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垮掉版”封面作者簡介
凱魯亞克1922年3月12曰，傑克·凱魯亞克（Jack Kerouac）生於美國麻薩諸塞州洛威爾城。
1946年～1948年寫作小說《鎮與城》；在紐約同尼爾·卡薩迪相識。
1948年同作家約翰·克列農·霍爾姆斯（John Clellon Holmes）相識，提出“beat generation”（垮掉的一代）這一名稱。
1948年～1950年開始寫作《在路上》，第一次同卡薩迪以《在路上》主人的原型橫越美國，最後到達墨西哥城。
1969年10月21曰病死於佛羅里達州聖·彼德斯堡。
內容摘要
文楚安版封面本書描寫青年學生薩爾為追求個性自由，與狄安（以卡薩迪為原型）、瑪麗露等一夥男女開車橫穿全美，一路狂喝濫飲，耽迷酒色，流浪吸毒，性放縱，在經過精疲力竭的漫長放蕩後，開始篤信東方禪宗，感悟到生命的意義。《在路上》體現了作者主張的即興式自發性寫作技巧，並廣泛涉及美國社會一文化習俗，都給理解和翻譯帶來很大困難。小說主人公及其夥伴沿途搭車或開車，幾次橫越美國大陸，最終到了墨西哥。
同時，書中體現了作者主張的即興式自發性寫作技巧――思緒的自然流動，反情節，大量使用俚語、俗語、不合評語法規範的長句，並廣泛涉及美國社會及文化習俗；另一方面，書中又展現了美國遼闊大地上的山川、平原、沙漠、城鎮……如一幅幅畫卷展現在讀者面前。
出版史
1957年，美國作家傑克·凱魯亞克發表了小說《在路上》，這部小說後來被視作所謂“垮掉的一代”的精神宣言書。一群美國青年，漫無目的地漂泊在美國大地上。他們過著一種脫離了慣常軌道的生活，酗酒、吸毒、四處流浪。他們介乎流氓與聖徒、浪蕩子與朝聖者之間。沒有信念的信念，就是他們的宗教。在西方古典文化走向黃昏的背景下，這些文化游離分子在路上投下的長長的身影，則是對古代東方哲人和遊方僧的片面模仿。主人公迪安·莫里亞蒂半夜三更喝得爛醉，在街頭喊出了他們的困惑和質問：“人類啊，你的道路是什麼樣的呢？無外乎是聖童的道路，瘋子的道路，虛無漂渺的道路，閒扯淡的道路，隨你怎么樣的道路。”這或許可以理解為一種現代主義風格的哈姆雷特式的質問。“垮掉的一代”遊走在路上，只有行走，沒有目標，混合著頹廢與反叛的雙重精神，構成了二戰後一代人的精神特質。
《在路上》的出版，在當時的美國乃至西方世界，都是一個重大的精神事件。
事實上，在幾年之後，《在路上》就有了中文節譯本，譯者署為石榮（即黃雨石、施鹹榮合譯），1962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不過，這個譯本是作為內部發行的“黃皮書”中的一種，只有極少數人能讀到。
影響
作為小說的《在路上》，對於當代中國小說的影響，反而相對滯後。這是一個奇怪的現象。1980年代，袁可嘉主編的一套《外國現代派作品選》（上海文藝出版社），是國內公眾了解西方現代文學的主要渠道。《在路上》作為西方現代派文學的代表性作品之一，一些主要段落，如第一部第一章，第二部第四、第五、第八章的片斷，公開刊載在這套叢書的第三冊（上海文藝出版社，1984）中，其譯文即是選用了黃雨石、施鹹榮的“黃皮書”本。通過這個文本，作家們已經了解了凱魯亞克和《在路上》。受《在路上》影響比較明顯的，是王朔的小說。王朔本屬於“今天派”詩歌群體的遙遠的觀望者，直接或間接的影響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然而，這個人似乎並不真正熱愛“在路上”的狀態，而是更樂意於做一個無所事事的“守望者”。所以，與其說王朔是凱魯亞克的模仿者，不如說是塞林格的傳人更恰當。在先鋒小說家中，馬原和余華分別在其小說《零公里處》和《十八歲出門遠行》中，對《在路上》做出了一種半真半假的模仿，略略做了一個 “在路上”的假動作之後，鏇即回到了“上下都很平坦”的“活著”的狀態。真正說來，王小波是“在路上”的一個更典型的行者。但他的小說寫作和產生影響，卻是在1990年代以後的事情。
1990年代，《在路上》又出了兩種版本，1990年灕江出版社出版的陶躍慶、何曉麗譯本，1998年灕江出版社出版的文楚安譯本。據稱，後者為全譯本。我們終於得以完整地一覽凱魯亞克這部名作的全貌。然而，與此同時，“在路上”精神經過了1990年代“小資”式的柔性化之後，開始變得親善起來。這一代人的精神時尚，既不是垮掉和墮落，也不是浪漫和希望，而是混合了波希米亞和布爾喬亞兩種文化精神的所謂“背囊族”的文化消費。他們也將《在路上》奉為精神教科書。“背囊族”行走在康莊大道上，既不是無望的自我放逐，也不是憤怒的精神叛逃，更不是未知的心靈歷險。相反，它成為一種時尚，一種結合了旅遊、健身、休閒等諸多時尚元素的流行運動。道路成為一種時尚消費品，被“背囊族”的捷足所消費。
1970年代生人組成的麥田守望者樂隊，其精神畢竟是塞林格和凱魯亞克的混合物，另一方面，其演唱風格則像是崔健和“小虎隊”的媾合。一首《在路上》聽上去就是對崔健的柔軟化模仿。從精神柔軟化的層面上講，“背囊族”一代人的生存狀態看上去像是“在路上”，而也有人將其本質描述為“在床上”。過一種舒適、慵懶、安全的“床上”生活的同時，又渴望有某種冒險刺激。“在路上”只是其在有安全保障前提下的慣常生活的一次小小的越軌，是為自己百無聊賴的日子準備的一份鮮美的調味品。總體上說來，稱得上是一次有益於身心的愉快旅程。小資歌手許巍的專輯《在路上……》，唱出了這種慵懶中的幾分憂鬱的情緒。
2007年，當人們開始紀念《在路上》發表50周年的時候，回望半個世紀以來《在路上》所引導的蜿蜒曲折的精神小徑，應該是饒有興味的事情。作為這個紀念的前奏，上海譯文出版社在2006年10月推出了由著名翻譯家王永年先生翻譯的《在路上》的中文新譯本。據稱，該出版社還有出版“傑克·凱魯亞克作品系列”的計畫。這些出版計畫，當然會在讀者中引起某種反響。然而，當我們穿過半個世紀的光影變幻而矚目當下的路標，《在路上》的精神之旅似乎也已經走到了盡頭。這些紀念也將成為一個時代的精神葬禮上的時尚狂歡。
中文版
20世紀60年代中後期，張福生作為知青被安排到黑龍江建設兵團。他第一次看到傑克·凱魯亞克(Jack Keouac)的《在路上》(OntheRoad)就是在那個時候。40年以後，張福生已經是人民文學出版社的資深編輯。提起當年知青時期的讀書歲月，他的記憶依然清晰。“‘文革’前的三年里，在‘反修’的背景下，國內一些出版社照上級指示出版過一些內部交流的‘黃皮書’，以俄蘇文學為主，也有西方的當代文學，黃雨石和施鹹榮譯的1962年版《在路上》就是其中之一。”張福生對《新世紀》周刊說。每部“黃皮書”只印900冊，這些稀缺的“內部資料”敵不過讀者強烈的閱讀需求，開始通過各種渠道在知青和其他讀者手中流傳，“有的人甚至把書稿的校樣借出來閱讀、手抄”。至於《在路上》，等他拿到的時候已經散成零頁了，但他還是一口氣將書讀完，“當時真沒想到，美國青年的生活是這樣的”。後來進入人民文學出版社工作後，作為“黃皮書”早期讀者的他開始蒐集起當年的“黃皮書”，其中就包括這本曾讓他眼前一亮的《在路上》。“這個版本的《在路上》，全國可能沒多少人有了。”他說。“黃皮書”版《在路上》，之後在中國再也沒有出現在讀者的視野里。這個局面直到小說家沈東子任職灕江出版社後才得到改觀。沈東子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就在美國的文學教材上讀過《在路上》的片段。從那時起，就有了出版這個小說的想法。由於並沒有找到合適的譯者，這個念頭被擱置起來。恰在此時，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在讀的兩個研究生陶躍慶、何曉麗主動寄來了試譯的幾章《在路上》，極富青春氣息的譯筆馬上就打動了他，沈東子幾乎不假考慮就決定將書稿出版。於是， 1990年，《在路上》的中文版式由灕江出版社出版，但出於謹慎考慮，這個版本還是刪去了一些粗俗語言和性描寫，是一個“淨化版”。
1995年，在一個全國性的美國文學會議上，沈東子見到了著名的“垮掉派”研究者文楚安。當時，文楚安提到自己想重新翻譯《在路上》，沈東子邀請他在灕江出版社出版。但他們遇到了此前無需考慮的問題：當時中國已經成為世界著作權公約的成員國，此時要重出《在路上》必須得到著作權。當時，凱魯亞克遺囑的執行機構已將書的中文著作權交給台灣一家著作權公司代理。他們便按照國際慣例直接與台灣公司簽定了為期三年的契約，由此，《在路上》才得以在1998年以全新譯本面市。1998年版《在路上》的責編張謙接到文楚安的翻譯手稿時，對他字斟句酌的認真勁印象深刻，“為了忠實於原著，他甚至沿襲了很多歐化的句法”。但張謙卻對書的封面設計不大滿意，“由於與美編的溝通不夠充分，導致封面圖片沒有經過藝術處理，直接以攝影照片的形式成為了封面，封面用材也比較陳舊，與小說先鋒和另類的背景不符”。
帶著遺憾，張謙決定在2001年用文楚安的譯本再版重出一個新版。不但封面換成了漂亮的布紋紙，還加上了她精心提煉的封面語“我還年輕，我渴望上路”。但當她與台灣公司聯繫未果轉而與美國方面取得聯繫時，發現書的著作權早已被美方收回。從此，她陷入了與美方的傳真長跑，“聯繫最頻繁時，曾連續一個星期守在傳真機邊上”，但最終也沒能再拿到書的再版著作權。2001年版《在路上》雖然趕在契約結束前成功出版，但沒多久就因契約到期而無法加印。《在路上》從此在國內陷入著作權真空的狀態。
直到美方上海譯文出版社通過著作權代理機構協商取得了《在路上》中文版獨家翻譯出著作權，這本小說終於在2006 年11月以全新面貌再次面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