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1913年9月7日，蔣南翔出生於江蘇省宜興縣。他中學時代就積極參加愛國活動。
1932年，考入清華大學，1933年秋加入中國共產黨，並先後參加我黨領導的“社聯”和“民族武裝自衛會”的工作，主編《清華周刊》和《北方青年》等進步刊物，傳播進步思想。
1935年，在著名的“一二·九”愛國救亡運動中，作為領導者之一的 蔣南翔受上級黨組織委派，起草了《清華大學救國會告全國同胞書》，發出了“華北之大，已經安放不得一張平靜的書桌了!”的吶喊，成為喚起民眾爭取民族獨立的號角。此後，歷經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蔣南翔一直從事青年工作，站在我國青年運動的前列。
1936年3月，他到上海任市學委江灣區區委書記，直接領導了復旦、同濟等大學的支部工作。是年秋，回北平任北方局直接領導的北平市學委書記。抗戰爆發後，他任北方局青委委員兼北方局宣傳部幹事，曾協助劉少奇編黨內刊物《鬥爭》。
1938年初，任長江局青委委員、全國學聯黨團書記。在武漢，他籌備和主持召開了第二次全國學聯代表大會，並參加創立武漢青年救國團。
1939年初，任南方局青委書記，在大後方青年工作中，他在周恩來的領導下，堅決貫徹執行了中央關於隱蔽精幹的政策，保存和發展了青年運動的骨幹力量。
1941年2月，奉命撤回延安，任中共中央青委委員、中央青委宣傳部長，並以《解放日報》社論委員會委員身份，寫了不少關於青年工作的文章和調查報告。蔣南翔積極參加了延安的整風運動，對後期出現的搶救運動大膽地提出了批評意見，並向中央寫出了《關於搶救運動的意見書》。抗戰勝利後，他受黨中央派遣，帶領青年工作隊到東北地區開闢青年工作，先後任遼北分省委委員兼宣傳部長、哈爾濱市委常委兼宣傳部長、市教育局長、東北局青委書記、哈爾濱青幹校校長、東北局黨報委員會秘書長，為東北根據地建設培養了一大批青年骨幹。在此期間曾先後到布拉格、華沙參加國際青年會議。
1949年1月到中央青委工作，擔任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籌委會副主任，在全國第一次團代會上當選為團中央副書記，後任書記處書記，主持創辦了《中國青年報》，為建國初期團的組織建設和思想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
1952年12月，蔣南翔任清華大學校長、黨委書記。
1955年10月，任北京市委常委、北京市高等學校黨委第一書記。 同年，他向周恩來總理、陳毅同志和教育部提出要在清華、北大舉辦原子能科學技術等一批高技術專業，並率團到蘇聯考察。
1956年5月，蔣南翔兼任清華大學黨委書記。
1959年底，後任中央教育部副部長、黨組副書記，高教部部長、黨委書記，仍兼清華大學校長、黨委書記。在清華大學工作期間，他努力貫徹黨的教育工作方針，吸收國外先進經驗，聯繫中國實際，積極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辦學道路。他重視最新科學技術的發展，陸續在清華大學創建了原子能、自動控制等多種新興學科；他十分重視對學生的馬克思主義的教育和政治思想工作，為國家培養了一大批又紅又專的人才。他愛護和關懷青年學生，也從政治上和生活上愛護和關心教職工，親自做一些著名老教授入黨的培養和發展工作。蔣南翔在清華大學的探索和嘔心瀝血的工作，豐富了社會主義教育的經驗，影響和促進了高等教育的改革，對改革中國的教育制度發揮了重要作用，對中國教育理論寶庫作出了重要貢獻。
1977年，蔣南翔擔任天津市委書記、市革委會副主任兼市科委主任，他倡議建立了南開中學“周恩來紀念館”，並積極建議儘快恢復高等學校統一招生考試。
1978年，他作為國家科委常務副主任，擔任全國科學大會秘書長，為制訂全國科學技術發展規劃和大會的召開，作了大量的組織領導工作。他受鄧小平委託，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師範大學進行調查，提出了關於高等教育撥亂反正的系統建議，由鄧小平親自批交有關部門貫徹執行。
1979年，重任教育部長後，蔣南翔領導教育戰線撥亂反正，努力恢復和發展遭到“文革”極度破壞的教育事業。
1982年8月，蔣南翔任中共中央黨校第一副校長。根據中央對黨校工作的指示、遵照中央領導的意見和建議，他協助王震卓有成效地領導了黨校工作。他根據黨的十二大對黨的幹部進行正規化培訓的方針，系統地提出了黨校教育正規化的意見，得到了中央的批准。這不僅對中央黨校，也對全國各級地方黨校的改革和建設，起了重要的指導和推進作用，使黨校事業大大前進了一步。
1983年，10月11日至12日，黨的十二屆二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整黨的決定》，選舉產生以胡耀邦為主任、薄一波為副主任的中央整黨工作指導委員會 。蔣南翔任委員 。
主要成就
蔣南翔是“一二·九”運動的重要領導人之一。當時，他是清華大學黨支部書記、北平市西郊區黨委委員。他起草了“一二·九”和“一二·一六”兩個宣言以及北平市學聯的一些重要檔案，在當時的學生運動中發生過重要影響，為喚起全國愛國學生奮起抗日救亡作出了很大貢獻。
20世紀60年代初，蔣南翔還主持起草了“高教六十條”等學校規章，得到黨中央的肯定，也受到各地高校的歡迎，起到了當時高等教育基本法規的作用。
他提出要有計畫按比例發展教育；充實加強國小、整頓提高國中、調整改革高中、大力發展職業教育；主持起草《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等，為整頓恢復教育秩序、推進教育改革、加快教育事業的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政治輔導員制度，則是蔣南翔又紅又專人才培養理念的具體實踐。1953年，蔣南翔倡導建立的“雙肩挑”的政治輔導員制度在清華園裡誕生了。所謂雙肩挑，就是一肩挑學生政治思想工作，一肩挑業務學習。這種“雙肩挑政治輔導員制度”已順利地走過了半個多世紀。歷史以無可辯駁的事實證明了這項制度體現出的強大生命力及其給清華學生、清華大學以及整個國家帶來的益處。
蔣南翔在清華大學長達13年半，努力貫徹黨的教育方針，創造性地堅持德智體全面發展的培養目標，積極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辦學道路，實行以教學為中心的教學、科研、生產三結合，使學校成為教育與科研兩個中心。他重視最新科學技術的發展，率先在清華創建了原子能、自動控制等一批新技術專業與學科，促進了我國新技術的發展。他重視對學生的馬克思主義教育和政治思想工作，首創學生政治輔導員制度。他注重加強基礎理論教育與因材施教，注意體育鍛鍊，提出"爭取健康地為祖國工作50年"的口號，促進了德智體全面發展。他重視教職工隊伍建設，提出"要爭取團結百分之百的教師"和"各按步伐，共同前進"的主張，他嘔心瀝血，為清華培養了一支新老結合、又紅又專的教師隊伍和"雙肩挑"的幹部隊伍。他提出著名的"三階段、兩點論"，繼承和發揚了清華大學各時期的優良傳統和優良學風。在這一時期，清華大學的規模和水平有很大發展和提高。教職工由1200餘人增到5300多人；在校本科生超過萬人規模，為國家培養了大批優秀人才，同時獲得了許多重大科研成果。他的教育思想，豐富了我國教育理論寶庫。
教育思想
蔣南翔在工作中創造性地貫徹黨的教育方針，1958年黨中央提出“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方針，清華一些繫結合生產實際進行畢業設計。水利系的畢業生在教師指導下，結合建設密雲水庫進行畢業設計，取得良好效果。他及時肯定和總結這個先進典型，用學生的生動語言，提出了“真刀真槍”進行畢業設計，改變了畢業設計作假擬的題目，使學生在設計過程中受到生產實際的鍛鍊。與此同時，他提出學校結合教學開展科學研究、進行生產，實行教學、科研、生產三結合，形成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高等教育制度。
20世紀60年代初，為了總結建國以來中國高等教育積累的經驗，同時也要糾正五十年代後期高等教育領域中工作的一些偏差，在黨中央領導下，由鄧小平總書記主持，蔣南翔負責組織起草《教育部直屬高等學校暫行工作條例》（簡稱《高校六十條》）。
蔣南翔在工作中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他總是強調要從本單位的實際情況出發，他經常引用毛澤東同志在《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中所說的：“盲目地表面上完全無異議地執行上級的指示，這不是真正在執行上級的指示，這是反對上級指示或者對上級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他在實際工作中也是這樣做的。20世紀60年代初期，林彪一夥提倡學習毛主席語錄，“一句頂一萬句”。他主張學習毛主席著作著重是學習立場、觀點、方法。他在學生中講：“學習毛主席著作不要搞形式主義。毛主席著作是馬列主義科學，是革命的理論，不是白蓮教的符咒……”
20世紀60年代初期，社會上一度“唯成分論”影響很大，對此，他在學生中反覆講：“唯成分論在理論上是錯誤的，在實踐上是有害的。搞唯成分論，在革命的歷史上也好，在學校里也好，都吃了虧。”招生工作中，他注意招收工農家庭出身的學生，也招收非工農子女入學。強調家庭出身不能選擇，政治上的前途可以選擇，調動了各部分同學的積極性，形成相互團結、共同進步的局面。他強調學校工作要努力團結百分之百的教師和學生，這在當時也是難能可貴的。針對當時一部分幹部對待知識分子要求過高過急的情況，他提出要“各按步伐，共同前進”，給大家創造一個寬鬆的環境。
他在學校工作中，從實際出發，科學地對待學校的歷史。他在60年代初期提出對學校的過去和現在要用“三階段、兩點論”的態度，所謂“三階段” ，就是對清華解放前、解放後學習蘇聯和1958年以後走自己的路作為三個階段；“兩點論”，就是對每個階段都要採取分析的態度，一分為二，有優點、有缺點。他認為清華在解放前嚴謹治學的傳統是應當發揚的，在當時，能夠提出繼承解放前的好傳統是需要有足夠的勇氣的。這個觀點對於學校正確處理繼承與發展的關係是重要的指導思想。至今，學校領導班子換了幾屆，都能按照這一指導思想處理繼承與發展的關係，既保持學校的優良傳統，又按照新的情況不斷改革創新，使學校工作穩步前進。
在辦學的指導思想上，他十分注意處理好數量與質量、理論與實際的關係，他在1956年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作了題為《為提高高等教育的質量而努力》的發言，他說：“在高等教育中，提高質量比發展數量更困難，可是更重要。”如果不解決這個問題，就會造成“我們長時間不能依靠本國培養的專家來獨立解決工業建設中的重要關鍵問題。”他重視教學中理論聯繫實際，加強實驗、實習和設計等實踐環節。一度有的同志又走到另一極端，主張教學過程也要按照“實踐—認識—實踐”的公式，他明確表示，不贊成這種忽視理論的傾向。他認為教學是認識的特殊形式，不可能事事都經過直接實踐，可以是“理論—實踐—理論”的過程。
清華大學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培養的學生，數以萬計，他們活躍在祖國的各條戰線，成為科學家、教授、工程師、企業家以及黨政各級領導幹部，為國家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發揮了積極作用，受到社會的好評。學校能夠培養出大批優秀人才，一個是由於生源好，各地中學和家長把優秀的中學生送到學校；一個是學校有正確的政治方向，堅持培養具有愛國奉獻精神的又紅又專人才；一個是學校注意培養學生實事求是的思想作風，使他們畢業以後，不論從事業務工作或管理工作，都有正確的思想作風；再一個是蔣南翔校長提倡學生在校期間多做一些社會工作，他說：一個人在20歲左右的時候，做一些社會工作，終身受用不盡。這些是清華畢業生在工作崗位上能夠團結同志共同工作，受到領導和民眾信任的重要原因。
人物評價
蔣南翔劉延東指出，蔣南翔同志 致力於黨領導的青年運動，投身高等教育辦學實踐，探索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教育制度，推動教育、科技等戰線撥亂反正、改革發展，推進黨校教育正規化建設，為中國革命、建設、改革事業奮鬥了一生，為開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教育發展道路作出了卓越貢獻。蔣南翔同志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政治家辦教育的典範，他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緊密結合我國國情和教育實踐，系統性創造性地回答了社會主義教育的宗旨性質、培養目標以及發展觀、質量觀等重大問題，特別是“培養什麼人，怎樣培養人”、“辦什麼樣的大學，怎樣辦大學”的根本性問題，豐富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教育理論的寶庫。蔣南翔同志的一生，是為真理而不懈奮鬥的一生，是與人民、與青年同呼吸共命運的一生，是為人民、為教育鞠躬盡瘁的一生。他堅定的理想追求、高尚的品德、優良的作風和博大精深的教育思想，是一筆彌足珍貴的精神財富，永遠值得我們學習、繼承和發揚。劉延東強調，紀念蔣南翔同志，就是要學習他理想信念堅定、勇于堅持真理、忠誠黨的教育事業的崇高品質，學習他堅持正確的辦學方向，為人民、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根本立場，學習他以人才培養為根本，引導學生德智體美全面發展的育人理念，學習他實事求是、遵循教育規律，創造性地開展工作的科學精神，學習他踐行民眾路線、團結凝聚各方面力量辦學的優良作風，深入貫徹科教興國和人才強國戰略，進一步推動教育改革發展，培養億萬德智體美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和接班人，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作出更大貢獻。
陳吉寧在發言中表示，對於清華師生而言，蔣南翔同志是令人尊敬的前輩學長、倍受愛戴的良師益友、深孚眾望的傑出領導，是清華優良傳統和辦學風格的重要鑄就者，是當之無愧的“清華之魂”。我們要學習和發揚蔣南翔校長思近謀遠的政治家眼光，傾心育人的教育家情懷，實事求是的思想品格和深入民眾的工作作風，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勇於改革、銳意進取，緊緊圍繞國家戰略需要最佳化學科布局、創新發展模式，以人事制度改革帶動學校綜合改革，敢於突破制約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健全依法自主辦學、保障學術民主、權責明確一致、管理科學高效的中國特色現代大學制度，大力提高辦學質量，加快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為實現國家富強、民族復興、人民幸福的中國夢而不懈奮鬥。
教育部副部長、黨組副書記杜玉波：蔣南翔同志是新中國高等教育事業的開拓者，是著名的馬克思主義教育家。在數十年的教育實踐中，他創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教育思想、觀點和論斷，為豐富社會主義教育理論，培養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推動我國教育事業特別是高等教育事業的改革發展，作出了歷史性貢獻。
中國高等教育學會會長瞿振元：蔣南翔同志擔任中國高等教育學會會長期間，高度重視教育科學研究，滿腔熱情地推動民眾性教育科學研究的開展和教育科研理論水平的提高，為我國高等教育理論研究做出了重要貢獻，他高屋建瓴、切中時弊地對高等教育問題的分析至今仍不失其指導意義和理論價值。
清華大學黨委原書記方惠堅：蔣南翔同志堅持把培養學生成為“又紅又專、全面發展”的人才作為學校的中心任務，重視在培養過程中發揮學生的主動性、創造性，領導創建的政治輔導員制度是中國社會主義教育制度的偉大創舉。他在工作中堅持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作指導，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分析問題，解決問題。蔣南翔同志不愧為馬克思主義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實踐還需要我們繼續深入學習和研究。
校長百科
中國教育部歷任教育部長
| 任次 | 姓名 | 任期 | 個人簡介 |
| 第一任 | 馬敘倫 | 1949年至1954年 |  馬敘倫 |
| 第二任 | 楊秀峰 | 1954年至1965年 |  楊秀峰 |
| 第三任 | 蔣南翔 | 1965年1月至1966年7月 |  蔣南翔 |
| 第四任 | 劉西堯 | 1977年至1982年 |  劉西堯 |
| 第五任 | 何東昌 | 1982年至1998年 |  何東昌 |
| 第六任 | 陳至立 | 1998年至2003年 |  陳至立 |
| 第七任 | 周濟 | 2003年3月至2009年10月31日 |  周濟 |
| 第八任 | 袁貴仁 | 2009年10月31日至— |  袁貴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