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感受
2010年10月16日早晨9點整，當密密麻麻的遊客衝進世博園，在世博軸6號安檢口邊上服務的志願者徐藝“震驚”
世博一代8萬名園區志願者、10萬名城市志願服務站點志願者，加上由上海各區縣委辦自發組織的、遍布大街小巷的197萬城市文明志願者，200多萬志願者共同組成了上海世博會強大的城市文明服務網路。
10月31日，上海世博會圓滿落幕，超過7300萬人次的參觀者，世博會半年會期里，鬱鬱蔥蔥的“小白菜”是其中一道悅目的風景，40℃以上的高溫灼烤、颱風來襲的風雨交加、人潮洶湧的百萬客流……他們一次次經受著嚴峻的考驗，用184天的行動證明，他們可以擔當大任。94%的“小白菜”是“80後”、“90後”大學生，這些曾被認為“嬌氣、任性、缺乏責任心”的年輕人，帶給中國和世界“驚喜”。
累並快樂著
10月4日到10月17日，徐藝在世博園服務，習慣了每天早上5點多起床，天蒙蒙亮時就已整裝出發；習慣了每天早上見
世博一代距離“下崗”已經十幾天，徐藝對《第一財經日報》說起做志願者的那段經歷，仍然興奮不已，“辛苦並快樂著”，並且為能夠成為世博志願者而自豪，是一起做志願者同學們共同的感受。
1981年出生的趙敏，她是內蒙古包頭市人，在上海一家傳媒公司做編輯，常常要上夜班，工作本身就很辛苦，但是上海世博會上，她既是“小白菜”，又是“小藍莓”，成了雙料志願者。因為是上班族，她上崗的時間全部是周六、周日，8月最熱的時候，趙敏在園區服務，“從來沒想過抱怨和後悔報名，只要站在崗位上，心情就特別激動，而且與朝氣蓬勃的大學生們在一起，感覺自己又變年輕了。”趙敏還是靜安區城市志願服務站點志願者，服務過程中結交了一些朋
世博一代另一名上海財經大學的“小白菜”潘則成則從世博服務中體會到“責任”。在崗位上每天碰到形形色色的人，諮詢者當時的心情和表情各種各樣，志願者的心態只能是熱情和耐心，表情只能是微笑加謙和，服務過程中逐漸鍛鍊了自己與人溝通的能力。“每天回答雷同或者重複的問題，單調、枯燥、累，但一想到給別人提供服務，一種責任感就油然而生，這種責任感讓我們熱情對待每一個諮詢者，並且精神飽滿，我們這些‘80後’、‘90後’在家可能為多洗一件衣服而抱怨，但在崗位上服務從沒抱怨”，潘則成對於責任的理解與“小白菜”、“小藍莓”們如出一轍。
評價在世博會影響下成長起來的“世博一代”時，上海交大黨委書記馬德秀表示，世博志願服務，對很多年輕學子來說，既是一個大課堂，又是一個大舞台，這些可愛的“90後”帶來了驚喜，讓人們深信，在世博會期間成長的“90後”，是“擔得起、扛得住、累不倒、壓不垮”的一代。
“事實證明，年輕一代是富有愛心、有責任感、甘願付出、敢作敢當、求知慾強、認知學習能力強的‘海寶’新一代。”上海團市委書記、世博會志願者部副主任潘敏肯定地說，“在世博會這個世界性平台上，他們在為他人提供服務時，也迅速完成了自我教育成長。在盛會中孕育公民意識、樹立社會責任，是世博會留給志願者工作的一筆財富。”
內化“世博精神”
認識了不少朋友，在服務中認識到自身的價值，徐藝如此總結自己做志願者的收穫，“小白菜經歷讓我學會了堅持，站崗常常腰酸背疼，而且有幾天身體不適，咬牙堅持下來了，成功貴在堅持，這是我今後學習、工作的精神動力。”1981年出生的上海女孩曹瑩也是一名“小藍莓”，每六天她會在南京西路崗亭提供兩小時服務，遇到周末服務四小時，有時候遇到同事出差，她還會主動替班，半年堅持下來，志願者的特質已經成為日常的自覺行動。走在馬路上，迎面來了一個陌生人，目光相接時，曹瑩會送上一個微笑，“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一般大家都是冷漠相對，然後擦
世博一代要工作，又要做志願者，兩者有時候難免衝突，一開始曹瑩也有些焦慮，隨著時間推移，她開始期待每次的上崗時間，能夠真正為遊客提供一些幫助，會覺得“很開心，心裡暖融融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知道什麼時候，這變成大都市的生存原則之一，人與人之間難免冷漠，世博志願者經歷讓曹瑩和趙敏拋開了“冷漠”，“以前在公眾場合碰到有人問路，只要沒問到自己，會避開，或者裝作沒看見，現在則會主動迎上去，為他們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
談到復旦的“小白菜”們，復旦大學團委副書記高天言語裡滿是讚許，他們在世博會中表現出來的綜合素質和應變能力讓高天很欣喜。高天舉了個例子，中國館是最受矚目的一個館，復旦有幾個志願者在中國館49米平台附近服務，他們在5月4日的時候研究編寫了一本《志願者攻略》，一開始是手繪圖，後來學生們自發組織、13個片區的所有志願者編寫了《復旦大學世博志願者手冊》，包括13本分冊、37.5萬字，包括“常用問題的整理”“最合理的崗位設定”“崗位職能”“志願者心得”“方點陣圖”“園區信息”等方面。這本手冊曾被包括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在內的市委領導多次提及。
復旦大學校長楊玉良在“中國大學校長聯誼會—2010”上稱，世博會除了留下完善的交通和各類建築，還有一些精神的遺產，如城市的文明提升，而中國一流大學需要文化自覺與文化擔當，可以對世博精神做一些傳承和積累。
如何傳承，復旦顯然已有詳細考慮。高天對本報說，復旦準備將世博志願成果進行人員、制度、精神三個層次的轉化。復旦日前聯繫了申通公司，準備在捷運十號線五角場—新江灣這一段，利用周五到周末時間來繼續提供服務，讓志願活動由世博園延續到捷運。
後世博時期如何弘揚世博精神，同濟大學團委書記楊元飛也侃侃而談，“奉獻、友愛、互助、進步”的志願精神將會常態化、制度化、基地化，將其滲透到同濟師生學習、工作、生活的點點滴滴。針對智障兒童的“愛心之家”社團、幫扶西部學校的“陽光助學”，在這些之外，還會與一些社區、企業、機構合作開展志願活動，著力打造“同濟志願服務”品牌。
沈佳敏並不知道自己設計的“雷寶”徽章去了哪裡。它可能被人帶到了太平洋的一個小島上，或是非洲的一個部落里。經由上海世博會這樣的平台，它走到任何一個國度都不足為奇。
沈佳敏所在的上海師範大學建築工程學院製作了約2000枚同一式樣的塑膠徽章，以紀念本院學生擔任世博會志願者。很快，它融入了世博園裡流行的上千種徽章里。
當初，這位22歲的上海人花了3天時間設計草圖。他的主要創作是為上海世博會的吉祥物“海寶”加了一頂帽子——那是在中國家喻戶曉的一頂帽子，它曾隨“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共產主義戰士雷鋒的形象風靡全國。
當學院徵集徽章圖案時，“雷鋒叔叔”是沈佳敏想到的第一個形象。在喜歡一級方程式賽車和歌手孫燕姿的沈佳敏眼裡，戴雷鋒帽是件很“潮”的事。
他給“海寶”穿戴上雷鋒的風雪帽和棉大衣，又把雷鋒胸前的鋼槍改成一道“志願者”橫幅，就成了“雷寶”——既“雷鋒”，又“雷人”。
讓沈佳敏始料未及的是，在很多人眼中，“雷寶”成了史上規模最大的一場志願服務行動的標誌，甚至有人將它當成了中國新一代年輕人的象徵。
做世博志願者成為一種時尚
“我們預料到報名火爆，但普通市民特別是青年人的踴躍程度，還是遠遠超出我們的預想。”上海市精神文明建設委員會辦公室主任馬春雷說。馬春雷的另一個身份是上海世博會志願者部主任。上海世博會招募了18萬名註冊志願者，九成以上為高校學生。在8個月的遴選期內，報名人數超過了61萬，91.2%%為年輕人。當時，共青團上海市委搞的一項有各行業1962名青年參與的問卷調查發現，願做世博會志願者的青年比例達74.3%%。
世博一代一些家長為了能讓子女入選，千方百計托關係，希望開個“後門”。“甚至有的領導也打電話來，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參與點志願服務。”馬春雷說。
除18萬名註冊志願者外，還有200萬人擔任了城市文明志願者，這意味著上海本地常住人口中每10人就有1人參與。這還不夠，上海世博局還有一個體驗項目，安排各界人士短暫體驗志願者的生活，一時也熱得燙手。世博會開幕不久，60多家媒體負責人在上海開“世博峰會”。主辦方沒想到的是，總編們最想做的是體驗一日誌願者。
“怎么就突然成了一種時尚？”許多人不解，但不妨礙熱浪不斷升級。為了做志願者，辭掉工作的也不乏其人。馬春雷好奇地問過一位辭職的廣告公司經理：“這么好的工作為什麼不做了？”這位時髦的女孩答道：“工作再去找吧，無所謂的。當世博志願者可是過了這村就沒這個店啦！”
上海世博會志願者部經常發現一些奇怪的“志願者”，他們沒有證件、服裝、設備，多是因故未能入選的報名者，自掏腰包購買160元一張的門票，進園區進行志願服務。一些志願者服務期滿後甚至又自費跑回去執勤。
19歲的帥小伙沈雨瀟是小有名氣的“志願狂人”，他的崗位在韓國館附近的“問詢處”。為了當上“問不倒”的志願者，回校後，沈雨瀟總是匆匆吃完晚飯，換上便裝，和另一個志願者坐1個小時的捷運再進世博園，熟悉路線、看各個館。
幾天下來，他就練成了“人肉搜尋機”、“活地圖”。直到有一天，他的志願者證件丟了，這名學心理學的大學生才發現，自己“病了”，不能進園的3天，他不知所措，幾乎要瘋掉。第三天晚上拿到補辦的證件時，他又欣喜若狂起來。志願者中每天都會出現平時讓人難以想像的奇蹟，也誕生了數不清的新紀錄。
在21天的服務之後，首批上崗的來自復旦大學的志願者們留下了一本578頁、37萬多字的《世博志願服務寶典》，光手繪圖紙就有200多張。一位遊客拜託歐洲片區的志願者收集一份英文報紙，結果志願者換了十幾撥，報紙居然一期不落。
沒有哪位志願者能說清自己幫過多少遊客的忙。官方統計，按世博園平均每天40萬的客流量計算，8萬名園區志願者每人每天服務580人次。
最炎熱的兩個月里，志願者吃掉的潤喉糖，把包裝盒碼起來的高度足有“兩個上海金茂大廈（全球最高的摩天樓之一）那么高”。
沒準備好
但在前期，很多人並沒有預想到這種“爆發”。事實上，人們對於“志願者”角色的認知，也是逐漸提升的。最初，上海世博局裡流行一種“無用論”。一些人考察2005年日本愛知世博會回來，帶回一條經驗：志願者“可有可無”。當年愛知世博會的志願者的確十分鬆散，組織者的管理要求是，要做到即使志願者全部脫崗，世博園仍可正常運營。許多人由此引申，志願者就是“路邊的花花草草”，“有你不多，沒你不少”。
籌備期火急火燎的工作多的是，“開園前的頭等大事是如期完成工程”。在這種情況下，志願者的許多準備工作排不上議程。
據上海世博會園區志願者部部長、共青團上海市委副書記夏科家回憶，最難的時候是今年三四月。那時，把志願者工作統一放在志願者部實行“條條管理”，還是下放在14個片區實行“塊塊管理”，是個艱難的選擇。
最終選擇的是“塊塊管理”，志願者部在每個片區都派駐了主管。但因為工作得不到足夠的支持，“14個片區主管經
世博一代一位主管對記者說：“有些領導起初對志願者工作不是很了解，以為你是來添麻煩的。”為了解決志願者的一瓶水、一頓飯，或是休息室、桌椅板凳等基本條件，他們到處碰壁，感覺“很淒涼”。
從4月20日起，上海世博會進入試運營階段。“當時所有人都沒有準備好。”夏科家說，開園前最後一夜，他是抱著步話機入睡的，一整夜“步話機里傳來的是到處喊卡車拖垃圾的聲音”。世博園在倉促、慌亂中開始了試運營。
試運營後來被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評價為“漏洞百出，狼狽不堪”，志願者工作則是被領導嚴厲批評的“狼狽不堪的8個方面”之一。
由於施工未完成，志願者無法提前進園，缺乏實訓，不熟悉環境，也得不到足夠的信息，志願者面對遊客幾乎“一問三不知”，外界出現了很多負面評價。
“其實，試運營第一天，志願者也只比遊客提前1個多小時到崗，連張地圖都很難得到。”志願者部的工作人員回憶說。
趙強是中國館志願者的片區長。直到世博園試運營開始前的最後一分鐘，他還在期待“上面”能給他一份表格——上面表明有多少志願者崗位、在哪裡、職責是什麼。可他很快發現，根本沒有這樣的表格，“中國館的177名志願者就像空降兵一樣，散落在中國館的各個角落”。
在上海街頭，很多大螢幕播放著關於志願者的MTV。畫面里，志願者拿熱水瓶給遊客倒水；志願者幫遊客修壞了輪子的腳踏車；志願者給外國遊客介紹京劇……
“可宣傳片裡拍的這些事，志願者都沒幹。志願者真正幹的事，宣傳片裡沒有。”趙強說。
一些管理者也不知道“志願者到底應該乾什麼”。志願者被當做“臨時工”、“棒棒軍”使喚，“走，跟我走7個”，“來，我要5個，男的”。有的被調去當搬運工，有的被調去布展廳。來了外國人，志願者又瞬間從體力勞動者變成腦力勞動者，充當翻譯。
最滑稽的是，有少量志願者被拉到世博村。管理者面對突然到來的人手不知該如何安排，想想餐廳正在忙亂，就一拍腦袋：“要不就讓他們去洗盤子吧。”
面對幾乎手足無措的局面，俞正聲及時提出了16個字的解決思路：“補充力量、加強實訓、適時入園、循環使用”。隨後，占總數10%%的志願者後備力量提前投入，補充裝備，局面逐漸扭轉。
“當時真的壓力很大，有種意見甚至說，你們到底行不行，不行就別用大學生啦！”志願者部的許多工作人員現在想起來依然後怕。
從負面評價到譽滿天下
更難消除的誤解來自遊客。“他們當我們是‘全能百科’。”來自上海交通大學的志願者沈之成說，“我感覺什麼人都見過了。”有人毫不客氣地“像使喚保姆一樣”讓志願者推輪椅；有人把懷裡的孩子塞給志願者，要求照看；有人把錢遞給志願者，讓志願者幫著“買瓶可口可樂”；一些男遊客纏著漂亮的女志願者聊天，要電話。
一位大爺向志願者藉手機，在長途電話里和老伴兒對罵了半個小時；有人帽子丟了，要求志願者幫著去找帽子；有遊客上小火車就開始吃蘋果，火車到達時，蘋果正好吃完，順手把垃圾袋遞給志願者……
一位遊客理直氣壯地說：“志願者不是讓乾什麼就乾什麼嗎？”
中國館南廣場的焦點矛盾在於中國館預約券，志願者為此承受的抱怨也最多：“什麼？發完了？我就要看中國館！中國人不讓看中國館？”“我第一個衝過來的，怎么還拿不到券，一定是你們拿去賣了，私藏了。”有人推推搡搡搶志願者的包。一名志願者的胳膊還被抓出一道道血印。
這名志願者不得不再次鞠躬說，“不好意思，中國館是長期場館，以後可以再來看。”
有的遊客提出的問題能雷倒一片：中國館的《清明上河圖》里有多少人？幾頭豬？幾隻駱駝？聽說圖上有小偷，出現在哪裡？為什麼德國“漢堡案例館”里沒有漢堡吃？
有人當面批評志願者“傻”，或罵他們“形式主義”；也有人不客氣地問：“你們志願者一天至少有200塊吧？——沒有工資
世博一代“你真的是自願的嗎？還是學校要求的？是不是做志願者能加學分？”“在外國做志願者都是自帶乾糧的，你們還發餐券、優酪乳、朱古力，這哪叫志願者？”
志願者中一些平日的“嬌嬌女”被罵哭了：“你們把中國館預約券都留給了外國人，傻瓜、狐狸精……”試運營5天，趙強每天給志願者開會，開會前總是給他們“12分鐘的發泄時間”，讓他們盡情地說出委屈，甚至大哭。
對志願者，人們的稱呼也五花八門：“服務員”、“師傅”、“小姐”、“小雷鋒”、“綠衣服”、“小白兔”，還有“哎”、“喂喂”。還有人會冷不丁戳一下或者揪一下志願者，算是打招呼。
正式開園後，“小白菜”這個稱謂流傳開來。關於這個稱謂的誕生，流傳這樣一個版本。
園區試運營第一天，開園前1小時，中國館的177名志願者身穿白綠相間的制服，抓緊時間拍了一張集體照。負責拍照的復旦大學帶隊老師在鏡頭一看，驚呼道：“怎么一鍋白菜湯？”
“小白菜”稱呼從此不脛而走。起初，它還單指外形，試運營後，大家都理解了“小白菜”的另一層含義，在“楊乃武與小白菜”的民間故事裡，“小白菜”是個受盡委屈的角色。
試運營期間，復旦大學錢琲發表了一篇非常著名的日誌，其中提到：我們，就是那批天天被罵腦殘的“90後”；我們，就是那批被說嬌生慣養垮掉的一代；我們，就是認認真真服務，還被那些工作人員、安保，甚至遊客指著說“老實、傻”的“小白菜”……
“好在這樣的情況並沒持續多久，正式開園後對志願者的正面評價就接踵而至。”夏科家介紹說，到開園1個月時，“小白菜”已譽滿天下。有人說“志願者是世博園裡活著的展品”，“比《清明上河圖》印象更深的是志願者的笑臉”，“智利的國家形象在地下700米礦井裡，中國的國家形象在上海世博會的志願者身上”。
世博局定期對10類工作人員開展公眾測評，志願者的得分每次都遙遙領先，“地位不可動搖”。親歷多次世博會的國際展覽局秘書長洛塞泰斯感慨，遊客與志願者的接觸，已經成為“遊客體驗上海世博會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現在，錢琲再看當初的委屈，恍若隔世。
回應時代訴求
“80後”王雯婧是歐洲片區的長期志願者，一個深受“小白菜”歡迎的“菜頭”。她曾是雲南一家電台的音樂節目主持人，是見了劉德華就尖叫的“追星族”。但見的名人越多、收入越高、名氣越大，她覺得“心裡越空”。汶川特大地震後，她淚流滿面地看著電視上那些活躍著的志願者，自己也想做點什麼。“當時經濟條件和心情都很適合，於是空出了半年時間來當世博志願者。”王雯婧說。
上海人劉志東理解這種心情。他是當地一個草根社團——“黑蝙蝠”車隊的隊長。“黑蝙蝠”迷戀一款古董級的三輪機車，喜歡戴著墨鏡，穿著黑衣黑褲，身上叮噹哐啷地掛著金屬配飾，在馬路上飛馳而過，很酷，很“拉風”。
劉志東說，最初大家是“同類相吸”，一塊喝酒、打架、遊山玩水，時間一長，一些人不滿足於此。5年前的一次旅途中，“黑蝙蝠”資助了一所深山裡的國小，“從不流淚”的車友被孩子們感激的眼神所打動，突然發現“幫助別人的感覺這樣好”。
他們參與了許多公益項目，在上海世博會期間，“黑蝙蝠”用機車接送上海世博會的“小白菜”和物資，因此被人們稱為澆灌“小白菜”的“小水滴”、“志願者的平方”。
此舉的代價是車隊的分化，一些年輕的成員退出。也有一些人，走了又回來。劉志東對記者說：“你不開墾荒地種糧食，它就會長草。人的思想也是這樣。”
相比“黑蝙蝠”，上海白領王詩敏的志願生活更為平常。和很多20多歲的女孩子一樣，王詩敏愛時尚、愛逛街。她還有一個很特別的愛好——愛做手語志願者。說起自己學手語的經歷，她有點兒不好意思：這可真是追時尚的結果。
2006年，正值東方衛視的草根選秀節目“加油！好男兒”熱播，聾啞少年宋曉波以一首《感恩的心》打動了無數人。追時尚的王詩敏開始學習這門“語言”。
時間長了，她發現手語可以幫助很多人。一打聽，有這樣想法的還不少，一群志同道合的年輕人便組建了“天使之翼”手語團。這是一個民間公益組織，大家業餘把《陽光總在風雨後》、《祈禱》等勵志歌曲編成手語，教給義工和一些團體，讓更多的人學習手語。
加入手語團後，王詩敏找到了組織：團隊有更廣泛的信息渠道，可以找到更多需要幫助的人。上海世博會期間，王詩敏的業餘活動就是陪聾啞孩子參觀世博園。
上海市社會科學聯合會發展研究所常務副所長徐中振擔任一個公益創投項目的評審，他常常被那些“求著別人做公益”的年輕人感動：“有的在自閉症孩子中建樂團，有的無償‘快樂三點半’——為困難家庭接孩子。”
他注意到，近年來，社會的公益活動顯著增多，“這是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結果。一方面，個人‘倉廩實而知禮節’，一方面，社會自身也在修復。前些年對團隊精神價值觀的過度消解已引起普遍不滿，時代呼喚對個體工具主義的超越以及產生新的團結合作機制。”
“上海世博會回應了這個時代呼喚，也在回應這個時代呼喚中相逢了志願者服務的訴求。”徐中振說。
我付出緣於我願意
2010年10月16日是誕生紀錄的一天。103.27萬名遊客湧入上海世博園，形成世博史上單日最高客流。上海交通大學的當期志願者第二天將離崗。
很多人願意把這一天稱作“一生最美好的一天”。不僅僅是因為這一天“約有141個國家的人口總數少於園區人數”，“這一天見到的美女比一輩子見到的都多”，還因為“這一天被需要的感覺最強烈”——
每走半米，世博軸的志願者就要發出10份地圖。每3秒鐘，交通點的志願者就要重複一句“請不要擁擠”——嗓子啞了，每人用完了3隻“小蜜蜂”對講機的電池，還被數不清的人頭包圍。
在中國館為遊客蓋章的維吾爾族女大學生米日姑·亞森說，自己每秒鐘要蓋3個章，像一個機器人。
每批“小白菜”即將離崗的時刻，休息室比平日顯得空曠。他們希望時間能更長些，“哪怕多服務一分鐘、多服務一名遊客”。
有位拍紀錄片的導演不解地問“小白菜”：“你為什麼要做志願者？”
一名“小白菜”這樣回答：“因為我這幾天看到的笑臉、聽到的謝謝，比我18歲之前看到的、聽到的都多。”
上海外國語大學學生徐菁的一句話後來被廣泛引用：“我不計較在這件事上付出的時間、精力和愛心，我付出的一切緣於‘我願意’。”
徐中振1998年曾做過一項調查，超過70%%的青年自稱是利己主義的。“也許，高度競爭的功利性社會把這一代人的精神追求遮蔽得格外厲害，但即便這樣，人的本真追求最終是阻擋不住的。”徐中振說，“這一代人是有終極關懷的，他們等待的，只是與大事件的交匯。”
2005年4月，上海發生民間反對日本加入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事件，讓人驚訝的是，事件的主力竟是年輕白領。徐中振開了幾個座談會，發現骨幹成員不乏年薪數十萬元、衣食無憂的外企高管。“好幾個是奧迪車友會的成員。”近些年，從抗議南海撞機到護衛奧運火炬，幾乎都是平時看上去庸庸碌碌、斤斤計較、不問天下事的“80後”。
世博志願行動是最新的一次爆發。“這是我們自己內心驅動的選擇。”華東師範大學研究生朱嘯天說，“這次志願者給大家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們的微笑。在這樣苦和累的狀態之下還保持微笑，我相信他們都是發自真心的，因為這樣他們能得到一種幸福。”
朱嘯天談到了他當志願者的初衷：“首先，這是國家非常大的活動，能夠參與其中，就是幸運；第二，我本身讀新聞專業，以後也將走上媒體的職位。我覺得這是一次非常好的實習機會，千載難逢；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方面，我覺得奉獻、付出，自己得到的是快樂、認同感和歸屬感。”
“這與‘學雷鋒’的利他主義有所區別，在公益的同時也有自益。”徐中振說，這就不難解釋“小白菜”的許多“怪異”的舉動。
在世博園，崗位差異很大，有的是“黑暗崗”，因為光線暗，常常被人忽視；有的是“沉默崗”，“小白菜”一天說不上一句話；而中國館的VIP通道崗，每天可以見到很多名人，連戰、王力宏、于丹等，距離“小白菜”僅半米。
中國館志願者實行輪崗制。錢琲輪了一圈崗，最後說：“我不要B2的休息室，不要VIP接待，我只要屬於我的南廣場”，因為南廣場“被需要的感覺最強烈”。
相比南廣場的“閱人無數”，復旦大學的呂爽面對的只是一台咖啡機。最忙時，她一天要在新聞中心煮600杯咖啡。即便如此機械、乏味，她還是深愛自己的崗位，她把剛換上的第三台咖啡機稱作與她並肩作戰的“新型武器戰友”。
“如果說，世博是一部電視劇，我在劇中的角色就是一個小配角，台詞就只有一句：‘直走右轉’，雖然簡單，但對需要的人可是非常重要的。”一名志願者說。
最後一天服務世博園，沈雨瀟把所有的徽章別在志願者胸帶子上，像個將軍一樣出征。
他以自己的方式結束在“白菜地”的日子。在園區，他裝扮成釘子遊客，用各種問題“刁難”下一批接班的“小白菜”。
錢琲也患上了“白菜綜合徵”。她已經習慣對人鞠躬微笑，有一次換掉“白菜服”回到學校後，看見宿舍門口站著一位家長，她條件反射地走過去對他鞠躬微笑說，“您好！先生，請走這邊，有座位。”對方愣住的表情，讓錢琲意識到她“穿越角色”了。“我們已經愛上這種‘白菜’生活，突然要離開了，心裡很捨不得。我們‘小白菜’不是怕苦怕累，只是怕被遺忘。”
在園區，“小白菜”變得格外易感動，遊客一個小小感謝的舉動都能弄哭她們。南廣場上，一位外國遊客走到烈日下的一名“小白菜”面前，拿出防曬霜擠在她的手心裡，說“SPF60，防曬效果很好”。這名“小白菜”當時就“石化”了，感動得一塌糊塗。
一位女遊客很滿意志願者的服務，送給“小白菜”一枚徽章，那是她的祖國巴貝多的國徽。國徽上刻著：自豪與勤勉。這位遊客指著“小白菜”胸前的志願者牌子說：這幾個字說的就是你們呀。
一名“小白菜”寫道：在太陽的照耀下放出大片大片的氧氣，我是一棵快樂的白菜。
別給下定義
沈佳敏對課本里雷鋒的記憶遠不如周立波相聲里解構的雷鋒形象深刻。周立波嘲笑人們學雷鋒，一撥人幫老奶奶從街這頭送到那頭，下一撥又從那頭送到這頭，周而復始，老奶奶在“雷鋒”的幫助下“永遠回不了家”。在他眼裡，運動式的學雷鋒是功利的，而真雷鋒是純粹的，“小白菜”就是新時代的“真雷鋒”。
“菜農”袁秀雅負責世博園C片區的志願者管理工作，她認可沈佳敏的看法。世博會184天，她近距離認識了“雷寶一代”的矛盾和複雜。
這些平日裡把個人利益算得很清楚的“AA族”，會隨身帶著藥品、電池、零食等供遊人應急。有遊客病了，平時粗心的小伙子也會細心地讓遊客先吃點食物，再服藥。
袁秀雅還見過很多染著五顏六色頭髮、扎著小辮子、看起來自由散漫的藝術系男生。但當他們穿上“白菜皮”，一下子就進入了“為人民服務”的角色。
這些討厭形式主義的大學生，不辭辛勞地做內心喜歡的事情。在校時，他們可能有時會逃課，來到世博園卻沒有一個逃兵，甚至有的怕影響志願服務，把手術時間推後。讓人驚訝的是，儘管這幫孩子平時非常散漫，可世博期間沒有一輛巴士因為志願者的遲到而延誤。
“小白菜”可以容忍遊客的不理解，始終保持微笑，卻不能容忍工作人員對他們一點點的“不尊重”。他們常問“菜農”：我們到底與工作人員有什麼區別，比他們低嗎？
這些獨生子女可以自費進園服務，卻對下一個“小白菜”接班時遲到耿耿於懷。一名男生這樣向上級投訴：“我看好表了，3點30分交接班，他們3點31分了還沒來。”
“我自己的事要做到最好，不屬於我的事情，我一分鐘不能等。”有人對袁秀雅說。
他們擁有自己的表達方式。世博園的徽章，很多是學生自己做的。天熱曬黑了，姑娘們別上“求美白”的徽章；男生被孩子們叫叔叔，他們怕顯老，就在胸前別上“叫哥哥”的徽章；有的“寂寞崗”，遊客少，工作清閒，就別上“求搭訕”、“求調戲”；還有人更“赤裸裸”，不被別人表揚，就自我表揚：戴上“人見人愛”徽章。
徽章甚至成了“硬通貨”。復旦大學團委設計的“團團”徽章能換5張預約券，9枚加拿大楓葉徽章，15枚紅十字會徽章，99枚泰國徽章……有經濟頭腦的“小白菜”成了“徽章達人”。一位歐洲人很滿意“小白菜”的服務，願意拿相機甚至300歐元，換一枚志願者基礎章。在網上，有人為它開出的價格是1萬元人民幣。
在“菜農”看來，他們連解壓的方式都那么“90後”。“團團”是復旦大學設計的卡通形象，身子圓，沒有手，像是上海人吃的青團。“小白菜”在回校的路上給“團團熱線”打電話。“團團，你是美女嗎？你的男朋友是圓圓嗎？”“團團，你眼睛這么大，戴美瞳了吧？”
休息時，他們會上網“偷菜”，彈吉他，說“打雞血”、“淡定”、“霸氣”、“好雷人”這些他們自己的語言。在黑板上，他們把每天聽到的遊客提的雷人問題畫成“礮”字，一個問題畫一筆，最後“礮”最多者勝出。
他們在休息室的牆壁上塗鴉，從屋內到走廊、到樓梯，除了電梯按鈕、消防栓，到處都塗滿了志願者的畫和文字，那裡“人人都是梵谷，人人都自由作文”。牆上有做體操減肥的胖海寶——那是上海體育學院的學生畫的，也有戴著老賬房先生的圓眼鏡、手裡撥拉著金算盤的海寶——不消說，這是上海財經大學學生留下的財迷海寶。
夕陽下，“雷寶爸爸”沈佳敏突然眼睛發亮，指著徽章上“雷寶”藍藍的手腕說：“對啊，為什麼我不給雷鋒海寶帶上手錶呢，那不更貼近時代，更潮嗎？”
“上海的發展比上海人的發展要快。”一位老外的這句話曾讓馬春雷很受傷。他說，世博志願者讓上海在“人的現代化，精神現代化”路上，邁出了一步。城市讓生活更美好，不是樓高了，花草多了，最生動的是“人讓生活更美好”。
“是人。人！”在一間空曠的會議室，他用力地咬著這幾個字眼。
10多公里之外，最後一批“小白菜”上崗的交接儀式，在世博園非洲聯合館褐色的大石頭陣前舉行。有人說：“等我們老了，社會有很多志願者，我們被別人服務時，就是對我們今天做‘小白菜’最好的回報。”
沈佳敏摸著他的“雷寶”徽章，眼望黃浦江，悠悠地說：請別給我們這一代人定義！
徐中振沒有在厚厚的書稿里定義這代人，他在等待。他說，志願者精神這次大爆發後，不會消失，而是留在這代青年的血液里，也許我們等候10年，就會看到當時基因發揮的作用，這就是“世博一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