興起原因
豪放詞的繁榮並非偶然,豐富的素材、完備的理論以及眾多的創作實踐,是它興起主要原因。
一、廣闊的社會生活,為豪放詞的繁榮提供了豐富的素材。
宋代是積貧積弱的朝代。宋代採用分散臣僚權力的辦法,大力標榜文治,重文輕武,優禮文人,並進一步發展了隋唐以來的科舉制度,宋代迅速形成了以文人為主體的國家政權。文人的生活涉及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這些經歷也必然拓寬了他們文學創作的題材範圍。宋初的范仲淹《漁家傲·塞下秋來風景異》,詞中的邊塞風光,軍旅生活,以悲涼而為慷慨,正是文人豐富的社會生活的體現。
北宋神宗年間社會變革,是當時社會矛盾的產物,表明宋王朝是處在必須改革而又改革不了的困境中。北宋末年,宋金聯合發動的滅遼戰爭,充分暴露了宋王朝的腐敗和孱弱。於是,遼亡後不久,金貴族政權的鐵騎便大舉南侵,吞併了整箇中原地區,徽欽被擄,高宗南渡,中國歷史上出現了第二次南北朝時的分裂局面,南宋前期,是劍與火的時代,血與淚的時代,恨共仇的時代,且不談其間宋金雙方曾有過若干年、若干次空前烈的拉鋸戰,保衛戰和進攻戰,即使在宋向金稱臣稱侄,歲貢銀絹,屈膝求全的和平時期,以愛國將領、士大夫和人民為一方,以誤國甚至賣國的昏君、庸君、奸臣為另一方,戰與和,戰與降的鬥爭始終不曾止息,面對國家的危亡,民族的恥辱,人民的苦難,只有是具有正義感的詞人,誰還能“鎮日偎翠依紅,淺斟低酌?誰還能整日介雕琢章句錙珠宮商?他們不期然地集合到蘇軾的旗幟下來,撥動銅琵琶,叩響鐵綽板,放開關西大漢的粗嗓門,高歌抗戰,高歌北伐,詞壇的天平急劇向“豪放派”一側傾倒。宋詞史上最光輝的一頁,就是由這批愛國詞人蘸著自己動脈中沸騰的血液寫成的。
二、完備的理論體系,為豪放詞的興起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宋初的范仲淹出,豪放詞才真正成為文人詞的一種自覺的創作傾向。北宋後期,神宗朝的改革家王安石步武范仲淹,從理論角度向“詞須合樂”的世俗觀念發出了挑戰。他說:“古之歌者,皆先有詞,後有聲,故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如今先撰腔子後填詞卻是永依聲也。”(宋趙令田寺《侯鯖錄》)這句話是“以破為立”,“豪放派”的創作綱領,已然音在弦外。他提出的理論解放了詞體,打破了“詩言志”而“詞言情”的題材分工,衝決“詩莊詞媚”的風格劃界,鬆開了束縛著詞的音樂枷鎖。詞壇高手蘇軾不甘落後,他在詞的改革的道路上比王安石走得更遠。他“豪放,不喜剪裁以就聲律”。(宋陸游《老學庵筆記》)因此,他只把詞當作一種句讀不葺的新體詩來作。他在詞里懷古傷今,論史談玄,抒愛國志,敘師友誼,寫田園風物,記遨遊情態……他的詞真正做到了“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信”,(清劉熙載《藝概》)“如行雲流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蘇軾《答謝民師書》)他是豪放派當之無愧的奠基者。
辛棄疾把詞的改革推向了高潮。他那般渾厚蒼莽之氣,那支雄奇奔放之筆,不但曲子裡縛不住,就連詞里最起碼的句度,也無法範圍了。在他面前,蘇軾的“以詩為詞”都顯得過於保守,他乾脆進一步解放了詞體,“以文為詞”。從此散文句法也進入了詞的領地。正是理論上的不斷創新,豪放詞在北宋末年到南宋中期達到了巔峰。
三、眾多的詞人創作,為豪放詞的興起提供了恆久的動力。
“豪放詞”的發韌之始,應追溯到宋初的范仲淹。其後神宗朝的改革家王安石世,以《桂枝香•登臨送目》、《浪淘沙令•伊呂兩衰翁》之類剛健亢爽的懷古詠史詞顯現其政治長才,豪傑英氣。詞壇高手蘇軾在詞里或表現為平岡千騎,錦帽貂裘,挽弓射虎時的激昂慷慨,或表現為煙雨一蓑芒鞋竹杖,吟嘯徐行時的開朗曠達,或表現為長路酹目,故國神遊,緬懷英傑時的的沉鬱悲涼,或表現為長路思荼,荒村叩荊,試問野人時的隨和平易……佳作層出不窮。
南宋初期,李清照避亂南奔,經歷了國破家亡、夫死一系列變故,在思想上有一個飛躍,能從一己的遭遇,反映時代的憂患亂離和南渡後人們的典型情緒,有著鮮明的時代性和一定的愛國主義精神,突破了北宋婉約的內容。她在《永遇樂•落日熔金》中表達對故鄉的懷念和對現實的深憂,曲折地反映出作者的愛國之心。南宋末劉辰翁說:“誦李易安《永遇樂》,為之涕下”。
李綱、岳飛等站在抗金最前列的將相首先發出了呼喊。李綱的詠史組詞,一看便知是送呈御覽的,旨在借古諷今,鼓勵君王親征,反對逃跑主義。有詞以來,人但以“小道”目之,而李綱竟用如奏章,聳動“天聽”,詞的政治地位“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了。岳飛的詞作雖不多,但都與抗戰有關,字字珠璣。尤其那“壯懷激烈”的《滿江紅》,光昭日月,氣吞山河,不唱出了那個時代的最強音,在近代中華民族反抗外來侵略的嚴峻鬥爭中,也曾教育和鼓舞過千百萬人。
從創作的數量和質量、思想性和藝術性幾方面結合起來看,張元斡與張孝祥當屬南宋初期的傑出代表。張元斡以一曲《賀新郎•夢繞神州路》被削除官爵,遭秦檜誣陷。這首詞是送胡銓的,胡銓上書請斬秦檜,謫往福州簽判。張元斡不顧個人安危,寫這首詞送給他,並與之餞別。這不僅表現了詞人剛正不阿,堅持正義的鬥爭精神,而且通過獨特的藝術構思,抒發作者的“抑塞磊落之氣”,構成了沉鬱悲壯的詞風。《四庫全書提要》稱其“慷慨悲涼,數百年後,尚想其抑塞磊落之氣”。孝宗朝“隆興北伐”失利後,投降派重新得勢,遣使向金人求和,張孝祥悲憤地在建康留守宴上賦《六州歌頭》,致使大臣張浚傷心離席。清著名詞論家劉熙載讀二張詞,由衷地感嘆道“詞之興、觀、群、怨,豈下於詩哉!”詞至愛國,其體自尊。
怒潮排空的南宋愛國詞潮,至辛棄疾出而上升到了巔峰。辛氏青年時在北方淪陷區即組織義軍,獻身抗金復國大業。南歸後,卻始終不得朝廷重用,屢官屢罷,壯歲被投閒置散於鄉里達二十餘年之久,北伐宏圖蹉跎成空。其將才相略既無處發揮,一腔忠憤,遂盡托之於詞。無論高樓遠眺,寒窗夜讀,抑旅途書壁,歸隱題軒;無移官留別,餞客贈行,抑元夕觀燈,中秋賞月;無論遣興寫懷,舉杯祝壽,抑撫今追葺,談史談史論經,他那橫戈躍馬以恢復中原為己任的豪情壯志,那因受昏庸無能的統治集團壓制排擠打擊、長期鬱積而成的一肚皮不合時宜,時時處處一觸即發,擊築悲歌,不讓荊軻《易水》;引吭高歌,肯數劉季《大風》;浩嘆沉吟,無非磊塊,嬉笑怒罵,皆成文章。由於他是來自北方的“歸正人”,備受猜忌,動輒得咎,頗有些複雜的感情,過激的言論不便於直接吐露;又由於他飽讀詩書,胸藏萬卷,學問博大精深,不滿足於前人用濫了的陳辭熟套,於是他便在詞里大量用典,用生典、僻典,《論》、《孟》、《詩經》、《左氏春秋》、《南華》、《離騷》 、《史記》、《漢書》、《世說新語》、李杜詩,拉雜運用”。(清吳衡照《蓮子居詞語》),這也是稼軒詞的一大特色。
此後,詞人還有陳亮、劉過、劉克莊、陳人傑、文天祥等,皆為憂國事歌,為豪放派之餘聲。宋代文人關注生活,積極投身社會變革;高歌抗戰,反對外來入侵,正是他們強烈的愛國思想推動了豪放詞的興起。豪放詞也以其獨特的魅力,給後世以深遠的影響。
萌芽與發展
豪放詞的前驅是范仲淹,北宋時期的蘇軾在詞史上開創性地發展了豪放詞,在內容和形式上均做出了突破。南宋時期的辛棄疾極大地繼承了豪放詞風,他傳奇般的個人經歷和家國民族大義深深地影響著他對詞的創作,形成了雄渾、慷慨的豪放風格,其詞注重“豪”。豪放派的形成與發展大體上可以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范仲淹寫《漁家傲·塞下秋來風景異》,發豪放詞之先聲,可稱預備階段。
第二階段:蘇軾大力提倡寫壯詞,欲與柳永、曹元寵分庭抗禮,豪放派由此進入第二階段即奠基階段。當時學蘇詞的人只有十之一二,學曹柳者有十之七八,但豪放詞派畢竟肇始於此。南宋詞論家王灼說蘇軾作詞“指出上天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筆者始知自振。”張炎《詞源》將“豪放詞”與“雅詞”對舉。沈義父《樂府指迷》說:“近世作詞者不曉音律,乃故為豪放不羈之語,遂借東坡、稼軒諸賢自諉。”上述諸條都可印證此說。
第三階段:蘇軾之後,經賀鑄中傳,加上靖康事變的引發,豪放詞派獲得迅猛發展,集為大成。這是第三階段即頂峰階段。這一時期除卻產生了豪放詞領袖辛棄疾外,還有李綱,陳與義,葉夢得、朱敦儒、張元乾、張孝祥、陸游、陳亮、劉過等一大批傑出的詞人。他們相激相慰,以愛國恢復的壯詞宏聲組成雄闊的陣容,統治了整個詞壇。
第四階段:代表詞人有劉克莊、黃機、戴復古、劉辰翁等。他們繼承辛棄疾的詞風,賦詞依然雄豪,但由於南宋國事衰微,恢復無望,風雅詞盛,漸傾詞壇及豪放詞人偏擅粗直詞風等原因,豪放派的詞作便或呈粗囂、或返典雅,而悲灰之氣漸趨濃郁則是當時所有豪放詞人的共同趨向。
風格特點
豪放派的特點,大體是創作視野較為廣闊,氣象恢弘雄放,喜用詩文的手法、句法和字法寫詞,語詞宏博,用事較多,不拘守音律,然而有時失於粗疏平直,甚或涉於狂怪叫囂。北宋黃庭堅、晁補之、賀鑄等人都有這類風格的作品。南渡以後,由於時代巨變,悲壯慷慨的高亢之調,應運發展,陳與義、葉夢得、朱敦儒、張孝祥、陳亮、劉過等人承流接響,蔚然成風,辛棄疾更成為創作豪放詞的一代巨擘和領袖。豪放詞派不但“屹然別立一宗”(《四庫全書總目》),震爍宋代詞壇,而且廣泛地沾溉詞林後學,從宋、金直到清代,歷來都有標舉豪放旗幟,大力學習蘇、辛的詞人。
豪放作為文學風格,見於司空圖《二十四詩品》,楊廷芝解釋豪放為“豪邁放縱”,“豪則我有可蓋乎世,放則物無可羈乎我”(《詩品淺解》)。可見豪放的作品當氣度超拔,不受羈束。北宋詩文革新派作家如歐陽修、王安石、蘇軾、蘇轍都曾用“豪放”一詞衡文評詩。第一個用“豪放”評詞的是蘇軾(《答陳季常書》),他還開始寫作打破傳統詞風的詞,如《念奴嬌》、《赤壁懷古》等,頗引人注意。據南宋俞文豹《吹劍續錄》載:“東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謳,因問:‘我詞比柳詞何如?’對曰:‘柳郎中詞,只合十七八女孩兒執紅牙拍板,唱楊柳岸曉風殘月。學士詞,須關西大漢,執鐵板,唱大江東去。’公為之絕倒。”這則故事,表明兩種不同詞風的對比,隱然把蘇詞看成可與柳詞相抗衡的另種流派。
代表人物
北宋時期的蘇軾在詞史上開創性地發展了豪放詞,在內容和形式上均做出了突破。他的豪放詞風飄逸、高曠,注重“放”,以其個人才華把詩的立意帶入詞的天地。這是和他個人的學識修養、胸襟抱負、仕途坎坷及所處的時代有著密切的聯繫的。南宋時期的辛棄疾極大地繼承了豪放詞風,他傳奇般的個人經歷和家國民族大義深深地影響著他對詞的創作,形成了雄渾、慷慨的豪放風格,其詞注重“豪”。辛詞反映了當時尖銳的民族矛盾,表現了他恢復中原的豪情壯志,也展現了他失意時消極頹廢的情緒。蘇、辛二人是宋詞史上的兩座豐碑,他們的詞都有著極高的藝術水準,雖同屬豪放詞卻既有共同又有不同。
蘇軾
生平簡介
蘇軾(公元1037-1101年),北宋文學家、書畫家,眉山(今屬四川)人,字子瞻,號東坡。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後蘇軾登上仕途,早年曾一度反對王安石推行新法,被諫官李定等人以訕謗新法罪逮捕入獄,即“烏台詩案”,後被貶黃州充團練副史。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司馬光執政,盡廢新法,他又激烈反對,特別是廢除免役法。之後由於統治集團內部的傾軋,他又一貶再貶,最後到儋耳。元符三年(1100年)徽宗即位,他才遇赦北歸,此年行至常州病卒,追謚“文忠公”。蘇軾豪放詞特有的飄逸高曠並非來無根由的,外因取決於他一生仕途的坎坷。儘管一貶再貶而浮沉不定卻終身在任,這磨礪得他為士意志消沉而少爭,但始終還保留達觀的積極心態。在《定風波·莫聽穿林打葉聲》中“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此三句明寫自然氣候,但也委婉地暗示自己已經受得起政治鬥爭的風風雨雨,展望前途仍然抱有樂觀的心態。蘇軾的個人經歷與性情、思想狀態決定了他開豪放一派是有著深厚的思想基礎和人生積澱的。
獨特風格
蘇軾是位偉大的文學家,他文學表現的形式和內容是多種多樣的,單就所開創的豪放詞內容而言,他“以詩為詞”,把詩的題材、立意帶入詞的天地,開創性地培植出豪放一派。他的詞注重“放”,意境極其高遠,格調異常清新,在詞史上起到繼往開來的作用。
《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是他的一首秋詠月兼懷親人的抒情之作,又極好地表達了他丙辰(宋神宗熙寧九年,公元1076年)知密州時的個人狀態:
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圓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此詞上闋從月亮起興,借傳說中的月宮境界發出天上人間的疑問,由此萌生“我欲乘風而去”的遁世念頭。繼而又擔心“高處不勝寒”,覺得人間的美好勝過天上。在這瀟灑的文字里蘊藏著他思想上“遁世”與“入世”的矛盾。他所表達的內容深刻地揭示了他對《莊子》的理解,以致字字行行如此飄逸雋永。“轉朱閣”三句,從眼前月光的轉移,逐至心中的“照無眠”,概括出天下人間的別離苦,也寄寓了懷念子由的手足深情。結尾兩句仍舊錶達了他達觀、積極的處世態度,基調是健康的,展現了他仕途坎坷卻任意沉浮的心態。這於相隔數年後,宋神宗元豐五年(公元1082年)謫居黃州所作的《定風波·莫聽穿林打葉聲》中的“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朗”是相差無幾的,但在內容上卻相差較大,而是拋卻蟾宮轉至人間瑣事。
這首詞是蘇軾高曠、飄逸豪放風格聚集的代表之作。特意選取的“水調歌頭”詞牌和鑲嵌的內容都充分地表達了他在知密州時“歡飲達旦,大醉,作詞篇,兼懷子由”與“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的心態。此作完美地展示了他的心態,是他在個人趣味上積極地宣洩了心中的鬱悶之情;當然,也較完整地體現了他對人生的渴讀。這種對生活的渴讀與深思,正是他豪放詞的骨肉。他收放自如,馳騁縱橫,任意天地而不拘一格。這種豪中展望的“放”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
宋神宗元豐三年(公元1080年)蘇軾因烏台詩案,被貶往黃州充團練副使,游赤壁時所作的《念奴嬌·大江東去》,弔古傷懷,淋漓盡致地展現了他個人才華和豪放風格。
念奴嬌•赤壁懷古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穿空,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遙想公謹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人間如夢,一尊還酹江月。
此詞寫於他四十七歲時,不單描繪了赤壁的雄偉景色,而且豪情激盪地歌頌了古代英雄的業績,抒發了他壯志難酬的不平之氣,開拓了詞的意境,使詞“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詞上闋以“大江東去”開篇,豪氣十足地展現了赤壁風起浪涌的開闊意境,感慨深沉,起筆不凡,將浩蕩之江流與千古之人事並收筆下以派遣。千古風流人物也被大浪淘盡,更何況是一般人呢?於是,他釋然,對生命有所感悟,心緒頓時明澈。接下來的詞敘更是撼人心魄,不僅描繪出周瑜的英雄形象,更傾注了自己追慕的敬意和嚮往。結尾的“人間如夢”照應開頭的“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點明了消極悲觀不是人生的真諦,超脫飛揚才是生命的頌歌。既然人間世事仿佛一夢,何妨將尊中之酒灑落在江心明月的倒影之中,脫卻苦悶,從有限中創造無限,創造人與自然氣化和諧的藝術之境。這種心境和他的“前後赤壁賦”所展露的情懷等同,只不過是換了詞的形式來表達,少了深沉而多了飄逸。
蘇詞的內容所表達的是其對人生的渴讀,也是其個人本性自然而然的宣洩,睹物而思,不拘而自曠達。這與辛詞不同,辛棄疾更多的是以詞煉史。如果說蘇詞里我們總能看到一位“仙者”,那么在辛詞里則更多的看到的是帝王將相類的“志士”。而他們唯一相通的,只是內容所蘊藏的豪放之氣。
辛棄疾
生平簡介辛棄疾(公元1140-1207年),字幼安,號稼軒,歷城人,生於南宋,他出生時他的家鄉已被金統治者占領了十二年,人民生活艱難。
宋高宗紹興三十一年(1161年),年僅二十二歲的他便組織了一支兩千多人的隊伍,參加了山東耿京領導的擁有二十五萬人的農民抗金起義軍。耿京委任他“掌書記”。他認為散處在金人後方的起義軍應該和南宋朝廷聯繫,以便戰時配合。於是耿京派他去和南宋朝廷聯繫。當他完成了使命北返時得知耿京已被叛徒張安國殺害,他就約集了起義軍首領王世隆、馬全福等率領五十名騎兵,奔襲濟州,闖入有五萬人的軍營中,活捉了張安國,並策動在濟州的耿京舊部近萬人反正,跟著他渡江南下。渡江以後他把張安國交給朝廷,審明罪狀,斬首示眾。這一英勇行為,他一生常引以為豪。正因為此,在詞作上總能看到收放自如、慷慨雄渾的“豪”。這和蘇軾的“放”是有本源區別的。南渡後他主張抗戰,曾先後上奏朝廷提供防禦和進攻恢復中原的策略但未被南宋朝廷採納。從二十三歲渡江以來,到罷官閒居上饒,二十年間不斷受到投降派的排擠,南宋朝廷只讓他在江蘇、安徽、湖南等地做地方官。此間曾上表朝廷指責地方官吏聚斂之弊,反映百姓的困苦之狀,要求皇帝深思致“盜”的原因而革新政治。這不但未被採納反而觸怒了南宋統治集團,結果他被調職。雖然他不能擔任軍事要職,但他並不灰心,一直沒有放棄恢復中原的志願和行動,積極從事備戰的工作。這些都表現他不畏權貴、堅持抗金的精神。
獨特風格
辛棄疾極大地繼承了豪放詞風,他傳奇般的個人經歷和家國民族大義深深地影響著他對詞的創作,形成了雄渾、慷慨的豪放風格,其詞注重“豪”。辛詞反映了當時尖銳的民族矛盾,表現了他恢復中原的豪情壯志,也展現了他失意時消極頹廢的情緒。
辛棄疾在詞里總能恰當地用典而借古喻今,切合時事和身世,達到貼切而自然,從而給我們展示了他“豪”且雄渾慷慨的詞風。不得不提的是《南鄉子·何處望神州》是同年同地之詞,又是一首借懷古評史、對屈辱苟安的南宋朝廷表示痛心和不滿。雖然全篇沒有一句直接指斥南宋朝廷的話,但意在言外,發人深思。以高潮的藝術水平達到以詞說史的效果,慷慨、雄渾且沉鬱悲涼。國家危難時,辛棄疾將心中的意氣借詞而發,寄託豪邁慷慨之志,這種直乾九宵之“豪”與蘇軾任意天地之“放”形成鮮明的對照。
水龍吟·楚天千里清秋
楚天千里清秋,水隨天去秋無際。遙岑遠目、獻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樓頭,斷聲鴻里,江南遊子。把吳鉤看了,欄桿拍遍,無人會、登臨意。休說鱸魚堪鱠、儘西風、季鷹歸未?求田問舍,怕應羞見、劉郎才氣。可惜流年,憂愁風雨,樹猶如此!倩何人喚取,盈盈翠袖,搵英雄淚。
《水龍吟•楚天千里清秋》是辛棄疾南渡後於1174年寫在健康。當時他在政治上不得意,只能借遊山玩水,吟詩作詞,胸中壯志難伸頗是鬱悶,從而此詞的內容也是表達此類情懷。上闋寫楚天千里、水天相接的清秋景色,由此引發他的愁思。這愁是給南宋朝廷的,“落日樓頭,斷鴻聲里”、“把吳鉤看了,欄桿拍遍”,說明胸懷壯志而又無可奈何的鬱悶心情。下闋用典抒發自己無人能解的“登臨意”,批評那種“求田問舍”鼠目寸光的庸人,隨即感慨自己年老,又不屑如此,只好喚取“紅巾翠袖”來消磨壯志。最後幾句雖是蘸著頹廢的牢騷,卻依舊充斥著豪氣充盈,坼天裂地,將平身不得伸展的志願表達得淋漓盡致。
辛棄疾的《永遇樂·千古江山》是他在開禧元年(1205)年任鎮江知府時作,時年六十六歲的他登上鎮江的北固亭,面對大好河山,追慕古代英雄,感嘆自己恢復中原的雄心壯志已不能實現,從而抒發內心的憂憤。
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
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舞榭歌台,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斜陽草樹,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元嘉草草,封狼居婿,贏得倉皇北顧。四十三年,望中尤記、烽火揚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鴉社灶鼓。憑誰問:廉頗老矣,尚能飯否?
這首詞先寫滿眼大好河山,追念到曾經活躍在這裡的兩位歷史人物:一是北御強敵、內固國本的孫仲謀;一是金戈鐵馬、氣吞萬里的劉寄奴。讚揚他們的英雄氣概,也就是對南宋朝廷苟且偷安的譴責;追慕他們的英雄業績,也就是對自己壯志難酬的慨嘆。他對北伐的主張是,既要武力抵抗,又不可急躁冒進。這一主張也從下闋得以體現。然而結尾三句,借古人廉頗自比,充分說明了他抗金的壯志,同廉頗為趙獻身的精神一樣到老不衰,但處境卻不如廉頗。
二人比較小結
蘇軾和辛棄疾在豪放詞上的異是大於同的,蘇軾作為徹底的文人和豪放詞的創導者其豪放詞重在“放”——任意在天地間馳騁縱橫的“放”,高曠、飄逸,是其個人趣味上次積極的宣洩以及對人生的渴讀。蘇詞的內容大多展現的是他對人生的渴讀與闡釋,正是由於他的本性和對《莊子》獨特的理解所導致的,從而在他詞的字裡行間能看到一位智慧的“仙者”在或吟或嘆。而辛棄疾始終是位愛國志士,國危家難時的南宋其詞豪放偏倚在“豪”——直乾九宵一鳴沖天的“豪”,雄渾、慷慨,這正是其著眼於國家安危大局而對現實不滿後的發泄。在他融經煉史以典抒懷的詞里,我們更多的是看到一位不屈的“志士”,雖然他南渡後的生活內容里並未得志。所以,就蘇詞和辛詞的內容而言是有較大差異的,而共同的地方則是藉助詞的形式來表達他們的情懷;對於各自的詞風來說,區別恰恰就在於——辛詞豪放在“豪”,而蘇詞豪放於“放”。
蘇軾和辛棄疾豪放詞是有相同和差異的。相同處在於他們把個人的才華和性情通過詞較完美地展示出來,蘇軾開創豪放派詞風,辛棄疾極大地繼承和發展了它。他們詞風的異同是由他們的學識、志趣、經歷以及所處的宋代特殊的歷史、社會和人文環境共同造就的。總而言之,蘇軾豪放詞重在“放”,是高曠、飄逸的;辛棄疾豪放詞重在“豪”,是慷慨、雄渾的。二人既有共同也有不同。
相關詞條
婉約詞派
山水田園派
邊塞詩派
參考資源
http://www1.ynlib.cn/whpd/ShowArticle.asp?ArticleID=95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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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2/1/82324.shtml
開放分類
中國文學、詩詞、宋詞、文學流派、詩人
文學流派(一)
其實,文學是不能用流派來劃分的,文學是一種心靈的共鳴,當然,如果非要將它分成幾中流派的話…… 在文學發展到成熟階段、大量作家作品產生之後,同時在思想活躍、藝術自由比較充分的社會條件下,不同思想傾向和不同審美趣味的作家,通過在藝術上多方面的摸索探求,形成不同的風格,才會出現不同風格的相互區別或相互接近、相互影響或相互競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