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部成立
1929年9月，國民黨山西省第二次全省代表大會召開，成立了省黨部第二屆執行委員會，苗培成、韓克溫、趙連登、胡伯岳、李嗣聰、梁賢達、侯鴻業、陳受中、耿步蟾等人任委員，苗培成、韓克溫、胡伯岳等人為常務委員，蘇壽余、劉冠儒、馮大轟、張岫嵐、張崇山等人為候補委員，內設秘書處、組織部、宣傳部、訓練部等機構；下轄黨務幹部訓練班、“清共”委員會(韓克溫、仇雲濤、李江、楊笑天、苗培成、劉冠儒、韓三甲任委員)、《民國日報社》等機構；同時設立監察委員會⑥，姚大海、仇雲濤、李進賢、李汾、劉儒琪等人任委員，李敏、邱仰浚等人為候補委員[2] (P8)。
1930年3月，閻錫山與馮玉祥、李宗仁等人聯合，公開以武力反對蔣介石，中原大戰爆發。國民黨山西省黨部遷往天津英法租界內，省黨部曾一度關閉，國民黨在山西的公開活動，陷入全面停頓狀態。同年10月，中原大戰結束，閻錫山敗走大連，“住在天津的省黨部人員於1930年冬陸續返回太原，省黨部始得恢復，並於1931年召開第三次全省代表大會，成立第三屆省黨部執行委員會，韓克溫、胡伯岳、李江為常務委員，書記長蘇壽余”[2] (P2)。
艱辛生存
1931—1938年的山西省黨部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全國抗日風潮興起。山西的青年學生組織起抗日救國會，進行抗日宣傳，掀起了抗日救亡運動高潮。1931年12月18日，山西省“學聯”組織學生向國民黨山西省黨部請願。山西省黨部處理措施失當，雙方發生武力衝突，遂造成轟動全省的“一二·一八”慘案。山西省當局派員查封了國民黨山西省黨部，省黨部主要成員(除苗培成先行離開山西外)被驅逐出山西省境，國民黨山西省黨組織在山西的公開活動再次陷入全面停頓狀態。
與前一次相比，這次國民黨山西省黨部在省外“流亡”的時間較長，達7年(1931年12月至1939年1月)之久。在山西境內的一般國民黨黨員，自動組合成立“黨員通訊處”，名義上是反對舊省黨部，負責人關民權、員竹三，出刊《黨員通訊》[2] (P15)，在山西省內繼續進行活動。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一時期的前半期，山西政局發生了一些微妙變化。主要表現在：從1932年起，在太原先後出現了“中國青年救國團”、“建設救國社”、“山西民眾監政會”、“文山讀書社”和“植社”等大大小小政治活動的團體。這些團體，都是直接、間接受閻錫山的支配，由閻錫山供給活動經費，在青年學生中進行著各種活動[1] (P179—180)。上述各團體，在1936年春閻錫山正式成立了“自強救國同志會”後，便一律取消，停止活動[1] (P183)。
由於日軍對中國華北地區的加緊侵略，華北地區各省、市的局勢日趨緊張。受此影響，在北平南所胡同“流亡”的國民黨山西省黨部辦事處，被迫於1935年4月遷至河南省開封市；1938年1月，河南開封亦有被日軍攻占危險，國民黨山西省黨部只得再次更換辦公地點，遷往陝西省西安市活動[4] (P990—991)。
1931年以來，國民黨山西省黨部幾經流徙，在地方勢力的夾縫中勉強生存。在地方勢力的排斥或抵制下，國民黨山西省黨部在山西的處境異常艱辛。大部分時間，國民黨山西省黨部在山西境內名存實亡，難以存身。在山西周邊地區不斷輾轉、漂泊，即這一時期國民黨山西省黨部生存狀態的主要特徵。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國內要求全民族抗戰的呼聲迅速高漲。南京國民政府遂改變對日國策，同年7月17日，蔣介石表示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實行抵抗。但在日軍的瘋狂進攻下，中國沿海地區的大片國土很快相繼淪陷，山西太原也面臨被攻占危險。1937年11月4日，閻錫山領導的第二戰區長官部和山西省政府被迫撤離太原，輾轉南下，遷往晉南、晉西南地區以求生存。
1938年4月6日，為加強省黨部在地方政府中的地位和作用，國民黨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通過《改進服務並調整黨政關係案》，規定：(1)採用主任委員制，由中央於省黨部執行委員中指定，主任委員得由中央委員充之；(2)省黨部以分區指導督察為原則，主任委員留省；(3)省黨部委員得參加省政府會議；(4)省黨部與省政府每月須開聯席會議一次；(5)省黨部監察制度照舊[5] (P121)。因為抗戰形勢需要，重慶國民黨中央也亟欲恢復其在山西境內的活動，向閻錫山提出恢復國民黨山西省黨部的要求；而在晉西南地區“流亡”的閻錫山，此時也急需中央政府的經濟、軍事援助。經反覆磋商，閻錫山對此項要求予以同意。
1939年1月，國民黨山西省黨部在陝西省三原縣東里堡召開代表大會，正式恢復山西省黨部執行委員會，後辦公地址移至陝西省宜川縣秋林鎮[2] (P3)。重慶國民黨中央選派山西省政府主席趙戴文兼任省黨部主任委員，山西省黨部執委會下設書記長1人，由黃樹芬擔任；劉冠儒、武誓彭、王昉、劉奠基、梁敦厚、李猶龍、邱仰浚、薄毓相、李江、王懷明、趙光庭等人為執行委員[2] (P9)。
短暫復興
1939—1949年的山西省黨部
在1939年1月至1942年8月期間，國民黨山西省黨部執行委員會配合中央精簡機構的要求，縮小機構編制，將下設各“部”改為“科”，共設組織科、宣傳科、社會科、總務科、會計科、秘書室、譯電室、統計室、調查統計室、中山國小校、社會服務處、文化服務社、西安辦事處、克難辦事處等機構。同時，國民黨在第二戰區司令部另設特別黨部，專門在軍隊中發展黨員。特別黨部不設專職人員，黨務工作由部隊政工人員兼辦[1] (P262—263)。
抗戰期間，為加強對地方的控制，國民黨在各省積極發展地方黨組織。1942年9月，國民黨山西省黨部擴大編制，改“科”為“處”。山西省黨部執委會由趙戴文任主任委員，後韓振聲繼任；書記長為黃樹芬，後為胡作礪。黃樹芬、邱仰浚、李江、薄毓相、高挺齋、楚溪春、梁□武、梁敦厚、喬鵬書、樊祖邦、楊德榮、劉冠儒、武誓彭、胡作礪、王友蘭等人為委員；增設監察專責委員辦事處，李江任委員；內設宣傳處、組訓處、秘書處、婦女運動委員會、文化運動委員會、工作指導專員、設計考核委員、西安辦事處、國民日報社等機構[2] (P10)。
抗戰勝利後，國民黨山西省黨部於1945年9月由陝西省宜川縣返回山西太原辦公。1947年4月，國民黨中央宣布黨團組織退出學校。國民黨山西省黨部隨之也縮減編制，改“處”為“組”。山西省黨部執行委員會由韓振聲任主任委員，後張子揚繼任。薄毓相、李江、邱仰浚、郝夢九、梁敦厚、胡作礪、溫紹熙、楊德榮、樊祖邦、喬鵬書、武誓彭、劉冠儒、王友蘭等人為委員。書記長為胡作礪，下設秘書數人，另有機要室，人事室，視察室，會計室及警衛隊。此外，有調統室(調查統計室)，是“中統”配設在省黨部內的特務組織，其人事、經費，都是獨立的，“工作人員不在省黨部編制內”[1] (P352)。
1938年冬至1946年7月，國民黨在山西的基層黨組織也時有變化。1938年冬，山西省黨部在各專區實行黨務專員制，在山西建立了9個黨務指導專員辦事處，負責督導各縣的黨務活動。1940年10月，山西省黨部把黨務指導專員辦事處改為黨務督導區，全省共設21個督導區，在各專區實行督導員制(1942年3月，為加強對晉北各縣黨務活動的指導，山西省黨部將上述督導區中的一區、二區、四區、六區等4個區取消，成立了晉北黨務辦事處⑦)。1946年7月，國民黨在山西省的“各督導區相繼撤銷”[2] (P19)。
1947年9月，國民黨六屆四中全會決定將“三青團”⑧ 併入國民黨，實行黨團合併。合併後的山西省黨部執行委員會，主任委員為張子揚，副主任委員為郭澄；書記長為胡作礪，副書記為李東庵。內設秘書組、組訓組、宣傳組、總務組、視察組、財務委員會、青年運動委員會、文化運動委員會、農工運動委員會、婦女運動委員會。張子揚、郭澄、胡作礪、李東庵、武誓彭、劉冠儒、王友蘭、喬鵬書、楊德榮、郝夢九、溫紹熙、樊祖邦、邱仰浚、關民權、楚溪春、胡茂欽、高崇禮、吉彥貞、楊自秀、朱理、智力展、姬兆麒、李隆、令狐溥、楊作芝、崔道修等人為執行委員，王銜、王羨之、黃秀峰、李殿輔、衡文燦為候補委員[1] (P354)。另設監察委員會，由李冠洋、梁敦厚(字化之)、張彝鼎、喬家才、陳大濟、和濟泰、郭鎮泰、張步雲、王俊士、李仲琳等為委員，李江任常務監察，下設秘書、監察處，監察處下設稽查科、審查科等機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