常 務委員、湖北省政府主席、外交部部長、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秘書長兼外交專門委員會主任委員、軍事委員 會參謀長、行政院副院長、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長等職。
1940年至1945年任成都行轅主任兼四川省政府主席。
1945年以政府代表身份參加國共重慶談判與軍事調處。
1947年3月任行政院院長。
1948年5月轉任總統府資政。同年當選第一屆國大代表。
1949年2月任重慶綏靖公署主任，後任西南軍政長官。同年底從香港去台，任國民 黨革命實踐研究院主任。
1950年任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委員。
1951年兼任台灣當局“行政院設計委員會”委員。
1954年5月至1972年5月任台灣當局“總統府秘書長”，
1957年兼任台灣當局“國防會議”秘書長。離職後被聘為“總統府資政”。
1989年退休 。
是國民黨第三至六屆中央執行委員、第七至十三屆中央評議委員及主席團主席。
張群在1954年做過一次“談修養”的演講，闡述了“修養”對“養生”的指導作用 。1969年，他又把演講的內容加以擴充、修訂，出版成書，書名就叫《談修養》，這本書在台灣很有影響， 書名幾乎成了張群養生之道的代稱。
《談修養》這本書中，首篇是論健康之道。張群主張養生必須從“起居有時，飲食 有節”做起。他說他生平遇到很多朋友，本來身體很好，但在強壯有為的年紀里，自負體力過人，或縱情聲 色，或恣意口腹，以致未老先衰。因此，他認為養生保健之道應隨時注意節制，以保持細水長流。
張群，字岳軍，1889年5月9日（清光緒十五年四月初十）生於四川省華 陽縣。父張漢霞，字星亭，母姚氏。張群幼年曾在家鄉念私塾，學的是一些儒家典籍。後其父升官，全家遷 至成都，張群有機會接觸到一些新知識、新思想，閱讀了一些宣傳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刊物。
1906年，張群決意投筆從戎，他攜帶其父給的60塊銀元作為旅費，北上參加保定陸 軍學校的考試，並被錄取。在校一年多，鏇於1908年考取赴日留學生，進入日本軍部辦的一所陸軍士官學校 ——振武學校學習。此時，張群與同在該校學習的蔣介石相識。據張群後來回憶，“本來準備學步兵的，可 是與蔣先生一見如故，於是不學步兵而學炮兵，以期與蔣先生朝夕相處，共同切磨”。在東京，張群與蔣介 石一起加入了同盟會。在完成了振武學校預備課程後，張群與蔣介石到日本新潟高田的陸軍第十三師團第十 九聯隊見習。
1911年10月，武昌起義爆發。在日本各見習營的中國士官生紛紛離開日本回國。張 群與蔣介石偷渡回上海，立即參加了陳其美領導的上海起義。起義成功後，於11月4日組成了都督府，陳其 美被推舉為都督，黃郛為參謀長，張群任軍務處軍械科長。後張群在黃郛任師長的第二十三師任團參謀，團 長為蔣介石。1912年春，張群升任營長。這一時期，張群與蔣介石、黃郛關係甚密，並結拜為兄弟。
1912年10月，張群在上海與馬育英結婚。馬與張群同歲，江蘇崑山人，畢業於上海 聖瑪利亞女校。兩人生有二子二女，長女幼時夭折，存二子一女，長子名繼正，次子名繼忠，次女名亞蘭。
辛亥革命後，張群與蔣介石、汪精衛等人希望到國外去留學，繼續讀書深造。在北 京政府稽勛局局長馮自由的支持下，張群在婚後不久攜夫人北上天津，準備由陸路前往英國。但是，此時國 內的局勢發生了變化，國民黨在1912年12月至1913年初舉行的第一次國會選舉中大獲全勝，這對袁世凱構成 了極大的威脅。為了打壓國民黨，袁世凱派出殺手南下，準備刺殺國民黨要人。在天津的黃郛得知這一情況 ，擔心在上海的陳其美的安全，遂遣張群於3月初由天津前往上海報告。之後，張群轉往南京，準備搭乘津 浦鐵路返回天津時，聽到國民黨代理理事長宋教仁於3月20日在上海車站遇刺的訊息。
宋教仁遇刺身亡，使國內輿論大嘩。孫中山由日本返國，認為“非去袁不可”，力 主興師討袁。“二次革命”於7月發動。張群在陳其美催促下，放棄去英國的計畫返回上海，參加“二次革 命”，任上海討袁軍副團長（總司令是陳其美，團長是蔣介石）。不久，“二次革命”失敗，袁世凱大肆搜 捕國民黨人，張群攜夫人和其他國民黨人亡命日本。這時，恰巧日本政府宣布保留辛亥年在日本聯隊的士官 生的學籍，張群於1914年再度入日本士官學校讀書，翌年畢業。因為國內袁世凱正陰謀復辟帝制，回國不大 可能，加上日本提出對華二十一條的無理要求，迫使袁世凱接受，使中國人在日本生活有不安全感，所以張 群應友人之邀，到南洋荷屬東印度（今印尼）的爪哇，在首府巴達維亞（Batavia，印尼獨立後改名為雅加 達Jakarta）的中華學校教書，暫避風頭。
1915年12月，袁世凱推翻共和，復辟帝制，宣布中華民國為中華帝國，年號“洪憲 ”，改民國五年為“洪憲”元年。孫中山等資產階級革命派奮起反袁，發動護國運動。12月25日，蔡鍔、李 烈鈞等在雲南起義討袁。張群此時回響護國運動，從爪哇回國，投身反袁，曾任國民黨浙軍參謀官。
1917年，段祺瑞任國務總理，通過“西原借款”等善後大借款，大肆出賣主權，遭到國人 譴責。張群積極參與反對段祺瑞借款的活動。他代表上海的兩家報社《中華新報》和《民國日報》，參加上 海新聞記者訪日團到日本，進行反對借款的活動。張群憑藉曾在日本軍校讀過書、與日本軍方人士有過接觸 的條件，與當時的日本參謀部次官、中將田中義一進行了交談。張群問田中，日本為什麼要幫助段祺瑞？田 中回答說，北京政府是中國的中央政府，而段祺瑞是中央政府的總理，因為“中日親善”，段現在沒有錢， 沒有力量，而中國要參加歐戰，必須增強實力，所以要支持他，借款給他。張群對此不以為然，他說：你們 這不是看錯人嗎！中國和日本不一樣。中國軍閥的派系多，互相混戰，如果這一派的勢力增強了，使他有了 憑藉，正足以挑起他的野心，引起更多的內戰，使中國內戰不休，更貧更弱，這哪裡算是幫助中國呢？①張 群與田中的談話不歡而散。西原借款最終簽訂。張群回國後在《中華新報》上發表文章《中日親善的疑雲》 ，批評日本的對華政策。
1917年9月，孫中山在廣州就任陸海軍大元帥，組織護法軍政府。作為國民黨員的 張群到廣州在大元帥府任參軍。翌年4月，在政學會的策劃下，桂滇軍閥操縱國會非常會議，改大元帥首領 制為總裁會議制，孫中山堅決反對並憤而辭職，離開廣州前往上海。張群則繼續留在廣州，於8月間被任命 為軍政府政務廳的副官長。1920年，受命前去四川，調解四川督軍熊克武和省長楊庶堪的不和，後留下任四 川警務處長兼成都警察廳長。1921年，西南軍閥糾紛再起，張群調處失敗，遂離川赴上海閒居一年有餘。 1924年初，黃埔軍校成立，蔣介石寫信叫張群前去廣東，他藉故推託。這時期，張群的好友黃郛深得北洋政 府徐世昌的信任，於是張群前往北京和黃郛在北洋政府中共事。1924年10月北京政變後，由於黃郛的關係， 張群投身馮玉祥的國民軍，來到在河南的國民軍第二軍胡景翼那裡。不久，任河南警務處長兼警備司令以及 開封警察廳長。這段時間，張群和在廣東的蔣介石經常保持聯繫。1925年，應蔣介石之約，張群離開河南到 廣東參加北伐，從此開始與蔣共事，成為蔣的一位重要謀臣。1926年11月，國民革命軍進入江西，張群成為 南昌司令部的總參議。
1927年4月，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大肆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民眾。張群在上海 積極協助蔣。他和新任上海市長黃郛密切合作，通過政治交易為蔣介石獲取工商界的支持。8月13 日，蔣介 石宣布下野，不久到日本考察軍事和外交，張群作為翻譯官陪同前往。蔣在日本會見了田中義一等政界軍界 要人。田中在言談中表露出阻撓國民革命軍北伐之意。1928年1月，蔣介石通電宣告復職。2月，國民黨二屆 四中全會後，蔣集國民黨軍政大權於一身，繼續進行北伐。張群時任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外交事務委員會委 員，同時兼陸軍部政務次長、上海兵工廠廠長和同濟大學校長。
北伐軍進軍山東，觸及日本在山東的利益。為避免出現直接的衝突，張群負命前往 日本與日本政府進行交涉。5月4日，張群抵達東京時，才知道在前一天發生了濟南慘案，日軍肆意屠殺中國 軍民。5月5日，張群會見日本首相田中義一，希望通過外交途徑解決紛爭。稍後，日方決定派參謀本部第二 部長松井石根作為談判代表前往濟南。張群迅即回國，13日抵上海。蔣介石決定張群作為中方代表與松井交 涉，所採取的方針是“儘量容忍，使完成北伐統一為第一要務”。張群與松井在濟南南邊的党家莊會談，幾 番交涉，無有進展。日軍仍駐留濟南，國民黨軍妥協退讓，繞道北上。
1928年6月，北伐結束。此後，張群再次銜命赴日。他在與田中義一會見時表示， 蔣介石即將就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長，希望日本在東北問題上保持友好態度，對中國的統一事業不加阻難。12 月，東北易幟，國民政府實現表面上的統一。次年3月，張群當選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不久接替黃郛任上 海特別市市長，至1931年。任內，在上海市區設施建設上有所建樹。這期間，在國民黨軍閥大混戰中，張群 始終協助蔣介石對付各路反蔣勢力，以鞏固其地位。1930年5月爆發中原大戰，馮（玉祥）閻（錫山）聯手 反蔣，蔣地位危急。而張學良坐鎮東北，靜觀局勢的變化。蔣介石為拉攏張學良，派張群和吳鐵城前往東北 ，遊說張學良。張決意倒向蔣，9月18日，發出擁蔣通電，隨即派兵入關。蔣介石最終在中原大戰中取勝， 進而鞏固了他的統治地位。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蔣介石採取不抵抗政策，使日寇占領了東三省。全國人民 群情激奮，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要求國民黨政府進行抵抗，在全國掀起了空前規模的反日浪潮。張群 此時贊成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認為中國正處於貧弱和內戰的境地，無力單獨抗擊日本。張群的言行引起上 海抗日救國團體的不滿，指責張群是親日派，因此，他辭去了上海市市長一職。是年冬，張群到武漢，任鄂 豫皖“剿匪”總司令部黨政委員會常務委員兼政務指導委員會常務委員，主持武漢行營政治處，對中國共產 黨領導的鄂豫皖根據地進行多次“圍剿”。
日寇侵占東三省後，又把矛頭指向華北。1933年初，日軍先後攻占山海關和承德， 並向長城各口進犯，平津危急。國民黨政府一心“剿共”，對日寇的進攻採取妥協的政策。5月3日，國民黨 政府明令設立行政院政務整理委員會，任命親日派黃郛為委員長，北上負責對日交涉停戰。張群為協助黃郛 ，與之一同前往北平。22日，黃郛與日本駐北平武官永津達成《停戰案概要備忘錄》。5月31日，在蔣、汪 的同意下，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代理委員長何應欽指派熊斌與日軍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塘沽協定》。
從1933年中到1935年底，張群任湖北省政府主席。這期間 為穩定華中，他在湖北 推行了以下幾項工作：賑災、調整稅率、促進地方工業、平衡財政收支、提高行政效率、選拔縣長、召集省 參議會等。
1935年11月12至23日，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南京舉行。此時國難日重，國 民黨內外要求“立息內爭”的呼聲高漲。蔣介石在會上發表對外關係演講，聲稱“和平未到完全絕望時期， 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也不輕言犧牲”；“以抱定最後犧牲之決心，而為和平最大之努力，期 達奠定國家復興民族之目的”。這表明國民黨的對日外交開始發生某些變化。大會以後，國民政府行政院於 12月16日改組，蔣介石接替汪精衛任行政院長，張群出任外交部長。從此至1937年12月25日，張群任外交部 長職一年兩個月又十天。
張群此時擔任外交部長，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是，利用他與日本的淵源，“希望透過 各種公私的關係，來緩和中日間的緊張局勢，使政府能有力量先把國內的問題料理清楚，這也是先安內後攘 外的政策”。就任的第三天，張群就外交方針發表談話，指出：“中日兩國處於今日之情勢，若不謀國交之 徹底調整，不獨為兩國本身之不利，即東亞和平，亦將受其影響。故本人受任以來，即具有充分決心，主張 由外交途徑，調整中日關係。”“所謂調整，以地言不限一隅，以事言不限一事，以時言非為目前之苟安， 而為雙方萬世子孫謀永久之共同生存。”張群表示：“深望雙方負責當局，就大處遠處著想，各用最大之努 力，樹立善意的諒解，祛除敵意的禍根，尤須相互明了其立場與困難，迅速經由正當途徑，開誠協定。”本 著這一方針，張群一改前任汪精衛“不與日本直接交涉”的外交政策，主動與日方談判，以求中日關係的全 面調整。在任期間，張群先後與日本三任駐華大使有吉明、有田八郎、川越茂進行談判，採取強硬態度，竭 力與日方周鏇。
中日外交談判首先涉及的一是華北問題，二是如何看待“廣田三原則”問題。1935 年12月20日，張群與有吉進行第一次會談。張群表示，“願以最大努力，經由外交途徑採用正常辦法，商談 中日間整個關係之調整”。同時提醒對方特別注意，“在進行商討解決中日雙方問題時，日方在華北一切行 動務須停止”。有吉提出要國民政府授權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就地解決中日問題之全權”，張群 當即拒絕。關於“廣田三原則”，有吉表示，蔣介石已於上月20日表示無條件的贊同，問張群意見如何。張 群答道：“蔣委員長之言贊成，系贊成三原則之商討；無對案者，系因三原則無具體意見，無從提出對案， 絕非無條件的贊成三原則，乃希望貴方提出更具體之意見，以便商討之意。”此後，張群又特命外交部發言 人發表聲明，否認所謂蔣介石無條件贊成三原則的說法。
1936年2月7日，日本召回有吉明，改派有田八郎為駐華大使。從3月16至19日，張 群與有田在南京舉行4次會談。16日第一次會談歷時三小時。張群主張從東北問題談起，有田謂尚非其時。 張群又稱至少須先消滅妨礙冀察內蒙行政完整的狀態。這次會談沒有結果。17日的第二次會談，有田提出“ 廣田三原則”，張群表示不贊同以廣田三原則作為調整中日關係的基礎，並聲明整個的立場和見解。18日的 會談，有田說明了日本的立場和見解。19日舉行最後一次會談，後發表共同聲明，謂雙方見解未能全部一致 。張群與有田4次會談雖無結果，但氣氛改善了許多。中日間的緊張情勢，也較前有所緩和。據張群的外交 報告稱：“經此四次談話之後，形式上雖無結果可言，而有田對於我方實際情形，確有進一步的了解。所以 當他回國就任外相之後在議會演說外交方針，已一改從前的口吻，對廣田三原則，亦有不拘泥形式之說，對 華北地方問題所持態度，也和以前不同。”有田在華任期不足一個月，3月24日廣田內閣組成，有田任外相 。隨後，日本任命其駐天津總領事川越茂為駐華大使，6月下旬川越來華。
在有田離華、川越尚未到任期間，日本加強在華北的駐軍，日軍在天津人數由2000 多人驟增至8000多人。北平已處於日軍威脅之下。國民政府外交部幾經交涉，均無結果。之後發生成都事件 和北海事件。在此背景下，張群與川越於9月15日舉行第一次會談，至12月3日共會談8次。第一次會談開始 ，張群主張先談蓉案（成都事件），不與調整問題混為一談。但川越認為蓉案不難解決，若僅解決蓉案，仍 不能緩和日方空氣，須先解決若干政治問題，始可商談蓉案。日方遂提出如下要求：允許日本在長江駐兵； 修改教科書，刪除排日思想；華北五省自治；中日經濟交流。張群予以拒絕。然而，日本並不罷休，9月23 日在第三次會談中，川越又強硬地提出極苛刻的7項要求：（1）取締排日問題；（2）華北問題；（3）共同 防共問題；（4）減低入口稅問題；（5）上海至福岡間通航問題；（6）聘用日籍顧問問題；（7）取締朝鮮 人問題。張群在與蔣介石商議後，斷然拒絕日本的無理要求，並逐項予以批駁。此後，張群與川越竭力周鏇 ，談判幾瀕破裂。11月綏遠戰事發生，談判停止。
張群與日方談判堅持強硬態度，改變了以往妥協、退讓的對日政策，這在國民黨政 府對外交往中是罕見的。張群為抵制日本侵略所作的外交努力應予肯定。
西安事變發生後，張群被攻擊為親日派。1937年2月25日，張群向蔣介石提出辭呈 。3月3日，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決定王寵惠繼任外交部長，張群改任中政會秘書長兼外交專門委員會主任 委員。
抗戰開始後，張群於8月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秘書長。12月，日軍進攻南京，德 國駐華大使陶德曼進行調停，張群以中國代表的身份參加談判。國民政府遷往重慶後，行政院於1938年1月 進行改組，張群任行政院副院長。同月，四川省主席劉湘去世，國民政府準備以張群為四川省主席，因四川 軍閥反對未果。1939年1月，國防最高委員會成立，張群任秘書長。1940年11月，接任四川省主席兼成都行 轅主任，直至抗戰勝利，為民國時期任四川省主席時間最長者。
1945年8月，國共兩黨在重慶舉行談判。張群與王世傑、張治中、邵力子作為國民 黨代表和周恩來、王若飛進行了談判。經過40天會談，10月10日，簽署了《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即 “雙十協定”），張群在協定上籤了字。12月底，國民黨接受中共就無條件停止內戰舉行商談的提議，派張 群、邵力子、王世傑與中共代表周恩來、董必武、王若飛、葉劍英進行商談，翌年1月5日雙方達成《關於停 止國內軍事衝突辦法的協定》。10日，張群又與周恩來簽署了《關於停止國內衝突的命令和聲明》，並向各 自所屬部隊發布停戰令。
根據停戰協定，1月7日正式組成三人小組，張群作為國民黨方面代表參加小組（中 共方面代表周恩來，美方代表馬歇爾）。10日，張群與周恩來又簽署了《建立軍事調處執行部的協定》，成 立了在三人小組領導下的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同日，政治協商會議在重慶開幕，張群為國民黨8名代表之 一。由於國民黨反動派的破壞，停戰協定和政協決議均遭踐踏。6月26日，國民黨軍隊進攻中原解放區，全 國內戰開始。
此時，張群為醫治耳後腫瘤赴美國診治。在美期間與美國政府官員進行了接觸。回 國途中在日本停留三日。
1947年4月，國民黨在召集“制憲國大”後改組政府，18日公布了國民政府委員和 五院院長名單，張群任行政院長。在任期間，張群政治上積極貫徹蔣介石“戡亂建國”方針，網羅一些小黨 派推行所謂民主政治。經濟上實行控制物價、穩定幣制、整理稅則和鼓勵生產等措施。進入1948年，人民解 放軍在全國各個戰場上展開更大規模的戰略進攻，國民黨統治岌岌可危。為挽救危機，欺騙世人，國民黨於 3月29日至5月1日召開“行憲國大”，中心議題是選舉正副總統。會間，蔣介石表示無意競選總統，實則嫌 總統權力受到限制。張群明了蔣的用意，遂串聯各方人士提出一項“賦予總統以緊急處置權”的建議，並得 到國民黨中常會的通過。由此，蔣介石接受提名並當選總統。5月，張群辭去行政院長職務，改任總統府資 政。
1948年8月21日至9月13日，張群攜夫人赴日訪問。其間在東京與麥克阿瑟進行了4 次會晤，內容涉及戰後日本政治走向、東亞局勢和中國內戰的形勢等。張群還走訪日本各主要城市，與日本 各界首要人物見面，大致了解了戰後日本的基本情況。回國後，他在廣播電台發表題為《日本觀感》的講話 ，介紹了戰後日本的情況。他表示：“日本大多數人民業已在戰爭經驗中覺悟到好戰精神的無效，日本人民 業已在占領時期嘗到了自由的滋味，中央權力業已分散削弱，全能政治無從再度抬頭。”“我們應該拋棄消 極的無益的猜疑恐懼和批評指摘。我們應該對日本採取積極的態度，建立積極的對日政策。”
從日本回國後，張群任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秘書長。1949年初，國民黨統治已日薄 西山。在國共和談之前，張群曾被提名為和談代表，但因中國共產黨公布的戰犯名單中包括張群在內，故未 能成為和談代表。1949年春，張群飛赴重慶，任重慶綏靖公署主任，後任西南軍政長官公署長官，策劃在西 南建立反共基地，以挽危局。11月30日，重慶解放，蔣介石逃往成都。12月8日張群攜蔣命飛赴昆明，勸說 雲南省主席盧漢反共到底。當晚，盧漢將張群等人扣下，並於次日發表通電起義。10日，蔣介石離開成都飛 往台灣。此時國民黨飛機在昆明上空盤鏇，要求盧漢釋放張群等人。11日，張群獲釋並乘環球航空公司的飛 機飛赴香港，中途遇雨轉飛越南海防，而後抵達香港。21日乘船到台灣。
張群到台灣後，蔣介石委以“總統府”資政。1950年初任國民黨中央非常委員會委 員，同年又任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會主席團主席，翌年兼任“行政院”設計委員會委員。張群還被推為國民 黨中央直屬黨部第一小組組長。
由於張群與日本的密切關係，他繼續充當蔣介石的對日政策顧問，並多次訪問日本 。1952年8月，張群在台灣主持成立所謂“中日文化經濟協會”。之後赴日訪問，洽商台灣與日本的合作問 題。1954年5月，蔣介石任命張群為“總統府”秘書長，協助蔣處理台灣內外事務。9月，張群訪日，與日本 商談開發基金計畫，並與日本首相岸信介發表聯合聲明。1963年5月和1964年8月，張群又兩次訪日，鼓吹“ 中日全面合作，共同積極反共”。他與日本的極右勢力聯繫緊密，極力拉攏日本政界人士，如岸信介、吉田 茂等人，以改善和加強日台關係，阻撓日本與新中國實現關係正常化。1964年8月，他還訪問了韓國與當時 的總統朴正熙舉行了會談。漢城大學授予他名譽法學博士學位。1965年12月，張群作為“特使”赴梵蒂岡， 出席天主教教廷大公會議閉幕典禮。之後，又訪問歐、亞14國，27個城市，為台灣在國際上爭取生存空間而 積極活動。
1972年5月，張群向蔣介石提出依例自退，蔣仍命其為“總統府”資政。1974年7月 6日，張群妻馬育英因心臟病不治在台北去世，終年86歲。1975年4月5日，蔣介石病逝，張群表示“痛苦的 心情，是不能以語言文字所能形容的”。1979年5月9日，國民黨中央在台北授予張群中山獎章，蔣經國宣讀 功績詞並親自為張群佩戴中山獎章。
張群晚年精神矍鑠，擅長養生之道，其所著《談修養》一書，在台灣印行了9版。 該書有養身、養心、養量、養氣等章。
張群一生與日本有很深的瓜葛。晚年他著有《我與日本七十年》一書，全面詳盡地 敘述了他在各個歷史時期與日本交往的經歷，具有一定的史料價值。
1990年12月14日上午，張群在台北病逝，終年101歲。張群去世後，中華人民共和 國主席楊尚昆於15日發去唁電，表示哀悼。
張群
現任經濟管理學院院長，管理科學研究所所長，博士生導師。 1993年7月畢業於德 國Aachen大學經濟系，獲博士學位。
目前社會兼職及學術兼職有：中國電子學會工業工程分會副主 任；北京金屬學會技術經濟分會主任；中國優先法統籌法與經濟數學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國現代化研究會理 事；教育部管理科學與工程類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教育部科技委員會管理學部委員。
1975年12月畢業於北京鋼鐵學院 金屬材料專業,
1993年7月畢業於德國 Aachen大學經濟系，獲得博士學位,
1998年其著作《當代環境——生產經濟學》獲 北京市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
1998年其著作《技術經濟學》（副主編）獲冶金部科技進步三等 獎。
行憲後
翁文灝 （1948年5月29日—1948年12月22日）
翁文灝( 1889年 – 1971年1月27日），字詠霓，浙江鄞縣（今屬寧波）人。民國時期著名學者，是 中國最早期的地質學家。對中國地質學教育、礦產開探、地震研究等多方面有傑出貢獻。翁文灝曾以名學者 之身份在國民政府內任事，在抗戰期間主管礦務資源與及生產。1948年更曾任擔行政院長。不過在任期間推 出金圓券，引起金融混亂和惡性通脹，聲名大壞而下台。1951年從歐洲回到中國，被任為全國政協委員等職 。1971年病逝北京。
中華民國行政院長翁文灝出身紳商家庭，1902年13歲時通過鄉試中秀才。後來到上海讀書，在法國天主教會所辦學校學習 外文，後到歐洲留學，1912年在比利時魯凡大學(Louvain)獲地質學博士。同年回到中國，在北洋政府農商 部任事，並在地質研究所任講師、主任教授，中國首代地質工作者多出自其門下。翁文灝同時亦於北京大學 、清華大學任教授，曾為清華地質學系主任、兼任代理校長。
翁文灝對中國地質學各方面研究皆有貢獻。他曾任北洋政府礦產股長，國民政府農礦部地質調查所長， 研究中國各種礦產分布。翁文灝首創多箇中國第一：第一位地質學博士、第一個撰寫中國礦產志、編成第一 張全國地質圖、主導發現及開採中國第一個油田：玉門油田。1920年甘肅發生8.5級地震，翁文灝亦是第一 名考察研究的中國學者，事後出版中國地震區分佈圖，是中國首張地震區劃圖。中國第一個現代地震台是在 翁的主事下，於1930年在北平西山建立。此外翁文灝對構造地質學、歷史地質學都有研究貢獻。北京周口店 出土北京猿人，亦是由翁所主導的新生物研究所所發現。翁文灝是中國地質學會的創會會員之一，亦是中國 地理學會第一至十屆會長。翁無論在中國內外學術界皆享有聲譽，英國倫敦地質學會授與其榮譽會員，美國 、德國、加拿大各地大學及研究機構亦曾分別授與他榮譽學位或職位。
翁文灝早年表現不欲從政，曾被委為國民政府教育部長但亦未受；所任政府公職皆與學術有關。1932年 出任軍事委員會國防計畫委員會秘書長，但委員會內皆是學術界名人。1934年，翁於考察石油途中遇上嚴重 車以致禍昏迷。得蔣介石關護，指令全力搶救，後來渡過危險。事後翁可能是難卻“救命之恩”，正式踏上 仕途。1935年蔣自任行政院長，翁任行政院秘書長。1937年翁出任經濟部長，在抗戰期間主管中國的戰時工 業生產及經濟建設。1945年在當選國民黨中央委員，並任行政院副院長，至1947年辭任。
1948年6月，翁文灝應蔣介石之邀，任政府行憲後第一任行政院長。任內主持貨幣改革，在8月推出金圓 券取代法幣，並以行政方法意圖控制物價，結果造成金融失調。翁內閣於11月總辭。次年初蔣介石下野，翁 於2月任李宗仁之總統府秘書長。至5月，李宗仁主事與共產黨和談失敗，翁辭去秘書長之職，並出國至法國 。
1951年，翁經香港回到中國，是首名回北京的前國民黨高級官員。翁在1948年曾被共產黨列為戰犯，回 國初期曾因不積極批蔣而受壓。1954年後方獲任政協委員，之後主要從事翻譯及學術研究。文革中得特別保 護而只受少許衝擊。1971年病逝於北京。
翁文灝有兩子。次子為國民黨空軍，於抗日戰爭中殉國。大兒子是翁心源是著名石油工程師，1970年在 文革中被迫害至死。
孫科 （1948年12月23日—1949年3月23日）
何應欽 （1949年3月24日—1949年6月12日）
【簡介】
何應欽(1890年4月2日-1987年10月21日),字敬之。祖籍江西，生於貴州興義。畢業於 日本士官學校。1909年加入同盟會。1911年參加辛亥革命。在黔軍歷任營長、團長、旅長、軍參謀長等職。 1922年夏任雲南講武堂教務長。1924年春任廣州孫中山元帥府參謀。不久，任黃埔軍校少將總教官，後兼教 導一團團長，成為蔣介石的親信。1925年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師長，參加平定商團叛亂、劉楊叛亂和 兩次東征陳炯明。1926年任第一軍軍長兼黃埔軍校教育長。同年7月率第一軍參加北伐。1929年任國民黨海 陸空司令部參謀長。在國民黨“三大”上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1930年任國民政府軍政部長。後任“剿共” 軍前線指揮。參與對中央蘇區的一、二、四次軍事“圍剿”。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主張對日本帝國主義 妥協投降，任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特別事務委員會委員。1933年任北平軍分會代理委員長，與日本簽訂出賣 國家主權的《溏沽協定》、《何梅協定》。1936年西安事變爆發後，暫代總司令職，主張“武力付伐”張楊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任第四戰區司令長官。1938年任軍事委員會參謀長，負責戰時的軍制、計畫和指 揮。1941年和蔣介石一起策劃了皖南事變。1944年任中國陸軍總司令，指揮了長衡會戰和湘西反攻戰。1945 年代表中國政府接受日本投降。1946年任重慶行營主任，後赴美任聯合國軍事參謀委員會中國政府代表。 1948年回國，支持蔣介石發動反革命內戰，任國防部長。1949年初，蔣介石“下野”時，一度任國民黨政府 行政院長，鏇即辭職。後去台灣。1950年任蔣介石戰略顧問委員會主席，兼任國民黨中央諮詢委員會委員等 職。
中華民國行政院長在中華民族的宏偉版圖上，興義地處黔西南的一隅，不但邊遠，而且偏僻。然而，在這塊昔日貧瘠 的土地上，卻意外地湧現出一批叱吒風雲的人物，在中國的近代史上，堪稱一代梟雄。何應欽，就是其中最 有代表性的一個。
何應欽早年留學日本，辛亥革命暴發後，回國參加滬軍。二次革命失敗後，再到日本就讀，1916年 秋回國，到貴州任講武學校校長、黔軍參謀長等職。1924年赴廣州，任孫中山大本營參議、黃埔軍校總教官 兼教導第一團團長、旅長、師長、軍長等職。北伐後任國民政府委員、浙江省政府主席、陸海空軍司令部參 謀長、軍政部長。1934年授一級上將軍銜。抗日戰爭時期，任第4戰區司令長官，中國遠征軍總司令。1948 年5月任國防部長，次年3月任行政院長，5 月辭職，8月去台灣，歷任“總統府戰略顧問委員會主任委員” 、“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主任委員”等職，1987年10月在台北病逝。
【生平】
山里“鄉巴佬” 東洋留學生
何應欽生於1890年4月2日（農曆庚寅年閏二月十三日，清光緒十六年）。其祖輩於清朝中期由江西 臨川隨軍出鎮貴州，後移居興義，由行伍轉為經商兼事農耕，先後落點於黃草壩、捧乍，最後定居泥凼的風 波灣。
生於農村大山深處的何應欽，自幼身體強健，7歲發蒙就讀於泥凼私塾，勤奮好學。1905年16歲時， 一天下午放學回家，見家中無人，於是在樓上玩其父的毛瑟槍，不慎走火，打穿屋頂。他怕父親責罵，急忙 跑到附近親戚家躲避。次日一早，一個人單獨跑到縣城，適逢縣裡高等國小堂招生，他竟一下子考起了。入 學之初，城中士紳子弟見其身穿土布青衣，赤腳草鞋，舉止隨便，一個地地道道的農村娃娃，於是稱其為“ 鄉巴佬”。何性格倔強，根本不把這蔑稱放在眼裡，只一個勁刻苦學習，暗中與這些城裡士紳子弟比個高低 。同時，鍛鍊身體風雨無阻，因之教師們對其印象很好。
1907年冬，正值貴陽陸軍國小在全省徵選學生，何與同班同學魯屯人李毓華、則戎新場人李儒清等 同到貴陽，考起該校。1908年，他又與二李一起被選送到武昌陸軍第三中學；次年秋，清政府陸軍部招考留 日學生，何又以第一名的好成績應選，入日本振武學校。昔日的“鄉巴佬”，成了東洋的留學生。
黔軍作將領 被逐走昆明
何應欽在日本振武學校讀書時，蔣介石以“蔣志清”之名就讀於該校，只比何高一級。何在學習期 間。一面接受軍事教育，一面留心日本文化，並開始接觸到反清革命思想。當時留日學生中，加入孫中山創 辦的“同盟會”者達數百人，何也加入了這一革命組織。
1911年武昌起義勝利的訊息傳到日本後，何與其他同盟會員回國，與蔣介石同在駐節上海的陳英士 （陳其美）的滬軍都督府任職，先後任科員、連長、營長。討袁失敗後，何再次東渡日本，繼續學習。結業 後轉入日本士官學校27期步科。
1916年秋，何應欽在士官學校畢業後，正逢貴州督軍劉顯世創辦講武學堂，劉電囑其子劉燧昌（日 本早稻田大學畢業）聘任何等數人回貴陽，為劉訓練新軍。何經劉顯世和任黔軍總司令的王文華（電輪）的 保薦，任黔軍第一師第四團團長兼學生營營長。何回黔後不久，即取得王文華信任，引入心腹。其原因是王 之妹王文湘尚未與人訂婚。王氏家人原屬意於李毓華，但何與劉顯世親侄、王文華之妻弟劉愨昌關係很好， 又是少年時同學，因之劉愨昌於王文華之母（劉愨昌之姑母）前，經常說何好話，使之一家對何有好感；再 加上何在王文華麾下辦事勤謹，無煙、酒、賭博及女色之愛好，家庭也是有根基人家，遂決意與何議婚。何 應欽因此遂與劉顯世之甥女、王文華之胞妹王文湘於1917年4月在貴陽結婚。在當時興義系軍閥內部，以王 文華為首的“新派”與劉顯世為首的“舊派”內訌中，何成了“新派”的骨幹。當時貴州政局中，由於王掌 握了軍隊，實力雄厚，何在短短的近兩年時間裡先後當上了貴州講武學校校長、省會警察廳廳長、全省警務 處處長、第五混成旅旅長等要職。何善抓機遇，在“五四”前後的新文化運動中，他組織了“少年貴州會” 宣傳民主與科學；“五四”運動爆發後，他又發起召開貴州國民大會，支持學生愛國運動，抵制日貨，反對 巴黎和會及北洋賣國政府。
1920年11月，何參與和直接指揮了“民九事變”，與王文華一起迫使劉顯世交出了貴州大權。1921 年3月，王文華在上海被仇家刺殺身亡，黔軍5個旅長各自為政，何旅兵弱，遂被二旅旅長、安順人谷正倫、 警衛團團長、興義人孫劍鋒逐出貴州，於1921年底奔赴昆明，滇軍總司令顧品珍聘何為高等軍事顧問。因劉 顯世被逐出貴陽，對何異常寒心，在昆明囑其子侄收買刺客用槍將何應欽胸部和腿部打傷，何隨身副官救護 入法國人辦的醫院搶救脫險，休養半年後離雲南赴上海，在其內兄王伯群（王文華之兄）家中繼續養傷、賦 閒。
黃埔當教官 得志上青雲
1924年1月，在中國共產黨幫助下，國民黨經過改組，出現了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局面。孫中山命廖仲 愷、蔣介石等籌辦黃埔軍校，四處延攬人才。孫中山由廣州派人到上海，經王伯群等人介紹，徵求何應欽意 見，何表示願赴廣州。來人電告孫中山，孫復電錶示歡迎。何遂束裝赴粵，在孫的元帥府任參議。何因與蔣 介石既有“同學”、“同事”的關係，又在貴州辦講武學校頗有名氣，於是被蔣看中，因之參與軍校籌建工 作。到6月12日，黃埔軍校成立，何被孫中山授以少將軍銜，任命為黃埔軍校總教官。何工作勤勉，待人隨 和，有標準軍人風範，對蔣恭順，因此頗受蔣賞識。
何在任教官時，參與討平廣州商團叛亂。9月初，軍校學生編為兩個教導團，10月12日蔣委託何兼本 校第一教導團團長；次日，廖仲愷、蔣介石又任命何為軍校教務處代理處長。廣東軍閥陳炯明叛亂，蔣介石 率兩個教導團討伐。何帶的第一團連戰皆捷。陳部所屬林虎，勾結滇桂軍閥襲擊何團。何當時癲癇病發作剛 過，即親率團部勤雜人員向敵衝鋒。蔣與蘇聯顧問加倫將軍在高處觀戰，見何奮不顧身，對何備加讚賞。
此役勝利後，加倫即將列寧贈給他的佩劍轉贈何作紀念。後兩個團合編為第一旅，何升任旅長。7月 ，國民政府在廣州成立，何任軍事委員會委員。軍委會將所屬軍隊編成國民革命軍，黃埔學生軍編入第一軍 ，蔣介石任軍長，何應欽任師長（周恩來為該師黨代表），9月，陳炯明再次兵變時，國民政府派兵第二次 東征。蔣為總指揮，後分三路，何應欽、李濟深、程潛分任各路指揮。何部多有建樹，深受國民政府讚賞。 何於11月5日出任潮汕善後督辦；12月10日，升任第一軍軍長兼潮梅綏靖委員、軍校潮梅分校校長。在反共 的“中山艦事件”後，又出任黃埔軍校教育長。
1926年7月國共聯合北伐，何任第一軍軍長，何的一部分實力保廣東根據地，大部分兵力向閩浙攻擊 。9月，北伐軍全力在湖南初戰告捷，東向長江下游5省。10月，福建都督周蔭人傾巢西移，企圖竄犯潮梅， 何乘機率部襲擊周總部駐地永定，取得全勝後揮師繞道，兵分5路，在鬆口攻周軍主力，俘敵師長以下4000 餘人，蔣去電嘉勉，電匯銀元2萬犒勞將士，升何為國民革命軍東路總指揮。12月占福州，進閩北，控制福 建全省，何任該省臨時政治會議主席，又乘勝進軍浙江，攻克杭州，後在南京外圍迂迴作戰，等到二、六軍 去強攻南京後開入城內，搶占有利地勢。
蔣介石為消滅共產黨，4月2日在東路軍指揮部召開反共會議，研究反共方案。何在會上極力支持， 主張消滅共產黨。4月9日，何在南京直接調兵解除了林祖涵（林伯渠）所率的第六軍3個主力團武裝，包圍 江蘇省黨部和省總工會，逮捕了部分革命者。次日何又令軍警強行解散南京共產黨支部，逮捕全體共產黨乾 部。4月12日，何的東路軍26軍在上海對工人糾察隊進行突襲，這就是震動全國的“四一二”慘案。這年5月 ，繼續北伐，由蔣和李宗仁、何應欽分任各路部隊指揮官。何於5月19日北渡長江，遭到張宗昌、孫傳芳直 魯聯軍反攻，何、李遵蔣之命，退到長江沿線。
反蔣遭忌恨 起用更賣力
此時竊據武漢國民政府主席的汪精衛於7月15日通電反共反蔣。以李宗仁、白崇禧為首的桂系與蔣有 矛盾，公開逼蔣下野。何應欽此時判斷失誤，以為蔣樹敵太多，已四面楚歌，必敗無疑。於是暗中支持桂系 逼宮。這樣，蔣只好下野。當白崇禧在會上要蔣離職時，蔣回顧何，而何一聲不吭，蔣傷心異常，拂袖而走 。蔣事後說：“當時只要他何應欽一句話，我是可以不走的”。這是蔣、何的第一次矛盾。
蔣下野後，由何、李、白組成軍事常務委員會，對國民革命軍實行集體領導。何、李擊退孫傳芳、 唐生智等對南京的進攻。1927年11月10日，蔣由日本回上海。12月10日，國民黨第二屆四中全會預會通過決 議，敦請蔣復職。蔣復職後，於1928年2月，不與何應欽打招呼，乘何去南京，蔣直接去何的第一路軍徐州 總指揮部，撤消了何的本兼各職，將軍隊編為4個集團軍，蔣自任總司令。
何應欽對蔣介石是有功的。蔣離不開何，何更離不開蔣。當何在白崇禧迫蔣下野時態度曖昧，蔣復 職後一怒之下撤了何的一切職務，後又經別人圓場，蔣才又委何為北伐軍總司令部參謀長。何肚裡有氣，托 病於杭州附近莫乾山。蔣親自跑去對何說：“我離了你，沒有問題，照樣幹下去；你若離開我，就無辦法。 ”何權衡利弊，只好隨蔣到南京就職。
這年6月，北京政府被推翻。為了收編北洋軍隊，蔣於10 月任命何為訓練總監，下月又被調為裁軍 委員會主持工作。在國民黨三次全國代表會議上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會委員，鏇被 任命為陸海空軍總司令部參謀長，後又出任開封、鄭州、武漢行營主任。何被蔣踢了一腳，此時又受到蔣的 寵信，因此對蔣更加感激涕零，決心“將功補過”。他主持軍隊工作時，利用編遣、整軍之法，忠心地為蔣 兼併異己，擴充嫡系，南征北伐，馬不停蹄。1929年，其父何明倫去世，此時正逢蔣馮閻中原大戰，何一直 在前線督軍，無暇回興義奔喪，蔣深為感動，親往設在南京的何父靈堂祭弔，並親筆寫了讚辭，使何深受感 動。1930年3月10日，何當上了蔣的軍政部長。6月，李宗仁攻長江，何坐鎮武漢指揮，將李擊退；朱德、彭 德懷乘蔣桂戰爭之機率部攻長沙，也遭到何部鎮壓。
何在軍政部長任上一乾十多年，對國民黨的軍制兵制、軍需後勤、國防設施等建設有所籌劃，並實 行了徵兵制度，軍需獨立等一些措施，為國民黨軍隊的建設立下了汗馬功勞。因其在官場中較少舞弊，不敢 培植私人勢力，蔣因此對何很有好感，在國民黨中博得“恭謹廉潔”的名聲。
“圍剿”遭敗跡 “攘外”又“安內”
1931年2月，何應欽任南昌行營主任，指揮部隊對湘贛地區共產黨人和人民武裝進行第二次圍剿。但 紅軍在15天裡連打5個勝仗，打垮了他的15個師。當時蔣剛當上“國民政府”主席，心緒頗佳，不僅未責備 何，反而任其為前線總指揮，兼國民黨空軍司令，蔣親自出馬任第三次圍剿紅軍總指揮，但最後仍慘遭失敗 。
這年秋，日本在東北製造“9.18”事變，侵占東三省，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國民黨堅持其對 外屈辱、對內慘殺政策，於1932年春任命何為湘贛粵閩邊區“剿共”總司令。但因日軍進逼華北，蔣認為何 與日本關係素來較好，能調和日本人口味，於是命何去職北上，出任中央政治會議特別事務委員會委員。 1933年1月，日軍占領熱河，突破長城防線。何等表面上協助張學良阻止日軍進攻，實質上是欲取而代之。3 月12日，張學良辭職，何應欽繼任北平軍分會代理委員長，秉承南京政府“一面抗日一面交涉”的“國策” ，和蔣“有言抗日者殺無赦”的密令，所以，雖然集中了幾十萬軍隊，卻被一二萬日軍擊敗，退到北平附近 。5月31日，與日本關東軍副參謀長岡村寧次簽訂了屈辱的《塘沽停戰協定》。
日軍占領大片領土後，國民黨中馮玉祥、吉鴻昌，方振武等在共產黨的倡導和支持下，回響民眾呼 吁在察哈爾成立了抗日同盟軍，收復了部分失地，但何卻調動約15萬兵力，配合日軍對馮等施加壓力，從內 部進行分化瓦解，限令解散抗日同盟軍。8月5日，馮玉祥宣布下野，馮軍解散，對於仍堅持抗戰的吉、方部 隊，何又令部隊在日本飛機支援下進攻。吉、方寡不敵眾，二人以失去自由為條件，換取全體官兵的安全和 對傷病號的醫治而息事。次年冬，何組織軍事法庭，對民族英雄吉鴻昌進行審判後殺害。
1933年11月，岡村寧次向何等提出備忘錄，要求“改善”華北局勢。經多次談判，恢復了華北與偽 滿洲國郵電通訊和鐵路交通；1935年，日本為達到侵占華北目的，先後製造了“河北事件”和“華北5省自 治”陰謀計畫。6月10日，何同意日軍華北駐軍司令梅津美治郎的無理要求，將于學忠部隊調離華北，撤銷 北平軍分會黨務政訓機構，解散抗日團體，禁止全國反日活動；7月6日，何又與梅簽訂了一個實現上述內容 的檔案，即臭名昭著的《何梅協定》。
此後，何在北平已無事可作，遂回南京行使軍政部長之權。1936年6月，“兩廣事件”發生，粵桂軍 閥以抗日為由逼蔣下台，由於何應欽等施加壓力，事件平息。9月，何以軍政部長身份兼廣州行營主任。
12月12日，“西安事變”發生。當時，何等主張打，孔祥熙、宋美齡等主張和，馮玉祥、李烈鈞等 國民黨元老出於國家民族安危，支持主和派政治解決，一連幾個晝夜爭吵不休。宋美齡害怕蔣介石被張學良 、楊虎城殺掉，一再央求何答應張、楊部分要求和平解決。可是何態度堅決，失聲罵道：“你一個婦道人家 懂得什麼？只知道救丈夫！國家的事，你不要管！”在何等的挾持下，國民黨通過了“討伐”張、楊的決定 ，授何負責軍事，代行蔣介石的總司令職務，何一方面與日本駐華使館及桂系、四川聯繫，促汪精衛回國主 持大計，對人事作出內定，一方面出任討伐總司令，調動兩個集團軍向西安推進，令空軍轟炸張、楊部隊。
“西安事變”在中國共產黨的努力下，得以和平解決，形成第二次國共合作。蔣、何雖有矛盾，但 由於相互之間的依存關係，在蔣回南京後，何仍留任軍政部長一職。
1937年“7.7”事變發生時，何在四川主持整軍會議，即被蔣召回南京，商討抗日大計，並出任第四 戰區司令長官。在討論南京戰役計畫時，何等多數將領主張用20個團左右兵力，以殲日軍有生力量。但蔣未 採納，結果大敗，造成了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慘案。1938年1月，何任軍事委員會參謀長，負責戰時軍制 計畫和參與各個戰役的指揮，對抗日戰爭作了一些努力。
就任總司令 衣錦還故鄉
1940年10月到1941年年初，何應欽、白崇禧秉承蔣介石旨意，製造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取 銷新四軍番號，審判葉挺、通緝項英等一系列反共事件。周恩來怒斥何“是中華民族的罪人！”
1943年2月7日，何以參謀總長的身份，偕同史迪威等飛赴印度檢閱中國遠征軍，3月3日返抵重慶。 何此行奠定了中國軍隊駐印訓練及遠涉緬甸叢林配合英美盟軍作戰的基礎。1944年11月20日，何擔任了近14 年的軍政部長職務，被蔣介石的另一親信陳誠奪去。
1944年12月2日，日軍竄犯黔南，到達獨山，準備進犯四川。當天，何由重慶飛抵貴陽，與谷正綱、 張道藩等一起召開貴州軍政會議，研究對策，一方面準備省府各機關後撤至畢節，一方面配合美軍在貴陽又 來一次“焦土抗戰”。但侵黔日軍只有3000餘人，只是一次演習。所以3天后即撤，何令中國軍隊追擊，失 地全部恢復。25 日，何在昆明就任中國戰區中國陸軍總司令，統一負責西南各戰區部隊作戰、指揮及訓練 ，兼指導貴州全省黨政事宜。
何在昆明訓練由美國提供裝備的36個陸軍師，再次受蔣委託指揮中央軍。昆明練兵集中了國民黨中 央軍大部主力，是蔣的王牌。1945年1月底，中國遠征軍攻克緬北重鎮苗斯，與滇西的中國軍隊在滇緬公路 會師。何於2月初飛赴該地，主持升旗儀式，後參與指揮了中國遠征軍的第二次入緬作戰。3月7日克臘戍， 30日與英美盟軍勝利會師，第二次緬甸戰役勝利結束。
何回昆明後，與中國陸軍總司令部美軍參謀長麥克魯少將等由昆明經興義到貴陽，在興義停留5天， 這是他離開興義到貴陽陸軍國小以後，近40年時間第一次回到故鄉，也是他一生中最後一次回故鄉。何到興 義時，同歡迎他的人熱烈握手，對國小時的同學、故舊，直呼當年諢號，神態輕鬆活潑，感情真摯。當晚， 縣政府舉行宴會招待其一行。何在席中暢談思鄉念舊之情，心情極為歡快。次日上午，興義各界在省中操場 （現師專內）開會歡迎他。他會前一個多小時提前到達與陪同的省中校長和興義各界士紳，在校內各處參觀 ，指指點點；哪裡是他當年的教室，哪裡是寢室，不斷數落當時一些教師姓名和教學情況，也提到一些故去 和健在的同學舊友，頗多感觸。他在歡迎大會講話中，以“勤”、“儉”、“誠”為題，現身說法，勉勵在 場青年和學生。談到“勤”時說，當年在這裡讀書時，起早睡晚，全神貫注地讀書做作業，同學之間互相競 爭，唯恐後人。“我的資質平常，但我能勤奮學習，可說是手不釋卷”。“人們叫我‘鄉巴佬’，可我的成 績也還能趕上別人”。談到“儉”字時，他說：“當學生時，穿的是粗藍土布，或是學校發的公服，吃的是 學生大夥食。現在也一樣節約，不吸菸，不飲酒，不賭博”。他還說他30年來沒買過一畝地，在貴陽、重慶 、興義沒有自蓋一間房子。談到“誠”字時他說他一生對人對事都以誠相待，不玩弄權術，故能得到各級的 信任，泰然處理一切軍政事務，履險如夷，沒有出過大的亂子。他在家鄉人們面前高談闊論，表現出他正得 勢時的志得意滿，極力樹立自己的高大形象。第三天，何乘小車到其泥凼老家住了一夜，鏇即離開興義，經 貴陽，到重慶。
主持受降禮 出盡風頭時
1945年3月底，何主持的陸軍總司令部策定打通廣州到海口的計畫，遭到日軍破壞；何即從4月初開 始組織湘西戰役，首先督率第四方面軍王耀武部阻敵於雪峰山，命第二方面軍湯恩伯部攻擊日軍側背。5月 初，又令陸軍全線反攻。6月2日，湘西會戰結束，殲敵萬餘。同時，他令二、三方面軍向廣西進軍，5月收 復南寧、河池，6月克柳州，7月克龍州，復桂林。何在此期間曾飛赴前線各要點考察部隊情況，將陸軍總司 令部由昆明推進到柳州，在南寧設指揮所。當何在南寧行署按計畫向廣州和雷州半島進軍時，8月10日，日 軍宣布無條件投降。
8月12日，何由南寧飛赴昆明與美軍作戰司令麥克魯交換處理日軍投降意見；13日飛赴重慶，參加中 美最高幕僚會議，聽取對中國戰區接受日軍投降計畫及意見，其後核定有關事項並對各部隊下達準備出發命 令；20日飛抵湖南芷江四方面軍王耀武部；翌日，日軍投降代表今井武夫到達芷江，接受何給予的有關投降 事宜備忘錄。27日，何令前進指揮所人員飛往南京，何亦乘飛機到恩施、安康、西安、遂川、南城等地視察 ，並對各戰區司令長官指示處理受降事宜。
1945年9月8日上午9時，由8架戰機護航，何應欽乘坐“美齡號”飛機從湖南芷江飛臨南京。第二天 上午9時9分，在南京原軍校大禮堂舉行“中國戰區日本投降簽字典禮”，按照國際慣例及當時規定，受降儀 式上，岡村等降將應在中國軍隊押送下帶指揮刀入場，親手交何，象徵繳械投降。但何卻在頭一天派人去征 詢岡村意見，竟然允許他不帶刀，免了繳械一幕。
受降儀式開始時，坐在受降席上方的是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及陸、海、空軍上將顧祝同、陳紹 寬、張廷孟等5人；下方投降位置上是日本駐華派遣軍司令岡村寧次大將，參謀長小林線太郎中將，副總參 謀長今井武夫少將和艦隊司令官福田中將等人；東西兩側觀察席上有美國軍官和中外記者，中國官員湯恩伯 、李明揚、鄭洞國、廖耀湘、谷正綱等人。日軍參謀長把日軍的編制、人數、裝備、駐地等清冊雙手捧交給 何的參謀長肖肅毅。肖用一隻手接過清冊。接著是岡村寧次向何應欽遞交投降書，岡村兩腿立正，彎腰低頭 ，雙手將降書送到何手裡。
事前規定，日軍投降代表前後應向何敬禮三次，何不必還禮。但岡村向何交降書時，何禁不住起身 還禮，使在場的中外記者及有關人員瞠目結舌。當時任中國陸軍總司令的何應欽，不但代表中國政府和人民 ，而且也代表東南亞戰區盟軍，包括蘇、越、朝、緬、泰等國接受岡村代表日本政府投降。這是何一生中最 值得炫耀出盡風頭的事，是他一生中的頂點。此後，他在國民黨中的官運就日漸式微，開始走下坡路了。
免職去美國 為蔣跳火坑
1946年5月，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改成國防部，何受陳誠等排擠，失去了參謀總長陸軍總司令兩個重 要職務，而由陳誠和白崇禧分任參謀總長和國防部長，何僅任小小的重慶行營主任一職。10月18日，被蔣派 往美國，擔任聯合國安理會軍事參謀團中國代表團團長，一年多後，因國內反共戰場吃緊，何奉召回國任總 統府戰略顧問委員會主任委員。1948年5月31日，又改任行政院政務委員兼國防部長。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強 大攻勢打擊下，以翁文灝為首的國民政府內閣總辭職，何抱著“大廈將傾，獨木難支”的痛苦心情，不顧蔣 和黃埔系的挽留，住到上海江灣陸軍醫院割痔瘡去了。
1948年底到1949年初，人民解放軍組織的三大戰役勝利結束後直逼南京。蔣介石宣布“引退”，由 李宗仁任代總統。何考慮到如跟李在南京，勢必引起蔣的疑慮，遂以“避壽”為名去杭州。蔣深為感動，於 3月12日何60歲生日前夕，派親信張群，攜其親手題寫的“安危同仗，甘苦共嘗”壽軸，及一封情辭懇切的 親筆信交何，要何出任李宗仁政府行政院長，以便牽掣桂系。何感激涕零，明知臨危受命組閣無異於跳火坑 ，但為報蔣“知遇之恩”，於3月23日當上了行政院長兼國防部長。
何當上行政院長後，提出了先簽停戰協定再行和談的主張，以便依託長江天塹隔江而治，保持江南 半壁河山苟延殘喘。由於蔣暗中操縱，李宗仁政府沒有和談誠意，致使國共和談破裂。1949年4月23日人民 解放軍占領南京，宣告了國民黨政府的滅亡。5月13日，何應欽內閣在廣州集體辭職，把爛攤子甩給了閻錫 山的“戰時內閣”，他自己則先到香港，後到台灣。
晚年遭冷落 懷念舊山川
何隨國民黨殘兵敗將逃到台灣後，寓居台北牯嶺街，自稱“閉門思過”，不聞政事。1950年3月1日 ，蔣介石又當上了“總統”。何備受冷落，被排出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只任一席中央評議委員；軍隊中任“ 總統府戰略顧問委員會”主任── 一頂大而空的高帽子。
官場失意，但他仍以“民間”方式繼續為蔣效力。他發起組織了“中日文化經濟協會”，當了幾年 常委，便一直任會長；他又恢復了“中國童子軍”總會，一直掛副會長頭銜（會長為蔣介石）；他又是台灣 “道德重整會”會長，前後十次出國進行“國民外交”。八十年代後，他還當上了“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 同盟主任委員。
何晚年的“公事”無非是開會應景，發表講話，參加證婚、剪彩、葬禮等。其餘大部分時間是打橋 牌、打獵、打高爾夫球、栽花種樹等。隨著年邁體衰，特別是“反攻大陸”的希望破滅，何的注意力也逐漸 從軍事轉移到台灣經濟文化建設上，提出不少建議，對台灣經濟文化繁榮非常關心。
何比其他去台灣的國民黨元老們好的地方是生活不愁、家景不錯、心情樂觀豁達。他一生無子女， 只過繼其弟何輯五之女麗珠為後。他的夫人王文湘，1917年在貴陽與其成婚後，雙方感情一直不錯。王於 1952年被醫生診斷患有乳癌，發現時已屬晚期，病情惡化，無法進行手術治療，每年求醫都奔赴日本，直到 1978年4月病逝。何政壇無事，正好忙家，自己動手搞家務，對病妻盡丈夫之責，對獨女盡父親之責。在國 民黨上層圈中，有人稱他是“中國第一好丈夫”。
何晚年儘管反共之志未改，對大陸誣衊仍不絕口，但他始終不贊成台灣“獨立”，主張只有一個中 國。他嘴裡頑固堅持“三不”政策，而事實上，他也曾輾轉拜託親友，了解家鄉情況及祖塋安然與否。特別 是其妻病故後，他更煢煢孑立，形影相弔，倍感淒清，受不了鄉情熬煎。他不知多少次向人描述家鄉泥凼的 山川名勝，久而久之，聽的人頭腦里都有了一幅泥凼山水圖形。1980年4月90大壽時，著名國畫家張大千根 據他平日的描述，精心畫了一幅《泥凼風景圖》作壽禮相贈。在眾多或華貴、或榮耀的禮品中，他獨獨珍愛 這幅家鄉山水圖。八十年代中期，貴州省有關部門拍攝了一部以興義風光為題材的錄相電視，通過各種渠道 帶到他身邊。人非草木，孰能無情。他看到後對家鄉變化頗多感慨。他還時常把家鄉人帶來的照片拿出來翻 看，照片上的景物是那樣的熟悉，又是那樣的陌生。看到泥凼石林，他就想起童年與夥伴們在那裡嬉戲玩耍 的情景；看到大山中的羊腸小道，他就想起當年隻身一人，踩著這條小路，到興義求學，然後走出興義，走 出貴州，登上了中國政治軍事的最高舞台……
1986年4月，何應欽中風，被送進醫院。1987年10月21日上午，向有“福將”之稱的何應欽，得以壽 終正寢，時年98歲。
補充一點，香港明星溫碧霞的丈夫是何祖光，何祖光是何應欽將軍的孫子 ，換句話說，何應欽將 軍是溫碧霞的丈夫的爺爺。
閻錫山 （1949年6月13日—1950年3月14日）
掌權山西三十八載的閻錫山
在風雲變幻、政壇人物走馬燈式地更換的民國時期，奉行“中的哲學”的閻錫山，卻是從辛亥革命 開始一直在山西掌權達38年之久的人物。但是，“中”是手段，隨著形勢和利害關係的變化，閻錫山立場可 以隨時變換；閻錫山最終還是在人民解放軍的凱歌聲中，結束了他在山西的統治。
中華民國行政院長夤緣時會出任都督
閻錫山字百川（伯川），號龍池， 1883年10月10日（清光緒九年九月初八），出生於山西省五台縣河邊 村（今定襄縣河邊鎮）一個以經商為主的小地主家庭。九歲入私塾，讀過《三字經》等啟蒙讀物與部分四書 五經。14歲輟學，隨父閻書堂（字子明）到五台縣城內自家開設的吉慶長錢鋪學商，參與放債收息及金融投 機。1900年在一次投機中慘敗，負債兩千吊，父二人被迫逃往太原躲債。金融投機雖然短暫，但卻為閻錫山 後來進行政治活動積累了原始經驗。
1902年，在太原當店員的閻錫山，考上了山西武備學堂學軍。19O4年被保送到日本留學，先入東京振武 學校，畢業後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六期。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潮的響下，他於1905年10月加入同盟會， 曾會見孫中山並參與制訂了同盟會的“南響北應”的戰略決策，即同盟會在“南部各省起義時，須在晉省遙 應”。從此，閻錫山登上了政治舞台。
1909年，26歲的閻錫山畢業回國，任山西陸軍國小堂教官、監督。當年11月，奉召赴京參加陸軍部舉辦 的留日歸國士官生會試，考列上等（分優上中三等），被賞給陸軍步兵科舉人並授予協軍校（相當少尉）的 軍銜。當時陸軍部提出新軍協統以下軍官須以學生或帶過新軍者充任，閻錫山在幾個月之內即升任山西新軍 第四十三協第八十六標教練官與標統（相當於上校團長）。在此前後，閻錫山同其他同盟會員秘密進行革命 活動，把山西新軍的領導權基本上掌握在同盟會員和革命同情者的手中。
辛亥武昌起義後，在太原的同盟會員密謀回響，但因新軍有槍無彈（當局害怕起義收走了子彈），未能 發難。10月28日，第八十五標奉命出發南下平亂，領到了子彈，閻錫山等同盟會員當即決定起義。29日晨， 該標同盟會員楊彭齡、張煌等宣布起義，公推管帶姚以價為起義軍總司令。起義軍攻入城內，殺死山西巡撫 陸鍾琦，成立軍政府，公推閻錫山為都督。
堵塞驚恐。立即命令第六鎮統制吳祿貞率部鎮壓。吳本嚮往民主革命，先前曾參加過唐才常的自立軍反 清起義和華興會的長沙起義，早已是個革命者，此時準備聯合山西民軍在北方革命，遂邀閻於11月 4三分法 關會晤，商定共組燕晉聯軍，吳任大都督兼總司令，閻任副都督兼副總司令。閻即派兵一營開赴石家莊，與 第六鎮官兵共同截斷京漢鐵路，扣留了清政府運往武漢前線的軍用物資，阻止袁世凱入京就任清政府內閣總 理大臣，並擬揮師北上推翻清廷。袁恨之入骨，收買吳的衛隊長將吳刺死，燕晉聯軍的雄圖大略遂告失敗。 11月15日，清政府改派張錫鑾為山西巡撫，並命曹錕第三鎮進犯山西。12月13日，清軍攻占娘子關。閻錫山 採納同盟會員景梅龍的建議，決定分兵南北，繼續戰鬥。閻率民軍一部北上綏遠，曾攻克包頭、薩拉齊並向 歸綏（今呼和浩特）進軍；副都督溫壽泉率民軍一部南下河東，配合山西民軍攻克運城、絳州並圍攻臨汾， 在後方和側背對清政府構成極大威脅。南北議和結束、清帝退位以後，閻錫山於1912年4月返回太原，仍以 都督名義掌握山西的軍權。
參加辛亥革命是閻錫山一生中最光彩的一頁。孫中山於1912年9月視察太原時曾說：“去歲武昌起義，不 半載竟告成功，此實山西之力，閻君百川之功。……倘非山西起義，斷絕南北交通，天下事未可知也”閻錫 山夤緣時會登上都督寶座並獲得如此評價，在國內是僅有的一人。
擁袁稱帝保存實力
袁世凱的真面目，早為一部分革命黨人所認識，吳祿貞就是其中之一。閻錫山在吳祿貞的勸說下，與吳 共組燕晉聯軍，出兵石家莊，一時在北方造成強大的革命聲勢。但當吳祿貞被刺後，閻的態度立即起了變化 。
1911年12月初，南北議和已經開始，袁世凱違約派第三鎮進攻山西民軍。在大軍壓境面前，閻既懾於袁 的威力，又對袁抱有幻想，遂同意同盟會員景梅九的建議，致函袁世凱謂，如果袁能“協同軍民，顛覆帝制 ，然後敷政共和，與民更始”，則擁袁為中華民國“第一任大總統”。南北議和後，閻由歸綏地區南返，行 至忻州，收到袁不許他繼續前進（即不承認他為山西都督）的電令。在這種情況下，閻錫山認為袁手中不僅 握有重兵，而且將接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整個政治天平已傾斜到袁的一邊，於是一面請求孫中山給予支 持，一面派人向袁輸誠；又在建都問題上站在孫中山的對立面，贊同袁世凱建都北京的主張，並聲稱“以形 勢論，以事實論，以對內對外論，目前自無舍北就南之理”。篡奪了辛亥革命勝利果實的袁世凱，看到閻錫 山不同於其他同盟會員，遂任命閻錫山為山西都督。從此，閻即主管山西。
同盟會於1912年 8月改組為國民黨，閻錫山被任為參議。由於袁世凱對革命黨人恨之入骨，閻遂於1913 年春宣布脫離國民黨；繼而又根據袁11月 4日的命令，飭令山西“各縣知事將國民黨分設機關一律解散”， 並聽任袁派到山西的爪牙金永（山西巡按使、民政長）肆意打擊、迫害以至殺害同盟會員。所以，袁於1914 年 6月改各省都督為將軍之時，又任閻為同武將軍，令其督理山西軍務。
1915年袁世凱陰謀稱帝，閻錫山首先向籌安會提供經費銀幣二萬元，接著又連電勸進，把辛亥革命貶低 為“新舊弟嬗時代之權宜手續”，認為“以中國之情決不宜沿用共和制度”，“非厲行軍國主義不足以圖強 ，欲厲行軍國主義非先走君主立憲”不可，要求“廢共和而行帝制，以帝制而行憲政”，並懇求袁“以大有 為之才，乘大有為之勢，毅然以救國救民自任，無所用其謙讓”，而登基稱帝。袁閱後喜不自勝，批覆“頗 有見地”。袁稱帝後，於12月21日封閻為一等侯。
袁世凱倒行逆施，遭到全國人民的反對。蔡鍔、唐繼堯等在雲南成立護國軍，發布討袁檄文，向北京進 軍之時，閻錫山仍站在袁世凱一邊，致電北京國務院，聲稱“滇黔等省竟以少數地方二三首領擅立政府，私 舉總統，實屬破壞大局，不顧國家”。當袁就護國軍反對帝制徵詢各地大員意見時，閻指斥唐繼堯等為“不 忠不義不仁不智”之徒，懇請皇帝“褫革唐繼堯、任可澄、蔡鍔等官職榮典，宣示罪狀”。1916年 3月，當 袁被迫撤銷帝制後，閻猶通電要求滇黔諸君“痛加悛悔”，否則他將把護國軍將領“視為公敵，與眾共棄， 願效前驅，以伸撻伐”。
閻錫山擁戴袁世凱稱帝，可謂不遺餘力。後來他竟然說，這乃是根據孫中山的指示，為了保存北方革命 力量而採取的措施。
韜光養晦保境安民
袁世凱死後，北洋軍閥的統治局面並未改變，段祺瑞出任國務總理。閻又依附於段，在重大問題上惟段 之馬首是瞻。
1916年 7月，閻改任山西督軍，一面排擠打擊異己，使省長孫發緒和沈銘昌難以處事，相繼離職；一面 賄請內務總長湯化龍為其說項，又稱段為師，遂得於1917年 9月兼任省長。從此，山西的軍政大權集於閻之 一身。他回響段祺瑞馬誓師，曾出兵反對張勛復辟。段重新執政後，拒絕恢復被袁廢棄的《中華民國臨時約 法》。孫中山在廣州成立護法軍政府，就任陸海軍大元帥，下令討伐段祺瑞。閻卻站在段的一邊，電促馮國 璋等抗擊護法軍，並派晉軍第一混成旅長商震率部赴湘參戰，結果全軍覆沒。
擁袁稱帝與反對護法的相繼失敗，迫使閻錫山接受教訓，奉行“三不二要主義”，即“不入黨、不問外 省事、不為個人權利用兵，要服從中央命令、要保衛地方治安”。後來他概括為“保境安民”，要求“與鄰 省聯絡，使能不為我患，或竟鄰疆樂與合作，進而為我用，代我禦侮”。至1924年，他多次拒絕參加軍閥混 戰，使山西維持了數年的和平與安定。對內，閻以興利除弊為施政大要，於1917年10月發表“六政宣言”， 成立“六政考核處”，推行水利、蠶桑、植樹與禁菸、天足、剪髮（男人剪辮子），後來又增加種棉、造林 、畜牧，合稱“六政三事”。1918年 4月以後，閻又推行積極發揮民眾作用的“用民政治”，提倡發展民德 、民智和民財。閻認為行政之本在村，又推行“村本政治”。他改編村制，以 5戶為鄰設鄰長，25戶為閭設 閭長，村設村長，代行警察職務，加強行政管理；頒布《人民須知》和《家庭須知》，宣揚以儒家思想為中 心內容的封建倫理道德；又整理村政，頒布《村禁約》，設立村公所、息訟會、監察會、人民會議等機構， 對販賣和吸食毒品、窩娼、聚賭、偷盜、鬥毆、遊手好閒、忤逆不孝等壞人進行感化教育和處罰；成立“保 衛團”對青壯年進行軍事訓練。山西暫時出現了社會比較安定、生產有所發展的局面，河南、山東、河北等 鄰省的災民大量湧入山西，尋求安居樂業之所。山西曾獲得了“模範省”的稱號。
閻錫山表面上韜光養晦，暗中卻在擴軍備戰。他修建了可以大量製造步槍、機槍、大炮和彈藥的兵工廠 ，又把軍隊由民國初年的4個旅擴編為17個師。
參加北伐雄踞華北
山西經過幾年的休養生息，閻錫山自覺羽毛豐滿，便“站”在娘子關上窺測形勢，伺機而動。1924年第 二次直奉戰爭中，閻出兵石家莊阻截直軍北上，促成段祺瑞出任臨時執政。1925年12月，打退了國民軍總參 議續桐溪策劃的建國豫軍樊鍾秀對山西的進攻。1926年 3月，又將占領山西雁北地區的國民軍逐出山西，並 將自己的勢力擴展到綏遠。
在此期間，國共兩黨實現合作，籌划進行北伐。國民黨極力爭取閻錫山，雙方關係開始改善。1925年， 國共合作的國民黨山西省黨部在太原成立。閻處於舉足輕重的地位，在張作霖的威脅和拉攏下，對北伐採取 坐山觀虎鬥的態度。北伐軍於1926年 7月誓師後，直指湘鄂，摧枯拉朽，很快打垮了吳佩孚；接著又取得贛 、閩、浙、皖、蘇的勝利，孫傳芳潰不成軍。大勢所趨，北伐奉張，已是指日可待。閻看到這一形勢，乃於 1927年6月6日就任國民革命軍北方總司令，懸掛青天白日旗。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追認這一職務，並於 6月 29日推閻為該會委員。7月7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又任閻為委員。 7月15日，閻指揮晉軍出兵石家莊。 9 月29日閻錫山誓師討奉，在京漢、京綏沿線與奉軍激戰。但是蔣介石、汪精衛先後破壞國共合作，北伐受挫 ，國民革命軍一時未能北上，奉軍乘勢大戰晉軍，傅作義部被圍涿州，雁北地區被奉軍占領，山西處境危殆 。閻指揮晉綏軍牽制了相當一部分奉軍，對北伐全局來說在戰略上具有重要意義。
蔣介石下野未及半年，於1928年初復出後，以繼續北伐統一全國為目標，看到雄踞山西的閻錫山有舉足 輕重之勢，乃竭力拉攏：1928年 2 月28日，國民政府任命閻為國民革命軍第三集團軍總司令，3月7日國民 黨中央政治會議任命閻為太原政治分會主席，3月9日國民政府又任命閻為山西省政府主席。當月，蔣介石統 率北伐軍對奉軍展開全面進攻，第三集團軍轉守為攻，收復大同，占領保定，並向京津進軍。此時第二集團 軍馮玉祥部人多勢眾，蔣故意拉閻抑馮，於6月4日通過國民政府任命閻為京津（後稱平津）衛戍總司令，並 讓第三集團軍部隊先行入京，天津亦和平接收。至此，閻錫山在北伐中掌握了晉冀察綏四省和平津兩特別市 的軍政大權。10月19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任命閻為內政部長（由趙戴文代理）。閻錫山從此與蔣介石、 馮玉祥、李宗仁齊名，成為雄踞華北的軍閥。1929年3 月召開的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閻雖未出席， 但仍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四、五屆連任）。
興師問鼎兵敗中原
1929年初，國民黨召開編遣會議。蔣介石擬利用編遣全國軍隊之機削弱異己，首先任命閻錫山為蒙藏委 員會委員長，以孤立馮玉祥和李宗仁。閻在各方討價還價聲中，曾提出有利於蔣的編遣方案。3 月15日第三 集團軍總司令部被撤銷，而代之以第三編遣區辦事處後，閻成了光桿司令，方知上當受騙，遂聯馮以辭職並 以相偕出洋相要挾。6 月25日馮玉祥抵達太原，閻竟然將馮軟禁以自重。蔣閻雙方函電往來，討價還價。7 月23日，國民政府特派閻為西北邊防司令長官，閻以“此時對外對內不宜設此官”為由，拒絕就職，並於 8 月27日辭去山西省政府主席以試探。10月28日，國民政府任命閻為陸海空軍副司令，但蔣聲稱“在中央有職 務者不得再兼省職，國務委員應在京，無事不得離職”。閻知蔣為調虎離山，推諉不就；後在各方人士敦促 下，始於11月 5日就職，但並不到南京視事。
當年12月，唐生智聯閻倒蔣，閻暗中首肯。在唐發出通電後，閻見其未將已名列於首位，在趙戴文等人 的勸阻下，出爾反爾，轉而與張學良等通電擁蔣反唐。蔣令討唐軍均歸閻指揮，閻於1930年1月3日親赴鄭州 指揮作戰。蔣為消滅政敵，密令何成浚與河南省主席韓復榘相機捕閻。此計被閻的部下竊聽電話獲悉，閻乃 化裝遄返太原。
此後，蔣閻關係進一步惡化，雙方厲兵秣馬，準備決戰。閻將晉軍擴充為10個軍、4個保全縱隊、4個騎 兵師和7個炮兵旅，共約20萬人；並與馮玉祥達成諒解，資助軍費送馮回陝，馮指揮所部共同行動。
1930年 3月14日，原第二、三、四集團軍將領57人，通電擁閻為陸海空軍總司令，馮玉祥、李宗仁、張 學良為副總司令，出兵討蔣。4 月 1日，閻、馮、李在駐地分別宣誓就職。閻在就職通電中，揭露蔣將國民 黨變為“一人之化身，專制獨裁，為所欲為”，致使“黨不黨，政不政，國不國，民不聊生”，“猶復迫我 以武力，助其剷除異己”，說自己不得已“應軍民之請求”。以戰爭手段重建黨國。國民政府則於4月5日下 令免去閻錫山本兼各職並通令緝捕，國民黨中常會亦決定永遠開除閻錫山的黨籍。劍拔弩張，在津浦、隴海 、平漢線上雙方陳兵百萬的中原大戰隨之全面展開。
戰爭初期，形勢對閻、馮是有利的。晉軍占領濟南，蔣介石本人在柳河車站險被馮軍俘虜。但是烏合之 眾的反蔣軍，有的觀望不前，有的投降叛變，加上指揮失當配合不力，致使會師徐州的計畫未能實現。8月1 日，蔣軍全面反攻，戰局急轉直下，向著有利於蔣的方向發展。
7 月，國民黨反蔣各派在北平成立了“中國國民黨部擴大會議”，決定另組“國民政府”，推選汪精衛 、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鄒魯、唐紹儀、張學良為委員，以閻為主席。9月9日，閻錫山在北平懷仁堂宣 誓就職。
在大戰期間處於舉足輕重地位的張學良，坐山觀虎鬥，當局勢日趨明朗時，於 9月18日通電擁蔣，派兵 入關。面臨南北夾擊之勢，閻、馮等反蔣軍全線崩潰，蔣介石取得了中原大戰的勝利。撤消太原的擴大會議 、“國民政府”和“陸海空軍總司令部’隨即先後解體。閻錫山於10月15日宣布下野，12月潛赴大連，託庇 於日本帝國主義，一枕黃粱美夢就此收場。此戰軍民死傷近30萬人，豫魯兩省赤地千里，餓殍遍野，國力損 耗，元氣大傷；而東北軍進駐關內，邊防空虛，客觀上為日本帝國主義造成發動“九一人”事變的條件。
東山再起自強救國
閻錫山在大連蟄居期間，一面總結自己的從政經驗，一面遙控山西軍政大局，伺機而動。他根據儒家的 的中庸之道，將自己20年的從政經驗總結為“中的哲學’，認為不偏不倚、情理兼顧、不過不及是為“中” ，人事得中則成，失中則敗；承認矛盾，要用二的分析法分析矛盾，以求得“矛盾的不矛盾”，使矛盾對消 ，達到適中，以求生存；認為事理有母理與子理之別，母理講的是該不該，子理講的是能不能，母理是不變 的，子理服從母理，人事以生為最高母理。這就是說，他研究和運用“中的哲學”，全是為了自己的存在。 他還摭取並曲解馬克思主義著作的某些詞句，反對“金代值”，主張實行“物產證券”（產多少物發多少券 ，勞動者又以券換物）；反對“資私有”，主張實行“資公有，產私有”，“按勞分配”，認為“按勞分配 是資本主義到達社會主義必經過的橋樑”。這個所謂“物勞學說”是無法實現，他也不打算實現的，但他卻 定為幹部的奮鬥目標，目的是用以抵制馬克思主義和共產黨。
與此同時，他密切注視國際與國內形勢的發展，圖謀東山再起。當他得悉日本帝國主義將發動大規模的 侵華戰爭時，便以高價收買機師，於1931年8月5日乘飛機潛回大同，隨即轉赴家鄉河邊村“隱居”。
“九一八”事變後，太原學生於12月18日舉行抗日救亡的示威遊行，遭到國民黨山西省黨部的鎮壓，學 生穆光四被槍殺。閻錫山深恨國民黨人在中原大戰前後對他的攻訐，遂令太原清鄉督辦楊愛源封閉國民黨山 西省黨部並逮捕其負責人。這是國民黨在山西遭到的第三次厄運。
日本帝國主義在“九一八”事變後，大舉侵占我國東北，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遭到全國人民的反對，一 致對外、抗日救亡的呼聲日益高漲。蔣介石無奈，不得不表示捐棄前嫌，與各種反對勢力言歸於好，團結御 侮。1931年12月，在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閻錫山的中央執行委員被恢復。閻為了取得輿論支持和 蔣介石的諒解，後來向中央提出《請政府檢撥十萬勁旅死守錦州以救危亡案》和《請政府及時確定十年自強 計畫案》；山西省政府主席徐永昌則通過各種關係向蔣表示自己力不勝任，只有閻錫山可以收拾山西殘局； 不久，閻錫山又指示部下將在押的國民黨山西省黨部負責人以易地審判為名，押往鄭州釋放。於是，蔣介石 乃授意國民政府於1932年 2月20日任命閻錫山為太原綏靖主任。
閻錫山東山再起後，為了緩和他與蔣的矛盾並消除蔣對他的疑慮，提出“自強救國”、“造產救國”等 口號，成立了經濟建設委員會，制訂了山西省政十年建設計畫，組建了山西人民公營事業董事會，全力以赴 地進行經濟建設，並把三分之一以上的軍隊用於築路，以表示不再窮兵黷武；對蔣介石的重大決策，表面上 則完全擁護。1933年 3月11日，蔣介石到石家莊商討華北問題，閻在晉見之前，曾於 9日電蔣表示：“山向 來追隨鈞座，受國家之優遇，亦當追隨鈞座，赴國家之危難。中央為保全國土而忍辱，錫山願與鈞座分禍； 如為發揚民族精神而奮鬥，願隨鈞座犧牲。”言詞懇切恭順，從而取得蔣的諒解，使他得以在山西繼續掌權 。
閻錫山充分利用爭取到的和平環境，依靠自力更生，在數年之內創建了包括採礦、冶金、採煤、發電、 機械、化工、兵器、水泥、皮革、毛紡、造紙、捲菸、火柴等輕重工業廠礦的西北實業公司，修築了長達 860餘公里的同蒲鐵路，成立了山西省營業公社，整頓了山西省銀行，新建了鐵路、鹽業、墾業等銀號，並 為“四銀行號”成立了實物準備庫，到抗日戰爭前夕，在山西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官僚資本體系，資產達到 2 億銀元。其規模之大，投資之少，速度之快，效益之高，在國內名列前茅。同時，他認為不把民眾組織起來 會給共產黨留下空子，須用組織來抵抗共產黨的組織，於是成立了青年救國團、建設救國社等團體，後來又 將其合併組成山西自強救國同志會，作為他推行政令的組織保證。這樣，他的經濟和政治實力都得到了增強 。
反共擁蔣聯共抗日
閻錫山的反共是由來已久的。1921年，他聽了僑居蘇俄的山西商人的報告，便認為“資本主義和共產主 義是兩個極端的錯誤，人類應謀求適中的制度”，逐召開“進山會議”。針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和階級鬥爭 學說，以“人群組織究竟怎樣對？”為題展開討論。之後，閻錫山支持蔣介石對工農紅軍的反革命“圍剿” ，曾派一個師赴江西參戰。1935年，紅軍在陝北建立了革命根據地，閻錫山開始了“思想防共，民眾防共， 政治防共，武力防共”，進而要用“九分政治一分軍事來防共，七分政治三分軍事來剿共”。他在山西還準 備實行土地“村公有”，作為防共的根本辦法；設立“防共保衛團”和“主張公道團”組訓民眾，“防共保 鄉”。
1935年冬，日本侵略軍炮製“華北事變’，接著要求華北五省實行“自治”。1936年2 月，紅軍渡河東 征，晉軍慘敗，閻錫山告急，蔣介石乘機派5個師開進山西。紅軍於5月初回師陝北，蔣軍卻賴著不走，而且 於 6月成立了晉陝綏寧四省邊區“剿匪”總指揮部，並以陳誠為總指揮，對閻構成威脅。在這三種力量面前 ，閻錫山為了在矛盾中求生存，小心翼翼，開始“在在三顆雞蛋上跳舞”：蔣介石是事實上的國家元首，應 該擁護，但又是自己的頭號政敵，必須拒絕蔣的勢力進入山西；日本帝國主義要滅亡中國，但他怕引火燒身 ，不提抗日，當日軍鐵蹄已進入綏遠時，他才於 8月有條件地提出“守土抗戰”的口號；中共及紅軍雖然是 危險的敵人，但暫時不會危及自己的存在，而且英勇善戰堅決抗日，是一支可以利用的力量。於是他停止反 共叫囂，產生了聯共的構想。擁蔣拒蔣，恐日抗日，反共聯共，成了他制訂各項政策需要考慮的關鍵問題， 其中心是要玩聯共牌，抬高自己的地位並增強自己的實力，以應付即將來臨的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
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自強救國同志會”內的左傾進步人士於 9月18日發起成立了“山西抗日救 國同盟會”，閻怕觸怒日本帝國主義，更名為“山西犧牲救國同盟會”，自任會長。十月下旬，閻錫山邀請 共產黨員薄一波主持“犧盟會”的工作。從此，中國共產黨在山西同閻錫山建立了特殊形式的抗日民族統一 戰線，即共產黨員戴著山西帽子，參加閻錫山的官辦團體，運用山西的某些進步語言，貫徹執行黨的抗日民 族統一戰線的方針政策，開展抗日救亡運動。在“犧盟會”的領導下，抗日救亡運動蓬勃發展，太原一時成 為全國抗日呼聲甚高的城市，二十幾個省市的數千名進步青年慕名到太原參加軍政訓練，為抗日戰爭開始後 組建新軍、開展武裝鬥爭和創建抗日根據地做了政治上和組織上的準備。至此，閻錫山在擁蔣的前提下，基 本上確立了聯共抗日的路線。
11月，閻錫山與蔣介石會商後，命令晉綏軍傅作義、趙承綬等部對侵入綏東的日偽軍進行反擊，24日收 復百靈廟。全國人民祝捷慰勞，士氣為之一振。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發生，全國軍民奮起抗戰。8月5日閻錫山赴南京參加國防會議，表示擁護全面 抗戰，受任第二戰區司令長官。當月國共第二次合作達成協定，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後改稱第 十八集團軍），編入第二戰區戰鬥序列，進入山西作戰，國共合作在山西進行抗戰的局面形成。閻提出民族 革命的口號，同意由犧盟會組建新軍——山西青年抗敵決死隊和太原工人武裝自衛隊，並給予武器裝備。9 月20日，根據中共的建議，又成立第二戰區民族革命戰爭戰場總動員委員會，組建新軍暫一師，以續範亭為 師長。
日本侵略軍占領平津後，其一路指向山西。閻錫山於 8月27日赴雁門關內的太和嶺口指揮作戰。 9月初 ，日軍侵入山西，晉綏軍在天鎮和廣靈未能阻敵前進。 9月下旬，國共兩黨軍隊配合進行了平型關戰役，人 路軍殲敵1000餘人，取得抗戰以來的首次勝利，給抗日軍民以極大鼓舞。接著，閻部署晉綏軍與中央軍共同 扼守忻口，與敵展開大規模戰鬥。忻口我軍堅守23天，予敵重創，在戰略上具有重大意義。由於敵強我弱， 11月 8日太原失守。閻錫山於 4日離開太原南撤臨汾。
在此期間，閻錫山看到他的舊軍大部潰散，文官多數棄職，遂希望由犧盟會和決死隊幫助他支撐和扭轉 山西危局。在他的支持下，新軍到1939年夏已發展為 4個決死縱隊、一個工兵旅和一個暫編師，共轄50個團 ，約5萬餘人；在山西的7政區中，有 5個行政區及其所屬縣的政權由犧盟會掌握，在 105個縣中有70個縣長 由犧盟特派員（共產黨員）擔任。山西成為全國實現國共合作、堅持抗戰的模範地區。
動搖妥協聯日圖存
閻錫山撤退至臨汾進行整頓，成立民族革命大學，公布了與中共《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內容基本相同的 《民族革命十大綱領》。1938年2月16日閻成立了以舊派人物為骨幹的“民族革命同志會”，自任會長，以 之與犧盟會和國民黨抗衡。
1938年 2月，日軍大舉南侵。閻錫山經吉縣渡過黃河到陝西宜川縣秋林鎮避難。在八路軍、山西新軍和 晉綏軍的打擊下，日軍退縮於鐵路沿線和平原地帶，廣大山區成為抗日軍民的根據地，中共領導的晉綏、晉 察冀、晉冀魯豫邊區相繼成立。閻錫山根據形勢游弋於黃河兩岸。山西抗戰進入相持階段。
閻錫山眼看共產黨的影響迅速擴大，新軍和犧盟會逐漸發展成為獨立的政治力量，感到繼續下去勢將動 搖自己的統治，於是決心消除中國共產黨對新軍和犧盟會的影響。 8月，他在吉縣古賢村召開的由軍師長參 加的“古賢會議”上，即鼓動舊軍反對新軍，舊派反對新派，並說“天要下雨，趕快準備雨傘。一落人後， 便要吃虧”。1939年1月，國民黨在重慶舉行五屆五中全會，在討論繼續抗戰、強化國民黨的同時，還提出 防共、限共、溶共的一系列措施。閻錫山積極貫徹實施，於三月在陝西宜川縣秋林鎮召開了“秋林會議”， 公開提出取消新軍的政治委員制度，企圖把新軍統一於舊軍；還說“不能抬上棺材抗戰，仗總要有個了結， 汪（精衛）先生走的路，未嘗不可取”。這種破壞團結準備投降的論調，受到犧盟會和決死隊領導人薄一波 等的堅決反對。12月初，閻又配合蔣介石的第一次反共高潮，發動了旨在消滅犧盟會和決死隊的“十二月事 變”（晉西事變）。新軍各部聞警應變，閻的陰謀未能得逞。“十二月事變”標誌著閻錫山聯共抗日路線的 終結。
中國共產黨為了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促使閻錫山繼續抗戰，於1940年 2月派王若飛、肖勁光與閻談 判，確定以汾陽經離石到軍渡的公路為晉西北與晉西南的分界線，晉西北為八路軍和新軍的活動區域，晉西 南為晉綏軍的活動區域。這在一定程度上恢復和保持了中共同閻錫山的統一戰線關係。從此，閻錫山在山西 只能控制晉西南的二十幾個縣。
這時，閻錫山又運用“中的哲學”研究他同三方面的關係。他認為大敵當前，蔣無暇整治他，毋須顧慮 ；共產黨和八路軍日益強大，民眾十分擁護，已不再是可以被利用的力量了，而且會同犧盟會和新軍聯合起 來反對他，是威脅他存在的主要敵人；日本侵略軍仍是難以戰勝的，抗戰前途非常渺茫：於是產生了玩勾結 日本這張牌以對付共產黨和八路軍的念頭。日本帝國主義也有誘閻投降以便把軍隊轉用於其他戰場的想法。 雙方勾結的條件逐漸成熟。
1940年夏，閻錫山開始同日軍代表接觸。11月，閻令其第七集團軍總司令趙承綬根據“亞洲同盟，共同 防共，外交一致，內政自理”的原則，與日本山西派遣軍參謀長楠山秀吉談判，達成雙方合作、日方為閻裝 備30個團的口頭協定。1941年 6月，日軍將孝縣城讓給閻軍接管。8 月11日，趙承綬代表閻錫山與日本華北 派遣軍參謀長田邊盛武以及楠山秀吉等在敵占區汾陽縣城內簽訂了《日閻停戰基本協定條款》（俗稱《汾陽 協定》），商定雙方停止敵對行動，閻通電脫離重慶國民政府，日將山西政權交閻並為閻軍提供武器裝備等 。會後，閻在敵占區太原、汾陽、臨汾等地設立了辦事處。至此，閻錫山已由聯共抗日轉變到聯日反共的危 險境地。
與此同時，閻錫山為了適應形勢的變化，在駐地吉縣克難坡由“民族革命同志會”對其軍政人員進行“ 洪爐訓練”，提出“存在即是真理，需要即是合法”的謬論。《洪爐歌》詞則強調“精神整體，合作分工， 組織領導，決議是從”，為集體降日進行思想和組織準備。為了掃除降日障礙，閻強化“同志會”的組織領 導，命令所有軍政經人員及中學以上學生，都須參加“同志會”，開會必呼“會長萬歲”等口號，以樹立絕 對權威；還令其特務組織“政衛組”和“隰汾區戰工團”（後改組為“同志會流動作隊”）“肅清偽裝分子 ”，大肆逮捕和殺害共產黨員、犧盟會員、決死隊官兵和進步人士。
對閻錫山與日軍秘密勾結的行徑，中國共產黨曾多次提出警告。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為了大舉侵略 東南亞地區，迫切希望閻錫山履行（汾陽協定）的各項條款。1942年5月6日，閻錫山在日方一再要求下，與 日本華北派遣軍參謀長安達十三、山西派遣軍司令官岩松義雄等在吉縣安平村舉行了所謂的“安平會議”。 日本侵略軍頭目要求閻立即宣布脫離重慶政府；閻由於受到八路軍駐第二戰區辦事處處長王世英的規勸與警 告，又見國際形勢發生重大變化，日本的失敗只是時間問題，同時覺得當漢奸將遺臭萬年，乃採取應付態度 ，提出由日方先行交付答應給他的武器裝備。雙方各持己見，未能達成協定。閻恐被劫持，在午休時刻乘機 逃走。會後，日軍進行報復，擊潰閻部第三十四軍並俘虜騎兵軍兩個師。不久，各自為了自身的利益，雙方 互相利用，又行勾結。這時的閻錫山一變依靠日軍而為利用日軍。除了交流物資外，他派幹部到敵區擔任縣 長等偽職，並對其他偽縣長發給山西省政府的委任狀，以便在抗戰勝利後迅速摘取勝利果實。至此，閻錫山 運用“中的哲學”又為自己營造了新窟：蔣介石怕閻投降，增加了對他的支援；中共為了使閻繼續留在抗日 營壘，減少了對他的壓力；日軍為了誘閻就範，停止了對閻的進攻，並進一步勾結。閻錫山營造的新的三窟 已就，乃得苟安於晉西南一隅之地。
1945年 8月10日前後，閻錫山得悉日本將接受無條件投降的訊息後，即派趙承綬到太原與日軍頭目商定 ：日軍在原防區防堵共產黨及八路軍並聽候閻錫山受降；又派部隊向太原挺進。30日，閻在日軍保護下回到 太原，隨即宣布“行者”（抗戰人員）和“居者”（漢奸）同樣有功，並委任偽省長蘇體仁、馮司直、王驤 為高級顧問或高級參事，改編偽軍為省防軍，留用日俘萬餘人，作為他進行反共內戰的資本。八年抗戰的結 果，在山西閻管區不過是閻日偽合流而已。
挑起內戰“不倒”亦倒
閻錫山在得悉日本即將投降的訊息時，即令第十九軍軍長史澤波率部1．7萬餘人，向上黨地區（今晉東 南地區）挺進，從日軍手裡和平接收長治、屯留、長子、襄垣等縣。 9月初，八路軍發起反擊，將史部圍於 長治。閻錫山急令第七集團軍副總司令彭毓斌率部 2萬餘人，由太原奔赴馳援。10月中旬，史、彭兩部先後 被殲。
1946年 1月，國共雙方達成停戰協定。閻錫山命令所部於 1月13日午夜停戰協定生效前，搶占地盤並向 八路軍進攻。3月3日，軍事調解處三人小組來太原視察，閻錫山口頭上表示願意和平解決國是，私下卻表示 要準備大打，並且反對遣送日本戰俘。在此關鍵時刻，第二戰區參謀長郭宗汾曾有過實現“局部和平”的設 想，但是閻錫山拋棄“中的哲學”，拒絕了這個建議，全力備戰，在太原、大同等地修築碉堡7000餘個。 6 月下旬，蔣介石公開撕毀停戰協定，內戰全面展開。閻錫山亦步亦趨，在山西各地向八路軍展開進攻。
第二戰區撤銷後，閻錫山以太原綏靖公署主任兼山西省政府主席的名義，繼續掌握著山西的軍政大權。 他繼續推行在抗戰期間為解決兵源和糧食問題而制訂的“兵農合一”政策，將18歲至48歲的壯丁每三人編為 一組，一人為常備兵入伍當兵，二人為國民兵各領一份“份地”在家種地，打糧食供給常備兵家屬。他在晉 中抓丁 7萬餘人，為他充當炮灰；加上橫徵暴斂，致使土地荒蕪，民不聊生。他繼續強化特務統治，除由“ 政衛組”負責軍隊內部的“肅偽”外，又將“民族革命同志會流動工作隊”改組為“太原特種警憲指揮處” ，並在各縣成立“特警隊”，專門在社會上進行“肅偽”，數以百計的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死於這兩個特務 組織的屠刀之下。1947年秋至1948年春，閻錫山變本加厲，在晉中各縣和太原市推行血腥的“三自傳訓”（ 自清、自衛、自治），目標為“十除一，一變九”，即在十人中除掉一個共產黨員或革命民眾，把原有的一 個擁閻的人變為九個。推行結果，僅據山西省政府1947年11、12兩月的統計，即用亂棍打死3000餘人。
隨著人心的向背，人民解放軍在山西進展神速。到1948年 7月，太原已成為紅海孤島。閻錫山準備了數 百瓶氰化鉀，表示要與“同志會”“基幹”（主要為縣團級以上骨幹） 500餘人在城破時共同“成仁”，同 時卻以公營事業的流動資金搶購金銀，運往上海營造新窟。
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閻錫山看到統治山西的末日將臨，示意在南京的親信徐永昌、賈景德等人， 向代總統李宗仁建議邀他赴南京商討國是。3 月29日接到邀請電後，立即起飛。4 月24日，人民解放軍攻克 太原，省政府代主席梁化之及特種警憲指揮處特務40餘人畏罪自殺。閻錫山在山西執掌38年之久的政權被徹 底摧毀。
負隅掙扎病逝台灣
太原解放後，閻錫山並不甘心於自己的失敗。他以反共守城名將的姿態出現，編造了“太原五百完人” 的謊言到處吹噓，以撈取政治資本；又借蔣、李之間的矛盾，居中調停，得以於 6月13日出任遷往廣州的國 民政府行政院長兼國防部長。他就職後宣稱“以爭取勝利為第一要著”，要在“束手無策，坐以待斃”的局 面下，“不惜一切犧牲，不顧一切障礙，勇往直前”。還發行“銀圓券”以代替如同廢紙的“金圓券”；還 提出了《扭轉時局方案》和《反共救國實施方案》，企圖在華南西南再作負隅掙扎。他派徐永昌等人飛赴綏 遠、新疆，阻撓和平談判。但在人民解放軍進軍聲中，閻錫山的負隅掙扎不過螳臂擋車而已。由於閻錫山唯 蔣介石之命是從，不把李宗仁放在眼裡，李宗仁與閻的矛盾日趨尖銳。李要閻辭去國防部長，閻則予以拒絕 。他說：“我兼國防部長必滅亡，換人或滅亡或不滅亡，我願意辭。即使我兼亦亡，換人亦亡，或是我兼或 可不亡，換人亦或不亡，我就不辭。”但亡，我亦願辭。假使我兼亡的慢，換人亡的快，我就不辭是他這名 “國防部長”指揮的軍隊在人民解放軍進攻下，卻風聲鶴唳，潰不成軍。10月 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北京 宣告成立，人民解放軍入川作戰，閻錫山於12月 8日帶領他的“政府”從成都飛往台灣。從此，國民黨在中 國大陸的統治宣告結束。
退到台灣的蔣介石，繼續沿用“中華民國”稱號，於1950年3月1日宣布恢復“總統”職務。閻錫山辭去 “行政院長”，獲得“總統府”資政和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兩個頭銜，居於台北市金山之麓。他無事可做， 乃從事著述，先後寫了20多本小冊子，其中主要的是以反共和宣揚他的“物勞主張”和“中的哲學”為內容 的《大同之路》。1960年 5月23日病逝，終年77。
閻錫山的言論彙編成冊的主要有《閻伯川先生言論輯要》、《閻伯川先生抗戰復興言論集》等。
關於閻錫山之家屬近支簡介
閻錫山之祖父名青雲生二號：長子名書堂字子明（乳名昌春），娶曲氏生子一閻錫山，閻錫山六歲時生 母亡，由其外祖母撫養。繼室陳秀卿，無出，逃台灣後病逝。次子名書典字慎五（乳名昌宏），娶妻先後三 氏，生有四子：錫墉（按兩支兄弟大排行，為閻錫山之二弟，妻曾寶萃，生二子。夫妻均逝）錫圻（字印封 ，逝於台灣。為閻錫山之三弟。妻續淑仙居美國，去年曾回國探親，生有三女一子，子名志洪，獲美圖書館 學博士，數次回國講學，均居美國。）錫閭（為閻錫山之四弟，逝於美國，妻徐耐梅居美，生一女）錫 （ 字子武，為閻錫山之五弟，病逝於美國。妻張毓芬生二子：長名志政，現任紐約晉美電氣公司總理，曾回國 旅遊一次。次子現在美上大學。）
閻書典（閻錫山之叔父乳名昌宏）生女五：長名慧梅少亡。次名慧貞（稱二姑娘，適定襄縣胡氏，生子 一，在國內工作）三名慧靜、四名慧芳（稱三姑娘、四姑娘。慧靜適定襄縣薄以眾氏，慧靜逝世後，慧芳續 配，生二女：一在美、一在天津。生一子神經不正常。）五名慧卿（乳名五鮮，即五姑娘，五妹子。初適河 邊村曲佩環，離婚後與梁延武結婚。）以上閻書典之子女們均較閻錫山年歲小，故均叫閻錫山為大哥雲。
閻錫山之原配夫人徐竹青，五台縣大逢村人。無出。逃台灣後，後於閻錫山逝世，終年88歲。如夫人徐 蘭森，大同人，1946年病逝太原，終年48歲。生有五子：長名志恭少亡。次名志寬字子尚，年24歲病逝成都 。妻趙秀金南郊趙家堡人，病逝美國。生子女各一：子名樹楹十餘歲夭亡。女名樹榕，現任紐約柯達公司科 長級職員。三名志信少亡。四名志敏字功甫，現年62歲，妻裴彬，太原市人，生一子名大有，現年30餘歲， 獲美國法學博士。母子二人曾回國旅遊。五名志惠字懷之，現年61歲。娶美國女子為妻。有一女名莉莉。
閻錫山與五妹子
在民間傳說和近年來反映山西歷史的小說、影視作品中，只要涉及到閻錫山，無不大寫特寫“五妹子” 或“五姑娘”閻慧卿，把她說成了參與軍政大事，幕後操縱山西政局，閻錫山言聽計從的鐵腕人物。其實， 這與現實生活中的“五妹子”毫無共同之處，不過是人們憑想像虛構而已。現將我們根據有關史料上查出的 史實輯錄於後。
閻慧卿，乳名五鮮，即為閻錫山料理生活的“五妹子”或“五姑娘”。（閻錫山叫她“五鮮子”）。生 於1910年，比閻錫山小27歲。系閻錫山叔父閻書典第三個妻子曲氏所生。在閻書典五個女兒中排行第五。閻 錫山擔任都督後，在其家鄉河邊村辦起育英女子學技時，她才在12歲時念了三、五年國小，後在太原人教會 加辣女子學校學習，所以，她基本上是個家庭婦女。其第一個丈夫是河邊村曲佩環（字仲玉，乳名隆光）， 日本留學生，曾任榆次晉華紡織廠經理，病逝後，“五妹子”又嫁給崞縣（今定襄縣）北社村的梁延式。梁 系清華畢業後留學日本。
“五妹子”精於心計，善於察言觀色，對閻錫山喜歡聽的就多說，不喜歡聽的則絕對不說，閻高興時， 便講些笑料事，為閻開心，閻愁悶時，又講些家鄉的風土人情，為閻解悶。她對閻的生活起居安排得極為周 到，衣服、被褥該洗該換，該多穿少穿，穿什麼戴什麼都安排得合乎閻意，閻錫山抗戰時期在克難坡時精力 很好，他常常邊吃邊想，思維活躍．有時不免食多傷身，引發病疼。為此，醫護人員十分發愁。後來，專門 派人監食，既不讓多吃，又不讓少吃。開始派一般侍從，常遭閻的謾罵。後由夫人監食仍不行，所以又換成 閻慧卿負責監食。五妹子接受過去的教訓，採用限食的辦法。每到吃飯時，她就坐在炕桌前，自己不吃，只 是檢點閻錫山吃，吃不了，就勸他多吃，吃多了，又勸他少吃一些。有時看他不想吃，就拿筷子嘗嘗，並講 些笑話，有時見他吃多了，勸不住，便將飯奪過來，命令副官把飯菜端走。為了調節飲食，除經常親自過問 主副食外，還經常讓廚房做些家鄉飯豆面抿尖，高粱面擦擦子，莜麵窩窩等等。由她監縣以後，閻錫山飯量 比較均勻了，也很少胃疼了。大家都高興。尤其是侍從醫生更減輕了思想負擔。於是，監食就由閻慧卿長期 擔任。每餐必監，監必認真，直到閻錫山飛往南京，太原解放前夕。除照看閻錫山吃飯外，每到閻錫山睡覺 後．她還為閻錫山掖被、捶背，直到閻錫山睡著，她才熄燈，與侍衛長退出臥室。所以，閻覺得“五妹子” 料理自己的生活起居，比誰都合適。抗戰勝利後，姨太太徐蘭森因心臟病猝發，突然去世後，她仍然擔負著 照看閻錫山生活起居的重任。
“五妹子”閻慧卿，從抗戰開始，曾先後擔任過“戰時兒室保育會山西分會”主任，“山西女子助產學 技”校長，“太原慈惠醫院”院長，國民黨“國大”代表和同志會婦工會主任等職。對於這些工作，她一般 不參與活動，必須參加時，均由秘書先擬出講稿，她在會上宣讀，實際上只是一些掛名職務。而且，她很少 與人往來，絕非政治上參與主宰山西政局的活躍人物。不過，由於她在閻家的特珠地位，為他人講些情面之 類的事也是有的，如假閻之口，安排她的私人關係去“同記公司”工作。又如解放前夕，梁化之要殺害共產 黨員趙宗復（趙戴文之子）時，她連忙勸說：“老漢（指閻錫山）在（太原）的時候都沒有處理．你為啥要 處理他？老先生（指趙戴文）就這么個苗苗，還能這么做？老先生怎樣對待你來？”結果，殺害趙宗復的事 便擱置下來。
1949年3月29日太原解放前夕，閻錫山藉口代總統李宗仁電請他到南京商議和平談判之事，離開太原。臨 行前，部下分析，閻這次離開太原，一定不會再回來，必然要帶“五妹子”出走。想不到臨走時，閻卻對“ 五妹子”說，“我去不了幾天，少則一個星期，多則十來天就回來，你就不要去了。”“五妹子”信以為真 ，便留在太原。其實，閻錫山卻是留下她來穩定軍心的。1949年4月24日凌晨，共產黨入城，梁化之與“五 妹子”在太原綏靖公署鐘樓下面具有防空設備的居室里服毒後，衛士柏廣元遵梁化之之命將二人屍體澆汽油 焚保，化作灰燼。
陳誠 （1950年3月15日—1954年5月31日）
陳誠(1898.1.4—1965.3.5)，字辭修，乳名德馨，別號石叟，國民黨一級陸軍上將(1947.2)，軍事 統帥。
陳誠系浙江省青田縣高市鄉外村人，於1898年1月4日出生在一個世代農家。祖父陳錦雲、曾祖父陳貴芬 、高曾祖父陳生善，均以耕種為業。父親陳希文，晚清秀才，家有薄田，但不甚富有。“戊戌維新”後，改 習新學，畢業於杭州初級師範學校，任教於青田縣初級國小，後升任校長。叔父陳一鵬，系前清貢生。母親 洪氏，性甚節儉，勤於家務，生有三男一女，陳誠居長，次子正修，幼子勉修，女佚名。她八十五歲那年， 壽終於台北。
中華民國行政院長幼年時的陳誠，體弱多病，直到八歲才從堂伯父課讀。翌年，進了青田縣高市國小。課餘常和村里一班 少年朋友上山砍柴，趕牛吃草，下地勞動，到江邊游泳，體質漸強。他性格倔強，非常調皮，跟人鬥毆，從 來都不服輸。經常背後插著四面令旗，三個跟斗便到台前，村里人說他象個戲台上的武生。因調皮出格，常 被父親痛罵，但卻天資聰明，讀書成績優良。距高市三華里許，有一名勝古蹟石門洞，高峰插雲，飛瀑奔瀉 ，風物綺麗。山上有座“劉文成公祠”，據傳是明朝開國元勛劉基(劉伯溫)讀書的地方。陳誠經常去那裡游 玩，每聽到老人講述劉伯溫輔佐明太祖朱元璋打天下，建立大明朝野史逸事時，即為之神往。他則取了個“ 石叟”的別名，矢志以劉伯溫自勉。
1912年，陳誠國小畢業後，他父親考慮家庭經濟拮据，打算留他在家裡經營小本生意，佐理家務，讓其 弟弟正修考中學。但陳誠卻力圖以求學來改變自己的處境，便自作主張，先在家溫習功課一年，然後瞞著父 母，以出外做小買賣為名，步行一百多里，來到處州(今麗水)蓮城書院投考，被省立第十一師範學校錄取。 他父親只好改變初衷，讓他繼續念書。在學校里，他愛好體育，單槓、雙槓、木馬、足球、啞鈴操都會兩下 子，特別喜歡棍棒，每天早晨都要鍛鍊一番臂力。在一次全校性運動會上，他翻單槓還得了第一名。
1917年，陳誠在省立第十一師範學校第二期畢業。剛好，青田縣敬業高等國小缺少體育教師，其父親又 是該校校長，有的教師知道陳誠體育不錯，便建議讓他補這個缺。但他父親嚴肅拒絕：“那怎么成?我身為 一校之主，怎么可以利用職權錄用自己的兒子呢?若是這樣做，豈非被人抓住謀私利的笑柄嗎?”結果沒有去 成。這時，陳誠已經二十歲了，經同鄉同學吳子奇的媒介，便和吳的妹妹吳舜蓮結婚。翌年，帶著妻子的嫁 妝費到杭州，插班考入體育學校，僅一個月就畢了業。隨後暫居杭州，準備另圖深造。
正當陳誠為前途無著而苦惱的時候，他父親的老朋友、同鄉杜志遠將軍當選為國會議員，北上就職，途 經杭州。他即上門拜訪，請求父執提攜。杜看到這個朋友的後輩找不到出路，又念他年輕，便帶往北京。陳 誠借了一張處州中學的畢業文憑，冒名頂替報考保定陸軍軍官學校。但因考試成績差，身材矮小，不能錄取 。後經杜志遠向陸軍部軍學司司長、主試官魏宗翰疏通，於1919年以備取生名義進了保定軍校第八期炮科。 直皖戰爭爆發後，軍校停辦。他南下廣州，在新建粵軍第一師第三團服務，並加入了中國國民黨。不久，保 定軍校複課，仍回校繼續肄業。
陳誠於1922年6月在保定軍校畢業後，被分配到浙江紹興的浙軍第二旅第六團三連當見習官。不久，補為 少尉排長。他看到幹了兩年還沒有晉升，便覺得在浙軍中，沒有後台，很難有所作為，決計另找出路。
這年，鄧演達奉孫中山先生之命，到上海羅致軍官，在廣州大本營組建新軍。陳誠從老鄉那裡得到這一 訊息後很高興，因在保定軍校學習時，與鄧演達有過一段師生之誼。他即向團部請假，沒有批准，便不顧軍 紀的約束，徑白跑到上海投奔鄧演達。12月，隨鄧到了廣州。
當時，鄧演達在粵軍第一師第三團任團長，陳誠被派為上尉副官，鏇任上尉連長，擔負孫中山大元帥府 的警衛。次年4月，桂軍司令沈鴻英暗中勾結北洋軍閥政府，發動叛亂。5月，陳誠隨孫中山出征西江，在肇 慶與桂軍馮葆初部作戰中，胸部中彈，進醫院治療。時任粵軍參謀長的蔣介石適來肇慶，乘便赴醫院慰問傷 員，對陳誠撫慰有加。此為陳誠第一次認識蔣介石。
1924年6月，黃埔軍校正式建立。陳誠被該校教練部副主任鄧演達、學生隊副總隊長援引，於9月調到學 校任上尉特別官佐(即候差軍官)，擔任教育副官之職。第二年，學校設炮兵科，因陳誠系保定軍校炮科出身 ，就改任炮兵科教官，兼炮兵隊區隊長。有一次，他跟鄧演達訪友歸營，見天將黎明，不能再睡，便讀起《 三民主義》。校長蔣介石巡視路過，發現他正襟危坐，聚精會神恭讀，便停步問道：“你叫什麼名字?”陳 誠抬頭一看，是蔣校長，立即立正回答。隨後，蔣介石又接連問：“孫總理倡導的三民主義是什麼?”“你 記得本校開學時總理對本校師生的訓詞嗎?”陳誠挺著胸脯，都一一背了出來。蔣介石聽了連連點頭，拍拍 陳誠的肩：“好的，好的。詩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你努力吧!”
次年元旦，黃埔軍校成立炮兵營。陳誠被蔣介石命為第一連連長。2月，參加第一次東征，討伐陳炯明。 15日拂曉，攻擊淡水城的戰鬥打響，蔣介石親自在炮兵陣地上督戰。陳誠指揮炮兵，猛烈轟擊，命中目標， 摧毀城牆多處，由教導第—、第二團官兵組成的奮勇隊隨即從缺口發起衝擊，攻下淡水城。東征初戰告捷， 陳誠的炮連受到蔣介石的讚許。
3月12日拂曉，陳炯明的林虎部，乘右翼的東征軍久戰疲憊，大舉反攻，與教導第一團激戰於棉湖。當時 ，教導第一團以千餘之兵力，獨擋二萬多之敵，情況十分險惡。在指揮所督戰的蔣介石看到陳炯明部步步逼 近，焦急地和蘇聯顧問鮑羅廷驅車趕到炮兵陣地，氣得衝著陳誠吼道：“娘希匹，你的幾門山炮都啞了嗎? 你這個炮兵連長也不想想辦法，把炮架起來打打看！”右臂掛了彩的陳誠，一咬牙上了炮台，親自將炮瞄向 陳炯明的城垛指揮所，連開三炮，發發炮彈都在陳的大本營中開花。全連炮兵看到連長打響了，個個抖擻精 神，向敵軍開炮，阻止敵軍的進攻。在指揮所的蔣介石從觀察鏡里看到敵軍被炮火轟散，四處奔逃，高興地 對鮑羅廷說：“這個連長不錯，打得準！”再次得到蔣介石的讚賞。
5月底，東征軍回師廣州。剛剛步入軍界的陳誠，獲得了“三炮起家"的美稱，覺得日後跟著蔣介石有奔 頭。正當他洋洋得意之際，突然接到家母的電報：“辭修吾兒，你父病逝，迅速回鄉治喪。”當時，他很矛 盾，既擔心回鄉治喪會影響自己的前程；又怕不回去，落個不孝子孫的名聲。思前顧後，還是請假回了老家 。料理父親喪事後，因傷未痊癒，沒有和妻子同房，引起妻子猜疑，認為他作了官，有外遇，看不起土裡土 氣的山裡老婆，便憤而用剪刀刺喉自殺，後送醫院救治未死。陳誠見家裡接連出事，十分灰心，不想回廣東 ，跑到杭州請求省長夏超在警界找一個位置，可是沒有被錄用，只得再回廣州炮兵營。
6月，陳誠奉命參加平定桂軍劉震寰部和滇軍楊希閔部的叛亂。13日，敗退增城的楊希閔部胡思舜旅，突 然回師廣州，反攻觀音山。正率炮連在北校場出操的陳誠，見事態危急，當機立斷，命炮兵向滇軍轟擊，首 發擊倒胡旅的軍旗，敵軍驚恐，四散奔逃。黃埔教導團聞警趕去，將胡旅殲滅。
9月，國民黨政府為統一廣東計，進行第二次東征，徹底消滅陳炯明部。10月14日，在攻克號稱天險的惠 州城戰役中，陳誠眼看先鋒隊接近城垛時，受敵之側防火力點阻擊，死傷枕藉，便親率山炮一連，推進到北 門外距城樓約四百米處，直接瞄準轟擊，將敵側防機槍火力點悉數摧毀，掩護登城部隊攻克惠州，立下了戰 功，獲賞銀五百元。這時，他更受到蔣介石的器重，被提升為炮兵第二營營長。次年春，鄧演達任黃埔軍校 教育長，嚴重任教練部主任，陳誠被調任炮兵科長。6月，又升任嚴重的第一補充師籌備處主任兼第三團團 長。
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後，陳誠率第三團隨東路軍第二縱隊進軍江西贛州。不久，第一補充師改番號為第 二十一師，第三團也改為第六十三團。他仍任該團上校團長。
1927年1月，第二十一師進抵浙江衢州，擔任中路作戰任務，在龍游、蘭溪一帶，與孫傳芳、孟昭月部展 開激戰。2月中旬，退據杭州。喘息稍定的孟部，復圖反攻。陳誠率第六十三團在桐廬西北浪石埠過江，與 敵三師之眾背水苦戰數日，傷亡巨大。後來，他帶領一支特務隊，在深夜突襲敵之司令部。敵軍不知虛實， 自相驚擾，倉皇退走。第二十一師乘勢追擊，克服新登，繼入杭州，浙江乃定。
浙江底定後，北伐軍分三路進攻蘇皖。第二十一師隨東路軍取淞滬，陳誠率第六十三團攻占吳江。3月22 日，乘夜攻克蘇州，復下松江，在常熟東門外河下截擊直魯軍畢庶澄輕重部隊和軍官教導團，俘獲甚眾。4 月7日，第二十一師進駐南京。隨即，他因功升任第二十一師少將副師長，仍兼第六十三團團長。
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這天，陳誠來到師長嚴重官邸打聽時局，請求方略。嚴說：“我要解甲歸田 。你自己拿定主意吧。”他想起自己到黃埔軍校以來，受到蔣介石的賞識，覺得蔣“登龍有術”，政變“必 有成功之可能”。當受蔣召見時，即表示說：“要與鈞座共進退，堅決擁護總司令的英明決策！”
嚴重不願隨蔣倒行逆施，乃託病請假，保薦陳誠升代第二十一師師長。第二天，他又前往謁嚴，說：“ 現在凡是積極肯乾的就被視為共產黨，這樣誰還敢於！”繼又含著眼淚說：“師長，你走了，我是沒法子乾 的。”嚴慰勉他說：“這是一支革命的部隊，你要好好地維持下去；我雖然離開，當盡力幫你的忙。”
5月，蔣介石繼續“北伐”。陳誠奉命率第二十一師由鎮江渡江北上，相繼占領清江浦、海州、徐州等地 。6月下旬，奉調回師南京。這時，唐生智揮師東下討蔣。陳誠又率部前往徐州雲龍山一線，掩護“北伐” 軍總退卻，受到蔣介石的嘉許。7月，年僅三十歲的陳誠被提升為第二十一師師長。
8月，李宗仁的第七軍、何應欽的第一軍在龍潭、棲霞一帶，與孫傳芳的六個師展開激戰。第二十一師奉 何應欽命令，趕往下蜀迎擊孫部。剛好，陳誠胃病發作，只得坐著轎子上前線督戰。在龍潭戰役後，第二十 一師開往蘇州整訓。這時，有人向何應欽報告，說陳誠坐轎上陣不成體統。副師長孫常鈞也拉攏王敬久等黃 埔一期同學倒陳。10月，陳誠就被何應欽免去師長職務。他很不服氣，認為自己抱病上陣，打了勝仗，不但 無功，反而受過，深怪何應欽排斥異己，對人發牢騷說：“蔣介石的下野，也是被何應欽聯絡白崇禧的桂軍 逼走的。他們對浙籍軍人，是要排擠的。”從此，他與何結下了芥蒂。
這時，嚴重正在南京任軍委會軍政廳長。陳誠接受同鄉的意見，立即去南京找嚴重。後經嚴向何應欽代 為解釋誤會，並由嚴保薦，就任軍政廳副廳長，兼任上海辦事處主任，鏇任代廳長。但他與何應欽合不來， 很少去南京，大部分時間在上海、蘇州“養病”
次年3月，復職不久的蔣介右，任命陳誠為總司令部的中將警衛司令，兼炮兵指揮官。下轄警衛第一團、 第二團、第三團，以及憲兵第一、二團；還指揮炮兵第一、二團。其實力比一個軍還雄厚。
陳誠從進黃埔軍校到參加北伐戰爭，僅僅四年的時間，就由一個上尉特別官佐升到中將警衛司令。同時 ，他與黃埔軍校同學建立了緊密聯繫。第二期炮兵大隊學生在他的炮兵連見習，第四期炮兵大隊學生與他系 師生關係。這就為他在黃埔系中形成一個軍事集團創造了有利條件。
這年8月，第一集團軍整編為六個師。蔣介石見五個師長系黃埔教官，只有第十一師師長曹萬順是北伐初 期投誠過來的，便任命陳誠為該師副師長，以便暗中加以控制。但陳誠聞訊後，大為不滿，憤而出走上海。 蔣特派隨從副官把他找回南京，當面“交底”。經過一番面交，陳誠才於9月上旬到浦口就職。他對師長表 面上很恭順，辦事認真，以身作則。還採取措施整頓紀律，嚴禁嫖賭，並與師部官佐共進早餐，以期改變風 氣。
1929年3月，蔣桂戰爭爆發。第十一師受第四軍軍長張發奎指揮。陳誠與羅卓英負責擬定作戰計畫，協助 師長率部分部隊經瑞昌、武寧，越過九官山、通山、威寧，進入武漢。他還親赴漢口的橋口、武昌的南湖督 訓部隊。4月，出敵不意，進兵賀勝橋，將桂系與湘鄂的聯絡截斷，致武漢頓陷孤立。這時，馮玉祥部虎踞 中原。第十一師又奉蔣介石命令，於5月開往鄂北的襄、樊等戰略要地駐防。不久，師長曹萬順因處事失當 ，被調任新編第一師師長，陳誠即升任師長。
陳誠一上任就對第十一師進行整頓。他公開提出選拔使用幹部的條件是“不貪財，不怕死”，會帶兵， 能打仗，沒有不良嗜好，忠於蔣介石，服從其命令。他大量羅致黃埔學生，用為中、下級幹部，裁汰曹萬順 的舊部。隨即將曹萬順的部隊縮編成四個團，加上自己任警備司令時的兩個警衛團，編成兩旅六團制。同時 ，對部隊加強整訓，提高作戰能力。
10月，馮玉祥部東出潼關，進兵洛陽。蔣介石兵分兩路迎擊。陳誠受第二路總指揮劉峙節制，率領第十 一師扼守襄陽、南漳。在襄陽城郊與馮軍激戰兩天，將張維璽部擊敗。隨即，令第三十一旅、第三十二旅分 別向草店、均縣追擊，直到馮軍向白河、安康退去。
蔣、馮戰爭剛一結束，在河南抗擊馮軍的第五路軍總指揮唐生智，於12月1日在鄭州通電反蔣。陳誠即派 副師長羅卓英趕赴湖南，說服何健部旅長王東原按兵不動，以解除蔣介石駐武漢部隊的南顧之憂，調兵北上 參加討唐。同時，迅速率領第十一師從鄂北豫南北上，兼程趕到確山以東之劉店一線，協同劉峙部與唐軍作 戰。一天，唐軍騎兵襲擊第十一師指揮所，他親率特務營參加戰鬥。剛好第六十六團自信陽押運彈藥趕到， 加上第一師丁德隆團增援，才將唐軍騎兵擊退。在戰鬥中，陳誠幀知唐軍中有三個師的廣西部隊軍心渙散， 便派人前往勸降，使其中一個師投誠。唐軍潰敗後，第十一師追擊到臨潁，才折回信陽。
1930年初，第十一師開赴武漢。2月間，陳誠派部隊將駐武昌的曹萬順之殘部第六十六團包圍，實施武力 解散，將軍官資遣回籍，士兵則撥補第十一師所管轄各團。
4月，又奉蔣介石命令，收編湖北的徐聲鈺獨立第十三旅，將第十一師由原來的兩旅六團擴充為三旅九團 制的甲種師，實力大為增強。
這年5月，中原大戰爆發。陳誠的第十一師屬劉峙的第二軍團戰鬥序列。9日，蔣介石令全線發起攻擊後 ，他率部攻占馬牧集，連克寧陵、睢縣。繼而西進，攻擊蘭封、杞縣之間的楊固集、柿園集。這時，幾經進 攻蘭封、杞縣的蔣介石部隊，遭到晉軍依託堅固工事的抗擊，傷亡很大。陳誠便自告奮勇，採用中間突破戰 術，企圖在楊固集打開缺口，再向兩翼卷擊。但猛攻兩天，迄未得手。隨後，他又協同蔣鼎文、趙觀濤師向 左翼推進，卻遭到孫良誠、吉鴻昌等部從杞縣方面的阻擊，連攻數日，也無進展。後又從杞縣以南迂迴，企 圖經通許、陳留奇襲開封，也遭到龐炳勛、梁冠英等部的抵抗，在魏寨、陳莊一帶展開了爭奪戰。6月24日 ，第六十一團陣地被梁冠英部夜襲失守。次日，陳誠即令旅長李默庵督第六十一、六十二團反攻，激戰終日 ，傷亡很大未能攻下。李默庵腎囊中彈，對陳誠說：“陳莊失守，應由劉團長負責”。團長劉天鐸是劉峙之 侄，陳誠置各方面說情不理，經報請蔣介石同意，立即執行槍決。
6月底，蔣介石發現馮軍“誘敵深入”的企圖，急令劉峙將部隊撤回睢縣、河堤嶺一線。7月土日，陳誠 奉蔣介石命令，率第十一師開往津浦線，參加對晉軍作戰。這時，晉軍張蔭梧、傅作義兩路軍，從平津南下 ，圍攻曲阜，企圖直抵徐州。他帶領全師部隊，每天以一百二十華里的速度，趕到兗州，直趨曲阜，與守城 部隊內外夾擊，將晉軍的李生達第四軍擊潰，解了曲阜之圍。7月底，總攻開始後，他又率部相繼擊潰晉軍 豐玉璽部，進占宮裡、樓德鎮；擊潰李生達軍，進占蓮花峪、華豐、磁窯，激戰傅作義部，攻占界首，白馬 寺。隨即，沿鐵路線，經萬德、張夏、崮山、党家莊，向濟南追擊。8月15日，在蔣光鼐、蔡廷鍇之第六十 一師、第六十師之後進入濟南。
克復濟南後，津浦線戰事告一段落，蔣介石犒賞各軍。第十一師領到獎金二萬元，陳誠晉升為第十八軍 軍長，仍兼第十一師師長。時年三十四歲，人以“童子軍”相稱。
8月下旬。蔣、馮、閻在鄭州展開決戰。鄭州是中原之心臟，為兵家必爭之地。蔣介石集中主力加緊攻擊 。陳誠與夏斗寅師，奉蔣之命，編為一個縱隊，擔任前鋒穿插任務。9月6日，總攻開始。他和夏斗寅帶領部 隊，以鄭州為目標，運用錐形戰術，從西華、鄢陵和臨潁、許昌的中間地區向北挺進，大膽實施鑽襲。夏師 到五女店受阻。陳誠在占領石象鎮後，以一部夜襲和尚橋，鑽進到董家店，前後縱深七十里。吉鴻昌等部向 蔣投誠後，陳誠部繼續鑽進到洧川附近，將馮軍鄭州的外圍陣地分割得支離破碎。蔣介石即命各部急速攻擊 前進。
這時，忽然傳來鄭州密報：“敵將全線撤退”。時新鄭仍在敵手，人皆以為不可輕信。而陳誠研判當面 敵情，認為非虛，便超越新鄭，督師兼程猛進。為了搶先占領鄭州，向蔣介石報捷，他事先擬好電報稿，並 派附員石心志隨肖乾前衛團跟進。10月6日，肖團在二里崗擊潰馮軍的掩護部隊後，便跑步由鄭州南門入城 。這時，已近黃昏，石心志看到占領鄭州已成定局，便飛馳回到師部。陳誠立即填上時間發出告捷電報。當 日黃昏，上官雲相的第四十六師的便衣隊也搜尋到鄭州東站，但沒有進城。
蔣介石收到第十一師先占領鄭州的電報大悅，說：“子牧集開戰勝之端，曲阜挽垂危之局，鄭州結勝利 之果。”當即發給獎金二十萬元。陳誠為了表示“不稱功，不貪財”，給蔣回報說：“職師得以首先占領鄭 州，上賴鈞座指揮有方，下靠官兵用命和友軍協助之力，賞金不敢獨受，擬分半數給四十六師。”他將所得 十萬元，發給每個官兵二元，約用去四萬元，其餘收作公積金。後來創辦了“十八軍南通殘廢軍人工廠”和 “吉安農場”，以收容殘廢軍人和老弱士兵。這樣，既拉了上官雲相一把，又博得了蔣介石的信任。
這年11月，陳誠以觀操武官身份，陪同蔣介石前往日本觀看軍事演習。還參觀了軍事學校，訪問了僑界 ，使政治身價大為提高。
1931年初，陳誠將教導第三師改編為第十四師，歸第十八軍建制，自兼師長，周至柔任副師長，羅卓英 任第十一師師長，形成了陳誠軍事集團的基礎。不久，開赴武漢，分駐鄂南、鄂東和平漢南段。
蔣介石向中央蘇區發動的第一、二次“圍剿”失敗後，於1931年7月親任總司令，坐鎮南昌指揮第三次“ 圍剿”。陳誠受任追擊軍第二路指揮官，帶領第十八軍從湖北開到江西撫州前線。當時，紅軍採取“避敵主 力，打其薄弱，乘勝追擊”的作戰方針，與國民黨部隊展開“盤鏇式"運動戰。他指揮第十八軍在南城、黎 川、廣昌、永豐、吉水、寧都、興國等地，來回賓士了兩個多月，沒有找到紅軍主力的蹤跡，搞得精疲力竭 ，“胖的拖瘦，瘦的拖病，病的拖死”。9月初，撤到吉安。
在這期間，陳誠以種種藉口，採取各種手段，收編雜牌部隊，進一步擴充實力。9月，他奉命接過被紅軍 打垮了的第五十二師番號，以第十一師獨立旅和第十四師攻城旅編成一個師，自兼師長，升任周至柔為第十 四師師長。不久，又以兩個旅和兩個團的兵力，對駐吉安西南地區的第四十三師採取包圍態勢，威逼其師長 郭華宗離開，任劉紹先為師長，歸第十八軍建制。後來，按照蔣介石的授意，將川軍張英的第五十九師包圍 於永豐，除李彌團逃往撫州外，其餘全部繳械。經過兩年多時間，第十八軍就擴充到五個師，二十九個團。
這年12月，由蔣介石和宋美齡主婚，陳誠與譚祥在上海結婚。譚祥是譚延闓的三女，蔣介石的干女兒， 宋美齡留美時的同學。中原大戰結束那年，蔣介石和宋美齡親自做媒，把譚祥介紹給陳誠。他—見滿口答應 ：“我一切聽從領袖安排。”雖說陳誠個子不過一米六，其貌不揚，一張略長方形的書生白臉，稀疏的頭髮 往後平梳著，但也清秀。特別是那嚴肅的儀表，也博得譚祥的好感。陳誠升任第十八軍軍長後，便與譚祥商 量子12月去上海結婚。但譚祥提出要推遲，說：“你同吳舜蓮的離婚手續書還沒辦好吶。”於是，他將第十 八軍軍部軍需主任吳子奇，特地從南昌傳動南京，代替其妹妹吳舜蓮寫了一張離婚書，送給譚祥。後來，經 友人調解，吳氏只提出了一個條件：“生不能同食，死後必同穴。”陳誠欣然接受。他與譚祥結婚之後，感 情很好，赴前線作戰，每日都要與譚祥通—次電話。
1932年冬，蔣介石陸續調集三個多個師的兵力，開始部署對中央蘇區的第四次大規模“圍剿”。次年1月 ，陳誠從南京回到杭州做準備。為了有利於軍事的進行，他提出實行所謂“限田制度”，採用向地主贖買土 地的方法，實現其“耕者有其田”的主張。他認為，自國民黨執政以來，對於孫中山先生在民生主義中的“ 耕者有其田”的主張迄未實現，而共產黨，紅軍在江西。打土豪，分田地”，深得農民的擁護。因此，他要 求江西省政府先作局部實驗，但被省主席熊式輝所拒絕。
這個月底，陳誠任中路軍總指揮，以第五軍軍長羅卓英指揮的第一縱隊、第四軍軍長吳奇偉指揮的箅二 縱隊、第八軍軍長趙觀禱指揮的第三縱隊，為進攻中央革命根據地的主要突擊力量，採取“齊頭並進，分進 合擊”的方針，企圖消滅紅軍主力於黎川、建寧地區，爾後進擊廣昌。當時，紅一方面軍奉命進攻敵人重兵 設防的南豐縣城，以擊破第四次“圍剿”。陳誠獲悉這一情報後，令南豐守軍第八師據城岡守，同時急令其 所屬各縱隊迅速增援，企圖合圍紅軍於南豐城下。
但紅軍已採取退卻步驟，撤圍南豐。陳誠的第二、第三縱隊被紅軍的一部吸引到黎川方向。2月26日，第 一縱隊為配合主力尋殲紅軍於黎川地區，以右翼第二師、第五十九師，取道永豐、樂安，分兩路向宜黃南部 的黃陂地區並進，將整個右側翼暴露在紅軍面前。第二天，其第五十二師行抵黃陂、蛟湖附近時，突然受到 紅軍攔腰攻擊，被截成數段。經過兩天激戰，全被殲滅，師長李明負傷被俘。第五十二師被殲滅的第二天， 第五十九師東進至霍源附近與紅軍接觸。師長陳明驥受陳誠指令率部亡命衝擊，結果全師大部被殲，師長亦 作了紅軍的俘虜。
3月中旬，陳誠改變部署，將六個師編成兩個縱隊，分前後兩個梯隊，由宜黃經東陂、甘竹向廣昌進發， 尋求紅軍主力決戰。紅一方面軍以小部兵力在廣昌西北擔任阻擊，吸引敵人；主力隱蔽集結於敵人右側的洛 口、東韶、南團，小布地區待機。3月20日黃昏，陳誠的後續梯隊第十一師進至草苔岡、徐莊一線，與前梯 隊相距近百里。這時，羅卓英率第五十九師殘部溫良旅也到達東陂以北五里牌，判斷紅軍似在等待其主力的 來到，而草苔岡地區又不利，即電令第十一師連夜撤回五里牌，但師長肖乾怕官兵疲勞，不肯撤回。21日拂 曉，就被紅軍一、三、五、七、九軍團全力圍攻，傷亡過半，剩下不到三千人。至此，第四次“圍剿”即被 打破。蔣介石不得不承認，“此次挫敗，悽慘異常，實有生以來唯一之隱痛。”
第四次“圍剿”失敗後，陳誠遭到同僚各方面的攻訐。何應欽大罵陳誠飯桶，逼蔣介石嚴處。江西省主 席熊式輝電告蔣說：“辭修驕橫，目中無人，不聽勸阻，慘遭失敗，其責非淺，望委座撤銷他全職，改編十 八軍。”顧祝同、楊永泰也趁機向陳誠發難。蔣為避免國民黨軍內部離心傾向的進一步發展，便給了陳誠降 一級、記大過一次的處分。陳誠覺得威信掃地，無顏見人，不得不打電報給蔣介石辭去本兼各職，並撤銷中 路軍總部。不待回電，即從撫州回南昌私寓，閉門不出，任憑同僚對他攻擊。
陳誠回南昌，好幾天不去謁蔣，蔣介石也不便召陳。南昌行營參謀長賀國光見此情況，心裡很著急：蔣 、陳不見面，將影響前方戰局。揣摩蔣意，前方指揮非陳莫屬。於是，便去與譚祥商量，請她邀請陳誠外出 散步，就便去看望宋美齡。這天晚上，陳誠攜同譚祥來到宋美齡公寓，相互寒暄不久，蔣介石即出見，笑著 與陳握手，說：“這個，此次圍剿失利，責任在我，你就不必多介意了。”陳誠一聽很感激，說道：“我沒 為你爭光。”這時，蔣介石向陳誠出示熊式輝的密件。陳誠一看怒火中燒，說：“委座如不需要十八軍，請 乾脆撤銷此番號，何必改成三師八團?否則，悉憑鈞裁。"蔣卻對他說：“予以改編為兩軍八師”。他聽說十 八軍的實力反比慘敗前大長，才轉怒為喜，與蔣談起第五次“圍剿”紅軍計畫。蔣介石採納了他的建議，說 ：“辭修，這回你要重整旗鼓，整編好十八軍，再由你出任總指揮。”
5月，陳誠回到杭州，擬訂了兩個方案，即：“繼續進攻”和“分區清剿”，請蔣介石決定。蔣估計到當 時的部隊“只有招架之功，而無進攻之力”，便決定採用“分區”方案，以整頓態勢。為了適應軍事形勢， 陳誠將總指揮部移駐崇仁，主力仍擺在中路軍方面，調羅卓英回第十八軍任副軍長。他從適應山地戰的特點 出發，把該軍兩旅六團制的師，改編成三團制的師，建議蔣介石恢復第五軍建制，並保薦薛岳任該軍軍長； 將吳奇偉所率張發奎的第四軍，由兩千多人擴充為三團制的兩個師。經過整頓，在第四次“圍剿”中嚴重受 挫的陳誠軍事系統的實力，又得到恢復和擴充。
7月，蔣介石在廬山開辦軍官訓練團，自兼團長，陳誠任副團長，抽調在江西的國民黨部隊團長以下軍官 受訓兩個星期，以加強思想教育，鼓舞士氣，並抽調部分副師長、旅長擔任營長。陳誠一上廬山就立即表示 ，要以“決死的精神”，痛改錯誤，克服墮落，從頹喪中振奮起來，為蔣介石效力。他負實際責任處理軍訓 團的重要事務，協調顧問、教官和營長的工作，指揮政治和軍事訓練的正常進行，侍奉經常來團訓話的蔣介 石和來團觀察的其他黨政要人，對教官和學員作精神和軍訓講話。在這期間，陳誠先後作了三十多次講演、 訓話，強調要“服從統帥”，“信仰領袖”。在《軍隊政訓工作之檢視》訓話中指出：“我們認識領袖，信 仰領袖，並不想利用領袖。”他把蔣介石比作“一塊寶石”，說：“大家都是愛護寶石的，可是愛護寶石的 出發點各人有不同，珠寶商想把它做成裝飾品去賺錢，強盜想把它搶去變賣發財，只有正人君子，才能以晶 瑩堅潤的寶石之種種德性為法而涵養其高貴的人格，完成其事業。”要求學員凡聽到“蔣總司令”、“蔣委 員長”時，要立即肅靜立正。在講演中，還宣傳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共方針。他說：雖然有許多 的同志、朋友來信指責，也只好求近舍遠，先打了紅軍再說。同時，多方羅致文人，特別是國外留學生，以 充實政治方面的班底。至9月上旬，辦了三期，受訓人員達七千五百九十八人。
9月下旬，蔣介石調集五十萬兵力，開始對中央革命根據地進行第五次“圍剿”。陳誠奉派為北路軍前敵 總指揮兼第三路軍總指揮，轄第五、第七、第八三個縱隊，將第三路軍總部和第十八軍軍部移駐南城。在“ 圍剿”中，他恪守“戰略上取攻勢，戰術上取守勢”的指揮原則。並把新定的“穩紮穩打，步步為營，修碉 築路，逐步推進”的作戰方略，簡括成“封鎖圍進，配合迫進，逐步穩進，乘虛突進”四句話，以便官兵易 懂易記。同時，先後在中央蘇區周圍築起碉堡二千九百多座，配合鄉村所實行的保甲制度，構成對蘇區的嚴 密封鎖。
正值陳誠部開始向蘇區步步逼進時，“福建事件”發生。蔣介石親赴南城，與陳誠舉行秘密會議，決定 督師向第十九路軍進攻，可是顧慮重重，害怕紅軍支援第十九路軍。過了數日，獲悉紅軍不與十九路軍合作 ，才放下沉重的“包袱”。他對蔣說：“這下子不怕了，十九路軍是號稱五個軍，實則每軍不過六個團，總 計三十個團，即使能戰，其力亦甚有限，故閩變不足慮。我們還耍乘勢反攻紅軍，把他們趕出江西。”
黎川為閩贛兩省之交通孔道，握贛之東北與東南、及閩西北之樞紐，東連光澤、邵武，南達建寧，北出 金溪、資溪，以窺撫州，是紅軍控制三年之久的戰略要地。為截斷閩贛兩省紅軍的聯繫，陳誠先命薛岳率領 五個師占領東坪墟，進攻營前之紅三軍團。12月，令薛部東進黎川，修築熊村、湖坊、黃土關、杉關、邵武 、光澤、飛鳶、洵口等地碉堡線。1934年初，又命第十八軍修築硝石到黎川的公路。1月下旬，將總部移駐 黎川。隨即，赴東山指揮各部相繼攻占德勝關、獅子嶺、橫村、樟村，以及閩贛交界的朝天隘、茶花隘、寨 頭等武夷山嶺線。
3月問，陳誠調集三十三個團，在空軍配合下，與紅軍林彪部的二十七個團展開激戰，奪取贛南重鎮廣昌 。接著，又攻占建寧、石城等地。這時，蔣介石決定籌辦廬山訓練團，陳誠奉調去廬山，擔任訓練團副團長 ，前方軍事由羅卓英代理。這個訓練團從7月初開始，每期四周。除西南、西北等地方軍隊外，均抽調少校 以上軍官輪流受訓，以軍長、總指揮擔任營長，師長擔任連長，副師長、旅長擔任連附、排長。先後辦了三 期，於9月底結束。
10月6日，陳誠回到廣昌總部，立即召集師長商談當前形勢。他在綜合各方面的情況時說：“困處於贛南 狹小地區的紅軍，似有向南或向西突圍模樣。希望大家最後努力，以竟全功。”不久，他抵寧都，得知紅軍 開始實行戰略轉移，便保薦薛岳為“追剿”軍前敵總指揮，率吳奇偉、周渾元等三個軍，及萬耀煌的第十三 師追擊。自任駐贛預備軍總指揮。
1935年3月，蔣介石在武昌成立軍委會委員長行營陸軍整理處，綜理陸軍整理事宜。陳誠被任命為這個處 的處長。他一面派員到附近各省區校閱部隊，一面在武漢設立軍官團，輪訓各部隊的軍官，並選調高級將校 為整理處幹部。19日，赴北平軍委會拜謁軍政部長何應欽，商定華北駐軍整理方案，並檢閱東北軍的商震部 、萬福麟部，以及第二、第二十五師。4月底，赴貴陽晉謁蔣介石，報告華北、東北軍情況，請示整軍方針 。
在各項準備工作就緒後，陳誠根據當時國民黨陸軍部隊的狀況，擬定了整理方案。他認為當時的軍情極 其複雜。以派別言，有所謂中央軍、地方軍，地方軍又有東北軍、晉軍、舊宜軍、國民軍、川軍、滇軍等， “實於國軍統一團結有甚大之影響”。再以編制言，每師有三、四團者，有五、六團者，有多至九團者，戰 斗實力既各有不同，指揮運用亦困難殊多。再言教育，地方軍隊多系各自為政，很少有中心思想，故教育無 重點，訓練欠切實，以之內哄則有餘，以之禦侮則不足。至於經理，則有“實費經理”和“委任經理”兩種 。委任經理，即包辦性質，不敷之數，就地籌措，收支情形也多不公開，流弊百出，紀律蕩然。論人事各存 門戶之見，論作戰則多懷保存實力之心。
陳誠基於對陸軍這種現狀的分析，在方案中專門闡述了整理的意義。指出：“最近調查，除新疆、外蒙 、西藏、西康外，計有陸軍一百八十個師，又九十四個旅，四十餘個獨立團，軍官約在二十萬左右；軍費約 耗國家財政總支出百分之七十以上。且此數僅指在中央所轄部隊可統計者而言，其他直接取之地方人民者， 更不知凡幾。溯自袁世凱濫政以來，養成割據稱雄，私兵自衛，不顧國家民族之痼習。因之雖有此龐大之陸 軍，而不能掃除革命之障礙。且年來戰亂頻仍，中央無整軍之暇，各人存自滿之心。軍事學術既日益落後， 戰爭工具尤異常窳劣，方之列強，幾隔一世紀。揆諸優勝劣安之鐵證，則革命前途，不卜可知。”
在這之前，陳誠就曾擬了《整理軍事意見》、《國防陸軍整理方案》、《陸軍整理意見書之補充》、《 整理炮兵建設》，提出了一系列整理原則。如，依國防之目的，由中央確定編制，全國現有之陸軍，以不妨 綏靖任務，秉至公至誠之辦法，分期抽選官兵，編成國防軍；選取之各級軍官，均混合編成，以消滅派別系 統之弊，選取之士兵，分別籍貫，按照管區配置，以為實施徵兵制之準備，國防軍薪餉後之大部，就選取官 兵原屬部隊之薪餉後撥充之，以減輕政府負擔；所選幹部，於未編國防軍以前應集中訓練，以收精神團結， 教育統一之效，等等. 整軍方案頒布後，陳誠即分別派員到各部隊去，督飭軍、師長依照所定編制實施整編 。同時，成立軍官教育團，收容編餘軍官，訓練幹部。
這年秋，蔣介石為統一川軍的政治思想，在峨眉山舉辦訓練團，自兼團長，陳誠、劉湘為副團長，由陳 誠主持其事。他以各軍長任大隊長，師長任中隊長，旅長任區隊長，先後辦了三期，每期學員約千人，訓練 時間為三個星期。主要輪訓軍隊少校以上，文職縣長和中學校長以上人員。在訓練中，集中灌輸“擁護領袖 ，復興民族，忠黨愛國”和“先安內，後攘外”的思想，以期打破四川軍閥的割據觀念。
11月，武昌行營撤銷，城防整理委員會隸屬陸軍整理處。陳誠兼任該會主任委員，著手對武漢城防進行 整理。他針對當時各種不平等條約關係，敵海軍深入長江上游，漢口租界敵之潛伏勢力，確定城防方針，即 ：側重江防，對敵租界作殲滅之處置。並判斷陸軍及海軍陸戰隊得以侵入的方面，配置陸防，使之與江防協 力，以確保武漢的安全。根據這；方針，以武漢為中心，東起北白滸山，東南經九峰山，南經花山、八分山 ，西南經金剛山、天官山、大軍山及黃陵磯附近的朱山，西經蔡甸附近之馬鞍山、大黃山，西北經吳家山、 豐荷山，北經橫店附近吳家陡山，東北經陽邏附近的半邊山、查家山等處，設計一環形要塞，圓周約一百公 里，核心半徑平均一萬五千米。並於本防線前後，選撣於戰術上有重要價值之地點，施以同等工事，以便形 成阻止堡或支撐堡，增強要塞抵抗能力的彈性。但是，正在實施細部偵察及陣地編成之際，城防委員會改為 城防組，城防的策略和部署也隨之進行了修訂和調整。
1936年2月，紅軍第一、第五軍團於陝北晉、陝交界處，東渡黃河，進入山西，準備開赴華北前線抗日。 閻錫山告急。陳誠奉蔣介石之命，任晉、綏、陝、甘四省邊區總指揮，率關麟征、李仙洲等部約十師之眾赴 晉增援。紅軍回師陝北後，陳誠又被調回南方。這時，各受編部隊均已整編結束，經歷一年的陸軍整理工作 暫告一段落。
這年6月，廣東的陳濟棠和廣西的李宗仁，以抗日為名，聯合反蔣。陳誠受任第一路總司令，急調第十八 軍經江西入粵。他一面進兵高要；一面親自入桂拉攏白崇禧。“兩廣事件”解決後，蔣介石在廣州設行營， 陳誠任副主任，處理善後事宜。“八•一三事件”發生後，陳誠任第三戰區前敵總指揮兼第十五集團軍總司 令，指揮淞滬抗戰。
早在“西安事變”之前，陳誠的部下曾向他建議：全國人民希望抗日，以挽救危亡，而委員長不俯順輿 情，偏要“剿共”，不但人心背向，而且軍心士氣也難維繫。陳誠便去洛陽見蔣介石，陳述這一意見。蔣介 石為敷衍輿論責難，接納了他的意見後，先派湯恩伯的第十三軍開赴綏遠，並準備續派樊崧甫的第四十六軍 去協助傅作義的第三十五軍，進剿李守信的偽軍，打擊日寇的企圖，以搪塞各方的抨擊。陳誠奉命赴太原與 閻錫山接洽兵站補給和晉軍出兵問題。當他返陝向蔣匯報時，“西安事變”發生，也被扣留於西安招待所。 他對張學良說：“你把老頭子扣起來，把中國交給你，你有什麼辦法搞好?”並表示要與蔣共生死，對張說 ：“如果蔣遇害，就早一點把我槍斃”。“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陳誠對同僚說：“這次‘西安事變’， 幸虧共產黨方面沒有同情張楊的舉動。否則會鬧成不堪收拾的局面，不僅蔣個人垮台；連同被扣留的高級人 員生命都不能保險。”
1937年春，陳誠任軍政部政務次長，兼武漢行營副主任。4月，他邀張發奎、黃琪翔等到溫州、台州沿海 視察地形。部屬問他，現在內戰停止了，國家總算統一了。國共兩黨曾經合作北伐，今後是否能合作抗戰呢 ?陳誠回答說：“抗日遲早要抗日，但委員長的政略、戰略思想，不是我們能夠揣度的。我們只有眼從命令 ，不好隨便揣測。”
7月初，蔣介石兼團長，陳誠為教育長，又在廬山辦訓練團。聘請名流學者、大學校長、教授為講師，輪 訓部隊的中、上級軍官和文職人員的中學校長、國民黨各省市黨部委員，以及縣長、專員等，以統一國民黨 內對抗戰的思想。可是只辦了兩期，“八•一三事件”發生了。
8月18日，陳誠奉蔣介石電召抵達南京，策定抗戰計畫與戰鬥序列。他認為，“我國因軍事落後，且未有 充分作戰準備，不宜實施迅速決戰之戰略。但我國國土廣大，人口眾多，經濟資源散在各地，具看長期作戰 之條件。故我國對倭作戰之最高指導方針，不能不根據優劣；相反之客觀條件，實施持久消耗戰略。在此項 大方針下，國軍作戰之具體運用，可分為三期：第一期為持久抵抗時期；第二期，為敵我對峙時期，預定之 第三期，為我總反攻時期。在抗戰第二時期，國軍對倭寇之攻勢，僅作有限度之抵抗，爾後主動轉進，以消 耗敵人戰力，保存我軍主動，借以空間換時間，擴大戰場，分散敵軍兵力，以求達成提早阻止敵人前進，及 建立長期抗戰力量之目的”。當即，蔣介石給他囑以三項任務：一是赴華北向晉、陝將領說明中央之決心與 應抗準備；二是赴上海視察張治中部作戰，並協助之；三是速擬定戰鬥序列。陳誠當時沒有擔任直接抗戰之 任何職務，不知以何種名義從事所賦任務，便向蔣說明此意。蔣問：“以何種名義為宜?”陳誠說：“如果 領袖對余欲機動使用，可給一高參名義。”蔣則說以“行轅為佳”。當晚，陳誠與白崇禧副總長、黃季寬、 王達夫等會商戰鬥序列。第二天，與熊天翼赴滬視察，於20日返回南京。途中熊問陳：“返京後，對領袖報 告是否彼此需要一致?”陳說：“以分報為宜，如此領袖可多得一份參考資料。”
返京後，蔣介石詢問視察情形。熊天翼說：“不能打。”陳誠說：“非能打不能打之問題，而是打不打 的問題。”蔣問他是什麼意思?他說：“敵對南口，在所必攻，同時亦為我所必守，是則華北戰事擴大已無 可避免。敵如在華北得勢，必將利用其快速裝備沿平漢路南下直赴武漢，於我不利。不如擴大滬戰事以牽制 之。”蔣表示“一定打”。陳又說：“若打，須向上海增兵。”蔣當即發表陳誠為第三戰區前敵總指揮，兼 第十五集團軍總司令，並增調部隊赴滬參戰(參見淞滬會戰)。
8月22日晚，日軍以大將松井石根為司令官，率第三、十一師團等部，在吳淞、川沙強行登入。陳誠率第 十五集團軍進行阻擊。他以八十七師之一部及教導總隊之一團、上海保全總；團一部向張華浜登入之敵攻擊 ，令在吳福線之第十一師及在楊行、寶山方面的第九十八師轉向獅子林、川沙口方面之敵攻擊，用汽車輸送 在崑山、吳縣附近集結的第六十七師向羅店挺進：並急調正向常熟、福山前進之第十四師，向太倉、羅店方 面前進，以求會殲登入之敵。但各部趕到戰場時，日軍主力已登入成功。他看到敵軍增援不絕，未能將敵壓 迫在江中而殲滅，已失去戰役初期的主動權，便建議轉移陣地，逐次抵抗。9月17日，中國軍隊即退守北站 、江灣、廟行、羅店、瀏河口一線，轉入防守。
9月21日，軍委會調整第三戰區指揮系統。陳誠率第十五、第十九兩集團軍組成左翼作戰軍。第二天，日 軍為確保其側背安全，在戰車、火炮掩護下，向瀏羅公路猛撲。中國守軍奮力抵抗，死傷慘重。陳誠即向蔣 介石陳述不能再打的原因。他說，如無生力軍加入，即應轉移陣地，調整部隊，繼續抗戰。10月1日，經蔣 同意，左翼作戰軍繼向蘊藻濱南岸、陳行、廣福、施相公廟，瀏河一線轉移。
10月11日，日軍為控制大場、南翔，以斷閘北、江灣、廟行中央作戰軍歸路，向蘊藻濱發起攻擊。這時 ，中國軍隊的第五軍，及第一七一師、一七三師、一七四師和一七六師，正陸續向上海輸送。於是，陳誠對 這次作戰提出了三個意見：第一是以第五路軍由蘊藻濱北岸，同時以兩個師由蘊藻濱南岸，各以一部由南岸 及羅嘉公路以北取攻勢，對敵實行殲滅戰。第二是以第五路軍據守蘊藻濱南岸，以第十六軍和第六十六軍之 一部，再另抽調幾個師，由蘊藻濱北岸突擊，將渡過蘊藻濱南岸之敵包圍殲滅。第三是暫取守勢，待第五路 軍集中後，再相機出擊。經統帥部決定採用第三條。但因情況所迫，乃決定乘敵攻擊疲憊之機，突予猛擊， 以求擊破渡過蘊藻濱南岸之敵?10月25日晚，開始總攻。經過三日激戰，被迫潰退，撤至蘇州河南岸到小南 翔一線。
11月5日拂曉，日軍第十軍在強大炮火配合下，從杭州灣乍浦東北之全公亭、金山衛、漕涇等處登入。蔣 介石電話詢問陳誠如何處置，陳誠提出要調整戰線。當時，這一線只剩第六十三師的兩個營一個連守備，兵 力極為單薄。他當即進行應急處置，以第二十六師進占松江，第六十一師占領閔行，令六十七師速渡松江向 金山縣前進，以警戒黃浦江之左岸。同時，令第七十九師在嘉興下車，用汽車輸送至平湖、新埭鎮線上占領 陣地，第六十三師由乍浦方面，第六十二師由南橋方面，向登入之敵夾擊。但為時已晚，日軍迅速分路直撲 松江，對淞滬守軍實行迂迴包抄。但蔣介石還命陳誠再堅持三天，結果使淞滬守軍完全陷於腹背受敵狀態。 8日晚，第三戰區司令部下令撤退。11日，上海淪陷。
12月5日，日華中派遣軍分三路迫近南京。在這之前，陳誠被蔣介石召至南京，商討守南京問題。他問： “是否叫我守?”蔣回答不是。他又說：“如不叫我守，則我不主張守南京。”後經陳誠、何應欽、德國顧 問等研究，提出不能堅守的原因後，蔣介石逐決定不守，命陳誠即赴皖南部署。後來，蔣介石幻想“九國公 約”簽字國出面干涉日本對華侵略，部隊剛開始撤退時，又做出“以主力守南京，以一部退皖南”的處置， 復令部隊返回原陣地堅守，歸南京衛戍司令長官唐生智指揮。結果造成戰鬥秩序混亂，敵人乘勝追擊。12日 ，南京失陷(參見南京保衛戰)。
1938年2月，陳誠在武昌珞珈山將校研究班，以“滬戰的經過與教訓”為題，總結了“政略影響戰略”、 “政治影響軍事”、“初期攻勢不能成功”、“退卻時機與行動失當”等十四個方面的教訓。他說，孫子謂 ：“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然就“滬戰經過”觀之，則所謂準備也者、計畫也者，似仍有須待吾人 檢討之處。但他認為，淞滬一隅已支持約三個月之久，使狂妄的日本不敢再以“三個月滅亡中國”的眼光來 輕視中國。
南京失守後，國民黨的軍政領導機關大部分遷移武漢。這年春，成立武漢衛戍總司令部，陳誠任總司令 。同時，還奉命兼任軍事委員會總政治部部長、湖北省主席、航空委員會委員、中央訓練委員會主任委員、 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書記長、中央訓練團教育長等職。國民黨內部稱他是“蔣介石的替身”、“第二號 人物”。
武漢是中國內地水陸交通之樞紐，成為當時抗戰的軍事、政治、經濟中心。陳誠認為徐州棄守後，武漢 即是敵人勢在必取的唯一戶標。保衛武漢戰略要點，應以三鎮為核心，使其靈活運用，發揮抗戰的最大力量 (參見武漢會戰)。
還在整理陸軍期間，陳誠鑒於當時中日關係日趨惡化，對武漢城防設計曾作了兩次調整。其防務要點是 ：第一，對敵潛在的勢力，預作殲滅之處置。第二，對長江上下游侵入武奴之敵艦，則鞏固江防，以殲滅之 。第三，對將來武漢會戰，使中國軍隊得依武漢要塞為軸，在武漢附近殲滅敵人。因此，對武漢城防附近之 要塞築城，概又分為“江防”、“陸防”之二部。他根據蔣介石“選擇要點，構築必要工事”之手令，先構 築為陣地骨幹的永久性工事，其他只準備材料，俟作戰部隊臨時構築。
這次的城防設計與前期差不多，主要在西、南兩方向，伸展到新溝和土地堂、賀勝橋，構築堅固工事， 以形成武漢之前進陣地。在武漢周圍之大弧形線上及其以內地區，均以永久性工事為骨幹，增築野戰工事及 副防禦物、交通壕等，構成極大縱深之防禦陣地。1月26日，陳誠在武昌本部召集各軍師參謀、工兵人員及 各有關單位，舉行工事構築會議，並成立武漢城防工程處、河川工程股、築路工程處等。2月22日，頒布武 漢附近防禦工事構築計畫，限期完成。
與此同時，陳誠以“統一領導，統一計畫，統一組織，分工合作”為原則，進行人員、物資、自衛及參 戰動員。其動員工作主要分為五類：一類是兵員之補充，即人員之動員；二類是物資之補充，包括軍實餉糧 ，及一般經濟上之動員與生產，三類是民眾自衛，即地方之治安與後方之鞏固，四類是軍事．配合，即運輸 、偵探及救護隊之動員，五類是破壞敵人後方，剷除偽組織與肅清漢奸，即戰區民眾之動員。並實行“統制 物質”、“統制交通”、“加緊軍隊政訓”等措施。
6月，在長江南岸的第三、第五戰區間成立第九戰區，陳誠任司令長官。當時，日軍以九個師團三個旅團 和海空軍各一部，約三十萬人，沿大別山北麓和長江兩岸西上，企圖南北合圍武漢。中國軍隊以約一百萬人 的總兵力，組織四個作戰兵團，利用鄱陽湖、大別山脈、幕阜山脈和長江兩岸的山川湖沼等天然屏障，進行 防禦。陳誠指揮武漢以東的江南防務。作戰初期，他接到蔣介石的指示：“日軍企圖消滅中國軍主力，結束 戰局。中國軍必須力求戰而不決。”“只以全部兵力的百分之六十進行保衛武漢的消耗作戰，保留百分之四 十兵力作今後持久戰的基礎。”他根據蔣的作戰思想，以薛岳的第一兵團防守南潯鐵路、鄱陽湖西岸一線， 阻敵南犯，張發奎的第二兵團，防守德安、星子、九江至田家鎮的長江南岸；武漢衛戍部隊固守武漢核心陣 地，實施節節抵抗。
7月22日夜，日軍波田支隊從鄱陽湖濱的姑塘登入，繼而侵占九江。緊接著以五個師團分左右兩路，夾大 江南岸向西展開猛烈攻勢。陳誠令李漢魂的第二十九軍團撤至廬山兩側及南潯路一帶，依託有利地形，與向 南昌進攻的敵左路軍相持一個月之久，予敵第一○六師團重創。8月10日，第二兵團的第三軍團，在瑞昌東 北一線與登入的右路日軍波田支隊激戰兩星期。後來，日軍以主力第九、第二十七師團，在數十架飛機掩護 下，分三路合擊瑞昌，並施放毒氣，致第三軍團傷亡慘重。瑞昌失守後，陳誠又令第三十一集團軍和第三十 二集團軍，阻擊向贛北馬頭鎮和箬溪進攻的該路日軍，雙方激戰二十餘日。9月14日，馬頭鎮陷落。24日， 該路日軍再占富池口時，第二兵團續凋第六、第五十三、第七十五、第九十八軍馳援，先雙方相持於鄂東南 大冶、陽新一線。後日軍一部苦戰月余，於10月5日占領箬溪，續陷辛潭鋪，迫近粵漢鐵路重鎮威寧。這時 ，左路日軍第一○一師團、第一○六師團沿南潯鐵路會攻江西德安。薛岳第一兵團第九、第二十集團軍在德 安北部馬回嶺地區層層設防，給敵人以有力打擊。10月上旬，第一兵團再調第四、第三十二、第六十六軍在 德安西北萬家嶺一帶組織包圍反擊，殲敵四個聯隊。經過四個月的節節抵抗後，陳誠奉蔣介石命令，按預定 計畫，於10月25日將部隊全部撤出武漢，退至江西、湖南兩省的永修、幕阜山、岳陽以南一線。
武漢淪陷後，陳誠將九戰區軍事交由薛岳代理，自己赴渝請訓。他向蔣介石報告說：“以兼職過多，不 僅招致物議，抑且有誤事公。請就可能，畀以專職，或可無大遺誤。”當即受蔣面諭：“以辦理政治部事宜 為主，鄂省主席則令嚴立三兼代。”但實際上，仍不時奉派赴湘、粵、桂等地指揮戰事。
1939年9月，日軍以贛北、鄂南兩路策應湘北主力軍，會攻長沙。陳誠奉命和副總長白崇禧抵湘，協助薛 岳代長官指揮作戰。出發前，他曾提出長沙“守”與“不守”兩條，奉批“不守”。因此，一到達淥口，就 將蔣介石的旨意轉告給薛岳。薛不以為然，說：“長沙不守，軍人之職責何在?”雖一夜之間，九次電話命 薛退出長沙，而薛不聽。陳誠怕彼此爭論過久有礙戎機，在向薛詢問部隊的情況後，乃一面與白商定，命薛 岳反攻；一面將薛之決心及當時情況報告蔣介石。結果，取得了湘北抗戰的第一次勝利。
次年1月，在桂南邕寧、邕欽和邕江南岸遭受打擊的各路日軍，集結約三個師團向崑崙關實施包圍。陳誠 又奉命由韶關轉到迂江。正值主持該方面戰事的行營主任白崇禧、第四戰區司令長官張發奎等三十人，研究 卻敵與保守崑崙關之軍事部署，請陳誠作結論。他看到大多數人均只注意崑崙關正面，而忽略左右兩側，危 險性很大，但沒有說出來，按多數人的意見遂成定條。2月，當日軍迫近崑崙關時，因左翼方面兵力薄弱， 賓陽、思隴遂被敵近衛第一旅團相繼攻占。而崑崙關正面的部隊苦戰六日之久，給敵重創，被敵廣播譽為勁 敵。這時，白崇禧又電話詢問陳誠如何處置了他才陳述自己的意見，令速調整部署，並占領左側要點，以免 被敵包圍。剛好後續部隊趕到，乃以有力一部拒敵前進，主力則從貴賓路方面側擊敵人，連克甘棠、古辣、 永淳，威脅敵之後方。敵見態勢不利，倉皇竄逃。
在這期間，陳誠還先後參與指揮粵北、宜昌等戰役。宜昌失守後，張治中對陳誠說：“你太老實，這是 任何人都不願意去的。”當他向蔣介石自請處分時，蔣說：“因為沒有辦法才叫你去。”這年7月，統帥部 以長江為中心，從第五、第九戰區各劃一部，建立第六戰區。陳誠任該戰區司令長官，兼湖北省主席，駐節 恩施，坐鎮陪都之門戶。
第六戰區的轄境包括鄂西、鄂南、湖北、湘西、川東等地。邊區地帶山嶽連綿，形勢絕險，進則可反攻 宜昌沙市，光復武漢；守則可以拱衛重慶。因此，蔣介石提出“軍事第一”、“第六戰區第一”的口號。陳 誠秉蔣之意旨，致力於“軍”、“政”兩途協調並進，“在政治方面以建立三民主義新湖北自期，在軍事方 面以拱衛首都自負”。
當時，湖北全省七十一個縣市，比較富庶的已淪陷殆盡；尚能行使政權的不過三十一縣，均為地瘠民貧 ，數十萬軍隊之物資補給困難。為實現軍需獨立之計，陳誠親理省政，實行所謂“二五減租”、“民生主義 經濟政策”和“計畫教育”等。
陳誠上任那年，鄂西屢遭旱災，民食軍糧兩感焦急。他細察之後，發現農民耕地，正糧收穫都歸地主， 只有雜糧方歸佃農。而稻子枯死愈早，反可提前播種雜糧。因此，農民對於稻子之早旱枯，漠不關心。於是 決定實行“二五減租”。他說：“渠生長農家，深知農民痛苦。要解決農民痛苦，最簡捷的辦法，便是減租 。”所謂“二五減租”，就是“農民佃租，定為正產總收穫量千分之三百七十五，即由總收穫量中先提二成 五歸佃農，其餘七成五由地主、佃農對分”。但是，當時農村中封建的潛在勢力很大，推行新法十分吃力。
隨後，為解後方物資缺乏之困難，陳誠訂頒了所謂“民生主義經濟政策”。其要點為“十六個字”，即 “增加生產”、“增購實物”、“物物交換”、“憑證分配”。他把全省各縣分為三級糧食增產區域，分別 指定機關負責推動增產運動。將田賦一律改徵實物，以稻穀為主體，亦兼收其他雜糧。為減少法幣的流動量 ，藉以穩定物價，以民生日用必需品為限，實行物物交換。另外，由行政和業務部門統籌負責，以生活日用 必需品為限，從省級公務人員到民眾，按大人小孩定量，實行憑證分配。政府通過這些辦法，從物資生產到 物資分配都嚴格管制起釆。
陳誠(1898.1.4—1965.3.5)，字辭修，乳名德馨，別號石叟，國民黨一級陸 軍上將(1947.2)，軍事統帥。
陳誠系浙江省青田縣高市鄉外村人，於1898年1月4日出生在一個世代農家。祖父陳錦雲、曾祖父陳貴芬 、高曾祖父陳生善，均以耕種為業。父親陳希文，晚清秀才，家有薄田，但不甚富有。“戊戌維新”後，改 習新學，畢業於杭州初級師範學校，任教於青田縣初級國小，後升任校長。叔父陳一鵬，系前清貢生。母親 洪氏，性甚節儉，勤於家務，生有三男一女，陳誠居長，次子正修，幼子勉修，女佚名。她八十五歲那年， 壽終於台北。
幼年時的陳誠，體弱多病，直到八歲才從堂伯父課讀。翌年，進了青田縣高市國小。課餘常和村里一班 少年朋友上山砍柴，趕牛吃草，下地勞動，到江邊游泳，體質漸強。他性格倔強，非常調皮，跟人鬥毆，從 來都不服輸。經常背後插著四面令旗，三個跟斗便到台前，村里人說他象個戲台上的武生。因調皮出格，常 被父親痛罵，但卻天資聰明，讀書成績優良。距高市三華里許，有一名勝古蹟石門洞，高峰插雲，飛瀑奔瀉 ，風物綺麗。山上有座“劉文成公祠”，據傳是明朝開國元勛劉基(劉伯溫)讀書的地方。陳誠經常去那裡游 玩，每聽到老人講述劉伯溫輔佐明太祖朱元璋打天下，建立大明朝野史逸事時，即為之神往。他則取了個“ 石叟”的別名，矢志以劉伯溫自勉。
1912年，陳誠國小畢業後，他父親考慮家庭經濟拮据，打算留他在家裡經營小本生意，佐理家務，讓其 弟弟正修考中學。但陳誠卻力圖以求學來改變自己的處境，便自作主張，先在家溫習功課一年，然後瞞著父 母，以出外做小買賣為名，步行一百多里，來到處州(今麗水)蓮城書院投考，被省立第十一師範學校錄取。 他父親只好改變初衷，讓他繼續念書。在學校里，他愛好體育，單槓、雙槓、木馬、足球、啞鈴操都會兩下 子，特別喜歡棍棒，每天早晨都要鍛鍊一番臂力。在一次全校性運動會上，他翻單槓還得了第一名。
1917年，陳誠在省立第十一師範學校第二期畢業。剛好，青田縣敬業高等國小缺少體育教師，其父親又 是該校校長，有的教師知道陳誠體育不錯，便建議讓他補這個缺。但他父親嚴肅拒絕：“那怎么成?我身為 一校之主，怎么可以利用職權錄用自己的兒子呢?若是這樣做，豈非被人抓住謀私利的笑柄嗎?”結果沒有去 成。這時，陳誠已經二十歲了，經同鄉同學吳子奇的媒介，便和吳的妹妹吳舜蓮結婚。翌年，帶著妻子的嫁 妝費到杭州，插班考入體育學校，僅一個月就畢了業。隨後暫居杭州，準備另圖深造。
正當陳誠為前途無著而苦惱的時候，他父親的老朋友、同鄉杜志遠將軍當選為國會議員，北上就職，途 經杭州。他即上門拜訪，請求父執提攜。杜看到這個朋友的後輩找不到出路，又念他年輕，便帶往北京。陳 誠借了一張處州中學的畢業文憑，冒名頂替報考保定陸軍軍官學校。但因考試成績差，身材矮小，不能錄取 。後經杜志遠向陸軍部軍學司司長、主試官魏宗翰疏通，於1919年以備取生名義進了保定軍校第八期炮科。 直皖戰爭爆發後，軍校停辦。他南下廣州，在新建粵軍第一師第三團服務，並加入了中國國民黨。不久，保 定軍校複課，仍回校繼續肄業。
陳誠於1922年6月在保定軍校畢業後，被分配到浙江紹興的浙軍第二旅第六團三連當見習官。不久，補為 少尉排長。他看到幹了兩年還沒有晉升，便覺得在浙軍中，沒有後台，很難有所作為，決計另找出路。
這年，鄧演達奉孫中山先生之命，到上海羅致軍官，在廣州大本營組建新軍。陳誠從老鄉那裡得到這一 訊息後很高興，因在保定軍校學習時，與鄧演達有過一段師生之誼。他即向團部請假，沒有批准，便不顧軍 紀的約束，徑白跑到上海投奔鄧演達。12月，隨鄧到了廣州。
當時，鄧演達在粵軍第一師第三團任團長，陳誠被派為上尉副官，鏇任上尉連長，擔負孫中山大元帥府 的警衛。次年4月，桂軍司令沈鴻英暗中勾結北洋軍閥政府，發動叛亂。5月，陳誠隨孫中山出征西江，在肇 慶與桂軍馮葆初部作戰中，胸部中彈，進醫院治療。時任粵軍參謀長的蔣介石適來肇慶，乘便赴醫院慰問傷 員，對陳誠撫慰有加。此為陳誠第一次認識蔣介石。
1924年6月，黃埔軍校正式建立。陳誠被該校教練部副主任鄧演達、學生隊副總隊長援引，於9月調到學 校任上尉特別官佐(即候差軍官)，擔任教育副官之職。第二年，學校設炮兵科，因陳誠系保定軍校炮科出身 ，就改任炮兵科教官，兼炮兵隊區隊長。有一次，他跟鄧演達訪友歸營，見天將黎明，不能再睡，便讀起《 三民主義》。校長蔣介石巡視路過，發現他正襟危坐，聚精會神恭讀，便停步問道：“你叫什麼名字?”陳 誠抬頭一看，是蔣校長，立即立正回答。隨後，蔣介石又接連問：“孫總理倡導的三民主義是什麼?”“你 記得本校開學時總理對本校師生的訓詞嗎?”陳誠挺著胸脯，都一一背了出來。蔣介石聽了連連點頭，拍拍 陳誠的肩：“好的，好的。詩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你努力吧!”
次年元旦，黃埔軍校成立炮兵營。陳誠被蔣介石命為第一連連長。2月，參加第一次東征，討伐陳炯明。 15日拂曉，攻擊淡水城的戰鬥打響，蔣介石親自在炮兵陣地上督戰。陳誠指揮炮兵，猛烈轟擊，命中目標， 摧毀城牆多處，由教導第—、第二團官兵組成的奮勇隊隨即從缺口發起衝擊，攻下淡水城。東征初戰告捷， 陳誠的炮連受到蔣介石的讚許。
3月12日拂曉，陳炯明的林虎部，乘右翼的東征軍久戰疲憊，大舉反攻，與教導第一團激戰於棉湖。當時 ，教導第一團以千餘之兵力，獨擋二萬多之敵，情況十分險惡。在指揮所督戰的蔣介石看到陳炯明部步步逼 近，焦急地和蘇聯顧問鮑羅廷驅車趕到炮兵陣地，氣得衝著陳誠吼道：“娘希匹，你的幾門山炮都啞了嗎? 你這個炮兵連長也不想想辦法，把炮架起來打打看！”右臂掛了彩的陳誠，一咬牙上了炮台，親自將炮瞄向 陳炯明的城垛指揮所，連開三炮，發發炮彈都在陳的大本營中開花。全連炮兵看到連長打響了，個個抖擻精 神，向敵軍開炮，阻止敵軍的進攻。在指揮所的蔣介石從觀察鏡里看到敵軍被炮火轟散，四處奔逃，高興地 對鮑羅廷說：“這個連長不錯，打得準！”再次得到蔣介石的讚賞。
5月底，東征軍回師廣州。剛剛步入軍界的陳誠，獲得了“三炮起家"的美稱，覺得日後跟著蔣介石有奔 頭。正當他洋洋得意之際，突然接到家母的電報：“辭修吾兒，你父病逝，迅速回鄉治喪。”當時，他很矛 盾，既擔心回鄉治喪會影響自己的前程；又怕不回去，落個不孝子孫的名聲。思前顧後，還是請假回了老家 。料理父親喪事後，因傷未痊癒，沒有和妻子同房，引起妻子猜疑，認為他作了官，有外遇，看不起土裡土 氣的山裡老婆，便憤而用剪刀刺喉自殺，後送醫院救治未死。陳誠見家裡接連出事，十分灰心，不想回廣東 ，跑到杭州請求省長夏超在警界找一個位置，可是沒有被錄用，只得再回廣州炮兵營。
6月，陳誠奉命參加平定桂軍劉震寰部和滇軍楊希閔部的叛亂。13日，敗退增城的楊希閔部胡思舜旅，突 然回師廣州，反攻觀音山。正率炮連在北校場出操的陳誠，見事態危急，當機立斷，命炮兵向滇軍轟擊，首 發擊倒胡旅的軍旗，敵軍驚恐，四散奔逃。黃埔教導團聞警趕去，將胡旅殲滅。
9月，國民黨政府為統一廣東計，進行第二次東征，徹底消滅陳炯明部。10月14日，在攻克號稱天險的惠 州城戰役中，陳誠眼看先鋒隊接近城垛時，受敵之側防火力點阻擊，死傷枕藉，便親率山炮一連，推進到北 門外距城樓約四百米處，直接瞄準轟擊，將敵側防機槍火力點悉數摧毀，掩護登城部隊攻克惠州，立下了戰 功，獲賞銀五百元。這時，他更受到蔣介石的器重，被提升為炮兵第二營營長。次年春，鄧演達任黃埔軍校 教育長，嚴重任教練部主任，陳誠被調任炮兵科長。6月，又升任嚴重的第一補充師籌備處主任兼第三團團 長。
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後，陳誠率第三團隨東路軍第二縱隊進軍江西贛州。不久，第一補充師改番號為第 二十一師，第三團也改為第六十三團。他仍任該團上校團長。
1927年1月，第二十一師進抵浙江衢州，擔任中路作戰任務，在龍游、蘭溪一帶，與孫傳芳、孟昭月部展 開激戰。2月中旬，退據杭州。喘息稍定的孟部，復圖反攻。陳誠率第六十三團在桐廬西北浪石埠過江，與 敵三師之眾背水苦戰數日，傷亡巨大。後來，他帶領一支特務隊，在深夜突襲敵之司令部。敵軍不知虛實， 自相驚擾，倉皇退走。第二十一師乘勢追擊，克服新登，繼入杭州，浙江乃定。
浙江底定後，北伐軍分三路進攻蘇皖。第二十一師隨東路軍取淞滬，陳誠率第六十三團攻占吳江。3月22 日，乘夜攻克蘇州，復下松江，在常熟東門外河下截擊直魯軍畢庶澄輕重部隊和軍官教導團，俘獲甚眾。4 月7日，第二十一師進駐南京。隨即，他因功升任第二十一師少將副師長，仍兼第六十三團團長。
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這天，陳誠來到師長嚴重官邸打聽時局，請求方略。嚴說：“我要解甲歸田 。你自己拿定主意吧。”他想起自己到黃埔軍校以來，受到蔣介石的賞識，覺得蔣“登龍有術”，政變“必 有成功之可能”。當受蔣召見時，即表示說：“要與鈞座共進退，堅決擁護總司令的英明決策！”
嚴重不願隨蔣倒行逆施，乃託病請假，保薦陳誠升代第二十一師師長。第二天，他又前往謁嚴，說：“ 現在凡是積極肯乾的就被視為共產黨，這樣誰還敢於！”繼又含著眼淚說：“師長，你走了，我是沒法子乾 的。”嚴慰勉他說：“這是一支革命的部隊，你要好好地維持下去；我雖然離開，當盡力幫你的忙。”
5月，蔣介石繼續“北伐”。陳誠奉命率第二十一師由鎮江渡江北上，相繼占領清江浦、海州、徐州等地 。6月下旬，奉調回師南京。這時，唐生智揮師東下討蔣。陳誠又率部前往徐州雲龍山一線，掩護“北伐” 軍總退卻，受到蔣介石的嘉許。7月，年僅三十歲的陳誠被提升為第二十一師師長。
8月，李宗仁的第七軍、何應欽的第一軍在龍潭、棲霞一帶，與孫傳芳的六個師展開激戰。第二十一師奉 何應欽命令，趕往下蜀迎擊孫部。剛好，陳誠胃病發作，只得坐著轎子上前線督戰。在龍潭戰役後，第二十 一師開往蘇州整訓。這時，有人向何應欽報告，說陳誠坐轎上陣不成體統。副師長孫常鈞也拉攏王敬久等黃 埔一期同學倒陳。10月，陳誠就被何應欽免去師長職務。他很不服氣，認為自己抱病上陣，打了勝仗，不但 無功，反而受過，深怪何應欽排斥異己，對人發牢騷說：“蔣介石的下野，也是被何應欽聯絡白崇禧的桂軍 逼走的。他們對浙籍軍人，是要排擠的。”從此，他與何結下了芥蒂。
這時，嚴重正在南京任軍委會軍政廳長。陳誠接受同鄉的意見，立即去南京找嚴重。後經嚴向何應欽代 為解釋誤會，並由嚴保薦，就任軍政廳副廳長，兼任上海辦事處主任，鏇任代廳長。但他與何應欽合不來， 很少去南京，大部分時間在上海、蘇州“養病”
次年3月，復職不久的蔣介右，任命陳誠為總司令部的中將警衛司令，兼炮兵指揮官。下轄警衛第一團、 第二團、第三團，以及憲兵第一、二團；還指揮炮兵第一、二團。其實力比一個軍還雄厚。
陳誠從進黃埔軍校到參加北伐戰爭，僅僅四年的時間，就由一個上尉特別官佐升到中將警衛司令。同時 ，他與黃埔軍校同學建立了緊密聯繫。第二期炮兵大隊學生在他的炮兵連見習，第四期炮兵大隊學生與他系 師生關係。這就為他在黃埔系中形成一個軍事集團創造了有利條件。
這年8月，第一集團軍整編為六個師。蔣介石見五個師長系黃埔教官，只有第十一師師長曹萬順是北伐初 期投誠過來的，便任命陳誠為該師副師長，以便暗中加以控制。但陳誠聞訊後，大為不滿，憤而出走上海。 蔣特派隨從副官把他找回南京，當面“交底”。經過一番面交，陳誠才於9月上旬到浦口就職。他對師長表 面上很恭順，辦事認真，以身作則。還採取措施整頓紀律，嚴禁嫖賭，並與師部官佐共進早餐，以期改變風 氣。
1929年3月，蔣桂戰爭爆發。第十一師受第四軍軍長張發奎指揮。陳誠與羅卓英負責擬定作戰計畫，協助 師長率部分部隊經瑞昌、武寧，越過九官山、通山、威寧，進入武漢。他還親赴漢口的橋口、武昌的南湖督 訓部隊。4月，出敵不意，進兵賀勝橋，將桂系與湘鄂的聯絡截斷，致武漢頓陷孤立。這時，馮玉祥部虎踞 中原。第十一師又奉蔣介石命令，於5月開往鄂北的襄、樊等戰略要地駐防。不久，師長曹萬順因處事失當 ，被調任新編第一師師長，陳誠即升任師長。
陳誠一上任就對第十一師進行整頓。他公開提出選拔使用幹部的條件是“不貪財，不怕死”，會帶兵， 能打仗，沒有不良嗜好，忠於蔣介石，服從其命令。他大量羅致黃埔學生，用為中、下級幹部，裁汰曹萬順 的舊部。隨即將曹萬順的部隊縮編成四個團，加上自己任警備司令時的兩個警衛團，編成兩旅六團制。同時 ，對部隊加強整訓，提高作戰能力。
10月，馮玉祥部東出潼關，進兵洛陽。蔣介石兵分兩路迎擊。陳誠受第二路總指揮劉峙節制，率領第十 一師扼守襄陽、南漳。在襄陽城郊與馮軍激戰兩天，將張維璽部擊敗。隨即，令第三十一旅、第三十二旅分 別向草店、均縣追擊，直到馮軍向白河、安康退去。
蔣、馮戰爭剛一結束，在河南抗擊馮軍的第五路軍總指揮唐生智，於12月1日在鄭州通電反蔣。陳誠即派 副師長羅卓英趕赴湖南，說服何健部旅長王東原按兵不動，以解除蔣介石駐武漢部隊的南顧之憂，調兵北上 參加討唐。同時，迅速率領第十一師從鄂北豫南北上，兼程趕到確山以東之劉店一線，協同劉峙部與唐軍作 戰。一天，唐軍騎兵襲擊第十一師指揮所，他親率特務營參加戰鬥。剛好第六十六團自信陽押運彈藥趕到， 加上第一師丁德隆團增援，才將唐軍騎兵擊退。在戰鬥中，陳誠幀知唐軍中有三個師的廣西部隊軍心渙散， 便派人前往勸降，使其中一個師投誠。唐軍潰敗後，第十一師追擊到臨潁，才折回信陽。
1930年初，第十一師開赴武漢。2月間，陳誠派部隊將駐武昌的曹萬順之殘部第六十六團包圍，實施武力 解散，將軍官資遣回籍，士兵則撥補第十一師所管轄各團。
4月，又奉蔣介石命令，收編湖北的徐聲鈺獨立第十三旅，將第十一師由原來的兩旅六團擴充為三旅九團 制的甲種師，實力大為增強。
這年5月，中原大戰爆發。陳誠的第十一師屬劉峙的第二軍團戰鬥序列。9日，蔣介石令全線發起攻擊後 ，他率部攻占馬牧集，連克寧陵、睢縣。繼而西進，攻擊蘭封、杞縣之間的楊固集、柿園集。這時，幾經進 攻蘭封、杞縣的蔣介石部隊，遭到晉軍依託堅固工事的抗擊，傷亡很大。陳誠便自告奮勇，採用中間突破戰 術，企圖在楊固集打開缺口，再向兩翼卷擊。但猛攻兩天，迄未得手。隨後，他又協同蔣鼎文、趙觀濤師向 左翼推進，卻遭到孫良誠、吉鴻昌等部從杞縣方面的阻擊，連攻數日，也無進展。後又從杞縣以南迂迴，企 圖經通許、陳留奇襲開封，也遭到龐炳勛、梁冠英等部的抵抗，在魏寨、陳莊一帶展開了爭奪戰。6月24日 ，第六十一團陣地被梁冠英部夜襲失守。次日，陳誠即令旅長李默庵督第六十一、六十二團反攻，激戰終日 ，傷亡很大未能攻下。李默庵腎囊中彈，對陳誠說：“陳莊失守，應由劉團長負責”。團長劉天鐸是劉峙之 侄，陳誠置各方面說情不理，經報請蔣介石同意，立即執行槍決。
6月底，蔣介石發現馮軍“誘敵深入”的企圖，急令劉峙將部隊撤回睢縣、河堤嶺一線。7月土日，陳誠 奉蔣介石命令，率第十一師開往津浦線，參加對晉軍作戰。這時，晉軍張蔭梧、傅作義兩路軍，從平津南下 ，圍攻曲阜，企圖直抵徐州。他帶領全師部隊，每天以一百二十華里的速度，趕到兗州，直趨曲阜，與守城 部隊內外夾擊，將晉軍的李生達第四軍擊潰，解了曲阜之圍。7月底，總攻開始後，他又率部相繼擊潰晉軍 豐玉璽部，進占宮裡、樓德鎮；擊潰李生達軍，進占蓮花峪、華豐、磁窯，激戰傅作義部，攻占界首，白馬 寺。隨即，沿鐵路線，經萬德、張夏、崮山、党家莊，向濟南追擊。8月15日，在蔣光鼐、蔡廷鍇之第六十 一師、第六十師之後進入濟南。
克復濟南後，津浦線戰事告一段落，蔣介石犒賞各軍。第十一師領到獎金二萬元，陳誠晉升為第十八軍 軍長，仍兼第十一師師長。時年三十四歲，人以“童子軍”相稱。
8月下旬。蔣、馮、閻在鄭州展開決戰。鄭州是中原之心臟，為兵家必爭之地。蔣介石集中主力加緊攻擊 。陳誠與夏斗寅師，奉蔣之命，編為一個縱隊，擔任前鋒穿插任務。9月6日，總攻開始。他和夏斗寅帶領部 隊，以鄭州為目標，運用錐形戰術，從西華、鄢陵和臨潁、許昌的中間地區向北挺進，大膽實施鑽襲。夏師 到五女店受阻。陳誠在占領石象鎮後，以一部夜襲和尚橋，鑽進到董家店，前後縱深七十里。吉鴻昌等部向 蔣投誠後，陳誠部繼續鑽進到洧川附近，將馮軍鄭州的外圍陣地分割得支離破碎。蔣介石即命各部急速攻擊 前進。
這時，忽然傳來鄭州密報：“敵將全線撤退”。時新鄭仍在敵手，人皆以為不可輕信。而陳誠研判當面 敵情，認為非虛，便超越新鄭，督師兼程猛進。為了搶先占領鄭州，向蔣介石報捷，他事先擬好電報稿，並 派附員石心志隨肖乾前衛團跟進。10月6日，肖團在二里崗擊潰馮軍的掩護部隊後，便跑步由鄭州南門入城 。這時，已近黃昏，石心志看到占領鄭州已成定局，便飛馳回到師部。陳誠立即填上時間發出告捷電報。當 日黃昏，上官雲相的第四十六師的便衣隊也搜尋到鄭州東站，但沒有進城。
蔣介石收到第十一師先占領鄭州的電報大悅，說：“子牧集開戰勝之端，曲阜挽垂危之局，鄭州結勝利 之果。”當即發給獎金二十萬元。陳誠為了表示“不稱功，不貪財”，給蔣回報說：“職師得以首先占領鄭 州，上賴鈞座指揮有方，下靠官兵用命和友軍協助之力，賞金不敢獨受，擬分半數給四十六師。”他將所得 十萬元，發給每個官兵二元，約用去四萬元，其餘收作公積金。後來創辦了“十八軍南通殘廢軍人工廠”和 “吉安農場”，以收容殘廢軍人和老弱士兵。這樣，既拉了上官雲相一把，又博得了蔣介石的信任。
這年11月，陳誠以觀操武官身份，陪同蔣介石前往日本觀看軍事演習。還參觀了軍事學校，訪問了僑界 ，使政治身價大為提高。
1931年初，陳誠將教導第三師改編為第十四師，歸第十八軍建制，自兼師長，周至柔任副師長，羅卓英 任第十一師師長，形成了陳誠軍事集團的基礎。不久，開赴武漢，分駐鄂南、鄂東和平漢南段。
蔣介石向中央蘇區發動的第一、二次“圍剿”失敗後，於1931年7月親任總司令，坐鎮南昌指揮第三次“ 圍剿”。陳誠受任追擊軍第二路指揮官，帶領第十八軍從湖北開到江西撫州前線。當時，紅軍採取“避敵主 力，打其薄弱，乘勝追擊”的作戰方針，與國民黨部隊展開“盤鏇式"運動戰。他指揮第十八軍在南城、黎 川、廣昌、永豐、吉水、寧都、興國等地，來回賓士了兩個多月，沒有找到紅軍主力的蹤跡，搞得精疲力竭 ，“胖的拖瘦，瘦的拖病，病的拖死”。9月初，撤到吉安。
在這期間，陳誠以種種藉口，採取各種手段，收編雜牌部隊，進一步擴充實力。9月，他奉命接過被紅軍 打垮了的第五十二師番號，以第十一師獨立旅和第十四師攻城旅編成一個師，自兼師長，升任周至柔為第十 四師師長。不久，又以兩個旅和兩個團的兵力，對駐吉安西南地區的第四十三師採取包圍態勢，威逼其師長 郭華宗離開，任劉紹先為師長，歸第十八軍建制。後來，按照蔣介石的授意，將川軍張英的第五十九師包圍 於永豐，除李彌團逃往撫州外，其餘全部繳械。經過兩年多時間，第十八軍就擴充到五個師，二十九個團。
這年12月，由蔣介石和宋美齡主婚，陳誠與譚祥在上海結婚。譚祥是譚延闓的三女，蔣介石的干女兒， 宋美齡留美時的同學。中原大戰結束那年，蔣介石和宋美齡親自做媒，把譚祥介紹給陳誠。他—見滿口答應 ：“我一切聽從領袖安排。”雖說陳誠個子不過一米六，其貌不揚，一張略長方形的書生白臉，稀疏的頭髮 往後平梳著，但也清秀。特別是那嚴肅的儀表，也博得譚祥的好感。陳誠升任第十八軍軍長後，便與譚祥商 量子12月去上海結婚。但譚祥提出要推遲，說：“你同吳舜蓮的離婚手續書還沒辦好吶。”於是，他將第十 八軍軍部軍需主任吳子奇，特地從南昌傳動南京，代替其妹妹吳舜蓮寫了一張離婚書，送給譚祥。後來，經 友人調解，吳氏只提出了一個條件：“生不能同食，死後必同穴。”陳誠欣然接受。他與譚祥結婚之後，感 情很好，赴前線作戰，每日都要與譚祥通—次電話。
1932年冬，蔣介石陸續調集三個多個師的兵力，開始部署對中央蘇區的第四次大規模“圍剿”。次年1月 ，陳誠從南京回到杭州做準備。為了有利於軍事的進行，他提出實行所謂“限田制度”，採用向地主贖買土 地的方法，實現其“耕者有其田”的主張。他認為，自國民黨執政以來，對於孫中山先生在民生主義中的“ 耕者有其田”的主張迄未實現，而共產黨，紅軍在江西。打土豪，分田地”，深得農民的擁護。因此，他要 求江西省政府先作局部實驗，但被省主席熊式輝所拒絕。
這個月底，陳誠任中路軍總指揮，以第五軍軍長羅卓英指揮的第一縱隊、第四軍軍長吳奇偉指揮的箅二 縱隊、第八軍軍長趙觀禱指揮的第三縱隊，為進攻中央革命根據地的主要突擊力量，採取“齊頭並進，分進 合擊”的方針，企圖消滅紅軍主力於黎川、建寧地區，爾後進擊廣昌。當時，紅一方面軍奉命進攻敵人重兵 設防的南豐縣城，以擊破第四次“圍剿”。陳誠獲悉這一情報後，令南豐守軍第八師據城岡守，同時急令其 所屬各縱隊迅速增援，企圖合圍紅軍於南豐城下。
但紅軍已採取退卻步驟，撤圍南豐。陳誠的第二、第三縱隊被紅軍的一部吸引到黎川方向。2月26日，第 一縱隊為配合主力尋殲紅軍於黎川地區，以右翼第二師、第五十九師，取道永豐、樂安，分兩路向宜黃南部 的黃陂地區並進，將整個右側翼暴露在紅軍面前。第二天，其第五十二師行抵黃陂、蛟湖附近時，突然受到 紅軍攔腰攻擊，被截成數段。經過兩天激戰，全被殲滅，師長李明負傷被俘。第五十二師被殲滅的第二天， 第五十九師東進至霍源附近與紅軍接觸。師長陳明驥受陳誠指令率部亡命衝擊，結果全師大部被殲，師長亦 作了紅軍的俘虜。
3月中旬，陳誠改變部署，將六個師編成兩個縱隊，分前後兩個梯隊，由宜黃經東陂、甘竹向廣昌進發， 尋求紅軍主力決戰。紅一方面軍以小部兵力在廣昌西北擔任阻擊，吸引敵人；主力隱蔽集結於敵人右側的洛 口、東韶、南團，小布地區待機。3月20日黃昏，陳誠的後續梯隊第十一師進至草苔岡、徐莊一線，與前梯 隊相距近百里。這時，羅卓英率第五十九師殘部溫良旅也到達東陂以北五里牌，判斷紅軍似在等待其主力的 來到，而草苔岡地區又不利，即電令第十一師連夜撤回五里牌，但師長肖乾怕官兵疲勞，不肯撤回。21日拂 曉，就被紅軍一、三、五、七、九軍團全力圍攻，傷亡過半，剩下不到三千人。至此，第四次“圍剿”即被 打破。蔣介石不得不承認，“此次挫敗，悽慘異常，實有生以來唯一之隱痛。”
第四次“圍剿”失敗後，陳誠遭到同僚各方面的攻訐。何應欽大罵陳誠飯桶，逼蔣介石嚴處。江西省主 席熊式輝電告蔣說：“辭修驕橫，目中無人，不聽勸阻，慘遭失敗，其責非淺，望委座撤銷他全職，改編十 八軍。”顧祝同、楊永泰也趁機向陳誠發難。蔣為避免國民黨軍內部離心傾向的進一步發展，便給了陳誠降 一級、記大過一次的處分。陳誠覺得威信掃地，無顏見人，不得不打電報給蔣介石辭去本兼各職，並撤銷中 路軍總部。不待回電，即從撫州回南昌私寓，閉門不出，任憑同僚對他攻擊。
陳誠回南昌，好幾天不去謁蔣，蔣介石也不便召陳。南昌行營參謀長賀國光見此情況，心裡很著急：蔣 、陳不見面，將影響前方戰局。揣摩蔣意，前方指揮非陳莫屬。於是，便去與譚祥商量，請她邀請陳誠外出 散步，就便去看望宋美齡。這天晚上，陳誠攜同譚祥來到宋美齡公寓，相互寒暄不久，蔣介石即出見，笑著 與陳握手，說：“這個，此次圍剿失利，責任在我，你就不必多介意了。”陳誠一聽很感激，說道：“我沒 為你爭光。”這時，蔣介石向陳誠出示熊式輝的密件。陳誠一看怒火中燒，說：“委座如不需要十八軍，請 乾脆撤銷此番號，何必改成三師八團?否則，悉憑鈞裁。"蔣卻對他說：“予以改編為兩軍八師”。他聽說十 八軍的實力反比慘敗前大長，才轉怒為喜，與蔣談起第五次“圍剿”紅軍計畫。蔣介石採納了他的建議，說 ：“辭修，這回你要重整旗鼓，整編好十八軍，再由你出任總指揮。”
5月，陳誠回到杭州，擬訂了兩個方案，即：“繼續進攻”和“分區清剿”，請蔣介石決定。蔣估計到當 時的部隊“只有招架之功，而無進攻之力”，便決定採用“分區”方案，以整頓態勢。為了適應軍事形勢， 陳誠將總指揮部移駐崇仁，主力仍擺在中路軍方面，調羅卓英回第十八軍任副軍長。他從適應山地戰的特點 出發，把該軍兩旅六團制的師，改編成三團制的師，建議蔣介石恢復第五軍建制，並保薦薛岳任該軍軍長； 將吳奇偉所率張發奎的第四軍，由兩千多人擴充為三團制的兩個師。經過整頓，在第四次“圍剿”中嚴重受 挫的陳誠軍事系統的實力，又得到恢復和擴充。
7月，蔣介石在廬山開辦軍官訓練團，自兼團長，陳誠任副團長，抽調在江西的國民黨部隊團長以下軍官 受訓兩個星期，以加強思想教育，鼓舞士氣，並抽調部分副師長、旅長擔任營長。陳誠一上廬山就立即表示 ，要以“決死的精神”，痛改錯誤，克服墮落，從頹喪中振奮起來，為蔣介石效力。他負實際責任處理軍訓 團的重要事務，協調顧問、教官和營長的工作，指揮政治和軍事訓練的正常進行，侍奉經常來團訓話的蔣介 石和來團觀察的其他黨政要人，對教官和學員作精神和軍訓講話。在這期間，陳誠先後作了三十多次講演、 訓話，強調要“服從統帥”，“信仰領袖”。在《軍隊政訓工作之檢視》訓話中指出：“我們認識領袖，信 仰領袖，並不想利用領袖。”他把蔣介石比作“一塊寶石”，說：“大家都是愛護寶石的，可是愛護寶石的 出發點各人有不同，珠寶商想把它做成裝飾品去賺錢，強盜想把它搶去變賣發財，只有正人君子，才能以晶 瑩堅潤的寶石之種種德性為法而涵養其高貴的人格，完成其事業。”要求學員凡聽到“蔣總司令”、“蔣委 員長”時，要立即肅靜立正。在講演中，還宣傳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共方針。他說：雖然有許多 的同志、朋友來信指責，也只好求近舍遠，先打了紅軍再說。同時，多方羅致文人，特別是國外留學生，以 充實政治方面的班底。至9月上旬，辦了三期，受訓人員達七千五百九十八人。
9月下旬，蔣介石調集五十萬兵力，開始對中央革命根據地進行第五次“圍剿”。陳誠奉派為北路軍前敵 總指揮兼第三路軍總指揮，轄第五、第七、第八三個縱隊，將第三路軍總部和第十八軍軍部移駐南城。在“ 圍剿”中，他恪守“戰略上取攻勢，戰術上取守勢”的指揮原則。並把新定的“穩紮穩打，步步為營，修碉 築路，逐步推進”的作戰方略，簡括成“封鎖圍進，配合迫進，逐步穩進，乘虛突進”四句話，以便官兵易 懂易記。同時，先後在中央蘇區周圍築起碉堡二千九百多座，配合鄉村所實行的保甲制度，構成對蘇區的嚴 密封鎖。
正值陳誠部開始向蘇區步步逼進時，“福建事件”發生。蔣介石親赴南城，與陳誠舉行秘密會議，決定 督師向第十九路軍進攻，可是顧慮重重，害怕紅軍支援第十九路軍。過了數日，獲悉紅軍不與十九路軍合作 ，才放下沉重的“包袱”。他對蔣說：“這下子不怕了，十九路軍是號稱五個軍，實則每軍不過六個團，總 計三十個團，即使能戰，其力亦甚有限，故閩變不足慮。我們還耍乘勢反攻紅軍，把他們趕出江西。”
黎川為閩贛兩省之交通孔道，握贛之東北與東南、及閩西北之樞紐，東連光澤、邵武，南達建寧，北出 金溪、資溪，以窺撫州，是紅軍控制三年之久的戰略要地。為截斷閩贛兩省紅軍的聯繫，陳誠先命薛岳率領 五個師占領東坪墟，進攻營前之紅三軍團。12月，令薛部東進黎川，修築熊村、湖坊、黃土關、杉關、邵武 、光澤、飛鳶、洵口等地碉堡線。1934年初，又命第十八軍修築硝石到黎川的公路。1月下旬，將總部移駐 黎川。隨即，赴東山指揮各部相繼攻占德勝關、獅子嶺、橫村、樟村，以及閩贛交界的朝天隘、茶花隘、寨 頭等武夷山嶺線。
3月問，陳誠調集三十三個團，在空軍配合下，與紅軍林彪部的二十七個團展開激戰，奪取贛南重鎮廣昌 。接著，又攻占建寧、石城等地。這時，蔣介石決定籌辦廬山訓練團，陳誠奉調去廬山，擔任訓練團副團長 ，前方軍事由羅卓英代理。這個訓練團從7月初開始，每期四周。除西南、西北等地方軍隊外，均抽調少校 以上軍官輪流受訓，以軍長、總指揮擔任營長，師長擔任連長，副師長、旅長擔任連附、排長。先後辦了三 期，於9月底結束。
10月6日，陳誠回到廣昌總部，立即召集師長商談當前形勢。他在綜合各方面的情況時說：“困處於贛南 狹小地區的紅軍，似有向南或向西突圍模樣。希望大家最後努力，以竟全功。”不久，他抵寧都，得知紅軍 開始實行戰略轉移，便保薦薛岳為“追剿”軍前敵總指揮，率吳奇偉、周渾元等三個軍，及萬耀煌的第十三 師追擊。自任駐贛預備軍總指揮。
1935年3月，蔣介石在武昌成立軍委會委員長行營陸軍整理處，綜理陸軍整理事宜。陳誠被任命為這個處 的處長。他一面派員到附近各省區校閱部隊，一面在武漢設立軍官團，輪訓各部隊的軍官，並選調高級將校 為整理處幹部。19日，赴北平軍委會拜謁軍政部長何應欽，商定華北駐軍整理方案，並檢閱東北軍的商震部 、萬福麟部，以及第二、第二十五師。4月底，赴貴陽晉謁蔣介石，報告華北、東北軍情況，請示整軍方針 。
在各項準備工作就緒後，陳誠根據當時國民黨陸軍部隊的狀況，擬定了整理方案。他認為當時的軍情極 其複雜。以派別言，有所謂中央軍、地方軍，地方軍又有東北軍、晉軍、舊宜軍、國民軍、川軍、滇軍等， “實於國軍統一團結有甚大之影響”。再以編制言，每師有三、四團者，有五、六團者，有多至九團者，戰 斗實力既各有不同，指揮運用亦困難殊多。再言教育，地方軍隊多系各自為政，很少有中心思想，故教育無 重點，訓練欠切實，以之內哄則有餘，以之禦侮則不足。至於經理，則有“實費經理”和“委任經理”兩種 。委任經理，即包辦性質，不敷之數，就地籌措，收支情形也多不公開，流弊百出，紀律蕩然。論人事各存 門戶之見，論作戰則多懷保存實力之心。
陳誠基於對陸軍這種現狀的分析，在方案中專門闡述了整理的意義。指出：“最近調查，除新疆、外蒙 、西藏、西康外，計有陸軍一百八十個師，又九十四個旅，四十餘個獨立團，軍官約在二十萬左右；軍費約 耗國家財政總支出百分之七十以上。且此數僅指在中央所轄部隊可統計者而言，其他直接取之地方人民者， 更不知凡幾。溯自袁世凱濫政以來，養成割據稱雄，私兵自衛，不顧國家民族之痼習。因之雖有此龐大之陸 軍，而不能掃除革命之障礙。且年來戰亂頻仍，中央無整軍之暇，各人存自滿之心。軍事學術既日益落後， 戰爭工具尤異常窳劣，方之列強，幾隔一世紀。揆諸優勝劣安之鐵證，則革命前途，不卜可知。”
在這之前，陳誠就曾擬了《整理軍事意見》、《國防陸軍整理方案》、《陸軍整理意見書之補充》、《 整理炮兵建設》，提出了一系列整理原則。如，依國防之目的，由中央確定編制，全國現有之陸軍，以不妨 綏靖任務，秉至公至誠之辦法，分期抽選官兵，編成國防軍；選取之各級軍官，均混合編成，以消滅派別系 統之弊，選取之士兵，分別籍貫，按照管區配置，以為實施徵兵制之準備，國防軍薪餉後之大部，就選取官 兵原屬部隊之薪餉後撥充之，以減輕政府負擔；所選幹部，於未編國防軍以前應集中訓練，以收精神團結， 教育統一之效，等等. 整軍方案頒布後，陳誠即分別派員到各部隊去，督飭軍、師長依照所定編制實施整編 。同時，成立軍官教育團，收容編餘軍官，訓練幹部。
這年秋，蔣介石為統一川軍的政治思想，在峨眉山舉辦訓練團，自兼團長，陳誠、劉湘為副團長，由陳 誠主持其事。他以各軍長任大隊長，師長任中隊長，旅長任區隊長，先後辦了三期，每期學員約千人，訓練 時間為三個星期。主要輪訓軍隊少校以上，文職縣長和中學校長以上人員。在訓練中，集中灌輸“擁護領袖 ，復興民族，忠黨愛國”和“先安內，後攘外”的思想，以期打破四川軍閥的割據觀念。
11月，武昌行營撤銷，城防整理委員會隸屬陸軍整理處。陳誠兼任該會主任委員，著手對武漢城防進行 整理。他針對當時各種不平等條約關係，敵海軍深入長江上游，漢口租界敵之潛伏勢力，確定城防方針，即 ：側重江防，對敵租界作殲滅之處置。並判斷陸軍及海軍陸戰隊得以侵入的方面，配置陸防，使之與江防協 力，以確保武漢的安全。根據這；方針，以武漢為中心，東起北白滸山，東南經九峰山，南經花山、八分山 ，西南經金剛山、天官山、大軍山及黃陵磯附近的朱山，西經蔡甸附近之馬鞍山、大黃山，西北經吳家山、 豐荷山，北經橫店附近吳家陡山，東北經陽邏附近的半邊山、查家山等處，設計一環形要塞，圓周約一百公 里，核心半徑平均一萬五千米。並於本防線前後，選撣於戰術上有重要價值之地點，施以同等工事，以便形 成阻止堡或支撐堡，增強要塞抵抗能力的彈性。但是，正在實施細部偵察及陣地編成之際，城防委員會改為 城防組，城防的策略和部署也隨之進行了修訂和調整。
1936年2月，紅軍第一、第五軍團於陝北晉、陝交界處，東渡黃河，進入山西，準備開赴華北前線抗日。 閻錫山告急。陳誠奉蔣介石之命，任晉、綏、陝、甘四省邊區總指揮，率關麟征、李仙洲等部約十師之眾赴 晉增援。紅軍回師陝北後，陳誠又被調回南方。這時，各受編部隊均已整編結束，經歷一年的陸軍整理工作 暫告一段落。
這年6月，廣東的陳濟棠和廣西的李宗仁，以抗日為名，聯合反蔣。陳誠受任第一路總司令，急調第十八 軍經江西入粵。他一面進兵高要；一面親自入桂拉攏白崇禧。“兩廣事件”解決後，蔣介石在廣州設行營， 陳誠任副主任，處理善後事宜。“八•一三事件”發生後，陳誠任第三戰區前敵總指揮兼第十五集團軍總司 令，指揮淞滬抗戰。
早在“西安事變”之前，陳誠的部下曾向他建議：全國人民希望抗日，以挽救危亡，而委員長不俯順輿 情，偏要“剿共”，不但人心背向，而且軍心士氣也難維繫。陳誠便去洛陽見蔣介石，陳述這一意見。蔣介 石為敷衍輿論責難，接納了他的意見後，先派湯恩伯的第十三軍開赴綏遠，並準備續派樊崧甫的第四十六軍 去協助傅作義的第三十五軍，進剿李守信的偽軍，打擊日寇的企圖，以搪塞各方的抨擊。陳誠奉命赴太原與 閻錫山接洽兵站補給和晉軍出兵問題。當他返陝向蔣匯報時，“西安事變”發生，也被扣留於西安招待所。 他對張學良說：“你把老頭子扣起來，把中國交給你，你有什麼辦法搞好?”並表示要與蔣共生死，對張說 ：“如果蔣遇害，就早一點把我槍斃”。“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陳誠對同僚說：“這次‘西安事變’， 幸虧共產黨方面沒有同情張楊的舉動。否則會鬧成不堪收拾的局面，不僅蔣個人垮台；連同被扣留的高級人 員生命都不能保險。”
1937年春，陳誠任軍政部政務次長，兼武漢行營副主任。4月，他邀張發奎、黃琪翔等到溫州、台州沿海 視察地形。部屬問他，現在內戰停止了，國家總算統一了。國共兩黨曾經合作北伐，今後是否能合作抗戰呢 ?陳誠回答說：“抗日遲早要抗日，但委員長的政略、戰略思想，不是我們能夠揣度的。我們只有眼從命令 ，不好隨便揣測。”
7月初，蔣介石兼團長，陳誠為教育長，又在廬山辦訓練團。聘請名流學者、大學校長、教授為講師，輪 訓部隊的中、上級軍官和文職人員的中學校長、國民黨各省市黨部委員，以及縣長、專員等，以統一國民黨 內對抗戰的思想。可是只辦了兩期，“八•一三事件”發生了。
8月18日，陳誠奉蔣介石電召抵達南京，策定抗戰計畫與戰鬥序列。他認為，“我國因軍事落後，且未有 充分作戰準備，不宜實施迅速決戰之戰略。但我國國土廣大，人口眾多，經濟資源散在各地，具看長期作戰 之條件。故我國對倭作戰之最高指導方針，不能不根據優劣；相反之客觀條件，實施持久消耗戰略。在此項 大方針下，國軍作戰之具體運用，可分為三期：第一期為持久抵抗時期；第二期，為敵我對峙時期，預定之 第三期，為我總反攻時期。在抗戰第二時期，國軍對倭寇之攻勢，僅作有限度之抵抗，爾後主動轉進，以消 耗敵人戰力，保存我軍主動，藉以空間換時間，擴大戰場，分散敵軍兵力，以求達成提早阻止敵人前進，及 建立長期抗戰力量之目的”。當即，蔣介石給他囑以三項任務：一是赴華北向晉、陝將領說明中央之決心與 應抗準備；二是赴上海視察張治中部作戰，並協助之；三是速擬定戰鬥序列。陳誠當時沒有擔任直接抗戰之 任何職務，不知以何種名義從事所賦任務，便向蔣說明此意。蔣問：“以何種名義為宜?”陳誠說：“如果 領袖對余欲機動使用，可給一高參名義。”蔣則說以“行轅為佳”。當晚，陳誠與白崇禧副總長、黃季寬、 王達夫等會商戰鬥序列。第二天，與熊天翼赴滬視察，於20日返回南京。途中熊問陳：“返京後，對領袖報 告是否彼此需要一致?”陳說：“以分報為宜，如此領袖可多得一份參考資料。”
返京後，蔣介石詢問視察情形。熊天翼說：“不能打。”陳誠說：“非能打不能打之問題，而是打不打 的問題。”蔣問他是什麼意思?他說：“敵對南口，在所必攻，同時亦為我所必守，是則華北戰事擴大已無 可避免。敵如在華北得勢，必將利用其快速裝備沿平漢路南下直赴武漢，於我不利。不如擴大滬戰事以牽制 之。”蔣表示“一定打”。陳又說：“若打，須向上海增兵。”蔣當即發表陳誠為第三戰區前敵總指揮，兼 第十五集團軍總司令，並增調部隊赴滬參戰(參見淞滬會戰)。
8月22日晚，日軍以大將松井石根為司令官，率第三、十一師團等部，在吳淞、川沙強行登入。陳誠率第 十五集團軍進行阻擊。他以八十七師之一部及教導總隊之一團、上海保全總；團一部向張華浜登入之敵攻擊 ，令在吳福線之第十一師及在楊行、寶山方面的第九十八師轉向獅子林、川沙口方面之敵攻擊，用汽車輸送 在崑山、吳縣附近集結的第六十七師向羅店挺進：並急調正向常熟、福山前進之第十四師，向太倉、羅店方 面前進，以求會殲登入之敵。但各部趕到戰場時，日軍主力已登入成功。他看到敵軍增援不絕，未能將敵壓 迫在江中而殲滅，已失去戰役初期的主動權，便建議轉移陣地，逐次抵抗。9月17日，中國軍隊即退守北站 、江灣、廟行、羅店、瀏河口一線，轉入防守。
9月21日，軍委會調整第三戰區指揮系統。陳誠率第十五、第十九兩集團軍組成左翼作戰軍。第二天，日 軍為確保其側背安全，在戰車、火炮掩護下，向瀏羅公路猛撲。中國守軍奮力抵抗，死傷慘重。陳誠即向蔣 介石陳述不能再打的原因。他說，如無生力軍加入，即應轉移陣地，調整部隊，繼續抗戰。10月1日，經蔣 同意，左翼作戰軍繼向蘊藻濱南岸、陳行、廣福、施相公廟，瀏河一線轉移。
10月11日，日軍為控制大場、南翔，以斷閘北、江灣、廟行中央作戰軍歸路，向蘊藻濱發起攻擊。這時 ，中國軍隊的第五軍，及第一七一師、一七三師、一七四師和一七六師，正陸續向上海輸送。於是，陳誠對 這次作戰提出了三個意見：第一是以第五路軍由蘊藻濱北岸，同時以兩個師由蘊藻濱南岸，各以一部由南岸 及羅嘉公路以北取攻勢，對敵實行殲滅戰。第二是以第五路軍據守蘊藻濱南岸，以第十六軍和第六十六軍之 一部，再另抽調幾個師，由蘊藻濱北岸突擊，將渡過蘊藻濱南岸之敵包圍殲滅。第三是暫取守勢，待第五路 軍集中後，再相機出擊。經統帥部決定採用第三條。但因情況所迫，乃決定乘敵攻擊疲憊之機，突予猛擊， 以求擊破渡過蘊藻濱南岸之敵?10月25日晚，開始總攻。經過三日激戰，被迫潰退，撤至蘇州河南岸到小南 翔一線。
11月5日拂曉，日軍第十軍在強大炮火配合下，從杭州灣乍浦東北之全公亭、金山衛、漕涇等處登入。蔣 介石電話詢問陳誠如何處置，陳誠提出要調整戰線。當時，這一線只剩第六十三師的兩個營一個連守備，兵 力極為單薄。他當即進行應急處置，以第二十六師進占松江，第六十一師占領閔行，令六十七師速渡松江向 金山縣前進，以警戒黃浦江之左岸。同時，令第七十九師在嘉興下車，用汽車輸送至平湖、新埭鎮線上占領 陣地，第六十三師由乍浦方面，第六十二師由南橋方面，向登入之敵夾擊。但為時已晚，日軍迅速分路直撲 松江，對淞滬守軍實行迂迴包抄。但蔣介石還命陳誠再堅持三天，結果使淞滬守軍完全陷於腹背受敵狀態。 8日晚，第三戰區司令部下令撤退。11日，上海淪陷。
12月5日，日華中派遣軍分三路迫近南京。在這之前，陳誠被蔣介石召至南京，商討守南京問題。他問： “是否叫我守?”蔣回答不是。他又說：“如不叫我守，則我不主張守南京。”後經陳誠、何應欽、德國顧 問等研究，提出不能堅守的原因後，蔣介石逐決定不守，命陳誠即赴皖南部署。後來，蔣介石幻想“九國公 約”簽字國出面干涉日本對華侵略，部隊剛開始撤退時，又做出“以主力守南京，以一部退皖南”的處置， 復令部隊返回原陣地堅守，歸南京衛戍司令長官唐生智指揮。結果造成戰鬥秩序混亂，敵人乘勝追擊。12日 ，南京失陷(參見南京保衛戰)。
1938年2月，陳誠在武昌珞珈山將校研究班，以“滬戰的經過與教訓”為題，總結了“政略影響戰略”、 “政治影響軍事”、“初期攻勢不能成功”、“退卻時機與行動失當”等十四個方面的教訓。他說，孫子謂 ：“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然就“滬戰經過”觀之，則所謂準備也者、計畫也者，似仍有須待吾人 檢討之處。但他認為，淞滬一隅已支持約三個月之久，使狂妄的日本不敢再以“三個月滅亡中國”的眼光來 輕視中國。
南京失守後，國民黨的軍政領導機關大部分遷移武漢。這年春，成立武漢衛戍總司令部，陳誠任總司令 。同時，還奉命兼任軍事委員會總政治部部長、湖北省主席、航空委員會委員、中央訓練委員會主任委員、 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書記長、中央訓練團教育長等職。國民黨內部稱他是“蔣介石的替身”、“第二號 人物”。
武漢是中國內地水陸交通之樞紐，成為當時抗戰的軍事、政治、經濟中心。陳誠認為徐州棄守後，武漢 即是敵人勢在必取的唯一戶標。保衛武漢戰略要點，應以三鎮為核心，使其靈活運用，發揮抗戰的最大力量 (參見武漢會戰)。
還在整理陸軍期間，陳誠鑒於當時中日關係日趨惡化，對武漢城防設計曾作了兩次調整。其防務要點是 ：第一，對敵潛在的勢力，預作殲滅之處置。第二，對長江上下游侵入武奴之敵艦，則鞏固江防，以殲滅之 。第三，對將來武漢會戰，使中國軍隊得依武漢要塞為軸，在武漢附近殲滅敵人。因此，對武漢城防附近之 要塞築城，概又分為“江防”、“陸防”之二部。他根據蔣介石“選擇要點，構築必要工事”之手令，先構 築為陣地骨幹的永久性工事，其他只準備材料，俟作戰部隊臨時構築。
這次的城防設計與前期差不多，主要在西、南兩方向，伸展到新溝和土地堂、賀勝橋，構築堅固工事， 以形成武漢之前進陣地。在武漢周圍之大弧形線上及其以內地區，均以永久性工事為骨幹，增築野戰工事及 副防禦物、交通壕等，構成極大縱深之防禦陣地。1月26日，陳誠在武昌本部召集各軍師參謀、工兵人員及 各有關單位，舉行工事構築會議，並成立武漢城防工程處、河川工程股、築路工程處等。2月22日，頒布武 漢附近防禦工事構築計畫，限期完成。
與此同時，陳誠以“統一領導，統一計畫，統一組織，分工合作”為原則，進行人員、物資、自衛及參 戰動員。其動員工作主要分為五類：一類是兵員之補充，即人員之動員；二類是物資之補充，包括軍實餉糧 ，及一般經濟上之動員與生產，三類是民眾自衛，即地方之治安與後方之鞏固，四類是軍事．配合，即運輸 、偵探及救護隊之動員，五類是破壞敵人後方，剷除偽組織與肅清漢奸，即戰區民眾之動員。並實行“統制 物質”、“統制交通”、“加緊軍隊政訓”等措施。
6月，在長江南岸的第三、第五戰區間成立第九戰區，陳誠任司令長官。當時，日軍以九個師團三個旅團 和海空軍各一部，約三十萬人，沿大別山北麓和長江兩岸西上，企圖南北合圍武漢。中國軍隊以約一百萬人 的總兵力，組織四個作戰兵團，利用鄱陽湖、大別山脈、幕阜山脈和長江兩岸的山川湖沼等天然屏障，進行 防禦。陳誠指揮武漢以東的江南防務。作戰初期，他接到蔣介石的指示：“日軍企圖消滅中國軍主力，結束 戰局。中國軍必須力求戰而不決。”“只以全部兵力的百分之六十進行保衛武漢的消耗作戰，保留百分之四 十兵力作今後持久戰的基礎。”他根據蔣的作戰思想，以薛岳的第一兵團防守南潯鐵路、鄱陽湖西岸一線， 阻敵南犯，張發奎的第二兵團，防守德安、星子、九江至田家鎮的長江南岸；武漢衛戍部隊固守武漢核心陣 地，實施節節抵抗。
7月22日夜，日軍波田支隊從鄱陽湖濱的姑塘登入，繼而侵占九江。緊接著以五個師團分左右兩路，夾大 江南岸向西展開猛烈攻勢。陳誠令李漢魂的第二十九軍團撤至廬山兩側及南潯路一帶，依託有利地形，與向 南昌進攻的敵左路軍相持一個月之久，予敵第一○六師團重創。8月10日，第二兵團的第三軍團，在瑞昌東 北一線與登入的右路日軍波田支隊激戰兩星期。後來，日軍以主力第九、第二十七師團，在數十架飛機掩護 下，分三路合擊瑞昌，並施放毒氣，致第三軍團傷亡慘重。瑞昌失守後，陳誠又令第三十一集團軍和第三十 二集團軍，阻擊向贛北馬頭鎮和箬溪進攻的該路日軍，雙方激戰二十餘日。9月14日，馬頭鎮陷落。24日， 該路日軍再占富池口時，第二兵團續凋第六、第五十三、第七十五、第九十八軍馳援，先雙方相持於鄂東南 大冶、陽新一線。後日軍一部苦戰月余，於10月5日占領箬溪，續陷辛潭鋪，迫近粵漢鐵路重鎮威寧。這時 ，左路日軍第一○一師團、第一○六師團沿南潯鐵路會攻江西德安。薛岳第一兵團第九、第二十集團軍在德 安北部馬回嶺地區層層設防，給敵人以有力打擊。10月上旬，第一兵團再調第四、第三十二、第六十六軍在 德安西北萬家嶺一帶組織包圍反擊，殲敵四個聯隊。經過四個月的節節抵抗後，陳誠奉蔣介石命令，按預定 計畫，於10月25日將部隊全部撤出武漢，退至江西、湖南兩省的永修、幕阜山、岳陽以南一線。
武漢淪陷後，陳誠將九戰區軍事交由薛岳代理，自己赴渝請訓。他向蔣介石報告說：“以兼職過多，不 僅招致物議，抑且有誤事公。請就可能，畀以專職，或可無大遺誤。”當即受蔣面諭：“以辦理政治部事宜 為主，鄂省主席則令嚴立三兼代。”但實際上，仍不時奉派赴湘、粵、桂等地指揮戰事。
1939年9月，日軍以贛北、鄂南兩路策應湘北主力軍，會攻長沙。陳誠奉命和副總長白崇禧抵湘，協助薛 岳代長官指揮作戰。出發前，他曾提出長沙“守”與“不守”兩條，奉批“不守”。因此，一到達淥口，就 將蔣介石的旨意轉告給薛岳。薛不以為然，說：“長沙不守，軍人之職責何在?”雖一夜之間，九次電話命 薛退出長沙，而薛不聽。陳誠怕彼此爭論過久有礙戎機，在向薛詢問部隊的情況後，乃一面與白商定，命薛 岳反攻；一面將薛之決心及當時情況報告蔣介石。結果，取得了湘北抗戰的第一次勝利。
次年1月，在桂南邕寧、邕欽和邕江南岸遭受打擊的各路日軍，集結約三個師團向崑崙關實施包圍。陳誠 又奉命由韶關轉到迂江。正值主持該方面戰事的行營主任白崇禧、第四戰區司令長官張發奎等三十人，研究 卻敵與保守崑崙關之軍事部署，請陳誠作結論。他看到大多數人均只注意崑崙關正面，而忽略左右兩側，危 險性很大，但沒有說出來，按多數人的意見遂成定條。2月，當日軍迫近崑崙關時，因左翼方面兵力薄弱， 賓陽、思隴遂被敵近衛第一旅團相繼攻占。而崑崙關正面的部隊苦戰六日之久，給敵重創，被敵廣播譽為勁 敵。這時，白崇禧又電話詢問陳誠如何處置了他才陳述自己的意見，令速調整部署，並占領左側要點，以免 被敵包圍。剛好後續部隊趕到，乃以有力一部拒敵前進，主力則從貴賓路方面側擊敵人，連克甘棠、古辣、 永淳，威脅敵之後方。敵見態勢不利，倉皇竄逃。
在這期間，陳誠還先後參與指揮粵北、宜昌等戰役。宜昌失守後，張治中對陳誠說：“你太老實，這是 任何人都不願意去的。”當他向蔣介石自請處分時，蔣說：“因為沒有辦法才叫你去。”這年7月，統帥部 以長江為中心，從第五、第九戰區各劃一部，建立第六戰區。陳誠任該戰區司令長官，兼湖北省主席，駐節 恩施，坐鎮陪都之門戶。
第六戰區的轄境包括鄂西、鄂南、湖北、湘西、川東等地。邊區地帶山嶽連綿，形勢絕險，進則可反攻 宜昌沙市，光復武漢；守則可以拱衛重慶。因此，蔣介石提出“軍事第一”、“第六戰區第一”的口號。陳 誠秉蔣之意旨，致力於“軍”、“政”兩途協調並進，“在政治方面以建立三民主義新湖北自期，在軍事方 面以拱衛首都自負”。
當時，湖北全省七十一個縣市，比較富庶的已淪陷殆盡；尚能行使政權的不過三十一縣，均為地瘠民貧 ，數十萬軍隊之物資補給困難。為實現軍需獨立之計，陳誠親理省政，實行所謂“二五減租”、“民生主義 經濟政策”和“計畫教育”等。
陳誠上任那年，鄂西屢遭旱災，民食軍糧兩感焦急。他細察之後，發現農民耕地，正糧收穫都歸地主， 只有雜糧方歸佃農。而稻子枯死愈早，反可提前播種雜糧。因此，農民對於稻子之早旱枯，漠不關心。於是 決定實行“二五減租”。他說：“渠生長農家，深知農民痛苦。要解決農民痛苦，最簡捷的辦法，便是減租 。”所謂“二五減租”，就是“農民佃租，定為正產總收穫量千分之三百七十五，即由總收穫量中先提二成 五歸佃農，其餘七成五由地主、佃農對分”。但是，當時農村中封建的潛在勢力很大，推行新法十分吃力。
隨後，為解後方物資缺乏之困難，陳誠訂頒了所謂“民生主義經濟政策”。其要點為“十六個字”，即 “增加生產”、“增購實物”、“物物交換”、“憑證分配”。他把全省各縣分為三級糧食增產區域，分別 指定機關負責推動增產運動。將田賦一律改徵實物，以稻穀為主體，亦兼收其他雜糧。為減少法幣的流動量 ，藉以穩定物價，以民生日用必需品為限，實行物物交換。另外，由行政和業務部門統籌負責，以生活日用 必需品為限，從省級公務人員到民眾，按大人小孩定量，實行憑證分配。政府通過這些辦法，從物資生產到 物資分配都嚴格管制起釆。
俞鴻鈞 （1954年6月1日—1958年7月14日）
俞鴻鈞（1899～1960）
中國台灣“行政院”院長(1954～1958)。廣東新會人。1919年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歷任英文《大陸 晚報》記者、國民政府外交部長陳友仁的英文秘書、上海市政府英文秘書兼宣傳科長、代理市財政局長、上 海市政府秘書長、上海市長、中央信託局長、財政部長、中央銀行總裁。1950年後任台灣“財政部長”、“ 中央銀行”總裁、台灣省“主席”、“行政院”院長。1960年6月卒於台北。
俞鴻鈞（1898年—1960年)，廣東省新會縣人，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國民政府高級官員，財經專家。北 伐時出任上海市財政局代理局長而邁入政壇，以具備傑出英語能力和財政專長而知名。
俞鴻鈞在上海亦曾擔任市府秘書長，抗戰初期已擔任上海市長，中國政府撤往重慶後調任外交部政務次 長，中央信託局局長，財政部長。勝利後接任中央銀行總裁，於動員戡亂時受命主持上海央行黃金儲備運往 台灣。國民政府遷台後復任財政部長兼任央行總裁與交通銀行、中國農民銀行、台灣銀行董事長。1953年出 任台灣省政府主席，兼任台灣後備司令部司令。1954年至1958年升任行政院長，因拒絕監察院約詢案遭到彈 劾。辭職後復任中央銀行總裁，1960年病逝台北，年六十四歲。對於俞鴻鈞之貢獻，國民政府曾頒發褒揚令 明令褒揚。
（1898—1960年） 廣東新會人。早年進上海聖約翰大學，任《約翰聲》報總編輯，1919年畢業留校 任助教。鏇任英文《大陸晚報》記者。1927年任外交部部長陳友仁的英文秘書，不久辭職任上海市政府英文 秘書兼宣傳科科長，主編《市政周刊》。後任市財政局代理局長、參事、秘書長等職。1936年代理上海市市 長，l937年7月任市長。抗戰爆發後任中央信託局常務董事，駐香港辦理外交事務。1941年6月任財政部政務 次長。8月任外匯管理委員會委員及中央信託局局長。 1944年11月任財政部部長，同年兼中央銀行經濟研究 處處長，1945年5月為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7月任中央銀行總裁。1946年2月辭中央銀行總裁職，3月 為國際貨幣基金及 國際復興建設銀行理事，6月兼最高經濟委員會委員。1948年國民黨政府政治、經濟、軍 事面臨崩潰，蔣介石改組政府，又任俞鴻鈞為中央銀行總裁，授意他進行幣制改革以挽救危機。1948年8月 19日出台了實行金圓券的一系列辦法，為了逼勒黃金、美鈔，蔣介石又任俞鴻鈞為上海經濟督導員，負責上 海地區的經濟管制工作，在短時間內收兌了大量金銀外幣。1949年1月，蔣介石退居幕後，俞鴻鈞也辭去中 央銀行總裁一職，任中央銀行理事會理事、常務理事。1949年4月代中國農民銀行董事長。赴台後任國民黨 “財政部”部長、中央銀行總裁兼交通、農民銀行董事長。1953年4月任國民黨台灣“省政府主席”。1954 年任國民黨“行政院”院長。1958年7月辭職，專任國民黨“中央銀行總裁”。1960年6月1日在台灣去世。
陳誠 （1958年7月15日—1963年12月15日）
嚴家淦 （1963年12月16日—1972年5月31日）
（1905—1993年）字靜波，江蘇吳縣人。1926年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曾在福建省政府建設、 財政兩廳任廳長。抗戰勝利後任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交通、財政兩處處長。兼台灣銀行董事長。該行前身為 日本銀行台灣辦事處，1896年設立，1899年改組為台灣銀行，有發行貨幣權，主要在福建流通。1919年“五 四”運動後才在市面上消失。太平洋戰爭後台灣銀行奉命接收美國友邦、荷蘭安達、荷蘭銀行，與朝鮮銀行 一起成為控制中國金融的南北兩翼。抗戰勝利後，台灣銀行被國民政府接收改組後，有台幣發行權、代理國 庫權，隸屬台灣省政府，具有省銀行的性質。有分支機構二十餘處。1950年後嚴在台灣任國民黨“經濟部” 部長、“財政部”部長、“行政院”院長， 1975年4月年任“總統”。1978年5月去職，為國民黨中央常務 委員會委員。1993年12月24日去世。
(1904--1993)乳名雨蓀，初名靜波，號蘭芬，字靜波，江蘇吳縣人。少時曾就讀於 木瀆國小，1926年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1931年任京滬杭甬鐵路管理局材料處長。1939年調任福建省政府 建設廳長、財政廳長，因設計推行“田賦徵實”制度，名噪一時。
1945年出任戰時生產局採辦處長，辦理美國租借法案及中英、中加借款案。未久赴台，就任台灣行政長 官公署交通處長兼交通部特派員。同年，嚴家淦到了台灣。1946年，嚴家淦轉任財政處長兼台灣銀行董事長 ，籌劃建立台灣財政金融制度。1947年，嚴家淦出任台灣省政府財政廳長。
1948年一度內調籌備設立行政院美援運用委員會委員。協助陳誠，主持“幣制改革”，發行新台幣以穩 定台省金融。1950年復為陳誠擢任“經濟部長”兼“美援會”副主任委員，嗣任“財政部長”，初建財經班 底。1954年，嚴家淦出任台灣省主席，主持台灣省政3年。
1956年4月，台灣當局創立了“國民退除役官兵就業輔導委員會”，嚴家淦任主任，蔣經國任副主任，主 持實際工作。1957年轉任“行政院”政務委員兼“美援會”主任委員，“經濟安定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次 年回任“財政部長”。
1963年12月，國民黨中常會討論“行政院”改組問題時，蔣介石提出了換人方案，同意陳誠的請辭，並 提名嚴家淦，繼任“行政院長”。是年，嚴家淦上任“行政院長”，兼任“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 ”主任委員。
1963年12月14日，國民黨中常會，正式通過了嚴家淦“內閣”組成名單。嚴家淦代替陳誠，為“太子” 登基擔負起了“護航”的任務。1964年3月,嚴家淦提名蔣經國為“國防部”副部長併兼任“政務委員”。是 年，大陸經濟全面好轉,同年爆炸了核子彈,兩岸強弱懸殊更大。嚴家淦對外稱,“中共核爆炸絕不影響反攻 大陸政策”。
1966年被蔣介石擢為“副總統”，仍兼“行政院長”。1967年兼“國防研究院”副院長，長期主持台灣 財經事務，策劃和制定多項重大財經法案，為台灣經濟建設的主要設計師之一，財經系統也成型壯大。1969 年6月，台灣“行政院”改組，“院長”仍由嚴家淦兼任。1972年再度當選“副總統”，“行政院長”則由 蔣經國接替。
1975年4月，繼蔣介石之後出任“總統”，鏇即領銜推舉蔣經國出任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暨中常會主席 ，拱手將最高權力轉移至蔣經國手中，時稱“蔣嚴體制”時期。在嚴家淦擔任總統的3年中，除了扮演“憲 法”上的“元首”角色外，對於重大決策決定，都與蔣經國密切協商，共謀解決之道，使政治體系的運作， 並不因權位的名實不符而生齟齬之感。嚴家淦登上“總統”寶座後，沒有人歌功頌德，他在蔣介石生前是默 默無聞的“副總統”，蔣介石死後又成了默默的“總統”。他小心謹慎，本分地充當好“過渡總統”的角色 。在接下來的三年里，名在嚴家淦，權在蔣經國，這種“嚴蔣體制”使無為和有為得到了絕妙的結合。因此 ，當一屆六次“國民大會”來臨之際，嚴家淦以國民黨中常委的身份給國民黨中央秘書長張寶樹寫了一封信 ，提名蔣經國為國民黨第六任“總統”候選人。
1978年1月7日，國民黨中常會舉行臨時會議，同意嚴家淦建議，決議向十一屆二中全會提案，提名蔣經 國為第六任“總統”候選人。對於嚴家淦的讓位和提名他為“總統”候選人，蔣經國也表示感激之情，稱讚 嚴家淦。蔣經國在讚揚嚴家淦的同時，制訂並通過了“卸任總統禮遇條例”。根據此規定，卸任“總統”享 有7項待遇責任：邀請參加“國家大典”；依現任“總統”月俸按月致送終身俸；供應房屋及其設備；供應 交通工具；供應處理事務人員及事務費；供應保健醫護；供應安全護衛。嚴家淦卸任後，蔣經國對他一如既 往，仍予以重任，由嚴家淦主持黨內若干重要會議，並就重大決策徵詢嚴的意見。
1978年5月，嚴家淦卸任”總統”，任中常委兼“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以國民黨元 老身份提供建言。1978年7月，蔣經國核定由嚴家淦 繼續擔任“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會長。同年 10月，國民黨中常會決定以嚴家淦為召集人，成立由7名常委組成的“提名審核小組”，負責對參加增額“ 國大代表”、“立法委員”黨籍候選人審核、提名。
1979年，嚴家淦被推為台灣“故宮博物院”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1986年3月任“十二人革新小組”召集 人，對政治革新要務進行研議。同年因患腦溢血住院，從政壇隱退。
1993年12月24日晚10時，嚴家淦因心臟衰竭，病情轉危，經急救無效而病逝於台北“榮總醫院”。終年 90歲。
蔣經國 （1972年6月1日—1978年5月29日）
蔣經國（1910年4月27日—1988年1月13日），男，字建豐，浙江奉化縣人。蔣經國系蔣介石的長子，曾 任"中華民國"第六—第七任"總統"（1978年—1988年），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主席，"中華民國""行政院 長"、"國防部長"、"總政治作戰部主任"等職。
中華民國行政院長早年經歷
蔣經國為蔣介石原配妻子毛福梅所生。蔣經國1910年出生於浙江奉化；1922年到上海讀書；蔣經國15歲 時，也就是1925年積極參加五卅運動，後受吳稚暉啟發,同年10月前往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同學中有 比他大六歲的鄧小平。蔣經國1927年畢業於莫斯科中山大學。其間曾正式加入蘇聯共產黨。國共關係惡化後 ，遭史達林扣留下來當人質。由於涉及史達林與托洛斯基的黨內鬥爭，曾被下放至西伯利亞，其間與白俄羅 斯姑娘芬娜（後改名蔣方良）結婚。
1937年3月25日離開莫斯科攜妻帶子回國。次年加入中國國民黨。1939年擔任江西省第四區（贛南地區） 行政督察專員兼區保全司令,據說政績卓越,有稱其為"蔣青天"者。1944年擔任三民主義青年團組訓處處長、 青年軍編練總監部政治部中將主任。1948年金圓券改革，蔣經國至上海進行經濟管制，與孔宋集團發生正面 衝突，工作受阻。
1949年蔣經國奉蔣介石之命進行中央銀行外匯黃金移存台灣事宜。國民政府遷台後蔣經國於1950年擔任 總政戰部主任，負責政工改制工作。鏇兼任總統府資料室主任（國家安全局的前身），正式統籌臺灣的情治 工作。同年7月擔任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進入黨內決策核心。1952年主導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現名「中國 青年救國團」)成立，增加其在教育機構與青年學生的影響力。1954年擔任國防會議副祕書長。此後蔣經國 歷任要職，包括行政院退除役官兵就業輔導委員會主任委員（1956年）、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1957年）、 國防部副部長（1964年）、國防部長（1965年1月3日）、行政院副院長兼財經委員會主委（1969年6月）、 行政院長（1972年5月29日）等職。
蔣經國曾在1966年訪韓、1967年訪日。1970年第四度訪美時在紐約遭到台灣青年黃文雄、鄭自才企圖刺 殺未果。
1972年，出任中華民國行政院院長，1975年，繼蔣介石任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主席兼中央常務委員會 主席。1978年經由第一屆國民大會選舉，當選為中華民國第六任總統，1984年連續當選為中華民國第七任總 統。1988年因糖尿病引發多重器官衰竭，病逝於台北榮民總醫院。職務在司法院長林洋港監誓下，由"副總 統"李登輝依憲宣誓繼任。
由於1978年美國宣佈將與中華民國斷交，次年發生美麗島事件，國內外政治局勢出現重大變化。而後為 了因應國際情勢的演變，及解決國內政治改革的需求，在蔣經國執政晚年逐步開始自由化的改革，先是未犟 力鎮壓民主進步黨突破黨禁宣布組黨，繼而於1987年宣布解嚴、開放赴中國大陸探親，次年開放報禁。
蔣經國主政台灣時期經濟發展
蔣經國主政台灣時期，臺灣經濟發展迅速，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超過1萬美元，並使臺灣成為「亞洲四小 龍之一」。
推動政治民主化
蔣介石逝世後,臺灣社會由追求經濟的富裕，轉向追求政治的民主。這段期間發生的中壢事件（1977年） 及美麗島事件（1979年），反映此股趨勢的隱隱胎動。根據相關文獻的記載，面對來自海峽對岸、國際局勢 和島內本土化潮流的壓力，蔣經國很早就意識到，只有持續發展經濟、落實政治民主，建立更開放的社會， 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才得以繼續維持。民國七十年代（1980年代），蔣經國加速民主改革的年代，從解除戒 嚴、開放黨禁及報禁、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親到國會改革。
蔣經國開始思考解嚴以及國會改革問題萌芽較早，據稱曾交待馬英九研究「戒嚴」（martial law）的意 義，以及國際社會對台灣戒嚴的觀感。1987年10月7日下午，蔣經國在總統府接見美國《華盛頓郵報》發行 人葛蘭姆（Mrs. Katherine Graham），正式告知對方「中華民國將解除戒嚴、開放組黨」，台灣的"民主改 革"踏出了歷史性的一步。此後,《動員勘亂時期國家安全法》、《動員勘亂時期集會遊行法》與《動員勘亂 時期人民團體法》的草擬工作，曾遭遇黨內質疑大幅度開放自由權利是否合宜的聲浪。蔣經國之回應是，「 解嚴後當然應該更寬，不能更嚴，否則就是換湯不換藥。」國民黨必須持續改革的基調因此確定。
1987年7月15日，《國家安全法》開始施行，同日臺灣與澎湖地區正式解除實施了三十八年的戒嚴（金門 與馬祖則在數年後解除戰地政務。蔣經國「法統在法不在人」的決定,確定了台灣朝向民主改革不可逆轉的 方向。隨後又解除實施了三十多年的報禁。
政治評價
蔣經國是大多數台灣人民所認同的政治領袖，也是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歷任"總統"中，唯一符合政治家定 義的"總統"。
正面評價
解除戒嚴令，使台灣社會恢復實態憲政，促進"政治民主化"。
大量啟用台灣本省籍官員(如李登輝、林洋港)，使國民黨逐漸本土化。
"行政院長"任內推動十大建設讓台灣取得令人矚目的經濟成長。
創設"救國團"，灌輸青年愛國觀念，並給予青年戶外活動參與社交的空間，培養團隊精神與接觸大自然 的機會，推動團康舒解苦悶有效減少青年自殺率。
關心基層民眾的生活，並實際走訪台灣各鄉鎮以了解地方實際需要，勤政愛民，成為台灣走透透的始祖 。
在集權政權中罕見的以統治者自身的清廉為表帥，藉以維持政府的清廉，發揮政府團隊的廉能政治。
負面評價
縱容特務政治，助長白色恐怖。
孫運璇 （1978年5月30日—1984年5月31日）
孫運璇[1]（1913年—2006年）是中華民國著名的技術官僚、知名政治家，本籍山東蓬萊縣。他畢業於哈 爾濱工業大學，國共內戰期間隨國民政府前往台灣，曾前後擔任台灣電力公司總經理、中華民國交通部部長 、經濟部部長與行政院院長。在將近二十年的部長與行政首長的任內，他推行十大建設、促進新竹科學工業 園區的成立，規劃台灣早期科技政策﹔不但普遍被認為是台灣科技產業之主要奠基者，也堪稱是“台灣經濟 奇蹟的推手”。1984年2月24日，身為行政院長的他因罹患腦溢血而一度病危，不久更因身體狀態無法視事 而黯然下台。
經過漫長復建後，中風后的孫運璇之病情卻仍一直不甚理想，且以輪椅代步。不過即使失去部分語言及 行動能力，淡出政治圈的他於國民黨﹔甚至台灣政壇內仍受普遍景仰，並曾於四年內以國民黨元老身份兩度 替該黨總統候選人連戰站台助選。2006年2月間，他因其併發症病逝於台北，享年93歲。
生平
早年生活
孫運璇出生在山東蓬萊的一個普通家庭。因為父親孫蓉昌不在身旁等因素，孫運璇幼年生活必須仰賴家 族接濟並因此遭到部分遠親族人欺負。不過與母子相依為命的他，卻從此養成了好強的個性。
1925年，從小一直想當個文學家的孫運璇，接受了父親孫蓉昌“中國需要工程與俄文人才”的意見，與 父親一起離開家鄉前往哈爾濱，進入專為俄僑子弟舉辦的俄僑實業中學，學習俄文。1927年，孫運璇如願考 入俄國人主辦的哈爾濱工業大學預科，開始了七年[2]的大學生涯。在大學時代，孫運璇成績極好，在1934 年畢業時，負責口試的俄國教授，一致通過將他的畢業論文打了“滿分+”的分數，孫運璇以當屆第一名的 成績畢業。而由於自小就必須看他人臉色過活，青少年時期又離鄉背井、寄人籬下，讓孫運璇培養了應對得 體，苦幹實幹的態度，這段生活對他日後的性格，影響極大。
抗戰時期
1934年於哈爾濱工業大學以第一名成績畢業後，由於當時東北在日本人管制之下，日 本人尤不願東北訓練出來的人才，回流關內，孫運璇只好改扮商人進入關內。回國後，孫運璇先與母親前往 天津，投靠當律師的父親，後又經介紹加入江蘇省連雲港電廠建設。1936年因為發表的論文“配電網新算法 ”受到賞識，而加入南京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參與湘潭湘江電廠的籌備與建設。
1937年，抗日軍興，孫運璇一開始從事戰時臨時電廠的裝配工作，後又接受指示，在中央沒有任何支援 的情況下，就地組織了一個騾隊，花了三個月的時間徒步越過秦嶺與大巴山，將湘江電廠鍋爐，從陝西遷移 到重慶大後方去。後來他又奉派至青海，蓋了當地第一座的電廠，並擔任廠長。而後由於他在遷廠與建廠方 面的表現，1942年，中央決定派遣孫運璇等人，前往美國田納西水壩管理局參觀見習，並獲準在美國進修， 以便從事戰後復員的工作，直至1945年，抗戰勝利為止。
技術官僚
1945年抗日戰爭結束，孫運璇奉命抵台擔任台灣電力公司的機電處長，負責修復台灣電力系統。當時的 台灣電力在盟軍轟炸下可謂千瘡百孔，發電量只有正常的十分之一。而原服務台灣電力株式會社的三千名日 籍技術員，卻奉令必須撤退回日本。孫運璇在日籍技術人員紛紛返國，手中缺人又缺料的情況下，與台籍工 程師朱江淮等人合作，找來了一群尚在就學的台北工專、台南工專三、四年級學生，四處拼湊零件，一邊修 理，一邊學習，在五個月內復原了台灣80%的供電系統，展現了他於技術專業與工程管理方面的長才。
1950年，國共內戰失利後，遷台的國民政府外匯存底將近枯竭，可說是瀕臨破產。同年，孫運璇升任總 工程師。經過多方交涉，孫運璇終於向美國西屋公司借貸了200萬美金，陸續完成了烏來水力發電所、台灣 東西部配電聯絡線、立霧發電所、新竹變電所等設施。其中又以台灣第一個自力設計安裝的烏來水利發電廠 最具重要性。由於這個階段的成績，美國也才恢復對台電的信心，加上韓戰爆發後，美政府重新支持台灣國 民黨政府等重要因素，美國開始大力支援台灣的電力建設。至1957年，台電的發電容量已經躍升了一倍。在 此階段，由於水力發電的不可靠，孫運璇決定了台電未來“火主水從”的電力政策，大力發展火力發電，結 束了台灣輪流停電的歲月。
此後近二十年，孫運璇由處長、總工程師、一路升至台電的總經理，任內爭取美國對大甲溪綜合開發計 劃的支援，規劃德基水庫，並引進“目標管理”的公司制度，執行“鄉村電氣化”，在鄉村不惜成本鋪設電 力網路，使台灣電力普及率超越當時的日本、韓國，達到99.7%，而由於員工力行所謂的“台電文化”，台 風天中辛苦修復電力設備的台電員工形象，也是在這個時期深入台灣民眾的心目中。
1964年，因為在台電的成績受到世界銀行的青睞，且考慮到家中人口浩繁，薪水不敷開銷，孫運璇 同意受聘前往當時受世界銀行扶助的奈及利亞國家電力公司，擔任執行長的職務。在任職的三年內，孫運璇 率領國際團隊推動尼日河水力發電計畫，奈及利亞的發電量因此增加了88%。不過因在台母親病重，且孫 運璇遵守當年對陳誠“回國服務”的諾言，因而於1967年辭職返台。
交通部長與經濟部長
1967年底，以技術官僚身分受台灣政府高層重視孫運璇在嚴家淦內閣中，擔任交通部長一職。孫上任後 ，首先推行農村“村村有道路”的政策，此後交通部在全國廣建道路，奠立了台灣汽車交通的基礎。而此時 正值十大建設之規劃期，而十大建設之中，與交通有關者共有六項，包括北迴鐵路、中正機場、台中港、蘇 澳港、鐵路電氣化、南北高速公路，均由孫運璇負責規劃。
1969年，因經濟部長陶聲洋突罹癌過世，孫運璇轉任經濟部長。1970年，台灣對外貿易第一次出現盈餘 。不過隨後發生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事件與1973年的第一次能源危機，卻嚴重打擊了台灣經濟。身為內閣中 的經濟部長，孫運璇率團訪問沙烏地阿拉伯，以經濟合作計畫換取穩定的中東油源。不過國際原油價格飛漲， 台灣也陷入物價蠢蠢欲動的窘境。孫運璇基於個人信念，本來對於物價管制十分堅持，不過最後還是接納經 濟學者的意見，與李國鼎等人建議政府放手讓民生用品價格一次漲足，以消除預期心理，最終化解經濟危機 。
為挽回各方對台灣經濟的信心，1972年開始，蔣經國內閣開始一連串的經濟發展計畫。1973年，孫運璇 力排眾議，仿效韓國的“科技研究院”，成立以政府資金為主的半官方機構工業技術研究院，突破政府法規 限制，以高薪聘請歸國學人，從事產業研發。當時立法院認為工研院乃政府出資，卻因財團法人之地位，政 府並沒有管理權而大力反對，後因孫運璇堅持才得以成立，孫運璇也因此被稱為“工研院之父”。
1974年，經濟部長與相關官員規劃甚久的十大建設正式啟動。該計畫除了創造就業，台灣也藉此開始推 動產業轉型，諸如中國鋼鐵、中國造船公司、中石化，都在這時候孕育出來，成為台灣重工業的基礎。同年 ，孫運璇經與旅美學人潘文淵深談之後，決定半導體產業為台灣1970年代中期之後的經濟發展重點。於一片 反對聲中，以官位去留做為宣示的他，在堅持成立工研院技術顧問委員會後，終於自美國RCA（美國無線電 公司,Radio Corporation of America）技術移轉（後稱為RCA計畫），取得了積體電路的技術。
1977年，孫運璇極力協調國防部，徵用新竹所在的科學園區的用地後，並於1980年代初順利完工。儼然 成為台灣科技產業的主要基地與積體電路示範工廠的該園區落成後，台灣成為當時可以生產積體電路的少數 地區之一。事實上，孫運璇一手擎劃的工研院與半導體也皆成為1980年代－2000年代的台灣產業火車頭，今 許多科技業名人如聯電董事長曹興誠、聯發科董事長蔡明介等人，均出自工研院，而21世紀初的台灣首富張 忠謀於建立台積電前也擔任過工研院院長。
行政院長
1978年原行政院長蔣經國當選總統後，隨即拔擢孫運璇擔任行政院長一職，不過隨之而來的就是台美斷 交事件。當時孫運璇除了以愛國捐獻活動來化解民間對美國與政府的不滿，並宣布開放國民自由出國觀光的 政策如期施行，新竹科學園區也依照預定計畫，於台美斷交十日後開工，吸引許多台灣旅外科技人士回國創 業，以此挽回國民對國家的信心。並推動美國國會於1979年通過台灣關係法，讓台美雙方在斷交後依然保持 實質關係。
1979年，台灣爆發美麗島事件，國民黨政府藉由事端大量剷除台灣反對黨力量。孫運璇雖是技術官僚出 身，卻也不免捲入此政治事件。一般來說，由蔣經國主導的該事件處理與監禁異議人士決定，無法置喙的孫 運璇所扮演的角色，常引人爭議。例如在立法院遭到黨外立法委員的嚴厲質詢，他就曾說：[3]：“高雄暴 力事件絕非官民衝突事件，而是少數分裂分子毆打執行公務的憲兵與警察。....根據軍事審判機關起訴書， 其中八名有叛亂罪嫌，依法軍事審判；其餘無叛亂罪嫌者，全交由司法審判。本案現在已進入司法程式之中 ，行政部門自當尊重司法獨立，由司法單位依法辦理。”此聲明雖於1980年代初期台灣尚屬溫和，但其反民 主立場成為了他日後少數被質疑的施政經歷。
雖然在民主政治改革上，孫運璇並無貢獻任何力量，不過在經濟方面，他的先知卓見的確是台灣經濟奇 跡的關鍵因素。1982年，孫運璇為加速國家科技發展，明訂了“自動化、資訊、材料、能源、生物技術、雷 射、肝炎防治、食品加工”等八大重點科技。其中的自動化、資訊與材料發展頗受好評，不過執行方式卻受 到質疑。這些質疑包括政府投資補助的對象良莠不齊，八大科技的範圍過於廣泛等。“有的似乎是在科技界 多數人毫不知情的情況下，由少數人‘悄悄’列入的。...這種‘本末倒置’的決策方式，已足令人吃驚。 ”[4]。不過事後至少在資訊發展與產業自動化上，台灣還是因此取得進步。另外在同年，針對經濟發展帶 來的城鄉差距與貧富不均，孫內閣推出了“全面加強基層建設，提高農民所得方案”，以兩百億的資金，縮 短農民與非農民所得的差距，並加強農村福利設施，提高農民生活水準。而孫運璇這時經常輕車簡從，四處 察看工程進度，也因而累積了不少的民間聲望，受到許多基層百姓的支持。事實上，孫運璇擔任行政院長期 間，台灣在貨幣穩定與通貨膨脹不算嚴重的情況下，國民所得從1977年的1182元，在短短六年內將近翻了三 翻到1984年的3134元，而此期間平均近兩位數的經濟成長率，更為世界第一。
接班之謎
1984年二月，孫運璇在行政院長任內，因突發腦溢血（中風）開刀，自此不但失去部分語 言及雙手活動能力，且也造成了下半身無法行動。不久之後，他就以健康原因辭卸行政院長職務，從而淡出 政壇。因為他與總統蔣經國於公於私均關係密切，政壇一度盛傳他是經國先生屬意之總統接班人，而孫運璇 卻於任內積勞成疾，打亂了蔣經國的接班計畫，日後李登輝才有機會接任總統之位。
支持此一傳言的主要是前行政院長郝柏村。郝的回憶錄稱“有一天，經國先生在大直官邸對郝柏村說， 讓孫運璇再任六年行政院長，歷練更豐厚，六年之後，就可以選總統，於國、於民都是很好的福祉。”。不 過反對此說法的學者與政壇人士認為，蔣經國在孫運璇中風前之國民黨十二屆二中全會即已提名李登輝為副 總統競選搭檔，於史有據。如周玉蔻即指出其在寫作李登輝的一千天時，曾針對此問題請教宋楚瑜，宋楚瑜 舉出蔣經國在心臟病開刀安裝心律調節器時，曾請他轉告當時的副總統李登輝為例，說明當時蔣經國已有若 病情惡化將政權交給李登輝，且視其為接班人的意思。加上蔣經國晚年推行本土化，致力於台灣籍人士如林 洋港、李登輝等的培植，因此孫運璇應非蔣經國心目中的接班人。
晚年
中風后的孫運璇仍偶有露面，但需以輪椅代步，身體虛弱，只有偶爾出席公益活動和國民黨活動，他曾 拍攝公益廣告呼籲大家注意自身健康，按時量血壓，他也是董氏基金會的名譽顧問。1996年，孫運璇的舊同 事與舊部屬如徐立德等人共同成立了孫運璇學術基金會，由時任行政院副院長的徐立德擔任董事長，並由孫 運璇在“科技發展方案”時，在半導體等產業培養出來的企業家如當時台電公司董事長張鍾潛，中興工程公 司董事長張斯敏，聯華電子公司董事長曹興誠，台積電公司董事長張忠謀等人擔任董事的職務。一開始基金 會以表揚優秀公務員為主，後來也擴及了公共政策的研究、舉辦研討會、發表論文、出版刊物等事業。
因為政績斐然，即使失去部分行動能力及淡出政壇的孫運璇，仍常被視作國民黨的精神領袖之一。也因 此，連戰四年內的兩次總統競選活動過程中，孫運璇不但曾表示支持，亦也抱病站台助選。2005年之後，因 病情不復樂觀，孫運璇就相當罕於出現於各種公眾場合。他最後一次公開露面的活動，是2005年8月16日出 席馬英九領取國民黨主席當選證書之儀式。
孫運璇於2006年1月30日因呼吸困難送往台大醫院轉到榮總，確診為急性心肌梗塞、並發急性心臟衰竭及 急性肺水腫；2月2日曾一度發生心跳停止，後經搶救恢復心跳；2月14日晚上出現敗血性休克現象；2月15日 0時33分病逝於台北榮民總醫院，享年93歲。
孫運璇逝世後，靈堂設於榮總介壽堂，供民眾哀悼，並於25日由總統府以國喪辦理治喪事宜，以連戰擔 任主祭，覆以國旗、國民黨黨旗，總統陳水扁、副總統呂秀蓮及五院院長也都前往致祭。公祭結束後，安葬 基隆七堵的欣欣墓園。
個人生活
孫運璇與俞蕙萱在上海結婚。俞蕙萱出身商人家庭，在物資缺乏的當時，上海的娘家中竟有三艘遊艇， 可說從小生活富裕；不過因戰亂影響，孫家舉家遷往台灣避難，十幾口人，擠一間房子，只靠孫運璇一個人 的薪水過活。每過月半，薪水告鑿，就需要俞蕙萱拿出首飾典賣，貼補家用。俞蕙萱曾經回憶，在她懷孕時 ，孫運璇要買顆滷蛋給她補身體，還要藏在衣袋內，進房間才敢拿出來，家中的小孩，衣服也是縫了又補， 大的穿不下了，就留給小的，不能每餐吃白飯，“要配著番薯一起煮，有三、四樣菜，大都是青菜、豆腐， 每個人夾兩筷子，就盤子見底了。”加上孫運璇母親的醫藥費，就占去了薪水的一半，生活因而十分辛苦。 直到孫運璇接受了世界銀行在奈及利亞的職務，由於薪水較優渥，三年下來，生活方有改善。日後由從政至 逝世的這段期間，除公家供給之宿舍以外，從未另外購置其他不動產，家中一套沙發也已有幾十年歷史，夫 婦兩人物質欲望並不高。 孫運璇堅持不收部屬禮物，不拿回扣，也曾經因此被批評不通人情。
不過也有部分泛綠人士批評，自1984年孫運璇中風以來，成為總統府有給職資政長達二十多年，每月有 薪水、配給、司機、護士、安全人員，並且長期占據公家宿舍（土地市值三億，不必付租金、房屋稅），卻 仍被美化為買不起房子的“清廉形象”（事實上根本不需要房子），有名不符實之處。
孫運璇一共育有四名兒女。長女孫璐西（現任教於台灣大學）、次女孫璐筠、長子孫一鶴與么兒孫一鴻 。孫璐筠於英國貨幣市場任職。孫一鶴繼承父親衣缽，成為電機工程師，孫一鴻則成為土木專家，兩人皆旅 居美國。
施政評價
總的來說，孫運璇以技術官僚的身份，在部長與院長任內，台灣經歷了退出聯合國、台美斷交、台日斷 交、石油危機等事件，台灣經濟不但沒有因此崩盤，反而蒸蒸日上，外匯存儲迅速累積，成為亞洲四小龍之 一，孫運璇可說功不可沒。尤其是積體電路的技術轉移案，雖然耗費了一千萬美元來完成，日後卻為台灣創 造了一兆新台幣以上的年產值，堪稱最正確的決策。不過對於他任內發生的一些政治事件，如美麗島事件、 陳文成命案、林宅血案，晚年則是透過了兒子孫一鴻之口，表示了遺憾，並說明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之下，他 也無法說什麼心中想說的話。
然而孫運璇任內大力發展工業建設，卻不重視環保議題。舉凡山坡地濫墾濫伐，河川、海洋嚴重污染， 土質日漸沙漠化，也為後來台灣環保“污染輸出”蒙上陰影，目前後遺症仍深遠影響台灣。而過於重視工業 經濟建設而忽略文化、環保建設，也是令人詬病之處。
因為瑕不掩瑜的施政成績與極高民間聲望，孫運璇普遍受台灣各界景仰。例如2003年間，天下雜誌針對 歷年的台灣政治人物以中國小教師與家長為對象展開民調，孫運璇被評定為品格操守最佳的政治人物。於該 統計數據中，他所獲得之正面指數，不但高於蔣經國，比起2000年代初期台灣朝野熱門的政治人物如連戰、 宋楚瑜、呂秀蓮、陳水扁等人，更是超前許多。
2006年，在孫運璇過世之後，台灣掀起了一陣懷念孫運璇的風潮。無論泛藍還是泛綠的政治人物，對於 孫運璇都是讚譽有加，公祭時數萬民眾送行，許多科技人更視孫運璇為台灣科技產業之父，紛紛撰文紀念孫 運璇。這個現象的形成，或許與今日的台灣政經環境有關。由於台灣近年來政治上的不安定，與經濟的不景 氣，部分民眾開始懷念過去技術官僚主政的年代。聯合報2006年2月16日的社論指出：“今人紀念孫運璇， 不但是尊敬他個人的施政功績和操守典範，也感嘆今昔政治文化及政治習氣的強烈對比。在當今台灣以改革 開放為標舉、凡事大鳴大放的氣氛中，與往昔相較，反而令很多人由衷懷念前輩政治家的風範，並且對當年 有紀律、重專業的政治風氣給予高度評價。”並在文末感嘆“那個以“正直作人，勤懇做事”為風氣的時代 卻是一去不回了。”正是這一類觀點的代表。
對此所謂“孫運璇現象”，也有部分人士提出反對的看法。持相反立場的人指出，過去台灣威權領導的 政治環境，較易尊重由基層技術出身的政務官帶領，有利於進行各方面政經改革。當社會變遷漸趨向多元與 開放，民間自主群體的影響力蓬勃發展，“大有為政府”的觀念被視為保守、與時代脫節的角色而相形弱化 。
俞國華 （1984年6月1日—1989年5月31日）
俞國華（1914～ ）
中國台灣“行政院”院長 （1984～1989）。浙江奉化人。1934年畢業於清華大學，先後任職于軍 事委員會委員長南昌、武昌及重慶行營。1936年起任委員長侍從室秘書，歷經西安事變、兩廣事變及抗日戰 爭。1942年隨蔣介石訪問印度，翌年又隨蔣介石出席開羅會議。1944年到美國哈佛大學研究經濟 ， 1946年轉赴英國倫敦繼續從事研究。1947年出任國際復興開發銀行副執行董事 。1951年改任國際貨幣基金 會副執行董事。1955年到台灣，任“中央信託局”局長，致力於發展外貿工作。1961年調任台灣“中國銀行 ”董事長兼“中國產物保險公司”董事長。1967年12月出任“財政部長”。1969年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委員， 同年轉任“中央銀行”總裁。1977年又兼任“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主任委員。1984年6月由蔣經國提名 任“行政院”院長，1989年5月辭職。
李煥 （1989年6月1日—1990年5月31日）
李煥（1917～ ），中國國民黨政治家，台灣“行政院長”（1989～1990）。字錫俊。湖北漢口人 。先後畢業於國立政治大學、中央幹部學校研究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育研究所。曾任瀋陽日報社長。到 台灣後任“國立政治大學”等校教授。1952年協助蔣經國籌建“救國團”，歷任主任秘書、副主任、主任等 職。1977年辭去“救國團”職務，轉任中國國民黨台灣省黨部主任委員。後歷任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組織工作 會主任、革命實踐研究院主任、“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主任委員等職。1979年籌辦“國立中山大學”並 任校長。1984年出任“教育部長”。1987年7月調任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秘書長，主持黨務工作。1989年6 月繼俞國華出任“行政院長”。
郝柏村 （1990年6月1日—1993年2月26日）
郝柏村（1919～ ）
中國國民黨軍事將領，台灣“行政院長”（1990～1993）。江蘇鹽城人。早年畢業於黃埔軍校12期。後 任職胡宗南軍中，曾任駐印遠征軍炮兵連長。1950年到台灣後升為炮兵指揮官。1958年金門炮戰時，任師長 ，守小金門，獲蔣介石頒贈“虎”字榮譽旗、四等雲麾勳章。曾在美國陸軍炮校高級班和美國陸軍參謀大學 進修。1964年晉升為中將。1965年任“總統府”侍衛長。後任第一軍團司令、“國防部”作戰次長、“陸軍 ”副總司令。1977年任“陸軍”總司令、副參謀總長、晉升為“陸軍”上將。1981年任參謀總長，得蔣經國 信任，主持警政安全、軍事情報等工作。1990年出任“行政院長”，1993年2月辭職。後任中國國民黨中央 副主席。
此次一別家鄉整整60年，一個甲子，他都沒有機會回家鄉一趟。
1940年，郝柏村炮校學習結束後，分在炮兵14團5連任代理連長。先後駐防在湖南邵陽、廣西興安一帶。 1944年，又被派到重慶陸軍大學第20期學習，學習結束後，升任炮兵14團參謀主任，隨部隊先後駐防鄭州、 徐州，於1948年初調防瀋陽。遼瀋戰役前夕，郝柏村奉命離開部隊，到南京國防部待命，後被分配去陸軍 196師任上校參謀長，駐防湖南衡陽。
渡江戰役前夕，郝柏村離開部隊來到上海，鏇即又來到重慶，在重慶附近的一個縣城的永川中學當半年 教員。
1950年春，郝柏村由香港輾轉來到台灣，憑個人資歷，在炮校謀了個教員職位，兩年後升任炮兵學校總 教官。1954年，被送到陸軍大學將官短訓班培訓一年，結業後，被分到第三炮兵任上校指揮官。1958年8月 升任第九師少將師長兼戰地指揮官，戍守小金門。後又被送到台灣“三軍聯合參謀大學”將官班深造，鏇又 被派往美國陸軍參謀大學深造，1963年回台灣，出任陸軍第三軍副軍長。1964年4月晉升金門防衛部中將副 司令。同年10月，台灣舉行“雙十節”閱兵，國防部指派郝柏村為閱兵總指揮官。第二年，郝柏村接替胡璉 ，出任總統府的侍衛長。
郝柏村先生1919年出生於鹽城郝榮莊（今鹽都葛武鎮郝榮村）。6歲起在本庄淨土庵讀私塾三年，後又到 尚莊國小和鹽城縣立第二國小念書。13歲國小畢業後考取鹽城中學讀國中。1935年，16歲的郝柏村考取了常 州中學高中部。因家境不十分寬裕，他便放棄了念高中的打算，來到南京，報考不需繳納任何費用的黃埔軍 校。經初試和複試，郝柏村被錄取為軍校第12期新生。當時軍校分步兵科和炮科，郝柏村分在炮科。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軍校由南京遷到廬山，不久又遷到武昌，因形勢逼人，軍校加快了教學步伐，黃 埔軍校第12期學生於1938年元月提前舉行畢業典禮，畢業後放假兩周，郝柏村回到家鄉，休息兩周，返校後 被分到湖南寧陵炮兵學校，學習由蘇聯援助的火炮使用技術。
1981年10月，郝柏村任國防部參謀總長，晉升為一級上將。在1986年3月召開的國民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 大會上，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委員，是中常委中唯一的一位職業軍人。1988年1月蔣經國逝世後， 李登輝上台，郝柏村被留任參謀總長。1989年11月任國防部長。1990年初春，被提名出任行政院長，兼任國 民黨憲政改革策劃小組副召集人，“國家統一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在任三年多。
1993年8月，郝柏村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副主席，任總統府資政。
退休以後，郝柏村多次來大陸祭祖、省親、旅遊。
1999年4月3日13時05分，郝柏村先生偕夫人郭莞華，率兒子郝龍斌、郝海嬰及孫女郝漢祥一行12人搭乘 華航班機離開台北，經香港轉港龍KA810班機抵達南京，開始了他闊別家鄉61年以來的首次返鄉祭祖掃墓之 行。
2001年7月，郝柏村率領廿多位台灣高級退役將領赴桂林旅遊，其中包括五位上將，多位中將，是台軍訪 問大陸最高級退役將領團。
2005年10月，郝柏村來江蘇省揚州、鹽城兩市訪問。在揚州這座古城，道出了其心聲“踏進揚州就能感 受到這座城市的生機與活力，揚州變化太快了，真可謂一天一個樣！”
連戰 （1993年2月27日—1997年8月31日）
連戰，字永平，台灣台南人，祖籍福建漳州，1936年8月出生於陝西西安。其祖父連橫為晚清 民初一代大儒，早年加入同盟會，著有《台灣通史》。連戰之名就是得於祖父遺言：“中、日必將一戰，若 生男則名連戰，寓有自強不息、克敵致勝之意義，有復興故國、重整家園、光明希望之象徵。”其父連震東 歷任國民黨黨政要職，曾任台灣省“建設廳長”、台灣當局“內政部長”等職。
在西安、重慶就讀到國小四年級後，連戰於1946年隨母赴台，1953年考入台灣大學政治系，1959年赴美 國芝加哥大學深造，1965年獲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學位，1966年至1967年在美國任教。1968年，連戰返回 台灣任教，擔任台灣大學政治系暨政治研究所主任。
1975年，連戰步入政壇，出任台駐薩爾瓦多“大使”。隨後步步高升，歷任國民黨中央青年工作會主任 、“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主任委員”、“交通部長”、國民黨中常委、“行政院副院長”、“外交部長” 、“台灣省政府主席”。1993年，當選國民黨副主席，同年出任“行政院長”。1996年當選“副總統”，並 一度兼任“行政院長”。2000年3月，連戰作為國民黨候選人參與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落敗。
國民黨下野後，李登輝被迫辭去國民黨主席之職，連戰當選為國民黨主席，2001年連任國民黨主席，兩 次得票率都超過90%。連戰執掌國民黨後，對國民党進行了創黨以來的第三次黨務改造，同時積極推動與親 民黨、新黨合作，形成了泛藍陣營。
2004年3月，連戰與親民黨主席宋楚瑜搭檔，再度參選台灣地區領導人，以微弱差距落敗。在當年12月的 “立委”選舉中，泛藍陣營贏得“立法院”的過半席次。
在兩岸關係上，連戰認同“九二共識”，反對“台獨”，主張發展兩岸關係，致力台海和平。在其黨魁 任內，國民黨倡議並推動了兩次台商春節包機，指派副主席江丙坤率團於3月底至4月初對大陸進行了參訪。 在江丙坤率團訪問大陸取得成功後，連戰隨即決定應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的邀請，以國民黨主 席身份率團訪問大陸。
連戰夫人方瑀出身台灣大學教授之家，兩人育有兩子兩女。
蕭萬長 （1997年9月1日—2000年5月20日）
蕭萬長，1939年出生，台灣嘉義人。曾任中華民國行政院長與中國國民黨副主席。
學歷
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系畢業 1960
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碩士 1965
美國喬治 城大學領導人員研習會研究 1972
美國艾森豪獎學金得主赴美研究 1985
經歷
外交部駐吉隆坡總領事館副領事 1966-1969
外交部駐吉隆坡總領事館領事 1969-1972
外交部亞東太平洋司科長 1972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第四組副組長 1972-1974
經濟部國際貿易 局第四組組長 1974-1977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副局長 1977-1982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第三任）局長 1982.01.01-1988.09.01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1988.09.01-1990.01.12
中國國民黨 中央委員 1988-2000
經濟部部長 1990.06.01-1993.02.27
中國國民黨組織工作會主任 1989.12.27-1990.05.30
經濟部能源委員會主任委員 1990.06.20-1993.04.02
經濟部國營事業委 員會主任委員 1990.06.25-1993.04.02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委員 1990.06.02-1993.02.27
行政 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委員 1990.06.01-1993.02.27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委員 -1993.04.07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委員 1990.06.01-1993.02.27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委員 1991.01.31- 1994.12.15
行政院政務委員 1993.02.27-1995.12.01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主任委員 1993.02.27-1994.12.15
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 1993-2000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主任委員 1994.12.15-1995.12.01
立法院（第三屆）委員 1996-1997
行政院（第十五任）院長 1997.09.01-2000.05.20
中技社最高顧問2000-
中國國民黨副主席2000.06-2005.03
中國國民 黨中央委員
兩岸共同基金會董事長
中華經濟研究院董事長
2000年蕭萬長與連戰搭檔競選地區領導人鎩羽後任國民黨副主席，並以個人身份參加民進黨當局召集的 “經發會”、“經續會”等。2005年3月，蕭萬長辭去國民黨副主席一職。
2007年6月23日,國民黨候選人馬英九正式對外宣布將與蕭萬長共同搭檔參選08年地區領導人,並於次日獲 國民黨全代會批准.
唐飛 （2000年5月20日—2000年10月5日）
唐飛（1932年3月15日- ）江蘇省太倉人。
學歷
1971年 三軍大學空軍學院畢業
1979年 三軍大學戰爭學院
經歷
1983年 - 1984年 空軍聯隊長
1984年 - 1985年 空軍官校校長
1986年 - 1989年 空軍總部政戰部主任
1989年 空軍作戰司令部司令
1989年 - 1991年 空軍副總司令
1991年 - 1992年 國防部督察部主任
1992年 - 1995年 空軍總司令
1995年 - 1998年 副參謀總長執行官
1998年 - 1999年 參謀總長
1999年 - 2000年 國防部部長
2000年 行政院院長
2001年 美國哈佛大學訪問學人
2001年 - 2004年 美國史丹佛大學訪問學人
生平
戰機飛行員出身的唐飛，在青年時期長年代表中華民國在駐外使館擔任武官，以思想開放與西化在同期 將領中顯得相當突出。李登輝繼任總統後，升任唐飛為二級上將國防部督察室主任，郝柏村辭去行政院長後 ，唐飛又獲升任空軍總司令，一級上將參謀總長。李登輝執政末期，升任國防部長。
唐飛軍事經歷顯示90年代後期台灣從陸軍主導走向空軍優先的軍事路線，陸軍掌權的傳統逐漸削弱。因 為唐飛任內對國軍軍事現代化卓有貢獻，陳水扁贏得總統選舉後為安撫長期傾向中國國民黨的國軍，並展現 超黨派的新政局思考，任命唐飛首位閣揆（為中華民國第二位軍人出身之行政院長）。
中國國民黨籍的唐飛在擔任行政院長時期，因主張續建核四政策與當時主張廢核四的民進黨相違背，陳 水扁稍後以唐飛健康不佳為由同意其辭職，唐飛在任不滿百日。唐飛卸任後曾言：「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隨後即赴美實踐其想當學生念書的想法，現仍旅居美國。
2007年6月初，唐飛組建“台灣前途展望協會”，希冀於台灣跳脫藍綠迷思，開創未來，發展經濟，希望 喚回台灣已放棄政治的中產階級和知識分子，將前途掌握在自己手裡。
張俊雄 （2000年10月6日—2002年1月31日）
張俊雄，1938年3月23日出生，台灣嘉義縣人，台灣大學法律系畢業，曾任“海基會”董事長，現為台灣 “行政院長”。
中華民國行政院長1962年起任律師。1980年任“ 美麗島事件”案中高俊明、林弘宣等牧師的辯護律師。1983年12月當選增額“立法委員”，1986年12月、 1989年12月當選連任。1986年任民進黨創黨10人秘密小組成員，11月當選該黨第1屆中央執行委員。1987年9 月任高雄市黨部執行委員。1988年當選民進黨第3屆中央常務執行委員、政策協調委員會主任委員。1989年 當選民進黨第4屆候補中央執行委員。1992年為民進黨福利國連線成員，後任總召集人。1992年12月當選第 二屆民進黨不分區“立法委員”。1993年12月任民進黨“中國事務委員會”委員。1995年12月和1998年12月 連續當選第三、四屆“立法委員”。曾任“立法院內政、交通、司法委員會”召集委員，民進黨“立法院” 黨團幹事長、總召集人。1994年獲民進黨提名競選高雄市長落敗。1996年6月當選民進黨中央黨部政策委員 會執行長。1998年7月當選民進黨第八屆中常委。2000年任民進黨“總統”競選指揮中心總幹事，5月出任“ 總統府”秘書長、發言人，同年8月轉任“行政院副院長”兼“消費者保護委員會”主任委員，10月接替唐 飛出任“行政院院長”。2002年2月被陳水扁聘任為有給職“總統府資政”，後因轉任民進黨秘書長，轉聘 為無給職的“總統府資深顧問”。2000年、2004年兩次擔任陳水扁“總統”競選總部總幹事。2002年7月被 指定為民進黨第10屆當然中央常務執行委員，並任中央黨部秘書長、人事評議委員會召集人。是民進黨在高 雄地區頭面人物。與基督教長老教會關係密切，經常參加該組織活動。2004年12月當選第六屆民進黨不分區 “立委”。 2007年5月14日就任“行政院長”一職。
還歷任基督教長老教會公報社理事、理事長，高雄市律師公會理事，高雄市平民 法律服務中心委員，志願律師。1981～1986年高雄市基督教青年會理事長及多家工會法律顧問。1983～1994 年任高雄市生命線監事。
政治主張：主張“台獨”，鼓吹台灣前途須由全體住民共同決定。針對祖國大陸 提出“在一個中國原則下 談判”的立場，表示兩岸不妨將主權問題暫擱一邊，推動兩岸互惠交流，時機成 熟後再談也不遲。強調“統一的事不應先下定論，如果有一天，大家感覺統一是好的，台灣民意自然會支持 ，兩岸就能統一”。現大肆鼓吹“公投制憲”、軍購。
台灣“行政院”05年6月3日宣布，由前“行政院長”、前民進黨秘書長張俊雄出任“海峽交流基金會”( 即“海基會”)董事長。
張俊雄出身法律世家， 受到父親相當嚴格的要求，能夠以第一名畢業於台大法律系，並 以第一名錄取該年的律師特考等等，他的表現著實讓父親滿意。張俊雄曾私下表示，學法律是他自己的選擇 ，不過為了讓他符合父親的深切期望，他在學法的過程中比一般人花了更多的功夫。 在那個年代，子女無 法違逆長輩的意思，所有的壓力只能獨自承受；他回憶說，當他通過層層的考試之後，他才突然發現自己的 人生開始完全屬於自己。
張俊雄辦公室內掛了一幅字，上面寫著“以誠待人，全力投入超越突破”，這是2000年“五二○”當天 ，張俊雄請人手書以自勉的話語，從“總統府秘書長”、“行政院副院長”到“行政院院長”，張俊雄都把 這幅字放在辦公室最醒目的地方。現在看來，這不僅是他處事的原則，也是他心情的最佳寫照。
05 年5月18日，張俊雄談及兩岸問題時表示，當前兩岸局勢已與五年前不同，台灣主流民意已在此次“國代” 選舉展現，他建議大陸不預設前提，與台灣協商對話。台灣對任何議題、場所都不局限，包括“一中”問題 也可談，希望兩岸兩會早日對話。這一立場顯然很難為大陸所接受。
張俊雄說，大家在兩岸政策上 雖然意見不同，但為了全民生存利益，他相信將會形成共識，這也是大陸政策最重要的支持。海基會扮演的 角色能不能成功，必須靠朝野的和解、全民的共識；維持“台灣主體”意識，以及兩岸和解共生，將是往後 大陸政策兩大主軸。
游錫堃 （2002年2月1日—2005年1月31日）
游錫堃，1948年4月出生在宜蘭縣冬山鄉太和村，自幼家境貧困，曾幾次輟學，37歲才拿到學士 文憑。1981年，他當選台灣省議員，正式踏入政壇；1989年-1997年連續當選兩屆宜蘭縣長，頗受好評。當 時李登輝很看重他，邀請其出任“交通部長”，但被拒絕。後來，游錫堃離開宜蘭，加入陳水扁團隊，原本安排他當台北 市副市長，不料陳最終落。1999年，游錫堃當上民進黨秘書長；2000年陳水扁上台後，他出任“行政院副院 長”，但因“八掌溪事件”被迫下台轉任“總統府秘書長”。任內，他的表現讓陳水扁很滿意，一方面他促 成了“扁連會”和“扁宋會”，組織召開了“經發會”；另一方面，游錫堃一向話不多，這一點讓陳水扁很 放心。2002年他出任“行政院長”，組成了所謂的“戰鬥內閣”，不僅登上了個人政治生涯的一個高峰，而 且還一躍成為陳水扁的接班人。2005年卸任“行政院長”。 2006年1月15日，民進黨第十一屆第二次主席補 選結果揭曉，游錫堃以25397票壓倒蔡同榮的16846票和翁金珠的4406票，贏得民進黨主席職位。2007年9月 27日凌晨， 游錫堃以簡訊方式宣布，即刻起辭去黨主席職務。
謝長廷 （2005年2月1日—2006年1月24日）
謝長廷，1946年生，台北市人，祖籍地為福建省東山島銅缽村。台灣大學法律系畢業後，曾就讀於日本 京都大學，並先後獲得法學碩士學位及博士課程結業證書。1985年，謝長廷擔任外公政會秘書長。1986年起 草民主進步黨黨綱，並成為民主進步黨黨名命名者。1986年-1996年連任六屆民主進步黨中常委。在1981年 -1989年期間還當選為"台北市議會"第四、五屆議員；1989年-1996年期間先後出任第一、二、三屆"立法"委 員。1990年籌組發起台灣"福利國連線"，1996年擔任過民主進步黨第一屆民選"副總統"候選人。1996年6月 至1998年7月出任民主進步黨中評審主委。1998年當選高雄市市長。2000年7月當選民主進步黨黨主席。2005 年任“行政院”院長，後因與陳水扁政見不合，導致任職未滿一年就被迫離職。謝長廷在2006年末（12月9 日）參加台北市市長選舉，敗給國民黨參選人郝龍斌。
英文名:Frank Hsieh
生日: 1946年5月18日
中華民國行政院長興趣: 陶笛、健走
學歷
1960年 國立台灣大學法律系學士畢業、大學3年級律師高等考試第1名及格、司法官特等考試通 過
1972年 日本京都大學法學碩士
1976年 日本京都大學法學院博士課程結業
2004年 韓國東 洋大學榮譽博士
2006年 美國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資深研究員
經歷
1970年 高雄美麗島事件辯護律師
1981年—1984年 台北市議會第4屆議員
1984年— 1989年 台北市議會第5屆議員
1985年 “黨外公政會”秘書長
1985年—1986年 “台北大同扶輪社 ”社長
1986年 民進黨創黨發起人、黨綱起草人、黨名命名者
1986年—1995年 連任6屆民主進步 黨中央常務執行委員
1988年 “台灣人權促進會”執行理事
1989年—1992年 第1屆“立法委員 ”
1992年—1995年 第2屆“立法委員 ”
1992年—1997年 “公民投票促進會"副會長
1995年— 1998年 第3屆不分區“立法委員”（第1名）
1996年 民進黨台灣地區第9屆“副總統”候選人
1996年—1998年 第7屆民進黨中央評議委員會主席
1998年—2002年 高雄市第2屆市長
1998年 —2000年 民進黨第8屆中央執行委員
2000年—2002年 民進黨第9屆黨主席
2002年—2005年 高雄 市第3屆市長連任
2002年8月— 民進黨第10屆、第11屆民進黨中央常務執行委員
2005年2月—2006 年1月“行政院”院長
2006年6月 宣布參選台北市長
2006年12月 參選台北市長落選
2007年5 月6日 民進黨台灣地區第12屆“總統”候選人
2007年8月15日 正式對外宣布與蘇貞昌共同搭檔參選2008 年台灣地區領導人
謝長廷出生於台北著名的打鐵街，出生時家境小康，但後 來因父親經商失敗，家道中落。這也讓原來成績不錯的謝長廷，開始放棄學業，沈迷於體操，甚至拿過吊環 項目冠軍。當大家以為謝長廷會朝體操路上發展時，他卻重拾書本，考上台大法律系。
二十三歲時，謝長廷取得律師考試第一名，在此後兩年，他 接連考上台大法律研究所，通過司法官考試，考取日本文部省獎學金留學考試。讀完一年研究所之後，前往 日本京都大學深造。
1979年底的高雄美麗島事件，改變了謝 長廷命運的方向。謝長廷參與為姚嘉文辯護的工作從而投入政界。1986年9月，民主進步黨成立，謝長廷在 其間參與了整合工作，草擬黨綱、黨章。1994年台北市長民進黨內初選出現“長扁之爭”，謝長廷因得罪多 人而退出初選，轉而擔任陳水扁的競選總幹事，使得陳水扁當選台北市長。1996年謝長廷代表民進黨與彭明 敏搭檔競選但落敗，1998年，在沒有人看好的情形下代表民進黨擊敗試圖連任的國民黨的吳敦義而成為高雄 市長。2000年7月謝長廷當選民進黨主席。2002年競選高雄市長連任成功，成為民進黨的“南霸天”。2005 年任“行政院”院長，推行“和解共生”，但任內政局仍舊混亂，政績乏善可陳。後因與陳水扁政見不合， 導致任職未滿一年就被迫離職，前往美國哈佛大學“進修”。
謝長廷是民進黨黨內四大天王之一，2007年5月6日，謝長廷在 民進黨2008台灣地區領導人黨內初選時已領先第二名3萬票的成績獨占鰲頭，迫使其他三位參選人退出黨內 選舉，這樣謝長廷就贏得了代表台灣民進黨參選2008台灣地區領導人的資格。
與民進黨其它的參選人相比，謝長廷的優勢是在民進黨內基 層基礎好，曾提出過“憲法一中”，即在憲法上，兩岸同屬一個中國；以及“一國兩市”，即大陸的廈門和 台灣的高雄是一個國家的兩個城市。就兩岸關係而言，謝長廷具有一定的彈性。謝長廷從1998年擔任高雄市 長時，就在民進黨里勇敢主張直航。2000年，陳水扁當選之後，謝長廷一度想到訪廈門，後因陳水扁阻撓而 作罷。他還表示兩岸人民不應該有仇恨，並且支持加強兩岸經貿往來和直航。謝長廷表示，他當選後會組建 一個聯合政府，化解目前“朝野”之間的矛盾。
蘇貞昌 （2006年1月25日—2007年)
蘇貞昌 （1947年7月28日—）台灣省屏東縣人，前任"中華民國行政院"長。
蘇貞昌畢業於省立屏東中學、國立台灣大學法律系。1980年同陳水扁、謝長廷等人一道任"美麗島事件" 被告辯護律師。曾擔任總統府秘書長、屏東縣縣長、台北縣縣長、 民主進步黨第四屆中常委兼秘書長、台 北市國際青年商會會長、國際青年商會"中華民國"總會副會長、民主進步黨第一屆中常委兼組織部長、民主 進步黨創黨黨員、第三屆"立法委員"、台灣省第七、八屆省議員。
1989年出選屏東縣長，結果打敗了國民黨的候選人而當選。1993年，國民黨推出台灣省交通處長伍澤元 ，被伍氏以抹黑擊敗，未能連任。後來轉任民進黨秘書長。
1997年參選台北縣長，由於前任縣長尤清任內政績有爭議，而且貪污連連，選前一天竟有門下被捕，使 蘇選情危險，結果在患癌病重的"立委"盧修一下跪求票以後，才能擊敗國民黨的謝深山。當選台北縣長。四 年後，面對國親整合提出候選人王建煊，蘇利用四年政績穩住基本盤，終以87萬多票對82萬多票蟬連。
陳水扁於2004年連任"總統"之後，延攬已於2001年連任台北縣長的蘇貞昌出任"總統府"秘書長；2005年1 月30日黨內直選黨主席，在只有一個候選人的情況下，蘇貞昌以99.71%的得票率，順利當選第11屆黨主席， 並於同年2月15日正式就任。原本他是行政院長的人選，但有人不願意出選民進黨主席，故唯有由他上陣， 被視為他仕途的錯折。
同年12月3日因民進黨於三合一選舉大敗而依黨內慣例辭去黨主席職務。陳水扁在2006年1月19日任命蘇 貞昌為"行政院長"，接替因提出預算覆議案不獲陳水扁總統支持而負責請辭的謝長廷
2007年5月12日辭 職.
2007年5月7日民進黨內2008年台灣地區領導人候選人，經過歷時已久的一場惡鬥之後，已於5月6日以謝 長廷得票6萬2千餘張勝出（蘇貞昌4.6萬餘張）告終。
2007年8月15日，民進黨2008參選人謝長廷傍晚在桃園機場第二航廈舉行的記者會上表示，昨晚與蘇貞昌 聯絡，蘇明確向他表示“願意回應社會期待、擔任副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