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歷
孔祥熙1884年（清光緒十年）：始讀《三字經》、《論語》等。
1886年（清光緒十二年）：母龐氏不幸病逝。其後隨父至外祖父所居地太谷縣南張村，並就讀於其父創辦的私塾，自此讀經習字為時4年。
1889年（清光緒十五年）因患病求治於傳教士創辦的基督教診所，並很快獲痊癒。此事令其改變對西方傳教士的看法，由心存畏懼轉而為仰慕和信賴。
1890年至1893年（清光緒十六~十九年）在基督教公理會所辦的國小校就讀，以優異成績畢業。
1894－1899年（清光緒二十~二十五年）由基督教公理會保送至潞河書院就讀，在此皈依基督教並成為一名講經布道人。
1900年（清光緒二十六年）6月義和團運動波及北京後，潞河書院停課。孔祥熙趕回太谷老家後不久，便和當地洋教士一起被困在福音院內；被救出後一直藏匿至形勢稍有緩和，方才趕去北京向教會文面匯報山西局勢。鏇即陪同文阿德返回山西處理當地“教案”。
1901年留學美國，畢業於耶魯大學研究生院。
1908年（清光緒三十四年）與潞河書院同學韓玉梅結為夫婦。
1909－1910年（清宣統元年-宣統二年）孔祥熙返回故鄉後創辦銘賢學校並當此際將學校由太谷縣南關遷往東關盂氏花園內。孔除主持銘賢校務併兼課任教外，同時還擔任太谷縣商團教官並被聘為縣警察局顧問。
1911年（清宣統三年）10月辛亥武昌起義並獲成功，鏇即山西及全國各地相繼回響。孔祥熙組織學生奔赴娘子關參戰。銘賢學校因此停課達半年之久。是年秋，其父孔繁慈逝世。
1912年（民國元年）孔祥熙看準火油（今稱煤油）生意有大利可圖，便創辦“祥記公司”專門經銷英美火油，同時創辦“裕華銀行”。時年，其妻韓玉梅因患肺病早逝。
1913－1914年（民國二年-三年）討袁的“二次革命”失敗後，孫中山等革命黨人再度逃亡日本。彼時孔祥熙亦亡命日本並任東京中華留日基督教青年會總幹事，同時協助孫中山先生籌集革命經費。此時和宋藹齡女士相識。
1914年（民國三年）春天在日本橫濱與宋藹齡結為夫婦。時年，宋藹齡25歲。
1915－1921年（民國四年一十年）偕夫人回國並徑返家鄉山西太谷。返鄉後繼續辦學同時經商。其夫人宋藹齡除操持家務外，亦在銘賢學校兼授一段時間英語課。不久，長女孔令儀出生。其後6年間，長子孔令侃、次女孔令俊（又稱孔令偉）、次子孔令傑相繼出生。最初孔祥熙為閻錫山聘為山西督軍兼省長公署參議，孔亦在此時組織戒毒會，從事戒毒活動。後來適逢“五四運動”爆發，孔祥熙向全校師生髮表演說，並決定停課10天，以便組織學生參加聲援活動。與此同時，山西境內大旱，孔祥熙向華洋義賑會借貸100萬美元，並商定以工代賑方式修築晉西、晉東兩條公路。因此事解懸拯溺，救濟災民，一時令孔氏聲名鵲起。
1922年3月應王正廷之邀出任“晉案”善後督辦公署實業處長，後又任膠澳商埠電話局長。
1923年春返晉，至秋天又為王正廷邀為中俄交涉駐奉天代表，為時半載。
1924年赴廣州任廣東革命政府財政廳廳長。
1927年任武漢國民政府實業部部長。之後赴南京投靠蔣介石，歷任國民黨政府實業部長、財政部長、行政院長、中央銀行總裁和中國銀行總裁等職。
1939年，經王正廷推薦，被選為國際奧委會委員。由於對此興趣不大，始終沒有參加過國際奧委會的活動。
1944年11月即被迫去職，從此離開政壇。1927年4月投靠蔣介石集團後，促成蔣（介石）宋（美齡）聯姻，從此官運亨通，歷任工商、實業、財政等部部長和行政院副院長、院長等要職。孔主管財政達11年之久，對幣制改革、支持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以及支撐抗戰財政，有過一定的貢獻。但孔以權謀私、貪污腐敗，一再受到輿論的指責。
1948年赴美國定居。
1955年8月宣布辭去國際奧委會委員一職。
1967年病逝於紐約。
身世
孔祥熙是祖籍山東曲阜，其先祖孔宏問於明代成化年間到山西太谷做官。孔子家族自乾隆年間之後就一直未修家譜，他們這一支系自孔聞美便未能入譜。民國初年，孔祥熙路過山東濟南，結識了與孔府血緣關係較近的八府長孫孔祥勉，請其代查族譜，通過孔祥熙提供上溯幾代的名字，查實屬於孔氏“六十戶”中的“紙坊戶”。孔祥熙得知自己孔裔身份後十分高興，以德國設計的青島電話機械綱絡藍圖一份酬謝孔祥勉，日後常以孔子七十五代孫的身份示以眾人。1930年，大成至聖先師奉祀官孔德成主持編修《孔子世家譜》，孔祥熙不僅捐款大洋一千元，還派員四處查訪孔氏族人。他在《孔子世家譜》卷四十九“紙坊戶”譜中占據了將近六面。
1937年4月孔祥熙作為“中國特使”前往倫敦參加英王喬治六世的加冕典禮，在英國受到了王室空前隆重的接待和禮遇。泰晤士報曾刊出一幅漫畫，畫有一棵大樹，旁倚一支蘑菇。文字說明是英國王室的歷史與孔子家族相比，猶如蘑菇之比大樹。
生平
早年
孔家祖籍山東曲阜，其先祖孔宏用於明代萬曆年間到山西做官，後人遂落籍山西，經商謀生。到孔祥熙的祖父孔慶鮮時，因接掌堂叔孔憲仁所經營的票號，才漸臻富有。孔祥熙的父親孔繁慈是個貢生，曾在票號擔任過文案，因染上吸鴉片惡習，家境逐漸衰落。孔祥熙五歲時由母親龐氏啟蒙教讀，七歲時母親去世，其父到太谷城西張村設私塾授課，他隨父讀書，從而打下國學知識的基礎。
1889年，孔祥熙患了痄腮，請中醫治療未見功效，後來潰爛成瘡，病急改往太谷前街基督教會所設的診所求治，不久潰瘡痊癒。治病期間，孔與診所的洋大夫和護士們處得很熟，曾去參觀教堂、診所、學校等教會所設機構，給他留下較深的印象，“他由參觀而留連，進而渴望成為他們中的一員”。
1890年春，教會所辦太谷福音國小招生，孔祥熙要求入該校讀書，獲得父親的同意，但是族人多反對，認為違背了孔氏子弟讀“聖賢書”的傳統，經過多次爭辯，最後以承諾只在校讀書不信奉洋教，才被允入學。在1894年底，孔國小畢業，成績優良，但對八股試帖之類的制藝卻未學習。為將來打算，孔繁慈支持兒子繼續念新式學堂，走求新知的道路。次年經教師魏祿義的推薦，到直隸通州（今北京市通縣）美國公理會所設的潞河書院讀書。孔在校學習勤奮，由於國學根底較好，在隨同教士到校外講道時，能把儒家思想和基督教義結和起來以增強宣講效果，因而受到書院的重視。潞河的女傳教士麥美德對孔尤為關注，引導他受洗禮成為基督教徒。孔受教會宣傳的“自由、平等”觀念的影響，對清政府的專制腐敗不滿。在聽到孫中山的革命活動和興中會的革命宗旨後，深受啟發和鼓舞。孔和同學李進方於1899年在校秘密組織“文友會”，聯絡同學探討新思想。
1900年義和團反帝運動爆發，各地教會首當其衝，潞河書院也被迫停課，孔祥熙暫時回到家鄉。當時山西巡撫毓賢，正唆使清兵和拳民在各地焚燒教堂殺戮教徒，孔祥熙和妹妹孔祥貞也躲進福音教堂避難。由於形勢日惡，孔家兄妹依靠族人和鄉親的掩護才先後逃離險境。而被困在太谷教堂內的美國傳教士和中國教民共14人，則在半月後均被殺害。義和團被鎮壓後，孔祥熙找太谷知縣料理了被害教徒的後事，並與同學張振福赴京向華北公理會匯報了太谷教案的情形，然後作為華北教會派赴山西教案善後談判代表葉守貞和文阿德的助手，赴晉談判。在辦理太谷教案事畢之後，華北公理會對孔“忠心事主”的品質和處事幹練的才能十分賞識，決定推薦孔祥熙到美國歐伯林大學學習。不久經潞河書院教務會議通過，由該校資送赴美。
1901年秋，孔祥熙在麥美德教士護送下赴美，入俄亥俄州歐伯林大學，起初主修理化，後來改修社會科學。1905年考入耶魯大學研究院，研習礦物學。1907年耶魯畢業時，獲得理化碩士學位。孔自稱對未來的抱負是：“提倡教育，振興實業。”
孔在歐伯林讀書時，與美國同學保羅·考賓（PaulL·Corbin）最為友好，曾相約學成之後返回太谷宏揚教會事業。孔返國之前，歐伯林大學的中國學社為孔舉行歡送會，有人提出由孔捎回捐款，在太谷為死於庚子教難的傳教士修築紀念堂的倡議；孔則提出設立學校，啟迪民智、造就人材，它的紀念意義更佳的意見，當場得到一致贊成。隨後，為此募集到一筆為數可觀的辦學基金。
1907年秋，孔祥熙回到北京。那時正值清政府重用留學生之際，郵傳部、北洋大學堂和長沙旅京士紳曾先後派人來邀請，孔均婉辭，決心返回太谷辦學。起初，孔接辦太谷南街基督教公理會明道院附設國小，繼而在原址擴充增加中學課程，成為太谷的第一所中學。學校取名“銘賢學堂”（英文名OberlinSansiMemorialSchool），寓有紀念庚子年死難教友的意思。孔自任監督（校長）兼授史地、礦物等課程，教員多半由傳教士擔任，祥熙的父親孔繁慈也在該校教授經史課。到1909年春，銘賢的學生增至一百數十人，原址不敷套用，經研究後於這一年的秋天把學校遷到太谷東關楊家莊孟氏別墅新址，並在這裡進行了頗具規模的學校建設。
孔祥熙辦學，德智體並重，並親自教授體操。當時國內尚無現成的體育教材，他取法美國步兵操典，自製木槍，操練學生。由於課程內容新鮮，很受學生們的歡迎，同時也引起社會的重視。太谷商會會長慕名前去禮請孔祥熙擔任商團教官，代為訓練商團團員。不久，太谷警局也請他擔任顧問，由此孔和太谷地方治安力量也有了密切聯繫。
1911年10月武昌起義，各省紛紛回響，10月29日太原光復。此時太谷的清政府官員早已聞風隱匿，地方群龍無首，從太原潰散出來的清兵成群結隊直奔太谷。士紳們要求孔祥熙出面維持治安，他慨然從命，稱太谷義軍司令，調集商團團員和銘賢學生組織的義勇隊，執槍閉守四門，孔自率一隊登上北門，向圍城的潰兵作勸導並答允散結川資3000兩，使潰兵繞城外而去，從而使太谷免遭劫掠。隨後，各界集議將本縣商團及銘賢部分學生武裝起來，成立太谷營務處，推舉孔祥熙為營務處總辦。附近各縣知道後，也紛紛仿效太谷的辦法。當山西革命軍和清軍在娘子關交戰時，銘賢的十多名學生組成敢死隊，奔赴前方參加抗擊清軍，孔則負責維持地方秩序，直到南北和議告成。
經銷煤油
孔祥熙留學歸國後致力創辦銘賢學堂，在提倡新式教育培養人材方面取得一定的成績，但他並未忘情對“振興實業”發財致富的追求。在1912年，孔從生活中觀察到煤油已成為居民夜間燃燈照明的必需品，經營煤油定有大利可圖，於是夥同五叔孔繁杏設立樣記公司，向英商亞細亞火油公司交付一筆為數可觀的保證金，從而取得了在山西全省經銷亞細亞殼牌火油的總代理權。這一獨家經營，每年給孔家帶來可觀的利潤，使孔祥熙成為買辦商人。
孔祥熙和希特勒在孔祥熙開始走上經商致富之路的得意時刻，他的結髮妻子韓玉梅因染上肺病而撒手西去。這一意外的打擊使得孔祥熙一度悲痛不已，意興闌珊。偏偏在這個時候，國內政治形勢又因為袁世凱鎮壓了孫中山等人領導的“二次革命”而日益惡化。於是，孔祥熙只好壓抑喪妻之痛，追隨孫中山前往日本，從事革命活動。
在協助孫中山成立中華革命黨的過程中，孔祥熙結識了著名華僑資本家宋耀如的長女、時任孫中山英文秘書的宋藹齡。兩人於1914年春在日本橫濱結為夫婦，並在1915至1921年間陸續生下兩雙兒女，即長女孔令儀、長子孔令侃、次女孔令偉（原名孔令俊）、次子孔令傑。
1927年4月，蔣介石在南京另行成立國民政府以後，孔祥熙極力勸說時任武漢國民政府財政部長的宋子文到南京投靠蔣介石，為其當家理財，並和夫人宋藹齡一起促成了蔣介石和宋美齡的婚事。從此，他的政治命運便和蔣介石緊密聯繫在一起。
1927年 8月，南京政府內部矛盾加劇，蔣介石被迫辭職下野。為了策劃蔣重新上台，孔祥熙奔走於寧、漢、滬、粵、晉、豫各地，拉攏各方，“苦心疏解，歷時數月，極盡調護斡鏇之力”，最後孔和馮玉祥聯合發出通電，呼籲寧漢“雙方團結”迎蔣復職。1928年 1月，蔣介石恢復了“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務。為了酬答襟兄孔祥熙在公私兩方面所作的諸多貢獻，二月特派孔為南京政府工商部長，繼又選其為“國府委員”。從此，孔的官運、財運十分亨通。孔祥熙於1928年 3月27日正式就任工商部長，1930年工商、農礦兩部合併為實業部，孔繼續擔任部長。就任之初，孔曾發表施政宣言，聲稱“自當以休養生息恢復元氣為第一步，以積極準備力圖發展為第二步”，“並以全民福利為主旨，以中外合作為方術”，“謹遵總理民生主義及建國實業計畫，力謀發展國家富源，改善人民生計”等。孔主持厘定了工商法規 100餘種，其中較為重要的有：工會法、商會法、票據法、公司法、海商法、工廠法、船舶法、商標法、交易所法和保險法等，其目的在於從工商方面來加強南京政權的統治，這在當時工商法規類多缺略的情況下，是有一定需要的。蔣介石重新上台之後，除1928年把奉系勢力逐往關外，對內仍堅持搞軍事獨裁，各軍事實力派之間為爭權奪利常兵戎相見，以致內戰連年不斷，對工農紅軍則進行“圍剿”。1931年日本帝國主義趁機發動了“九一八事變”，侵占我國東北。內憂外患使“百業凋敝、民生困苦”，“國民經濟瀕於破產”，自然沒有力量去進行工商、實業建設，正如孔自己所承認的，“因時事多艱，未能多所建樹”。日本侵占中國東北，國民黨政府採取不抵抗政策，激起全國民眾的公憤，強烈要求全國團結一致抗日。各地愛國青年學生紛紛前往南京請願，並痛毆了執行對日妥協退讓政策的外長王正廷。國內各反蔣政治派別，則要求蔣介石下台。蔣在內外交困的局面下，孔祥熙除了替蔣聯絡各方力量外，決定和蔣同進退。年底，行政院改組，孔辭去實業部長職務。1931年底，國民黨四屆一中全會產生出以孫科任行政院長、陳銘樞為副院長的國民黨政府，是蔣介石、汪精衛、胡漢民各派間暫時妥協的產物。由於孫科、陳銘樞沒有力量應付“財政危機”和“外交危機”，很快就陷入困境。1932年 1月下旬，蔣介石、汪精衛經過密謀後合流，由汪精衛接任行政院長，宋子文任副院長、兼財政部長； 3月6日，蔣介石經國民黨302次中政會推舉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兼軍事參謀部參謀長，重新掌握了軍權。孔祥熙則於 4月13日被南京政府特派為考察歐美各國實業特使，赴歐洲考察實業。孔祥熙此次考察之行，是接受蔣的秘密委託，向德、意等國接洽購買軍械、飛機和在中國設廠自製武器等事宜。在義大利時，墨索里尼曾建議：中國建設國防應從空軍著手，因空軍可較快發展，所需經費也比海軍少，將來戰爭勝負將取決於空軍。孔立即把建議內容電告南京，被蔣介石所採納。孔在德國和捷克斯洛伐克時，給南京政府訂購了大批軍械，聘請德國軍事顧問，為蔣繼續“圍剿”紅軍效力。孔在英國時，曾和英方財政專家商討改進中國經濟的方法。孔於翌年3月回國。1933年4月6日，孔祥熙被南京政府任命為中央銀行總裁。當時的財政狀況是：東北淪陷後稅收減少，又因加緊“剿共”而軍費支出猛增。南京政府每月國庫收入約為1500餘萬元，而每月支出則為2200萬元，其中軍費一項為1800萬元，每月赤字達 700萬元，依靠發行公債和向江浙財團借貸暫時維持。面對巨額財政虧空，財政部長宋子文和江浙財團都頗為憂慮和不滿。九月，當宋子文在倫敦開完國際經濟會議回國後，發現在他出國的半年裡，因“剿共”軍費又使國庫增加了6000萬元新虧空，使南京財政困難更為嚴重。宋子文對蔣介石不恤財政困難十分不滿，由爭吵而堅決辭職不乾。10月29日，蔣批准宋的辭呈，以孔祥熙繼任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並仍兼中央銀行總裁。總管財政
孔祥熙主管財政後，除繼續採用宋子文在任時所使用的增稅、借債等辦法為蔣籌措軍政費用外，和宋子文不同的是“唯蔣命是從”。而蔣對孔則寵信有加，歷久不衰。孔在抗戰前採取的主要財政措施有：減輕田賦附加，廢除苛捐雜稅，創辦直接稅，從財政上增加中央對地方的控制力；對中央、中國、交通三銀行進行增資改組，以財政控制金融；實行法幣政策，壟斷金融，操縱國計民生；整理舊債，恢復“債信”，為舉借新債作準備等。1934年4月，孔祥熙前往長江中游皖、贛、湘、鄂等省考察民政和財政狀況，不得不承認苛捐雜稅的“剝削悉索”，使“人民生活，日益窮困，社會經濟，日益凋敝，國家財政，永無好轉之日”。他認為欲改善財政狀況，增加收入，必須廢除苛雜，使民眾安居生產才能培植稅源。五月下旬，孔在南京召開的第二次全國財政會議上，著重解決確定地方預算、整理地方財政、整理田賦減輕附加、廢除苛雜改良稅制和土地陳報、整理幣制救濟農村金融等案。會後即由財政部明令各省執行，並規定今後不準再增加田賦附加和不合法捐稅。對於地方稅收的損失，則以菸酒牌照稅收入及印花稅收入的四成，撥歸地方以資彌補。據統計到1938年底，各省廢除的苛捐雜稅達5000餘種，廢除的稅額年達6700萬元，客觀上起了“稍蘇民困”的作用。南京政府除以此籠絡民心外，使地方實力派不能再用苛捐雜稅來予取予求，反得依賴“中央”的貼補來維持地方財政，從而增強了南京政府對各省的控制力。此舉的效果，曾使蔣介石“深感驚奇和意外”。擴展
孔祥熙在擔任中央銀行總裁後不久，很快就明白了光憑中央銀行的實力，是無法擔當起南京政府的“錢袋”這一任務的。當時，中央銀行發行的紙幣不過4200萬元，較中國、交通兩行的發行量少得多；以該行2000萬股本而言，其中1000萬元是由財政部撥給的公債券而非現款，存款雖名目上有2億數千萬，但多為國庫轉帳，亦非現金。中央銀行常常因為不能按期撥款，而引起地方軍政首腦的不滿。孔接任財政部長後，就積極策劃如何增強中央銀行的實力，並把執金融業牛耳的中國、交通兩行吞併過來。1934年5月，孔祥熙把中央銀行的資本由2000萬元增加到一億元，以加厚實力。其後又經過多方面的準備，於1935年3月28日向中國銀行發出財政部訓令，並附一張2000萬元的金融公債預約券，作為向該行增加官股的資本，從而掌握了過半數的股權。三天之後，孔對中國銀行進行了人事改組，指派宋子文為中國銀行董事長，任命宋漢章為總經理，把原任總經理張嘉璈調任中央銀行副總裁。對交通銀行，財政部則增加官股800萬元，占該行股份的半數。中國銀行是當時國內首屈一指的大銀行，存款占全國銀行存款總額的四分之一，發行紙幣占全體的三分之一，這種情形中央銀行早已十分嫉妒。南京政府建立後，中國銀行和江浙財閥曾在推銷公債、通融借款等方面給予合作和支持，從而也為銀行自身分潤到巨額債息。但是銀行家們對蔣介石政府內戰軍費開支無度、赤字龐大而心懷憂慮，眼看白花花的銀子在內戰中化為硝煙，或者落入軍閥、政客的私囊，而銀行家自身卻承擔著血本無歸的風險，他們深為焦急。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銀行家們對南京當局予取予求的做法，自然不願“事事聽命”，有時反使南京方面不得不仰承銀行家們的鼻息。這種情形是南京
孔祥熙供給保障
抗日戰爭初期，由於敵強我弱，日本侵略者處於戰略進攻地位，華北、東南廣大地區相繼淪陷，占戰前財政總收入90%以上的關稅、鹽稅、統稅和菸酒稅的稅源大部喪失。為了堅持抗戰，對軍事、教育、經濟、交通等各個方面，財政上都須給予支持。孔祥熙在達成戰時財經任務，保障供給方面，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主要有下列幾個方面：一、在促進戰時生產方面。國民政府為維護國家資源、增加生產，曾於1937年 9月在軍委會下設立農產、工礦、貿易三個調整委員會，來分別指導進行。工礦調整委員會大力協助沿海沿江廠礦內遷，到1941年止計遷入後方各省的民營廠礦約為 452家（公營和國營的在外），總計內遷機器和物資達12萬餘噸，隨工廠內遷的人員約10餘萬人。對內遷廠礦諸如廠址選擇、機件補充、原料採購、技工聘用和資金調劑等，該會均予指導和協助解決。在工貸方面，財政部給工礦企業以較大幫助，僅1940和1941兩年，工貸總數即達數億元（國營廠礦在內），使內遷工廠得以較快復工。同期新建工廠亦達3000餘家，促進了後方工業的發展。又在內地成立工業合作協會，孔祥熙自兼該會董事長，以合作方式組織當地人力，利用各方物資或就地取材，在後方發展小型工業，到1941年成立了工業合作社近2000個，參加生產者達15萬人，月產值2000多萬元，效益可觀。二、在推動戰時農業生產方面。國家銀行和農本局大量增加農貸，對提高后方農業生產關係甚大
孔祥熙與宋靄齡“通脹”
至於在管理外匯方面，孔祥熙所採取的措施則反映出按照大銀行家、官僚買辦們的私利行事；以及依附英美不顧民族利益的劣根性的一面。財政當局遲遲不能採取嚴格的統制措施，反用無限制照牌價供給外匯，來維持法幣對英鎊、美元的匯率，致使大量外匯資金得以逃避或被敵偽套購而去。後來雖然停止無限制供應，實施外匯清核辦法，先後成立中英外匯平準基金、中美外匯平準基金，但有限的外匯基金很快又被套購一空。財政部在辦理外匯上的錯誤做法，當時就受到各方面有識人士的批評；後來，蔣介石也不得不承認這種做法“實在無異給敵人操縱之柄，來摧殘我們抗戰的經濟”。隨著抗戰由戰略防禦進入戰略相持階段後，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政府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一面，也日益暴露。在財經方面，除繼續維持抗戰的軍政需用外，那種不體恤民眾生計。苛征重斂以及趁機擴展買辦的封建的國家經資本的行徑，導致國民黨統治區的經濟趨向衰落。這一階段，孔祥熙所採取的主要財政措施有下列數端：一、改變戰時稅制和實施“公庫法”，建立國庫網。為了增闢稅源，財政部曾先後開徵非常時期過分利得稅、遺產稅、財產租賃所得稅和財產出賣所得稅等；擴大貨物稅範圍，並將從量徵收改為從價徵收；屬於直接稅的，均採取分級累進制。由於採用上述措施，雖然徵稅地區日狹，稅收總額卻每年增加，而工商業和民眾的稅負加重情形，就可想而知了。至於“公庫法”於1939年10月實施後，政府各機關的一切收支，均集中於各級公庫，不得各自為政，從而祛除了一些“虛偽浮濫、中飽漁侵”等積弊。二、田賦徵實和舉辦專賣。1941年 4月，孔祥熙向國民黨五屆八中全會提出改訂國家與地方財政收支系統案、接管田賦統籌整理案和實行專賣案，並獲通過。隨後，孔於六月份召開第三次全國財政會議，研討實施辦法。改訂財政收入系統，是把此前自成一級的省財政系統，劃入中央的國家財政系統；將過去依附於省的縣級財政，獨立為自治系統。原屬各省的財政收入，統由中央接管。此舉增加了國庫的收入，並使蔣、孔採用統收統支等手段，加強了對地方控制力。民不堪
田賦在此之前，為省級財政的主要收入，至此自然改歸中央。為了籌辦戰時軍糧和公糧，規定自1941年下半年起，將全國田賦改徵實物。徵收標準，規定按照各省該年度田賦預算正附總額每元折合徵收稻穀二市斗。1942年田賦徵收額提高一倍，每元改為折征稻穀四市斗。此外還有“隨賦帶購”和“隨賦帶徵”（縣級公糧）等名目向農民勒收糧食。而四川、廣西等省經過批准把“隨賦帶購”，改為“借糧”，更是不費一文便把農民的口糧強
孔祥熙豪門國蠹
抗戰期間，國民黨政府口頭上也號召“舉國抗戰”，“有錢出錢，有力出力”，而孔祥熙及其家屬則利用所掌握的權力，謀取私利，大發國難財。國民黨統治區的廣大民眾，對“四大家族”在抗戰後期的獨裁、貪婪、不恤民生的所作所為，日益不滿。1944年 5月，中國西南實業協會、遷川工廠聯合會、中國全國工業協會等五個工業團體共同擬就《解決當前政治經濟問題方案建議書》，送交國民黨五屆十二中全會。其後，黃炎培等30人發表《民主與勝利獻言》，要求國民黨改弦更張，實行民主政策。抗戰七周年紀念日，各地學生曾紛紛集會，揭露國民黨的腐敗統治，要求改良政治。國民黨內與孔家爭權爭利爭寵的各派系也趁機而動，予以抨擊。只是由於蔣介石的庇護和壓制，孔家貪污蠹國的醜行一直未曾得到徹查和應有的懲處。1944年 6月，孔祥熙趁出席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會議赴美，以轉移公眾不滿的視線。孔抵美國後除參加會議外，並以中國政府主席蔣中正的私人全權代表身份，向美國政府要求援助和交涉解決美軍在華費用的墊款問題。會談中，因在所墊付法幣折合美元比價問題上和美方意見分歧很大，遭到美方的反對。孔去美國之際，國民黨軍隊在豫湘桂戰役中大潰敗，大片國土淪入敵手，人民的生命財產受到巨大損失，使中外震驚、輿論譁然。美國政府曾向蔣介石提出由擔任中國戰區參謀長的史迪威來全權指揮中國戰區的作戰部隊，以改善軍事局勢的強硬要求，後雖經蔣介石、孔祥熙等軟拖硬抗而頂了回去；其後美國總統羅斯福又通過宋子文轉達提議，要求中國政府更換已成眾矢之的的軍政部長和財政部長。11月，蔣介石只好發表以陳誠、俞鴻鈞接替何應欽和孔祥熙的命令。孔自擔任財政部長到去職，在任長達11年之久，可見受蔣寵信之專。孔辭財長職後，滯留在美國半年余，於1945年辭去行政院副院長，七月離美返國，同月辭中央銀行總裁和四聯總處副主席職務，10月辭中國農民銀行董事長職，至此僅保留了中國銀行董事長的職務和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的頭銜。孔祥熙亦官亦商，聚斂了巨額資財，在官僚資本家中居於首位。孔在從政前雖也有些資產，但成為國中首富是到南京政府做官之後。他利用手中所掌握的權力，在使國家壟斷資本孔家的資本主要是商業資本，他家的山西裕華銀行只是商業資本的保姆，工業資本則多半是他人依附或偶爾為之。抗戰時期孔家的商業，主要由他的精明能幹、長於斂財的妻子宋靄齡和長子孔令侃、次女孔令偉經營的。抗戰前，宋靄齡曾夥同宋子良、陳行、徐堪等在上海組織七星公司，專做證券、標金、棉紗、麵粉等的投機，在交易市場上多次掀起風潮，引起對手的怨恨和輿論的抨擊，但由於有蔣介石和宋美齡的庇護，終於無事。抗戰初期，宋靄齡僅在套取外匯的投機中，據說就“撈了 800萬英鎊”。1939年時，宋靄齡在美存款，居重慶政府“所有要人在美國銀行中的存款的第一位”，被美國記者賽利文稱為“中國人民的錢袋”。孔的長子孔令侃在21歲時，便被蔣介石指派為中央信託局常務理事，肩負實際責任，他利用進口軍火大獲巨額回扣；抗戰期間利用西南運輸公司，掌握“國家專運”特權，趁機裝運私貨，走私販私，獲取暴利。孔令侃“經商賺錢”的本領，曾經受到孔祥熙的誇獎。孔的次女令偉在重慶掌管祥記公司、廣茂興、晉豐泰等企業，利用當時工不如商、商不如囤以及豪門權勢，大搞囤積居奇等不正當經營，大發國難財。至於1944年的朋分美金公債案，更使重慶山城輿論沸沸揚揚，導致孔祥熙被迫下台。抗戰勝利後，孔祥熙雖然不居高官，但認為行政院長宋子文推行的外匯開放政策，實是買辦事業興旺發展不可多得的良機，於是大肆擴充商業規模。孔令侃主持的揚子公司和長江公司，孔令偉主持的嘉陵公司，都是不同於“祥記”而為現代大型的國際貿易公司，均以經銷美國貨為主。戰後孔家的財富繼續增長，孔家企業違法經營的醜聞也時有發生。世人側目
1946年長江公司的糧食案，1948年揚子公司的囤積案，曾轟動一時受到社會輿論的指責。這些事實說明，孔家的“商譽”和以往的“官聲”一樣令人側目。為了謀求東山再起，孔祥熙也曾進行過一些活動，1946年曾當選為“國大”代表，但由於政學、CC等派系的抵制，孔復出無望。1947年秋，孔以接獲宋靄齡在美病重的電報為由，匆匆離滬去美國。1948年一月，孔辭去中國銀行董事長職務。1949年大陸解放，蔣介石集團退處台灣，曾聘孔祥熙為“資政”。1962年孔赴台灣暫住。1966年宿疾復發赴美治病，1967年8月16日因心臟病在紐約去世。從政經歷
孔祥熙和夫人1926年孔祥熙回廣州，任國民政府廣東省財政廳長，兼理後方財務。
1928年孔任南京政府工商部長。1930年改為實業部長。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蔣介石辭去國民政府主席，孔祥熙亦同時請辭。1932年奉命到歐美考察，同時秘密向德國、義大利購入武器。
1933年4月回國後，被任為中央銀行總裁。同年10月，宋子文辭去財政部長，由孔祥熙同時兼任行政院副院長及財政部長。之後孔祥熙一路擔任財長一職，直至1944年。
孔上任財長初期，即以改革稅收，加強以財政控制地方和減輕民困；同時改組銀行體系，透過增加資本，將中國銀行、交通銀行置於國民政府財政部的控制之下；然後再改革幣制，以法幣取代銀本位，制止白銀外流；此外還整理了政府的債務。此等舉措，使國民政府得以以國家資本控制金融市場，不但為當時的軍事行動提供財源，亦為之後抗戰提供財政基礎。
1936年西安事變時，孔祥熙力主和平解決。抗戰開始以後，孔更曾一度任行政院長。抗戰初期各界對孔的財政政策尚無大怨言；但到了抗戰後期，民間對孔祥熙及其家屬亦官亦商，利用權力進行投機及發展私人資本大感不滿。而美國人亦留意到孔家不正常的斂財手法。1944年傅斯年在參政會上向行政院院長孔祥熙發難，揭發其在發行美金公債中貪污舞弊。不久，孔被免去財政部長職位。1945年孔再辭去行政院副院長及中央銀行總裁。1947年以宋靄齡病重為由赴美國定居。1948年辭去最後的中國銀行董事長職。
經濟思想
孔祥熙的經濟思想可歸納為發展實業論，銀行論，貨幣論和財政論四個方面：
發展實業論
孔祥熙自稱在美國留學時即抱定了"提倡教育,發展實業"八個字的"救國志願".1928年4月任工商
孔祥熙傳記銀行論
孔祥熙很重視金融.他於1931年提出六條發展實業的政策,第三條就是活動金融.他說:"中國幣制紊亂,又無強健有力之金融機構,是以經濟事業,不易發展".中國的現金並不缺乏,"其病在不能集合,不能流通".應建立健全的金融機構,"能得到人民之信任,吸收存留於人民手中及埋藏地窖內之金銀,以存於銀行",再推廣儲蓄及簡易保險等業,收集零散資金,集少成多,用來興辦各種實業和供農工商民需要."使金融活動,猶如人身之血脈流通.如此則各種實業,自易順利發展,十年廿年後,便可迎頭趕上西洋,實現民生主義之經濟建設."要通過健全銀行機構來吸收資金,"使金融活動,猶如人身之血脈流通".以後仍常以金融比血脈。
貨幣論
實行法幣政策並不是孔祥熙的創造,事先國內已經有這方面的輿論,而且據說孔祥熙並沒有參與法幣政策的擬訂. 實行法幣政策意味著放棄銀本位,但孔祥熙不敢承認.在財政部的《新幣制說明書》中有一小節為"新貨幣制度絕非放棄銀本位",理由是中央造幣廠仍按照《銀本位幣鑄造條例》鑄造銀幣,"法幣之準備,仍以現銀為基礎,保持以前之準備辦法,有多少準備方可發行多少法幣,法幣與現銀間並未脫離關係"."所以新貨幣制度,不是放棄銀本位.而是增加銀本位之健全,亦不是紙幣政策,而是企圖法幣流通之充實" 。
財政論
關於財政的作用,孔祥熙曾表示不能僅限於徵稅聚財.1936年他指出:"理財者之使命,不僅須有徵稅聚財之消極功能,更須斟酌時代環境,力謀財政建設,直接間接,為社會經濟求發展,為國家民族求富強……而其要旨,則必以國計民生為依歸."他解釋"國計"說:"所謂國計,非僅充府庫,足國用而已,必也於足用之外,謀所以利用之方."又解釋"民生"說:"所謂民生,非僅薄賦斂,不擾民而已,必也於與民休息之餘,更力謀人民富力之增進,凡有關平均人民負擔,發展人民生產,改進人民生活諸端,均應作積極之建設."這是說理財的目標應比充府庫,足國用,薄賦斂,不擾民的要求更高,要力求促進經濟的發展,接近於中國古代的廣義理財思想。
人物軼事
孔祥熙是祖籍山東曲阜，祖上在明末遷往山西太谷。孔子家族自乾隆年間之後就一直未修家譜，他們這一支系自孔聞美便未能入譜。民國初年，孔祥熙路過山東濟南，結識了與孔府血緣關係較近的八府長孫孔祥勉，請其代查族譜，通過孔祥熙提供上溯幾代的名字，查實屬於孔氏“六十戶”中的“紙坊戶”。孔祥熙得知自己孔裔身份後十分高興，以德國設計的青島電話機械綱絡藍圖一份酬謝孔祥勉，日後常以孔子七十五代孫的身份示以眾人。
1930年，大成至聖先師奉祀官孔德成主持編修《孔子世家譜》，孔祥熙不僅捐款大洋一千元，還派員四處查訪孔氏族人。他在《孔子世家譜》卷四十九“紙坊戶”譜中占據了將近六面。
1943年11月1日，孔祥勉的長子孔令朋於重慶舉辦婚禮，由孔祥熙任證婚人，他在致詞中講了一個故事，說是1937年以特使身份代表國家參加英國國王喬治六世的加冕禮，泰晤士報曾刊出一幅漫畫，畫有一棵大樹，旁倚一支蘑
菇。文字說明是英國王室的歷史與孔子家族相比，猶如蘑菇之比大樹。在座賓客都認為這是個再好沒有的比喻。
奧委委員
孔祥熙有一段鮮為人知的國際奧委會委員經歷。1939年孔祥熙當選為中國第二個國際奧委會委員，按照《奧林匹克憲章》的規定，一個國家可以有一至三個國際奧委會委員。但可以有不等於一定有，這與當時各國的國際地位與影響力有關。在參與國際奧林匹克事務中，王正廷明顯感覺到中國話語權的單薄和中國體育運動接軌國際的步履艱難。他迫切希望在中國能夠再產生一名國際奧委會委員，便於形成合力，共同應對相關問題。當時，國際奧委會委員需要一名國際奧委會委員推薦，由奧委會執委會批准即可。於是王正廷便廣泛遊說國際奧委會執委會成員。在對增加一名中國委員基本達成共識後，王正廷便在1939年英國倫敦的國際奧委會成員會議上，正式推薦孔祥熙出任國際奧委會委員，並得到執委會批准。這樣孔祥熙便成為繼王正廷後中國第二個國際奧委會委員。孔祥熙時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併兼財政部長和中央銀行總裁等要職，是中國行政和經濟事務的最高長官,而他唯獨與體育事業毫無關聯。一個從未提倡過體育的人出任國際奧委會委員，讓很多人一頭霧水。其實，這正是王正廷的匠心所在。他推舉孔祥熙並非從體育事業的本身考慮，而是另有所圖。數年後，他對時任中國體協董事會總幹事的董守義有過一番表述： “體協是個民眾團體，其經費以及中國參加奧運會的經費來源都是依靠政府補助、社會捐助和門票收入三項。因此，國際奧委會中國委員中必須找一個能向政府說話的人，有找錢能力的人才行。”在王正廷眼中，孔祥熙正是“有找錢能力的”最佳人選。其實也難怪王正廷出此之策。不過，這樣的理由僅僅只是一個方面。當年董守義聞知後亦有所懷疑，他在回憶這段歷史時說：“初聽起來似乎也言之成理。但是在當時亂鬨鬨的局面下，體協本身都沒有人管，王正廷並沒有在其他方面擘劃怎樣恢復體協的工作，卻會想得這樣遠，為將來參加奧運會籌款方便起見，這時就放長線，請財神，那就不易令人理解了。”董守義的懷疑也道出了王正廷推薦孔祥熙出任國際奧委會委員的真正原因並不簡單。事實上，這其中有很深的私人情感因素。當年，王正廷任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日本東京分會總幹事，不久，中國國內的動盪局面波及到日本，留日的基督教青年會因之陷於低谷，內部產生分裂。王正廷亦在一片不和諧聲中被迫辭去總幹事職務。而他的繼任者則是當年美國耶魯大學的同學孔祥熙。其中王正廷的鼎力相薦發揮了重要作用。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王正廷作為中國代表團成員之一參加巴黎和會。會上，日本欲取代德國攫取在中國山東的權益。中國代表團據理力爭，終於達成歸還協定。1922年3月，“魯案”公署在濟南成立，北洋政府特派王正廷為督辦，處理有關事宜。王正廷到任後，又力邀孔祥熙為其處理“魯案”的助手。孔祥熙為此專電徵詢孫中山意見，中山先生當即復電敦促孔祥熙早日前往就任。孔祥熙隨即向閻錫山辭去省參議之職，束裝趕赴濟南就任“魯案”公署實業處長。這是他第一次正式出任當時北洋政府的官員，並由此步入仕途。可以說，王正廷是孔祥熙入仕的重要提攜人。後來，為了青島接收上的工作便利，王正廷又兼任了中日聯合委員會委員長，而孔祥熙也由實業處長兼任“膠澳商埠電話局局長”之職。孔祥熙以後雖然仕途得意，但與王正廷始終私交甚篤。這樣的歷史淵源，就解開了王正廷推薦孔祥熙擔任國際奧委會委員之謎。“私誼”是其最恰當的註腳。孔祥熙當選為國際奧委會委員後，依然沒有表現出對中國體育事業以及奧林匹克運動的興趣。據查相關資料，他在任期內所涉及到與體育相關的事務僅寥寥幾項：1935年11月1日，王正廷向行政院正式提出參加第11屆柏林奧林匹克運動會計畫及經費預算。蔣介石大筆一揮，給予批准。依照體協原先計畫，代表團由80名運動員和20名相關職員組成，總計往返車船、制裝及訓練等費用，約需17萬。孔祥熙在審核時，並未作難，而是爽快地如數撥付。這種做派在孔祥熙是很難得的。但後來教育部要派出30多人的考察團隨行，情況發生變化，預算費用需追加5萬。孔祥熙對此則不予認賬。王正廷被迫向張學良、商震、龍雲、李宗仁、傅作義、邵力子等籌款，才得以成行。抗戰勝利後，舊中國體育逐漸復甦。1945年9月7日，中國體協在重慶召開理監聯席會議。會上，王正廷提出爭取1952年第15屆奧林匹克運動會在中國舉行案，曾引起了國人的關注。此後，王正廷請中國體協總幹事董守義專程徵求孔祥熙意見。畢竟孔祥熙是國際奧委會委員，有投票權。孔祥熙聞之後並未表現出熱情，可能政局的雲譎波詭讓他無法對8年後的情勢保持樂觀。但作為國際奧委會委員，他還是表示原則支持，但要求體協與政府商定申辦具體地點後再說。結果，政府並不熱衷此事。中國最早提出申辦奧運之議就此胎死腹中，成為天方夜譚。孔祥熙在國際奧委會委員任上，從未參加過任何相關體育會議。按《奧林匹克憲章》條款規定，一個委員兩年不參加會議或其他活動就要作辭職論。但奇怪的是孔祥熙仿佛是特殊委員，其名字每年還都在《奧林匹克公報》里出現。1955年8月，孔祥熙宣布辭去國際奧委會委員，結束了他的這段特殊經歷。著作
1、《二十五年來中國之工商》
2、《西安事變回憶錄》
3、《抗戰以來的財政》
4、《孔庸之先生演講集》
蔣介石的文臣武將
| 蔣介石是中國現代史上一個極其重要的人物，在其漫長的軍政生涯中，有一大批御用文臣和嫡系將領成為他所倚重的左輔右弼：或為軍師、智囊，出謀劃策；或為高級幕僚，官居要職；或為統兵大將，執掌兵符；或為封疆大吏，鎮撫四方…… |
國民黨四大家族
| 四大家族，即蔣宋孔陳四大家族，指20世紀上半葉控制中國政治，經濟命脈的四個家族，即蔣中正家族、宋子文家族、孔祥熙家族和陳果夫、陳立夫家族。有道是：蔣家的天下陳家的黨，宋家的姐妹孔家的財。四大家族一說最早是由中共領導人瞿秋白在1920年代提出的，後來陳伯達在國共內戰中寫《中國四大家族》一文中指稱四大家族借抗戰為名聚斂民財，獲得了多達200億美元的財富。 | |
| 蔣介石（1887年10月31日－1975年4月5日） | 浙江奉化人，中華民國行憲後第一任總統，中國國民黨總裁。 |
| 宋子文（1894年12月4日－1971年4月25日) | 廣東省文昌縣(今屬海南省)，民國時期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財政部長。民國時期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財政部長。 |
| 孔祥熙（1880年9月11日－1967年8月16日） | 歷任工商、實業、財政等部部長和行政院副院長、院長等要職。孔主管財政達11年之久，對幣制改革、支持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以及支撐抗戰財政，有過一定的貢獻。但孔以權謀私、貪污腐敗，一再受到輿論的指摘，1944年11月即被迫去職，從此離開政壇。 |
| 陳果夫（1892年10月5日－1951年8月25日） | 浙江吳興人（現湖州市），原名祖燾。中國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部長，CC系首腦。 |
| 陳立夫（1900年7月27日—2001年2月8日） | 浙江吳興人（現湖州市），前50年，他是政治人物；後50年，他潛心於研究中國文化，著述甚豐，再度引起華人學術界重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