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近代學古詩派之一。“同光”指清代“同治”、“光緒”兩個年號。光緒九年（1883）至十二年間，鄭孝胥、陳衍開始標榜此詩派之名，說是指“同、光以來詩人不墨守盛唐者”。但“同光體”的一些開派作者，在同治末年(1874)，沈曾植才年24，陳三立年23,陳衍年19,鄭孝胥年15，都尚未成名，詩亦尚未能自成一體。保存在他們詩集裡的作品，是光緒中期以後所寫，陳三立詩集編年則始於光緒二十七年(1901)。所以“同光體”之稱，並非完全確切。
特點共性
同光體作者是宣稱“不墨守盛唐”的，其主要特點是主體學宋，同時也學唐，但後者則主要趨向於在中唐的韓愈、孟郊、柳宗元，而不是盛唐的李白、杜甫。
三大支派
清代詩人“不墨守盛唐”的，不始於同光體。同光體的特點是，主要學宋；也學唐，是趨向在中唐的韓愈、孟郊、柳宗元,而不是盛唐的李白、杜甫。同光體詩,分閩派、贛派、浙派三大支。三派都學宋,而宗尚也有不同。閩派陳衍主張詩有開元、元和、元祐“三元”之說，謂“宋人皆推本唐人詩法，力破餘地”(《石遺室詩話》)，重點在宋,他自己學楊萬里;鄭孝胥學孟郊、柳宗元、王安石、陳與義、姜夔；陳寶琛學王安石；沈瑜慶學蘇軾；後一輩林旭學陳師道;如李宣龔等則又是“直效海藏(鄭孝胥),未必效海藏之所自出也”(《石遺室詩話》)。贛派代表陳三立，學韓愈、黃庭堅，直接繼承宋代江西派，後繼者夏敬觀、華焯、胡朝梁、王瀣、王易、王浩等，或出入於梅堯臣、陳師道諸家。浙派代表沈曾植、袁昶，都是學謝靈運、韓愈、孟郊、黃庭堅的，沈氏提出詩有元嘉、元和、元祐“三元”之說。這派上承清中葉秀水派的錢載,影響不大。沈氏詩弟子金蓉鏡,具體而微。范當世學黃庭堅,陳曾壽學韓愈、李商隱、黃庭堅,俞明震學陳與義。不屬於此三支，而一般也認為是“同光體”的詩人，“同光體”詩人的詩，早期還有些主張變法圖強、反對外國侵略的較好內容，而較多的則是寫個人身世、山水詠物。清亡以後，大都表現復辟思想。
作家作品
同光體重要作家，如陳三立、陳衍、鄭孝胥、陳寶琛、沈曾植、袁昶、沈瑜慶、林旭、李宣龔、范當世、陳曾壽、俞明震、夏敬觀、胡朝梁、陳書、葉大莊、何振岱等，評介很詳。此外各派代表作家，如王闓運、李慈銘、張之洞、張佩綸、易順鼎、樊增祥、李希聖、曹元忠、冒廣生、寶廷、梁鼎芬、趙熙、羅口口以及詩界革命的黃遵憲、康有為、梁啓超，都評論到。書中闡說主要著重在藝術方面，但也有涉及政治內容的，如林壽圖的《憶昔行》、《高將軍歌》、《饋糧嘆》，吳觀禮的《冢婦篇》、《小姑嘆》、《天孫機》、《鄰家女》，沈瑜慶《懷軍門朱洪章》，黃遵憲感時的律詩等，都屬於詩史性質的作品。論詩以外，還有一部分論詞的。《續編》補充論述了前編所未提出的古代詩論鍾嶸《詩品》，近代重要作家，如金天翮、許承堯、楊圻、靳志等以及其他作家作品。
詩風特徵
同光派代表人物鄭孝胥墨跡同光體主要學宋的詩風，所以能在清末泛濫起來，原因是清代神韻、性靈、格調等
詩派。到道光以後，已經極敝。“夫口饜梁肉，則苦筍生味；耳□箏笛，斯蘆吹亦韻”（金天翮《答樊山老人論詩書》）。所以同光體易於轉移人們的耳目。而這一派詩人的自我標榜與廣泛宣傳，也起了一定的作用。關鍵人物是陳衍。他在清亡後發表《石遺室詩話》，選《近代詩鈔》，更有不少朋友和學生奔走其門，同光體因此風靡一時。其鄉人林庚白早年學同光體，後來終於擺脫。他深有感慨地說：“民國詩濫觴所謂‘同光體’，變本加厲，自清之達官遺老扇其風，民國之為詩者資以標榜，展轉相沿，父詔其子，師勖其弟，莫不以清末老輩為目蝦，而自為其水母。門戶既然，於是此百數十人之私言，淺者盜以為一國之公言，負之而趨。其尤不肖者，且沾沾自喜，以為得古人之真，其實不惟不善學古人，其視清之江□、鄭珍、范當世、鄭孝胥、陳三立，雖囿於古人之樊籬，猶能屹然自成一家之詩，蓋又下焉。”（《今詩選自序》）這是同光體詩人的反戈一擊。
古今非議
早在陳衍標榜同光體的光緒年代，其同鄉友人林紓也已加以非議。他在《旅行述異·文家生活》識語中指出：“至於今日，則又昌言宋詩，搜取枯瘠無華者，用以矜其識力，張其壇坫，……揭麾舉口，令人望景而趨，是身以齊人，屈天下均齊語，身為楚產，屈天下皆楚語，此勢之必不至者也。”民國初年，“同光體”詩風，又侵入了革命文學團體“南社”，掀起了一場贊成者與反對者的鬥爭。柳亞子為此把“同光體”的追隨者朱璽驅逐出社。然朱璽輩是不在陳衍諸人話下的人，打擊朱璽，並不能使“同光體”退出詩壇。加以“南社諸子，倡導革命，而什九詩才苦薄。詩功甚淺，亦無能轉移風氣”（林庚白《今詩選自序》）。直到陳衍的32卷《石遺室詩話》出版的次年(1930)，持有詩界革命觀點的金天翮，在《五言樓詩草序》中，進一步指斥同光體詩人“標舉一二家以自張其壁壘，師古而不能馭古。……又其甚者，舉一行省十數縉紳，風氣相囿，結為宗派，類似封建節度，欲以左右天下能文章之士，抑高唱而使之喑，摧盛氣而使之絀，纖靡委隨，而後得列我之壇坫，卒之儇薄者得引為口實，而一抉其樊籬，詩教由是而隳焉。”這是對同光體最後的有力的抨擊。到1937年秋日本帝國主義者全面入侵的時候，陳衍病死於南，陳三立病死於北，次年，鄭孝胥死於偽滿洲國，同光體詩派至此而告終結。
代表人物
陳三立
“同光體”詩人成就最高的首推陳三立。他早年的詩留存不多，“憑欄一片風雲氣，來作神州袖手人”。粱啟超《飲冰室詩話》中引錄的殘句，顯示了他的抱負胸襟和遭到嚴譴之後的無可奈何。他讚賞嚴復翻譯的《群已權界論》，既肯定穆勒“卓彼穆勒說，傾海挈眾派”，又堅持“吾國奮三古，綱紀非狡猿。侵尋狃糟粕，滋覺世議隘”。這說明了他“以學問為詩”包含了吸收西學的開放態度以及他不同意隨便否定中國傳統文化的立場。他目睹清廷拖延立憲：“自頃五載號變法，鹵莽竊剽滋矯誣。中外拱手徇故事，朝三暮四紿罘狙。任蒿作柱亦已矣，疆桃代李胡為乎。”延誤改革時機，導致大局不可收拾。但他只能“歲時胸臆結壘塊，今我不吐誠非夫。聞者慎勿嗤醉語，點滴淚水沾衣襦”，將滿腹牢騷化作詩歌。因此他的詩歌是悲涼的，具有一種沉浸在骨子裡的孤獨，一種淒涼滿目的悲哀：“陸沉幾槧更何辭，剩有人間澈骨悲”，“苦撥死灰話懷抱，新亭雨泣恐多時”，“生涯獲謗余無事，老去耽吟倘見憐。胸有萬官艱一字，摩莎淚眼問青天”，“尋常節物已心驚，漸亂春愁不可名。煮茗焚香數人日，斷茄哀角滿江城。扛湖意緒兼衰病，牆角公卿問死生。倦觸屏風夢鄉國，逢迎千里鷓鴣聲”，即使是古代詩歌中常見的景色，陳三立也能寫得與眾不同，試看《野望》：“春滿山如海，飛鳴不自知。雜花溫日影，新柳長菸絲。田水聽蛙急，吟樓過雁悲。扶筇往來路，寸寸淚痕滋”，一首春日野望的詩，在古代詩歌中是那么充滿生氣，卻被陳三立寫得如此悲涼。陳三立顯然繼承了中國古代士大夫從《詩經》以來，身不逢時，感慨身世的“黍離之悲”傳統，其詩歌的深沉，悲憤，迴腸盪氣，都是第一流的。他的詩是中國最後一個封建王朝的輓歌，也流注著最後一代士大夫對國家對社會充滿憂患意識的熱血。
陳三立做詩最忌模擬剿襲前人。陳衍說他“論詩最惡俗惡熟，嘗評某也紗帽氣，某也館閣氣”。他喜歡學習蘇軾，黃庭堅，曾有“吾生恨晚生千歲，不與蘇黃數子游。得有斯人力復古，公然高勇氣橫秋”之嘆，可見其推崇的程度。尤其喜歡學習黃庭堅的“不俗”，於是黃庭堅的押險韻，詩句生澀也就一起學來了，一時以做詩生澀奧衍著稱。其實陳三立的詩作中，生澀奧衍的畢竟是少數，多數詩作還是文從字順。陳衍說：“余舊論伯嚴詩，避俗避熟，力求生澀，而佳語仍在文從字順處。”到辛亥之後，“則詩體一變，參錯於杜、梅，黃，陳間矣”，也認為陳三立早年的好詩並不生澀奧衍，晚年的詩完全談不上生澀奧衍。
沈曾植
沈曾植被稱為“同光體之魁傑”，清亡後以遺老居上海，張勛復辟時被任命為學部尚書，著有《海日樓詩集》。沈曾植是當時王國維最佩服的學者之一，研究經、史，西北地理和南洋貿易，尤其是西北的歷史地理，卓有成就，並且精通佛學、刑律、版本目錄，書畫。他將經學，玄學、佛學融人他的詩中，他的“三關”說的含義，就是要學六朝詩人，將六朝的玄學融入詩中，實際上也就是要將思想、學問與詩歌創作結合在一起，以超越前人。試看他將學問融入他的詩學主張中：“作詩必此詩，詩亦了無住。偶然眼中屑，構此空中語。六鑿雜悲歡，七音迭宮羽。太虛誰點綴，流水無焦腐。筆汝亟來前，寫我非雲句。”提倡詩無定則，即興而作，但是它必須有學養的積累，厚積薄發。沈曾植也有憤激於時事之作：“晚雲千里至，病樹百年枯。篾叟稱經語，舟師警澤符。萬方成一概，七日有重蘇。鬼哭橋南路，誰施法食呼。”這是感慨上海的討袁軍攻打江南製造局七日，“十日之中，居民傷夷損失至重”。過去的歷史，往往因為是革命，老百姓所作的再大犧牲仿佛也是應該的，就將這種犧牲從歷史上抹去了。沈曾植的詩，充滿對百姓的同情，為我們留下了一頁真實的記載。
沈曾植的學問極好，詩歌創作也就難解，尤其是他喜歡用僻典。當時陳衍就指出：同光體分為兩派，“其一派生澀奧衍，《自急就章》，《鼓吹詞》，《鐃歌十八曲》，以下逮韓愈，孟郊、樊宗師，盧仝、李賀、黃庭堅、薛季宜、謝翱、楊維楨、倪元璐、黃道周之倫，皆所取法。語必驚人，字忌習見。鄭子尹珍之《巢經巢詩鈔》，為其弁冕，莫子偲足羽翼之。近日沈乙庵、隙散原寅其流派。而散原奇字，乙庵益以僻典，又少異焉，其全詩亦不盡然也。”其實，沈曾植也有平易淺近的詩，如《奧儂曲》、《簡天琴》，不過數量較少。
陳衍認為另一派的師承是：“為清蒼幽峭，自《古詩十九首》、蘇、李、陶、謝、王、盂、韋、柳以下逮賈島、姚合，宋之陳師道，陳與義，陳傅良、趙師秀，徐照、徐璣，翁卷、嚴羽、元之范忡、揭俁斯，明之鍾惺、譚元舂之倫，洗鍊而熔鑄之，體會淵微，出以精思健筆。”其特點是：“字皆人人能識之字，句皆人人能造之句，及積字成句，積句成韻，積韻成章，遂無前人已有之意，已寫之景，又皆後人慾言之意，欲寫之景。當時嗣響，頗乏其人。魏默深源之《清夜齋稿》稍足羽翼，而才氣所溢，時出入於他派。此一派近日以鄭海藏為魁壘，其源合也。”把鄭孝胥推為另一派的主要代表。
鄭孝胥
鄭孝胥是“同光體”詩人中的能人，曾任內閣中書、同知。做過外交官，任日本神戶，大坂等地領事，總理各國衙門事務章京。辦過實業，任京漢鐵路南段總辦，官至湖南布政使。“簡廣東按察使，辭不赴。家於上海，約張謇，湯壽潛之流，設立憲公會，被推為領袖。時清室已下詔預備立憲，期以九年而成。孝胥多所陳述，一時輿論從而附和之，聲譽益著。”辛亥革命後為遺老，在上海居住，在商務印書館任職十餘年。他在1923年到天津追隨廢帝溥儀，被任命為總理內務府首席大臣。“九·一八”事變後，參與經營偽滿洲國，任總理大臣。成為漢奸後，他的詩便很少再有人提起。但在當時，鄭孝胥的詩得到許多人的讚賞。林庚白晚年自負古今詩人第一，也認為“十年前鄭孝胥詩今人第一”，可見他在當時的影響。
鄭孝胥的詩中充滿對人生的感慨：“人生類秋蟲，正宜以秋死。蟲魂復為秋，豈意人有鬼。盍作已死觀，稍憐鬼趣美。為鬼當為雄，守雌非鬼理。哀哉無國殤，誰可雪此恥?紛紛厲不如，薄彼天下士。”沒有生澀的句子，沒有摹仿剿襲前人，在明白曉暢的句子裡，其中似乎還夾雜了作者的調侃，然而卻沉重地道出了作者對人世的感慨，對時局的悲觀。鄭孝胥居住在上海，然而上海的大都市卻讓他越加感到孤獨：“窮年刻意獨何為，分付秋風為一吹。自欲登樓托疏放，難從倚市論妍強。淞江幾曲潮皆滿，好月連霄睡較遲。可笑希文腸太熱，強持酒淚作相思。”面對都市的繁華，面對清朝統治的一去不復返，他的士大夫情懷只能是無可奈何的哀嘆。陳衍說鄭孝胥“三十以前，專攻五古，規模大謝，浸淫柳州，又洗鍊於東野。沉摯之思，廉悍之筆，一時殆無與抗手。三十以後，乃肆力於七言，自謂為吳融、韓惺、唐彥謙、梅聖俞、王荊公，而多與荊公相近，亦懷抱使然也’。鄭孝胥自己認為，他的詩作得好的地方，“往往有在悵惘不甘者”。鄭孝胥寫得最好的詩是哀輓詩：“持論絕不同，意氣極相得。每見不能去，歡笑輒竟夕。西州門前路，爾我留行跡。相送至數里，獨返猶惻側。小橋分手處，驢背斜陽色。千秋萬歲後，於此滯魂魄。為君詩常好，世論實不易。夢中還殘錦，才盡空目惜。”哀輓詩前人寫得極多，極宜落入俗套。鄭孝胥能另闢蹊徑，回憶當年的難捨難分的情景，一步步寫出自己的心理，自己的感慨．從稱讚自己為石公寫的濤很好，到感慨顧子朋死後自己詩才枯寂，從而刻畫自己悼念朋友的沉痛心理，寫出顧子朋逝世對自己心理的影響。這樣的悼亡詩不落俗套，詩句看似平常，並不奇崛，表達自己沉痛感情的方式卻非常獨特，心理描寫也極其細膩，在平常的字句中寫出自己獨特的風格，很不容易。
風格特點
“同光體”作家一直強調寫詩要抒寫自己的感受，要言之有物。他們秉承宋詩“以文為詩”的傳統，以議論人詩，以虛詞人詩，也會以新名詞人詩，他們常常會對原有的詩歌形式有所突破，顯示出某種自由。“海涎千斛黿能語，血浴日月迷處所。吁嗟手執觀戰旗，紅十字會乃虱汝。天帝燒擲坤輿圖，黃人白人烹一盂。躍騎腥雲但自呼，而忘而國中立乎，歸來歸來好頭顱。”陳三立這首詩以虛字入詩，以新名詞人詩，抒情表達也打破了詩歌的原有程式。再如羅悼融的詩作：“子非鬼，安知鬼之樂?胡然開圖令人愕?偶從非想非非想，青天白日鬼劇作。群鬼作事自為秘，逢迎萬態胡不至!豈虞鬼後不生眼，一一丹青窮敗類。中有數鬼飄峨冠，自矜鬼術攫美官。果能變鬼如官好，余亦從鬼求奧援。問鬼不語鬼獰笑，鬼似擯我非同調。吁嗟鬼趣今何多，兩峰其如新鬼何!”亦莊亦諧的調侃，趣味橫生的諷刺，顯示了“以文為詩”，“以議論為詩”對原有詩歌程式規範的突破，對詩的發展作了新的探索。
胡適後來在論述50年來的文學轉變時，對宋詩派和同光體的探索，給予很高的評價。並將“五四”新文學的新詩創作，視為這種探索的繼續。由此可見“同光體”在詩歌上的探索，在文學史上的意義和地位。
相關評價
對於“同光體”詩，當時就有各種不同的評價，章太炎認為他們復古不夠，南社柳亞子等人認為這是一群遺老的創作，代表了沒落的清朝。後者為許多人所認同，大致成為近代文學史研究的主流，一直到上世紀90年代才有所轉變。
也有詩評家極為推崇“同光體”，如寫《兼於閣詩話》的陳聲聰，“余嘗評泊清同光間詩人，以為自宋以後數百年，詩之美盛，極於此際。蓋玄黃剖判，風濤喧(兀豕)，變風變雅之餘，學者各尊其蘄向，而盡其瑰奇，一掃剽賊膚廓之弊，詩之境域寢廣矣。然其後偏主清質，務以苦語相勝，流僻咀殺，亢極而衰，非主持風會之過也”。平心而論，“同光體”作家在詩歌藝術上，確實要超過同時代人。至於“務以苦語相勝”，其實是繼承了中國古代詩歌從《詩經》以來的“黍離”之悲的傳統，更增加了對傳統中國文化失落的擔憂。王國維自殺後，眾人大多認為他是殉清而死，惟有陳寅恪在追悼王國維時說，他的自殺是殉文化，“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盛，迨既達極深之度，殆非出於自殺無以求一已之心安而義盡也。吾中國文化之定義，具於白虎通三綱六義之說，其意義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這個論述實際上通過殉綱紀把殉清和殉中國傳統文化連在一起，陳寅恪之所以會得出這個結論，其背後是有著對他父親陳三立的理解作後盾的。只是“同光體”作家的這一面，至今未被人們所認識，人們只看到他們是遜清遺老，沒能理解他們在面臨中國千古未有之奇變時，面對中國傳統文化失落的痛苦。
中西文學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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