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人物
賈誼
賈誼像漢代賈誼疏牘文的內容順應了當時的歷史趨勢，具有明顯的公文特色，對中國古代公文的寫作特別是對章表奏議等的寫作影響頗大，對現行公文的寫作也具有借鑑參考作用。
賈誼(前200—168)，又稱賈太傅、賈長沙、賈生。洛陽（今河南洛陽市東）人。西漢初年著名的政治家、文學家。18歲即有才名，年輕時由河南郡守吳公推薦，20餘歲被漢文帝召為博士。不到一年被破格提為太中大夫。但是在二十三歲時，因遭群臣忌恨，被貶為長沙王的太傅。後被召回長安，為梁懷王太傅。梁懷王墜馬而死後，賈誼深自歉疚，直至33歲憂傷而死。所著文章五十八篇，劉向編為《新書》 。《新書》在流傳過程中，多有散佚，因而殘缺不全，個別篇章也可能經過割裂竄改，但決非偽書。其著作主要有散文和辭賦兩類。散文如《過秦論》、《論積貯疏》、《陳政事疏》（一稱《治安策》）等都很有名；辭賦以《吊屈原賦》、《鵩鳥賦》最著。
文帝二年，賈誼提出了一個著名的《論積貯疏》，指出當時社會上出現的“背本趨末”(也就是棄農經商)的現象對統治者不利，主張實行重農抑商的政策，發展農業生產，加強糧食貯備，預防饑荒，以達到安百姓治天下，即鞏固漢王朝統治的目的。漢文帝採納了他的建議，下令鼓勵農業生產，這對恢復經濟、建立封建統治的經濟基礎起了積極作用。但是重農抑商作為封建統治者長期的既定政策，限制了商品經濟的發展，越往後它的消極作用就越明顯。
在當時，賈誼確實是一個深謀遠慮、高瞻遠矚的傑出人物，但卻遭到保守官僚的排擠，政治抱負未得施展。作者以其抑鬱不平之氣傾注在《吊屈原賦》中，雖痛逝者，實以自悼。他的《鵬鳥賦》為謫居長沙時所作。賦中據老莊“萬物變化”之理，說明禍福榮辱皆不足介意。這是作者謫居時哀傷情緒的自我排遣。漢初黃老思想流行，賦中充滿了“縱軀委命”的消極思想。這是作者處在逆境中的心情的反映。還有《惜誓》一篇，被收在《楚辭》中，或以為賈誼所作，但王逸已經“疑不能明”。賈誼的賦在形式上，趨向散體化，同時又大量使用四字句，句法比較整齊。這是新賦體的特點，顯示了從楚辭向新體賦過渡的痕跡。
晁錯
晁錯(?—前154)，文景時人，官至御史大夫，潁川（今河南禹州）人。年輕時學法家學說，漢文帝時為太子家令，有辯才，號稱“智囊”。漢景帝時為內史，後升遷御史大夫。曾多次上書主張加強中央集權、削減諸侯封地、重農貴粟。吳、楚等七國叛亂時，他被景帝錯殺。晁錯的經濟思想，散見於《漢書》的《食貨志》、《爰盎晁錯傳》等篇。晁錯（死於公元前154年）也是獻身於帝國大業的政治家，他在公元前155至前154年曾任帝國三個最高職務之一的御史大夫。據說他個人曾使《書經》免於亡佚，所以他不能絕對地被描述為反儒家的人。他比賈誼更堅強，是一個能有條理和系統地分析當時問題的務實的政治家。他勸景帝勇敢地對付諸王的挑戰；他總結了影響與匈奴關係的戰略和戰術；他力主採用為國家增加農業生產的措施。與賈誼一樣，他也很清楚秦的錯誤和缺點。著有《賢良文學對策》、《言兵事疏》、《守邊勸農疏》、《論貴粟疏》等。其中以《守邊勸農疏》、《論貴粟疏》(註：此二疏原為一文。《漢書•晁錯傳》於《守邊勸農疏》前云：“錯復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曰……”然此疏實只言守邊備塞一事，另有《論貴粟疏》載於《漢書•食貨志》，正言勸農力本事，故知二疏原為一篇。)最為著名。此二疏主張募民備塞，防禦匈奴的入侵。他又敏銳地注意到農民流亡的社會現象，指出人民流亡的原因是由於生活的貧困；而人民的貧困主要是由於官府的“急政暴賦”和商人的兼併所造成；所以主張務農貴粟，提出募粟入官、得以拜爵除罪的政策。晁錯的文章善於從歷史事實、當前情況、各種利弊得失等方面作具體分析，立論精闢而切於實際，其不足之處是略乏文采。
古都洛陽鄒陽
鄒陽，文景時人，曾為吳王、梁孝王的門客，著有《上吳王書》、《獄中上樑王書》等。而後者是作者在獄中的自我表白。《漢書•鄒陽傳》說他為人有智略，而這篇文章恰好體現了“有智略”的特色。因梁王聽信讒言，心有餘怒，直說則不利；所以用大量篇幅說明知人與不知人之別。指出知人必須不“惑於眾口”，不“移於浮辭”，這就動搖了梁王對讒言的信賴。作者善於把握這一關鍵，一切問題便迎刃而解。本文博引史實，排比鋪張，有戰國遊說家氣味。《漢書•藝文志》有鄒陽七篇，列入縱橫家，不是沒有原因的。
作品賞析
古代散文《論積貯疏》
【原文】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孅至悉也，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眾，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蹶？漢之為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既聞耳矣，安有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
世之有飢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千百萬之眾，國胡以饋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罷夫羸老易子而咬其骨；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者，並舉而爭起矣。乃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
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毆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畮，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為富安天下，而直為此廩廩也！竊為陛下惜之！
【譯文】管子說：“糧倉充實了，（人民）就會懂得禮節。”人民不富足而能治理好（國家），從古代到現在，不曾聽說過這等事。古代的人說：“一個男子不耕作，（就）有人要挨餓；一個女子不織布，（就）有人要受凍。”生產東西有時間（的限制），但消費它卻沒有限度，那么（社會上的）財富一定會缺乏。古代的人治理天下，（計畫）極細緻周全，所以國家的積蓄足以作為依靠。現在許多人放棄農業去從事工商業，消費的人很多，這是天下的大害。淫靡奢侈的風氣一天天滋長，這也是天下的大害。這兩種大害公然盛行，沒有誰制止它。國家的命運將要覆滅，沒有誰挽救它。生產的人很少而耗費的人很多，天下的財產怎么會不用光呢？漢朝自從建立以來，近四十年了，公和私兩方面的積蓄，還（少得）使人痛心。該下雨的時候不下雨，百姓就會憂心忡忡；年成不好，百姓交不了租稅，（朝廷）賣官爵，（百姓）賣兒女，（這樣的事）已經傳入您的耳朵里了，哪有治理國家危險到這種地步而皇上不驚恐的呢？
年成有好壞（荒年、豐年），（這是）大自然常有的現象，夏禹、商湯都遭受過。如果不幸有方圓二三千里地面的旱災，國家拿什麼救濟百姓？（假如）邊境突然告急，幾千百萬的士兵，國家拿什麼給他們發放糧餉？戰爭、旱災相繼而來，社會的財富極其缺乏，膽大力壯的人就聚眾搶劫，年老體弱的人就會把孩子交換著吃。政治還沒有完全上軌道，離朝廷遠的地方懷有二心的人就一齊爭著起來造反了。這時（皇上）才驚慌起來，圖謀對付他們，難道還來得及嗎？
積蓄貯存是國家的命脈。如果糧食充足而財力有餘，什麼事情會作不成？以此攻（城）就能拿下來，以此防守就能守得堅固，以此作戰就能勝利。使敵對的人降順，使遠方的人歸附，（只要）招附他們，還有不來的嗎？現在驅使百姓，讓他們回到農田裡，都從事農業生產，使天下人都靠自己的勞動養活自己，工商業都和遊民都轉而從事農業，那么積蓄就充足，人民就樂於在自己的地方居住了。本來可以使天下富足安定，卻竟然造成這種（積貯不足的）令人危懼的情形！我私下替陛下痛惜啊！
疏牘文【點評】所謂“積貯”，就是屯積五穀，以防備水旱兵災。本文首先引用管子“倉廩實而知禮節”和“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的論斷，從理論上闡明糧食儲蓄對於鞏固封建政權的重大政治作用和深遠的歷史意義。接著指出西漢建國近40年，由於“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眾”，指出“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國家時有糧食匱乏導致顛覆的危險。緊接著提出積貯以備災荒的主張，指出不積貯糧食的危害：一旦發生旱災，國家無以賑災；萬一邊境有急，國家無以籌糧；這樣“兵旱相乘，天下大屈”，萬一有人聚眾作亂，則後果不堪構想。這樣就從反面論證了為了內安社會，外御強敵，儲備充足的物資是必要的。最後從正面歸結到“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指出“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的大利。同時，進一步提出了“驅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的具體辦法。賈誼在文章中還毫不隱諱地揭露了當時人民備受饑寒的困苦生活，對統治階級驕奢淫逸、揮霍無度提出嚴厲的批判，言辭犀利激切。
《論貴粟疏》
【原文】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眾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谷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
民貧則奸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暖；飢之於食，不待甘旨。饑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眾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為物輕微易臧，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饑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
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獲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徭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吊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具，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仟佰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併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
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為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漢代壁畫人物【譯文】賢明的君主在上面（管理國家），老百姓之所以沒有受凍挨餓，並不是君主能種出糧食供給老百姓吃，織出布帛供給老百姓穿，（而是能夠）為百姓開發那物資財富的途徑。所以堯、禹的時代有過九年水災，湯的時候有過七年旱災，但國內沒有被遺棄和瘦得不成樣子的人（捐瘠：用作名詞，指被一起的和瘦得不成樣子的人。捐：棄。瘠：瘦），（是）由於糧食儲備得多，防備的措施事先就做得很充分（備：防備的措施。具：完足，具備）。如今全國統一，土地、人口之多不亞於湯、禹的時代（不避：不讓，不亞於），加上沒有接連幾年的水旱災害，但糧食儲備趕不上禹、湯的時代，是為什麼（何也：是為什麼。代詞‘何’作謂語，詢問原因）？土地還有遺留下的利益（即土地還沒有得到充分利用），百姓還有多餘的潛力，能生產糧食的土地沒有被完全開墾，山林湖澤的資源沒有被完全利用起來，遊蕩寄食的百姓（指商賈、技藝、遊說等為業謀生而不從事農業生產的人）還沒有完全歸到農業生產上來。
百姓貧困，就會出現犯上作亂、違法亂紀的壞人壞事。貧困是由於糧食不足，糧食不足是由於沒有從事耕種。不從耕種，就不會在農村長期安家落戶（地著：土著，定居一地，不隨便遷徙。這裡指在農村長期安家落戶）。不在長期在農村安家落戶，便會離開家鄉把家看得輕。老百姓象鳥獸一樣四處流竄、飛翔，不受約束。即使有高高的城牆，深深的護城河（池：護城河），嚴格的法律，很重的刑罰，還是不能禁止。人在寒冷的時候，對於衣服的要求，不一定要有了既輕便又暖和的（衣服）才穿；人`在飢餓的時候，對於事物的要求，不一定要有了美味才吃（即飢不擇食）（旨：味美的食物）。人在饑寒的時候，就不顧廉恥了。人們的常情是一天不吃兩頓飯就會飢餓（再：兩次），年終不添做衣服就會受凍。肚子餓弄不到食物，身子冷弄不到衣服，即使是慈愛的母親也不能保有自己子女（意謂子女也不得不離開父母而去），君主又怎么能擁有他的百姓呢？英明的君主知道那道理是這樣的，所以使百姓盡力從事農業生產（務：用作使動，使……盡力地去做），減輕賦稅（薄：輕，用作使動，使……輕，即減輕的意思），增加積蓄，用來充實糧倉（實：充實），防備水旱災害，因此可以得到百姓並擁有人心（得：指得到。有：指擁有而不失去）（按，前者側重於得人而言，後者側重於得心而言）。
老百姓，在於皇上用什麼樣的方法去治理他們（牧：養，治理），奔赴財富的地方，就像水奔流向低下的地方（[自擬]走：流向），對於東西南北是沒有選擇的。那珠玉金銀，餓了不能吃，冷了不能穿，但是眾人以之為貴，（是）因為君主使用它的緣故。這些東西作為物品，輕小容易收藏（臧：後來寫作‘藏’，收藏，保管），（可以）放在手掌里（在：動詞，存，放置。於：介詞，在。把握：同義連用，握著，拿著，這裡用作名詞，指握起來的手掌之中），可以走遍全國也沒有挨餓受凍的憂患（周：周遍，動詞，走遍的意思）（患：憂患）。這使臣子輕易地背離自己的國君，而百姓輕易地離開自己的鄉土，盜賊受到鼓勵（勸：勉勵，鼓勵），逃亡的人得到容易攜帶的輕便資產。糧食桑麻之類的農產品生長在地里，成長起來在於天時，積聚起來在於力氣，不是一天可以完成的。幾石的重物（古代量器，一石十斗，重一百二十斤），一般人不能擔負起來（勝：擔負），（因而）不被壞人看重（利：用作意動，看成有利），（但）一天得不到它，饑寒就產生了，因此英明的君主把五穀看得很貴重而把金玉看得很輕賤。
現在一個五口人的農民家庭，他家為官府服役的人不會少於二人，他們能耕種的田不會超過一百畝。一百畝田的收成，不超過一百石。春季播種，夏季中耕鋤草（[題外]中耕：作物生育期內的土壤耕作，稱為中耕。中耕的目的主要是鬆土，兼及蹲苗。一則促進根系生長，協調根冠比；二則改善土壤的疏鬆度，有利協調水氣等），秋季收穫，冬季貯藏，砍伐柴草，修治官府的房舍，服勞役（給：供應，供給）。春不能躲避風沙塵土，夏不能躲避酷暑炎熱，秋不能躲避陰雨，冬不能躲避寒冷冰凍，一年四季，沒有哪一天休息過。又有私人方面（相對公家而言）的送往迎來，吊念死者、慰問病人，撫養孤兒弱子等事都得包括在無日休息的四季之中（長：用作使動，把……養大成人），像這樣辛勤勞苦。還又遭受水旱災害（尚復：副詞連用），急迫地抽稅，殘酷地壓榨（政：通“征”，徵收賦稅），徵收賦稅沒有一定的時間（按，意謂徵收非常頻繁，常常不在一定的時期來徵收），早上命令，晚上修改。遇到備辦（西漢的主要賦稅都是用錢繳納，徭役也可用錢代），手頭有粟米的就半價賣出（賈：價錢，這一意義後來寫作‘價’），沒有糧食的農民被索取與本錢相等的高利息（倍：一倍，成倍，指利息是本錢的一倍。稱：相當，相等，指利息與本錢相等）。於是有賣田賣屋、賣子孫來還債的人（責：債，這一意義後來寫作‘債’）。而大的商人屯積貨物，使利潤成倍增長（即牟取暴利）（息：這裡指贏利），小的商人開設店鋪坐店販賣，控制那些多餘的（奇贏：多餘的，這裡指囤積的大量商品）（奇：餘數），每天在市面上到處窺伺物價行情，趁著朝廷官府的急需，出售商品的價格必然加倍提高。所以他們男的不從事農業生產，女的不養蠶織布，穿的一定是華麗的錦繡衣服（文采：指華麗的錦繡衣服），吃的一定是精米魚肉（梁：上等好米，精白米），沒有農民的辛苦，卻坐享種地所獲得的利益（仟佰：通‘阡陌’，本指田間小路[南北走向的田間小路叫‘阡’，東西走向的叫‘陌’]，這裡指代田畝）。憑著富有（富厚：富有），與王侯權貴交結往來（交通：與……交結往來），能力超過一般官吏的權勢，（商賈之間）憑著個人的財力相互競爭（傾：壓，競爭）。遨遊千里，商人乘坐於馬車往來於道路，絡繹不絕（蓋；車蓋，古代車上用來遮雨和陽光的頂蓋，形狀似傘），乘坐著堅實的車子，鞭趕著肥壯的馬匹，腳穿絲鞋，身披絲綢長衣（曳：拖著，披著），這就是導致商人兼併農民，農民流離失所的原因。現在法律上把商人看得卑賤（即輕視之意），可是商人已經富貴了；把農民看得尊貴，可是農民已經處於貧困、卑賤的境地了。所以世俗社會所看中的（商賈），正是國君所輕視的人；官吏所瞧不起的（農民），卻是法律所尊重的人。上下相反（上：指‘主’和‘法’。下：指‘俗’與‘吏’），上、下對務農、經商的愛憎態度相衝突，卻希望國家富強、法制建立，這是不可能的。
漢文帝【簡析】本文是漢文帝十一年（公元前169年）晁錯給漢文帝劉恆的一封奏疏。魯迅在《漢文學史綱要》曾對晁錯和賈誼的文風進行了對比，認為二人“為文皆疏直激切，盡所欲言，”“唯誼尤有文采，而沉實稍遜，……以二人之論匈奴者相較，則可見賈生之言，乃頗疏闊，不能與晁錯之深識為倫比矣。”本文則較為完美地體現了晁錯文章“疏直激切”、具有“深識”的特色，也表現了作者匡正時弊的政治熱情。本文的寫作針對性非常強。西漢初年，由於連年的戰亂，致使農民四散流亡，土地兼併加劇，農業生產受到嚴重衝擊，邊防的力量也受到影響，這一切均危及著漢王朝的生存。作者針對這種現實狀況，提出了要切實貫徹重農抑商的政策，指出要使農民“務農桑”，就必須“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
