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迷惘的一代屬於這個流派的作家有海明威、福克納、帕索斯（1896～1970）和肯明斯(1894～1962)等，他們曾懷著民主的理想奔赴歐洲戰場，目睹人類空前的大屠殺，經歷種種苦難，深受“民主”、“光榮”、“犧牲”口號的欺騙，對社會、人生大感失望，故通過創作小說描述戰爭對他們的殘害，表現出一種迷惘、彷徨和失望的情緒。這一流派也包括沒有參加過戰爭但對前途感到迷惘和遲疑的20年代作家，如菲茲傑拉德、艾略特和沃爾夫(1900～1938)等。特別是菲茲傑拉德，對戰爭所暴露的資產階級精神危機深有感觸，通過對他所熟悉的上層社會的描寫，表明昔日的夢想成了泡影，“美國夢”根本不存在，他的人物歷經了覺醒和破滅感中的坎坷與痛苦。沃爾夫的作品以一個美國青年的經歷貫穿始終，體現了在探索人生的過程中的激動和失望，是一種孤獨者的迷惘。迷惘的一代作家在藝術上各有特點，他們的主要成就閃爍於20年代，之後便分道揚鑣了。
背景
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他們大多是20歲左右的年輕人。他們在美國政府“拯救世界民主”口號的蠱惑下，懷著民主的理想，奔赴歐洲戰場。他們目睹人類空前的大屠殺，發現戰爭遠不是他們原來構想的那種英雄的事業，所謂“民主”、“光榮”、“犧牲”都是騙人的東西。他們在戰爭中經歷了種種苦難，了解到普通兵士中間的反戰情緒。這在他們心靈中留下了無法醫治的創傷。他們的作品反映了這些思想感情。例如，約翰·多斯·帕索斯的《三個士兵》、愛·肯明斯的《巨大的房間》、威廉·福克納的《士兵的報酬》和《薩托里斯》。海明威是“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家。他到歐洲打過仗，負過重傷。海明威當時對待戰爭的態度，象其他反戰作家一樣，只限於厭惡、逃避與詛咒。他對戰後的和平生活也不抱希望，所以在作品中迷惘、悲觀的情緒較為濃厚。“迷惘的一代”不僅指參加過歐洲大戰的作家，也包括沒有參加過戰爭、但對前途感到迷憫和遲疑的20年代作家，例如司各特·菲茨傑拉爾德、托馬斯·艾略特和托馬斯·沃爾夫等。他們多描寫人們在"美國夢"破滅後的絕望、沒落、窒息、黑暗、沒有方向感。“迷憫的一代”主要繁榮在20年代。
特點
迷惘的一代代表作家威廉·福克納“迷惘的一代”的文學成就有以下特徵：
首先是語言上的簡約主義和口語化傾向。
“迷惘的一代”在戰爭期間深受戰爭宣傳的欺騙之苦，對所有崇高的字眼都棄之如敝屣：“什麼神聖、光榮、犧牲這些空泛的字眼兒，我一聽就害臊……我可沒見到什麼神聖的東西，光榮的東西也沒有什麼光榮，至於犧牲，那就像芝加哥的屠宰場，不同的是肉拿來埋掉罷了。”所以他們在文學創作時推崇文字上的簡約主義。海明威更是把這種簡約風格推到了極致。他採用電報式的語言，通過簡約的對話和細節，用含蓄的、間接的手法暗示人物內心的戲劇性變化，而不是像傳統的作法那樣通過描述來鋪陳人物內心。結尾也常常是戛然而止，絕不拖泥帶水，也不煽情作秀，即所謂的“零度結尾”，反而賦予了作品更為震撼人心的力量。海明威因為精通敘事藝術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他的“冰山原則”就是他現代敘事藝術的集中體現，作家只寫露在水面上的八分之一，其餘的八分之七僅通過暗示留給讀者去補白。這種創作原則極大地影響了他同時代及後輩作家的創作傾向。口語化成為一代人散文風格的普遍特色。埃德蒙·威爾遜甚至在他的文學評論中也摒棄學究字眼，選用口語辭彙。亨利·米勒在《北回歸線》(一九三四)中把這種傾向推到極端，成為用粗鄙的語言來表現道德冷漠和感覺精微的迷惘特徵，結果被蕭伯納罵作是“為下流而下流”(dirt for dirt’s sake)，難登大雅之堂。
迷惘的一代二十世紀初的美國文壇正是現實主義、自然主義和現代主義交匯的時期。這些青年作家們融合了戰後對傳統的反叛精神，吸收了各流派的藝術成就，並各自創造出自己的風格特色：菲茨傑拉德浪漫精巧、海明威樸素遒勁、多斯·帕索斯巨觀大氣。在法國的流放生涯讓他們充分養成了對形式實驗和福樓拜的興趣。他們學習福樓拜客觀冷靜、無動於衷的敘述態度，學他的作者隱退的敘述技巧，學他的簡練風格和反覆修改的寫作精神。他們感到傳統的文學敘述手法已無法表達現代工業社會的種種特徵，於是轉向意識流、象徵、電影“蒙太奇”，有限人物視角、多重視角等創作手法。
多斯·帕索斯是形式試驗的大師，他在小說領域中開拓性的技巧試驗也許比他小說本身的價值更令人矚目。他第一部令人難忘的試驗小說《曼哈頓中轉站》(一九二五) 交叉運用了印象主義、表現主義、蒙太奇和新聞報導等多種藝術手法。各種社會鏡頭和生活畫面雜相交錯，水和火的隱喻表達了戰後西方世界的荒原意識，充分體現了多斯·帕索斯的實驗精神。此後，多斯·帕索斯在其恢弘巨著《美國》三部曲(一九三七)中，在小說常規敘述之外穿插了“新聞短片”(The Newsreel)、“攝影機眼”(The Camera Eye)和“人物小傳”(The Biography)等，來揭示了二十世紀前三十年美國社會的動盪與變遷。這種以美國社會為主角而不是以個別人物為主角的文獻新聞手法在美國文學史上留下了獨特的印記，對諸如諾曼·梅勒，道格多羅等後繼作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並為一九六○年代新新聞報導(New Journalism)的興起提供了歷史的源流和借鑑。同時, 後現代非虛構小說(non-fiction fiction)也能從他的寓非小說於小說之中的試驗獲取靈感。雖然現在看來，多斯·帕索斯的文學試驗多少有些機械，呆板，“攝影機眼”的語言晦澀，“新聞短片”已經成為湮沒的歷史，讓現代讀者難以理解，但他試圖用現實的新聞材料與小說敘述部分相平行，從而給小說創造一種時代氣氛的嘗試卻是他的成功之處。
相比之下，海明威保留了較多的現實主義因素，他的小說還常能清晰地分出開頭、高潮和結尾。但形式上的實驗還是顯而易見的，除了電報式對話的獨創外，他突破了福樓拜的人物內部聚焦常為第三人稱的局限，改用第一人稱的內聚焦，更縮短了人物與讀者之間的心理距離。在其主要作品中他也試驗了意識流、內心獨白、閃回等多種敘述技巧。
福克納則是大刀闊斧的運作意識流，在這方面的徹底性遠遠超過海明威。他在諸多的作品中嘗試多角度敘述方法和意識流，以及“神話模式”，即有意識地使他講述的故事與神話故事平行展開，從而創造了一個讓人流連忘返的約克納帕塔法世界。
詩人肯明斯突破傳統標點符號、大小寫、句法的束縛，創造了成為肯明斯標記的小寫的第一人稱單數“i”，展示了語言更本質的活力。此外他在詩歌的排字法上標新立異，如把“一葉落下/孤獨”豎排成數字1的形狀，更突出了孤零零的孤獨意象，使詩歌同時具有繪畫般的視覺衝擊力。被譽為“迷惘的一代”最後一位天才的韋斯特更是以形式實驗著稱，在敘事技巧上非常前衛、激進。他在《鮑爾索·斯奈爾的夢幻生活》(一九三一)和《孤心小姐》(一九三三)中藉由理性控制的夢境來講述存在的寓言和充斥現實夢境的荒誕意象，在創作意識和寫作技巧方面直接影響了後起的美國作家如卡森·麥卡勒斯，奧康納，霍克斯和塞林格等人。
此外，“迷惘的一代”之所以影響深遠。
除了他們的創作成就之外，傳記文學和回憶錄的空前繁榮也是原因之一。三、四十年代就有弗雷德里克·艾倫的《就在昨天》(一九三一)，考利的《流放者的歸來》(一九三四)，羅伯特·麥卡爾蒙的《天才濟濟》(一九三八)以及菲茨傑拉德去世後由威爾遜收集成冊的《崩潰》(一九三五)等總結、反思“迷惘的一代”的作品問世。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又目睹了一股回憶熱潮：“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家或見證人紛紛推出回憶錄或自傳，包括卡蕾斯·克羅斯比的《熱情年代》(一九五三)，西爾維婭·比奇的《莎士比亞書店》(一九五六)，哈羅德·勒布的《如此往事》(一九五九)，羅伯特·寇茲的《追憶》(一九六○), 馬修斯·約瑟夫生的《和超現實主義者一起生活》(一九六二)，曼·雷的《自畫像》(一九六三)，莫利·卡拉漢的《那個巴黎之夏》(一九六三)，海明威的《不固定的聖節》(一九六四)，多斯·帕索斯的《最好的時光》(一九六六)以及南茜·卡納德的《就是那些時光》(一九六九)。《天才濟濟》也由凱·博伊爾重新修訂於一九六八年再版。這些傳記不僅有利於從其內部理解“迷惘的一代”的思想、生活和創作原則，它們如此集中的出版也進一步深化了“迷惘的一代”的文學傳奇，使其影響超越了一九二○年代的短短時間而對後起文學持續地產生影響，直到一九六○年代的“垮掉的一代”以更反叛、更激進的姿態崛起在美國文壇上。
馬克·多蘭認為“迷惘的一代”之所以能成為一九二○年代的文化象徵，不僅由於它是美國文化歷史上頗為少見的由一群作家代表一個時代的例子，還由於它是美國文化歷史上絕無僅有的由一群自傳作家代表一個時代的例子。
評論
代表作家托馬斯•艾略特
現代主義的文化衝鋒
以往評論界傾向於肯定“迷惘的一代”突出的反戰情緒及其對資本主義精神幻滅的刻畫與揭露，同時批評其消極逃遁的個人主義和悲觀色彩。但現在看來僅僅這些尚嫌不夠，可以嘗試從文化角度挖掘它反叛舊文化的原因，分析它在道德觀念和價值取向上的深層文化意義。
“迷惘的一代”從其嶄露頭角的那一刻起就具有鮮明的文化反叛性。這批青年作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脫下軍裝，衝上文壇。憑著他們親身參與戰爭的特殊體驗，以及流放歐洲親身感受的歐洲現代藝術的啟蒙，他們的作品在表達反戰情緒和現代青年的幻滅意識上獨樹一幟，令中年作家難以企及。早已成名的舍伍德·安德森和辛克萊·劉易斯等人雖然只年長二十來歲，但相比之下已經儼然老去。他們的作品在年輕讀者看來似乎過於溫和平淡，成了昨日黃花。“迷惘的一代”作家迅速衝垮了這些中年溫和派作家在文壇的統治以及其代表的“高雅斯文傳統”(the genteel tradition)，征服了編輯、出版商和讀者，成為一九二○年代美國民族文學的主導聲音。
亨利·F·梅在其著作《美國天真時代的終結》中提出了著名的“文化革命”論點。梅認為，以清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理性為基礎的美國文化傳統，自十八世紀形成之後，歷經民主革命、工業革命的推動和加固，一直未曾大動根本，只是到了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才產生激烈的變革。一戰好像一條歷史鴻溝，割裂了傳統的綿延和發展，成為現代意識和新文化的起點。溝的那邊站著歐·亨利和亨利·詹姆斯，而這邊則是海明威和艾略特。但是這一切的激變並不能簡單地歸咎於一戰。早在大戰爆發之前，支撐舊文化的三根支柱，即對傳統道德、社會進步與紳士文化的信念，已被進步主義改革所帶來的政治與經濟變化腐蝕並鑿空了基礎。一遇上世界大戰的強烈衝擊，整箇舊文化轟然崩塌，留下的殘垣斷壁便成為新文化各陣營的狼奔豕突之地。
而“迷惘的一代”作家就擔當了新文化的衝鋒手的角色。其社會影響遠遠超出文學範疇，在文學和文化領域都觸發了革命性的轟動，影響了青年一代的思想和行為方式。《太陽照常升起》發表後，“青年男子試著像小說中的男主角那樣沉著冷靜地喝醉酒，大家閨秀則像小說中的女主角那樣傷心欲絕地一個接一個地談情說愛，他們都象海明威的人物那樣講話”。菲茨傑拉德的小說精確紀錄放浪形骸、夜夜狂歡的名士派和摩登女(flapper girls)，使這一生活方式一時盛行於美國社會。挾著新文化運動之勢，“迷惘的一代”文學在風靡美國的同時，帶動起文藝百家和大眾生活方式上的現代主義潮流。再加上哈萊姆黑人文藝復興、女權運動和多種移民文化的興起，現代美國文化中斑駁絢麗、雅俗並舉的多元格局開始逐漸形成。
科技與物質文明的進步也極大地便利了現代文化的傳播。電影、汽車、無線電新聞媒介和橫越大洋的國際交通等為新一代的作家們提供了更多樣、更便捷的傳播工具。借著新興的廣告和推銷術的魔力，“爵士時代”的文化驕子們獲得了數以百萬計的讀者或觀眾，遠非老輩作家所能奢望。與新興的社會科技進步相輔相承的是新的消費文化。強調勤勉、遠見和節儉的“生產道德觀”讓位給了及時行樂的“消費道德觀”。“迷惘的一代”的自我流放及其放浪形骸的生活方式皆與這種消費新觀念密不可分。正像虞建華所說：“格林尼治村的道德標準是在商業主義的‘促銷’努力下傳遍全國的。巴黎左岸是他們養成了新的消費習慣後又想延續這樣的生活而不得不去的地方。與其說他們走在時代前頭，領導了戰後文化潮流，不如說一九二○年代快速的經濟發展慫恿了他們，造就了他們，而他們的言行又為勃然興起的消費文化推波助瀾。”
需要指出的是，以青年文化的崛起和主導為特徵的新文化運動雖然推翻了清教傳統和中產階級的商業保守文化統治，卻沒能實現布魯克斯關於“美國成年”的構想。在整個一九二○年代以及之後的幾十年間美國文化一直處於文化青春期的動盪狀態，充滿文化騷動和間發性社會動亂。
用“迷惘的一代”概括戰後的一代文學青年其實是非常籠統且不確切的。海明威在《流動的聖節》中頗為不屑地說：“讓她（斯泰因）說的什麼迷惘的一代那一套跟所有那些骯髒的隨便貼上的標籤都見鬼去吧。”應該看到，這批作家們雖然在反戰、自我流放等生活經歷方面有共同之處，但這並不意味著就能將他們簡單地歸於“迷惘的一代”的大旗下而忽略其個人特色。相反，個性和個人風格正是他們致力追尋的東西，也是推動他們進行文化反叛的初衷。事實上，“迷惘的一代”雖然人數眾多，但大多數已經湮沒於歷史，到如今默默無聞，究其原因恰恰是因為這些人的作品太符合“迷惘的一代”的“共性”而缺乏能垂名青史的個人特色。這也是一個有趣的文化悖論，一方面他們以其反叛舊文化的標新立異加入了“迷惘的一代”的陣營，但是一旦這些標新立異被主流文化接納，他們的先鋒性就迅速褪色，終至湮沒於“迷惘的一代”的共同話語中。倒是海明威，多斯·帕索斯，肯明斯，福克納等作家不拘泥於“迷惘的一代”的束縛，在一九三○年代之後逐漸轉向，不斷成長，逐漸形成自己獨特的題材與風格，從而在美國文學史上占據了牢固而持久的位置。
標誌性作品
《太陽照樣升起》《太陽照常升起》是海明威的第一部長篇小說，體現了“迷惘的一代”文學的基本特徵，實際上是這個流派的宣言，塑造了“迷惘的一代”的典型。
小說描寫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一群流落巴黎的英、美青年的生活和思想情緒。主人公傑克·馬恩斯的形象帶有作者自傳的成份，體現了海明威本人的某些經歷和他戰後初年的世界觀以及性格上的許多特點。他是個美國青年，在第一次世界的世界戰中負了重傷，戰後旅居法國，為美國的一家報館當駐歐記者。他在生活中沒有目標和理想，被一種毀滅感所吞食。他熱戀著勃萊特阿施利夫人，但負傷造成的殘疾使他對性愛可望而不可即，不能與自己所鍾情的女人結合。他嗜酒如命，企圖在酒精的麻醉中忘卻精神的痛苦，但是這也無濟於事。巴恩斯的朋友比爾對他說：“你是一名流亡者。你已經和土地失去了聯繫。你變得矯揉造作。冒牌的歐洲道德觀念把你毀了。你嗜酒如命。你頭腦里擺脫不了性的問題。你不務實事，整天消磨在高談闊論之中。你是一名流亡者，明白者？你在各家咖啡館來迴轉游。”都是人生角斗場上的失敗者。但他們不是逆來順受的“小人物”，而是有著堅強的意志，從不抱怨生活對他們殘酷無情，從不唉聲嘆氣。然而他們都只相信自己，只領先自己來進行孤軍奮戰。
小說的結尾籠罩著濃重的悲觀主義和哀傷痛苦的情調：他們注定是孤獨的，不能結合在一起，只能幻想中求得安慰。
海明威曾一再把自己的創作比喻成漂浮在大洋上的冰山：“看得見的部分只是八分之一，而隱藏在水下的部分則是八分之七。”他從不直接披露自己對人物和事件的態度，甚至對人物的行為動機和心理狀態也很少進行解釋和說明，而只是“客觀地”、“照相式地”描繪出人物在某種感情支配下本能的乃至下意識的活動，造成富有實感的畫面，使讀者從這種直接經驗中去體驗隱藏著的思想感情。這就使海明威的小說包含著豐富的“潛台詞”，具有意在言外、“餘音繚繞”的藝術效果。《太陽照常升起》的主要價值就在於它的“潛台詞，”亦即潛在“水下”的主題。小說中的人物過著病態的畸形生活，沒有理想，沒有光明。他們回顧過去感到一片漆黑，展望未來看到是滿天陰霾，只能在昏暗中沉浮，在絕望中掙扎。
《太陽照常升起》發表以後，“迷惘的一代”文學的影響劇增，迅速擴展到許多歐洲國家。一九二九年是個流派大豐收的一年，問世的長篇小說有海明威的《永別了，武器》、英國作家理察奧爾丁頓的《英雄之死》和德國作家埃利希雷馬克的《西線無戰事》。這些作品是“迷惘的一代”文學的最高成就。《永別了，武器》對海明威個人來說，標誌著他的創作向前邁出了一大步。他在這裡著重解決的是“迷惘的一代”形成的歷史條件問題，是帝國主義戰爭對一代人的摧殘的問題。如果說海明威在《太陽照常升起》中竭力迴避人的命運和社會之間的關係的問題，那么在《永別了，武器》中則自覺或不自覺地把這個問題提到首位，把揭露的矛頭直接指向帝國主義戰爭。但這部作品跟《太陽照常升起》一樣，也不免宣揚消極遁世的思想，流露出濃厚的悲觀主義。這是“迷惘的一代”文學不可克服的矛盾。
代表作家
迷惘的一代代表作家海明威歐內斯特·米勒爾·海明威（1899—1961），美國小說家。他於1899年生於芝加哥附近的一個醫生家庭，1954年獲諾貝爾文學獎。曾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擔任駐歐洲記者，並以記者身份參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和西班牙內戰。晚年患多種疾病，精神抑鬱，1961年自殺。他的早期長篇小說《太陽照樣升起》（1927）、《永別了，武器》（1927）成為表現美國“迷惘的一代”的主要代表作。
30、40年代，他塑造了擺脫迷惘、悲觀，為人民利益英勇戰鬥和無畏犧牲的反法西斯戰士形象《第五縱隊》，長篇小說《喪鐘為誰而鳴》。50年代，塑造了以桑提亞哥為代表的“可以把他消滅，但就是打不敗他”的“硬漢形象”（代表作《老人與海》1950）。海明威是美利堅民族的精神豐碑。
海明威作為“迷惘的一代”的代表。小說《太陽照樣升起》對“迷惘的一代”的反映以及海明威的“冰山原則”奠定了海明威在歐美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
威廉·福克納(WilliamFaulknerl897-1962）
出身名門望族，全名威廉·卡斯伯特·福克納。支配這個家族想像力的是福克納的曾祖父威廉·克拉科·福克納老上校。福克納一共寫了19部長篇小說與近百篇短篇小說，其中15部長篇與絕大多數短篇的故事都發生在約克納帕塔法縣，稱為約克納帕塔法世系。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聲音與瘋狂》。福克納從1957年起擔任維吉尼亞大學的駐校作家，直到1962年去世。1949年作品《我彌留之際》獲諾貝爾文學獎。獲獎理由：“因為他對當代美國小說做出了強有力的和藝術上無與倫比的貢獻”。
托馬斯•艾略特（1888－1965）
英國著名現代派詩人和文藝評論家。生於美國密蘇里州。1906年入哈佛大學學哲學，續到英國上牛津大學，後留英教書和當職員。1908年開始創作。有詩集《普魯弗洛克及其它觀察到的事物》、《詩選》、《四個四重奏》等。代表作為長詩《荒原》 ，表達了西方一代人精神上的幻滅，被認為是西方現代文學中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作品。1948年因“革新現代詩，功績卓著的先驅”，獲諾貝爾獎文學獎。
中西文學流派
| 1. 凡優質版本，則獎勵50百科幣，編輯超過5個優質版本（不同詞條）的，每個版本獎勵60個百科幣，編輯超過10個優質版本（不同詞條）的，每個版本獎勵80百科幣。2. 所有參與本任務的智願者，依據完成有效版本數量、完成詞條內容質量排名，任務結束後，前三名分別給予300、200、100百科幣的獎勵 3. 所有參與任務編輯協作的智願者，凡完成有效版本數量5個以上，給予20百科幣獎勵。 |
社會一代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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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文學是不能用流派來劃分的,文學是一種心靈的共鳴,當然,如果非要將它分成幾中流派的話…… 在文學發展到成熟階段、大量作家作品產生之後，同時在思想活躍、藝術自由比較充分的社會條件下，不同思想傾向和不同審美趣味的作家，通過在藝術上多方面的摸索探求，形成不同的風格，才會出現不同風格的相互區別或相互接近、相互影響或相互競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